影响就是推动力——境遇，个性，像潮汐一样无法阻挡。我没办法去谈可能影响过我的书本或者作家，难以多少有把握地确定那种影响，即来自文学的影响。如果我说我读过的一切都对我产生了影响，那就跟我说我认为任何作家都不曾影响过我一样并非实情。例如，一直以来我很喜欢海明威的长篇及短篇小说，但是又觉得劳伦斯·达雷尔的作品独树一帜，语言上无人能出其右。当然，我写得不像达雷尔，他当然根本不能算是“影响”。有时，人们说我写的东西“像是”海明威写的，可是我不能说他写的东西影响了我的。我二十几岁时最早读到和佩服过许多作家的作品，例如达雷尔，海明威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说不好来自文学的影响，可是关于别的影响，我的确有想法。我有点了解的那些影响，经常是以乍看上去神秘的方式对我产生作用，有时几乎就是奇迹般的。但是随着我的工作进展，我看清楚了这些影响，它们曾经是（现在还是）持续性的。正是这些影响，把我送上这条道路，送到了这块海岬，而不是别的——比如说这个湖远处的那一带。但是如果对我的生活和写作的主要影响是负面的、压制性的，经常也是有害的——我认为是这样——我该怎样看待这一点？
先说一下，我写这篇文章，是在一个名叫亚多的地方，就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温泉市边上。现在是8月初的一个周日下午，时不时——每隔25分钟左右——我能听到三万人放开嗓子，集体发出一阵大喊。这种激动人心的喧嚣，来自萨拉托加赛马场，那里正有一场有名的集会。我在写作，但是每隔25分钟，能听到喇叭里传出广播员的声音，在宣布各匹马的赛道。观众发出的呐喊声越来越响亮，冲上树梢，是种来势凶猛、真正惊心动魄的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各匹马跑过终点线。结束时，我感觉精疲力竭，似乎我也参与了。我能想象自己手握投在某匹马上的马票，这匹马最后跑赢了，要么甚至是匹差点跑赢了的马。如果需要看终点照片来定胜负，我可以预期一两分钟后，在胶卷冲出来并公布最终赛果之后，再次听到爆发出一阵喊叫。
从我到这儿第一次听到喇叭里传来广播员的声音和观众激动的呐喊声以来，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我一直在写一篇背景在埃尔帕索市的短篇小说，我以前在那里住过。这个短篇是写几个去埃尔帕索市郊一处赛马场看赛马的几个人。我并不是想说这个短篇一直在等着给写出来，不是的，那样说会让这件事听着像是别的什么事。可是就具体这一个短篇来说，我需要什么事诱使我把它写出来。我到了亚多这里，第一次听到观众的声音和喇叭里传来的广播员的声音，之后，我想到了在埃尔帕索那段生活中的几件事，让我有了这个短篇的构思。我想起了我在当地去过的那处赛马场，还有在两千英里以外那里发生过、本来会发生、将会发生（反正是在我的短篇里）的几件事。
所以我就写起了这个短篇，这方面的“影响”可见于此。当然，每个写作者都会受到这种影响。这是最普通的一种——这件事让人想到那件事，那件事又让人想到别的。这种影响对我们来说，就像雨水一样普通，一样正常。
但是在写到我想谈的方面之前，让我再举一个影响方面的例子，跟第一个类似。不久前在锡拉丘兹——我在那儿住——我正在写一个短篇时，电话响了。我接了。电话那头是个男的声音，显然是个黑人，他找一个名叫纳尔逊的人。电话打错了，我这样说了后就挂了电话。我又去写我的短篇，但是很快，我不知不觉在短篇里写了一个黑人角色，一个多少有点邪恶的角色，名叫纳尔逊。现在，这个短篇有了个不一样的转折，可是对这个短篇来说，是正确的转折，我现在看出来了，当时不知怎么也知道。我开始写那个短篇时，不可能有所准备或者预见到那个短篇里需要出现一位纳尔逊。可是现在，这个短篇完成了，即将刊登在一份全国性刊物上，我认为里面有纳尔逊而且带着邪恶的一面，是正确和适当的，我相信从美学上讲，也是恰当的。对我来说这样做对了，也就是这个角色以一种巧合的正确性，设法进入我的短篇，我判断正确，相信了那种正确性。
我记性不好，我这么说，指的是我所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都忘掉了——当然是幸事，可是有那么一些较长的时间段，我就是无法说清楚或者回想起来。还有我住过的镇和城市，人们的名字，人们本身。大片空白。可是我能想起一些事，小事情——某个人以特殊方式说了什么话；某个人疯狂的或者低沉、紧张的笑声；一片风景；某个人脸上悲哀或者困惑的表情；我也能想起一些戏剧性的事——有人怒气冲冲地拿起一把刀子对着我，要么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威胁别人。看到某个人打破一扇门，要么摔下一段楼梯。那些记忆中，有些更具戏剧性，我在需要时能够想起来。可是我没有那种记性，无法栩栩如生地回想起整场谈话，并带着所有动作和实际说话中的细微之处；我也回忆不起任何一间我在里面待过一阵子的房间里，有什么样的陈设，更不用说能记得整个家里的陈设。甚至对于一处赛车场，我也回忆不起很多具体事物——我们来看看吧，除了大看台、投注窗口、闭路电视屏幕、人山人海、一片喧嚣，等等。我在短篇小说里编出对话，我对短篇中人物的周围进行陈设，还有具体的东西，因为我需要那些。可能是因为这一点，人们有时候说我的短篇小说不加渲染、朴素，甚至是“极简主义式”，但也许无非是需要和便宜行事两者有效的结合，让我以自己的方式来写这类短篇小说。
当然，我的短篇小说中所写的事无一真正发生过——我不是写自传——但是无论有多么不突出，大多数还是跟生活中经历过的事或者情形有相似之处。可是当我试图回忆起短篇小说中某个情形的具体周围环境或者陈设时（如果有花，是什么花？有什么气味？等等），我经常完全糊里糊涂，所以只能边写边编——除了短篇里的人做什么，还有他们互相说什么，这样来来回回说过话之后，接下来他们又怎么样。他们互相说的话是我编出来的，不过在对话中，也许会有某个时候、某个特定场合我听到过的具体短语或者一两个句子，那个句子甚至有可能是写作这个短篇的出发点。
亨利·米勒四十几岁写作《北回归线》（对了，我很喜欢这本书）时，曾谈到他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努力写作，随时可能不得不停笔，因为他坐的椅子有可能被人从他屁股下面抽走。直到最近，这也一直是我生活中的常态。因为就我所记得的，从十几岁起，我就总是得担心马上会有人从我屁股下面把椅子抽走。年复一年，我和我妻子不得不东奔西走，努力让头上有片瓦遮身，餐桌上有面包和牛奶。我们没有钱，没有看得见的，也就是说可以推销出去的技能——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把日子过得比勉强维生更好一点。我们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不过我们都迫切想得到，我们相信教育会为我们打开大门，有助于找到工作，好让我们能为自己和孩子创造出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我们有过宏伟的梦想，我和我妻子。我们本来以为可以埋头苦干，决心要做的事全都做到。但是我们想错了。
我得说，对于我的生活以及直接和间接对我的写作影响最突出的，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是在我二十岁之前出生的，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那么多年——共有十九年左右。自始至终，我的生活中，他们强烈而且经常是负面的影响无处不在。
弗兰纳里·奥康纳在一篇随笔中，说一位作家年满二十岁后，就不需要经历很多事。此前能写成小说的经历已经很多，远远足够，她说，足以让他在余下的创作生涯中使用。但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现在让我想到可以作为短篇小说素材的事情，多数都是在我二十岁后找上门来的。对于我当上父亲以前的生活，我真的没记住多少。我也真的感觉在到我年满二十岁、结婚和有了孩子之前的生活中，没有经历过什么事。然后才开始有事情发生。
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有次我去了爱荷华市一间繁忙的自助洗衣店，想把五六缸衣服洗了，主要是小孩子的衣服，当然还有我们的衣服，我和我妻子的。在那个周六下午，我妻子去了大学的运动俱乐部当服务员。当时我负责家务，也照顾两个小孩。那天下午他们跟别的小孩在一起，也许是参加一场生日派对什么的。可是就在那会儿，我在洗衣服。我已经为了我不得不使用的洗衣机数量跟一个老太婆吵了几句，这时我在跟她或者别的像她一样的人一起等待下一轮。我也在紧张地留意那间人很多的洗衣店里几台正在转动的干衣机，哪台干衣机一停下来，我就准备提着盛湿衣服的购物篮冲过去。要知道，我已经提着这满满一篮子衣服在洗衣店里待了半个钟头等待机会。我已经错过了几台干衣机——有人先赶过去了。我快急疯了。如我所说，我不清楚那天下午我的两个孩子去了哪儿，没准我得去哪儿接他们，而且时间越来越晚，也让我的心情更加糟糕。我的确知道，就算我能把衣服塞进一台干衣机，却还是要再等一个钟头或者更多时间衣服才能干，然后我可以装起来，带回家，回到我们所住的已婚学生宿舍的公寓。最后，有台干衣机停了，停下来时我正好在那儿。里面的衣物不再翻滚，停在那里。再过半分钟左右，如果没人来取衣物，我准备拿出来放进我的，那是洗衣店的规定。可是就在这时，一个女的走到干衣机前，打开干衣机门，我站在那儿等。那个女的手伸进机器捏了捏几件衣服，可是她认为不够干。她关上干衣机门，又往机器里塞了两枚一角钱的硬币。我感到眩晕，推着购物车走开了，又去等候。可是我记得当时，在让我几乎落泪的无法排遣的挫败感中，我想到了自己在这个地球上所经历的事，对我来说，和我有两个孩子这样的事实相比，没有什么——乖乖，我是说没有什么——稍有可能相提并论，同样重要，具有同样的分量。我还想到我将永远拥有他们，永远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处境，即无法摆脱的责任和永远无法专心。
我现在是在谈真正的影响，在谈月亮和潮汐。可我就是那样才明白的，就像一阵疾风吹来，窗户啪地打开了。在那之前，我一辈子都在想着——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想的——不管怎样，事情都会解决，我生活中希望拥有或者想去做的一切都有可能实现。可是当时在自助洗衣店，我意识到完全不是那样。我意识到——我以前都是怎么想的？——主要说来，我的生活庸庸碌碌、乱七八糟，没有多少光线照进来。当时我感觉——我知道——我所过的生活，跟我最崇拜的作家的生活差别极大，我觉得作家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会把周六的时间花在自助洗衣店里，不会在醒着的时时刻刻，都要受制于自己孩子的需要和任性。没错，没错，有很多作家曾面临影响写作的更严重的阻碍，包括坐监、失明和受到以这样那样方式折磨至死的威胁。那时——我发誓都发生在那间自助洗衣店——除了还有好多年这种肩负责任、内心困惑的生活，别的我什么都看不到。事情多少会有些变化，但是永远不会真正好转。我明白这一点，可是我能够就这样生活吗？当时，我看出来一定要做些调整。得把目标调低一点。我后来意识到，我已经有了洞察力，但是那又怎么样？洞察力算什么？洞察力又不能当饭吃，只会让事情更难办。
有好多年，我和我妻子都拥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如果我们辛勤工作，尽量做对事情，就会心想事成。按照这种信念，尽量营造出一种生活，这样并不算很糟糕。辛勤工作，目标，好的意愿，忠诚，我们相信这些美德迟早会得到奖赏。我们梦想获得奖赏的那天。但是最终，我们意识到辛勤工作、心怀梦想还不够。在某个时候，也许是在爱荷华市，要么是不久以后在萨克拉门多，梦想开始幻灭。
那段时间来了又去，当时，我和我妻子视为神圣的一切，或者认为值得尊重的每种精神价值，都分崩离析了。我们遇到了可怕的事，这种事，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出现在别人家。我们无法彻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侵蚀，我们无力阻止。不管怎样，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孩子坐上车夫座。尽管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然而是他们拉着缰绳，拿着鞭子。我们完全没料到自己会到了这步田地。
在动荡不安的为人父这几年里，我通常没时间也没心情去考虑写什么很长的东西。我生活中的情形，用D.H.劳伦斯的话来说，具有“艰难跋涉”的特点，不允许我那样考虑。我有这两个孩子的情况决定了其他。有人说如果我想写什么东西并完成，如果我真的想从完成的作品中获得满足感，就一定要守着短篇小说和诗，也就是我可以坐下来，走运的话，能够写得快并完成的短东西。很早时，甚至在去爱荷华市之前，我就明白了鉴于无法在任何事情上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我写长篇会很艰难。现在回头看一看，我觉得在心怀渴望的那几年里，我在因为受挫而慢慢疯掉。不管怎样，在每一方面，这些情形决定了我的作品形式。千万别误会，我现在没有抱怨，只是从一颗沉重而且依然困惑的心出发，讲出一些事实。
如果我以前能够集中思想和精力来写比如说一部长篇小说，我还是无法去等待结果，如果有，也可能要在那条路上写上好几年才行。我看不到那条路，只能坐下来写我现在、今天晚上或者至少明天晚上（不会更晚）——我下班后开始写，到我失去兴趣前就能完成的东西。当时，我总是干一些很差劲的工作，我妻子也是。她当侍者，或者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好几年后，她终于去了中学教书，但那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我在锯木厂干过，还看过门，送过货，也在加油站、仓库干过——随便你说什么，我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利福尼亚州阿卡塔，为了养活我们，我白天摘郁金香——我发誓这是真的——晚上给一家打烊的免下车餐馆搞室内清洁，也打扫停车场。有次至少有几分钟甚至考虑过（工作申请表就放在我面前）去当个收账的！
当时，我想过要是我在忙完工作和家庭后，每天能为自己挤出一两个钟头，那就挺好，本身就是幸福之至。能有那一个钟头，我就高兴了，但是有时候，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挤不出那一个钟头。然后我会盼望周六，不过有时候有了什么事，周六也泡了汤，可是周日还有希望，也许。
我看出来我不可能用这种办法写长篇小说，换句话说，此路不通。在我看来，要去写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应该生活在一个合理的世界上，一个可以让作者信赖的世界，确定要写什么，然后就准确地写起来了。与此同时，还要相信这个世界有其正确性，相信这个所知的世界有理由存在，值得一写，不太可能好好的就出了岔子。我所知道而且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就不是这样。我的世界似乎每天都按照自己的规矩换挡，变方向。时不时，我会到了一个时候，比下个月一号更往后的事，以及除了想方设法弄到足够的钱，好付房租、让孩子上学有衣服穿之外的事，我都看不到，也无法早做打算。真的是这样。
对于我的任何所谓文学尝试，我都想看到具体结果，拜托，不要好听话或者承诺，不要说时间会证明什么，所以我有意识——也是出于需要——限定自己去写我可以一次坐下来（顶多两次）就能写完的东西。我说的是第一稿，我总是有耐心去修改。但是当时，我会高兴地盼望修改，因为修改要花时间，我乐意花时间。说起来，我根本不着急把手头在写的短篇或者诗定稿，因为定了稿，就意味着我得找时间及信念来写别的。所以我在写东西完成了初稿后，仍然对它极有耐心。我会把它在家里放似乎是很长一段时间，捣鼓它，这儿改一改，那儿添一点，别的地方删掉点。
这种不看成功与否的写作方式持续了几乎二十年。回头看，当然有过一些好时光，还有只有为人父母者才能体会的某些乐趣与满足感，但是如果要我再过一遍那段日子，我宁可服毒。
我的生活情况如今大不一样，可是现在我选择写短篇小说和诗，要么至少我觉得是这样。也许这只是那时旧的写作习惯留下的后果，也许我仍然无法调整思想，想到我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写什么——想写什么都可以！——也不用担心有人会从我屁股下面把椅子抽走或者哪个孩子无礼地嚷嚷为什么想吃晚饭却还没做好。可是一路过来，我学到了一些东西，其中之一是我必须变通，否则就会断裂，我也学到了有可能变通了，却还是断裂了。
我要谈谈另外两个对我的人生有过影响的人，其中之一是约翰·加德纳，我1958年秋天在奇科州立大学所报的初级小说写作课程是他教的。当时，我和我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刚从华盛顿州的雅基马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派拉代斯，位于奇科市外十英里的丘陵地带。有人答应过我们有廉租房可以住，当然，我们觉得搬到加利福尼亚是件冒险事。（当时还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总是乐于冒险。）当然，我得工作以养家糊口，但是也打算报名上大学，当一个非全日制学生。
加德纳当时刚从爱荷华大学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我还知道他写了几部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之前，我从来不认识有谁写长篇小说（无论发表与否）。第一天上课，他让我们去外面坐在草坪上，我记得我们有六个人。他走了一圈，问我们喜欢读哪位作家的作品。我不记得我们提到了什么名字，但肯定不是正确的名字。他宣布他认为我们中间谁都不具备成为真正作家的素质——在他看来，我们中间没一个拥有所需的火。他说他要尽他所能帮助我们，但显然他也没指望会有多大效果，可是这也意味着我们即将启程，我们最好抓紧自己的帽子。
我记得在另外一次全班上课时，他说他除了对其嗤之以鼻，不准备提到任何一份销量大的杂志。他抱来了一摞“小”杂志——文学季刊——他让我们读里面的作品。他告诉我们全国最好的小说和所有诗歌就发表在那些杂志上面，他说除了教我们怎样写作，也要告诉我们读哪些作家的作品。他傲慢得令人惊讶。他给了我们一份他觉得有价值的小杂志的名单，并且跟我们过了一遍这份名单，对每份小杂志都简单地谈了谈。当然，我们谁都没听说过那些杂志，我是头一次知道有那些杂志。我记得这次——但也许是在一次讨论会上——他说作家除了是天生的，也有后天造就的。（真的吗？天哪，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想每个教创作并且认真对待自己工作的作家都多少相信这一点。）音乐家、作曲家、视觉艺术家都有学徒期——干吗作家没有？我当时容易受到影响，我想现在还是，可是他当时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挑选了我早期文学习作的一个短篇，跟我从头到尾讨论了一遍。我记得他非常耐心，想让我明白他努力教给我的，跟我说了一遍又一遍挑选正确用词来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一点有多么重要。杜绝含糊其辞，抛弃烟色玻璃式文字。他也一再跟我强调使用（我不知道除了这样又能怎么说）普通语言，即日常讲话的语言，我们互相讲话时所用语言的重要性。
最近我们在纽约州的伊萨卡一起吃了顿饭，当时我提醒他我们在他的办公室有过的几次谈话，他回答说他跟我所谈的一切大概都错了。他说：“我在很多事情上都改变了看法。”我只知道他给我的建议，正是当时的我所需要的。他是位出色的老师，在我人生的那一阶段，对我是件极好的事，也就是会有人足够认真地对待我，坐下来跟我一起过一遍我的稿子。我当时就知道我正在经历一件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一件要紧的事，他帮助我认识到特别重要的，是要精确地说出想说的话，其他一概不要，也不使用“文学性”词语或者“伪诗意”语言。他曾努力跟我解释例如“wing of a meadow lark”跟“meadow lark\'s wing”之间的区别。声音和感觉上有区别，不是吗？又比如“地面”和“大地”这两个词，地面就是地面，他会说，它意味着地面，灰尘，那种东西，可是如果你说“大地”，那就不一样了，那个词有衍生含义。他教我在写作中利用矛盾。他帮助我看到怎样说出想说的话，同时还要用词最少。他让我看到在一篇短篇小说中，绝对是一切都重要，逗号和句号标在哪里并非无关紧要。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因为他把办公室钥匙给我，好让我周末有地方写作，因为他包容我的急躁和总体上的瞎胡闹，我会永远感激他。他对我产生了影响。
过了十年，我还活着，还跟我的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偶尔还会写个短篇或者一首诗。我把偶尔写的短篇之一寄给了《君子》杂志，这样做，是希望暂时能忘掉它。可是这个短篇给退回来了，还附上戈登·利什（当时是这份杂志的小说编辑）所写的一封信，说他要退回这个短篇，他没有因为退稿而致歉，没说是“不情愿”地退稿，只是退回来。但是他要求看看别的，我就马上把手头的全寄过去了，他只是同样快地全退回来了，可是在我寄给他的作品之外，他再次附了一封友好的信。
那时——70年代初——我和全家人住在帕洛阿尔托市。我当时三十出头，有了平生第一份白领工作——在一家教科书出版社当编辑。我们住的房子后面有间旧车库，以前的租户把里面布置成了娱乐室，每天晚饭后我能去都会去那间车库，努力写点东西。如果我什么都写不出来——经常是这样——我会只是独自在里面坐一会儿，庆幸可以远离房子里似乎永不消停的吵闹。我当时在写一个名为《邻居》的短篇，最后我完成了这个短篇，寄给了利什。回信几乎马上就来了，他跟我说他有多么喜欢这篇，说他把题目中的定冠词去掉了，说他在建议杂志购买这个短篇。这个短篇给买下了，也登出来了，当时在我眼里，一切将会不一样。很快，《君子》杂志又买了一篇，然后又是一篇，就这样继续下去。这段期间，詹姆斯·迪基成了这份杂志的诗歌编辑，他开始发表我投去的诗。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似乎一切都前所未有地顺利。可是我的两个孩子就像我此时能听到的赛马场观众那样，在扯着嗓子叫，他们在把我活吃了。我的生活很快改变了方向，一个急转弯，然后一动不动地停在一条铁路侧线上。我哪里都不能去，后退不了，前进不得。在此期间，利什收集了我的一些短篇交给麦格劳—希尔公司，这家公司出版了这些短篇。我暂时还停在侧线上，哪里都不能去。如果一度有火燃烧过，那时则是熄灭了。
影响。约翰·加德纳和戈登·利什。他们对我的影响不可抹杀。然而还是得数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对我的影响是主要的，他们是我的生活和写作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塑造者。如你所见，我现在仍然受到他们的影响，不过相对而言，现在的天气晴朗些了，而沉默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