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切里舍夫少校口中，维克托却听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按照少校的说法，远东的实际情况要比维克托听到的那些更加复杂，按照切里舍夫的说法，至少在哈巴罗夫斯克，阿帕纳先科将军的一系列政策，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至于博尔科夫，少校对他的评价不太高，因为这位边疆区第一书记就是哈巴罗夫斯克本地人，在阿帕纳先科将军前来远东之前，他才是这里真正的“沙皇”，不说别的，就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工作，他都要插手过问。
在远东地区，类似博尔科夫这样的存在并不是特殊现象，这里距离莫斯科太远了，以至于有些事情并不像莫斯科的官员们想象的那般简单。
切里舍夫把话说的很隐晦，但维克托还是能从他那种隐晦的暗示中，听出一些问题来。
“看起来，这位少校同志对我们还是有所隐瞒，”送走了切里舍夫，索菲亚先指挥着随同前来的两名技术人员，对整栋楼的各个房间，做了一遍无线电波的侦测，在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才回到维克托的书房。
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指挥人员，最基本的警惕性肯定是有的，虽然切里舍夫少校属于维克托的下属，也是委员部成员，但初来乍到的维克托绝不会轻易的相信任何人。索菲亚组织的侦测，是为了确定房间里没有安装窃听装置。
“或许，远东的情况要比咱们所了解到的更加复杂，”维克托坐在办公桌后面，给自己点了一支烟，他那张脸就藏在烟雾缭绕中，“不过，那与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咱们也没有必要参与其中。”
索菲亚点点头，将书房的房门关上，径直走到办公桌前面，拖过旁边的一把椅子坐下，说道：“我想，切里舍夫的三次请调背后，肯定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只是他现在对咱们心存疑虑，不愿意把他的故事说出来，这对于咱们后续工作的展开，或许会是一个隐患。”
维克托没有说话，前世的经验告诉他，地方工作与中央工作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很多时候，在中央工作中看起来应该是令行禁止的事情，在地方工作中却有可能是一种常态，明知故犯甚至是顶风作案都是常有的。
不过，维克托并不是监察委员会的人，地方工作中的问题不归他管，远东的情况再复杂，他也不想插手介入，对他来说，这次远东之行的任务，就是将那个可能存在的日本潜伏情报网揪出来，仅此而已。
反谍工作永远不会像刑事破案工作那般的精彩，什么各种寻找证据，追查线索之类的，反谍没有那么复杂，对于间谍人员来说，就是要把自己装扮成普通人，不被任何人察觉出异常。一旦这种装扮出现问题，被人发现了可疑的地方，那他的使命就结束了，因为反谍的人即便不会立刻将他抓捕，也会安排大量的人力来死死盯住他。
尤其是在如今的苏联，正处在艰难的战争时期，在这里，只要有谁被怀疑成间谍、破坏分子，那么哪怕是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反谍局也会首先将他抓起来，然后再去寻找证据。
所以，维克托现在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可疑的人找出来。
“你准备从哪方面着手？”见他不愿意谈远东的局势问题，索菲亚便岔开话题，问道。
维克托没有说话，他将面前的书桌抽屉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直接丢到索菲亚面前，说道：“就从这里开始，当然，工作要做的隐蔽一些，毕竟这涉及到了太多的人。”
索菲亚将文件拿过来，翻开看了看。
文件是一份由对外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其中记录了目前定居在哈尔滨、奉天等伪满境内的“白俄分子”名单。
所谓的“白俄”与白俄罗斯没有任何关系，它指代的是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在内战结束后，由苏联国内流亡到中国东北地区的白卫军成员及其家属，或立场倾向白卫军的地主、富农成员。
在如今的伪满境内，类似这样的白俄有很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不再想着回归苏联了，但也有一部分人还在梦想着反攻苏联，其中有一些甚至在与日本人合作，期盼有朝一日能够在日本的支持下打回苏联国内。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组织，都在对这些白俄实施监控，因此手中掌握的情报比较多。
文件中除了涉及到这些白俄分子的名单之外，还涉及到了利用这些白俄分子从事情报工作的日本情报机构。
实际上，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日本的情报机关了解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情报机关太多了，五花八门的，仅仅是在满蒙地区比较活跃的，就有十几个，其中规模最大的，当然还是关东军下辖的“土肥原机关”，以及借着商会名头搞情报工作的“昭和通商”。
作为穿越者，维克托前来远东也有一点优势，那就是他虽然对苏联的历史不太了解，但对国内的某些历史还是知道一些的，至少，他知道一些潜藏很深，但是在前世抗战结束之后，又被揪出来的日本间谍。比如说这份名单没有的“满映”以及“满铁”，这两个同样从事着情报工作的存在，显然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人员给忽略掉了。
满映就是指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而满铁就是指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尤其是后者，其所为的“满铁大调查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情报机构，专门负责对苏情报侦查工作。
就目前来说，维克托其实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他准备将起步工作定在那些定期的“探亲者”身上，所谓的探亲者，就是那些有亲戚滞留在中国境内的苏联人，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穿越边境进入满洲，前往所为的“新京”，也就是长春探亲。
这种定期的探亲活动，实际上涉及到了苏日之间的一桩交易，关于铁路的交易。
在日俄战争之后，当时帝俄政府被迫将中东铁路在长春以南至旅顺的路段，交给了日本政府，不过，长春以北至满洲里的路段，依旧归由俄国控制。
苏联成立之后，莫斯科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段铁路又成为了中苏共管的资产，但实际上还是由苏联负责管理的。
在此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苏联安排的负责管理这段铁路的工作人员、驻军，等于是在中国国内定居了，他们的家属也大都迁了过来，沿铁路一线的几个城市，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定居区。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1935年，由于铁路处在伪满洲国和日本驻军的包围之中，长期受到各种骚扰，再加上这段铁路对于苏联政府来说有点鸡肋，于是莫斯科就将铁路以1亿4千万日元的价格，卖给了伪满政府。
铁路是卖出去了，但是长期在中国定居的一些苏联人，却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出于种种原因，不想回来了，于是，当时苏联便与伪满洲国签订了一项补充协议，每月两次，允许有亲属在伪满境内的苏联人过去探亲。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莫斯科考虑到苏日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是计划禁止这种探亲活动的，但各种实际问题的存在，令这项规定未能得到执行，一直拖延到了现在。
与那些私自越境者不同，这些长期以来在边境穿梭探亲的人，并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关注的重点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工作上的疏漏，而在维克托看来，相比起步兵第88旅的成员，这些探亲者中存在潜伏间谍的可能性要高的多。
不过，类似这样的怀疑，他还不能堂而皇之的说出来，只能按照中去调查，毕竟探亲者的问题牵涉到的人太多了，其中伴随的利益纠葛也很复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些探亲者利用过境的机会，以各种夹带的方式从事走私活动，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记录中都是存在的，而远东各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之所以从未采取过行动，肯定不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天知道里面参杂着一些什么破事。
对于现在的维克托来说，他首先需要的一个破局的机会或是借口，这个破局的方式，必须不会引发太大的反弹，从而引起潜伏分子的警觉，同时，又能将那些与探亲者没有利益纠葛的人分辨出来。
维克托前来远东执行任务，只带了那么十几个人，这其中还包括了十多个警卫，所以，他办案就需要动用远东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手，在摸不清状况的情况下，如果冒冒失失的动手调查，最终可能会徒劳无功。
“具体从哪方面着手，我已经有了些想法，”维克托说道，“明天叫上叶格罗维奇他们，一起开个短会，确定一下工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