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我站在某栋楼房鹅卵石铺地的院子里。时间是正午，骄阳似火。有两个穿着裤子打赤膊的人被强行锁在一起。他们好像不时地在打架；又好像是在进行一场摔跤比赛。我希望是摔跤比赛，即使只有我这么一个观众。而且，我发现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将对方扳倒在地，所以，我感到得意，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为了确保这是一场比赛，不是个人暴力行为，我决定在其中一个摔跤手——长相有点像我哥哥的那位——身上下赌注。但我找不到接受赌注的投注站。就在这个时候，两人突然一起倒地。我吓了一跳。我怀疑这原来是一场斗殴，甚至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肉搏。此时，场上来了几个观众。其中一个是小女孩。她用棍子戳戳两个倒在地上的人，她的棍子戳到那个像我哥哥的人的脸。地上的两个人都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双眼紧闭。
我意识到，我知道一个其他观众浑然不知的秘密。我生怕泄露了秘密，就努力使自己脸上保持镇静。弄得脸上热乎乎的，我得出结论，我这么谨慎，完全是在伤害自己。我得把秘密告诉一个人，就环顾四周，希望找个熟人。我认出了穿黑泳衣的人，对我来说，他似乎成了我的朋友。我放心大胆地朝他点头微笑。他朝我走过来，不过没打招呼，而是假装不认识我。
“结局很清楚。”我对他耳语道。我觉得我们俩好像是同谋。尽管他的头掉转一边不看我，我敢断定他在听。
“因为他们死了。”他说。
“比赛不公正。”我答道。我有个想法想拼命说出来。“至少他们俩得有一个活着。另一个可以死，也可以不死，看他愿意与否。”
他转过身来，脸凑近我。“过一会儿，”他吼起来，“我要把尸体处理掉。”
“别嚷嚷，”我大胆地回答道，“吼叫从不能使我明白什么。”
他对着我的脸打了个哈欠。我思忖我无权要求这种人有礼貌，他不骂我就谢天谢地了。
他好像带了个看起来像面大鼓一样的东西。他用刀切开鼓皮，然后，一次一个地把摔跤手拎起来，塞进鼓里，把鼓往背后一甩，背出了院子。我看着他这一个个动作，也明白一个瘸腿独自背太吃力，但我心一狠，决定让他一人干去，帮他他也不会谢我。
可他走后，我又后悔没帮他。我觉得自己过分，也太可恶了。这一过错逐渐变成一种罪孽，我希望能得到赦免。我刚这么想，就走进了一栋嵌有古铜色门、屋檐低矮的小楼。这么容易就找到一座教堂，着实让我惊讶。进去后，我到处寻找身穿黑泳衣的人，我要向他道歉，可就是找不到。
我走到边上一座圣坛边，想点支蜡烛。圣坛上是一尊圣母马利亚雕像，一个牧师叉开两腿，骑在圣母的肩膀上，严肃地点着头，手里还拿着一枝粉红色的花，向经过过道的教民祝福。我特别注意到花，因为我一进楼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甜味，我现在想原来是花的味道。但我随后又发现不可能，因为那是假花，石膏做的。我变得越发好奇起来，就离开圣坛，去找转动铜香架的唱诗班男孩，但没有找到。这时，我想到，这味道不是为了让教民高兴准备的，而是要盖过一种我还没有发现的臭味。我决定一直待在教堂里，非得搞清楚这味儿是从哪儿传来的。我本该安安静静地坐在长凳上的，但我觉得如果四处转转，使自己熟悉那些碑和雕像，我对教堂会更有用的，因为我隐约记得，这是一栋老楼，里面有许多东西值得任何像我这样对建筑感兴趣的人看。
梦做到后来，我发现味道是从大殿里飘过来的，一个头戴金冠的蓄须人的遗体正安放在那里供教民瞻仰。人们绕着棺材缓慢移动，弯下身来吻国王的鼻孔。我这才反应过来，难怪没人去看摔跤比赛。我毕恭毕敬地靠近棺材，试着学别人的样子。但弯腰的时候，体内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击倒。我在地板上直打滚，站不起来。这时，一个老人严厉地警告我，“做那种事情，专门有个房间。”他说。他和别人简单商量了几句。另一个人说：“别让他在这儿做，把他关到那个房间去。”我以为他们是说要带我进忏悔室。
另一个说：“把他按到椅子上。”我被强行抓住，摁在我以前在美国黑帮电影里见过的黑电椅上。我恐惧地意识到这不是要作忏悔。但是，在我浑身颤抖地等着拉电闸的时候，椅子似乎在带着我往上升。我壮着胆子往下看，发现椅子仍然钉在地板上。是我一个人在一个有着玫瑰色和蓝色窗子的巨大教堂里往上升，越升越高。我在朝离我头顶还很远的拱顶的一个出口升去，一种裹在我脸四周的稠乎乎的湿东西使我浮了上去。
“这只是个梦，”我朝底下的人喊道，在巨型十字形石地板上他们看上去成了黑色小人儿。“我在做宗教梦。”我还在上升，就在穿过教堂屋顶的那一刻儿，我醒了。
我在了结了经过精心设计与安德斯太太所建立的关系之后，做了这个梦，我因此知道我对梦的探究不会了结了。我发现这个梦在有些方面让人捉摸不透。也许是因为刚做的，这个梦与我去年做的所谓性梦中的折磨和快乐相比，似乎提供了更具挑战性的东西。我第一个梦，即“两个房间之梦”，难道不是关涉以男人和女人两种风格所体现出的两类爱和征服吗？第二个梦，即“非常派对之梦”，难道不是在安德斯太太身上为我提供了我的色情生活的方向吗？但我在第三个梦里梦到摔跤手——我穿泳衣的朋友、国王、大教堂，以及升空——这是要叫我做什么呢？
当然，这个梦和前两个梦一样，也是个谜，尽管蹊跷得很，梦醒之前，我可以说叫喊出对该梦的解析。这不可能是梦的真正含义，但必须和梦的种种隐蔽涵义放在一起来解释。
不过，从梦里的想法出现的顺序来看，应当说，叫喊有着某种特殊的地位。而且，再清楚不过的是，这是“一个宗教之梦”，梦里一个虔诚的人因为内疚而变得软弱无力，但他渴望获得赦免。
我不希望否认所有这些梦都明显带有一种色情意味。但是，在这个梦里，性更多的是与对结合和穿透的抽象的渴望掺杂在一起的。性通过死亡的场景和可触摸到的排泄物的形象表现出来——因为，要不然，我怎么解释不知发自何处的味道，又怎么解释梦快做完时那包裹着我的讨厌的东西？我承认，把这些联系在一起，真令人厌恶！但是，尽管我力图文雅地把事情讲清楚，省得读者感到不必要的尴尬，但是，实话实说却有必要。
我几个梦的主题范围变得越来越宽，这使我又变得忧郁起来。我现在明白了，我做的事情是太大了。你知道，我并不因为没有意识到梦中受压的主角就是自己而沮丧。我不是在找梦来解析自己的生活，而是在寻找生活来释梦。但我现在清楚这件事情做起来比我预料的要艰难。我已经按梦来行事，这很好。但仅仅按照梦中意象来办，就是说，让我的生活烙上梦的印记，这还不够。我想，这些梦也许不仅仅教我做什么——比如勾引女人；它们也教我什么都不做——除了集中精力自我净化掉某种杂质，这种杂质也可能就是梦本身。我再也无法单单挑出梦析中的“色情”一条，然后把梦里种种情景在生活中演示出来。
在这里，我刚做的梦的场景给了我启迪。毕竟，有史以来，人类无法描述的憧憬和焦虑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肯定不是身体的交合，而在于精神的升华。第一批教徒无疑和我一样感到困惑，他们无法表达他们的体验。
就这样，我不再认为我做的梦是我日常生活的标志，或者玷污了我的日常生活。我认为这些梦可以有多种解析，但也可释为是宗教的，也就是说，有某种人们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名称就称之为“宗教的”东西从我心中迸发而出。这本身并不能给我带来乐趣，因为我不是一个轻信的人，也不习惯把自己的幸福推延到另一个世界去享受。我也不渴望享受“宗教”这个名称所具有的可疑的特权，来使我的精神追求在自己心目中变得可敬。但我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虔诚的人。是的，可以肯定地说，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虔诚，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我说了，我对这个梦的第一个反应是感到忧郁。进一步的思考很快使我的忧郁变成沉思，我体验到一种绝佳的平静。我思考的一个对象就是沉思本身：我意识到只有在写作或者说话的时候，我才真正在沉思。现在我决意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但不是愁眉苦脸。安德斯太太不在身边，这容易做到，她习惯打破我的沉默，问我在想什么。然而，有时我也算一个会交际的人，我继续泡咖啡馆，参加一些派对，但有些朋友继承了安德斯太太好事的衣钵，对我的变化议论纷纷，认定我又不开心了。
我的一个朋友——那位在电台做节目的牧师，要带我去城郊著名的林区好好地散散步，来治愈我的忧郁。他是一个好心又警觉的人，他的谈话我很看重，现在的牧师的受教育程度要比以前高。（一个衰落的机构或者某种正在变得淡漠的情感在自我完善方面所作的缓慢努力总有某种动人的东西。）我怀着兴趣，接受了他的治疗，因为我的思绪近来已转向宗教。一次次的谈话之后，他对我说，我的梦代表了我的良知对某种宗教职业的反抗，这种反抗先前被我压制住了。
“我并不是指，”特里索廷神父说，“我相信你应该当牧师。”我脸红起来，我让他放心我不会曲解他的意思。
“我是说，”他继续说，显然放心了，“你应该去忏悔。我们的谈话只是做一些准备，你在梦中已经表现出对此所怀有的渴望。只有忏悔，你才能净化自己。”
我必须解释一下，我对教堂向来很敬重，牧师为我洗礼，我国仅有一百五十万公民根本不信奉这个教，以至于弄到属于另一个教区的地步。毫无疑问，牧师做了许多好事，即使今天，我看到小牧师骑着摩托车在城里呼啸而过，他们的黑长袍在风中扬起的时候，我一般还都会驻足观望。他们不可能伤害教区那些痛苦的灵魂：奄奄一息的人、虔诚的女佣、被人始乱终弃的、懊悔的怀孕少女、罪犯、疯子、褊狭之辈。对那些拯救灵魂的人，我生来就容易为之感动，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软弱表现。
从审美的角度讲，我也喜欢宗教。正如我做的梦所示，我为大教堂节奏缓慢的仪式所吸引。对香、彩色玻璃和宗教仪式中的屈膝，我并非无动于衷。我喜欢西班牙人画过十字后吻大拇指的样子。总之，我喜欢来回重复的动作。我想，我做的梦之所以吸引我，部分原因就在于每个梦的内容都会循环。这样，梦里每个动作都成了一种仪式。
但我现在不明白一种动作怎么能压制另一种动作。我当时不希望牧师说些抚慰的话来打发我。
“孩子，别表达，还是忏悔吧。”特里索廷神父红润的脸上露出关切的神色。
我已经说过，我当时准备承认某种宗教的东西从我内心迸发而出。但我不喜欢特里索廷神父的假设，他善意地认为我做的梦是我希望摆脱掉的东西。不过，我想这种反对意见还是不说出来为好。我决定就忏悔的合适性和有效性向我的朋友提出质疑。
“你真的认为忏悔能帮我摆脱这些梦吗？”我最后说。
我并不想和他讨论这些梦的价值，但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他语气平和地说：“我敢肯定，你被上帝控制了，要不就是魔鬼附身了。你向我坦率地承认了你近来受其控制的反常而随意的冲动，你认为这都是梦的错。但你不能仅仅认为要梦负责任就算了。如果这些梦是魔鬼带来的，那你又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它们搏斗，而不是向它们低头。”
我没有立刻回答。看得出来，他以为我的沉默是个好兆头，说明他的劝说成功了。“所有的梦都是一些精神启示。”他轻轻地加上一句。
“也许，这些梦只是一个启示，”我说。“我自己也常这么想。但我相信，它们是一个从我自身一个部分来，要传达到另一部分去的启示。”特里索廷神父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我继续说：“我怎么敢不用我自己的肉体来回答这些给予启示的人呢？我说我的肉体，因为这些梦均以某些世俗的、不雅的方式关注着我肉体的命运。我怎么敢找一个中介来代替呢？何况你提议的是牧师，而牧师可是一个在忽视肉体方面训练有素的人。”
“别以为你本人的分析就明白无误，”他说，“肉体比你想像的复杂。”
我又一次沉默下来。他对自己肉体所坚持的职业性否定决定他不会进行令人窘迫的反驳，假使我以此为由来向他提出挑战，就有失礼貌了。他可以在关系密切、行为放荡的圈子里，比如安德斯太太的，或者在电台对着他的广大教民听众，希望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但他们多数人对每年自行车比赛结果的关注远甚于对自己灵魂的拯救，虽然如此，他并没有什么风险。他总是隔着自身的纯洁性筑成的一条无法攻克的“护城河”说话。
“你得到了一则你看不懂的启示，”他信心十足地继续说下去，“假使不识字，你就会毫不犹豫地请一个书记员替你处理信件的。”
“哦，”我回答道，“即使是这种情况，那还得是我说他记呀。但是，我接受了牧师的劝告，那我收到的就是一封通函。尽管我对这些梦的理解可能不是梦原先的含义，但我割舍不掉的想法是，指望得到的是一个不同于别人的、一个完全是我本人做出的回复。”
特里索廷神父听我这么讲，便怜悯地看着我说：“你太天真了。目不识丁的农民从来就不清楚代人写信的人是否完全按他所说的记下来。代人写信的人认为自己比他的顾客更清楚，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毕竟，收信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更有把握。”他继续说，“在精神事务方面，你就是这么一个文盲，牧师则是经验丰富的代人写信者。所有的信都是通函，不是吗？鼓励你的信、情书、充满恶意的信件、虚情假意来关心你的信件，统统都是……既然你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收信人看懂你的信，而是希望在他身上产生某种效应，那么，为什么不找出最适合你信中内容的形式呢？”
“也许，”我回答说，“我根本就不想产生什么效应。”我禁不住向他解释说，“神父，你以为我希望自己摆脱掉这些梦，所以，你建议我去忏悔。但是，不！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就是我希望我做的梦摆脱掉我。”
他似乎快受不了我的顽固了，因为他以一种完全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方式，很烦地回答我：“上帝赐给你灵魂，是为了拯救它。”
我不愿意接受牧师的这一回避。“神父，你听我解释。”我边说边朝喷泉边上的长凳走去。我们神色黯淡、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儿，像是休战似的。我们看着孩子们玩耍。过了一会儿，我又抖擞精神说：“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要回答发自我自身的信息而走忏悔这条路，那是绕弯路了。这绕了很多路，就好比要去后门，却从前门出去，先上公路再绕到后门去一样；也好比是要从阁楼去地下室，你却去机场雇架飞机。”他不悦地瞪瞪我。我继续说：“你知道，我反对这些做法，考虑的并非是距离的问题。因为如果一座房子设计得稀奇古怪，从前门到后门、从阁楼到地下室，倒确实很远。但问题是，为什么要走出房子？”
我听了自己说的这番话，怀疑能否让特里索廷神父信服，因为我知道，一条路你说最近，而别人却会说迂回曲折得让人受不了。
“选个牧师来替我回复我的信息，对我来讲似乎……”我打住话头，我不想显得粗俗无礼，“它让我想起——神父，请原谅我的坦率——那些不完全合理的性爱模式，我的意思是说，”我最后调子有点降了下来，“我根本不明白，假如一个人独自获得同样强烈的而且是更纯粹的快乐，那他还有什么理由要凑合的婚姻呢？”
他听了终究还是震惊了，我现在记不清他当时想起与他的主教呢还是电台什么人有约会了。一下午快过去了，但我在公园里又坐了一会儿，想着我们的谈话内容。
也许，我本该叙述一下我以前和特里索廷神父在公园的几次见面；但是，对我来说，这一次因为教义讲得最少，所以最有趣。前几次，特里索廷神父以为我想接受神学教育，就跟我阐释神职的要求和荣耀。他甚至送我一串念珠，我每次和他会面都带着，平时就和袖口链扣一起放在抽屉里。然而，尽管愿望是好的，我还是没能非常耐心地听特里索廷神父的讲解。我不相信他的通函，也不懂他怎么会信这种事儿。怎样的格式？世界各地宗教猛增，让我愤慨。人们怎么可能以这么多不同的姿态来信奉神呢？这里是一尊卧佛，那里是紧紧抱着十字架的基督。他们相互否定。
这些想法在心里绞成一团的时候，我正看着一个小女孩玩一个大皮球。从不再是小孩的时候起，我就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我觉得跟孩子讲话，心里舒坦。因为靠我最近的是她，我就更加集中思想，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的球滚了出去，离她的保姆很远，她就跌跌撞撞去追，看到这些，我便站起来，跟了过去。
我不想提醒读者相信我动机的纯洁性，那是对他们人格的污辱。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我会对小女孩说什么，或者对她怎么样。
她穿一件粉红色上衣，四岁的样子，很漂亮的一个小孩。我在她后面，想看她跑。她拿到球，就抱着跟它说话。但球又从她胖乎乎的手臂中滑落，滚掉了。这次，我跑在她前面，捡起球。
“是我的球！”
“知道，”我回答说，“你想，我会拿球怎么办？”
“还给我吗？”她没有把握。
“别哭，小朋友。我当然会还给你。但猜猜，还你前，我会做什么？”
“吃了它。”
“然后呢？”
她格格地笑。我乐了。我非常想把我的奇思异想像球一样扔给她，然后听到它们以稚嫩的童音弹回给我，就如球弹回来一样。但我不愿意让她马上把球从我这里拿去，她正这样想呢。
“不，不，现在还不能给你，”我把球举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小朋友，告诉我，你记得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给我球。”
“你记得什么事吗？”
“有一次，我去动物园了。”
“还有呢？”
“我记得我的名字，想知道吗？”
“不想。”
“我还记得我家住哪儿，想知道吗？”
“你记得妈妈吗？”
她开心地笑了。“真傻！我怎么记得呢？她在家里呢！”
“我也不记得我妈妈了。”我说。
“她在家里吗？”
“不，她死了。”
“我知道很多人死了，”孩子回答说，“几百万，几百万几百万。几百万人死了。”
“他们在哪儿？”
“爸爸把他们放办公室了，他每天都去和他们说话。”
“你爸爸，他是医生吗？”
“不，他赚钱。他做的事就是赚钱。”
“妈妈经常骂你吗？”
“不骂，只有保姆骂。每次我一离开凳子，她就骂。”
“你要球吗？”
“你不是要吃它吗？是不是太大了？”
我想逗她玩，就说：“不大，我每天早饭吃的东西比这还大。我吃老虎、吃杂技演员，还有门把手。今天早上，我吃了张黑椅子。”
看她笑比去任何忏悔室都好。“真的？我不信，你骗人。”
“没骗人，我发誓，是真的。你真想让我把球吃掉吗？”
“那我还能要回来吗？”
“有可能。看！”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折刀，在皮球鼓鼓的橡胶上切开一点点。球在我手中瘪掉了。我把它塞进嘴巴，做着咀嚼的动作。
“哦，你吃掉了！你吃掉了！我们去告诉保姆。”
“不，你现在得走了。”我转过身，不让她看见，我把球吐到手里。
“我也要吃球。”
“不，你得另外弄一个。”
“球死了吗？你是不是用刀把它杀死了？”
“没有，球在我肚子里呢。它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出来，所以，这段时间你得另外找只球。不过，我送你个礼物。”我见保姆在边上的小路上不安地探头探脑。
“有礼物！”
“对，是一串念珠。一个好牧师给我的。好了，现在，为你的球祈祷吧。”我把念珠放在她手里。她犹豫地拿起来，细看后，笑了。
“我还想要回我的皮球。”
“小朋友，再见！”
“念珠怎么是黑的？”她不解地说。
“小朋友，再见！”我说着离开她。小女孩站在路中央，透过念珠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