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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时期的劳工运动在组成上，在其思想观念和纲领上，都不是严格的“无产阶级”运动，即产业工人和工厂工人的运动，甚至也不是仅限于工资劳动者的运动。更确切地说，它是代表（主要是城市的）劳动贫民所有势力和倾向的共同战线。这样的共同战线早已存在，但迟至法国大革命时，其领导和鼓舞力量仍来自自由主义的激进中产训阶级。如我们所见，是“雅各宾主义”而不是“无套裤汉主义”（而且不管不成熟无产者的愿望），将它所具有的那种统一性，赋予巴黎的民众传统。但1815年后的新形势却是，那个共同战线除了针对国王和贵族之外，也愈来愈针对自由中产阶级，并从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和意识形态当中，吸取其统一性。尽管当时产业工人阶级和工厂工人阶级几乎还不存在，而且整体上说，其政治成熟度也远不如其他劳动贫民。穷人和富人都倾向于把处于“社会中等阶层之下的城市民众”，在政治上划归成“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认为社会现状的确存在着内部矛盾，而且已无法继续下去的看法，正日渐普遍，凡对此感到忧虑的人，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认为那是惟一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合乎理智的判断和选择。
新兴运动的领导权，反映了事物的类似状态。最积极、最富战斗性和最具政治觉醒的劳动贫民，并非新兴工厂无产阶级，而是技术熟练的手工业者、独立工匠、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工人和其他生活、工作基本上认同于前工业革命，但却遭受到更大压力的那些人。最早的工会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由印刷工、制帽工、缝纫工以及类似工人组织而成。像利兹这样的城市，宪章运动的领导核心——而这是很典型的——是由一位转行到手织工的细木工、两位熟练印刷工、一位书商和一位梳毛工所组成。采纳欧文先生合作信条的人，大多数是这类“工匠”、“机械工”和手工工人。最早的德国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者，是云游四方的熟练手工业者——缝纫工、细木工、印刷工等。1848年，巴黎奋起反抗资本主义者，仍是巴黎近郊圣安东尼（FaubourgSaint－Antoine）老手工业区的居民，而不是（如 1871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聚居的贝尔维尔（Belleville）居民。直至工业发展破坏了这些“劳工阶级”的意识堡垒，早期劳工运动的力量才遭到致命打击。例如，1820－1850年期间，英国工人运动创建了工人阶级自我教育和政治教育机构的稠密网络——“技工讲习所”、欧文派的“科学堂”和其他机构。至1850年，英国（政治性质较明显的机构不计）有700个这样的机构，仅约克郡就有151个，另有400间报刊阅览室。但是，此际它们已呈衰落之势，而且在几十年后，大部分不是消失就是萎靡不振。
只有一个例外。惟有在英国，新兴无产大众开始组织起来，甚至开始产生自己的领袖——爱尔兰欧文派棉纺工人多尔蒂（John Doherty Doherty）、矿工赫伯恩（Tommy Hepburn）和祖德（Martin Jude）。工人组成了宪章运动的战斗部队，其中不仅包括技术熟练的工匠和不景气的家庭手工业者，工厂工人也是其主要斗士，有时更是其领导者。但在英国以外的国家，工厂工人和矿工仍然主要扮演着受害者，而不是行动者。直到该世纪末，他们才得以参与塑造自己命运的工作。
劳工运动是自卫组织、抗议组织和革命组织。但对劳动贫民来说，它不仅是一种斗争工具，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带给他们任何东西；历史则使他们脱离了传统的生活，虽然保守派曾徒劳无功地企图让他们维持或恢复那样的生活。对他们日渐被卷入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什么能力加以改变。但劳工运动却可以，或更确切地说，劳工为自己铸造的生活方式，那种具有集体性、公共性、战斗性、理想性和孤立性的生活方式，暗含着这种能力，因为斗争就是其本质。而反过来，运动又赋予其凝聚的力量和目的。自由主义的神话假定，工会是由一些无意识的鼓动者煽动那些无责任心的劳工所组成的，但事实上，无责任心的劳工根本很少参加工会，而最有才智、最称职的工人，才是工会的最坚定支持者。
在那段时期，这类“劳工世界”高度发展的最佳典范，也许仍然是那些古老的家庭代工。有像里昂丝绸工人那样的社会群体，他们总是不断造反——1831年起义， 1834年又再次起义，而且还引用米歇莱（Michelet）的话表示：“因为这个世界不会在其阴暗潮湿的巷子里，把自己改变成另一个充满甜蜜梦幻的道德天堂。”还有类似苏格兰麻纺工人那样的团体，他们接受共和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纯净信条，信仰斯维登堡（Swededs昭瑞典科学家、哲学家兼宗教作家，其宗教思想特色为坚持耶路撒冷教义。）的异端邪说，他们建有工会图书馆、储蓄银行、技工讲习所、图书馆和科学俱乐部，也设立画廊、传教场所、戒酒联盟、婴儿学校，甚至还创办花艺协会和文学杂志（邓弗姆林的《气量计》〔Gasometer］），当然他们也支持宪章运动。阶级意识、战斗性、对压迫者的仇恨和蔑视，就像他们织布的机器一样，都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工资以外，他们不欠富人任何东西。他们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的集体创造。
但是，这种自我组织的无声过程，并不局限于这类比较旧式的工人。也见诸以当地原有的美以美教会为基础的“工会”之中，见诸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和达兰的矿工之中。同时，也可在新兴工业区高度集中的互助会和互济会中看到这种发展，特别是兰开复地区。1821年，兰开复互济会成员的人口比例（17％），远高出别的郡；1845年，几乎有半数的秘密共济会分部，设在兰开夏和约克郡。最重要的是，它反映在成千上万的男、女、小孩身上，他们高举火炬，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地从兰开夏的工业小镇涌向荒野，去参加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它也反映在新兴的罗奇代尔合作商店身上，这些商店在19世纪40年代，以极快的速度大肆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