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加·В，测量师，二十四岁
早晨，我跪在地上向上帝祷告：“主啊！我准备好了！现在我想去死！”虽然那是早上，是一天的开始。
死亡，这是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来到海边，坐在沙滩上，说服自己，没有必要害怕死亡。死，是一种自由……海浪翻滚，阵阵拍岸。夜幕降临，晨光又至。第一次我怎么都下不了决心。来来回回，辗转不安。我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主啊，我爱你！主……”我还用阿布哈兹语向上帝祷告……身边的世界色彩鲜艳，鸟语花香，但是我就是想要死。
我是俄罗斯人，出生在阿布哈兹，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我在苏呼米生活到二十二岁，直到1992年……直到战争开始。阿布哈兹俗语说：如果水都燃烧起来，你又怎么把它扑灭？他们也是这样谈战争的……人们本来都是乘同一辆公车，上同一所学校，读同一本书，住同一个国家，用同一种语言学习——就是俄语。可是现在人们互相残杀：邻居杀邻居，同学杀同学，哥哥杀妹妹！这里到处都是战斗，街坊邻里的战斗……多久了？大概一年前，或者两年前……我们还像兄弟般生活在一起，都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我在学校写的作文，题目是“永远的兄弟情谊”“牢不可破的联盟”……但是现在杀人了！这不是英雄主义，甚至都不是一般的犯罪……而是恐怖！我亲眼所见，我不理解，我不明白……我来和您说说阿布哈兹吧，我很爱它……（停止）现在仍然很喜欢它，爱它……每个阿布哈兹家庭的墙上都挂着一把匕首。家里有男孩出生时，亲戚们都送去匕首和黄金。匕首旁边挂着饮酒的牛角，阿布哈兹人用牛角当作杯子喝酒，不喝完里面的酒，牛角就不能放到桌子上。阿布哈兹人一辈子花在餐桌旁招待客人的时间长得无法计算，因为他们只有喝酒才快乐。然而当他杀人的时候又如何计算时间？怎么会这样？所以现在我对死亡想得很多很多。
（她的声音转为低语）第二次，我没有退路了……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手脚的指甲全都脱落下来，血淋淋的……我刮墙壁，挖墙壁，抠成粉末，但在最后一刻还是想活下去。绳子断了，我最后还是活了下来，我还能摸到自己。但那个幽灵还在：我仍然不能停止去想它，就是死亡。
我十六岁那年，爸爸去世，从那时起我就痛恨葬礼，厌恶哀乐……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演出这种剧目。我坐在棺材边，那时我已经明白这不是我爸爸了，我爸爸不在了。这只是一具冰冷的身体，一个躯壳。一连九天我都在做同一个梦：有人在叫我，一直叫我过去……但我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要去找谁。我开始想要找自己的亲人……很多亲戚我从没见过也从不认识，他们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但是我突然看到了我的奶奶，奶奶早就死了，我们甚至连她的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我在梦里认出了她。他们在那边全都是不同的样子……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他们好像不用任何东西遮蔽身体，我们身上都有衣物，他们却没有任何遮挡。后来，我又看到了爸爸，他还是那么开心，还是像在人间我很熟悉的那个样子。其他人也都一样，我好像都认识他们，但又忘了。死去，只是一个开始，是某种新的开始，我们只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想啊想啊。我想冲出囚牢，我想逃跑，想躲藏起来。最近，在早上对着镜子跳舞时，我看到自己还很美丽，还很年轻！我将会快乐！我还要去爱！
我看到的第一……是个漂亮的俄罗斯小伙，罕见的帅气！用阿布哈兹人的话说，这样的人是“种子男人”。他的跑鞋和军装上蒙着薄薄的一层土。第二天，有人把他的跑鞋拿走了。他就这样被杀死了……那里还会发生什么？这片土地到底怎么了？就在我们脚下，我们脚踩的这片土地……不管是地下还是空中，空中又弥漫着什么？那是夏天，大海在咆哮，和蝉鸣呼应。妈妈把我推进了一家商店，而那个人被打死了。街上的卡车上都有武器，分发机关枪就像分发面包一样。我看到了难民，人们指给我看难民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个我已经遗忘的单词，我只是从书本上见到过。难民很多很多：有坐汽车的，有坐拖拉机的，也有步行的。（沉默）要不咱们谈点儿别的？比如电影……我爱看电影，但只喜欢西方电影。为什么？因为西方影片不会让我想起我们自己的生活。在那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遐想……想象自己是另外一副面孔，因为我已经厌倦了自己的脸。还有我的身体，连手臂我也受够了……我不满意自己的身体，我被它束缚着。其实我已经不同了，我一直在变化，但我的身体却一成不变……我倾听自己说话，我思考自己不能说出来的话语，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些话语的含义，因为我愚蠢得只爱面包和黄油……还因为我还没有恋爱过，没有生过孩子。我在说，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这些话是从哪儿钻到我的身体里来的。又看到了一个遇害者，是个年轻的格鲁吉亚人。他躺在公园里。那个地方正好有沙子，他就躺在沙子里，躺在那里瞧着所有人……没人把他运走，也没人在那儿逗留。我看到他了，我明白我应该逃开，我必须跑掉……逃到哪里呢？我跑进一家教堂，里面空无一人。我跪下来为所有人祈祷。那时我还不知道如何祷告，还没有学会和主说话……（她拿起一个小包，里面有药片）我不能，不能激动！这一切之后我病倒了，有人介绍我去看心理医生。有时我走在大街上，突然就想大哭一场……
我想要在哪儿生活？我想回到童年去生活……那时我在妈妈身边，就像鸟儿在巢里。救赎吧，愿上天拯救盲目轻信的人们！在学校时我很喜欢战争书籍，喜欢看战争影片。我觉得那是很美好的场景。那里有光明的、鲜活的生命，我甚至很遗憾自己是一个女孩，而不是男孩：如果发生战争，他们不会让女孩去打仗。现在我不读战争作品了，最畅销的也不读。那些战争书籍，都在欺骗我们。事实上，战争是肮脏和可怕的。现在我不再相信了。怎么能这样写书呢？不去写全部真相，只是泛泛地写写就行了？说到这些事情……怎样才算得上幸福呢？我不知道，我很困惑。妈妈拥抱着我问：“女儿，你都在读些什么？”“《他们为祖国而战》，关于战争的……”“你为什么要读这本书？那不是生活，我的女儿。生活，是别的东西……”妈妈最爱读的是爱情小说……我的妈妈，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活在人世。（沉默）起初，我以为我不能住在那里了，不能在苏呼米生活了……反正是活不下去了。爱情小说也救不了我，当然我知道爱情是存在的。这我知道……（她第一次笑了）
1992年春天，我们的邻居瓦赫坦格和古纳拉夫妇——他是格鲁吉亚人，她是阿布哈兹人——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家具，准备离开。他们来向我们道别：“战争要爆发了。你们还是离开这里回俄罗斯吧，如果那边有什么人的话。”我们当时还不相信。格鲁吉亚人总是嘲笑阿布哈兹人，阿布哈兹人也从不喜欢格鲁吉亚人。噢……耶！（笑）“格鲁吉亚人能飞上太空吗？”“不能。”“为什么？”“所有格鲁吉亚人都将死于骄傲，所有阿布哈兹人都将死于嫉妒。”“为什么格鲁吉亚人那么矮小？”“不是格鲁吉亚人那么矮小，而是阿布哈兹山峰那么高大。”他们虽然互相嘲笑，却生活在一起。一起照料葡萄园，一起酿制葡萄酒。阿布哈兹人酿酒就像宗教一样普及。5月过去了，6月到来了，海滨浴场开放了，第一批浆果成熟了……哪有什么战争啊！我和妈妈都没有想过战争，仍然做我们的蜜饯，做我们的果酱饭。人们每周六都去赶集。阿布哈兹大集市！人声喧闹，香气弥漫。到处飘着葡萄酒桶和玉米饼的气味、山羊奶酪和烤栗子的气味、李子和烟叶的香味。人们摆出各种奶酪，我最喜欢奶酪和酸奶……顾客们操着阿布哈兹语、格鲁吉亚语和俄罗斯语……各种各样的语言：“喂喂，我亲爱的，不想买不要紧，先尝一口试试嘛。”自6月以来，市面上就没有面包卖了！妈妈决定周六去买些面粉储备起来。我们上了公交车，同车还有一位相识的女人带着孩子。孩子本来在玩耍，却突然哭起来，号啕大声，好像被谁吓坏了。那女人突然问：“有人开枪吗？你们听到枪声了吗？”真是神经病！但是等到我们的车开到了市场，迎面跑来了一群人，他们惊恐万状地奔逃。鸡毛乱飞，兔子在脚下乱窜，还有鸭子……我永远记得那些动物们，记得它们是如何受苦的。我还记得有一只受伤的小猫，一只尖叫的公鸡，翅膀下面插进了一块碎玻璃……原来是真的，莫非是我不正常了？关于死亡，我想得太多……现在还在被这种想法占据……那种尖叫，那种哭喊，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一帮没穿军装的武装人员，拿着冲锋枪追赶妇女，抢夺她们的包和物品：“把这个给我，把你的包摘下来……”“这是罪犯吧？”妈妈小声私语。我们下了车，看到俄罗斯士兵。“这是怎么回事？”妈妈问他们。“你不明白吗？”一个中尉回答，“这是一场战争。”我的妈妈非常胆小，吓昏了。我把她带进了一个小院子，有人从一座公寓楼给我们送来一瓶水。什么地方在开炮，传来炸弹爆炸声……“女人们！女人们！需要面粉吗？”一个年轻男人背着一袋面粉，身披着装卸工人的蓝斗篷，不过斗篷变成了白色，上面都撒上了面粉。我笑了出来，我妈妈说：“让我们买一些吧。也许战争真的来了。”我们就给了他钱，买了面粉。我们当时就知道，我们买的是偷来的东西，是从强盗手里买的。
我一直生活在这些人当中，我了解他们的习惯、语言……我爱他们。可是眼前这些人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快就变了！这么没有人性！是什么原因？该由谁来负责？我摘下金十字架藏在面粉里，把装钱的口袋也藏起来，就像一个老奶奶。我知道了这十多公斤的面粉是从哪里来的。我把面粉背回家，要走五公里远。我当时很镇静，如果在那个时候被杀死，我都来不及害怕……许多人从海边赶回来，惊慌不已，吓得直哭。只有我一个人很镇静，也许我是被吓呆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像其他人一样哭喊出来或许还好些……我们停下来在铁道两边休息。铁道上坐着一群年轻人：一些人的头上绑着黑丝带，另一些头上绑着白丝带，所有人都拿着武器。他们还嘻嘻哈哈地挑逗我，嘲弄我。离他们不远处有一辆卡车在燃烧，方向盘后坐着已经被杀害的司机，穿着白色衬衫……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穿过一个橘子园逃跑，我全身上下都是面粉……“扔掉它！快跑！”妈妈央求我。“不，妈妈，我不会扔下面粉。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这样一派景象……几辆日古利汽车迎面开过来，我们大声呼喊，一辆车经过我们身边，开得很慢很慢，好像送葬时一样。前排坐着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第二排是一个女人的尸体。可怕的景象……但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像我早先想象得那么害怕……（沉默）我总是希望好好思考这件事，一直都想来想去。海边上还有一辆日古利轿车，挡风玻璃碎了，一摊摊血，一双女鞋扔在附近……（沉默）我，当然很难受，痛苦……为什么这一切我都无法忘记呢？（沉默）快跑！当时我就想快些回到家，想去一个熟悉的地方，逃离这里……突然一声巨响，打仗了！我看见头顶上有绿色的军用直升机，地面上有坦克，它们不是成队开过来，而是一辆一辆单独行进，坦克上坐着挎着冲锋枪的士兵，挥舞着格鲁吉亚国旗。这些坦克的队形很乱：一些坦克快速走在前面，另一些停在商业摊点边。士兵们跳下装甲车，用枪托打砸小贩的摊位，抢走香槟、糖果、汽水、香烟。坦克后面又开上来一辆大巴车，堆满了床垫和椅子。巴士车上为什么堆着椅子？
回到家里，我们赶紧打开看电视，只有交响乐团在演奏，哪里有战争啊？电视上并没有播放战争的消息……不过我去市场之前就已经买好了西红柿和黄瓜作为储备，煮好了罐头。我们回到家后，我就开始把罐头都捆好装好。我应该做些事情，应该让自己忙起来。到了晚上，我们就看墨西哥连续剧《富人也哭了》，这是一部爱情片。
早晨，我们很早很早就被轰鸣声惊醒了。装甲运兵车正从我们这条街驶过，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观看。一辆军车在我们家门口停下来，里面是俄罗斯人。我明白了，他们都是雇佣兵。他们招呼我妈妈：“大妈，给点儿水喝。”妈妈拿来了水和苹果。他们喝了水，但是没有碰苹果。他们招呼妈妈：“我们昨天有一个弟兄被苹果毒死了。”我在街上遇见一个熟人：“你怎么样？你的家人都在哪里？”可是她从我身边走过去，就好像不认识一样。我追上去抓住她的肩膀问：“你怎么了？”“你还不明白吗？你和我说话很危险——我丈夫……我丈夫是格鲁吉亚人。”可是我……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丈夫是谁，是阿布哈兹人还是格鲁吉亚人，这对于我有什么区别！他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使劲抱住她！晚上她的亲弟弟来了，想要杀她丈夫。“你杀了我吧！”姐姐对弟弟说。我和她弟弟在同一所学校学习，都是好朋友。我想，现在我怎么与他见面？互相都说些什么好呢？
几天后，整条街的人都去为阿赫里克送葬。阿赫里克，一个我很熟悉的阿布哈兹男孩，十九岁。他那天晚上去看女朋友，背后被人捅了一刀。他母亲跟在棺木后面：忽而号啕大哭，忽而在地上打滚大笑。她疯了。一个月前，他们都是苏联人，现在却分为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俄罗斯人……
同一条街上还有一个男人，我认识他，虽然叫不上名字，但是脸很熟，以前见面经常互致问候。他高大英俊，看上去是很正常的小伙子。但是他杀死了自己年迈的老师——一个格鲁吉亚人，因为老师在学校里教他格鲁吉亚语，让他吃过二分。这又怎样呢？您知道吗？在苏联学校里我们被教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朋友……朋友、同志和兄弟……我妈妈听到那个孩子杀害了老师的消息后，眼睛眯了一会儿，又睁得大大的……主啊，拯救那些盲目轻信的人们吧！我一连几个小时跪在教堂，教堂里一片寂静……虽然教堂里总是有很多人，但大家都在祈求同一个问题……（沉默）想想吧，您理解我说的吗？您希望这些能写下来吗？希望？也就是说您相信会写下来。而我，没有这个愿望。
我半夜醒过来，叫了声“妈妈”。妈妈一直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我从来没有像晚年这样幸福过，可是突然间爆发了战争。”男人总是喜欢谈论战争，无论是小伙子还是老男人，他们都喜欢武器；而女人喜欢回忆爱情。老女人都喜欢述说自己年轻时如何貌美，女人从来不喜欢谈论战争，她们只是为自己的男人祈祷……我妈妈每次去邻居家串门，回来都惊恐万状：“加格拉赫格鲁吉亚人的球场被烧了。”“妈妈！”“我还听说格鲁吉亚人阉割了阿布哈兹人。”“妈妈！”“有一次动物园的猴子笼被炸了。到了夜里，格鲁吉亚在追赶什么人，觉得是阿布哈兹人。他们打伤了他，他尖叫起来。阿布哈兹人也发现了一个人，他们也认为是格鲁吉亚人。大家就追赶，开枪。到了早上大家才看到，这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所有人——格鲁吉亚人和阿布哈兹人，都宣称是为了和解，为了解救国家，却都是在杀人……”我没法回答妈妈。我为所有人祷告祈求：“他们就像吃人僵尸。他们这么做，还相信自己是在做好事行善，但是难道用机关枪和短刀行善吗？他们冲进一所房子，如果没有找到人，就朝牛棚和家具扫射。你进入城市，会看到街上躺着被打得浑身弹孔的牛和果酱桶……人人都在射击，一些往这边打，另一些人往那边打。主啊，请开导他们吧！”（沉默）电视台不工作了，只有声音，没有图像。莫斯科已经变成很遥远的地方。
我常常去教堂，在那里说说话，唠叨一下……在大街上看到什么人，我就会拦下他，然后就开始自说自话。妈妈坐在我旁边，听我说话，看着我，慢慢地就睡着了，她太累了，连走路都能睡着。一边洗杏子，一边也能睡着。而我已经走火入魔，不停地说啊说啊，说我听到的，说我看到的……我给别人讲了一个格鲁吉亚人的故事……这个年轻的格鲁吉亚人扔掉了冲锋枪，大声喊道：“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我是来为祖国牺牲，而不是来偷别人冰箱的！你们为什么要闯进人家的房子，抢走别人的冰箱？我是来为格鲁吉亚而死的……”别人一边拍着他的头，一边把他架走了。另一个格鲁吉亚人面对向他开枪的人，笔直地站着：“阿布哈兹兄弟们！我不想杀害你们，你们也不会朝我开枪。”但他被子弹击中了后背。还有一个人……他是哪个民族的，俄罗斯还是格鲁吉亚，我不知道。他带着炸弹钻到一辆军车下面。他高喊着什么，没有人听到。汽车里的阿布哈兹人被烧死了，他们也在哭喊……（沉默）说说我的妈妈吧……妈妈在家里窗台上摆满了花。她是为了救我，她恳求我：“我的乖女儿，看看花吧！看看海吧！”我有一个难得的母亲，她有一颗仁慈的心……她又一次向我坦承：“我今天很早就起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照进来。我就想，我现在要照镜子，看看我已经是什么年龄了。”妈妈患有失眠症，她的腿不好，她在水泥厂当了三十多年负责人，但她早上居然想不起自己有多大年龄了。然后她站起身，刷了牙，去看镜子中的自己，镜子里一个衰老的女人在望着她……她又开始准备早餐，忘记这些。我还听到她在唱歌……（笑）我的妈妈，就是我的朋友……我最近做了一个梦：我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越升越高，感觉好极了。
我已经不记得那些事情是发生在早上还是晚上，不记得了……起初劫匪们还戴着面罩，把黑色丝袜套在脸上。没多久，他们干脆摘下了面罩，直接就是一手拿水晶花瓶，另一手拿着枪，背后披着挂毯。电视机拖走，洗衣机抬走，女式皮大衣穿走……还有餐具、瓷器，什么都不嫌弃，连破房子里的儿童玩具也捡走了……（声音转弱）现在我在商店看到普通刀具时，都往往难以自控。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死。中学毕业后，我考进了医学院，学习期间坠入爱河。我常常半夜醒来，开始幻想。那是什么时候？很久以前……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段生活了，我只记得另一些事情……一个男孩的耳朵被割下来，这是为了不让他听阿布哈兹歌曲。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被切断了……嗯，你懂的……为了不让他的妻子生育……现在都有核导弹、飞机和坦克了，而这些人还在用刀砍人，用干草叉杀人，用斧子剁碎人……就让我完全失去神志吧……我不想记得……我们这条街上有一个女孩悬梁自尽了，因为她深爱的一个小伙子娶了另一个姑娘。这个女孩子下葬时穿了一身白色礼服。没有人相信，在这个时代还有人为爱情而死？除非她被强奸过……我还记得索尼娅阿姨，我母亲的朋友，一天夜里她的邻居被人砍了，一家格鲁吉亚人，和她是朋友。那家两个年幼的孩子也被砍了。从那以后，索尼娅阿姨一连几天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想出门。“姑娘，以后我可怎么活下去？”她问我。我用勺子喂她喝汤，她都无法下咽。
在学校里，我们被教育要热爱扛枪的人，他们是祖国的保卫者！而眼下这些人呢？他们不是祖国的保卫者……这场战争也不是卫国战争……他们都是男孩子，拿枪的男孩子。他们生得痛苦，死得无奈，他们叫人可怜。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我，我……我喜欢想我的妈妈，想她晚上怎么慢慢梳理她的头发……妈妈向我许诺说：“将来有一天，我会给你讲讲我的爱情。但我会说得好像那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女人。”她和爸爸的恋爱，是一次深情的爱。起初妈妈有另一个丈夫，有一次她给他熨衬衫，而他在吃饭。突然（这也只有我妈妈做得出来）她大声对他说：“我不会和你生孩子的。”说完就收拾东西离开了。后来我爸爸就出现了……不管妈妈去哪里，他都紧追不舍。在街上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冬天都冻坏了耳朵。不管他去哪里，都要跑回来看妈妈。终于他吻了她……
就在战争开打前，爸爸死了……我们的父亲死于心肌梗死。那天晚上他坐着看电视，就那样死了，好像只是去了什么地方……“听着，女儿，等你长大以后……”爸爸为我设想了不少计划，还有……还有……（哭）家里只剩下了我和妈妈两个人。妈妈很害怕老鼠，她不能独自睡在家里。为了躲避战争的声音，她用枕头捂着头睡觉。我们卖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电视机和爸爸的金烟盒。那个烟盒相当贵重，爸爸一直珍藏着。还有我的黄金十字架也卖掉了。我们决定离开，但离开苏呼米必须贿赂军队和警察，又需要大量的金钱！火车已经不走了，最后几班船也早已离开，货舱和甲板上的难民挤得就像鲱鱼罐头。我们的钱只够买一张票，一张单程票……去莫斯科。我不想留下妈妈自己离开。她央求了我一个月：“走吧，我的女儿！快离开这里！”而我还想去医院照顾伤者……（沉默）他们不让我带任何东西上飞机，只能带一个证件包，连妈妈的烤饼也不能带：“知道吗，现在是战争时期！”可是，有一个男人在我旁边过海关，虽然他穿着便装，但士兵走向他，称其为“少校同志”，给他装了几个大箱子的红酒和蜜橘。我哭了，哭了一路……一个妇女不断在旁边安慰我，她带着两个男孩一起乘飞机，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一个是邻居的儿子，男孩们都饿得浮肿了……我不想走，根本不想离开……是妈妈把我推开，硬把我推上飞机的。“妈妈，我要去哪里啊？”“你要回家，回俄罗斯。”
到了莫斯科！这就是莫斯科……我在火车站待了两个星期。像我这样的人数以千计，挤在莫斯科各个火车站里：白俄罗斯火车站、萨维洛夫斯基火车站、基辅火车站……都是带着儿童和老人的家庭，来自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巴库……就住在火车站的长凳上、地板上。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煮食物，擦洗地板。在厕所里有插座，出口附近的自动扶梯也有插座。人们把水倒进盆里，插上电热锅，面条和肉一起煮……就是一大锅汤！还有儿童麦片粥！我觉得，莫斯科所有火车站都弥漫着罐头和热汤的味道。还有抓饭味和孩子的尿味——尿布都晾在栏杆和窗户上。“妈妈，我要去哪里？”“你要回家，回俄罗斯。”而今我到家了，家里却没人想要我们，没有人欢迎我们，没有人注意我们，没有人询问我们。整个莫斯科就像一个火车站，巨大的火车站，又像一个大篷车队。钱很快用完了。我还两次差点儿被强奸：第一次是个军人，另一次是个警察。一天夜里，警察把我从地板上拉起来：“你的证件在哪里？”他把我拖进“警务室”。他的眼睛放射出兽性的光芒……我尖叫起来！他显然害怕了，一边逃走一边说：“你真是傻瓜！”我整天在市区游荡，我站在红场……有一天晚上我在食品店里徘徊，很想吃东西，一个女人给我买了一个肉馅饼。我并没有向她乞讨……只是她在吃，我看着她吃……她可怜我。就那么一次，但我终身铭记着那一次。那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也很贫穷。我不能一直蹲在火车站，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我不去想食物，不去想我的母亲，就这样过了两周。（哭）有时在车站垃圾箱能找到一块面包，啃别人扔的鸡骨头，我就这样度日子，直到姑姑来找我。我们早就失去了她的消息，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她八十岁了。我只有她的电话号码，每天我都打电话，都无人接听。姑姑其实是住院了，但我当时认定她已经死了。
……奇迹发生了！我渴望的奇迹，它终于出现了……姑姑来找我了。当广播里说：“奥尔加，你姑姑从沃罗涅日来了，正在警务室房间里等你。”所有人都骚动起来，整个车站都在问：是谁？找谁？姓什么？我和另一个女孩一起跑去：她和我同姓，但名字不同。她来自杜尚别。当得知来的不是她的姑姑时，她大哭起来，没有人把她领走……
现在我住在沃罗涅日……什么活儿都干过，只要人家肯要我。我在一家餐馆洗过碗，在建筑工地看过更，为一个阿塞拜疆人卖过水果，慢慢稳定下来。现在我是测量员。当然是临时工，但这份可怜的工作是有趣的。我的医学院毕业证书在莫斯科火车站被人偷走了，还有妈妈的全部照片。我和姑姑一起去教堂，我跪着祈求：“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想死。”我每次都问上帝：我的母亲是否还在人世？谢谢您……我要感谢您没有怕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移开目光，感谢您听我说了这些。请听我说吧。我没有朋友在这里，没有人照顾我。我就这样说啊说啊……讲述那些年轻漂亮的人们怎样死在那片土地上……（脸上出现疯狂的笑容）他们死不瞑目，眼睛睁得大大的……
半年后，我收到她的来信：“我离开家去修道院了。我想活下去。我将为所有人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