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当官已经几十年了。况且，他的父亲又是三朝元老，几经宦海沉浮。在他父亲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中，给阿桂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父亲曾经有好几次因为被一些特别年轻的官员弹劾而被削职为民。因此，阿桂从他父亲的经历中得出了一条官场中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在官场中，轻易不能得罪其他官员，尤其是像和珅、和琳这样现在很年轻的、将来可能很有作为、很有前途的官员，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强大”而忽视别人。
他的这种想法，我们可以从阿桂临死前说过的话里分析出来。他说：“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待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您看，阿桂明明是想除掉和珅，可是直到阿桂临死的时候，连这句话他都不敢说，只能委婉地说是“实欲待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一上达”，多么可悲啊！
对于阿桂的这一点认识，其实和珅也有同感。只不过文人的和珅对此理解得比作为武将的阿桂更加深刻且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而已。在和珅的心目中，这应该属于官场游戏规则中的第三条：轻易不要得罪其他官员，尤其是皇帝看中的、有真才实学的、像阿桂、福康安这样的国家的股肱之臣。如果已经不小心得罪了的话，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真心去弥补回来。
正是因为和珅与阿桂都有这样的一种基本认识——虽然认识的程度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阿桂肯定会接受和琳在自己的手下工作。
但是，我们知道，接受你不等于给你发展的机会。和琳在阿桂手下的工作干得会如何呢？阿桂会给和琳大力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吗？
这就要靠和琳自己了。
前面我们讲过，和琳与他的哥哥和珅的性格完全不同，思维方式、办事习惯等各个方面都不一样。正是这一点帮助和琳迅速得到了阿桂的肯定。这种在各个方面与和珅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也正是阿桂能够把和琳留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这兄弟俩对于官场游戏规则第三条的认识程度比阿桂要深刻许多，所以在和珅的帮助下，和琳在阿桂手下，工作不但干得相当漂亮，而且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甚至干得比阿桂还要出色一些。
在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手下的和琳有两件事干得都很漂亮。
第一件事，处理盛住贪污案。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受乾隆皇帝派遣，和琳随军机大臣阿桂赴浙江查询杭州织造盛住贪污案，盛住与福康安的父亲一样，也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乾隆皇帝的小舅子是很多的啊！盛住呢，他在进京朝见皇上时携带大量贵重财物，被御史窦光鼐（乾隆七年进士，授编修，官至左都御史、上书房总师傅）发现，向乾隆皇帝参了一本。乾隆皇帝当然想包庇自己的小舅子，可又不能做得太过火。和珅深解圣意，向乾隆启奏，派自己的弟弟和琳与阿桂一同去处理。此事的最终结果是：阿桂办事过于认真，被乾隆皇帝责罚；和琳办事妥帖，被乾隆皇帝升为湖广道御史。一年多之后，盛住又被乾隆皇帝重新起用，官复原职。
第二件事，处理李天培假公济私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假公济私，借进京之机顺路用官船运送私人木料给福康安。此事本来是小事一件，但和珅、和琳兄弟二人想抓住这次机会来打击福康安，于是由和琳向乾隆皇帝弹劾李天培。乾隆皇帝正想整顿吏治，于是派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前往调查、处理此事。此事的最终结果是：李天培被流放到边疆；福康安也因纵容部下被乾隆指责，罚总督俸禄三年；和琳迅速地被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署工部左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
从这两件事的处理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前面我们说过，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性格、思维方式、办事习惯都完全不同。但是刚刚这两件事，兄弟二人的想法为什么却又惊人的一致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兄弟二人的性格、思维方式、办事习惯虽然完全不同，但是他们毕竟是亲兄弟，他们的最终追求是一样的——利用一切手段创造仕途飞升的奇迹，在不同的舞台上彻底超过所有的人。他们知道，兄弟二人必须齐心协力、互相配合、互相补台，才能最终达到成功。
通过和珅的巧妙安排，和琳在这两桩案子中显示出卓越的处事才能，使乾隆皇帝看到和珅一家人才辈出。于是，和琳也像兄长和珅那样创造了仕途飞升的奇迹。
应该说，此时的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已经完全应验了袁枚对于他们的评价了。他们一个擎天，另一个捧日，都是国家所倚重的股肱之臣嘛。二人都各自真正达到了他们人生的鼎盛时期了。
到了人生鼎盛时期，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思想、二人的关系又有了什么新的变化呢？两个人的关系是沆瀣一气、“王八找绿豆——对上眼了”呢？还是道不同不相谋、分道扬镳呢？还是像小说《三国演义》中说的那样，“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呢？
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人生都真正达到了他们人生鼎盛时期的时候，和珅又决定利用一切可以接近福康安的机会，把和琳派到大将军福康安手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根据咱们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福康安与大学士阿桂一样，本身是非常看不起和珅的；而在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假公济私案件中，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又得罪了福康安。应该说，福康安是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死对头了，双方只要一见面就应该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
我们可以看到，和珅这一次得罪福康安，与上一次得罪阿桂不同：上次得罪阿桂，是无意而为之；这次得罪福康安，是经过精心准备、刻意安排的。
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和珅居然决定把和琳派到大将军福康安手下，这不是自找死路又是什么呢？和珅，应该全力以赴地对付福康安才对啊！
其实，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和珅的用意了。
我们在讲到和珅被杀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一个人物，他叫福长安。我们说福长安是和珅的重要党羽。这个和珅的重要党羽福长安是个什么人呢？他呀，他居然是和珅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死对头之一的福康安的亲弟弟。
福康安兄弟共四人（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比和珅小4岁的福康安行三，比和珅小10岁的福长安行四。按照咱们普通百姓的说法，他们应该管乾隆皇帝叫姑父，亲的啊，他们的亲姑是乾隆皇帝的皇后。
您明白了吧？和珅可真是个人物。他知道福康安完全看不起自己；而自己带兵打仗的功夫又确实永远超不过福康安；更为重要的是，福康安兄弟又是皇上的内侄，而自己在朝中却没有任何根基。在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假公济私案件中，自己兄弟二人又得罪了福康安。而自己在朝廷中还远没有做到树大根深、枝繁叶茂之前，过早地树敌似乎也不太好。
但是，自己已经得罪了福康安，就违背了官场中的游戏规则的第二条。局面就已经很危险了。毕竟，福康安家族的势力要远远强于自己。福康安家族对付自己兄弟二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挽回危险的局面呢？在和珅的心目中，挽回这种局面的办法就是官场游戏规则中的第四条，应该做如下表述：
第四条，除了一定要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真心去弥补之外，还要极力拉拢对方最为重要的亲属站到自己的一方来，从而达到双方在新的情况下势均力敌的局面，以避免对方下手伤害自己。
所以，为了对付福康安，挽回危险的局面，和珅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拉福长安下水。问题在于，福长安那么容易被和珅拉下水吗？还真的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福长安与和珅二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二人都善于拍马逢迎——这与福康安明显不同；其次，二人都是从皇帝的侍卫这个职务起家，福长安与和珅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当然，二人也有很多完全不同的地方。福长安是皇帝的内侄，而和珅出身卑贱，完全没有根基，因此，福长安一开始也并不想与和珅沆瀣一气；但在与和珅共事后，福长安发现自己事事皆落在和珅背后，与和珅争宠不过之后，福长安马上就转投和珅集团；和珅也是看到了福长安的成长经历与自己相似，而且又出身高贵，有皇帝作为靠山，便也极力拉拢、培植他。
第二方面，派和琳到福康安手下弥补，从福长安的经历，我们可以分析出福康安的想法。和珅派和琳到福康安手下，福康安肯定会一口答应无疑。为什么呢？
您想啊，毕竟这个满清朝第二大贪官福长安是自己的亲弟弟啊。虽然自己完全看不上大贪官和珅，但是自己又因为满清朝第二大贪官福长安是自己的亲弟弟而不能贸然弹劾和珅；既然不能贸然弹劾和珅，还不如把和珅的亲弟弟掌握在自己手中呢？这样还可以互相制约一些不是？
基于与阿桂类似的想法，福康安接受了和琳在他的手下工作。而和琳呢？有了前面在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手下工作的经验，在福康安手下工作的和琳也有两件事干得很漂亮。
第一件事，平定廓尔喀对西藏的侵略。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廓尔喀贸然兴兵侵略西藏。廓尔喀，就是今天的尼泊尔。经过和珅的周旋，和琳被派往西藏，与大将军福康安共事。结果，和琳与大将军福康安配合得非常默契，不但更加得到乾隆皇帝的信赖，不断步步高升不说，转眼之间就当上了工部尚书，而且还深得福康安的信任。
和琳为什么能够得到福康安的信任呢？
原因之一是和琳独立的处世方式。和琳是一个性情中人，在与福康安的共事中，他不但能不断化解福康安心中的怨恨，让福康安认为“有其兄未必有其弟”；而且两人在长期的征战中，不仅配合非常默契，而且甚至默契到彼此称兄道弟的地步。
原因之二是福康安也对和珅、和琳兄弟二人有所顾忌。还是前面那句话，毕竟这个满清朝第二大贪官福长安是自己的亲弟弟啊！
第二件事，镇压贵州、湖南苗民起义。
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贵州、湖南爆发由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半生（本名吴天半）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起义的苗民提出了“逐客民（指满、汉族地主和官吏）、收复地”的口号，以“穷苦人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为号召，各地苗、汉、土家族人民奋起响应，起义势力很快发展到黔东北、湘西及川东三省接壤的广大地区。同年二三月间，清政府调遣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率领七省兵力十余万人，分路镇压。起义军以“敌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的战术，四处出击。
此时的和琳正从西藏凯旋而归，在路过邛州时，得知义军已经攻打到秀山，和琳不顾风尘仆仆，马上投入战场，击败义军；又与福康安通力合作，连下义军七十余寨。不仅如此，和琳还身先士卒，率军生擒义军领袖吴半生。乾隆皇帝又因此加封和琳为太子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