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一大清早，怀尔曼和我就站在沙滩上，海水拍打着我们的脚踝，冻得能让人弹眼落睛。是他先走进海水里的，而我也毫不质疑地跟进。一句废话也没有，我俩都手握咖啡杯。他穿着短裤；我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把长裤卷到了膝盖上。在我们身后，木栈道的头上，伊丽莎白懒散地窝在椅子里，阴郁地望着海平面，花白头发飘荡在脖颈上。早餐没怎么动，依然放在她面前。她吃了几口，再把剩下的掰碎乱放。她的头发散着没梳，被来自南方的暖风吹起。
海水向我们涌来，一旦适应，我便爱上了波浪那丝绸般的质地：第一浪让我觉得瞬间失去了二十磅体重，犹如启动了神奇减肥魔法，回浪又将陷在我脚趾间的沙子卷走，精巧的小漩涡微微剌痒我的脚底。身后七八十码开外，两只肥肥的鹈鹕滑翔而过，勾勒出清晨的—缕风景线。然后，它们收拢双翼，像两块石头一样落下地。一只两手空空，另一只却已搞定了早餐。甚至就在鹈鹕飞起的那一瞬，也能看到小鱼消失在它的大口里。着实是古老的芭蕾，但至今看来也不失美妙。南方的内陆上，绿色植物莽乱张扬，另一只鸟“哦-哦！哦-哦！”直叫，一圈圈地盘旋着。
怀尔曼转身面对我。他不似二十五，但自我们相识后，此时的他显得最年轻。左眼里没有一丝血红色，那种“我行我索、哪怕看错方向”的症状也消失了。毫无疑问，那是在看我；目不斜视。
“任何事，只要我能办到的，”他说，“不管是什么。我这一生，只要你开口，我都愿意赴汤蹈火。你说，我做，这是一张空白支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我说，至于潜台词，我也很明白：当别人给你开空白支票时，你必须永远不去兑现。这不是所谓想出来的结论。有时候，领悟力会绕开大脑，直抵你的良心。
“好吧，那就，”他说，“我只想说这些。”
我听见了鼾声。我扭头去看，看到伊丽莎白的下巴已经垂到了胸前。一只手里还半握着一片吐司。头发在脑袋周围飞舞。
“她好像瘦了。”我说。
“元旦过后她已经掉了二十多磅了。我给她做大号‘安全牌奶昔’——我保证，他们是这么叫的——每天一次，但她总是不愿吃。你怎么样？只是努力工作才让你这副模样吗？”
“什么模样？”
“好像巴斯克维尔的猎狗刚刚啃下了你左边的屁股蛋子。如果是因为加班干活，或许你应该歇歇手、活络活络筋骨。”他又一耸肩。“‘这是我们的观点，欢迎您不吝赐教’，就像他们在第六频道上说的那样。”
我站在那儿，感到波浪将我托起又放下，琢磨着该怎样告诉怀尔曼，该告诉他多少，答案好像不言自明：要么全说，要么一字不露。
“我想，最好还是让你知道昨晚的状况。但你得先答应我，听完后别把穿白大褂的召来。”
“说定了。”
我便告诉他，如何在黑暗中完成了肖像画。再告诉他，我看到了自己的右臂和右手。接着又看到了两个死掉的小女孩站在楼梯上，自己却昏了过去。等我说完，我们已经慢步走出海水，走回了伊丽莎白打鼾的地方。怀尔曼开始清理她的食盘，将没用的碎屑扫进一只塑料袋里，他是从她轮椅扶手下的袋子里抽出来的。
“没别的了？”他问。
“这些还嫌不够？”
“我只是问问。”
“没别的了，我睡得很香，像个宝宝，一觉睡到早上六点。然后我把你——把你的那幅画——搬到车后箱里，开车到了这儿。顺便问问，等你做好心理准备看——”
“随时都可以，你心里想个数吧，从一到十。”
“干吗？”
“逗我玩玩嘛，朋友。”
我想了个数字，“好了。”
他沉默了片刻，远眺海湾。然后说道，“九？”
“不对。是七。”
他点点头，“七。”手指在前胸打鼓般敲了片刻，又任其垂到膝间。“昨天，我还能说出答案，今天就不行了，我的心灵感应——小小刺痛——不见了。算是挺公平的交易。怀尔曼重返往日，怀尔曼要说非常感谢。”
“你要说的重点是什么？或者说，有重点吗？”
“我有。重点在于，你没疯，如果你担心那个的话。在杜马岛上，伤痕累累的人似乎是特殊族群。当他们不再是伤痕累累时，他们也就不再特殊了。我，我已经痊愈了。你仍然是伤者，所以你还是特殊的。”
“我不太清楚你的结论会是什么。”
“因为你努力要把—件简单的事搞复杂，朝前看看，朋友，你看到了什么？”
“海湾。也就是你说的‘翡翠汤’。”
“那你画得最多的是什么？”
“海湾。夕阳下的海湾。”
“那画画是什么？”
“画就是看，我想是这样。”
“不用猜就知道。那在杜马岛上，看又是什么？”
就像小孩子踌躇着背诵课文，不确定是不是正确，我说道，“特殊的看？”
“对。那你怎么想呢，埃德加？昨晚到底有没有死去的小女孩在那儿呢？”
我顿感一阵寒颤。“也许她们真的在那儿。”
“我也这么想。我认为你看到了她姐姐们的鬼魂。”
“我很怕她们。”说这话时，我声音压得很低。
“埃德加……我不认为鬼魂会伤害谁。”
“或许在普通的地方不会伤害普通人。”我说。
他点点头，倒像很不情愿似的，“也对。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打算走。我在这儿的事儿还没完呢。”
我不计较画展——泡沫盛名。而是更多。只是，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尚且还不知，如果我非得尝试诉之言语，那一定会是些愚蠢至极的话，活像写在幸运饼干里的那些玩意儿。包含“命运”一词的那种玩意儿。
“你想搬到宫里住吗？和我们住一起？”
“不。”我想那只会让情况恶化，也说不上为什么。况且，浓粉屋才是我的地界。我已经深深爱上了它。“不过，怀尔曼，你愿不愿意找点老资料？关于伊斯特雷克一家，尤其是关于那两个女孩的？既然你又能看东西了，或许可以在互联网上掘地三尺……”
他抓紧我的手臂，“我会像个婊子养的那样深挖到底的。说不定你也一样可有斩获。你会接受玛莉·爱尔的采访，对吗？”
“是的。他们把采访安排在所谓的讲演会之后的那周。”
“问问她关于伊斯特雷克的事。搞不好能撞大运呢。伊斯特雷克小姐在年轻时代可是个赫赫有名的艺术赞助者。”
“好的。”
他握住沉睡的老妇人身下的轮椅把手，转了个方向，让她面向庄园里那些橘色的屋顶。“现在，让我们去看看我的肖像吧。我好想看看当年的自己啊，那时候，我还认为杰瑞·加西亚能拯救世界呢。”
我把车停在庭院里，紧挨着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那辆越战时期的银色梅赛德-奔驰。我从卑微的雪佛兰里取出画作，举立起来让怀尔曼看。当他站在那儿静静端详时，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我真像个裁缝，站在男装店的镜子旁，我的顾客很快就会告诉我，喜欢我为他定做的西服，或是遗憾地摇摇头，说那根本不合身。
南方很远处，也就是我视其为杜马丛林的地方，那只鸟又警鸣般嘶叫起来，“哦一哦！”。
最终，我实在无法忍耐了，“说点什么，怀尔曼。随便说点。”
“我说不出来，无言以对。”
“你会无言？不可能吧。”
但当他把视线从肖像上挪开时，我意识到那是真的。他的模样就像是刚受了当头一棒。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就算我所做的一切能够感染他人，怀尔曼在三月那个清晨的反应却无人能及。
最终将他彻底唤醒的是一声声尖利的拍打。是伊丽莎白。她醒了，狠狠拍着餐盘。“烟！”她高喊着，“烟！我要抽烟！”似乎，终究还是有什么事物能逃脱阿兹海默症的迷雾。她的大脑里渴求尼古丁的那部分从未衰竭。她会抽烟抽到死。
怀尔曼从短裤裤兜里掏出一包“美国精神”牌香烟，抽出一根放在唇间，点燃后再递给她，“要是我让你自己点烟，你会不会把自个儿烧着呀，伊斯特雷克小姐？”
“烟！”
“这种回答可真不来劲儿，亲爱的。”
但他还是递给她了，不管有没有阿兹海默症，她老道地夹住烟，深深吸入一口，再任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然后便舒服地窝进椅子里，不再像船板上的布莱船长，而是变成阅兵台上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她只需要在齿间塞个香烟夹，当然，首先需要有一口牙。
怀尔曼转回来再看画。“你不是真要把这幅画送出手吧，是不？你不能那么做。这是不可思议的杰作。”
“是你的了。”我说，“别和我争。”
“你必须把它放进个人画展里去。”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好——”
“你自己也说过，画一旦完成，对画中对象的影响力便告终结——”
“是啊，大概是。”
“对我来说，大概就足够了，斯高图也比这栋房子来得保险。埃德加，这幅画太值得展出了。该死的，它需要被人们亲眼见识一下。”
“这是你吗，怀尔曼？”我是真的好奇。
“是。也不是。”他又站着多看了片刻，随后转向我说，“这是我想要的模样。或许以前我就是这样，在最好的年华里的那么几天。”又不情不愿地加上一句：“我最理想主义的时候。”
之后片刻，我们都默默无语，只是看着那幅画，而伊丽莎白像呜呜叫的火车一般吞云吐雾。一辆老掉牙的呜呜小火车。
怀尔曼说：“埃德加，有很多事情我都想弄明白，自从来到杜马岛，我的问题比上床前的四岁娃娃还要多。但有件事我从不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你想要待在这里。如果我也能画出如此杰作，我也想永远待在这儿。”
“去年此时，我等电话时还在便签纸上乱涂乱画呢。”我说。
“这话你说过。跟我说说，朋友，看着这个……再想想你拿起画笔后完成的那些作品……你愿意改写过去吗——夺去你手臂的那场车祸？假设你办得到。你愿意改变吗？”
我想到在小粉红画画时，骨头频道大力播放大块头们捣鼓的硬核摇滚。我想到了不起的沙滩漫步。甚至想起先前包伽廷家的男孩们和我玩飞盘时喊着“哟，弗里曼特先生，扔得真好！”。接着，又想起在医院病床上醒来，感到从未有过的火烧火燎的热烫，思绪又曾如何变得七零八落，又有多少次甚至记不起自己的名字。愤怒，糊里糊涂的意识(在杰瑞·斯宾格上演恶搞秀的时段里)，肉体的那部分AWOL。我曾经一哭就停不下来。
“我愿意把这段人生改回去。”我说，“诚心所愿。”
“唔，”他说，“我只是有点好奇。”再转身拿走伊丽莎白的香烟。
她立刻伸出双手，活像被夺走玩具的婴孩。“烟！烟！我的烟！”怀尔曼用拖鞋底踩灭烟屁股，随后片搬安静下来，尼古丁瘾得到了满足，香烟自然就被遗忘了。
“我把画搬到前厅去，你陪她待—会儿，好吗？”
“当然好，”我说，“怀尔曼，我只是说——”
“我懂。你的手。痛苦。你的太太。我问了个愚蠢的问题。显而易见。先让我把这幅画放在妥当的地方，好吗？下次杰克过来，让他开车到这儿来。我们要把它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才能送到斯高图去。但把它送到萨拉索塔之前，我得先在包装外面到处写满‘非卖’标志。如果你把它给我了，这个宝贝儿就是我的了。谁也甭想瞎搅和。”
南方的丛林里，那只鸟又忧心忡忡地高叫起来，“哦-哦！哦-哦！哦-哦！”
我想再跟他说点什么，解释一下，但他急急忙忙进屋去了。况且，那本来就是他的提问。他提的愚蠢问题。
第二天，杰克·坎托里就把《怀尔曼目视西方》带去了斯高图，达瑞奥刚把它从纸板箱里取出来便迫不及待地给我电话。他声称从未见过如此高妙的杰作，还说他想把它和《女孩和船》系列作为个展的主题作。他和杰米都相信，这些画作不予出售的消息将激发广泛的好奇。我对他说，这么办很好。他问我是否准备好讲演内容了，我回答说在考虑。他说那也不错，因为请柬尚未发出，这一活动已然掀起了坊间热议和“非同一般的兴趣”。
“更何况，我们还会发送JPEG图片到我们的观众的电子邮箱里。”他说。
“太好了。”我说，但其实感觉并不太好。三月的头十天里，一股奇怪的慵懒弥漫全身。那倒并未影响到工作，我又画了一张夕阳画，以及《女孩和船》系列的新作。每天早上，我都背着包走在沙滩上，盼着找到一些海贝、或是任何可能被冲上岸的有趣垃圾。我发现了好些啤酒罐和苏打水罐(大多数都被洗刷得又白又滑，仿佛得了健忘症)，几只避孕套，一把小孩玩的塑料激光枪，还有一条比基尼内裤。但一只网球也没看到。我和怀尔曼坐在破遮阳伞下喝绿茶。我耐心地哄伊丽莎白吃下吞拿鱼三明治、通心粉沙拉，把美乃滋酱涂得厚厚稠稠，还得连哄带骗地劝她用麦管喝下“安全牌奶昔”。有一天，我们坐在木栈道她的轮椅旁，把她那双苍老的大脚上不知从何而来的黄色硬茧磨掉。
而我没有做的事情，便是为我该做的“演讲”起草样稿，达瑞奥打电话来说讲演会改在公共图书馆的演讲厅了，那儿能坐下两百人，我听着这消息，不免奉承了自己几句，但那唐突的回复丝毫没有显示出我已经浑身冰凉。
两百人，意味着四百只眼睛，全都齐刷刷盯着我。
我没有做的事情还有写邀请函，为四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在萨拉索塔丽兹卡顿大酒店预订房间，预订湾流公司的专机把一群叽叽喳喳的亲朋老友从明尼苏达州按过来。
认为他们中有谁会愿意来看我瞎涂瞎画的成果的念头，开始显得荒谬起来。
埃德加·弗里曼特，一年前还在圣保罗市城建委员会为了楼盘地基测试打桩争执不休，现在竟要在一群地道的艺术赞助商面前做一次艺术演讲？怎么想都觉得太疯狂。
还是那些画看起来更真实 ，不过，画画……上帝啊，画画的感觉太美妙了。当我在夕阳西下时站在小粉红的画架前，脱掉衣服，只剩运动短裤，再打开骨头频道，看着《女孩和船№7》以诡谲的速度从白色画布里浮现出来时(恍如什么东西从雾堤中隐隐而出)，我就顿感彻头彻尾的清醒、鲜活，绝对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的—个正确的人选，恰如完美落袋的那颗球。幽灵船又露出了一些新的端倪；露出的名字成了“珀尔塞(PERSE)”。灵感一闪，我上网Google了这个词，搜寻结果竟然只有一条——大概也算得上世界纪录了吧。珀尔塞的原意是暗紫、灰蓝，也是英格兰一所私人学校的名字，男校友都被称为“老珀”。网上资料没有提及这所学校拥有一条同名船。不管是三桅还是几桅，都没有。
最后的这幅画中，船上的女孩穿着—条绿裙子，背带交叉在她赤裸的脊背上，而笼罩她全身上下、并漂浮于死气沉沉的海水上的，全都是玫瑰。那画面惹得人心烦意乱。
漫步沙滩时，吃午餐时，喝啤酒时，无论有怀尔曼作伴还是独自一人，我都很快乐。画画时，我也很快乐，不止是快乐，当我在画时，甚觉充实，享受着醍醐灌顶般的彻悟，在我到杜马岛以前，我从未用如此本质的方式去领悟世界。但当我想到斯高图力推的新人画展以及相关的无效琐事即将走上正轨，我的理智就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那可不止是怯场，而是彻头彻尾的惊惶。
我开始忘记事情——譬如：点开达瑞奥、杰米或斯高图画廊的爱丽丝·奥克发来的电子邮件。要是杰克问我，眼看就要在赛尔拜图书馆的格尔巴特视听礼堂“干我的大事”了，我是不是很兴奋？我就会告诉他，哦耶，没错，紧接着让他到鱼鹰镇加油站把雪佛兰灌饱，然后就能把他刚刚问我的话忘个精光。怀尔曼问我有没有和爱丽丝·奥克谈过该如何把画作分组悬挂，我就会建议玩一场网球，因为伊丽莎白似乎很喜欢看这种热闹。
然后，距离演讲会只有一周了，怀尔曼说他想给我看点东西，是他为我准备的。一些手工艺品。“或许你可以站在艺术家的角度给我点建议。”他是这么说的。
条纹遮阳伞的阴影下(杰克用电工用的胶带把伞面上的裂口黏合了)，放着一只黑色文件夹。我打开一看，像是那种铜版纸广告手册。封面上是一幅我的早期画作，《槐米的夕阳》，其专业感令我颇为惊讶。复制印刷的小图下还写着：
亲爱的琳：这是我在佛罗里达的成绩，虽然我知道你忙得很……
忙得很下面有—个小箭头。我抬头看看怀尔曼，他正面无表情地观望着我。在他身后，伊丽莎白呆呆地遥望海湾。我不知道自己是对他越俎代庖的举动感到愤怒，还是因此而如释重负。老实说，二者兼有。但我不记得曾告诉过他，有时候我会叫大女儿“琳”。
“你想用什么字体都行，”他说，“照我看，这种字体太女孩子气了，但我的合作者挺喜欢。另外，每—份请柬上的名字称谓都可以改，这是当然啦。你在模板上改一下就行。这就是用电脑干这种活儿的美妙之处。”
我没答话，只是翻到下一页看。左边印着《夕阳中的巫草》，右边则是《女孩和船№1》。图片下的文字是：
……我衷心希望你能出席我的个人画展，开幕式定于四月十五日晚七时至九时在佛罗里达萨拉索塔的斯高图画廊举办。我已为你订下头等舱位，教请搭乘法航22号航班，十五日早上八时二十五分飞离巴黎，十点十五分到达纽约，转乘三角洲航空496号航班于十五日午后一时二十分飞离纽约肯尼迪机场，四时三十分抵达萨拉索塔，将有豪华轿车接机，将你送至丽兹卡顿酒店，十五日至十七日的房间已为你预定。
下面又有—个小箭头。我抬头看向怀尔曼，一脸困怨。他还是摆着那张扑克脸，但我能看到他的右额上有根血管在轻跳。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我越了界，咱俩的交情可能玩完了，但总得有人干这事啊，我已经看明白了，你反正是不打算出手了。”
翻到下一页，又是两张炫目的复制图：《海螺贝的夕阳》在左边，未命名的信箱速写在右边。那是非常早期的一幅画，用维纳斯彩色铅笔面的，但我很喜欢木制信箱旁盛开的花朵——用鲜明的黄色和黑色画出的蟛蜞菊，而且。即便被翻拍成小图，这幅彩色速写看起来仍很不错，好像画画的人早就知道自己将大展身手。或者说，开始意识到了。
这页的文字很简短。
如果你来不了，我也很能理解——巴黎可不近呀！——但我热切期盼你的到来。
我很生气，但我不笨。是得有谁出手干这事。显然，怀尔曼已经主动揽下这活儿了。
伊瑟，我心想，准是伊瑟帮了他一把。
我原以为在打印小册的最后一页还会看到某幅画的复制图，但没有画了。我在最后一页看到的，深深刺伤我心，令我又惊又爱。梅琳达一直是我的难题，我的问题女孩，但从未因此而少爱她半分，这种感受在那张黑白照片里尽显无遗。照片的两只角都皱巴巴的，正中央还有一道折痕。它如此陈旧，却也颇有道理，因为站在我身边的梅琳达大概只有四岁，也就是说，这张照片至少有十八年的历史了。她穿着牛仔裤，牛仔靴，还有—件西部风格的小衬衫，藏着顶草帽。我们是不是刚从快活山庄回来？她经常在那儿骑马，那匹小马是英国设德兰种，名叫糖糖？我想是吧。不管是不是，我们在照片里并排站在人行通上，背后就是我们早年在布鲁克林公园附近贷款买的商品房。我也穿着洗白的牛仔裤，白衬衫的袖子卷到上臂，头发像抹了油般向后梳得光溜溜的。我的一只手里捏着一罐谷带啤酒，还带着一脸的笑，琳的一只手勾在我的牛仔裤兜里，也是一脸爱意地仰着头——那样的爱啊！真让我喉头发紧，眼眶发热。我笑起来，但就像你差一丁点儿就要热泪迸出时的模样，在这张照片下写着：
如果你想和其他的访客保持联系，可以给我打电话：941-555-6166，或致电杰罗姆·怀尔曼：941-555-8191，也可给你母亲打电话。她会和明尼苏达大军一起南下，顺便说一句，也会在酒店里和你碰头。
希望你能来——不管怎样都爱你，骑小马的小女孩
爹地
我把那封信、也算是本宣传册、或说邀请函合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不太信任自己，不晓得开口会说什么话。
“当然，那只是粗略草拟的。”怀尔曼试探性地对我说。换言之，那一点儿也不像平日的他。“如果你不喜欢，我马上就丢掉它，再做份新的。没闯祸，就不算犯规。”
“你不是从伊瑟那儿弄到这张照片的。”我说。
“不是她，朋友，是帕姆在她的老相册里找到的。”
忽然之间，一切都说得通了。
“你和她通过几次话了？杰罗姆？”
他惊得一缩身子，“这可有点伤人啦，但或许你有权利这么做。或许可以有六次。起先，我告诉她你在这儿有点麻烦，你的身边有很多人——”
“真你他妈的！”我怒吼道，觉得被人耍了。
“很多人将很多希望和信任寄托在你身上，更不用说金钱了——”
“我完全有能力承担斯高图那些人投进去的钱——”
“闭嘴。”他说，我从没听过他用这样不近人情的口吻对我说话，也不曾看过那样的眼神。“你不是混蛋，朋友，所以别装得像个混蛋。你可以承担他们的信任吗？如果他们向客户承诺推出的新星艺术家既没有在演讲会上露脸，也没在画展上现身，你可以补偿他们的名誉吗？”
“怀尔曼，我可以参加画展，只是这该死的讲演——”
“他们又不知道！”他也吼了一嗓子，原来他吼起来这么有底气，果然能在法庭上把人震慑住。伊丽莎白没有被惊动，倒是几只鹬鸟扑啦啦飞起，在水边撩起一阵褐云。“他们有一种很滑稽的想法，觉得你四月十五日那天根本不会到现场，搞不好还会把那些画—揽子全带走，在油水最旺的旅游时节留下一间间空荡荡的展厅，你知不知道？他们每年四分之三的业绩都是这时候赚的。”
“他们没道理那么想。”我说，可脸孔情不自禁地涨成一块烧红的砖。
“没道理？换成上辈子的你，会怎么看待这些举止，朋友？签了约的水泥供应商到时候不露面，或是管道公司接下你新工地的活儿，开工时却连人影儿也不见，你当真，我不知道，当真会对这样的人抱有信心？你会相信他们的那些借口？”
我一言不发。
“达瑞奥给你发电邮征询你的决定，可石沉大海。他和其他人都打过电话给你，听到的都是模梭两可的答复，‘我在考虑呢’。如果你是詹米·维斯或代尔·齐胡里，他们才不会担心呢，但你不是那些大腕儿啊。说得直白些，你不过是走在大街上的无名氏。所以，他们把电话打给了我，我也尽力而为——毕竟，我是你他妈的经纪人。但我不是艺术家，他们也不是，不完全是。我们就像一群手忙脚乱的司机，要运送—个不懂事的婴儿。”
“我明白了。”我说。
“我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明白。”他叹了口气，又长又重。“你说那只是怯场，害怕当众演讲，但你可以把画展撑下来。我相信，你心里多少是相信自己办得到的，可是朋友啊，我要说的是，我认为你私心里根本不想出席斯高图画展在四月十五日的开幕式。”
“怀尔曼，那只是——”
“胡说？是不是？我给丽兹卡顿酒店打电话，问有没有—位弗里曼特先生预订了四月中的房间，人家回复我说，没有，没有，一间也没有。所以我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联系了你的前妻。她的名字已经不在电话簿上了，但你的房产经纪人给了我号码，因为我对她说，事情有点紧急。随后我就发现，帕姆仍然在关心你。她真的很想给你打电话，亲口告诉你，但她很怕你会发火。”
我无言地瞪着他。
“自我介绍完毕，我们立马就进人第一项议程，亦即：让帕姆·弗里曼特明白，再过五周，她前夫的大型艺术个展就要开张了。第二项议程则有关她前夫在预订专机和酒店等事宜中放了鸽子，然后她去打了个电话，怀尔曼呢，就提着电话等，充分利用刚刚恢复的视力玩起了填字游戏，显然，帕姆至少认识一家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于是我们继续讨论下去，关于埃德加·弗里曼特是否打心眼里决定，大展时候一到，他只管大闹天宫，一跑了事？这些可都是我荒废的青春期里常用的字眼。”
“不对，你们全都搞错了。”我说，但这些话软绵绵的，听起来毫无说服力。“只是所有这些组织事宜逼得我快发疯了，我……你知道的……我只是想往后推延罢了。”
怀尔曼依然神色严厉，如果此刻我正站在证人席上，恐怕早就被吓得眼泪汪汪屁滚尿流了；法官便只能宣布休庭，让法警拖地板，或者顺便也把我擦擦干净。“帕姆说，如果你把弗里曼特公司大厦从圣保罗市的天际线里去掉，那座城市便会退回到一九七二年德梅因的模样。”
“帕姆言过其实了。”
他没理睬我。“你是想让我相信，能经营那么庞大的企业的家伙反倒搞不定几张机票和十几间酒店客房？更何况，他只需张张口、吩咐办公室职员就行？他们都巴不得听命于他呢！”
“他们不……我不……他们不能……”
“你要发火了吗？”
“不是。”其实我是。老朋友般的愤怒又回来了，期盼能挑动语气、再抬高嗓音，让我像骨头频道里的玫瑰轴乐队那样号叫出来才作罢。我抬手，用手指点住右眼上方，就在那儿，头痛正在酝酿风暴。今天我不会再画了，全是怀尔曼的错。就该怪怀尔曼。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他的眼睛是瞎的。不止是一只眼，而是双眼全盲。我也突然意识到，我可以那样子画他。如果怒火狂泻的话。
怀尔曼看到我的手在揉额头，这才松了口。“听着，她联系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口头答应会来，当然，他们很乐意来。你的老部下安齐尔·斯劳卜尼克对帕姆说，他会给你带一大罐腌菜。她说，听上去他都快激动死了。”
“不是腌菜，是醋渍蛋。”我说着，大块头安齐儿那张宽阔、扁平的笑脸此刻似乎近在眼前。安齐儿，在我手下工作足有二十多年，最后一次严重的心脏病爆发才让他退出职场。安齐儿，不管我向他提什么要求，哪怕看似蛮横无理，他总是回应说，老板，我去办。
“帕姆和我把航班的事全安排妥当了，”怀尔曼说，“除了从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机场起飞的客人，还有从别的地方飞来的。”他拍了拍那本手工打印的小册子，“这里提到的法航和三角洲航空的航班都已经订好了，你女儿梅琳达真的已经确认过了。她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伊瑟也是，她们只是在等待，等你正式邀请她们。伊瑟想要给你打电话，可帕姆让她再等等。她说这事儿必须等你自己定夺，不管在你们的婚姻里她办砸了哪些事，朋友，在这一点上她完全正确。”
“好吧，”我说。“我全都听你的。”
“好。现在我想和你谈谈演讲的事儿。”
我不禁发出呻吟。
“如果你在讲演会现场溜溜走，那开幕式晚会就会让你加倍难受——”
我面带怀疑地看着他。
“怎么？”他问，“你还不信？”
“溜溜走？”我问，“溜溜？这是他妈的什么玩意儿啊？”
“溜之大吉，逃跑呗，”他好像在为自己辩护，解释道：“英国歌里的词儿。参见伊夫林·沃的《军官和绅士》，一九五二年。”
“你的脸请参见我的屁股，”我说，“埃德加·弗里曼特，当下今日。”
他挥手弹了我一下，好像在说，我们又和好了。
“是你把画寄给帕姆的，对吗？你给她寄了JPEG的小图。”
“是我。”
“她有何反响？”
“她惊得都傻啦，朋友。”
我默默地坐着，努力设想帕姆惊傻的表情。我想得出来，但想到的那张被惊喜和困惑照亮的脸庞是多么年轻啊。已有好些年头我无法再让她惊成那样了。
伊丽莎白打起吨来，但头发还在脸颊上飘，她用手指去拨拉，好像在被昆虫骚扰。我站起来，从轮椅扶手下的袋子里取出一根橡皮筋——那儿总存着这玩意儿，五颜六色的——再帮她扎了个马尾辫。我也曾给梅琳达和伊瑟扎过辫子，回忆甜蜜而又苦涩。
“谢谢，埃德加。谢谢你，我的朋友。”
“那我该怎么办？”我问。我的手掌还搁在伊丽莎白的头发两侧，感受着发质的光滑，就像很久以前女儿们用香波洗发后那样，当回忆以最强烈的姿态出现时，老动作就会困扰我们，徘徊不去，反而令我们的肉体变得像鬼魂。“我该怎么去说绘画的过程呢？至少有一部分是超自然力？”
这就是心结。脱口而出了。所有麻烦的根源。
可怀尔曼非常沉稳地说，“埃德加！”
“埃德加怎么了？”
这个婊子养的竟然大笑起来。“如果你照实说……他们会相信你的。”
我想开口驳倒他。但我想到达利的画，想到凡高的妙不可言的杰作，《星空》。甚至想到安德鲁·维斯的画作——不是《克里斯蒂娜的世界》，而是画作内部的细节：留白的空间里，光线既充实又古怪，仿佛同时来自两种方向。我又闭紧了嘴巴。
“我不能告诉你该说什么。”怀尔曼说，“但可以给你些参考，就像这个，”他把那本小册子，或者说是邀请函递给我，“我可以给你个模板。”
“那还挺有用。”
“是吗？那就好好听着。”
我便开始听。
“哈罗？”
我坐在佛罗里达屋的沙发上，心怦怦地狂跳。这种电话，谁都经历过几次吧，一方面期待第一次就能打通，以便把事情搞定；同时又希望打不通、没人接，这样你就可以正当延怠，把难题、甚至是痛苦的谈话拖延—会儿。
今天我抽中了一号签。铃声响了一下，帕姆就接了。于是，万般祈望缩成一个小小要求：但愿这场谈话比上次轻松些。事实上，是比前几次都要轻松才好。
“帕姆。我是埃德加。”
“你好，埃德加。”她很谨慎地说，“你好吗？”
“我……挺好。很好。我刚刚和我朋友怀尔曼谈了—会儿。他把你俩合做的邀请函给我看了。”你俩合做，听上去不太友善，甚至有点像阴谋。可还能怎么说呢？
“是吗？”语气里，听不出她的真实情绪。
我深呼重吐一口大气。怀尔曼说过，上帝最恨懦夫。当然他也说过别的，“我打电话来是为了说谢谢。我一直表现得很操蛋。你愿意出手相帮，那正是我需要的。”
接下来是好长一段沉默，我不得不怀疑她已经悄悄地挂了电话。可她终于还是开口了，“我还在，埃迪——我只是需要时间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我都不记得上一次你向我道歉是什么时候了。”
我道过欺吗？好吧……不去管了，大概多少有过吧。“那，我同样很抱歉。”
“我也欠你一声对不起，”她说，“那么，我们就算扯平了吧。”
“你？你为什么非要向我道歉？”
“汤姆·赖利给我打电话了，就是两天前，他恢复吃药了。用他的原话来说，他打算恢复用药，再去‘拜访一下’，我猜是说拜访他的心理医生，他打电话来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他的命。你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道谢电话？”
“没有。”事实上，我最近也刚接到某人的电话，感谢我拯救了他的视力，因此我很理解她的言下之意。
“真是难得碰到这种事啊。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没有你，我现在已是死人了’。而我不能告诉他应该谢你，那未免也太疯狂了。”
这就像，肚予上紧紧勒了一根皮带，突然解套松开了。有时候，事情会有好结果。有时候真的有。“那很好，帕姆。”
“我也和伊瑟通了话，关于你的画展。”
“是的，我——”
“其实，和伊瑟和琳都通了话，但当我和伊瑟聊起来时，故意把话题扯到汤姆身上，我一听她的口气就知道了，她对于我们的事儿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我也误会你了。当时我真是丑态百出……”
我猛然醒悟，她是边哭边说，不禁有点着慌。“帕姆，听我说。”
“我在很多人面前丑态百出，自从你离开我之后。”
我没有离开你！我差一点就喊出声来，就差那么一点，惊险极了，激出我一脑门的汗。我没有离开你，是你提出离婚的，自作聪明的伍婆(该说是巫婆)！
幸好，我说的是：“帕姆，别说了。”
“但这真的太难以置信了，甚至你打电话告诉我那些事儿之后，我还是没法相信。你知道，你说中了我的新电视。还有蓬蓬球。”
我刚想问蓬篷球是什么，又即刻想到了那只猫。
“不过，我有所好转了。我又开始去教堂了，你会相信吗？还有心理医生。我每周见她一次。”她顿了顿，又一古脑儿地说下去，“她很棒，她说，谁也无法关闭连通过去的门，只能予以修正和改善，然后继续往前走。我明白，但我以前不知道该怎样修正和改善你，埃迪。”
“帕姆，你不欠我任何——”
“我的心理医生说，事情并不在于你怎么想，而是我怎么想。”
“我明白了。”现在的她听起来很像过去的帕姆，看来，她大概真的找对了医生。
“后来，你的朋友怀尔曼给我电话，告诉我你需要帮助……他就把那些画寄给了我，我都等不及想看原作了。我是说，我早就知道你有些天赋，因为以前琳病得厉害的那一年，你就画了那些小人书——”
“我画过？”我记得梅琳达有一年生大病；接二连三地得传染病，攒到最后还有一场痢疾恶狠狠地发作，搞不好是抗生素吃太多引起的，那次，她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一星期。那年春天她掉了十磅体重，要不是有暑假——还有她A等生的聪明才智——她或许得重读一年。但我不记得自己画过什么小人书。
“小鱼弗雷迪？大螃蟹小卡拉？胆小的小鹿唐纳德？”
小鹿唐纳德胆子小，系个铃铛轻轻响，小心翼翼朝前跑，可是……“不记得了。”我说。
“安齐儿觉得你应该试试，把小人书拿去出版，你不记得了？可是这些画……我的上帝啊，你以前知道自己能画得这么优秀吗？”
“不。大概是住在法伦湖的那会儿，我才有了画画的念头，但一旦提笔画起来，倒比我预料的要顺利。”我想到《怀尔曼目视西方》和没有嘴巴和鼻子的布朗糖果，觉得自己刚刚说了一句本世纪最保守的评语。
“埃迪，你愿意让我负责发送邀请函的事吗？就按照我做的那个样板？我可以做些具体修改，再把文辞润色一下。”
“小——”差一点要说小熊猫，“帕姆，我不想麻烦你。”
“我想帮上忙。”
“是吗？那好吧。”
“我会写完请柬，电邮给怀尔曼先生。你可以先过目一遍，再让他打印出来。他可真是稀有宝贝啊，你的怀尔曼先生。”
“是啊。”我说，“他绝对是人才。你们俩联手，准保把我治得乖乖的。”
“我们已经联手了，不是吗？”她听上去神采飞扬的，“你需要的，不过你还得为我做一点事。”
“什么？”
“你必须给女儿们打电话，因为她们等得都快抓狂了。尤其是伊瑟。好吗？”
“没问题。还有，帕姆？”
“怎么了，宝贝？”我相信，她是下意识说出昵称的，不假思索，也不知如何收住话音。啊，很好，当我远在佛罗里达喊出她的熊猫昵称，然后在一步步向北的途中逐渐降了温时，她大概也有同感。
“谢谢了，”我说。
“千万别客气。”
我们道别、收线时才十点三刻。那年冬天，只有在小粉红的傍晚到夜间，时间才会贬眼飞逝——站在画架前，我会深思西天的色彩怎么会流转得那么快；而早上把拖得没法再拖的电话一一打遍时，时间竟过得如此缓慢，就像吞下苦口良药，一片又一片，我也得拨打一通又一通电话。
我瞪着搁在膝头的无绳电话，骂道，“操死你，死电话。”然后又开始拨号。
“斯高图画廊，我是爱丽丝。”
多么甜美悦耳的声音啊，早在十天前我就该熟悉了。
“嗨，爱丽丝，我是埃德加·弗里曼特。”
“是，埃德加？”甜美转变为谨慎，以前她就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的吗？难道我完全没注意？
“能耽误您一两分钟吗，我想商讨一下讲演会上用的幻灯片的标号顺序。”我说。
“当然，埃德加，我们当然愿意。”很明显，语气舒畅起来，如释重负。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当然，也像只过街老鼠。
“您手边有记事本吗？”
“那还用说？万事俱备。”
“好的。简单地说，我们需要按照创作时间来排序——”
“可是我不知道每张画的创作时间，我一直想告诉你来着，可——”
“我知道，所以现在就把具体时间都告诉你，不过，爱丽丝，听着：第一张幻灯片不需要打日期，那该是《海贝上长出的玫瑰》。你明白了吗？”
“《海贝上长出的玫瑰》，我记下了。”只见过我一次的爱丽丝似乎很高兴我们在谈正事了。
“接下来，是铅笔素描。”我说。
我们就这么谈了半个小时。
“喂？哪位？”
过了好几秒，我都没说话，法语让我有点晕乎，事实上，是年轻男子的法语让我有点晕头转向。
“喂？喂？”有点不耐烦了，“谁呀？”
“呃，我大概打错电话了，”我说，好像自己不仅是个捣乱的混球，还是个只会说美国话的笨混球。“我找梅琳达·弗里曼特。”
“没错，你打对电话了。”话筒被挪开了，“梅琳达！是你父亲，我想是吧。”
话筒咣当一声被放下了。刹那间，我看到了一幅卡通图景——非常清晰，非常不合情理，很可能是帕姆提及我给生病的女儿画卡通小人书引发的——巨大的臭鼬戴着贝雷帽，鼎鼎大名的卡通名人：佩佩乐佩由先生正神气活现地在我女儿的套间(巴黎那些卧室与起居室合二为一的公寓，是这么说的吗？)里昂首阔步，白条纹的尾背弯出几道波纹。
梅琳达慌里慌张地跑来接电话，“爹地？爸爸？一切都还好吧？”
“一切都好，”我说，“刚才是你的室友吗？”这是句玩笑，但她那一贯的、毫无特征的沉默让我领悟到，什么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没什么大不了的，琳，我只是——”
“—一哎呀我真傻，”很难分辨她是被我逗乐了、还是恼火了。电话很清晰，但还没清晰到那个地步。“事实上，他是。”潜台词便毋庸置疑了：想要挑毛病了吗？
我当然不想在鸡蛋里挑骨头。“好，我很高兴你交到了朋友。他有没有戴贝雷帽？”
她咯咯笑起来，可算让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和琳开玩笑，你不可能预先知道哪一句会起效，因为她的幽默感很情绪化，就像四月午后那般时晴时雨。她高声喊起来，“里克！我爸爸……”后面有些话我没听清，“……贝雷帽。”
一声男人的轻笑传来。唉，埃德加，我心里说，隔着千山万水你也要让他们隔着走廊喊话，你是个超级大混球。
“爹地，你一切都好吧？”
“很好。链球菌感染好了吗？”
“好多了，谢谢。”
“我刚刚和你妈妈通过电话。你们会接到由我这场画展发出的正式邀请函，但她说你肯定会来，我真是太激动了。”
“你激动？妈妈给我寄了些图片先睹为快，我都等不及要飞过去！你什么时候学会画画的呀？”
这个问题能让我纠缠个把钟头。“就在这儿。”
“太不可思议了。别的画都这么棒吗？”
“你得过来自己判定。”
“里克可以去吗？”
“他有护照吗？”
“有啊……”
“他能保证不取笑你老爸吗？”
“他对前辈非常尊敬。”
“只要机票没卖空、你也不介意两人合住一屋——我估计那不成问题吧——他当然能来。”
她用那尖细的嗓音叫起来，几乎让我的耳膜发颤，但我没有移开电话。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听到琳·弗里曼特这样兴奋地尖叫了。“谢谢，谢谢，爸爸——太棒了！”
“很高兴认识里克。或许我会偷走他的贝雷帽。好歹我现在是艺术家了。”
“我会转告他的。”她的语气渐渐有了变化，“你和伊瑟通过话了吗？”
“还没，为什么这么问？”
“你跟她通话时，别提里克要去，好吗？留给我亲自告诉她。”
“我可没打算传八卦。”
“因为她和卡森……她说她跟你说起过他……”
“是说过。”
“嗯，我非常肯定，她和他闹别扭了。伊瑟说她觉得‘一切都结束了’。我这是照搬她的原话哦。里克倒是不吃惊。他说你永远都不能信任一个当众祈祷的人。我只知道，她听上去有点长大了，不再是以前我那个婴孩妹妹了。”
你也是啊，琳，我心里说。我想起她七岁时的模样，病得一塌糊涂，帕姆和我都心慌意乱，以为她会夭折，但谁也不敢说出口。那时候，梅琳达总是瞪着大大的黑眼睛，苍白的小脸蛋，头发稀稀拉拉。有一次我甚至想到了《棍子上的骷髅》，并痛恨自己竟然有这种联想。更让我痛恨自己的是，在心里最隐秘的最深处，我知道自己想过：假如两个女儿之一必须忍受疾病之苦，那由她、而不是伊瑟来承担，我会高兴的。我一直试图让自己相信，我对女儿的爱是同等的，但那并不是事实。或许，对某些家长来说——我觉得对帕姆是——不偏心的爱是可能的，但我自己始终做不到。那么，梅琳达知道吗？
当然，她知道。
“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呀？”我问她。
“是的，爹地。”我几乎能看到，她边回答边翻白眼呢。
“接下去也得这样，你要保证安全抵达佛罗里达。”
“爹地，”停顿，“我爱你。”
我笑了，“有多爱？”
“百万千万，还有一份爱藏在你的枕头下。”她说，好像在哄小孩。那也没错。我又坐了片刻，望着外面的海面，无心地揉了揉眼睛，继而满心希望：接下去的这通电话是今天的最后一桩任务。
此刻已到中午，其实我不太希望逮到她在电话机旁。我认为她会和朋友们出去吃午餐。可是，偏偏和帕姆一样，铃响一下她就接了。她说“哈罗”时很紧张，怪得很，直觉告诉我：她以为来电者是卡森·琼斯，要么是来请求她再给一次机会，要么就是费一番口舌为自己开脱。解释一遍还不够，他得再三努力。我没去证实这番直觉是否属实，但那时，我不需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有些事是真是假，你就是知道。
“嘿，‘如果如此’女孩，你干吗呢？”
她的声音立刻变得欢快了。“爹地！”
“亲爱的，你好吗？”
“我很好，爹地，但不如你好——我有没有跟你说过，那些画太棒了？我是说，我亲口对你说过吗？”
“你说过。”尽管独自一人，我还是忍不住咧嘴笑了。她说话的声音或许像琳一样成熟，但第一声试探性的“哈罗”之后，她又回到以前的老样子了，还是我的小伊瑟，欢声笑语，像可乐瓶里的泡沫那样兴高采烈。
“妈妈说你犹豫不定，但她打算和你在岛上交的新朋友联合起来，非把你说动不可。我爱死这主意啦！听她的口气，就像以前一样！”她停下来喘口气，再开口时显然就没那么冒失了，“呃……也不完全，但多少是有点像过去。”
“小软糖，我明白你的意思。”
“爹地，你实在太了不起了，不只是康复，还杀了个漂亮的回马枪。”
“好一番恭维，我得用多少糖果才能报答你呀？”
“成千上万喽。”她说者，咯咯笑起来。
“还打算出其不意地去蜂鸟团探班吗？”我努力克制声调，好像只是好奇罢了。不能显露出我格外关注二十岁未满的小女儿的爱情生活。
“不去了，”她说，“已经完了。”只有四个字，区区四个字，但我能从中听到一个不同以往的、成熟的伊瑟。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这个伊瑟就会自如地穿着连身内衣、职业套裙，噔噔踩响八英寸跟的高跟鞋，或许还会把头发紧紧束在脑后、提着手提箱而非背着GAP双肩包，自信地走在机场大厅。不再是“如果如此”女孩了；你可以把“如果”从这个版本里划掉。但女孩依然如故。
“所有的，还是——”
“那还要再看看。”
“我不想当个探子，宝贝，只是当爹的都很好奇——”
“——想知道，当然，当爹的都想，但这次我帮不了你了。目前，我所知的一切只是我还爱着他——至少我认为我爱——也很想念他，但他必须做个决定。”
到了这个节骨眼，帕姆肯定会穷追不舍地问下去：在那个同台合唱的女孩和你之间作出决定？而我问的是：“你吃了吗？”
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回答我的问题，伊。”
“吃得像只大肥猪！”
“那你现在为什么没出去吃午饭？”
“有一大群同学准备去公园野餐，这就是原因。还得带上学习笔记和飞盘。我负责带奶酪和法棍面包。而且我要迟到了。”
“行。只要你继续吃就好，别当鸵鸟埋头瞎想。”
“吃得好，才能想得妙。”她的声音又变了，变成了成熟版。这生硬的转变着实令人不安。“有时候我躺下来却睡不着，就会想到你在那里。你会失眠吗？”
“有时候会。现在不太多了。”
“爹地，和妈妈结婚，是你犯下的一个错误吗？还是她的错？或者说，那只是一次偶然事故？”
“那不是事故，也不是错误，而是二十四年的好光景。还得到了两个漂亮可爱的乖女儿，而且我们还能和和气气地交谈，那不是个错误，伊瑟。”
“你不想改变码？”
怎么总有人问我这种问题。“不。”
“如果你能回到过去……你愿意吗？”
我没有立刻回答，但停顿得不长。有时候，没时间去挑挑拣拣，没工夫去想哪个才是最佳答案。有时候你只能给出真实想法。“不想，宝贝。”
“好吧。但我很想你，老爸。”
“我也想你呀。”
“我也经常想念以前的日子，事情不会像现在这样复杂，”她停住了。我本可以说点什么——我想的——但终究还是沉默着。有时候，沉默是金。“爸爸，人应该享有第二次机会吗？”
我想了想自己的第二次机会。想我如何从一场杀身之祸中存活下来。看起来，我所做的也不止是瞎晃悠。我深深体会到了感恩之情。“永远都该。”
“谢了，爹地。我真想马上见到你。”
“再等几天就能见了。你很快就会收到正式请柬。”
“好的。我真的要走了，爱你。”
“我也爱你。”
她挂了之后，我握着电话机又呆坐片刻，听着空无一声的寂静。“成全每一天，也让每天成全你。”我说完，拨号音跳出了，我决定再打一个，反正也逃不了。
这次，爱丽丝·奥克接电话时好像活泼多了，没那么多顾虑了。我想，这种改变还是不错的。
“爱丽丝，我们从没讨论过，画展的标题吧？”我说。
“我一直在揣测，你大概是想把它叫作‘海贝上长出的玫瑰’”她说，“那很好，很深情。”
“是的，”我说，眺望着佛罗里达屋外的远景。海面就像耀眼的蓝白色瓷盘；我不得不眯缝着眼去看。“但那不算太准确。”
“那我想，你一定想到了更精彩的主题吧。”
“是的，我想称之为‘杜马视界’。你觉得怎样？”
她几乎是即刻地回答道，“我觉得这名字琅琅上口。”
我觉得也是。
浓粉屋的冷空调开得呼呼响，可印有“迷失维京岛”字样的T恤衫还是被汗水浸湿了，近日徒步到杀手宫的往返漫步都比这事儿更轻松。我累坏了，耳朵也因靠在电话机旁太久而发烫，血管跳动。我为伊瑟感到不安——且孩子们长大，天黑了也不用打电话回家报告行踪，洗手间的门插得紧紧的，父母通常都会如此担忧，但我同时也因有所介入而感到满意，就像以前在工地上遇到棘手问题并妥善解决时那样。
我倒不是太饿，但仍然剜了儿勺吞拿鱼沙拉，铺在生菜叶上，配着一杯牛奶咽下肚。我喝全脂奶——对心脏无益，但有助骨骼生长，我觉得那纯属瞎掰，帕姆肯定会这么说。我一打开厨房里的电视机就看到布朗糖果的妻子把萨拉索塔市告上了法庭，上诉的缘由是公务员疏忽职守导致其丈夫死亡，宝贝儿，祝你这回有好运，我在心里念叨。当地的气象学家说，今年的龙卷风季节会比往年来得更早。而魔鬼射线队则在一场友谊表演赛中以大比分惨败给了红袜队——大男孩们，欢迎来到真实的棒球世界。
我想了想，要不要来点甜品？冰箱里有杰尔奥布丁，有段时间被称为“单身男人的最后一条天堂捷径”。但终究还是把盘子放进了水池，一瘸一拐地走进卧室，指望睡个午觉。我想过要设定闹钟，但又懒得去拨弄，顶多就是眯一会儿吧。就算真的沉睡过去，一两个小时后夕阳也会照进小屋西侧、反照到卧室窗户，肯定能把我唤醒的。
想得挺好，可一躺下就睡到了晚上六点才醒来。
晚餐就别想了 ，我甚至没考虑要做。身下不远处的海贝正在喋喋不休：画呀，画呀。
我上楼，去小粉红，就像个梦游人，只穿着短衬裤。我打开骨头频道，把《女孩和船№7》支在墙边，又把—张崭新的画布搭上画架，尺寸不及《怀尔曼目视西方》那么大。消失的右臂在发痒，但这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让我手足无措了，事实是，我几乎开始期待那种感觉了。
鳖鱼帮在广播里唱《挖》。一级棒的歌。一级棒的词。生活不止是爱和快乐。
我记得很分明，整个世界仿佛都在等我去开启，也记得吉他尖叫、海贝呢喃时，我感到有多少能量奔腾穿过我的身体。
我为了掘宝来到这里。
宝藏，是的，战利品。
我画到太阳下山，画到月亮在海面上投下白亮亮的光膜，画到连月光都流逝了。
西到第二夜。
两到第三夜。
画到第四夜。
《女孩和船№8》。
你想玩，就谊付出代价。
就我如决堤之口。
达瑞奥一身笔挺西服，茂密的头发从前额朝后归顺地梳得光溜溜的，这情景比格尔巴特视听礼堂里交头接耳的满座宾客更让我恐慌，那儿的灯光调得半明半暗……只有中央舞台上的演讲台被聚光灯照得光辉耀目。事实上，达瑞奥自己也非常紧张，上台时差点儿把发言用的卡片掉在地上，这更是把我吓得不轻。
“晚上好，我是达瑞奥·南努兹，”他说，“本次活动的策展人之一，也是棕榈大道斯高图画廊的经纪人主管。更重要的是，这三十年来，我始终是萨拉索塔艺术社区的一员，当我谈及美国缺乏纯艺术社团时，有些人可能会称之为巴比特派的市侩俗见，还望渚位海涵。”
这段开场白立刻引来观众们的热烈掌声，怀尔曼后来说，那些座上宾或许知道莫奈和马奈的区别，但显然丝毫不知乔治·巴比特和约翰·包比特之间还有悬殊。可站在后台入口的我根本没注意到这些，我在忍受着只有主讲人才会经受的炼狱般的煎熬，等着介绍人缓缓念完循序渐进的开场白。
达瑞奥把第一张卡片插到最后，又差一点儿把整一摞卡片抖到地上，拢好纸，定定心，他再望向观众席。“我简直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好在我只需抛砖引玉，实在让我如释重负，因为真正的天才在任何地方都会像金子一样闪光，无需他人多言。”
那就是说，他打算用接下去的十分钟来引荐我，而我则站在后台，惟一的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皱巴巴的演讲稿。好多响当当的名字如游行中的彩旗一一掠过。有几个是我知道的，譬如爱德华·霍珀，萨尔瓦多·达利。其他的人我就闻所未闻了，像是伊夫斯·坦圭，凯·塞齐。陌生的名字越多，我就越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我很害怕，而且不再停留在心理上，甚至也延伸列下腹肠胃，仿佛被钳住般绞痛起来。我觉得自己需要吸氧，但似乎更该担心屁滚尿流。这还不是最糟的呢。先前预备好的每个字眼都从脑海中飞走了，只记得第一句话，那倒是十万分的合时宜：我叫埃德加·弗里曼特，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站在了这里。我原以为这句话会逗得满堂人咯咯笑。但现在我明白了，不会有人发笑的，但那至少是句大实话。
达瑞奥唠唠叨叨高谈阔论，胡安·米罗怎么怎么，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怎么怎么……与此同时，昔日的建筑承包商吓得战战兢兢，直冒冷汗的手心里攥着他那张可怜巴巴的演讲稿。我的舌头好像铁块般僵死了，似乎只能哇哇喊，却无法柔软伶俐地吐出能让人听懂的语词，更何况要对着这两百位艺术专家——其中不乏资深的学者，还有很多他妈的教授呢。最糟糕的还不是口舌，而是我的脑子。空空如也，只待无谓的、强烈的愤怒来填充：词句躲躲闪闪，愤怒却总是不请自来。
“好了！”达瑞奥愉快地表示介绍已近尾声，却在我狂跳不已的心中搅出新一轮恐慌，又即刻输送到可悲的下腹，纠结成剧烈的绞痛。这可倒好，上头是惊恐后的一片空白，下头是紧憋的屎尿，多可爱的组合啊。“十五年来，斯高图画廊第一次在春夏旺季主动吸纳新星艺术家，我们也从未在引入某位艺术家时抱以如此高昂的兴趣。我想相信，您即将欣赏到的幻灯片、即将聆听的演讲都将成为最好的解答，让您领会我们为何如此激情高涨。”
此刻，他的停顿是为了夸大戏剧效果。我分明感到一滴毒汗迸出眼角眉梢，便伸手去抹，举起的那只手仿佛重达千斤。
“女士们，先生们，有请埃德加·弗里曼特，他曾久居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现今暂居杜马岛。”
掌声响起，仿佛万炮齐鸣。我命令自已临阵脱逃，也命令自己当即昏倒，但什么都没发生。我像个梦中人—一决不是什么美梦——走上了讲台。世间万物突然变慢了。我看到座无虚席，却又无人在席，因为他们全都起立鼓掌了，那是在向我致以最高致敬。穹顶高高在上，飞翔半空的天使对下界俗事无动于衷，我多希望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啊。达瑞奥站在讲坛旁，伸手指向我的方向。他紧张地伸出了右手，伸错手了，我也只能在情急之下扭过左手，和他别扭地反握一下。讲稿被夹在我俩手掌之间，然后，呲啦一声被扯成两半。我心里嘀咕着，瞧你干了什么啊，混蛋；那一瞬间，我真害怕心里话冲口而出，经由麦克风放大，让满屋子人都听见。达瑞奥把我孤零零留在讲坛后，我这才惊觉聚光灯是多么明亮。也方才看到麦克风插在不锈钢活动支杆上，顿觉那酷似一条眼镜蛇，从舞蛇人的竹篮里缓缓盘旋升出。我也看到了不锈钢表面、玻璃杯边缘以及摆放在旁的依云矿泉水瓶身上都有强烈的反射光斑。我注意到掌声渐渐稀疏下来，有些人已重新落座。他们在等我开始。只是，我无话可说，就连那句开场白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会继续等，沉默也会继续延长。很快就会有人尴尬地干咳两声，再然后，窃窃私语就会嗡嗡而起。因为他们都是混蛋，只是一群徒有其表的傀儡，伸着橡皮脖子，如果我真的能发出声音，也只能是一连串暴怒的污言秽语，像个罹患抽动障碍症的病人在发飙。
我可以招呼他们即刻播放第一张幻灯片。也许我可以这样迂回地遮掩一下，听任画面将我带入感觉。我只能希望有人来救场，我看向讲稿，发现那张皱巴巴的纸不仅被撕破了，还被掌心的汗洇得字迹模糊，简直都分辨不清涂鸦为何。这张破纸、连同精神压力，让视觉和脑体间的联络彻底短路了。那么，第一张幻灯片是什么来着？是信箱的速写？还是《槐米的夕阳》？我几乎都能肯定，想到的这两幅画都不是。
现在，所有人都坐下了，掌声的余音也消失了，该是美国初民开口号叫的时候了。倒数第三排，靠走廊的座位上坐着那个聒噪的婊子玛莉·爱尔，似乎翻下了扶手附带的桌板，摊在膝上。我用眼光搜寻怀尔曼，是他说服我非来不可的，但我实在不争气。我只能用眼神，为即将发生的一切向他道歉。
我会坐在第一排，他说过的。正中央。
果然，杰克、我的家务总管胡安妮塔、杰米·吉田和爱丽丝·奥克都坐在怀尔曼的左手边，右边靠过道的是——
坐在过道旁的人只可能出自幻觉吧，我眨眨眼，但他仍在那儿。一张大脸盘，黑黑的，很冷静。那么大的身躯把视听礼堂的绒布座位撑得满满登登，似乎只能拜托牛仔帮忙才能把他拽出来，那个人，正是赞大·卡曼，斜睨的眼神透过巨大的玳瑁眼镜望着我。似乎比以前更像一尊微缩版的神，肚腩太肥大，以至于大腿都看不到了，但稳稳搁在硕大肚腹上的，是个扎着丝带的礼品盒，大约三英尺长。他看到了我惊讶的表情——毋宁说震惊更确切些——便打了一个手势，不是普通的招手，而是怪异、慈爱的敬礼仪式：手指点眉，再点唇，再摊开手掌伸向我。我能看到他苍白的掌心。他朝我笑，仿佛现身于格尔巴特礼堂第一排、并坐在我的朋友怀尔曼身边是天下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宽阔的嘴唇无声地说出四个字：你办得到。
如果我打这一秒起豁出去，如果我运用操练过的联想记忆法，大概是办得到。
我想到了怀尔曼——具体说，是目视西方的怀尔曼——便想起了开场白。
我朝卡曼点点头，卡曼也颔首回复。接着，我望向观众席，看到他们都是普通的人类。所有的天使都悬浮在我们头顶，正飞向黑暗。至于魔鬼，大概都藏在我的臆想中吧。
“大家好——”我说出话来，却被麦克风里爆出的巨响吓得往后一缩。观众们笑起来，那并没有让我光火，但一分钟前就肯定会。那只是笑声而已，并且出于善意。
我办得到。
“大家好，”我重新开头，“我叫埃德加·弗里曼特，我或许不太善于于这事儿。上辈子，我从事建筑业。我知道自己干那个很在行，因为接过不少工程。在目前这段生活中，我画画，但从没人跟我讲过，画画也需要公开演讲。”
这次，笑声更自然了，也更柔和了。
“我本想开场就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路走到这里，但其实我知道，那很好，因为那是我必须承认的事实。你们会发现，我对艺术史、艺术理论，乃至艺术评价一无所知。你们中的某些人大概认识玛莉·爱尔吧。”
这句话引得—些人咯咯笑，仿佛我刚说的是，你们中的某些人大概听说过安迪·沃霍尔吧。被我点到名的那位女士则环顾四周，一副志得意满的模样，背也突然挺直了。
“我第一次把几幅画带去斯高图画廊时，爱尔女士也看到了，并称我为美国初民。我心里有点不悦，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换洗内衣裤，每晚睡前也都刷牙——”
人群中又进发出一阵笑声，我的双腿恢复了知觉，原来它们不是水泥做的，既然如此，也就可以拔腿而逃，但我已经不想跑，也不需要跑了。他们或许会讨厌我的画，但那不要紧，因为我不讨厌他们。让他们笑吧，让他们嘘吧，就算表露不屑(或遮掩的哈欠)，都不要紧，只要他们想那么做就好，等这场活动结束，我就能回去画更多的画了。
如果他们喜欢我的画呢？结局也一样。
“但如果她的意思是，我在干自己不明白的事，也不能用言语表述自己，因为从来没人教过我该用什么术语或理论，那她就是完全切中要害。”
卡曼频频点头，看起来很满意。上帝作证，就连玛莉·爱尔本人也是这种表情。
“因此，这就是结果，我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走出了前世，越过了一段连通往昔和今朝的桥梁，才走进了我的今生。”
卡曼悄无声息地拍了拍那双肉乎乎的大手掌。那让我感觉良好。有他在，我就像有了定心丸。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肯定会如怀尔曼所说——丑得很。
“但我必须少说几句，因为我的朋友怀尔曼说过，每当我们开始回忆就会耍老千，我相信那是真的。说得太多，你就会发现自己……唔……怎么说……在讲述自己希望拥有的过去？”
我朝第—排看，便看到怀尔曼在点头。
“是啊，我相信是这样的，那只是你希望有的过去。所以，简而言之，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建筑工地上遭遇了一次车祸，很严重，一辆起重机撞到了我的小货车，也撞到了我。我失去了右臂，也几乎失去了生命。我结过婚，但婚姻破裂了。我真的走到人生谷底了。现在回首，我就能看得更清楚，我只知道，自己感觉糟透了，糟到底了。而另一位朋友，他叫赞大·卡曼，有一天他问我，还有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感到幸福？那让我很……”
我停下来。卡曼从第—排的座位里专注地凝视我，长长的礼品盒稳稳地搁在他看不见的膝头。我记得那天是在法伦湖，他带着破旧的手提箱，深秋透着寒意的阳光射进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斜纹，我记得自己在考虑自杀，条条大路——收费公路、二级高速、乃至没人记得的荒僻小路——都通向黑暗。
沉默正在延续，但我已经不怕了，我的观众们也似乎不介意。神思游走，这很自然。我可是个艺术家呀。
“幸福——至少是我所感到的幸福——是长久以来我都不曾细想过的概念，”我说，“我慎重考虑如何养家，办起了自己的公司，也想过，不能让为我工作的同事们失望。我也琢磨过怎样获得成功，怎样去争取，主要是因为有那么多人以为我会失败。然后，车祸突如其来。一切都改变了。我发现自己没有——”
我用双手在暗中摸索，搜肠刮肚寻找恰当的字眼，哪怕他们只能见到独臂单手，或许，还能看到断肢在用别针别住的袖管里抽搐。
“我没有退路。就眼看着幸福……”我一耸肩，“我对我的朋友卡曼说，我以前画过，但好久没画了。他建议我重拾画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需要保护，以抵抗漫长黑夜。当时我不理解他的话，现在就明白多了。常言道，黑暗降临，但在这里，黑夜是渐渐升起。太阳下山后，黑夜就从海湾上升起。目睹那样壮观的景色，让我惊叹不已。”
同样，我也为自己滔滔不绝的口才惊叹不已。我的右臂非常安静。好像只是一截残肢，遮在用别针别住的袖管里。
“我们可以把所有灯光调暗吗？包括照着我的灯？有劳了。”
爱丽丝亲自跑到后台，一秒钟也不耽误，照着我的聚光灯立刻暗成微亮。视听礼堂安全地笼罩在昏暗中。
“越过了连通自己两种人生的桥粱，我发现，无论我们怀抱怎样的期待，美总在变化中。但这算不上是原创的想法，对吗？真的，只是陈词滥调……就像佛罗里达的夕阳。但那恰好就是真相，真相就该被说出来……如果你可以用新办法表述的话。至于我，我想用画来表达。爱丽丝，我们可以开始放映幻灯片了吗？”
图像即刻显影在我右边的大屏幕上，九英尺宽，七英尺高：三丛巨大的玫瑰从深粉红色海贝铺成的沙床上长出来，粉色很深，因为海贝都在屋下，在屋子的阴影里。观众们深吸气的声音很短促，却像一阵疾风，我听见了，也知道不只是怀尔曼和斯高图画廊的内行人在倒吸冷气。而是所有看到图像的人，他们窃窃私语的样子，仿佛突然见到了出乎意料的奇景异象。
随后，他们齐声鼓掌。掌声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我站在原地，紧紧抓着讲坛的左侧木柱，听着掌声雷动，惊得头晕眼花。
余下的讲演花了二十五分钟，但我记不全了，好像在梦里指导了一场幻灯片秀。我一直在等，等自己从医院病床上醒来，赤热难当，剧痛欲绝，吼叫着要更多更多吗啡。
梦游感持续到演讲会后在斯高图举办的接待会。第一杯香槟(细长的杯子比顶针箍相不了多少)刚吞下肚，第二杯就塞到了我手里，素不相识的人接踵而来，向我敬酒。有人连叫带嚷“听，快听！”，还有人在高喊“艺术大师！”我扭头四顾，想看到新朋友们，却—个也没见到。
倒不是说没时间东张西望。祝贺之词好像没完没了，既恭贺我的画展开幕，也恭祝幻灯片演讲圆满完成。但是，起码，我尚不需要招架哪位来客对我的绘画技艺发表批评或攻击，因为原画(外加几张用彩色铅笔画的速写)全都藏在大厅后的两间大屋子里，锁得紧紧的，保护得好好的。而且，我还找到了避免被热情群众压垮的独家秘籍：如果您是独臂残疾人士，那就得让您仅存的爪子始终攥着只培根焗虾。
玛莉·爱尔过来问，采访约定是否还作效。
“当然，”我说，“尽管我不知道还能告诉你什么，我想，今晚我已经一吐为快了。”
“噢，我们会有些新话题的。”说着，手里的香槟酒杯划了一道弧线，趁四处游走的侍应生经过时放进托盘里，同时，还从一九五零年代式样的猫女眼镜框后飞给我一个媚眼。她要不这样倒还不算讨人厌。“后天，先生，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说定了。”话虽这么说，我真想告诉她，如果她要坚持说法语，那采访的事儿就得等到我扣上马奈贝雷帽再说了。她挥手作别，临走前还吻了吻达瑞奥的面颊，然后便消失在迷人芬芳的三月夜色中。
杰克也朝我走来，一路上还不忘拦截下两杯细如管箫的香槟。我的家务总管胡安妮塔也跟着他，穿着一套粉色套装，显得利落又时髦，她取了一串虾，但谢绝了香槟。他把第二杯酒递给我，等我把最后一口虾肉都吞下去，才举杯和我碰杯。
“祝贺，老板，您震惊全场！”
“谢谢，杰克，好听的话不嫌多。”我将香槟一饮而尽(每个细杯子里只能装一口酒)，又转身对胡安妮塔说，“你今天绝对是艳压群芳。”
“恭喜您，埃德加先生，”她说着，瞥了一眼周围，“这些画都很漂亮，但您的画更好看。”
“谢谢。”
杰克又拿了一串虾递给胡安妮塔。“可以抽空和您说几句话吗？”
“当然。”
杰克把我拉到格斯特那惹人注目的雕塑旁。“刚才，卡曼先生问怀尔曼，是否可以等礼堂宾客散尽后再离场，恐怕会晚点到这儿。”
“是吗？”这让我有点吃惊，“为什么？”
“他花了大半天在路上，他说自己和飞机的头部相处得不太好。”杰克咧嘴一笑，“他对怀尔曼说，一整天都坐在大人物的位置上，现在很想平稳地下来。”
我不禁哈哈大笑。同时也很感动。对于卡曼这种身材的人来说，利用公共交通长途旅行可不容易……现在我才想到，在那些可恶的飞机上，他连上厕所都会很艰难，连坐下去都会出问题，站着小便？大概还行，刚好能挤下，但坐在便桶上？想也甭想。他根本弯不下腰。
“反正呢，怀尔曼觉得应该让卡曼先生舒坦一下。他说你会理解的。”
“再理解不过了。”我说着，扬手让胡安妮塔过来。那身粉色套装大概是她衣橱里最上等的藏品了，可独自站在翩翩穿流的文化商人们中间，她显得孤零零的。我拥抱了她，她也抬头朝我微笑，我好说歹说才让她放心地取了一杯香槟喝(我想说，那只是一小杯而已，便用了pequeno这个词，却让她咯咯直笑，估计是用错了？)就在那时，怀尔曼和卡曼才走进来。卡曼还怀抱着那只礼品盒，穿越人群看到我时，眼神一亮——那让我感觉棒极了，比几轮掌声、乃至立起吹口哨都有效。
我从路过的侍应生手上的托盘上拿了杯酒。走过人群，递到他手里。接着，尽力伸长我的手臂，挽住他那宽厚的身躯，尽我所能地完成一个地道的拥抱。他也回以热情的拥抱，一使劲，我那愈合不久的肋骨都快疼得嗷嗷叫了。
“埃德加，你气色真好。我太高兴了，上帝多么仁慈啊，我的朋友。上帝真好。”
“你也很好。”我说，“你怎么会碰巧出现在萨拉索塔呢？是怀尔曼叫你来的吗？”我转向条纹遮阳伞下的战友，“是不是你干的？打个电话过去，问卡曼愿不愿意担任我讲演会的神秘嘉宾？”
怀尔曼摇摇头。“我是给帕姆打过电话，朋友，我当时都慌了神啦，因为我明知越俎代庖会让你光火的。她说过，车祸后，你谁的话也不听，但卡曼说的你能听进去。所以我也给他打了电话。我从没想过他会因为那通小留言就千里迢迢赶来，但……你瞧，他来了。”
“我不仅亲自捧场，还帮两位令嫒给你带了份礼物。”他说着，把盒子递给我。“可惜的是我没有时间专程购物，只能在存货里挑挑拣拣，恐怕你会失望的。”
我突然明白了那礼物是什么，顿感口干舌燥，不管怎样，我先把盒子夹在断肢下，扯掉丝带，撕开了包装纸。我甚至没发现，是胡安妮塔在帮我捧着它。盒子里面还有一只窄窄的卡纸盒，在我眼里，那酷似婴孩的小棺材。当然，还能像什么呢？盒盖上印着标签：多米尼加共和国出品。
“很漂亮啊，医生。”怀尔曼说。
“其实，我没空置备更好的礼物。”卡曼答。
他们的话音渐渐飘远，胡安妮塔移走了盒盖。于是，瑞芭仰面看着我了，这一次她穿着红裙子、而不是蓝裙子，但波尔卡小圆点的图案却依然如故；黑色玛莉珍妮淑女鞋也照样闪闪发亮；毫无生气的红头发和蓝眼睛也一样在说：哦哦哦，你个死男人！我一直都躺在这儿呢！
卡曼的声音似乎还在遥远的地方飘，“是伊瑟打电话给我的，她提议送个娃娃。之后，她姐姐也给我打来电话。”
当然是伊瑟了，我心想。我听得见画廊里持续的嗡嗡闲谈声，那就像浓粉屋下面的海贝声，我的脸上还挂着“哦天呀，瞧这多漂壳”的面具，可要是谁那时戳戳我的后背，我准会尖叫起来。伊瑟是来过杜马岛的，还经过杀手宫前的那条路往南行。
卡曼是个精明人，我相信他不觉得这礼物有什么不妥，而且还大老远地亲自前来，实属非同寻常之举。而怀尔曼呢，正微微歪着头看着我，皱起了眉头。就在那时，我已能确信，卡曼医生再懂我心，也不及怀尔曼了。
“她知道你已经有—个了，”卡曼说，“她觉得凑成一对儿更好，能让你想起两个女儿，梅琳达也很赞同。不过，当然了，露西是我——”
“露西？”怀尔曼问到，取出了娃娃。她的粉色棉腿在晃来晃去。她的空洞双眼直勾勾地朝你看。
“她们都很像露西尔·鲍尔，你不觉得吗？我把她们送给一些病人，当然，他们也会给自己的娃娃取新名，埃德加，你给你的娃娃取了什么名字？”
顷刻间，脑海中又泛起昔日那种惨淡的浓雾，我先要去想朗达，罗宾，瑞切尔，坐在朋友身上，坐在该死的焦炭上。然后才想到：那是红色的。
“瑞笆。”我说，“和那个乡村歌手的名字一样。”
“你还留着她吗？”卡曼问，“伊瑟说你有。”
“哦，是的。”我说，想起怀尔曼描述过的劲球彩摇奖：咔嗒、咔嗒、咔嗒。现在，我能听见了。完成《怀尔曼目视西方》的那个夜里，曾有一对访客光临我的浓粉屋，幼小的避难者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伊丽莎白溺死的姊妹。伊斯特雷克家的苔丝和劳拉。现在，我明摆着要在浓粉屋收留一对双胞胎了，可是，为什么？
因为有些东西已经出手了，那就是为什么，有些东西探出手、并把这主意装进我女儿的脑袋里。这就是摇奖中的第二次咔嗒、掉落在篮兜里的第二个小球。
“埃德加？”怀尔曼在问，“你还好吗，朋友？”
“还行。”我说着，笑了笑。整个世界恍如回游重现，光影万变。我强迫自己从胡安妮塔手里接过娃娃，她正满脸困感地盯着娃娃看。这很难，但我做到了。“谢谢了，卡曼医生。赞大。”
他一耸肩，摊开双手。“要谢就谢你的两个女儿吧，尤其是伊瑟。”
“我会的，谁想再来一杯香槟？”
大家都想润润嗓子，我把新娃娃放回盒子里。暗自作了两个保证：第一，决不让两个女儿知道这天杀的玩意儿把我吓得不轻。第二，两姐妹——我是说活着的两姐妹——绝不、永不能同时踏上杜马岛。但愿很久以前我就能帮上忙，不让那对姐妹逗留在此。
这个诺言，我说到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