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尔曼和我第一次真正会面时，他笑疯了，以至于坐塌了身下的沙滩椅；而我也笑疯了，笑得几乎昏厥——事实上已经到达半昏半醒、亦即俗称“上气不接下气”的地步。我根本想不到，就在发现汤姆·赖利和我的前妻有染(尽管我手头的证据无法在法庭上立足)后的第二天，竟能如此狂放地大笑，但这其实预兆了即将发生的一切。我们不止这一次相伴大笑。对我来说，怀尔曼意味了太多——尤其就我一生的命运而言——但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是我的朋友。
“啊呀呀，”当我终于走到他的桌前，面对遮阳伞下那把空着的条纹沙滩椅时，他说，“陌生的瘸子终于大驾光临，手拿面包袋，装满小贝壳。坐下吧，陌生的瘸子。润润唇。这只玻璃杯在这儿恭候多日啦。”
我把手上的塑料袋放在桌上——本来确实是装面包的，向他伸出手。“埃德加·弗里曼特。”
他的手很短，手指粗硬，握手时很有劲。“杰罗姆·怀尔曼。都叫我怀尔曼，大多数人都是。”
我看了看留给我的这张沙滩椅。高靠背、低座兜，酷似保时捷车内的凹背单人座。
“朋友，椅子有问题吗？”怀尔曼挑起眉毛问我。他有一大把眉毛可以上下挑动，半灰而茂密。
“现在没有，等我使出吃奶的力气从这椅子里站起来时，你别笑我就好。”我说。
他微微一笑。“甜心，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查克·贝瑞，一九六九。”
对着身后的空椅子，我调整好自己的位置，念了几句祷词，再一屁股落下去。一如往常，左倾身体靠在椅背上，不让重量压在受伤的臀部上。我坐得不稳当，但手抓木椅扶手，再用较强壮的那只脚作为支撑点，因而椅子只有一点倾斜罢了。一个月前我要是这么做，准保跌滑在地，但现在的我强壮多了。我能想象得出来，卡迪·格林肯定会鼓掌称赞的。
“坐得漂亮，埃德加，”他说，“还是说，你喜欢别人叫你埃迪？”
“随你挑，我都会应。你那只大桶里到底装了什么？”
“冰绿茶，”他说，“非常冰。来点儿？”
“非常愿意。”
他给我倒了一杯，又给他自己的杯子添满，然后举起杯，这茶微泛绿色。他的眼睛倒更绿一点，罩在皱纹梭织成的细网里。他的头发是黑色的，而且很长，太阳穴的发根处夹杂几缕白发。海风吹拂发梢时，我能看到右侧发际线上有个疤印，硬币般的圆形，但比钱币小。今天，他穿了一件游泳衣，双腿和双臂一样呈棕色。看起来，他身材保持得很健美，但我老觉得他有点疲累。
“来，先敬你一杯，朋友。你说到做到了。”
“好咧，”我说，“敬我。”
我们碰杯，饮茶。我以前也喝过绿茶，觉得还行，可这杯却让我飘飘欲仙——就像饮下冰凉的丝绸，带一丝微妙的甜香。
“你尝出蜂蜜了吗？”他问，看我点头便微笑，“不是每个人都能品出来的，每桶茶里我只加一小勺。蜂蜜能舒释茶自身的天然香甜。我在中国海域的货船上当厨子时学到了这招。”他举起杯子，斜睨着杯中物。“我们击退了很多海盗，还‘在热带晴空下’与皮肤黝黑的陌生女郎成双结对。”
“听上去像是吹了个小牛，怀尔曼先生。”
他哈哈大笑。“蜂蜜小窍门，其实是我从伊斯特雷克小姐的一本餐饮书上看到的。”
“就是你每天早上推出来的那位女士吗？坐轮椅的那位？”
“就是她。”
话到嘴边脱口而出，我根本没多想自己在说什么——脑子里则浮现出不锈钢脚踏板上伸出巨大的蓝色匡威高帮鞋的景象——我说道：“教父的新娘。”
怀尔曼张口结舌，那双绿眼睛瞪得那么大，令我差点慌忙为自己的失言而道歉。可他大笑起来。那是能让你气短而亡的捧腹大笑，仿佛有只狡猾的手偷偷摸摸穿过你的一切防护不差毫厘地挠进你的胳肢窝，其实这种情况很罕见。我不瞎说，他笑得都快爆炸了，而当他看到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触动了他的哪根神经时，他就笑得更凶了，腹肌都笑鼓了。他想把杯子放回小桌，却笑到失手。玻璃杯径直落地，扎埋在沙子里，就那么杵在那儿，笔直笔直，活像插在宾馆大堂电梯旁的小沙缸里的香烟头。他手指着玻璃杯，笑得越发不可收拾。
“就算我成心想把杯子埋在沙里也不可能做得如此完美呀！”说完，又开始了新一轮大笑，坐在椅子里一阵接着一阵前仰后合，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按着胸膛。突然间，三十年前在高中课堂里念过的一句诗文闪现在我脑海里，一字一词都异常清晰，简直诡异：人无法佯装激情，也不能假扮剧痛。
我也咯咯地陪着笑，发自内心地笑，因为欢笑会传染，一旦你染上了，就算不知道笑点在哪里也能照样笑得刹不住车。玻璃杯直挺挺落进沙子，怀尔曼的绿茶竟一滴没洒，仍然都在杯里……那倒是真的很滑稽。活像迪斯尼动画片里的噱头。但自由落体的杯子并不是引发怀尔曼嚎笑的真正源头。
“我不明白。我是说，对不起，如果我——”
“她差不多就是！”怀尔曼喊道，咯咯不停地笑着，他几乎无法利索地说话，“她差不多就是……那种形象！只不过该说是女儿，那当然啦，她是教父的女——”
他笑得东倒西歪，同时还颠上颠下——无法佯装，货真价实的挣扎——就在那时，他的沙滩椅终于耐不住了，“咔嚓”一声，先让他的脸孔突现一副极其卡通化的惊讶表情，继而一松，把他摔到了沙地上。他挥动的手抓住了遮阳伞的细柱，又摁倒了小桌。一阵大风刚好逮住了伞，把它吹得鼓鼓囊囊，好像要去远航，然后拖着小桌就往海滩下跑。垮塌的椅子像刷上条纹的大嘴巴，被咬在中间的怀尔曼不得不扭动身子挣扎而出，但让我发笑的不是他此刻牛眼圆睁的惊讶表情，也不是他突然像滚桶一样跌在沙地上，甚至不是因为桌子被伞牵住，一副急不可待要逃跑的模样。让我大笑的是怀尔曼的茶杯，仍然稳如泰山地笔直坐在沙子里，就在四仰八叉的男人的左臂和身体之间。
顶级冰茶公司，心里的我俨然是在给老派头的迪斯尼动画片配音呢，哔一哔！然后，不可避免的，令我想起带来一切惨痛损失的起重机，倒车警铃坏掉的那辆，刹那间，我仿佛看到自己变成迪斯尼动画片里的草原狼，坐在已然解体的小货车里，惊吓得双眼鼓凸，两只破耳朵一左一右软趴趴地耷拉。说不定还夹着烟、喷出一小口烟雾来。
就是这番默想让我不可遏止地大笑起来。笑到我蜷缩成一团，像没了骨头一样从自己的椅子里瘫软地滑下去，落在沙地上的怀尔曼的身边……但我也没碰倒那只杯子，它仍像小沙缸里的香烟头那样站得笔挺。不可能有再厉害的笑了，但我竟然笑成了。眼泪一行行滑下我的脸颊，当我的大脑进入缺氧状态时，整个世界也好像慢慢黯淡下去。
怀尔曼，仍在放声大笑，跟在他那张逃跑的桌子后头，靠着膝头和手肘的推动力往前爬。他的手就要抓住底座的时候，桌子却轻飘飘一跃，仿佛感知到他的捕捉。怀尔曼冲着沙地埋下头，缓了缓气，接着边笑边打喷嚏。我翻过身，躺倒在沙地上，也大喘了一口气，尽管就快笑到岔气，但仍接着笑。
我就是这样认识怀尔曼的。
二十分钟后，桌子基本上归于原位。桌子本身倒还好，但我俩谁也不敢再瞅一眼遮阳伞，因为—瞅又会乐不可支，一条伞骨折了，现在歪歪地垂在小桌上，活像醉汉在假装清醒。在我的坚持下，怀尔曼把剩下的那把好椅子也搬到了木栈道里头。我就坐在木栈道上，虽然没有靠背，但站起来更容易些(不用说，姿态也更体面些)。冰茶桶也弄洒了，怀尔曼提议再去弄一壶来。我婉言谢绝，但同意和他分享那杯奇迹般没洒的茶。
“现在我俩可是同饮一杯水的兄弟了。”喝完后，他说。
“这是印第安人的结盟仪式吗？”我问。
“不，是《陌生国土的陌生人》里写道的，作者是罗伯特·海因莱因。老天保佑他的回忆。”
我突然想到，从没见过他在条纹椅里看书，但我没提这茬。很多人在沙滩上是不看书的；耀目的光线会让他们头痛，我很同情那些头痛的人。
他又开始笑。还用两只手捂着嘴巴——像个小孩——但笑声还是从指缝间迸出来。“不能再笑了，老天爷啊，不能了，我觉得肚子里的每根筋都快笑抽了。”
“我也是。”我说。
之后的片刻，我们都没说话。那天的墨西哥湾荡漾着和煦的海风，有点咸味。遮阳伞上的裂口在风中扑拉扑拉地响。冰茶桶打翻时在沙地上洇出的湿印也已经快干透了。
他窃笑，“你看到那桌子使劲要跑吗？他妈的小桌子？”
我也忍着笑。我的屁股很疼，腹肌酸痛，差点笑到失去知觉，但我感觉棒极了。“《阿拉巴马大逃亡》。”我说。
他点点头，还在抹脸上的沙。“感恩而死乐队，一九七九年的歌。差不多是那时候。”他闷声笑，笑容再慢慢扩大，变成嘎嘎大笑，再演变为不加掩饰的放声大笑。他抱着肚子哼哼起来，“我笑不动了，必须要停了，可……教父的新娘！天啊！”然后又狠狠笑了一顿。
“你千万别告诉她是我这么说的。”我说。
大笑停止了，但也没有微笑了，他说，“我才不会那么鲁莽呢，朋友。不过……是因为那帽子，对吗？她戴的大草帽。像马龙·白兰度在花园里陪小孩玩儿的时候戴的那顶。”
其实那双帆布跑鞋也不比帽子逊色，但我还是点点头，我们又笑了一阵。
“如果我介绍你时忍不住笑场了，”他说着(当即又忍不住了，或许是想到自己笑场的模样吧，忍在肚腹里的笑突然爆出来)，“我们要统一口径，就说是因为我坐折了椅子而笑的，好吗？”
“好的，”我说，“你说她差不多就是，是什么意思？”
“你真不知道？”
“毫无头绪。”
他指了指浓粉屋，从这里望过去，它显得很玲珑。看起来回程是长途跋涉啊。“你认为你的租屋归谁所有呢？朋友？我是说，我肯定你把钱付给房产中介或是度假屋代理公司了，但你觉得租金最终会到谁手里呢？”
“我猜，是转入了伊斯特雷克小姐的银行户头。”
“回答正确。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小姐。考虑到这位女士的年纪高达八十五，我猜你可以叫她老小姐。”他又笑起来，摇晃着脑袋，“我必须停下来。不过说老实话，我好久没这样捧腹大笑了。”
“我也是。”
他看向我——少了条胳膊，半边脑袋毛发稀疏——点头默认。之后的片刻，我们只是远眺海湾。我知道，人们老了、病了都会来佛罗里达，因为这里终年温暖，但我觉得墨西哥湾同样功不可没。只需凝视覆上海面的夕照，温柔而沉静，便足以疗伤。海湾，这个词很浩瀚，不是吗？其涵义覆盖深海、吞没、鸿沟、隔阂……无论你抛洒了什么下去，都会目睹它融化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是这般浩瀚。
过了一会儿，怀尔曼先开口，“而且，从你那儿到这里一路上能看到的房舍，你认为谁是拥有者呢？”他用大拇指朝后一指白墙橙瓦的大屋，“顺便提一句。这栋屋在佛罗里达地图上标为‘苍鹭栖屋’而我管它叫‘杀手宫’。”
“也是伊斯特雷克小姐的吗？”
“你又答对了。”他说。
“你为什么管它叫‘杀手宫’？”
“唔，如果我用英语思考，就该说是‘非法藏身地’，”怀尔曼略有歉意地笑笑。“因为它看似黑帮头子落脚的地方，山姆·派金帕执导的西部片里常见到的。不管怎么说，你会看到六栋漂亮的房子，在苍鹭栖屋和鲑鱼角之间——”
“我管它叫浓粉屋，”我说，“如果我用英语思考的话。”
他连连点头，“浓粉屋，好名字。我喜欢。你会待……多久？”
“我租了一年，但老实说还会待多久我也不知道，我不害怕炎热——我猜他们把夏季叫作恶劣季节——但还需要考虑到飓风季。”
“是啊，我们在这儿都得考虑飓风季，尤其是零四年查理飓风和零八年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但飓风来之前，鲑鱼角和苍鹭栖屋之间的那些屋子都会一直空着。就像杜马岛上的其他地域一样。要我说，这岛早该改称伊斯特雷克岛啦。”
“你是说，这里全是她的？”
“情况过于复杂，即便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也是，我上辈子还是个律师呢。”怀尔曼说，“很久以前，她父亲拥有这个岛，连同一些堪称佛罗里达东部样板屋的房地产。除了杜马岛，他把别的都卖了，那是在三十年代。伊斯特雷克小姐确实拥有岛屿北端的地产，这一点毋庸置疑。”怀尔曼挥臂示意北端的那片土地，日后他还会用“脱衣舞娘的阴户”来形容那儿赤裸裸的单调乏味。“从最奢华的苍鹭栖屋到最充满冒险趣味的你的浓粉屋——这片土地和这些宅邸能带给她大笔收入，几乎都用不完，因为她父亲还留给她和兄弟姐妹们好多好多钱。”
“她还有几个兄弟姐妹在世——”
“没了，”怀尔曼说，“教父之女是最后一个了。”他用鼻子哼了一下，摇摇头，“我绝对不能再这样称呼她了。”这话似乎更像是自言自语，而非对我说的。
“听你的。其实我真正好奇的是，为什么这个岛的其余部分都没开发。想一想佛罗里达的房地产行业一直很兴隆，就会觉得奇怪，我第一天过桥上岛时就觉得这事儿荒唐得很。”
“听你这么说，像是专业人士嘛。埃德加，上辈子，你做哪行？”
“建筑商。”
“现在，那些日子都算过去了？”
我可以打个哈哈，不用正面回答——我跟他还不熟，没必要让自己兜底儿亮相——但我却没有逃避。很显然，这和我们刚刚一起歇斯底里疯笑过有关系。
“是的，”我答。
“那在这一世里，你做什么？”
我叹了一口气，把眼光从他身上移开。远在这儿的海湾，你可以把旧日哀愁尽数抛洒，观其毫无痕迹地消泯一空。“还没法说清楚。我一直在画画。”我等着他放声大笑。
他没笑。“你不会是第一个住在鲑鱼……浓粉屋里的画家。那儿确实有一段艺术史。”
“你逗我呢吧。”那屋子里从里到外都看不出一丝艺术气息。
“哦，我是说真的，”他说，“亚历山大·考尔德在那儿住过。凯斯·哈宁。马塞尔·杜尚。都是老早的事了，海滩还没侵蚀到那儿，住在那儿不会有坠海的危险。”他停顿了一下，又说，“还有萨尔瓦多·达利。”
“别大妈的瞎扯了！”我忍不住叫起来，可看到他一歪脑袋，我又羞愧得满脸涨红。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旧日激愤又汹涌而来，眼看就要堵住我的脑和喉。我办得到，我在心里说。“对不起。之前我经历了一次事故，所以——”我说不下去，住嘴了。
“这一点不难看出来，”怀尔曼说，“除非你自己没注意到，朋友，你的右边身体少了点零部件。”
“是的。而且有时候我会……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失语，大概是吧。”
“嗯哼。不管怎么样，我没撒谎，达利真的住过。他在你现在的租屋里待了三个星期，一九八一年。”之后的停顿几乎难以察觉，“我明白你熬了怎样一段苦。”
“对此我严重怀疑。”我不想出言不逊，但随着话音落下，这种效果却好像已达成。事实上，我真这么觉得。
之后片刻，怀尔曼没说话。破伞布在风中兀自扑打。我有时间去思忖，本来可能发展出一段有趣的友情，而现在不可能了，但当他再次开口时，语气却是那般镇定和愉悦。好像刚才的小小龃龉根本没发生过。
“杜马岛没有开发，仅仅是因为植物生长过度，这算是一部分原因。海滨燕麦草是靠灌溉生长的，但其余那些狗屎根本没有灌溉就长得那样无法无天。最好有人来调研一下，我是这么想的。”
“我和女儿去勘探过一次。岛南端看起来彻底是丛林。”
怀尔曼警觉起来，“根据你的状况，杜马岛路完全不适于你开车远行，根本没有路的模样。”
“跟我说说这事儿吧，我想知道，为什么不是四车道宽，路两边附带自行车道，还有每码标价八百美元的公寓？”
“因为没人清楚谁拥有地产权？作为开头，这个解释听来如何？”
“你说的当真？”
“真得很。伊斯特雷克小姐自一九五零年起就拥有从岛南角到苍鹭栖屋的所有地产，没有连带义务或未付资金。关于这点，是绝对不存异议的，都写在所有遗嘱里了。”
“所有遗嘱？不止一份？”
“共有三份。全都是本人手写，都由不同证人确保公正性，谈及杜马岛时的说法也不尽相同。不过，三份遗嘱都认可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从其父亲约翰那里继承杜马岛北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自此之后，剩余的岛屿领土归属权就对簿公堂，争执了整整囊六十年，《荒凉山庄》与之相比都成了小菜—碟。”
“我刚才听你说，伊斯特雷克小姐的兄弟姐妹都死了。”
“他们是死了，但她还有好些侄子、外甥，现在还有侄外孙、甥外孙，恰如舍温·成廉姆斯牌的涂料简直能覆盖地球表面。是他们在争执不休，但他们互相狗咬狗，并不是和她打官司。故人的遗嘱里写得明明白白，她的产权仅仅和杜马岛这块地有关，有过两家土地勘测公司来精细划定了她的私人领地，一次在二战爆发前，另一次则是二战结束后。但那充其量只是为了政府档案记录。朋友，你猜怎么着？”
我摇摇头。
“伊斯特雷克小姐觉得，这就是死去的老爹想要的结果。我也用专业律师的眼光细察过那几份遗嘱了。”
“地税谁来交？”
他似乎很惊讶，接而又大笑，“我越来越中意你喽，小傻瓜。”
“这得归功于我的上辈子。”提醒他的同时，我也已经爱上“上辈子”这种说法。
“对。以后你会心存感激的，”他说，“真聪明，约翰·伊斯特雷克的三份遗嘱和证词都包括同一条款，要设立一份信托基金用来付税。后来，最初执行管理信托金的投资公司被吞并了——事实上，吞并它的公司也被吞并了——”
“这就是美国人做生意的办法。”我说。
“千真万确。不管怎么说，那笔资金从来没有漏洞或濒临破产的危机，税钱每年按时交付，就跟钟表走得一样准。”
“金钱会说话，狗屎也会走路。”
“这就是现实。”他站起来，双手撑在后腰，活动了一下筋骨。“你想进屋去见见老板吗？现在她应该睡完午觉了。她的毛病不少，但就算活到了八十五，她还是像个小宝宝。”
我想，这当口似乎不太适合告诉他，我已经在自家电话答录机里见识过她的彬彬有礼了——哪怕很简短。“改天吧。等狂笑症状减轻了再说。”
他点头称是，“明天下午再散步过来吧，如果你喜欢。”
“大概会的。先这么说定吧。”我再次伸出手，他握住时，视线落在我右臂的残桩上。
“没装假肢吗？还是说，不在劳苦大众中间露面，你就不会戴上？”
我跟别人解释时用过一段托辞——残肢会有神经痛——那其实是说谎，但我不想对怀尔曼撒谎。因为他有只灵敏的鼻子，狗屎屁话的味道他一闻便知，但最重要的原因显然是：我只是不愿意对他说假话。
“还在医院时我就定制了一截假肢，那是当然，其实像是强买强卖，几乎每个人都劝我买——尤其是我的康复治疗师、还有那位心理医生好朋友，他们说，我越快习惯用假肢，也就能越快重返生活——”
“就把整件祸事抛到脑后，继续跳舞——”
“没错。”
“然而抛到脑后并不容易办到。”
“很难。”
“有时候，甚至算不上是正确的做法。”怀尔曼说。
“那倒不是，准确地说，但……”我退却般含糊其辞，把手在空中来回摇摆。
“准备好动身了？”
“是的，”我说，“多谢你的冷饮。”
“下次再来，我再给你弄一杯。我只在两点到三点间晒太阳——一天一小时对我足够了，但伊斯特雷克小姐的大部分下午时间不是睡觉、就在摆弄她那些小瓷人儿，还要看奥普拉的脱口秀，当然是一集不落，所以我有的是时间。事实上，时间多得不晓得怎么打发才好。谁知道呀？说不定我们能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好极了，”我说，“听来很棒。”
怀尔曼咧嘴一笑。笑容更显出他的英俊。他伸出手，我们便又握了握手。“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建筑在笑声上的友情一直是求之不得的幸运。”
“或许你的下一份工作是撰写一本中国餐饮中的求福宝鉴。”我说。
“朋友啊，有的是比那更糟的活儿，远远比那个要糟。”
回程一路上，我的思绪不由飘向伊斯特雷克小姐，穿着蓝色大号跑鞋、戴着宽沿草帽的老妇人，碰巧(差不多是)拥有佛罗里达的—个私人岛屿。根本不是教父的新娘，而是地主老爷的千金，很显然，也是热衷于扶持艺术的女贵人。我的脑筋又一次出现莫名其妙的松动，怎么也想不起来她父亲的名字(很简单的名字，只有—个音节)，但怀尔曼寥寥数语勾勒出的基本情况我都记得。我从没听过类似的故事，当你为谋生而建造房舍时，就会看到各式各样安置物产的奇怪方式。如果你想把自己的小王国尽量保持在一种未经开发的优雅姿态之中，我认为，那真不如说是富有创见之举。问题在于，为什么呢？
等我惊觉腿疼得难以忍受时，已经快回到浓粉屋了。我蹒跚着走进屋，凑到厨房水龙头下喷喷有声地喝了几口，又穿过起居室，走到主卧室。我看到答录机上的灯在闪，但那时候没心思去听来自外部世界的留言。我只想解放我的一双腿脚。
我躺下来，看着头顶旋转的电风扇叶慢慢旋转。我没能好好解释自己为什么没安假臂。我思付着，如果让怀尔曼解释“为什么一个律师甘愿担当富有的老小姐的管家？他的上辈子又是怎么过的？”是否会比我运气好些？
想着想着，我就沉入了安睡，无梦骚扰，心满意足。
醒来时，我冲了个热水澡，再走进起居室，听电话机里的留言。四肢还没像我预期的那样僵直，毕竟我徒步走了两公里啊。明早起来，或许会举步维艰，但我觉得撑过今晚是没问题的。
留言来自杰克。他说他母亲帮忙联系上了一个内行人，名叫达瑞奥·南努兹，他很愿意在周五下午四五点间看看我的画，他问我，可以把我自认为最佳的作品——不超过十幅—一送到斯高图画廊吗？也无需带素描，因为南努兹只想看成品。
听罢，我觉得难受的痒又来了——
不，这样说根本不足以描述我的感受。
胃好像抽筋了，我简直敢发誓，肠子好像骤缩了三英寸。那还不算是最糟的，半疼半痒的知觉充斥了右侧身体，冲涌到不在原位的右臂。我告诉自己，有这种感觉很愚蠢——恍如提前预支三天总量的焦虑。我参与过价值一千万美元的圣保罗市政大厅工程竞标，竞标会上有一个大人物，后来他一往无前当上了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我也见过两个女孩完成了首场舞蹈表演会、首次拉拉队队长的试演、考出驾照……也经历了一整个该死的青春期。与那些相比，把我的画作展示给画廊内行人看究竟算不算大事件呢？
无论如何，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楼梯，去小粉红。
夕阳正在西下，大屋里充溢着炫丽的红光，那种橘红色几乎无法用画笔描摹，但我没有一丝想要尝试捕捉夕阳之美的冲动——今晚不行。但夕阳依然在召唤我，无视我的无动于衷。恰如偶尔翻到一盒旧日纪念品，往昔的爱人在泛黄的照片里召唤你。潮涌上来了。即便在楼上，我都能听到海贝的磋磨声。我坐下来，在乱成一片的小桌上翻找起来——一根羽毛，一块被海水润圆的石头，一只一次性打火机磨损成了无法命名的灰色。现在，我脑海中的诗句不是艾米丽·迪金森的，而是些有年头的乡村歌曲：太阳不是很美吗，妈妈，透过树叶闪闪发亮。当然了，这儿没有树，但如果我想，大可在地平线上画上一棵。我可以搬来一棵树陪衬血红斜阳，让阳光透过树叶闪闪发亮。哈罗，达利。
我不害怕别人说我没天赋，我害怕的是，南努兹阁下会告诉我，我有那么点小天才。恐怕他会把拇指和食指分开几毫米，建议我到凡尼斯人行道艺术展上谋个席位，因为我准能在那儿大获成功，很多游客肯定会为我那些迷人的仿达利之作买单。
如果他真的这么说，真的用拇指和食指捏出一条小缝，真的说“有那么点”，那我该怎么办？任由—个陌生人的裁决夺走我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吗？任由他偷走我特殊的新玩偶吗？
“或许吧。”我说。
是的。因为画画不像逛商店。
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取消约会……但是我差不多已经向伊瑟保证过了，偏偏我历来没有食言的习惯，尤其是对孩子们许诺之后。
我的右臂还在痒，痒得都快疼起来了，可我几乎没去留意。在我的左边，共有八九幅画倚墙而立。我转过身去看它们，心想，我得试着挑出哪些是得意佳作。其实我从没如此认真地审视过这些画。
汤姆·赖利站在楼梯口。他浑身赤裸，只留了一条淡蓝色睡裤，裤档和一条裤腿的内侧有深色也就是湿了的痕迹。他的右眼不见了，那个位置只有一团充满红色和黑色颜科块的眼窝轮廓。干涸的血迹顺着他的右侧太阳穴流淌，斑纹交错，仿佛战争油图的一景，血迹消失在他耳朵上方的灰发里。另一只眼睛凝视着墨西哥湾，狂欢般的夕阳红涌动在他狭窄而苍白的脸上。
我因惊恐而颤抖起来，往后一缩身从椅子上跌落在地。我摆好伤臀的位置再站起来，又大叫了一声，这一次是因为疼。我疼得抽搐了一下，脚一甩，踢倒了刚刚坐着的椅子。当我再次朝楼梯上看去时，汤姆消失了。
十分钟后，我已回到楼下，拨通了他家的号码。我是用坐姿从小粉红挪身而下的，屁股落在一格一格台阶上。不是因为我从椅子里跌落时伤到了臀部，而是因为我的双腿颤抖得太凶，我根本不能放心地把自己托付给腿脚。我担心自己会倒栽葱跌下楼梯，甚至后脑勺着地，于是，我用左手死死抓住楼梯扶栏。天啊，我真害怕自己会晕过去。
我一直记得在法伦湖的那天，我转身看到汤姆的眼中闪现着某种不自然的神情，汤姆极力克制自己不要失声痛喊，以免令我难堪，老板，看到你这样，我真不习惯……我心里很难受。
此刻，位于苹果谷的汤姆家的电话铃响起来了。汤姆，结婚两次、离婚两次的汤姆，反对我搬出梦多塔高地的豪宅的汤姆——你怎么能在主场获利的决胜局里弃权呢？他这么说过。他自己倒在我的主场里爽了一把，这个汤姆，如果《福利之友》可以信赖的话……我确实信它。
我也相信，我在楼上亲眼目睹的情景。
铃声……一响……两响……三响。
“快接啊，”我含糊自语，“快他妈的接电话啊。”我不知道如果他接了，我又该说什么，但我不在乎。此刻我只想听到他的声音。
我听到了，但只是录音。“嗨，你正在拨打汤姆·赖利的电话，”他说，“我和我哥乔治出门看望母亲了，每年一次的出海航游——今年是去巴哈马的拿骚。你觉得怎样，老妈？”
“那我就是巴哈马老妈啦！”拜多年吞云吐雾所赐，传出的沙哑香烟嗓却是兴高采烈的，谁也不能否认。
“对极了，她就是。”汤姆继续说，“我们会在二月十八日回来。您可以留言了……几时留，乔治？”
“听到哔一声后！”—个男声扯着嗓门喊道。
“对！”汤姆大声赞同，“听到哔一声后留言，或者，您也可以致电我的办公室。”他报上了号码，然后他们三人一起喊道：“旅行愉快！”
我挂了电话，什么也没说。听起来不像是企图自杀的男子留下的答录语，当然了，他是和最亲最近的家人在一起(事后，这些人总会说“他看起来很好的呀”)——
“谁说那会是自杀呢？”我问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又恐惧地四顾，想要确定这儿真是空无一人。“谁说那不可能是场事故呢？甚至也可能是谋杀？假设事情还没发生？”
但如果已经发生，总会有谁致电通知我的。或许是博兹，但更有可能是帕姆。还有……
“是自杀。”这一次，是房子在说话，“是自杀，而且还没发生。那是警告。”
我站起来，撑着拐杖走进卧室，最近几天，拐杖用得少多了，但今晚我想撑着它，真的需要它。
在床的那半边，我的好女孩背靠枕头而坐，那半边本该属于一个真实的女人，如果我还有伴侣的话。我坐下来，把她捡起来，盯住那双大大的蓝色眼睛，偷窥者的眼睛，满是卡通式的惊讶之情：哦 哦 哦，你个死男人！我的瑞芭，貌似露西·里卡多的瑞芭。
“就像来年圣诞幽灵拜访司考齐，”我对她说，“有些事情可能要发生了。”
瑞芭对此不置可否。
“但我该怎么做？那不像画。一点儿也不像画画那样。”
但其实是，我知道，画画和视觉都源于人类大脑，而我脑中的什么东西已经改变了。我认为那种变化是随伤害而来的，其结果便是和伤害融为一体。也可能更糟，对冲伤。布罗卡区。还有杜马岛。这个岛……什么？”
“大声说！”我告诉瑞芭，“是不是？”
她不置一辞。
“这儿有点古怪，而且已经作用于我。甚至会召唤我，这难道可能吗？”
这念头让我浑身战栗。在我身下，海贝随着潮涌潮落汇集轻磕。假想那都是骷髅、而不是海贝实在太容易了，成千上万的骨骸，每当潮水升腾，它们就同时咬牙切齿。
杰克不是说那边有一栋屋塌了吗？我想他是这么说的。当伊瑟和我朝那个方向驱车时，那条路轻而易举地就成了难以逾越的羁绊。伊瑟的肠胃也突然出毛病了。我的肠胃倒还好，但越过路界的花卉散发出刺鼻的恶心气味，我右臂的痒痛也更厉害了。当我提及我们曾打算去探险时。怀尔曼的神情顿时紧张起来。根据你的状况，杜马岛路完全不适于你开车远行，他这么说过。问题在于，我的状况究竟是指什么？
瑞芭继续一言不发。
“我不想这件事成真。”我温柔地说。
瑞芭只是仰头瞪着我看。我是个死男人，那便是她的看法。
“你有什么用呀？”我问着，把她掷向一边去。她蒙着头趴在枕头上，屁股撅起来，粉红色的棉制双腿分叉着，瞧上去颇有几分放荡。哦哦哦，你个死男人！没错。
我垂下头，去看两个膝盖间的地毯，擦抹着脖根。那儿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僵成死结一般。摸上去像铁块。我有阵子没犯头痛了，但如果这些肌肉不立刻松弛下来，我今晚准会大疼一场。我需要吃点什么，那会开个好头。吃点安抚身心的东西。开一包高卡路里的冷冻食品似乎是好办法——撕去冻肉和汤汁外的包装，扔进微波炉里转七分钟，然后就能像个婊子养的家伙一般狼吞虎咽了。
但我又坐了一会儿，我有很多疑问，大多数都可能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因而无从解答。我认清了这一事实，并接受了。自我一头撞上起重机的那天起，我就学会了要尽量接受。但我想，即便饿成这样，在我放任自己狼吞虎咽之前，必须至少解开—个谜题，床边桌的电话是租屋自带的，迷人的老款式，公主牌，圆盘按键。电话搁在一本指南手册上，那东西充其量只是一本黄页广告。我把它翻到薄薄的白色页码区，心想，应该不会在电话本里找到伊丽莎白·伊斯特雷克，结果却有，我拨通了那个号码。响了两声后，怀尔曼来接电话了。
“您好，伊斯特雷克寓所。”
那个声音无懈可击，根本听不出来那个人几小时前还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甚而笑塌了座椅，刹那间，这变得像是全世界头号烂点子，但我看不出来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怀尔曼？我是埃德加·弗里曼特。我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