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事则无法理解。在中国矿产领域的开发与保护战中，这种令人费解的事屡见不鲜，常让人理不出头绪。
血气方刚的陕西省潼关县矿管局局长张理文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境地。陷入这般境地的不仅仅他一个区区矿管局长，而是整个演关县的庶民百姓，以及他们的县长、县委书记……张理文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复杂的地步。
他感到迷茫。素称中国“金三角”的小秦岭金矿区，自非法采矿的矿头王科娃被“无罪释放”几个月来，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人大委员长等等中央领导批复、责令几十次，国家、省、地、县组织执法大军历时数载，围剿近百次后而刚刚恢复元气不足一年的共和国“聚宝盆”，又面临着数万人毁灭性的掠夺、抢窃……
他感到迷茫。几千个日日夜夜用生命和热血在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100多名部下，眼下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手持长枪、短枪、菜刀、屠宰刀的抢矿者前所未有的谩骂、恐吓与血腥的洗劫。至此，国家的矿法事实上已成一张废纸。
他感到迷茫。一件事实再明白不过的违法采案，却旷日持久达5年之多；一位掠夺了国家千万元黄金、搅得小秦岭地区数年不得安宁的矿把头王科娃，竟然成了“官司”的胜利者。堂堂执法护法的矿管局成了失败者。一起失败的还有县委、县政府、县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以及遍体鳞伤的金矿单位，而真正失败的是国家矿产资源法。老百姓这样问：党的威信在哪？政府的法有什么用？
他真正感到了迷茫。上告地区，地区的执法部门已经判他们是败诉者；上告省府，省府最高执法机构更是一锤定音，释放矿霸的指令就是这个机构签发的。他和县长、县委书记、政法委主任、公安局长、检察长亲赴公署、省府陈述，汇报了不知多少次，腿几乎跑断了，口舌也磨出了泡，结果还是一样：放人再说。
哪儿去说？难道共产党的天下真的没处讨个公正，没处求个法律的尊严了吗？不，张理文相信有。县里的领导也相信有。小秦岭地区的百姓们也相信有。
于是，他决定再度出关，上访京城。
京城是他、也是县委、县政府各部门和全体小秦岭地区的百姓们惟一、也是最后的希望。从1994年1月至6月的半年间，张理文已经出关上访京城6次了。
见过张理文的人，都说他是一位军人式人物。他本来就是军人，曾经有过15年的军龄。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别人用枪和刀对准他的脑袋与脖子时，他连眼皮都没耷拉一下，可说起“矿霸王科娃”的事，他会气得全身发抖，话不出口……年初，他独闯地质矿产部，就是因为他话未说，泪先流，才使得共和国政府的矿管机关为潼关所发生的事件而大为震惊和动颜。
这起原本不是什么“案件”的案件，暴露出的，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还有更多的社会问题；令人们的思考和反思。
号称中国“金三角”的秦岭的第一块黄金岩石标本是1964年发现的。而百里秦川真正被世人所瞩目的是10年后的1974年秦始皇墓的兵马俑首次发掘。被国际历史学家称为“人类第七大奇观”的秦皇兵马俑使得中国腹地的这块贫瘠黄土高原一夜间明光闪耀。多少年来，无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弄不明白2000多年前的中国第一位皇帝的陵墓为什么藏在一片乱石荒芜的骊山脚下。
这个谜在公元20世纪90年代的1994年盛夏，才被一位煤炭地质专家借先进的卫星图像而解开。原来，站在几万米高空的宇宙间俯瞰华夏，人们清晰地可以发现，千里秦岭山脉是一条货真价实的巨龙形图，从天相地形看，秦皇墓正好嵌在这条巨龙的首部骊山。历朝帝皇将自己称为真龙天子，秦皇嬴政的墓恰到好处地建在“龙首”。
当电视台播出这条消息时，我刚刚在采访途中偷闲参观完秦皇墓。我为这一发现所震撼，而内心深处真正震撼的是弄不明白这样一个问题：2000多年前的古人，没有飞机，更没有宇宙航天船，为什么能选出如此合秦皇意的一块风水宝地呢？
后来回忆小秦岭的此次采访我才明白。明白之后我更加惊叹祖先的先知与民族的辉煌文化。
结论的理由有二：一是百里秦川是一条天然屏障。那蜿蜒连绵、谷深峰高的千里山峦，自古就有天下第一军事要地之称；二是百里秦川的地下隐伏着取之不尽的黄金。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她那九曲怀抱的三秦大地之处，自古有帝王之气，天宝物华，人杰地灵。史书记载，在4000余年前，丰姿绰约的汉江、丹江、嘉陵江一带就有淘金者的足迹。我们引为骄傲的周、秦、汉、唐鼎盛时期，世界级大都会长安城内外的金银店铺比比皆是，精致绝伦的金饰品引来八方商贾。凤翔秦公陵出土的金啄木鸟，西安南郊出土的唐代鸳鸯莲瓣纹刻花金瓶等千百件金品文物，无不折射着那些辉煌时代的光芒。
黄金作为贵重金属和国际硬货币，国家对其产地与储量，至今仍是秘而不宣的。从事这项秘密工作的是我们地质队员。小秦岭有金，今天似乎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但人们并不都知道发现这座金山的人，今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了，这支功勋卓著的队伍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地质六队。小秦岭的金不是人们通常知道的那些随手可以在水中淘到的沙金，而是深藏在大山之腹，嵌匿在石头中的岩金。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由陕西地质六队组成的找金队伍，赴潼关一带的小秦岭地区普查勘察，成为首次叩开这座金山大门的“阿里巴巴”。然而，金山大门刚刚叩开，“文化大革命”的飓风随即刮来，小秦岭顷刻被血腥的“造反”狂涛所淹没。11年后的1975年，病重住院的周恩来在病榻前召见复出的邓小平与王震将军。“国家没有硬货币，说话不硬气呀！”老人一手擦着因病痛渗在额头的汗珠，一手握着颤动的拳头对他依赖的副总理诉说着心声。“请总理放心，黄金的事就交给我吧！”老将军百感交集，抢先请缨。苍白清瘦的总理把目光转向小平。小平轻轻地点点头：有宝刀不老、雄风犹存的老将军披挂上阵，一定能抓得起来！
这是次刻骨铭心的会晤。老将军不负重托，力排干扰，亲临河南、陕西等地，于是小秦岭地区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找金大会战，于是这座千年沉默的金山终于敞开了它那金灿灿的胸怀。
小秦岭腹地的黄金富有不仅使当时身居中南海的共和国开国之助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兴奋不已，就连在一线普查勘察的地质队员们也感到万分惊异。
地处华北地带南缘，以及新华夏第三隆起带和祁（连）、吕（梁）、贺（兰）山字型构造体系东翼之南侧复合部的小秦岭，属太古界太华群山体，是吕梁运动以后形成的东西带状隆起。早在无古震旦纪时发生的地壳运动，使得这一带地层挤压褶皱成山。后又经喜马拉雅运动，南沿发生地裂，北升南陷，形成寻马道地堑。新生代时，因受秦岭纬向构造体和祁、吕、贺构造体之间的挤压、强扭、断陷，最终塑成了一条蜿蜒千里的中华关中巨龙。小秦岭就是在这样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地壳运动中崛起而生的奇特山脉，它山高坡陡，峰峦叠蟑，峡谷幽深，形成而今清晰可见的文峪、太峪、西峪、潼峪等九条巨峪和数百条大小沟堑。经过地质队员近20余年的艰难勘察，这些昔日连鸟儿也不想多歇脚的穷堑秃岭，竟差不离条条沟堑峪道都有万吨矿石中含金品位在10——40克的富矿脉。小秦岭的金脉总数达4，000余条，其面积遍及豫、秦、晋三省数十个县、市，形成华夏独一无二的“金三角”。
“黄金是经济的主要支柱，小秦岭要为国家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来自中南海的声音，使沉默了百万余年的秦岭山脉从此一次又一次地沸腾开了。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几年间，中央的。地方的、还有穿着军装的黄金部队大军，绕过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翻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身披塞北风尘，脚带长江浪沙，从四面八方投向这神秘的三角地，文峪、撞头、东桐峪等几十座大、中型国营金矿拔地而起，其阵势，远远超过当年李自成揭竿举旗之威风。
小秦岭金矿的发现与开发，使共和国的国际硬货币直线上升。西方学者有一种说法：作为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联合国讲坛上能话音挣挣，其底气来自秦岭“金三角”。
此话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无道理。
小秦岭金矿的份量太重，重得使这条“巨龙”摇摇欲坠。
也许是“金三角”有太多的神秘传闻，也许是恰逢思想解放。大胆开拓的改革年代，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随着浩浩荡荡的国家黄金地质队、国营金矿、国家黄金部队上山，安营扎寨，望眼欲穿的秦岭四周的不法之徒亦垂涎三尺，蠢蠢欲动。
“妈的，秦岭是我们的，那些吃皇粮的来干什么？”
“挨了几百辈子饿，干吗今朝还让外来人抢饱饭吃？不行，俺要把金疙瘩夺回来！”
用不着动员，用不着组织，对饥饿者来说，闻到香味便是最好的感召力。山民们开始了行动！其决心、其勇敢、其坚定，如同先辈们跟着闯王进京城夺皇位一般。
似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刚刚规划和建设起的小秦岭国营黄金矿区，转眼便被乱挖滥采狂潮所淹没，几近全线崩溃。
有关方面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些数据，被称之为秦岭矿区的“三大金柱”的文峪、秦岭、东闯3个矿区，近七八年间由于民采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为：
文峪金矿：哄抢偷窃矿石91万吨；
秦岭金矿：共被个体或集体挖走矿石168万吨；
东闯金矿：共被群采滥挖矿石80余万吨。
3个金矿合计损失近340万吨矿石。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让我们按照通常的计算方法算一算账吧：
金矿中除金以外，还有比金更丰富的铝和铜的含量，分别为每吨34％与29％。1940年前收购黄金、铝、铜的价格分别为1，200元/两和1，350元/吨、4，520元/吨。340万吨矿石的经济价值共为10亿余元人民币。这就是说，仅这3个矿，就有10多个亿人民币流入私人腰包！那么，整个小秦岭地区流人私人腰包的黄金又有多少呢？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自80年代初至今，毫不夸张，来自冶金、地矿、有色金属等部门和省、地区、县、矿山关于小秦岭告急的报告，在中南海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而且每份都比前一份火急、惊心，令中央主席。政府总理们不可等闲置之。
“小秦岭不治，半壁江山难安！”中南海的决心可见之大。
看一看中央围绕以整治“金三角”为重点对象而采取的重大部署，便可一窥国家与领导人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的苦心——
1986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矿产资源法》，对黄金开采作出明文规定。声势浩大的矿法宣传席卷包括秦岭地区在内的神州大地；
1988年11月，国务院在京西宾馆召开对黄金矿产资源实行保护性开采专题会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姚依林亲自出席并讲话。当年底，数万名武警黄金部队和豫、陕、晋人民解放军驻军官兵开赴小秦岭；
1990年2月，国务院关于小秦岭地区黄金生产秩序整顿现场办公会在三门峡召开。国务院、国家计委、经委、公安部、地矿部、冶金部、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武警黄金指挥部，以及河南。陕西两省政府及有关地、市、县政府领导200余人出席，具体部署联手整治群挖风，取缔个体村办矿战役；
1991年5月，国家又一次在京召开全国黄金工作会议，小秦岭整治再度列人议程。豫陕两省负责人被召进中南海逐一汇报。
我们来看看重灾区——陕西潼关境内的战情吧：
这是一曲悲壮的史诗。
“鸡叫一声听三省。”潼关，这个总人口不足12万人的三级小县，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名声显赫，“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据史书记载，自东汉以来，发生在这里的战事就有30多起。马超刺曹操误中古槐，安禄山夜叩关门，李自成南塬兵败，太平军破关回师……在黄河侧岸秦岭麓底的这块500余平方公里的沟壑源券上，一幕幕或歌或泣，或悲或壮的戟杀戈战，把民族的历史浓缩为绵绵不散的硝烟。
战争，成就出了一个辉煌的古潼关。
战争，又使古潼关千百年来长期处于民不聊生的凄惨境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朝大诗人张养浩这样叹道。
新中国成立，人民在政治上翻身作了主人。但并没有摆脱生活的贫困。“三百六十五天起早摸黑，换不来一条裤子一顿年饭”的百姓日子，“一条街道三盏灯，一个喇叭全城听”的县城风貌，“农林牧副渔外加油盐酱果厂，买回县长一辆坐车”的财政收入，使得闻名遐迩的古关黯然失色。
历史的车轮在滚动，给了古潼关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契机。带动这契机的动力是那个元素代号为Au的魔女——黄金！
没谁可与潼关人论高低。像翅膀张向潼关境内的七条峪道，道道流淌着金河！
没谁可与潼关人比富有。有资料提供，全县所拥有的黄金储量人均上吨！
没谁可与潼关人试风流。几千年金戈铁马的战事，使秦川后裔个个练就出超人的躯干与智慧。
1985年，潼关身居全国“万两黄金县”之列。
1988年，潼关出现第一也是惟一的产金万两村。
1989年，潼关跃居全国第三产金大县，成为与招远、灵宝齐名的“中国三朵金花”之一。
啊，金子，你太迷人了。你让潼关改变了一切，这当中也掺杂着良心与本性。东方的夫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而西方的哲人则说，对富有的追逐与向往，常常使善良人变得贪得无厌，变得罪恶累累。
潼关在利用小秦岭自然资源筑垒现代文明大厦的辉煌过程中，也让那些良心与本性变了质的贪婪者，丧失了人性。
—个12万人的小县，蜂拥上山采金者高达13万人，其中8万余人是来自除台湾、西藏以外的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国营文峪矿山自建矿几年间，破获、阻止抢矿偷矿案达万余起，平均每天一起。——护矿队员奉命前来制止盗矿运输队，霸匪拔枪顶住对方脑袋，“啪啪”两枪。末了，像玩儿戏似地将尸体扔进山沟，唱着“打靶歌”扬长而去。
——矿把头风过一叠工农兵，对执法的公安派出所长说，要么你收钱，我开矿；要么把你老婆、女儿留在山上供我手下人享用，你自己拿主意……
一切都是那样地疯狂、凶残与野蛮。
潼关创造了另一串记录：打架斗殴、吸毒宿娼、拦路抢劫、杀人炸屋、腐败堕落……亦创下全国之冠，平均每6天有1人死于非命。
在营造关中社会主义“四小龙”之一的同时，潼关各级政府与人民在制止群采风，斗倒矿霸的斗争中，付出了血的代价。
第一次全城出击是在1987年。当时的情况已经发展到县委。县政府无法正常工作的地步。全县乡镇以下的一半人马、一半单位停了耕作，停了上班，在搞个人或家庭采金炼金。偷矿导致塌方死人，抢地盘发生枪战死人，氰化池和流出的毒液毒死人……这些人命关天的惨案，屡屡发生。县、乡两级抽调400人的队伍，配以公安、矿管队伍等执法人员，挨家挨户，连续作战60余天，仅取缔捣毁家庭氰化池就达2，353个，追回走私黄金2，836克，罚款63万元，拘捕68人。
此次战役，使潼关境内好一阵安顿，出现了村民重返农田，企业职工、机关干部重返本职岗位的可喜景象。
“潼关人傻气，有金不挖去种土豆。哈哈，我们上！”秋末冬至，不知是哪儿刮来的风，成千上万的外乡人带着棉裤布兜，甚至婆娘乳娃，从山前山后一齐扑向金沟矿窿，占据了本该是潼关人自己的地盘。
就这样，大清山的硝烟还未吹散，小秦岭的采金黑潮再一次卷土重来，而且此次的疯狂性掠夺性，较以往更甚，那一张张大招牌，那一句句“解放思想，开矿富民”的口号，叫人既碰不得又辩不倒。在一顶顶冠冕堂皇的保护伞掩饰下，各种矿霸和采民，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加剧掠夺小秦岭黄金，形成矿区全面失控的势态。
1989年，中央及时作出《关于对黄金矿产实行保护性开采的通知》，明文规定一律取消无证开采和国营、集体企业定点划区的政策。漫关县委、县政府和矿管部门有了尚方宝剑。3月15日，县长、县委书记带队率兵再度奔赴大清山。仗越打越精。8月初，趁省长侯宗宾莅潼现场办公之机，执法部门又在矿区杀了个回马枪，一举拔掉429个名为集体实为个体的非法采矿队与选矿厂，捕办、收审46人，捣毁提金炼器800余台（池）。
那是一场场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激战。这更是一场场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拉锯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中国大地（包括管辖海域）上的一切矿产权属于国有，国营、集体、个人的开采权，必须经县级以上的地质矿产管理部门批准并颁发采矿许可证，才能从事在所指定的地点进行有计划的开采，除此，任何单位和政府其他职能部门无权发放采矿许可证。可是，中国的问题太多，法律往往在这些问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一位西方哲人曾以棉絮和榔头来比喻我国的现状与法律的关系。榔头，从来是坚硬和牢固的，可当它碰在棉絮上时，所有的坚硬与牢固将一丝半毫都不复存在。然而，笔者以为，这尚不是中国法律最可悲的命运，真正可悲的是中国的法律本身就并不具有高于一切的属性。它在许多时候可以发出“咚咚”作响的清脆回声，又在许多时候反被更为坚硬与牢固的墙壁给迎头痛击而弹了回来。反映在矿产资源开采权上的问题，颇能说明这一点。
某县工业局的牌子白底黑宇，显赫地挂在临街的大门口。可是，在这偏远的山区县城，它的职能几乎是徒有虚名。全县大大小小隶属它管辖的企业不足50个，而且还都是些生产老掉牙的拖拉机配件或家用煤炉等的小厂。工业局的编制也由35人压缩到了21人。咋办？要活路就得想办法呀！所幸天无绝人之路，省地质队在这个县的几座山上发现了锡矿。可是，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动手设计建设国营矿山的蓝图，本地的乡村农民、商店职工、机关干部甚至学校师生已上山抢矿了。“矿山开采是工业工作，应该属于我们管呀！”工业局将报告送到县政府，并且同时附了一份局在编人员的“救济”报告。“总不能让我们饿着肚皮吧！”县里一个红头文件，昔日无人问津的工业局顿时摇身一变，气壮如牛：“上山采矿，必须到我局领取许可证！”顿时，工业局门庭若市，忙得不可开交。人员由21人再度上升到35个、42个，而且待遇翻了一倍。
工业局是这样，商业局、财政局、税务局、农业局、公安局……难道就不能这样？你县里可以这样，我乡里、村里就不能吗？于是，采矿证就像公园的门票，谁都可以“买卖”；于是，法律就像腾起的肥皂沫，永远虚无缥缈……
我问执掌矿产开发权的矿管局。局长不敢大声回答我，悄悄指着紧挨着他大门的税务局，这样说：“我是执法人，只有我才有发放采矿证的权力。这一点没错。可他们自有办法对付你。他们三天两头地找上门，告诉说你得交这个税交那个税，而且还要受罚多少多少万，否则法庭上见。矿管局结果只有让步。于是，税务局就提出允许他们在内部发一部分采矿许可证……事情就这样简单，在同一块地盘上，我的法是顺着别人划的线在走……”
你不允许公安局发证？好吧，矿山的一切秩序，我们将概不负责。杀人放火，你矿管局管得了吗？投降吧！好说，放权放权吧，其余的我们全包！矿山秩序三天内解决！
你不允许粮食局发证？没关系。不过，这几个月你们单位的口粮和食堂供应尚不能满足，请自己想法解决。一天可以不吃，两天可以嚼方便面，可总不能十天八天就这样熬着。投降吧！好说，明天我们就把你们的口粮送上。
于是——
OK，发！全国东西南北中，一张张漂亮的盖着红章的采矿许可证漫天飞舞。
OK，发！一张5元，10元，100元，1，000元……你采矿赚钱，我发证赚钱，共同富裕，真正的共产主义！
结果是皆大欢喜。而矿产资源法呢，成了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