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
奥斯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列宁格勒。
火焰照亮灰沉沉的夜空,仿佛肮脏的帆布顶棚,覆盖在单调荒芜的土地上。光秃秃的野地将我们包围。苏联军队可能发动了攻击,也可能只是佯攻,我们无从得知,通常我们要等到仗打完才能知道准确的战况。丹尼尔再度证明了他神枪手的实力。倘若他过去不是传奇人物,那么今天他也挣得了永垂不朽的名声。他在半公里的距离外射杀了一个苏联狙击手,然后进入无人地带替那个狙击手举行基督教葬礼。我从没听说有人做过这种事。他还带了一顶苏联军帽回来,以做纪念。然后他和往常一样慷慨激昂,唱了一首歌娱乐大家(几个出于嫉妒而不捧场的扫兴家伙除外)。能有这么一个英勇果敢的朋友,我深感荣幸。
虽然这场战争有时看起来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而且我们的祖国牺牲极大,但丹尼尔这样的人给了大家希望,我们将会阻止布尔什维克,返回安全、自由的挪威。
哈利看了看表,继续往下读。
一九四二年新年前夜,列宁格勒。
……我看见辛德眼中的恐惧,不得不说几句安慰的话,让他在站岗时放松一点。机枪哨那里只有我们两人,其他人都回掩体去了,丹尼尔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弹药箱上。我从弹药带上又刮了一些丹尼尔的血下来。月亮放出光芒,天上飘着雪,这是个美丽的夜晚,我想我该来收拾丹尼尔的遗骸,让他再度完整如初,可以站起来领导我们。辛德不懂这些。他是个跟班、投机主义者、告密者,看谁可能赢他就跟谁。这一天所有的事物在我、在我们、在丹尼尔眼中看起来都最为黑暗。辛德也会出卖我们。我迅速后退一步,来到他身后,抓住他的额头,挥出刺刀。动作必须非常灵巧熟练,才能划出够深、够干净的一刀。那刀一划下去,我就知道已经得手,立刻放开了他。他慢慢转过身,用他那猪猡般的小眼睛看着我;他似乎想大叫,但刺刀割断了气管,只听见伤口裂缝发出嘶嘶声,那里也有鲜血涌出。他双手抓住喉咙,想阻止生命流失,但只是让鲜血从手指之间细细地喷射出来。我摔在地上,在雪地里急忙后爬,以免鲜血喷上我的制服。如果他们要调查辛德的“叛逃案”,我制服上的鲜血可就说不清了。
等他不动了,我把他背部朝下翻过来,拖到弹药箱上。幸好他跟丹尼尔的身材相近。我找出辛德的身份证明文件(我们不论日夜都把身份证明文件带在身上,万一被拦下来,身上却没有证件证明我们的身份和军令——步兵团、北部战线、日期、钢印等等,就可能被当作逃兵当场枪决)。我卷起辛德的身份证明文件,塞进我挂在弹药带上的水壶。然后,我把包在丹尼尔头上的麻布袋拿下来,包到辛德头上。最后,我把丹尼尔背在身上,搬进无人地带,把他埋在雪里,就如同丹尼尔埋葬苏联士兵乌利亚那样。我留下丹尼尔的苏联军帽,唱了一首赞美歌《主是我们的坚固堡垒》,还唱了《加入火焰周围的人群》。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列宁格勒。
今年冬天是暖冬。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一月一日早晨,运尸兵接到命令,来把弹药箱上的尸体运走。当然了,他们认为他们用雪橇拖往北区总队的是丹尼尔的尸体。现在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我还是会大笑。不知道他们把尸体扔进墓地前,会不会把他头上的麻布袋拿下来,反正无所谓,运尸兵也不认得谁是丹尼尔、谁是辛德。
我唯一担心的是爱德华似乎怀疑辛德没有叛逃,而是被我杀了。不过他也拿我没办法。辛德的尸体已经跟数百具尸体躺在一起,被火焚烧得认不出来了(愿他的灵魂永远被火焚烧)。
但昨天晚上站岗时,我必须实施更为大胆的计划。我逐渐发现不能把丹尼尔的尸体留在雪地里。今年冬天这么暖,丹尼尔的尸体随时有可能暴露出来,那么尸体调包的事就会曝光。我晚上开始梦见春天冰雪融化后,狐狸和臭鼬可能啃食丹尼尔尸体的景象,于是我决定把他挖出来,埋进坟墓。毕竟那是块神圣的土地。
当然了,比起苏联人,我更担心我们自己的哨兵,所幸坐在机枪掩体里的是辛德那个脑袋迟钝的同伴侯格林。此外,今晚乌云密布,更重要的是,我感到丹尼尔跟我在一起,是的,他跟我在一起。我好不容易把他搬上弹药箱,正要在他头上套上麻布袋,他竟然微笑了。我知道缺乏睡眠和饥饿会让人产生幻觉,但他僵死的脸庞就在我眼前改变了形状。最奇妙的是我没有害怕,反而觉得很开心、很有安全感。然后我偷偷溜回掩体,像个孩子般甜甜睡去。
一小时后。爱德华把我叫醒,我觉得先前的一切仿佛一场梦。我自认为看见丹尼尔的尸体再次出现时,脸上的惊讶表情相当自然。但这不足以让爱德华信服。他确定那是辛德的尸体,也确定是我杀了辛德,并把辛德的尸体放上弹药箱,希望运尸兵以为上次忘了把尸体收走,而再来收一次。侯格林把麻布袋取下来,让爱德华看见那的确是丹尼尔的尸体。他们两个人当场看得目瞪口呆。我尽力忍着才没笑出来,不然就泄露了我们的秘密,我跟丹尼尔的秘密。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七日,列宁格勒,北区总队,战地医院。
苏联战斗机扔下的那颗手榴弹打中了侯格林的钢盔,钢盔在雪地上旋转。我们仓皇躲避。我距离手榴弹最近,心想这下我们三个人(爱德华、侯格林和我)全都难逃一死。奇怪的是,我的最后一个念头竟然是觉得命运太捉弄人,我才刚刚救了爱德华,没让他丧生在侯格林那可怜家伙的枪口下,结果却只是帮爱德华的生命延长了短短两分钟而已。幸好苏联手榴弹粗制滥造,我们三个人幸运逃过一劫。我一只脚受伤,一枚碎片穿透钢盔插入额头。
也是机缘巧合,我被送到丹尼尔的未婚妻辛娜·奥萨克护士负责的病房。起初她没认出我,但那天下午她过来跟我说挪威语。她非常美丽,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为什么想娶她。
奥洛夫·林维连长也在同一间病房,他那件白色真皮外套就挂在床边挂钩上。不知为什么,他那件外套一定要挂在床边,可能是为了伤一复原就能立刻走出病房,重返战场。战场上十分需要他这样的人,我听得见苏联大炮节节进逼。一天晚上,林维连长尖声大叫,大概是做噩梦了,辛娜护士进来替他打了一针,可能是吗啡。林维连长再度睡去,我看见辛娜抚摸他的头发。她好美,我想呼唤她到我床边,告诉她我是谁,但我不想吓到她。
今天他们跟我说,我要被送往西部,因为药品送不过来。没有人跟我说我的病情如何,但我的脚很疼。苏联越来越近了,我知道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维也纳森林。
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最聪明的女人。你可以同时爱上两个女人吗?是的,你可以。
盖布兰已经变了,所以我用了丹尼尔的昵称“乌利亚”。海伦娜更喜欢乌利亚这个名字,她觉得盖布兰是个奇怪的名字。
其他人睡觉时,我写诗,但我没有太多写诗的天分。她一出现在门口,我的心就猛烈跳动。丹尼尔说如果你想赢得女人的心,就必须保持冷静,嗯,几乎是冷漠。就好像捕捉苍蝇一样:你必须静静坐着,最好是看着另一个方向。等苍蝇开始信任你,停在你面前的桌子上,爬得越来越近,最后几乎是求你捉住它时,你就必须快如闪电地出手,坚定而没有一丝疑惑。“没有一丝疑惑”最为重要。最重要的不是速度,是信念。你只有一次机会,必须做好万全准备,丹尼尔说。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维也纳。
……我从心爱的海伦娜的臂弯中离开。空袭已结束很长一段时间,但午夜的街道仍然空空荡荡。我回到“三个骑兵”餐厅,我们的车就停在餐厅旁边。车子的后挡风玻璃碎了,一块砖头在车顶砸出个大洞,所幸除此之外,车子并无其他损伤。我坐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开回医院。
我知道要再替海伦娜和自己做些什么都已经太迟了。我们两人只是被卷进一个由无数事件组成的大旋涡,而且无能为力。她畏惧父母,注定要嫁给这个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医生,这个人渣自私无比(却口口声声说那是爱!),不断污蔑爱的本质。难道他看不出驱动他的爱和驱动海伦娜的爱是完全相反的吗?如今我得牺牲我跟海伦娜共度一生的梦想,以换取她的人生,哪怕不是快乐的人生,至少也是有尊严的人生,让她不会被布洛海德逼着去过堕落的人生。
这些思绪在我脑海中激荡不已。丹尼尔指挥着我的手和脚,我高速行驶在像人生一样曲折迂回的道路上。
……发现我坐在他床边,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在这里干吗?”他问。
“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你这个叛徒,”我轻声说,“我判处你死刑,你准备好了吗?”
我认为他还没准备好。人对死亡永远缺乏准备,总以为自己会长生不死。我希望他能亲眼看见自己的鲜血喷上天花板,我希望他听见自己的鲜血洒落在床单上的声音,不过我最希望的是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
我在衣柜里发现一套西装、一双鞋子、一件衬衫,我把这些衣服鞋子卷起来夹在手臂下,跑回车上,发动引擎……
……仍在睡梦之中。突然下了场大雨,我全身湿透,又湿又冷。我钻进被窝,躺在她身边。她温暖得像烤箱。我贴上她,她在睡梦中呻吟了一声。我试着紧贴彼此的每一寸肌肤,试着骗自己说我们将永远如此相拥,试着不去看时钟。距离火车出发只剩两小时。再过两小时,我就会成为全奥地利通缉的杀人犯。他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开,不知道我会走哪一条路线,但他们知道我的目的地,只要我一回到奥斯陆,他们就会将我逮捕。我紧紧拥抱她,希望这个拥抱能让我留存一生。
哈利听见门铃响起。门铃是不是响了一阵子了?他找到对讲机,按开大门让韦伯进来。
“除了电视体育节目,我最痛恨的就是这个,”韦伯气冲冲地踏进门,把一个行李箱大小的航空箱重重放在地上,“独立纪念日,整个挪威都疯了,道路封闭,开车还得绕过市中心才能抵达目的地,我的妈呀!我们从哪里开始?”
“厨房的咖啡壶应该可以采到清楚的指纹,”哈利说,“我跟维也纳一个警察联络过了,他已经忙着去找一九四四年的指纹。你把扫描仪和电脑都带来了吧?”
韦伯拍拍那个航空箱。
“太好了。指纹扫描完,就把电脑连上我的手机,用电子邮件把指纹寄给联络人清单中的‘弗里茨,维也纳’。弗里茨会坐在电脑前,等我们把指纹发过去,就立刻进行比对。”
“这是怎么回事……”
“密勤局的事,”哈利说,“只有需要知道的人员才能知道。”
“是吗?”韦伯咬着下唇,用搜寻的眼光看着哈利。哈利直视韦伯的双眼,等待着。“你知道吗,哈利,”韦伯最后说,“很高兴看见挪威还有人如此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