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了苏联时代，我们也告别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我试图听到这出社会主义大戏所有参与者的真实讲述……
我们的共产主义，本来有个疯狂的计划：要把亚当以来的旧人类改造为新人类，而且也付诸实施了，这算是它唯一做过的事情。七十多年间，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验室里，制造出了一种另类的人：苏维埃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悲剧的人物，另一些人把他们称为“苏联分子”。我觉得我懂得这种人，熟悉这种人，我和他们共同生活了多年。他们就是我自己，是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父母。几年来，我为此游历了整个前苏联地区，因为苏维埃人不仅是俄罗斯人，还有白俄罗斯人、土库曼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现在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不会和其他人类混淆。在芸芸众生中，你会立刻发现我们这类人！我们这类人，全都有社会主义基因，彼此相同，与其他人类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词汇，有自己的善恶观，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我们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在我写过的故事中，这些词汇常常萦绕于耳：枪毙、屠杀、消灭、抹去，或者一些苏联特有的消失方式：逮捕、剥夺十年通信权、放逐。如果我们还记得，不久前有几百万人被杀戮，人的生命又价值几何？我们是充满仇恨和偏见的种族，一切都来自于那个被称为古拉格的地方和那场恐怖的战争，还有集体化、没收剥夺、大迁徙……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曾经是我们的全部生活，但那时我们很少谈论。而今，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开始被所有人关切，它曾经是怎样一回事并不重要，只因为它曾是我们的生活。我写这本书，是希望通过一点一滴，通过一鳞半爪，发现家的故事，寻找社会主义的内核，比如社会主义在人的灵魂中究竟是怎样的。我总是被狭小的空间所吸引，一个人的空间，只有一个人。实际上，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发生所有的一切。
为什么书中有这么多自杀者的故事，而不是普通苏联人民和平凡的苏维埃人物传记？其实说到底，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要么是出于爱，要么是由于年老，甚至只是为了兴趣，想要解开死亡之谜……我找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执着于理想，将理想深深根植于自己内心，决不妥协——国家成了他们的宇宙，取代了他们的一切，甚至生命。他们无法摆脱伟大的历史，无法和那段历史告别，无法接受另外一种幸福，不能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完全潜入和消失于个体生活中，把渺小看成巨大。人类其实都愿意单纯地生活，哪怕没有伟大的思想；但这在俄罗斯生命中却从来没有过，俄罗斯文学也从不是这样的。举世皆知我们是战斗民族，要么打仗，要么准备打仗，从来没有其他生活。我们的战争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战争的思维。听到密集的鼓点，看到挥舞的旗帜，心脏就快要跳出胸口……人们不仅不会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会钟爱自己的奴性。我还记得：放学后我们全班同学一起去开垦荒地，我们鄙视那些不去的同学。我们会为了自己没有参加过革命、没有经历过战争，而难过得哭出来。回首往事，难道我们真的这样过？我真的曾是这样？我和我的主人公们一起回忆。他们当中有些人说：“只有苏联人能够理解苏联人。”我们就是这样一群有着共产主义记忆的人，因为同样的记忆而惺惺相惜。
父亲曾经回忆说，他自己是在加加林飞上太空之后信仰共产主义的。我们第一个进入了宇宙！我们无所不能！爸爸和妈妈也是这样培养我们的。我也曾是十月党人，佩戴着一个十月革命徽章，先是少先队员，然后是共青团员。而绝望，是后来才出现的。
改革开始后，所有人都在等待历史档案开放。直到后来真的开放了，我们才了解了历史，那段一直对我们隐瞒的历史……
“生活在苏维埃俄国的一亿人口中，我们必须吸引九千万人追随我们。剩下那些无法沟通的，他们必须被消灭。”（季诺维也夫，1918年）
“吊死不少于一千个顽固不化的富农和有钱人（必须的，而且要人们都去看）……要没收他们所有的粮食，并扣押人质……这样做是要让方圆几百里的人都看到，震慑他们……”（列宁，1918年）
“莫斯科正在死于饥饿。（库兹涅佐夫教授对托洛茨基说）”“这不是饥饿。当年提多夺取耶路撒冷时，犹太母亲还吃自己的孩子呢。所以，要是你们过来对我说‘我们正在挨饿’的话，我就要强迫你们的母亲们去吃自己的孩子。”（托洛茨基，1919年）
人们阅读报纸杂志，沉默不语。扑面而来的是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怖！怎么能如此生活？许多人把真相视为敌人，也把自由视为敌人。我的一位朋友说：“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不了解大多数人的想法。虽然我们每天看到他们，但哪怕天天见面，对于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对于他们想要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却居然敢于去教诲他们。一旦我们知道了一切，一定会感到震惊。”我与他经常坐在我家厨房讨论，还跟他争论。这是在1991年……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我们都深信明天，明天自由一定会来临。一切都是从虚无开始，从我们的愿望开始。
沙拉莫夫在《笔记本》中写道：“我就是那场为生活的彻底翻新而进行的壮观而最终失败的战役的参与者。”这是一位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蹲了十七年的人写的话，他有着一种对理想主义的苦恋。我想可以把苏联人划分为四代人：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我属于最后一代人。我们这代人轻易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瓦解，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理想主义生机勃勃、实力雄厚的时代，那个时候，要命的浪漫主义魔法和乌托邦愿望方兴未艾。而我们是在克里姆林宫的长老们的监督下长大的，那是个清教徒加素食主义的时代。共产主义的血脉已被遗忘，伤感和悲情主义高涨，保留下来的认识就是：乌托邦不可能变成现实。
那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我在莫斯科火车站认识了一个女人，她是从坦波夫州来的，正准备去车臣，想把儿子从车臣战争中带回家：“我不希望他死。我不想让他被打死。”国家已经不能够再控制这个女人的心了，她是一个自由人了。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多数人还是对自由感到恼火：“我买了三份报纸，每份报纸都在说自己写的是真相。但真正的真相到底在哪儿啊？以前，每天早上大家都看《真理报》，从《真理报》上了解一切，理解一切。”但如今各种思想从麻醉状态下缓缓走了出来。如果我开始谈起懊悔，听到的回应就是：“我为什么要懊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这个人说“我也坐过牢”，那个人说“我打过仗”，第三个就说“我曾经在一片废墟上建设起一座城市，没日没夜地搬砖运石啊”。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人人都因自由而陶醉，但谁也没有准备好面对自由。自由，它到底在哪儿啊？人们仍然只习惯于在厨房里继续痛骂政府，痛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他们咒骂叶利钦改变了俄罗斯。那戈尔巴乔夫呢？人们咒骂戈尔巴乔夫是因为他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整个二十世纪。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像其他人一样，像全球所有人一样，认识到这次是真的，一切都变了。
俄罗斯一边在变化，一边在痛恨自己的变化。我想起马克思对于俄罗斯的那句评语：“一个呆板停滞的鞑靼。”
苏联的文明是什么？我匆匆地捕捉它的遗迹，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向人们询问的不是关于社会主义，而是关于爱情、嫉妒、童年、老年，关于音乐、舞蹈、发型，关于已经消失的生活中成千上万个细节。这是把灾难驱赶到习惯思维的范围中，并且说出或猜出某些真谛的唯一方法。我总是对普通小人物的生活惊奇不已，乐此不疲地探究无边无际、数不胜数的人性真相……历史只关心事实，而情感被排除在外。人的情感是不会被纳入历史的。然而我是以一双人道主义的眼睛，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眼睛看世界的。我只对人感到好奇……
父亲不在了，所以我无法把与他的对话进行到底……他说过，他们那一代人死于当年的战争，要比现在这些没有战争经验却要死于车臣的男孩子们轻松得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们是从地狱到地狱的。战前父亲是明斯克新闻学院的学生，他还记得，在他们过完假期返校时，见到的往往已经不是原来认识的那个老师了，老师们一个一个都被逮捕。他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感觉很害怕。就像在战争中那样害怕。
我和父亲之间很少有坦诚的对话。因为他爱怜我。我是不是也爱怜他？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很无情。我们觉得自由是非常简单的；但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亲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为没有人教给我们什么是自由，我们只被教育过怎么为自由而牺牲。
这就是自由！我们期盼的自由真是这样吗？我们曾准备为自己的理想而死，准备为理想而战斗。可是开始的却是“契诃夫式”的生活，一种没有历史的生活。所有价值观都崩溃了，除了生活价值。生活是最广泛的。我们产生了新的梦想：建一幢房子，买一辆好车，种一些醋栗……自由原来就是恢复小市民生活，那是以前的俄罗斯生活中羞于启齿的。消费主义就是自由之王。巨大的阴暗，欲望的阴暗，蛰伏于人类生命中的本能，而我们对于这种生活只有模糊的认识。在整个历史中，人们只是活过了，而不是生活过了。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军事经验，它应该被遗忘。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新情感、新状态、新反应……不知怎的，突然间一切都不同了：标志、事物、金钱、旗帜……还有人的自身。人类变得更有色彩，更加独立，同质整体被摧毁，生活散为碎片、细胞和原子。就如达里所说：自由意志……就是无拘无束的意志，自由的空间。大恶已成为遥远的传说，或者只存在于政治悬疑剧。已经没有人还去畅谈理想，只是大谈贷款、利率、票据。钱不是挣来的，而是“做”出来和“赢”出来的。这些能够持久吗？茨维塔耶娃写道：“金钱就是欺骗，此言铭刻在俄罗斯人心灵中。”可是如今，奥斯特洛夫斯基和萨尔特科夫-谢德林作品里的主人公们好像纷纷复活，并且在我们的大街小巷四处游荡。
不管采访谁，我都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自由到底是什么？”父与子的回答截然不同。生于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的人们绝没有共同的体验：他们犹如来自不同的星球。
父亲说：自由就是去除恐惧；八月的那三天我们战胜了政变；一个人在商店里有上百种香肠可以挑选，就比只能选择十种香肠的人更自由；不被鞭挞就是自由，可是我们永远等不到不被鞭挞的后代们了；俄罗斯人不理解自由，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哥萨克和鞭子。
儿子说：自由就是爱；内心的自由就是绝对价值；当你不担心自己的欲望时，你就是自由的；当你有很多钱的时候，你就会有一切自由；当你不需要思考自由也能活下去时，你就是自由的；自由应该是司空见惯的。
我在寻找语言。一个人有许多语言：和孩子交谈时的语言，恋爱时的语言……还有一种，是跟自己说话的语言，我们常常要对自己做内心独白。在大街上，在工作中，在旅途中，到处都有不同的话语；变化中的不仅是语言，还有别的东西。甚至同一个人在早晨和晚上说的话也有不同。而深夜里，在两种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则完全从历史中消失了。我们只和白天的人，只和白天发生的故事打交道。而自杀是夜间的主题，一个人处于生存与死亡的边界线上。那也许是一种梦境。我想以一个白天人的追根寻底来理解这些。但我听到的是：“您喜欢的这些东西，不会让您感到害怕吗？”
我们行驶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到了一个村庄，在一家商店外停下来。我多么熟悉这些美好而善良的人啊（我从小在农村里长大），这里的人们过着如此卑贱和乞丐般的生活。我和他们谈起了生活。“您是问自由吗？走进我们的商店看看吧：您想要什么样的伏特加都有，标准牌、戈尔巴乔夫牌、普京牌，还有散装香肠、奶酪和鱼，香蕉就在那儿摆着。还需要什么样的自由？我们有这一点儿就足够了。”“给你们土地了吗？”“有谁能坚持在土地上？有人想要的话，就拿去好了。我们这里只有瓦西卡·克鲁托伊得到了。一个只有八岁的孩子，就要出去和父亲一起犁地。对他来说，如果去工作，就不必去偷东西，就不必去说谎了。法西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中有一场关于自由的争执，说的是自由之路的艰难、痛苦和悲惨：“为什么要弄清楚该死的善恶，这么做真的值得吗？”但是人总是面临选择：要自由还是要生活富足安定？自由总是与痛苦相伴，幸福却往往失去自由。大多数人都是选择走第二条路。
那位大法官对返回地球的基督说：“你为什么又要来打扰我们？你自己也知道，你的到来会打扰我们啊。”
“你是如此尊重他们（人类），但你所做的一切又似乎不再同情他们，因为你对他们的要求太多……尊重他们少些，要求他们就少些，这样才更接近于爱，因为他们的负担会轻些。人是懦弱而胆怯的……一个脆弱灵魂的罪过，不就是无力接纳如此可怕的馈赠吗？”
“对于人类，不需要连续不断的关心，那更加折磨他们。成为自由人之后，他们更要去寻找顶礼膜拜的对象……你把自由的礼物给了谁，随之而来就会产生不幸……”
是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曾经十分幸福，但那时候的天真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那时觉得，选择已经做出，苏联共产主义毫无希望地完败。一切才刚刚开始……
二十年过去了。“别拿社会主义吓唬我们。”现在的孩子们这样对父母说。
在与一个熟悉的大学老师谈话时，他对我说：“九十年代末，学生们个个笑逐颜开。在我回忆苏联的时候，他们都坚信一个崭新的未来已经在自己眼前开启。但今天情况又不同了……如今的学生们已经领教和体验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平等、贫困、厚颜无耻地炫富。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父母的生活是怎样的，从一个被掠夺的国家那里，父母们一无所得。于是学生们的情绪激进，梦想进行革命。他们穿红色T恤，上面绘有列宁和切·格瓦拉的画像。”
社会上又出现了对苏联的向往，对斯大林的崇拜。十九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中有一半认为斯大林是“最伟大的政治人物”。苏联的一切又都成了时尚。例如“苏维埃餐厅”，里面满是苏联称呼和苏联菜名。还有“苏维埃糖果”和“苏维埃香肠”，从味道到口感都是我们从童年起就熟悉的。更不用说“苏维埃伏特加”了。电视上有几十个节目，互联网上也有几十个“苏联”怀旧网站。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从索洛夫卡到马加丹，居然都作为旅游景点开放。广告词上承诺说游人将会得到充分的劳改营体验，会发给你劳改犯的服装和干活用的锄头，还向游人展示经过翻修的劳改犯居住区，最后会组织游客在劳改营钓鱼……
老式的思想再次复活：关于伟大帝国，关于“铁腕”，关于“独特的俄罗斯道路”……苏联国歌回来了，共青团之歌还在，只是改名为《我们之歌》，执政党就是复制版的苏联共产党。总统大权在握，如同当年的总书记，拥有绝对权力。而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东正教……
在1917年革命之前，亚历山大·格林就曾写道：“不知怎么，未来并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百年过去了，未来又一次没有到位。出现了一个二手时代。
对于艺术家来说，街垒是个危险的地方，是一个陷阱。它会使视力恶化，瞳孔变窄，使世界失去色彩。那里只有黑与白，从那里分辨不出人形，只能看到一个黑点，一个目标。我这一辈子都是在街垒上面，我也想离开那里，学会享受生活，让自己恢复正常视力。但是，数万人再次走上了街头，手携着手。他们在外套上挂着白丝带，那是复兴的符号，光明的象征。我与他们站在了一起。
在大街上，我遇到了身穿印有铁锤镰刀和列宁肖像T恤衫的年轻人。但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