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这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以为这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以为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会在你身上发生这种事的人，而随后，一件接着一件，它们都开始在你身上发生，与发生在其他每个人身上一样。
你爬下床走到窗前，赤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你六岁。外面，雪在下，后院里的树枝正在变白。
现在说吧，趁还来得及，然后希望一直说下去，直到再也没有更多可说的。毕竟，时间快用完了。也许不妨暂且把你的故事放在一边，试着检视从你记事第一天起到这一天，活在这个身体里有怎样的感觉。一系列感觉资料。人们可称之为呼吸现象学的东西。
你十岁，仲夏的空气是热的，热得压抑，那样潮湿和令人不适，甚至当你坐在后院树荫下，前额都聚满汗水。
无可争辩的是你不再年轻。一个月后的今天，你将满六十四岁，尽管那不算太老，不是那种人们会视作耄耋之年的岁数，但你仍然不禁想起那些没能活到你这个年纪的人。这便是一例或可永不发生，但实际上已发生的事。
上周暴风雪时扑面而来的风。冷得刺骨，而你在外面空荡荡的街上，讶异于自己竟在这样猛烈的风暴里出门，然而，就当你努力保持着平衡时，有那种风带来的狂喜，有看见熟悉的街道变成一片模糊的纷飞白雪的喜悦。
身体的愉悦和身体的痛苦。最重要的是性快感，但也有口腹之愉，有裸身泡热水澡、挠痒、打喷嚏、放屁、赖床一小时及在晚春初夏的温煦午后面向阳光感受暖意在肌肤驻留的乐趣。不胜枚举，每一天都有某个或某些身体愉悦的时刻，但痛苦无疑更持久、更难对付，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几乎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曾受到攻击。眼和耳、头和颈、肩和背、臂和腿、喉与胃、踝与脚，更不用说有一次从臀部左侧长出的巨大脓肿，医生称之为毛鞘囊肿，在你听来像某种中世纪的痛苦，令你一星期无法坐在椅子上。
你小小的身体接近地面，这三四岁时属于你的身体，也就是说，脚与头之间的距离很短，而那些你不再注意的东西一度曾是你常见的、专注的：由爬行的蚂蚁和丢失的硬币、落下的枝条和压扁的瓶盖、蒲公英及三叶草组成的小世界。特别是蚂蚁。它们是你记得最牢的。成群结队的蚂蚁在它们的粉状山里进进出出。
你五岁，蹲着俯视后院一座蚂蚁山，专注地观察六脚小动物来来回回。不知不觉，三岁邻居潜行至你背后，用一把玩具耙打你的头。它刺破了你的头皮，血流进头发并顺着后颈流下，你尖叫着跑回家，在家里祖母为你处理伤口。
祖母对母亲说的话：“你的父亲会成为如此优秀的人——要是他不是这样的话。”
这个早上，走在又一个1月破晓的幽暗中，一道柔和的浅灰色光渗进卧室，你妻子的脸转向你的脸，她的眼睛闭着，仍在熟睡，被单一直拉到颈部，头是唯一可见的部分，你惊叹她看起来多么美，多么年轻，即使是现在，你与她初次共眠三十年后，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同床共枕三十年后依旧如此。
今天雪继续下，你下床走到窗前，后院的树枝变白了。你六十三岁。你想起少年时代至今的漫长旅程中几乎没有一刻不在恋爱。三十年婚姻，对，但在此前的三十年里，有多少痴心与迷恋、激情与追逐、谵妄与疯狂燃起的欲望？从生命有意识之初起，你就一直甘愿作厄洛斯的奴隶。你身为男孩时爱的女孩，身为男人时爱的女人，每一个都与其他的不同，有些丰满、有些苗条，有些矮、有些高，有些书生气、有些爱运动，有些喜怒无常、有些开朗外向，有白人、黑人、亚洲人，表面上的一切你都不在乎，你只关心探测到的内心之光、个体的火花、展露出的自我火焰，而那道光会令你觉得她美，即使别人对你看见的那种美视而不见，随后，你会渴望与她在一起，靠近她，因为女性之美是你永远无法抗拒的东西。回到你上学的最初几天，在幼儿园班里，你爱上了那个金色马尾辫女孩，有多少次你和心仪的小女孩偷偷溜开、两人一起躲在角落恶作剧而被桑德奎斯特老师惩罚，但这些惩罚对你而言不算什么，因为你在恋爱，那时你是个爱情傻瓜，正如你现在也是。
你存下的伤疤，尤其是脸上那几个，每天早上对着浴室镜子刮脸或梳头时都会看见。你很少想到它们，但无论何时一想起，你就会明白它们是生活的印记，那刻入脸庞的各种突起线条是来自秘密字母表的字母，它们说出了你是谁，因为每个伤疤都是伤口愈合的痕迹，每个伤口都是与世界意外撞击造成的——也就是说，一场事故，或某件本不必发生的事，因为照定义来说，事故就是某件不必发生的事。与必然事实相对的偶然事实，这个早上你望向镜子，意识到整个人生都是偶然的，只有一项必然的事实除外：或早或晚，生命会告终。
你三岁半，你二十五岁怀孕的母亲带你去纽瓦克市中心的百货商店进行一场购物之旅。她由一位友人陪伴，也是一个三岁半男孩的母亲。一度，你和你的小伙伴逃脱了母亲们的控制，开始在店里奔跑。这是个巨大的开放空间，无疑是你曾涉足的最大的空间，而能够在这庞大的室内区域里野奔，明显令人兴奋。最终，你和那男孩开始朝地板上俯冲，在光滑表面滑行，有点像不用雪橇滑雪，这游戏显然那样有趣、令人产生欣喜若狂的感觉，你们越来越不顾一切，愿意越来越大胆地尝试。你们到了一处店里正在施工维修的地方，没有注意到前面有什么障碍物，你又一次在地板上俯冲，顺着玻璃般的表面航行，直到你发现自己正一头冲向一个木质的木工长椅。你略微转动小小的身体，以为可以避免撞上扑面而来的桌腿，但在那你不得不改变路线的短暂一秒，你没有意识到有个钉子从桌腿上戳出来，一个长钉子，正好与你的脸一样低，而你还没来得及停下，左侧的脸颊便在飞身而过时被这钉子刺穿了。半个脸都破了。六十年后，你不再记得这事故。你记得那奔跑和俯冲，但一点不记得疼痛、流血及马上被送往医院的情形，或缝合你脸颊的那位医生。他干得很漂亮，你母亲总这么说，因为目睹初生儿半边脸被撕裂的创痛从未过去，她经常说起那精妙的双重缝合法，这方法使伤害降到最低限度，也令你没有终生破相。你本可能失去眼睛，她会对你说——或者，更惊人地，你可能会死。无疑她是对的。多年过去，伤疤越长越淡，但每当你去找，它都依然在那儿，而你会带着那好运（眼睛没伤！没死！）的徽章，直到进坟墓。
眉部撞伤的疤痕，左一个，右一个，几乎完美对称，第一个是在小学体育课的躲避球比赛上全速奔跑，撞上了一堵砖墙（后来那些天里大面积肿胀的黑眼圈，令你想起拳击手吉恩·富尔默的一张照片，差不多那时候，他在一场冠军赛中被休格·雷·鲁滨逊打败）；第二个是在二十出头时，在室外篮球赛上切入上篮，被身后犯规撞飞到篮架的金属柱上。另一个伤疤在下巴处，来源不明。很可能是童年早期摔倒所致，重重摔倒在人行道或石头上，令你肉体裂开，留下印记，每天早上刮胡子时仍可看见。没有故事伴随这伤疤，你母亲从来没有谈论过它（至少你不记得），假如不算彻底令人迷惑，你也觉得奇怪，这根永恒的线条被只可称作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东西镌刻在你下巴上，你的身体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地，而这些事件已经被一笔勾销，从历史里消失。
1959年6月。你十二岁，一星期后你和那些六年级同学就要从这所语法学校毕业了，你从五岁起就开始上这学校。天气极好，是最明媚的晚春，阳光从无云的蓝天倾泻而下，暖得恰好，湿度小，柔风搅动空气，拂过你的脸庞、颈项及裸露的臂膀。那天一放学，你和一帮朋友就结伴去格罗夫公园打皮卡棒球。格罗夫公园与其说是个公园，不如说是片乡村绿地，一大片保养良好的长方形草地，四周都有房子，一个舒适的地方，你的新泽西小城里最棒的公共空间之一，你和朋友们经常放学后去那儿打棒球，因为棒球是你们所有人的最爱，连着打好几个小时也不厌倦。没有大人在场。你们建立自己的基本规则，自己解决争端——通常用言语，有时也用拳头。五十多年后，对于那天下午打的那场比赛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你真正记得的唯有这个：比赛结束后，你独自一人站在内野中央，自己玩接球，也就是，把球高高掷向空中，追随它的起落，直到它落进手套，这时你立即又一次把球掷向空中，每一次掷球，都比前一次飞得更高，而掷了几次后，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球会腾空好几秒，白色的球升向明净的蓝天，白色的球落进手套，而你整个人都专注于这项不动脑筋的活动，你全神贯注，除了球、天空及手套外什么都不存在，这意味着你的脸是朝天的，你追随球的轨迹时是抬着头的，因此你不再注意地上正在发生的事，而当你抬头望向天空时，地上发生的事是：某样东西或某个人出人意料地朝你冲来，而这碰撞如此突然、猛烈、充满力量，你立刻就倒在了地上，感觉仿佛被一辆坦克撞倒。最糟糕的一击在头部，尤其是前额，但身体也受到撞击，当你躺倒在地、气喘吁吁时，你晕乎乎的近乎无意识，你看见血从前额流出，不，不是流出，是涌出，于是你脱掉白色T恤，把它压在血涌之处，仅仅几秒后，白色T恤就全部变红了。其他孩子们惊呆了。他们朝你冲来，尽其所能帮助你，直到那时你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似乎是你们那帮人中的一个，一个叫作B.T.的（你记得他的名字，但不想在此透露，因为你不想让他难堪——假设他依旧活着）高瘦笨拙和蔼的白痴对你那高耸的、摩天大楼般的投掷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他渐渐也想加入进来，他没有费心告诉你，他也想试着接一次你的投掷，便开始朝球下落的方向跑去，当然，头仰着，用他那呆呆的方式张着嘴（谁跑步的时候张着嘴啊？），而一瞬间后，他在全速奔跑中撞到了你，张开的嘴里突出的牙齿直接撞向你的头。因此现在血从你身体里涌出，因此你左眼上方的皮肤划开一道深深的口子。幸运的是，家庭医生的办公室正好就在附近，在格罗夫公园周边那排房子的某一栋里。男孩们决定立刻带你去那儿，于是在朋友的陪伴下，你拿血淋淋的T恤捂着头穿过公园，也许有四个朋友，也许六个，你不记得了，你们集体冲进了科恩医生的办公室。（你没有忘记他的名字，就像你没有忘记幼儿园老师的名字，桑德奎斯特老师，或者那些你少年时期其他老师的名字。）前台告诉你和你的朋友，科恩医生正给一位病人看病，她还没来得及从椅子上起身通知医生有紧急状况需要处理，你和朋友们就门也不敲地冲进诊疗室内。你看见科恩医生正在和一位丰满的中年女人讲话，她坐在检查台上，只穿着胸罩和衬裙。那女人发出一声惊叫，但科恩医生一看见你前额涌出的血，就要求那女人穿好衣服离开，并要你的朋友们回避，然后匆忙开始缝合你的伤口。这是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来不及麻醉，但你在他穿过皮肤缝针时尽量不发出嚎叫声。他的活干得或许不能与1950年缝合你下巴的那位医生媲美，但好歹很有效，你没有流血至死，头上也不再有个洞。几天后，你和六年级同学们参加了语法学校的毕业典礼。你被选为旗手，这意味着你要举着美国国旗顺着礼堂走道，把它插进台上的旗座。你头上包裹着白色纱布绷带，由于血仍不时从缝合处渗出，白色纱布上有一大块红色印迹。典礼后，母亲说当你举着旗帜行走在走道时，你令她想起一幅革命战争受伤英雄画。你知道，她说，就像《76精神》一样。
持续猛烈攻击你的，一直持续猛烈攻击你的是：外部，意思是空气——或更准确地说，你的身体在周围的空气里。你的脚底锚住地面，但你的剩余部分暴露在空气里，而那便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在你的身体里，而一切也会在身体里结束。现在，你正思考着风。稍后，若时间允许，你会思考冷与热，无数种雨，如同盲人蹒跚穿过的雾，狂暴的机关枪似的砸在瓦尔屋顶瓦片上的冰雹。但此刻，是风抓住了你的注意力，因为空气很少静止不动，在有时围绕着你的几乎感觉不到的虚无呼吸之外，有微风和飘荡的轻风，突如其来的阵风和飑风，在那栋瓦顶屋子里经历的长达三天的西北强风，横扫大西洋海岸的润湿的东北风，还有大风、飓风和旋风。而你在那儿，二十一年前，你走在阿姆斯特丹街头，去往一场已取消但未告知你的活动，试图尽责地恪守许下的承诺，你在那场后来被称作世纪风暴的飓风中，一场超级强烈的飓风，就在你固执而不明智地决定冒险外出后一小时内，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大树将被连根拔起，烟囱将栽倒在地，停泊的车辆将被举起、在空中穿行。你迎风而行，试图沿着人行道前进，但尽管你努力地想到达目的地，你寸步难行。风吹进你的身体里，在接下去的一分半钟里，你被困住了。
十三年前的1月，你在都柏林半分桥上，在又一场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飓风过后的那个晚上，过去两个月来你一直在导演的那部电影拍摄的最后一晚，最后一场戏，最后一个镜头，只是要把摄像机固定在女主角戴着手套的手上，然后她转身，放开一块小石头，让它落入利菲河的水中。非常简单，全片最不费力、最无须创造性的镜头，但你在那强风之夜的湿冷及黑暗中，在九周充满数不清问题（预算问题，工会问题，选景问题，天气问题）的艰苦卓绝的拍摄工作后你筋疲力尽，你比开拍时轻了十五磅，在桥上与剧组成员一起站了好几个小时后，爱尔兰那潮湿、寒冷的空气已渗入你的骨头，就在最后一个镜头快要开始前一刻，你意识到手已被冻住，无法移动手指，你的手变成了两块冰。为什么没有戴手套呢？你问自己，但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离开宾馆去桥边时根本没有想起过戴手套。你又拍了一次最后一个镜头，随后你和制片人、女主角、女主角的男朋友和几位剧组成员，去邻近的酒吧解冻并庆贺电影完成。这地方很拥挤，挤得满满的，密闭的房间里满是大声说话的、闹哄哄的人们，他们窜来窜去，带着末世般的欢乐，但有一个桌子是为你和朋友们预留的，于是你在桌前坐下，就在身体与椅子接触的那一刻，你明白你已经精疲力竭了，所有的身体能量，所有的感情能量都流失了，以一种你从未想象到的方式消耗殆尽，那样崩溃，以至于你觉得随时可能流下眼泪。你点了一杯威士忌，而当你握住酒杯，将之举到唇边时，你高兴地发现手指又能动了。你点了第二杯威士忌，然后第三杯，然后第四杯，突然之间你睡着了。尽管周围狂乱嘈杂，你却成功地一直睡着，直到那个好人、你的制片人把你拉起，半拖半拽地把你弄回宾馆。
是的，你酒喝得太多，烟抽得太多，掉了牙齿也懒得去补，你的膳食不符合当代营养理念，如果说你不吃大部分蔬菜，那只是因为你不喜欢，你发现就算不是不可能，你也很难去吃不喜欢的东西。你知道妻子担心你，尤其对于你的烟酒习惯，但幸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X光显示你的肺有任何损害，没有血液测试显示你的肝有任何问题，于是你带着恶习稳步前进，深知它们最终会带给你严重伤害，但你越是年长，就越是觉得不可能有意愿或勇气放弃那可爱的小雪茄和时不时的几杯酒，它们在这些年里带给你如此多的愉悦，而你有时想，如果要这么迟将它们从你的生活中去除，你的身体会垮，系统会停止工作。无疑你是一个有缺点、受过伤的人，从一开始就带着伤口的人（要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要花整段成年时光令词语流到纸页上？），而你从烟酒之中得来的好处就像拐杖，撑起你残破的自我，令你在世上前行。自我疗药，你的妻子这么称呼它。与你母亲的母亲不同，她不希望你与众不同。你的妻子容忍你的缺点，不粗言不责骂，如果她担心，那只是因为她希望你永远活下去。你计算着那么多年以来你一直拥她在旁的理由，这一定是其中之一，在广袤的恒久之爱的星座里最亮的一颗星。
更何况，你咳嗽，尤其在夜里，当身体处于水平位置时，在那些气管严重阻塞的夜晚，你爬下床，进入另一间房间，发疯般不断咳嗽，直到把所有那些黏滞的东西都咳出来。照你的朋友斯派格曼（你认识的烟瘾最重的人）的说法，每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抽烟时，他都必答：“因为我喜欢咳嗽。”
1952年。五岁，裸身在浴缸里，独自一人，那时已长大、可以自己洗澡了，当你躺在温暖的水里，你的阴茎突然出现在视野中，在水面上冒出。在这一刻之前，你只从上方看过阴茎，站立着往下看，但从这个新的有利视角，或多或少与视线平行的角度，你发现你那环切过包皮的男性器官顶端与头盔惊人的相似。一种老式头盔，就像十九世纪末消防队员戴的那种。这个发现令你高兴，因为在你人生的那个特定时点上，你最大的抱负就是长大后成为一名消防队员，你觉得那是地球上最有英雄气概的工作（无疑的确如此），而多么合适，有个微型消防员头盔恰好秘密展示在你身上，就在你身体的那个部位，而且，不但形似，也有水喉的功能。
你在人生旅途中曾无数次陷入困境，比如，那些你感到一种紧急的压倒性的需求要清空膀胱、但身边没有厕所的绝望时刻，比如那些碰上交通堵塞的时候，或坐在一辆停在两站之间的地铁上，强迫自己要忍住的纯粹焦虑。这是一个无人谈论的世界性难题，但每个人都有过那样一个时刻，每个人都渡过了难关，在人类苦难中没有一例比肿胀的膀胱更喜感，因此你往往不去嘲笑这些事件，直到你成功地释放了自己——有哪个三岁以上的人会愿意在公共场合尿裤子呢？因此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话，这些话是你朋友父亲的临终遗言：“要记住啊，查理，”他说，“永远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小便的机会。”就这样，长者的智慧代代相传。
也是在1952年，你坐在私家车后座，一辆1950年产的蓝色德索托，父亲在你妹妹出生那天买回家的。母亲在开车，而你们已经上路了一会儿，从哪儿到哪儿你不再记得，但你是在回家路上，离家不超过十到十五分钟车程，在过去的一小会儿时间里，你忍不住要小便，膀胱里的压力持续累积，而现在你在后座上扭动着，双腿交叉，手夹在裆部，吃不准是不是还能再忍一会儿。你告诉了母亲你的困境，而她问你是否可以再坚持十来分钟。不，你告诉她，你觉得不行。那样的话，她说，因为从这儿到家之间没有地方可以停车，你就尿在裤子里吧。对你来说这是个如此激进的想法，背叛了你认为来之不易的独立的男子汉气概，你几乎无法相信她说的话。就尿在裤子里？你对她说。对，就尿在裤子里，她说。有什么两样呢？我们一到家就可以把你的衣服扔进洗衣机。就这样，有了母亲完全明确的批准，你最后一次尿了裤子。
五十年后，你在另一辆车里，这次是辆租来的车，一辆崭新的丰田卡罗拉，因为你自己没车，你已经开了三个小时，正在从康涅狄格回布鲁克林家的路上。这是2002年8月。你五十五岁，而你从十七岁就开始开车，总是娴熟而自信，乘过你车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好司机，在近四十年的驾驶生涯中没有任何事故记录，除了一次刮擦到保险杠。妻子和你一起坐在前排，右侧座位上，后排坐着你十五岁的女儿（她刚在康涅狄格的一所学校完成暑期表演课程），裹着在过去那个月里用作被褥的被子和枕头摊手摊脚地睡着。同时在后排睡觉的还有你的狗，你和女儿八年前从街上带回家的毛茸茸的杂种流浪狗，你叫它杰克（根据纳什《不走运的旅行者》的主人公杰克·威尔顿命名），自那时起它便一直是颇受宠爱的家庭成员，即使有点疯癫。你的妻子，会担心很多事情，但从未担心过你的驾驶，实际上她还经常表扬你在各种交通状况下处理得有多好：比如说，在多车道的高架上超车，或穿行于难走的城市街道中，或从容地在边远地区那些曲折蜿蜒的道路上驾驶。然而今天，她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你有点心不在焉，时机掌握得也略有偏差，她不止一次要你多加注意。你现在明白了最好不要去怀疑妻子话语里的智慧，因为她拥有一种诡异的能力，能读懂他人的想法，看透他人的灵魂，嗅出任何人类状况中隐藏的潜流，而一次又一次，你惊异于她的直觉被证明多么准确，但就在这一天，她的焦虑如此剧烈，以至于开始令你恼火。你难道不是一个著名的好司机么？你问她。你曾经出过事故吗？你曾经做过任何令你在世上最爱之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事么？不，她说，当然没有，她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想，而你们一到三区大桥的收费站，你就对她说，看，我们到了，纽约市，现在离家很近了，而此后她答应对你的驾驶不再多说一个词。但的确有哪里不对，即使你不愿意承认，因为这是2002年，在这个发生了好多令人不快之事的意外之年，为什么你的驾驶技术就不会突然难以解释地抛弃你呢？其中最糟的是，5月中旬你母亲之死（心脏病），它令你震惊，这并不是因为你不明白一个七十七岁的人可能、也的确会毫无预警地死去，而是因为她的身体显然还那么健康，就在她生命最后一天的前一天，你还和她打过电话，她那时精神相当好，说笑着、讲着有趣的故事，你挂电话之后对妻子说：“听上去她好多年都没有这样开心了。”最糟的是你母亲之死，但还有2月初你飞了九小时经济舱去哥本哈根时在左腿形成的血块，这令你卧床了好几个星期，并在此后几个月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更不用说你一直以来都有的眼疾，开始时左眼角膜流泪，几周之后右眼角膜流泪，接着在过去好几个月里，这只或另一只眼不断出现完全偶发的状况，而损伤都在你睡觉时发生，这意味着你无法做点什么来阻止它（因为眼科医生开的药膏没起作用），而在那些早晨，你醒来时角膜又一次破了，疼痛很强烈，因为眼睛无疑是全身最敏感脆弱的部分，而当你的好医生为这种紧急情况开具的止痛眼药水后，一般需要二到四小时疼痛才会开始消失，而在那段时间，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用一块湿冷的布敷在受伤的眼睛上，眼睛一直闭着，因为睁开那只眼睛会让你感觉仿佛有一根针刺进来。还有一次六个月的静脉曲张的困扰，随后是慢性干眼症，还有你人生中第一次全面爆发的恐慌症，就发生在你母亲去世后两天，在紧接着的那些日子里又发生了好几次，而现在你有时会感觉自己正在解体，那个曾是天地间的强人、能抵御来自内部及外部攻击、能抗得住困扰他人身心的辛勤努力的你，已经一点都不再强大，而正在迅速变成一具虚弱的残躯。你的家庭医生开了药来控制恐慌症，也许是那些药影响了你在这个下午的驾驶技术，但你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以前你也曾吃过这些药后开车，那时不管你还是你妻子都没有觉察出什么不同。不管是不是有所损害，现在你已经经过了三区大桥的收费站，开始了回家之旅的最后一段，而当你驾车穿过城市时，你并没有在想你的母亲或你的眼睛或腿或你为了控制恐慌症而吞服的药丸。你只是想着你的车以及抵达布鲁克林家中所需的四五十分钟，而既然你的妻子已经平静下来，似乎不再担心你的驾驶，你也很平静，从大桥开到你家附近地区的那些路上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事发生。你的确想要小便，在过去的二十分钟里你的膀胱一直在向你发送信号，那是更快速更强烈的焦虑信号，因此你开得比本该的速度略快了一些，因为你双倍渴望回家，当然，是为了回家而回家，也想能如释重负地摆脱车内拥挤的限制，但也因为回到家你便能跑进楼上的洗手间释放你自己，然而就算你稍嫌急迫了一些，一切都还好，现在你离所住的街道只有两分半钟的路程了。车正沿着第四大道开，由破败的公寓建筑和空仓库组成的一段难看的路，而因为这些街区的人行道上几乎没有什么人，驾驶员们几乎不必担心有人横穿马路，尤其是绿灯的间隔时间比大部分街道长，这使得驾驶员们会开得很快，开得太快，经常远远超过限速。这并没有带来什么问题，假如你一直直行的话（毕竟这就是你选择走这条路的原因：因为会比走任何其他路更快到家），但急冲的车辆会令左转弯变得有些危险，因为你必须在绿灯亮的时候转弯，而对你来说绿灯亮着的时候，对于那些朝你疾速开来的相反方向的车辆来说也是绿灯。现在，你来到了第四大道和第三街的路口，你必须在那儿左转回家，你停下车等红灯，而突然之间你忘记了从父亲那儿学来的教训，那是差不多四十多年前他教你开车的时候。他自己是个糟糕的、不够格的司机，一个不专心的、会做白日梦的驾驶员，每次把钥匙插进点火器就会引来灾难，但就算他开车时有种种缺点，对于他人却是个很好的老师，他曾给予你的一则最佳建议是这个：开车时要有防御意识；要假定路上的其他所有人都又笨又疯狂；不要想当然。你一直在脑子里牢记着这些话语，而这些年来这些话令你受益匪浅，但现在，因为你急于清空膀胱，或因为一颗药丸影响了你的判断力，或因为你累了没有多加注意，或因为你已经变成了一具破败的残骸，你冲动地决定冒个险，也就是说，具有侵略性地开。一辆褐色货车正朝你开来。是的，开得很快，但也不过每小时四十五英里，你觉得最多五十英里，在估算了货车与你停车处的距离与货车速度之比后，你确信能够左转穿过路口毫无问题——但你必须动作迅速、立刻踩油门。然而你的计算，是基于你相信货车是以每小时四十五到五十英里的速度驶来的，这实际上并不对。它开得要比那更快，至少有六十英里，或许甚至有六十五，因此，你刚左转开始匆忙穿过路口，货车已经出人意料地到了你跟前，而因为你正望向前方而不是你的右侧，你没有看见那货车正向你的车撞来——一次九十度的撞击，直接撞进前门副驾驶座一侧，你的妻子坐在那一边。这撞击是雷鸣般的、抽搐般的、灾难性的——一次响亮的爆炸，足以终结世界。你感觉仿佛宙斯朝你和你的家庭掷来一枚发光的闪电，而一瞬间之后车在旋转，失去了控制，发疯一般沿着街绕圈，直到撞上一根金属灯柱才戛然而止。随后一切陷入沉默，整个宇宙被沉默包裹起来，而当最终你又有能力思考时，你的第一个念头是你还活着。你望向妻子，看见她的眼睛睁着，她在呼吸，因此她也活着，然后你转身去看后座上的女儿，她也活着，被货车及灯柱的双重撞击从沉睡中惊醒，她坐了起来，用迷惑的大眼睛看着你，嘴唇比你见过的所有嘴唇都白，如同你现在正书写的那张纸一样白，于是你明白了她睡觉时裹着的被子和枕头救了她，人们睡觉时肌肉是彻底放松的这一事实救了她，所以没有骨折，头部没有接触到任何坚硬表面，因此她会没事的，的确没事，狗也没事，它也在被子和枕头里睡觉。然后你转回头又看了一眼妻子，她是离撞车最近的人，而从她坐在你身旁的样子看，那样安静、沉默、仿佛并不在周围环境里，你害怕她的头颈或许断了，她那颀长苗条的头颈，那美丽的头颈是她出众美貌的最佳象征。你问她感觉如何，是否感到疼痛，如果是的话哪里疼，但就算她勉强回答了你，她的回应也是含糊不清的，声音非常细小，你几乎听不见她说的话。现在，你开始意识到车外的喧嚣，事情在你周围发生，好几件事同时发生，最容易注意到的是驾驶货车的女人的尖叫声，她正在街上上蹿下跳，愤怒地指责你造成了这起事故。（后来你才知道她没有驾驶执照，那辆货车并不是她的，她还好几次与警察惹上了麻烦——这些都能解释她何以如此愤怒，因为她害怕犯法——但现在她站在那儿朝你大声叫嚷的时候，你被她的自私震惊了，惊讶于她甚至懒得问一下你和你的家人是否还好。）仿佛要抹杀这个女人（用你父亲的话来说，她既愚蠢又疯狂）的恶毒行为，一个小奇迹随即发生了。一个男人正沿着第四大道走，通常没有行人的要道上唯一的行人，与所有理性、所有逻辑、所有对于世界如何运转的假设不同的是，这个男人穿着医院里的白大褂，他是个年轻的医生，一个有着光滑褐色皮肤及俊朗脸庞的印度人，他看见了刚才发生的事，便靠近你的车，开始平静地与你妻子说话。车窗上不再有玻璃，这使他能够倚近小声与她说话，用他那安慰人的印度口音，你听见他问了神经科医生会问病人的所有标准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今天是几号？谁是总统？——你明白他正在竭尽所能使她保有意识，而不致陷入深度惊恐的状态。考虑到撞车的影响，你并不惊讶她暂时看不见任何颜色，她眼前的世界只可见到黑与白。这位医生，他不是幻影，而是个真实的人（但又怎能不去把他想象成一个圣人，前来拯救你的生命？），一直陪着她，直到救护车和急救队到达。现在你和女儿及杰克已经下了车，但你的妻子还不能移动，人人都担心她的头颈可能受伤，而当你站在那儿看着救火队员用一种名为“救生颚”的工具切开右前车门时，你端详着那辆毁坏的车，无法理解你们所有人何以仍在呼吸。车看起来像被碾碎的昆虫。所有四个轮胎都瘪了，摊展开，扭曲着，副驾驶座那侧凹了进去，而后侧，现在你才意识到那是撞上灯柱的那部分，已经皱成一团，后窗玻璃完全没了。慢慢地，救护人员把你的妻子绑在了一块木板上以使她固定不动，他们迅速将她搬进救护车，你和你女儿被放进另一辆救护车，然后你们所有人一起去往湾岭路德医疗中心的创伤单元。在两次CAT扫描和几个X光检查后，医生们宣布你妻子的背部或颈部没有任何骨折。很高兴，你们所有人都很高兴，然后，尽管刚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你们一起离开医院时，你的妻子开玩笑似的报告说，负责做CAT扫描的医生对她说，她拥有他曾见过的最完美、最美丽的头颈。
自那天以来已经过去了八年半，对于这场事故你的妻子一次都没有责怪过你。她说开货车的女人开得太快因此该对发生的事负全责。但你知道不该赦免自己。是的，这女人的确开得太快，但最终那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你在不该冒险的时候冒了险，而那个判断失误继续令你充满了耻辱。因此你离开医院后发誓不再开车，因此在你几乎杀死家人的那天后你不再坐在方向盘前。并不是因为你不再信任自己，而是你觉得耻辱，因为你明白在一个近乎致命的瞬间，你几乎与那个撞向你的女人一样愚蠢而疯狂。
撞车两年后，你在法国小城阿尔勒，正要公开朗读你的一本书。和你一起露面的将是演员让—路易·特兰蒂尼昂（你的出版商的朋友），他会把那些你用英语朗读的段落，重新用法语译文朗读。双语朗读，在读者并非双语的国外是惯例，你们两人一段一段交替，一起读完你为这活动选择的那些书页。你很高兴能成为特兰蒂尼昂今晚的伙伴，因为你非常尊敬他的演技，而当你想起看过的他演的电影（贝托鲁奇的《同流者》，侯麦的《慕德家的一夜》，特吕弗的《情杀案中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红》——就说你最喜欢的几部），你很难说出另一个你更崇拜的欧洲演员的名字。你对他也怀有巨大的恻隐之心，因为你知道数年前他女儿被残忍谋杀，那件事广为人知，而你深切地觉察到他经历过、并在继续经历的可怕痛苦。和许多你认识及共事过的演员一样，特兰蒂尼昂是个害羞而寡言的人。并不是说他没有散发出善意友好的气息，而是同时他渐渐被自身包围，一个觉得与他人谈话很困难的人。此刻，你们俩正一起在台上排练当晚的表演，独自在那座巨大的教堂或前教堂里，朗读会将在那儿举行。特兰蒂尼昂的音色、他那嗓音的谐振让你印象深刻，那种把伟大的演员与普通好演员区别开来的音质，而听着你写下的词（不，不完全算是你的词语，而是你的词语被翻译成了另一种语言）经由那出色的嗓音乐器传达，带给了你巨大的愉悦感。在某一刻，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特兰蒂尼昂转向你，问你几岁。五十七，你说，随后，短暂的停顿之后，你问他几岁。七十四，他答道，随后，又一个短暂停顿后，你们俩重新开始工作。排练结束后，你和特兰蒂尼昂被带进教堂某处的一间房间，等待观众入座及表演开始。房间里有其他人，作品出版公司里的各位成员、活动组织者、你不认识的不知姓名的朋友，加起来差不多有一打男女。你坐在椅子上，没有和人讲话，只是安静地坐着看房间里的人，然后你看见了特兰蒂尼昂，在离你约十英尺远的地方，同样安静地坐着，托腮向下看着地板，显然陷入了沉思。最终，他抬头，看见了你，带着意想不到的诚恳郑重说道：“保罗，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五十七岁时，我感觉老了。而现在，七十四岁时，我反而觉得比那时年轻了不少。”他的话令你迷惑。你不理解他想要告诉你什么，但你感觉到这对于他很重要，他正试图与你分享某样重要的东西，而正是那个缘故，你没有要求他解释他的意思。在过去近七年里，你一直继续思索着他的话，尽管你依然不确切知道它们的意思，但有一些闪光，一些微小的时刻，你觉得几乎参透了他对你说的真相。也许就这样简单：一个男人在五十七岁时比七十四岁时更害怕死亡。又或者他在你身上看见了某种令他担心的东西：在2002年那段可怕的岁月里发生的事的残存痕迹。实际上现在六十三岁的你感觉比五十五岁时更强壮了。脚的问题早就不再有了。多年来恐慌症也没有再发作，而你的眼睛，虽然时而还会出点状况，也不像从前那样频繁了。还要说的是：不再有撞车事故，也不再有父母可以哀悼。
三十二年前的今天，也就是从现在这分钟算起几乎半生以前，你父亲在前一晚去世的消息传来，另一个1月的雪夜，就像这一晚，冷风，恶劣的天气，所有这些都一样，时间在走但又没有在走，一切变了然而一切又没变，噢不，他没有这运气活到七十四岁。他六十六岁，而因为你一直觉得他定能长命百岁，对于清除始终横亘于你们之间的迷雾从来没有紧迫感，因此，当他的死讯突如其来时，你有一种未了却的感觉，那种话语未被说出、机会永远失去的空洞的挫败感。他在床上与女朋友做爱时死去，他是个健康的人，但他的心脏莫名停止了工作。在1979年那个1月的日子之后的那些年里，有无数男人告诉过你这是最好的死法（小死变成了真死），但没有女人这么说，而你自己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死法，当你想起葬礼上父亲的女友及其创伤的眼神时（对，她告诉你，真的很可怕，这是她曾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你祈祷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发生在你妻子身上。到今天已是三十二年前，而你一直都在后悔那太过突然的告别，因为你父亲没有活得足够长，没能看见他那笨拙、不实际的儿子最终没有穷愁潦倒，他一直担心你会那样，再多活几年或许就能令他足以理解这点，而你觉得伤感，当六十六岁的父亲在女友怀中死去时，你仍在多线奋斗，仍在遭受失败的羞辱。
不，你不想死，即使你接近了父亲生命告终时的年纪，你还未曾打电话给任何墓地安排后事，没有丢弃任何一本你肯定自己不会再读的书，还没开始清清嗓子道别。然而，十三年前，就在你五十岁生日后一个月，你坐在楼下书房里吃一个吞拿鱼三明治当午餐时，你如今称为假心脏病的病发作了，一段漫长的不断加重的疼痛漫过你的胸膛及至左臂升到颚部，心脏紊乱及损伤的经典症状，是那种可以在几分钟内终结人的生命的冠状动脉梗塞，当疼痛持续增长，愈演愈烈，你的身体内部及胸口如火中烧时，你被这猛烈发作弄得虚弱而晕眩，蹒跚着站起，双手抓牢栏杆缓慢地爬上楼梯，倒在楼梯顶端的客厅地板上，那时你用微弱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向妻子求救。她从顶楼奔下来，当她看见你仰面躺在那儿时，她抱起并扶着你，问你哪儿疼，告诉你她会打电话给医生，而当你仰头望着她的脸，你深信自己将要死去，因为那样强烈的疼痛只会意味着死，但奇怪的是，也许这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最奇怪的事，你并不害怕，实际上你很平静，对于你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完全接受，你对自己说，就是这样了，现在你即将死去，而也许死亡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糟，因为在这儿你在你爱的女人怀里，如果你现在必定要死去，就想想自己也有幸活了五十年。你被送往医院，整夜都在急症室床上，每四小时验一次血，到了第二天早上，心脏病已经变成了食道发炎，这无疑是因为你三明治里浓重的柠檬汁而加重的。你的生命已经归还给你，你的心脏复原了正常跳动着，而最好的消息，是你懂得了死亡不再是你会害怕的东西，人之将死时，他的存在会变成另一区的意识，而他有能力接受。或者说你是这样想的。五年之后，当你的恐慌症第一次发作时，那种突然的、野兽般的发作撕裂你的身体，令你倒在地上，你却一点都不平静不接受。那时你也想你快要死了，但这一次你恐惧地嚎叫，比你生命里任何一次都害怕。其他区域的意识原来不过如此，于是你静静离开了泪谷。你躺在地板上嚎叫，撕心裂肺地嚎叫，因为死亡在你身体里但你不想死。
雪，过去这些天、这些星期里下了那么多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纽约降雪已达五十六英寸。八个风暴，九个风暴，到现在你已经记不清了，而整个1月，布鲁克林最常听见的歌是铲除人行道厚冰块的铲子制造的街头音乐。无节制的冷（有一天早上只有三度），小雨和细雨，迷雾和半融的雪，持续的烈风，但最主要的还是雪，它不融化，而当风暴一个接着另一个到来时，你后院的枝条和树木全都裹上了越来越长、越来越重的雪须。是的，这似乎要变成那些冬天里的一个，但尽管寒冷不适，尽管你无用地渴望春天，你依然忍不住佩服这场气象大戏的活力，于是你继续以男孩时期同样的敬畏望着飘落的雪。
打打闹闹。那是现在你思考童年乐趣（与痛苦相对）时会想起的词。与父亲摔跤，是难得的情形，因为在你醒着的那几个小时里他很少在家（你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去上班了，而在你已经上床睡觉后他才回家），但或许正因如此才更难忘，他的身体和肌肉有着非同寻常的尺寸，当你抓住他的手臂时他是如此巨大，在近身肉搏中你努力想击败这位新泽西之王，还有比你年长四岁的表兄，在那些周日下午你与家人拜访叔叔阿姨家时，同样有过度的身体运动，你和他在地板上打滚，享受身体的快乐，放纵的快乐。奔跑。奔跑、跳跃、攀爬。奔跑，直到你感觉肺要炸了，直到你肋部疼痛。日复一日直至傍晚，那漫长的、渐渐隐没的夏日黄昏，而你在外面草地上，全力奔跑着，脉搏在耳朵里跳动，风扑面而来。再后来，擒抱橄榄球，骑马游戏，踢罐游戏，城堡之王，夺旗游戏。你和朋友们那样敏捷，那样灵活，那样热衷于打仗游戏，以至于你们以无情的野性彼此攻击，一个个小身体压向另一些小身体，把彼此撞倒在地，推拉手臂，攫住头颈，又推又绊，用任何方法所有方法赢得游戏——你们很多人是动物，彻头彻尾的野生动物。但那时候你睡得多香啊。关灯，闭眼……然后明天见。
更微妙，更美好，从长远来看更令人满足的，是你不断提高的棒球技术，体育运动中最不暴力的，也是你从六七岁起就开始热爱的。接球和投球，防守地滚球，学习在一场比赛整个进程的每个时刻如何站位，取决于有多少次出局，有几位跑垒员在垒，以及预判当球朝你的方向击来时必须做的事：投向本垒，投向二垒，试图双杀，又或者，因为你身为游击手，要在一次垒打后跑进左外野，随后迅速转身投一个接力长球到场上的正确地点。不管球评人会怎么想，没有一刻是沉闷的：在一种总是在期待的状态下做好准备，总是准备着，脑子里充满各种可能，随后是突然爆发，球朝你飞速而来，亟需做必须要做的事，需要快速反应来完成工作，需要细腻的感觉捞起击向你左侧或右侧的触地球，并将之准确有力地掷向一垒。但最大的快感莫过于击球，摆好阵势，注视着投手正面投球，然后笔直地击球，感觉球与球棒的主要部位接触，在追随身体的摆动、看着球飞向外野深处时聆听那击球声——不，没有一种感觉能与之媲美，没有什么如此接近那一刹的狂喜，而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愈来愈擅此道，所以有许多这样的时刻，你为这些时刻而活，其他一切都无法相比，你完全陷入这无意义的男孩运动之中，但在过去，那是你快乐的顶点，是你的身体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
在性成为影响因素之前的那些年，你还没有理解两腿之间的微型救火队员除了帮助你清空膀胱外还有何他用。一定也是在1952年，但也可能稍早或稍晚一些，你问母亲所有的孩子都会问父母的那个问题，那个“孩子从哪儿来”的标准问题，也就是说你是从哪儿来的，是以怎样神秘的过程进入这世界成为一个人类的？你母亲的回答是那样抽象，那样闪烁其词，那样隐喻，以至于令你完全困惑不解。她说：父亲在母亲身体里播下种子，而渐渐地，孩子开始生长。在你生命的这个时点上，你唯一熟悉的种子是种花和蔬菜的，农夫在耕种季节撒在大片田地上、在秋天开始新一轮收获的那种。你的脑海中立刻浮现一幅图景：父亲打扮成农夫的样子，穿着蓝色外套、头上戴一顶草帽的卡通版农夫，肩上扛着大耙走着，在乡间不知何处迈着轻快而漫不经心的步伐走着，正在去播种的路上。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每当有人提及孩子话题时，这便是你看见的图像：父亲作为农夫，穿着蓝色外套戴着破旧草帽，肩上扛着耙。但是，你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因为种子总是种在地里的，要么种在花园里、要么就是大田地里，而因为你母亲既不是花园也不是田地，你不明白该如何做这生命事实的园艺演示。有可能有别人比那时的你更笨吗？你是个小笨孩，缺少再问一遍问题的智慧，但事实是你乐于把父亲想象成一位农夫，乐于看着他穿着荒诞的衣裳，总而言之，如果母亲对你的问题真的给一个更准确的回答的话，很可能你也未必能理解她在说些什么。
在这次与母亲的对话之前或之后几周或几月，用玩具耙撞你头的邻家小男孩莫名失踪了。他发了疯的母亲冲进你家后院叫你和你的朋友去找他，于是你们一同出发，闯进被你用作秘密躲藏地的野生灌木及缠绕着灌木丛的交杂之地，大声呼唤男孩的名字，他叫迈克尔，虽然大家一般都叫他小子或野兽——一个把迄今为止的人生全部奉献给恐怖主义及暴力行径的侏儒重犯。你进入一块密集的灌木丛，拨开挡脸的树叶、分开枝条前进，满心期待这位落跑阿飞蜷缩在你脚下，但你找到的只是一窝黄蜂或马蜂，你不小心踩到的，而几秒钟后你被这些蜇人的生物吞噬了，它们攻击你的脸和手臂，甚至当你试图把它们赶走时，另外一些爬进了你的衣服，刺向你的大腿、胸膛和后背。可怕的痛。你跑出灌木丛到后院的草地上，毫无疑问在死命狂叫着，而你的母亲在那儿，她看了你一眼后立刻开始剥下你的衣服，而当没有东西再蜇你时，她一把将你赤裸的身体猛拽入怀中，与你一起朝屋里奔去。一到室内，她就抱你上楼，打开水龙头，给你洗了个很冷的冷水澡。
男孩找到了。如果你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在自己家里被发现的，睡在客厅地板上，要么是躲在沙发后面或是蜷缩在桌子底下，但假如你需要他没在那天死去或消失的进一步证据，那你只需回想四五年之后的那个下午，那时你患流感卧床，穿着密不透风的睡衣度过的那种倦怠的病休日，发着烧，每隔四小时吃一次阿司匹林，想念着你的朋友，他们已经放了学，毫无疑问正在格罗夫公园打皮卡棒球，因为阳光耀眼天气和暖，是理想的适合打棒球的下午。你九岁或十岁，而你在半个多世纪后的现在记起，当时你独自在家。室外后院里，家狗拴着父亲为它搭建的绳索，在草地上打瞌睡。在两年多或更长的时间里他已经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你非常喜欢他——欢闹的年轻猎兔犬，喜欢冒险，有追逐汽车的疯狂倾向。他已经被撞过一次，左后腿严重受伤以至于再也不能用了，这使他变成了一只三脚狗，在你看来是只虚张声势的盗版狗，但他已经适应了自己的残疾，即使用三只脚，他仍然能跑得比邻居的四脚狗快。于是你躺在楼上房间的床上，深信你的残疾狗被安全地拴在后院绳索上，而那时突然一阵刺耳的声音在静默中爆发：在你家门口的急刹车声，随即而来的是一声高亢的痛苦嚎叫，痛苦的狗的嚎叫，而从那狗的声音判断，你立刻就知道了这是你的狗。你跳下床奔出屋子，小子在那儿，那个野兽，他向你承认是他解开了狗的绳索因为他“想和他玩耍”，还有那个开车的男人，一个非常紧张深感不安的人，对那些聚集在他身边的人说他别无选择，男孩和狗直直冲到了马路中央，要么撞向男孩要么撞狗，因此他转向撞了狗，而那是你的狗，那几乎惨白的狗躺在黑漆漆的街道中央，死了，而当你把它拾起抱进屋里时，你对自己说，不，这男人错了，他本应该撞那个男孩而不是狗，他本该撞死那个男孩，你对于这男孩对你的狗所做的事是如此愤怒，你无法停下来思考，这是你生平第一次希望另一个人类去死。
当然，有打架。没人能渡过男孩时期而不打些架，或打很多架，而当你想到参与其中的那些争斗与对抗，打出或被打出的鼻血，那打向腹部、重击膈部的几拳，愚蠢地夹住头、把手弯曲到背部，令你和对手在地上乱爬时，你想不起有哪怕一次是你起的头，因为你厌恶关于打架的一切，但因为身边某处总会有个恶棍，有某个无脑的恶霸以威胁、挑衅、侮辱激怒你，有几次你觉得必须要维护自己，即使你是较小的那个，几乎肯定要被揍。你热爱橄榄球和夺蛙游戏式的模拟战争，那种不顾一切冲向本垒捕手的杂乱情形，但真正的打架让你恶心。它注定会带来太多情绪后果，在它引起的怒火中太过痛苦，甚至当你胜利时，你也总会想在之后大哭一场。在暑期营里的一个男孩从小屋椽上跳下攻击你、而你以牙还牙把他撞向木桌结果摔断了他的手臂后，用“要么揍要么被揍”的方法解决争端对你完全失去了吸引力。你那时十岁，而在那一刻之后你尽量远离打架，但打架继续时不时出现在你面前，至少直到你十三岁，那时你终于明白你可以打败任何一个男孩，只要用膝盖顶住他的睾丸，用你能够集结的所有力量顶向他的裆部，就那样，只要几秒钟工夫，打斗就会结束。你取得了“肮脏战者”的名声，或许多少有点道理，但你像那样打架只是因为你不想打架，而在一两场这样的打斗后，消息传开，再也没有人来攻击你了。你十三岁就永久退出了拳坛。
不再和男孩打架，但对女孩有持续的热情，亲吻女孩，与女孩牵手，始于你的青春期开始前很久，在男孩本不该对这些事感兴趣的时候。早在幼儿园班级里你就爱上了一个金色马尾辫女孩（她的名字叫卡西），你总是热衷于接吻，而即使在那时，五六岁的年纪，你和卡西就会时不时接吻了——当然，是纯真的轻吻，但即使那样已有深深的愉悦感。在所谓潜伏期的那几年，你的朋友们还都在公开鄙视女孩。他们会嘲笑她们，捉弄她们，捏她们，然后拉起她们的裙子，但你从未感觉到那种反感，从不会让自己参与这些攻击，而在你生命中的整个早期语法学校时期（也就是说，直到十二岁，那时你头上绑着浸染着血的绷带，举着美国国旗，参加班级毕业典礼），你继续臣服于对于女孩的各种迷恋之中，如帕蒂、苏西、戴尔、简和埃塞尔。仅止于接吻和牵手，当然（生理上你还无法性交，性的机制对于你还相当模糊，因为你直到十四岁前还尚未完全性成熟），但到你毕业的时候，接吻已经变得非常激烈。在你进入初中之前的最后一年里，有一些舞会和无伴侣的派对，几乎每个周末，你和那帮十五或二十个朋友会受邀去某人家中，在那些郊外客厅及装修好的地下室里，还未性成熟的男孩与乳房刚发育的女孩会伴着最新摇滚乐（1958及1959年的流行曲）跳舞，最后，当夜晚渐逝，灯光会被调暗，音乐停止，男孩女孩们结对在房间的隐蔽角落里，疯狂地接吻抚摸，直到回家的时刻到来。那一年你学会了很多唇舌之事，懂得了享受怀抱女孩身体、感受女孩环抱的愉悦，但充其量就是这些。有不能被跨越的线，而那时你还乐于不去跨越它。不是因为你害怕，而是因为你还从没有想到。
最后，你冲过男孩期到青春期门槛的那天到来了，而既然你已经感受了那种感觉，既然发现了你的救火队员老朋友其实是神圣祝福的代理人，你生活其中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因为那感觉的狂喜赋予了生命新的目标，一个新的活着的理由。阳具迷恋的年代开始了。像游荡在世上的每一个其他男人一样，你慑服于发生在身体里的奇妙转变。在大部分日子里，你很难想到别的事——在有些日子里，没有任何别的想法。
尽管如此，当你回忆起紧接着转型期的那些年，你会突然觉得当时是多么谨慎保守。尽管你充满热忱，尽管你不断追求初中及高中里的女孩，与凯伦、佩吉、琳达、布赖恩娜、卡罗尔、萨丽、鲁思、帕姆、斯塔尔、杰基、玛丽和龙尼调过情、有过几段罗曼史，但你的情色冒险非常平淡无奇，差不多只超出你十二岁时经历的边缘性行为一小步。也许你不太走运，或者你不够大胆，但你倾向于认为与时间和地点更加有关，196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郊外小城，潜规则是女孩并不委身于男孩，好女孩要维护自己的名声，而界限划在亲吻及爱抚这儿，即最不危险的爱抚形式，也就是说，男孩的手放在穿着两三层衣服的乳房上，一件毛衣（取决于季节）、一件衬衫和一个胸罩，想把手伸进衬衫里的男孩只会徒增烦恼，更不用说探入胸罩里的禁地，因为那只手会被想维护好名声的女孩迅速推开，就算那个女孩也和男孩一样偷偷希望这只手在那儿。有多少次你以这样的方式遭拒啊，你想，你的手有过多少次伸向裙子和衬衫的枉然之旅，又有多少次在大门口被拒的、朝向裸露肌肤领地的半途旅行？这便是你早期情色生活的悲惨状况。不允许裸露肌肤，没有衣衫褪尽，最后，忘了吧，生殖器在你玩的游戏里一无所用。就这样你和琳达继续接吻，接吻并更多地接吻，一直吻到你的嘴唇开裂，口水滑向脸颊，而与此同时你祈祷裤子里突出的勃起不会爆炸。
你生活在沮丧的折磨和无休止的性唤起中，在1961到1962年的每个月份都打破了北美手淫纪录，一种并非基于选择而是条件所迫的体外射精，困在你不断成长、不断成熟的身体里的那个五英尺二英寸的十三岁少年，现在变成了五英尺十英寸的十五岁少年，或许，还是个男孩，但已经是个在男人躯壳里的男孩，每周刮若干次胡子，有体毛在前臂和大腿上，腋窝下，还有阴毛，因为不再处于发育期而几乎完全成熟了，而尽管你伴着功课及体育运动逐渐成长并进一步走进了书的宇宙，你的生活依然由被压制的性饥渴主导，你觉得其实饥渴得要死，没有比尽快失去童贞更重要的抱负了，对于你痛苦而饥渴的自我，也没有更核心的目标了。无论如何，这是你的欲望，但没有白纸黑字写着欲望必须被满足，于是折磨继续，从1962年精神错乱般的克制一直到1963年的秋天，最后，终于终于，一个机会自己出现了，尽管不算理想，根本不是你一直想象的样子，你仍然毫不犹豫地说了是。你十六岁。七八月间，你在纽约上州的一个夏日营里当侍者，而那个做搭档的家伙，一个有趣的语速很快的、来自皇后区的孩子（一个对纽约街道了如指掌的城市男孩——而你恰恰相反，几乎一无所知），打电话告诉你，他有上西城一间妓院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如果你愿意他会为你预约，而因为你的确想，接下去的周六你乘巴士进城，在一栋1980年代中兴建的公寓楼前见你的朋友，就在河边不远处。这是9月下旬一个潮湿的飘着细雨的午后，一切都是灰烂的，要撑伞的天气，或至少是个要戴帽子的日子，但你既没撑伞也没有戴帽子，即使如此也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因为现在你最不关心的就是天气了。妓院这个词在你脑海中唤起了一系列诱人的图景，你期待着走进一栋装修豪华的大型建筑，有红色绒面墙壁和十五或二十名诱人的少女（是哪部糟糕的电影把那种想法放进你的大脑？），而当你和你的朋友踏进电梯时，那电梯是全纽约最慢最脏且充斥着涂鸦痕迹的，你迅速调整了期望值。结果，豪华妓院是一间破旧的一室户小公寓，那儿只有两个女人，女房东凯，一个快五十岁的丰满黑人女子，她以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你的朋友，就好像他们是老相识，以及一个年轻得多的女人，也是黑人，看起来像二十或二十二岁左右。她们俩都坐在小厨房的长凳上，未及地的薄帘将厨房与卧室区隔开来，两人都穿着彩色的丝绸长袍，而让你松了口气的是，年轻的那个非常有吸引力，有漂亮的脸庞，或许甚至算得上美丽。凯宣布了价目（十五美金？二十美金？）随后问你和你的朋友谁想先来。不，不，你的朋友笑道，他只是来打酱油的（无疑皇后区的女孩脱起衣服来要比新泽西的女孩爽快），于是凯转向你，说你可以选择她或者她的年轻同事，而当你没有选择凯时，她看起来也并未被冒犯——只是耸耸肩，微笑着，摊手说道，“来点小钱，亲爱的”，这时你伸进口袋掏出你欠她的那十五或二十美金。你和年轻的那个（不知是太羞涩还是太紧张，你忘了问她的名字，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年来她对你来说是没有名字的）走进了另一间房间，凯在你们身后拉上了帘子。女孩把你带向角落里的床，她滑下长袍并把它扔在椅子上，而你生命中首次看见了裸体女人。一个美丽的裸体女人，实际上，是一个有着极美身体的年轻女人，有美好的乳房，美好的手臂和肩膀，美好的后背，美好的臀部，美好的腿，在三年漫长的沮丧失败的年月后，你开始感到快乐，如同青春期开始以来你感到的任何快乐一样。那女孩指导你脱下衣服，然后你们两个一起躺在床上，都赤身裸体，而你真正想要的，至少暂时来说，是触摸她亲吻她感受她肌肤的润滑，那真是无比润滑的肌肤，那样润滑以至于你只是把手放在她身上就颤抖了，但亲吻不是其中一项，因为妓女是不与她们的顾客亲嘴的，而且妓女对前戏没有兴趣，对仅仅为了愉悦本身的触摸与被触摸没有兴趣，因为在这情形下的性不是愉悦而是工作，而客人越快干完付了钱要干的事越好。她知道这是你的第一次，你是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绝对新手，于是她和善耐心地待你，你觉得，她是个好人，假如她想立刻进入正题，没问题，你会再愿意不过按她的规则玩，因为毫无疑问你已经准备好了，从你看见她脱下长袍的那一刻起你就一直在勃起，因此，当她仰面躺下时，你开心地爬到她身上，让她引领你的阴茎进入那多少年来它一直渴望去的地方。好，一切都很好，就像你一直想象的那么好，不，甚至更好，好得多，而在那开头一小会儿一切都很好，那时候似乎只要几秒工夫你就能干完，但随后你意识到凯与你的朋友在厨房里说说笑笑，那儿离床不过十到十二英尺，而一旦你意识到了他们，你开始觉得分心，而一旦你的大脑开始离开手头的任务，你就能感受到那女孩有多厌烦，对她而言这整个活儿是多累人，而尽管你躺在她上面，她也根本不在你身边，她在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家，随后，她失去了耐心，问你是否可以结束，当然，你说可以，二十秒之后她又一次问你，而你说，好的，当然可以，但接下去她再对你说话时，她说：“出来吧，让我来帮你打飞机。你们这些小子，你们整天打飞机，但到了来真的时候，你们又一点都不懂。”于是你让她为你打飞机射精，这完全与过去三年里你对自己做的事一模一样——只有一个小差别：用她的手比你的手更舒服。
你没有再回去过。在接下去的一年半里，你继续与毛衣、外套和胸罩缠斗，继续亲吻抚摸并与不当射精做斗争，随后，在十八岁时，你放纵自己翘掉了高中的最后两个月课——先是生了单核细胞增多症，令你5月的大部分时光都体弱卧床，随后在你们班毕业三周前，乘坐一艘学生船前往欧洲。学校领导允许你这样做，是因为你的成绩好并已被秋季大学录取，因此你就去了，照你的理解9月初就会回来参加期终考试并正式获得毕业文凭。在1965年，飞机是一种昂贵的旅行方式，但学生船不是，而因为你的预算很紧（过去两年暑期打工挣来的钱），你选择了“奥里莉亚”号，从纽约到勒阿弗尔需要缓慢的九天。船上大约有三百名学生，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大学一二年级的学业，这意味着大部分人都比你年长一些，而你和乘客伙伴们缓慢跨越大西洋时几乎没什么可以做的，只能以睡觉、吃饭、看书和电影填充时间，而再自然不过、如今在你看来无可避免的是，三百多个十八到二十一岁间的年轻人脑子里应该大多充满了性。近乎无聊，一次风平浪静的海洋旅行的倦怠，明白船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在那儿发生的所有事都不会有持久的影响——所有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制造出一种无防备的感官享乐的气氛。第一天太阳还没落山，调情就开始了，而他们继续着，直到二百小时后船靠岸。这是公海上一座漂浮的淫乱宫殿，情侣们在黑漆漆的船舱里溜进溜出，男孩女孩们交换伴侣度过一天又一天，而在这次航程中你和别人睡了两次，每次都是与一个可爱聪明的女孩，与那些和你在新泽西一起长大的好女孩并无二致，但这些女孩来自纽约，因此更老练，比来自你家乡的那些爱用手势的处女更有经验，而因为彼此都相当吸引，第一次是你和蕾妮，第二次是你和珍妮特，你们毫无负罪感地褪下衣服，钻进被子里做爱，以一种在上西城忧伤的公寓里不可能的方式，接吻、抚摸、真实的情感现在都是冒险的一部分，而这是真正的突破，你首次获得了两个伴侣平等参与持久亲密活动的愉悦感。当然，还有很多要学。那时你还不过是个初学者，但至少你上了路，至少你发现了还有多少值得期待。
后来，1970年代初你住在巴黎时，有很长一段时间孤身一人，夜复一夜地睡在狭小的女佣房的窄床上，身旁没有别的身体，有时在没有女人的孤独中你变得半疯，不仅仅因为缺少性的释放，而且因为缺乏任何身体接触，而因为无人可以求助，没有一个女人你可以指望做你渴求的伴侣，有时你会出门给自己找个妓女，在你住在那儿的几年里也许有五六次，沿着如今已经拆除的巴黎大堂区附近的小路游荡，就在你住所旁边的街角，或者，大胆地走远一些，步行到圣丹尼斯路及邻近巷弄、小道、石路上，人行道上挤满了一排排靠屋墙而立的女人，走到情人旅店，那里有大量的女人，范围从二十出头的漂亮女孩到五十多岁的浓妆艳抹的街头老手，妓女们代表了每一种想象得到的血型、种族、肤色，从丰腴的法国女人到苗条的非洲女人到曲线毕露的意大利女人和以色列女人，有些挑逗地穿着迷你裙，乳房从低胸胸衣及轻薄的外套中呼之欲出，另一些穿着蓝色牛仔裤和不显身材的毛衣，与家乡那些和你一起上学的女孩没有什么两样，但她们全都穿着高跟鞋或靴子，黑色或白色的皮靴，而头颈里经常围着披肩或丝绸围巾，偶或有S&M女孩盛装打扮穿着皮外套，偶或有假扮的学生妹穿着格子花呢裙和白色校服，总有些什么来满足每一种欲望和偏好，而走在没有汽车的街道中央，男人们，总有一群沉默的男人，以秘密的一瞥或大胆的凝视检视着人行道上的可能性，各种各样的女人准备好将自己雇给各种各样的男人，从孤独的阿拉伯人到穿着正装的中年嫖客，一群群缺少女人的移民、性饥渴的学生和厌倦了的丈夫，而一旦你加入了那些行列，你突然觉得自己不再属于醒着的世界，你滑进了一个既刺激又不稳定的情色之梦，因为只需支付一百法郎（二十美金）就可以与那些女人中的任何一个上床的想法令你晕眩，生理上的晕眩，而当你徘徊在狭窄的街道寻找一个伴侣来满足那使你从房间来到这肉体迷宫的欲望时，你发现自己看的是脸而不是身体，或者说先看脸再看身体，寻找一张漂亮的脸，一张眼神并未死去的人类的脸，某个精神尚未完全溺死在淫行的匿名与虚伪中的人，而奇怪得很，在你那五六次前往完全合法、政府监管的巴黎红灯区的旅程中，你通常能成功地找到一个。而且，没有不快的经历，没有令你充满遗憾或悔恨的相遇，而当你现在回首时，你觉得当时被善待是因为你不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指甲肮脏的散发着臭味的工人，而是一个没什么攻击性的、卖相还不错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男人，对与他一同上楼的女人没什么特别的或令人不快的要求，他只是对不必独自躺在自己床上心怀感激。另一方面，把这些经历中的任何一次归为难忘是不对的。快速而直接，善意但终究是公事公办，完全是因为付了钱而产生的服务，但因为你不再是从前那个懵懂的十六岁雏鸟，那完全就是你所期待的一切。尽管如此，有一次还是有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在你和临时伴侣之间燃起了交流的火花，这正好也是你最后一次付钱与女人睡觉，那是1972年夏天，那时你在《纽约时报》本地分部工作，做总机接线员，赚些急需用的钱，夜班，差不多是晚上六点到凌晨一点，你不再记得确切时间，但你会在白天的办公室清空之后到达，独自一人坐在桌前，成为右岸建筑那变暗的楼层里唯一的一个，等待电话铃响起，这很少发生，并利用这些时间里未被打破的静谧读书、写诗。一个工作日的夜晚，你下班，离开办公室踏进夏天的空气，夏日空气温暖的怀抱里，而因为地铁已经打烊，你开始走路回家，在柔和的夏日空气里往南散步，当你沿着空旷的街道走回你那狭小的空房间时根本不觉得疲累。不久你到了圣丹尼斯街，尽管时间已晚，但在那儿一群女孩仍在工作，随后你转到附近一条小街上，最漂亮的女孩们往往聚集在那条街上，你知道自己还不想回家，你已经孤独太久，害怕回到空房间里，而就在那条街的半路上有人吸引了你的注意，一个高挑的深棕发女子，有可爱的脸和同样可爱的身材，而当她朝你微笑问你是否需要陪伴时（我来陪你？），你想都没想就接受了她的邀请。她再一次微笑，对快速成交很满意，而当你继续望向她的脸，你明白了假如她的两个眼睛不那么靠近、如果她不是有那么一点点斗鸡眼的话，她将会是个让人心脏停止跳动的美人，但那对你来说并不重要，她依然是曾经走过这条街的女人中最吸引人的，而她的笑容令你解除了防备，你觉得那是一个巨大的笑容，而你想到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像她一样微笑，就不会有战争或人类冲突，和平和快乐会永远统治地球。她的名字叫桑德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法国女孩，而当你跟着她走上蜿蜒的楼梯到达旅馆三楼时，她宣布你是她今晚的最后一个顾客，因此没有必要赶时间，你可以照你喜欢慢慢来。这是从未有过的，违背了所有的职业标准和协定，但对你而言很显然桑德拉与在那条街上工作的其他女孩不同，她缺少那种做这工作似乎必然会有的冷酷无情。然后你和她一起进了房间，而一切继续与你在这部分城市里此前的所有经历都不一样。她很放松，温柔而健谈，即使当你们双双脱下衣服时，即使当你发现她的身体美得如此与众不同时（你想到的词是惊人之美，在某种意义上某些舞者可被称为惊人之美），她还是健谈而俏皮，一点也不急着直接干正事，根本不因为你触摸及亲吻她的欲望而沉默下来，而当她和你一起放松地躺在床上时，她开始展示各种各样她与朋友和客人们使用过的性爱体位，圣丹尼斯路的《爱经》，她会帮助你扭转身体到合适的姿势，扭来扭去在她上面插入，在她告诉你每种体位的名字时轻轻嘲笑所有这一切的荒诞。不幸的是，现在你只记得其中一种，很可能是最乏味的一种，但也因为它那样乏味而成为最有趣的一种：“le paresseux”，即“懒人式”，也就是简单地从侧面与你的伴侣面对面地交配。你从未遇见过一个女人对自己的身体如此放松自信，展示裸体自我的方式那样宁静，而最终，尽管你希望这些展示可以一直持续到天亮，但你已经太过兴奋再也无法把持自己。你猜那会是这一切的结束，在过去，享受总是这一切的结束，但就算在你完事之后，桑德拉仍然没有催促你离开，她希望与你一起躺在床上说说话，于是你和她一起待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快乐地被她怀抱着，头枕在她肩上，讨论着那些在你脑中消失已久的东西，而当她最后问你是做什么工作时，你说你写诗，你当时料想她会冷淡地耸耸肩，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但并非如此，这次不再如此，这一次你们开始谈论诗歌，桑德拉闭上眼开始背诵波德莱尔，以饱满的感情和惊人准确的记忆朗诵了几长段，而你只希望波德莱尔从坟墓里坐起聆听：
我的回忆之母，情人中的情人，
我全部的快乐，我全部的敬意！
你呀，你可曾记得抚爱之温存，
那炉边的温馨，那黄昏的魅力，
我的回忆之母，情人中的情人！
这是你生命中最非凡的时刻之一，你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甚至在你回到纽约开始书写故事的下一章节后，你仍然一直想起桑德拉以及与她共度的那晚时光，思忖着是不是应该跳上飞机，冲回巴黎，并要她嫁给你。
总是迷失，总是朝错误的方向出击，总是原地转圈。你一生都苦于无法在空间里找到自身的位置，即使在纽约，最容易穿行的城市，你成人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城市度过，你也经常遇上麻烦。无论何时你乘地铁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假定你登上了正确的列车而没有进一步深入布鲁克林方向而去），一旦爬上楼梯到了街上，你就会特意停下一会儿搞清楚周围方向，但你仍然会南辕北辙，东西不分，甚至当你试图比自己更聪明，明白你的缺陷会让你走向错误的方向而因此去纠正错误时，你还是会做你试图去做的事的反面，该向右的时候往左，该向左的时候往右，你仍然会发现自己正朝错误的方向移动，不管你已做了多少调整。忘了在林中独自跋涉吧。几分钟内你就绝望地迷了路，即使在室内，只要你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的建筑中，你就会走错走廊或乘错电梯，更不用说更小的封闭空间，像餐厅，因为你只要在有超过一个就餐区的餐厅上厕所，你就会在返回途中不可避免地转错弯，最终要花好几分钟才会找到你的桌子。大部分其他人，包括你的妻子，带着她总是正确的内在指南针，似乎总能毫不费力地行走四方。他们知道身处何方、曾在哪里以及要去哪里，但你一无所知，你永远会在这一刻迷失，在吞噬你的每个连续瞬间的空无之处，不明白真正的北方在哪儿，因为对你而言四极并不存在，从来不曾存在。至今为止这还是个小缺点，谈不上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但那并不意味着不会有那么一天，你意外跌下悬崖边缘。
你的身体在小房间和大房间里，你的身体在上楼和下楼，你的身体在池、湖、河、海中游泳，你的身体在泥泞地里曳行，你的身体躺在空旷牧场高高的草丛间，你的身体走在城市街道，你的身体费力地爬上小丘和大山，你的身体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舒展在沙滩上，骑行在乡村路上，走过森林、草原和沙漠，奔跑在煤渣跑道上，在硬木地板上跳上跳下，站着淋浴，踏进温暖的浴缸，坐在马桶上，在机场和火车站等待，乘电梯上上下下，在汽车和巴士座位上坐立不安，不撑伞在暴雨里步行，坐在课堂里，浏览书店和唱片店（安息吧），坐在礼堂、电影院、音乐厅里，在学校体育馆与女孩跳舞，在河里划独木舟，在湖里划船，在厨房桌前吃饭，在餐室桌前吃饭，在餐馆吃饭，在百货商店、电器店、家具店、鞋店、五金店、杂货店、服装店购物，排队等待领取护照和驾驶执照，背靠着椅子、腿搁在桌上在笔记本上写字，在打字机前弓着背，不戴帽子在暴雨里走，进入教堂和犹太教堂，在卧室、宾馆房间、更衣室里穿衣脱衣，站在自动扶梯上，躺在医院病床上，坐在医生检查台上，坐在理发师和牙医的椅子上，在草地上翻跟头，在草地上倒立，跳进游泳池里，在博物馆里漫步，在操场上运球、投篮，在公园里打棒球和橄榄球，感受走在木头地板、水泥地板、瓷砖和石地板上的不同感觉，脚踩在沙、土、草上的不同感觉，但最主要的是在人行道上的感觉，因为每当你停下来思考你是谁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一个行走的人，一个终其一生走在城市街道上的人。
庇护你的身体免于露天的屏障、住所、小房间和大房间。从你在新泽西纽瓦克柏斯以色列医院出生时起（1947年2月3日）不断旅行到现在（2011年1月这个寒冷的早晨），这些是这些年来你安置自己身体的地方——这些地方，不管结果好坏，你都称之为家。
1.南哈里森街75号；东奥兰治，新泽西。一栋高高的砖结构建筑里的公寓房。零岁到一岁半。没有记忆，但根据后来童年时代听到的故事，父亲送给女房东一台电视机才成功租到房子——二战结束后席卷全国的住宅短缺使这项贿赂变得必要。因为你的父亲那时拥有一家小电器店，你与父母一起住的这间公寓里也装有一台电视机，这使你成为最早那批美国人，全世界最早那批从出生之日起就与电视机一起长大的人。
2.维列治路1500号；尤宁，新泽西。在一个叫作史岱文森村的低矮砖结构建筑群里的一间带花园的公寓。几何排列的人行道边有大片修剪整齐的草地。不过，考虑到那时你那么小，大片当然是个相对的讲法。一岁半到五岁。没有记忆，然后有一些记忆，然后有丰富的记忆。客厅里暗绿色的墙和百叶窗。用一把镘挖虫子。一本插画书，关于一条叫皮威的马戏团狗，一只神奇地长到正常大小的玩具斑点狗。排列微型汽车和卡车组成的车队。在厨房水槽里洗澡。一匹叫白白的机器马。一杯滚烫的热可可打翻在你身上，在肘弯处留下永久的疤痕。
3.欧文道253号；南奥兰治，新泽西。一栋建于1920年代的两层白色板房，有黄色前门、砾石车道和一个大后院。五岁到十二岁。几乎所有童年回忆的发生地。在很久以前你开始在那儿生活，在你刚搬入的一两年里牛奶还是用马车递送的。
4.哈丁道406号；南奥兰治，新泽西。比上一栋房子更大，都铎风格建筑，尴尬地栖于一个丘陵角落，有最小的后院和最阴郁的内部。十三岁到十七岁。在这栋房子里你忍受着青春期的煎熬，写下最初的诗歌和小说，而父母的婚姻瓦解了。父亲继续住在那儿（独自）直到他死去那天。
5.范·韦尔索广场25号，纽瓦克，新泽西。两卧室公寓房，离维夸海克高中及你出生的医院都不远，在父母分居、离婚后由你母亲租下。十七到十八岁。母亲和妹妹睡卧室，你睡在小间里的折叠沙发上，但你对这新安排没有丝毫不快，因为你乐于见到父母痛苦失败的婚姻告终，释然于你不再住在郊区。随后你有了一辆车，一辆花六百美金买来的二手雪佛兰科威尔（同样的残次品汽车开始了拉尔夫·纳德的政治生涯——尽管你的车从未出现过任何严重问题），每天早晨，你会开车去在并不太远的梅普尔伍德的高中，敷衍了事地做着高中生，但那时你自由了，没有成人监管，来去自由，做好了远走高飞的准备。
6.卡门楼814A套房；哥伦比亚大学宿舍。一房两室，一室两住户。渣煤砖墙，油毡地板，窗下对摆着两张床，两个书桌，一个放衣服用的嵌入式壁橱，以及一个与814B的住户共用的公共卫生间。十八岁到十九岁。卡门楼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哥伦比亚校园里第一座新建的宿舍。环境简朴，丑陋、毫无魅力，但尽管如此仍比那些更陈旧的宿舍（弗纳德，哈特利）里地牢般的房间好得多，有时你去那儿拜访朋友，会被脏袜子的臭气、逼仄的双层床和无止境的黑暗所震惊。1965年纽约大停电时你在卡门楼（到处都是蜡烛，有种欢庆无政府主义的气氛），但对房间最深的记忆是你在那儿读过的几百本书和有时与你上床的那些女孩。恰好在你大一那年开始时，大学本科男生的异性访问规定被大学管理机构改变了，现在女性被允许进入房间——关门也行。此前有段时间，她们已被允许进入，但必须把门开着，随后有几年过渡阶段门可以半掩，留一本书的厚度，但接着一些拥有塔木德学者一样大脑的聪明男生用纸板火柴盒来挑战权威，而那便是必须开门规定的终结。你的室友是位儿时的朋友。在第一学期中途他开始沉湎于嗑药，随年月愈演愈烈，而你对他说的任何话都毫无作用。你无望地旁观并看着他崩溃。到了下一年秋天，他已经退了学——再也没有回来。你便因此拒绝沉浸在毒品里，尽管酒神般的1960年代在你周围喧嚣。酒精可以，烟草可以，但不吸毒。到你1969年毕业的时候，你有其他两个童年时代的伙伴因吸毒过量而死去。
7.西107街311号；曼哈顿。在百老汇与河滨大道之间一栋四层低层公寓三楼的一套二房公寓。十九到二十岁。你的第一套公寓，与大二同学彼德·舒伯特合租，你早年读本科时最好的朋友。一个破败的设计糟糕的屎洞，除了租金低廉及有两扇大门外一无是处。第一扇通向大房间，那儿是你的卧室和工作室，也是厨房、餐室和客厅。第二扇通向与第一间房平行的狭小走廊，并引向后部的小房间，那儿是彼德的卧室。你们两个是糟糕的管家，那地方很脏，厨房水槽一次次堵塞，电器比你们都老，几乎无法运转，破地毯上尘螨越长越肥，渐渐地你们俩把这租来的小屋变成了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因为在那儿吃饭过于令人沮丧，也因为你们谁都不会做饭，你们常常一起出门去廉价餐馆吃饭，去Tom\'s或者the College Inn吃早饭，渐渐更喜欢后者，因为他们的点唱机很不错（比莉·荷莉戴，艾迪特·皮雅芙），而夜复一夜在绿树吃晚饭，一家在阿姆斯特丹大道和西111街转角的匈牙利餐馆，在那儿你们靠匈牙利炖牛肉汤、煮烂的青豆度日，加好吃的薄饼当甜品。因为某种原因，对于发生在那套公寓里的记忆很模糊，比对此前及此后你住过的其他地方的记忆更模糊。这是段噩梦连连的时期——许多噩梦——你记得很清楚（与唐纳德·弗雷姆开蒙田研讨会以及上爱德华·泰勒的弥尔顿课的记忆还很鲜明）。但总的说来，如今重回你记忆的是一种不快的感觉，一种要去别处的迫切欲望。当时越南战争愈演愈烈，美国分成了两半，你周围的空气沉重，几乎无法呼吸，令人窒息。你和舒伯特一起报名参加了“大三在巴黎海外项目”，7月离开纽约，8月与主任争吵于是放弃了项目，作为非学生、前学生一直待到了11月初，住在一家极贫乏的小旅馆里（没有电话，没有独用卫生间），在那儿你感觉自己又一次开始呼吸，但随后你被说服返回哥伦比亚大学，考虑到征兵以及你反战，这是个明智之举，但你离开的那段时间帮了你，当你不情不愿地回到纽约时，噩梦结束了。
8.西115街601号；曼哈顿。就在外百老汇又一套房型古怪的两室公寓房，但在比上一幢牢固得多的建筑里，优点还包括有一个真正的厨房，在大房间和小房间之间，大小足够（或勉强）挤进一张小型折叠桌。二十岁到二十二岁。你的第一套单身公寓，因为在二楼所以一直很暗，但其他都令人满意，舒适，足以满足你当时的需求。你大三大四都住在那儿，这是你在哥伦比亚最狂野的年月，示威静坐之年，学生罢工及警方镇压之年，校园暴动、驱逐、警车将数百人运至监狱之年。你勤奋地钻研课业，给学生报纸写书评和影评，写诗并译诗，完成一部最终放弃了的小说的好几个章节，但在1968年，你也参加了为期一周的静坐，这导致了你被丢进警车，驶往市中心“墓地”里的一处牢房。如前所述，你已经很久不再打架，而你并不打算与警察纠缠，当时他们撞开数学楼的房门，你与其他几名同学在那儿等着被捕，但你们谁也不想合作自己走出那里。你让身体变得瘫软——一种民权运动时期在南方发展起来的被动抵抗的经典策略——认为警方会毫不大惊小怪地把你抬出去，但那一晚战术巡逻队的成员们很愤怒，他们入侵的校园已经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战场，而他们对你们那种非暴力、高度自律处事的方法毫无兴趣。他们踢你，拉你头发，而当你仍然拒绝站起来时，他们中的一个用他的靴子后跟跺你的手——一次直接的打击，这令你的关节肿胀搏动了好几天。在第二天早上的《每日新闻》报上，有一幅你被拖拽到警车上的照片。图例写着倔强的男孩，毫无疑问在你生命的那一刻，那就是你的样子：一个倔强的、不合作的男孩。
9.西107街262号；曼哈顿。又一套带大厨房的两房公寓，但不像其他那样房型古怪，一个大房间和一个稍小的房间，尽管如此小房间也够大了，绝不像前两套那样只有棺材大小。位于百老汇和阿姆斯特丹道之间的一栋九层建筑顶楼，这意味着比其他纽约公寓光线更足，但房子不如上一栋好，维修管理拖拖拉拉、无组织性，那位喜感的房管员，是个肥硕的、有宽阔胸膛的名叫阿瑟的男人。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生日后数周，总共一年半。你与女友一起住在那儿，你们俩都是首次尝试与异性成员同居。第一年，你的女朋友正在巴纳德学院完成文科学士学位，而你是哥伦比亚比较文学博士项目的研究生，但你只是在等待时机，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持续不会超过一年，但大学给了你奖学金和一笔补贴，所以你写起了文学硕士论文，后来变成了一篇六十页的散文《饥饿的艺术》（书中探讨了汉姆生、卡夫卡、塞利纳和贝克特的作品），你经常向你的论文指导老师爱德华·萨义德求教，参加了一些必修的研讨会，逃掉些讲座课，并继续写你自己的小说和诗歌，其中一些开始在小杂志上发表。那年结束时，你按计划退出了那个项目，永远告别了学生生活，去一艘埃索油轮上工作，该油轮往返于墨西哥湾及亚特兰大海岸线上的各个炼油厂——这工作报酬不错，你希望能以此赚到暂时搬去巴黎的钱。你女友找到了某人，在你出门的那几个月分担公寓费用：一个睿智的年轻白人女子，她在一间黑人电台假装黑人DJ谋生——显然，非常成功，你觉得这很有意思，但又怎能不将之视为时代的病症，视为另一例接管美国现实的疯人逻辑呢？对你和你女友而言，居家同居的实验多少令人失望，自你从那段商船生涯返回、开始准备去巴黎的旅程后，你们俩都断定罗曼史已然告终，你将独自一人启程。在你出发两周前的一个晚上，你的胃开始造反，击中肠道的疼痛如此剧烈，那些攻击那样令人痛苦，你蜷缩在床上时仍未减弱，你感觉就好像晚饭吃了一锅铁丝网。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急性阑尾炎，你想应该需要马上手术。那时凌晨两点。你摇摇晃晃地走向圣路克医院的急症室，极度悲惨地等了一两个小时，随后，当医生最终检查后，他自信地断言你的阑尾没有任何问题。你患的是急性胃炎。吃这些药，他说，避免辛辣刺激的食物，慢慢你就会开始感觉好起来。他的诊断和预测都是对的，而直到后来，多年以后，你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你害怕——但你害怕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害怕。离家的前景使你陷入一种强烈但被压制的焦虑中；想到要与女朋友分手无疑比你想象的更加令人难过。你希望一个人去巴黎，但一部分的你害怕这样的剧变，于是胃部紊乱开始把你撕成两半。你总是这样。无论何时来到岔路口，身体就会崩溃，因为你的身体总是知道你的大脑所不知道的事，而无论身体选择怎样崩溃，不管是单核细胞增多症、胃炎还是恐慌症，你的身体总会承担你的恐惧及内心斗争的主要影响，承受那些大脑不能或无法抵抗的打击。
10.雅克莫瓦斯路3号；第15区，巴黎。又一套带大厨房的两室公寓，在一栋六层楼建筑的三楼。二十四岁。在你到达巴黎后（1971年2月24日）不久，你开始重新思考与女友分手之事。你给她写了一封信，问她是否有勇气再做一次尝试，而当她同意时，你与她那时好时坏、时断时续、起伏不定的关系继续了下去。她会在4月上旬来巴黎与你相聚，在这段时间里，你出门寻找全装修的公寓（油轮的钱不少，但并不足够让你买家具），不久你找到了雅克莫瓦斯路上的地方，那儿干净、光线充足、不太贵并且有一架钢琴。因为你的女友是一名优秀而忠诚的钢琴家（巴赫、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你要下了那套公寓，知道她会多么满意这幸运的转折。不仅是巴黎，而是有一架钢琴的巴黎。你搬了进去，而一旦你开始打理基本家务（床褥、锅碗瓢盆、毛巾餐具），你就找了个人来家里调走音的钢琴，那架钢琴已经很多年没有被弹过了。第二天来了一个盲人（你很少会遇见一个不盲的调琴师），一个五十来岁肥硕的人，面孔粉白，眼睛在眼眶里往上转。样子很奇怪，你觉得，但不单单因为眼睛。是因为皮肤，那种漂白的、粉扑般的皮肤，看起来像海绵易于弯曲，仿佛他住在地下某处从不让光线接触他的脸。有个十八或二十岁的年轻人跟着他，那人扶着他的手臂，带领调琴师穿过前门来到后屋乐器前。在造访过程中这个年轻人没有说一个词，因此你没有弄明白他是儿子、侄亲、表亲还是雇来的同事，但调琴师是个健谈的家伙，完成工作后，他停下一会儿与你聊天。“这条街，”他说，“第15区的雅克莫瓦斯路，是一条非常小的街，对吗？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只有几幢建筑。”你告诉他，他没有错，的确是条很小的街。“很有意思，”他继续道，“事实表明我在战争时期住在这里。在那时候，这里是找公寓的好地方。”你问他为什么。“因为，”他说，“许多以色列人曾住在这个街区，但最后战争开始他们就离开了。”起初，你没有意识到他试图告诉你的东西——或不愿意相信他告诉你的东西。以色列人这个词或许会让你略受打击，但你的法语足够好到令你明白这也不过是单词juif（犹太人）的一个普通的同义词，至少对于经历过战争的那代人而言，尽管在你的经验里它总是带有一种轻蔑的意味，与其说直白地表明了反犹主义，不如说是一种法国人疏离犹太人的方法，把他们变成某种外国的、具有异国情调的东西，变成那种穿着古怪服装、信仰充满复仇心的原始上帝、来自沙漠的那些奇怪的古人。那够糟了，但那句子的下一部分充满了那样一种无知的气味，或有意的拒斥，以至于你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在与世界上最大的白痴或前维希合作者交谈。他们离开了。毫无疑问是乘上一艘豪华环球游轮，在不受打扰的五年假期里沐浴着地中海阳光，在佛罗里达群岛上打网球，在澳大利亚海滩上跳舞。你希望这盲人离开，尽快从你的视线中消失，但当你递给他钱时，你忍不住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噢，”你说，“他们离开时去了哪里？”调琴师顿了一下，仿佛在寻找答案，而答案没有来，他朝你抱歉地笑了笑。“我不知道，”他说，“但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回来。”那是你在那幢房子里懂得的法国人为人处世的几个教训的第一个——下一次是“管道之战”，发生于几星期后。公寓里的管道设备并不新，而那带有头顶水箱的抽水马桶当时不能正常运作。每一次你冲水时，水流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发出相当大的噪音。你对此未加注意，冲水中的抽水马桶对你而言只是个小小不便，但似乎这对你楼下的公寓形成了巨大干扰，洗澡时全速运转会带来雷鸣般的声音。你没有意识到这点，直到某天一封信从门缝里塞了进来。信来自楼下邻居，某个鲁宾斯坦女士（那位调琴师要是知道他的战时旧居里仍旧藏着些没死的以色列人该有多么震惊啊），写了一封愤怒的信投诉你午夜洗澡时令人难以忍受的喧嚷声，通知你她已写信给在阿拉斯的房东告知你的行径，如果他不立即启动对你的驱逐程序，她就会将此事移交警方处理。你被她语气中的暴力震惊了，错愕于她根本懒得敲开你的门，面对面与你讨论这个问题（在纽约公寓的住户之间，这是解决争端的标准方法）而是直接绕过你去接洽权威机构。这是法国人的方式，不同于美国人的方式——对于权力等级制度有无限信心，毫不怀疑地相信能通过官僚途径分辨是非并纠正最小的不公。你从未遇见过这个女人，不知道她长什么样，而现在她用野蛮的侮辱攻击你，通过一件你直到那时才注意到的小事向你宣战。为了避免料想中的立即驱逐，你写信给房东，解释了你的观点，保证修好坏了的马桶，你收到了一封欢快的、极其鼓舞的回信：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生活并放手生活吧，不要担心，只是要小心水疗法，对吧？（恶心的法国人反面，也有好心的法国人：在你住在那儿的三年半中，你遇见了一些地球表面最冷酷最尖刻的角色，但也遇见了你见过的最慷慨的男女。）和平持续了一段时间。你仍然没有见到鲁宾斯坦女士，但楼下不再有投诉。然后你的女友从纽约到来，沉默的公寓里开始充满她弹奏钢琴的声音，因为你热爱音乐超越其他所有东西，你难以想象有人会反对从三楼飘出的键盘杰作。但一个周日下午，晚春一个尤其美丽的周日下午，当你坐在沙发上听着女友弹奏舒伯特的《音乐瞬间》时，楼下突然爆发出一群尖利而恼人的声音。鲁宾斯坦一家在招待客人，那些愤怒的声音在说的是：“难以置信！够了！受不了了！”随后有人开始用扫帚敲打就在钢琴下的天花板，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大叫：“停下！快停下这讨厌的噪音！”对你来说这同样难以忍受，而在二楼的尖叫声仍在传来之时，你冲出公寓，奔下楼，然后敲门——重重地敲向——鲁宾斯坦一家的门。门在三秒内就开了（无疑他们听见了你正过来），而你在那儿，面对面地站在原本隐身的鲁宾斯坦女士面前，结果发现她是个四十多岁颇有魅力的女人（为什么人们总希望假定讨厌的人是丑的呢？），没有任何客套，你们俩立刻开始了一场全力喊叫比赛。你不是那种容易发怒的人，你并不费力就能控制自己的脾气，通常你会竭尽所能避免争吵，但在那特别的一天，你勃然大怒，而因为你的怒气把你的法语速度和准确性提升到了新的水平，你们两人在口头战中旗鼓相当。你的立场：我们绝对有在周日下午弹钢琴的权利，在任何一个下午弹，在任何一个月任何一周的任何一天里的任何时间弹，只要那时间不是太早或太晚。她的立场：这是一栋尊贵的布尔乔亚房子；如果你想弹钢琴，那么去租个工作室；这是一栋高级的布尔乔亚房子，这意味着我们要遵守规定行为文明；吵闹声是禁止的；去年有一个侦探住在你公寓里时，我们因为他作息时间不定而把他赶出了房子；这是栋体面的布尔乔亚房子；我们的公寓里也有一架钢琴，但我们有弹过么？没有，当然没有。你觉得她的论据只是糟糕的充满陈词滥调的同义反复，这些滑稽的断言有莫里哀笔下朱尔丹先生的气质，但她的口气愤怒而恶毒以至于你没有心情大笑。对话进了死胡同，你们谁也不愿改变主意，你们在彼此之间建起一堵永久的恶意之墙，而当你想到若你们一直这样针对彼此、未来该有多痛苦时，你在那一刻决定打出王牌，改变争议将之引向全然不同的方向。多伤感啊，你说，两个犹太人像这样争斗是多么伤感和可怜啊；鲁宾斯坦女士，想想所有那些磨难和死亡，我们的人民曾经历的所有恐惧，而我们却在这儿为一件什么都不是的小事朝彼此喊叫；我们应该会自己感觉羞愧。就像你希望的那样，这策略起了作用。你说这些话的方式里有某样东西传达到了她那儿，战役就突然结束了。自那一天之后，鲁宾斯坦女士不再做对手了。每当你在街上或楼道里看见她，她都会微笑着用这样的相遇所要求的正式礼节与你讲话：你好，先生，对此你会回答，并礼貌地回一个微笑，你好，夫人。这就是法国人的生活。人们出于习惯攻击你，纯粹为了攻击的愉悦而攻击，而他们会一直攻击直到你向他们表示你愿意回击，这时你会赢得他们的尊敬。加入你和鲁宾斯坦夫人都是犹太人这个偶然的事实，便再没有理由继续争斗了，不管你的女友多频繁地弹奏钢琴。你厌恨允许自己采用了这样一种不义之策，但这张王牌起了作用，而这为你在雅克莫瓦斯路上居住的剩余时光带来了安宁。
11.卢浮宫路2号；第1区，巴黎。一间女佣房在一栋面对塞纳河的六层楼建筑顶楼。二十五岁。你的房间在后座，于是你望向窗外时看见的是从邻近教堂——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的钟楼上伸展出的一个石像鬼，1572年8月24日，这间教堂的钟声不停敲响，传递着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新闻。望向左侧时，你会看见卢浮宫。望向右侧时，你会看见大堂区，以及更远一些，巴黎北部边缘，蒙马特大教堂的白色穹顶。这是你曾住过的最小的空间，房间小到只适合容纳最简单的必需品：一张窄床、床边一张微型桌和一个直背椅，水槽，床边有另一个直背椅，你把单头电热炉和你拥有的唯一一个锅放在那里，用来烧热水冲速溶咖啡和煮鸡蛋。厕所在走廊尽头；没有淋浴或浴缸。你住在那儿是因为你缺钱而这间房是免费给你的。这极其慷慨的房产代理人是你的朋友雅克和克里斯蒂娜·迪潘（最好最善良的朋友——愿他们的名字永远受尊敬），他们住在楼下二楼的一套大公寓里，而因为这是一栋豪斯曼时代的建筑，他们的公寓额外伴有一间在顶楼的女佣房。你一个人住。又一次，你和女友没能成功相处，又一次你们分手了。那时候她住在爱尔兰西部，在斯莱哥外几英里处与一位高中好友合住一间泥炭取暖的茅舍，尽管有一次你去爱尔兰试图赢回她的心，但你的英勇姿态一无所获，因为她的心已经与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纠缠在一起，而你去的时候，他们的恋情还在最早的阶段（后来他们最终也没成），这意味着你去的时机不对，于是你离开了斯莱哥刮着风的绿山坡，怀疑自己是否还能见到她。你回到房间，回到房间的孤独之中，这最小最小的房间常常令你出门寻找妓女，但说你在那儿不快乐也是不对的，因为你对于适应小环境没有任何问题，你欣喜地发现自己可以几乎一无所有地度日，而只要你能够写作，你住在哪儿或怎样生活都没有什么分别。在你住在那儿的几个月里，房子正对面的施工队日复一日地工作，正在挖一座四五层深的地下停车库。夜晚，每当你来到窗前，望向楼下那掘开的土地、那在地面上不断扩展的大洞时，你会看见老鼠，成百只潮湿而闪光的老鼠在泥泞地里奔跑。
12.笛卡尔路29号；第5区，巴黎。又一套带有宽敞厨房的二房公寓，在一栋六层建筑的四楼。二十六岁。几份报酬不错的自由工作使你脱离了赤贫，现在你的财务状况已经足以支持你租下又一套公寓。你的女友已从斯莱哥返回，那个爱尔兰人出局了，又一次你们两个决定团结起来再尝试一次同居生活。这一次，事情还颇为顺利，一路并非没有碰撞，但也许，不像以前那样剧烈了，而你们谁也不再威胁离开对方。笛卡尔路29号的公寓一定是你在巴黎住过的最舒服的空间。甚至连门卫也很可爱（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有金色短发，嫁给了一个警察，总是微笑着，总是言辞友好，不像那些通常管理巴黎公寓楼的好管闲事、脾气糟糕的老女人），你喜欢住在城里的这一部分，旧拉丁区的中心，就在护墙广场往上一些的地方，有咖啡馆、餐厅以及生动而充满活力的剧场般的露天市集。但前一年做自由职业赚来的钱渐渐用完了，又一次，你的财富日渐减少。你觉得自己可以撑到夏天结束，然后你将不得不收拾行李回纽约。然而在最后一刻，你在法国的逗留出人意料地延长了。
13.圣马丁；穆瓦萨贝勒维厄，瓦尔省。普罗旺斯东南部的一间农舍。两层楼，超厚石墙，红瓦屋顶，暗绿色的门和百叶窗，周围有几英亩田地，田地一侧是国家森林，另一侧有条土路：在无人之地的中央。前门上方的一块石头上刻着L\'An VI字样——第六年——你觉得是指革命的第六年，暗示这栋房子建于1794或1795年。二十六到二十七岁。你和女友做了九个月这栋偏远南部房产的看管人，从1973年9月初到1974年5月底一直住在那儿，尽管你已经写了一些在那栋房子里发生的事（《红色笔记本》的第二个故事），还有很多你没有在那五页书里讲到的东西。现在当你想起在世界的那个角落度过的岁月，你首先想起的是空气，只要你走在屋边田野里，身边总有麝香草和薰衣草的香味升起，那芬芳的空气，当风吹拂时那强劲的空气，当阳光低射入山谷、蜥蜴与蝾螈爬出石缝在热浪里打盹时那令人昏睡的空气，随后是乡村的干燥及粗砺，灰色熔岩石，白垩土，某些小道和路段上的红土，森林里的屎壳郎推开大山般的粪球，鹊鸟俯冲向田野和邻近的葡萄园，羊群经过屋子上方的草原，突然出现的羊群，数百头羊簇拥在一起随着铃铛的叮当声前进，暴烈的西北风，风暴会一连持续七十二个小时，摇动每扇窗、每扇百叶窗、每扇门，掀动屋瓦，春天漫山遍野的黄色金雀花，正开花的杏仁枝，迷迭香丛，带有粗糙树干及闪亮叶片的矮小、发育不良的橡木，那寒冷的冬天，你不得不关闭屋子二楼，住在底楼的三间房里，一间靠电热器取暖，另一间靠柴火，附近悬崖边一座教堂的遗迹，圣殿骑士军曾在与十字军交战途中在那儿停留，从你那信号微弱的晶体管收音机里传来的电流干扰声，有两个星期你在午夜努力收听来自法兰克福的美军电台播出的国家职棒联盟季后赛大都会对辛辛那提的比赛，世界系列赛大都会对奥克兰的比赛，然后是你另一天想到的雹暴，冰雹捶打着红陶屋顶，在屋子周围的草地上融化，也许没有棒球那么大，但像九英尺高的男人们打的高尔夫球，之后还有一次下雪，一切瞬间变成白色，还有你最近的邻居，一位独居的单身佃农与他的贵宾犬住在一栋残破的黄色屋子里梦想着世界革命，牧羊人在穆瓦萨贝勒维厄的山顶酒吧喝酒，他们手上脸上满是黑色尘土，是你曾见过的最脏的人，而每个人都用法国南部口音说着卷舌儿的“r”，增加的“g”音则把红酒和面包之词变作了vaing和paing，在法国其他地方略去的“s”仍存活在普罗旺斯源头，把étrangers变作estrangers（陌生人，外国人），而在这地区的岩石与墙上都刷着那句标语“Occitanie Libre!”，因为这是一片oc的中世纪土地，而不是oui的，对，你和你的女友在那年是estrangers，但相比巴黎生硬的礼节和浮躁，在这个国家的这一部分生活要柔软多少啊，而你在南部的这些时间里受到了多么热情的款待，甚至那对传统的布尔乔亚夫妇，有个怪名字叫阿西耶·德蓬皮尼翁，他们也会经常邀请你去他们在邻村雷居斯的家一起看电视里播的电影，更不用说你在欧普斯结识的那些人，离你的房子七公里，你一周两次远赴那儿买东西，因为经过一连好几个月离群索居的生活，一个人口三四千的小城感觉就像大都会，而因为在欧普斯只有两家主要咖啡店，右翼咖啡馆和左翼咖啡馆，所以你经常去左翼咖啡馆，常客们在那儿欢迎你的到来，那些褴褛的农夫和机械师要么是社会主义者要么是共产主义者，这些吵嚷健谈的本地人越来越喜欢这对年轻的美国estrangers，你记得在那间酒吧与他们坐在一起看电视里播的1974年总统选举，蓬皮杜去世后竞选在季斯卡与密特朗之间展开，你记得那晚的欢乐和最终的失望，人人喝醉了在碰杯，人人喝醉了爆着粗口，但在欧普斯也有你的朋友屠夫的儿子，和你年纪相仿，在他的父亲店里工作，正打算接手生意，但同时是个热忱的技术高超的摄影师，他花了那一年记录了一个小村庄的搬迁及拆除，那个村庄计划会因建设大坝而被淹没，屠夫的儿子和他令人心碎的照片，喝醉的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酒吧，还有德拉吉尼昂的牙医，你的女友不得不一次次上门让他为她做那复杂的根管治疗手术，她在他的椅子上度过了许多时光，而当最后工作完成，他向她出示账单时，一共只有三百法郎（六十美元），总价如此低廉，与他为她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比那样不成比例，她问他为什么只收那么一点钱，对此他摆摆手略略耸了耸肩，回应道，“没关系。我自己也年轻过。”
14.河滨大道456号；在西116街与西119街之间的长段中央，曼哈顿。两房，之间是一个刀片般薄的船式厨房，在一栋俯瞰哈德逊河的九层建筑的十楼，或者说是北边阁楼。在这里阁楼是一个有欺骗性的词，因为你的公寓和毗邻的南边阁楼并不是你所住房子的结构部分。北阁楼和南阁楼坐落在用灰泥建成的单独、独立、平顶的微型平房里，位于主屋顶之上，像是从墨西哥村后街运来的极不协调的农舍。二十七到二十九岁。内部空间逼仄，勉强够两个人住（你和女友仍在一起），但租得起的纽约公寓其实非常少，而你出国三年半归来后，你花了一个多月找地方住，找随便什么地方住，你觉得很幸运能成功找到这一处就算有点拥挤、但空气不错的栖息地。明亮的光线，反光的硬木地板，从哈德逊河上吹来的强劲的风，还附送一个宽敞的L形屋顶露台，等于或超过了公寓内部的面积。天气暖和时，屋顶减轻了幽闭恐惧症的影响，而你永不厌倦地走出房间到那儿看房前的风景：河滨公园里的树，右侧的格兰特之墓，在亨利哈德逊公园大道上行驶的车辆，特别是这条河，它川流不息的风景，无数船只与帆船沿河道航行，还有货船和拖船，驳船、游艇和带房舱的摩托艇，遍布河中的工业船与休闲游艇日日争流，你很快发现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与你所居住的那片土地并肩运转的平行世界，一个在土石之城上方的水之城。有时流浪鹰会在屋顶上停驻，但最经常来拜访你的是海鸥、乌鸦和欧椋鸟。一天下午，一只红鸽停在窗外（鲑鱼色，有白色斑点），一只受伤的雏鸟，有无畏的好奇和奇怪的眼眶发红的眼睛，而在你和女友喂了他一星期、他痊愈足以再次飞翔后，他不断回到公寓屋顶，连着几个月几乎每天来，如此频繁以至于你女友最终给他取了个名字，乔伊，这意味着鸽子乔伊已取得了宠物地位，与你分享同一住址的室外伴侣，直到夏天来临，他最后一次拍动翅膀，永远地飞走了。在这一阶段早期：中午到下午五点为东69街上的古书商工作，写诗，写书评，再次渐渐习惯美国，这时美国正经历水门事件的审讯及理查德·尼克松的下台，这使之成为一个与你离开时略显不同的美国。1974年10月6日，在你们搬进来两个月后，你和女友结婚了。在公寓里举行了一个小型仪式，随后一个住在附近的朋友组织了一场派对，他的公寓比你的大得多。考虑到从一开始就困扰你俩的善变的心，这些来来去去，这些与别人的情事，之后那些像季节变化般频繁的一次次分分合合，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在这一时刻考虑结婚的想法令你觉得是一件妄想的蠢事。至少你们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以坚固的友情及成为作家的共同野心下注，希望把婚姻变成不同于你们已然共同经历过的东西，但你们赌输了，你们俩都输了，因为你们注定要输，因此你们的婚姻仅仅维持了四年，1974年10月结婚，1978年11月婚姻告终。你们宣誓时，俩人都是二十七岁，也许，已足够年长，应该懂得更多，但同时你们中谁也没有已成为彻底的大人，你们本质上仍然是青年，而残酷的事实是你们没有机会了。
15.杜兰道2230号；伯克利，加利福尼亚。一套单身小公寓（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厨房）在大学足球场对面，从大学校园步行可达。二十九岁。烦躁，出于无以名状的原因不满，感觉囿于过分微小的纽约公寓，突如其来的一笔横财救了你（来自因格朗·梅里尔基金会的奖学金），打开了一扇通往其他可能性之门，对于如何及在何处生活的问题有了其他解决方案，而因为你觉得彻底改变自己的时刻到来了，你和你的第一任妻子在纽约登上火车，来到了芝加哥，在那儿下车转乘另一辆火车，随后朝西海岸而去，经过内布拉斯加一望无际的平原、洛基山脉、犹他和内华达的沙漠，历经三天旅程后抵达旧金山。那是1976年4月。你们的想法是在加利福尼亚生活半年试试，看看是否会想永久搬去那儿。在这个地区你有几个好朋友，前一年你曾拜访并获得了不错的印象，而你之所以选择在伯克利而非旧金山做这个试验，是因为那儿的租金更便宜，而且你没有车，没有车的生活在湾区的那一边会更易掌控。这套公寓没什么出挑的地方，窗户关着时是个隐约带有霉菌气味的低顶盒子，但也不是不能住，不压抑。然而，你想不起是怎样下决定租下它的，因为在你到城里后不久，第一周里的某个时间，当时你还暂住在朋友家，你受邀参加一场皮卡垒球比赛，在第二局，你完全站在底线外等待来自外场的传球时背对着跑垒员，而这个跑垒员故意离开他的线路从后面撞向你，用一个谋杀般的美式橄榄球里的阻挡动作（犯规）把你放倒，因为他是个大个子而你对这一击没有准备，冲撞直击向你的脑后部，随后你摔倒在地，造成严重急性颈椎损伤。（攻击你的人，因其臭名昭著的体育精神而经常被称作畜生，其实是个很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后来他写了几本有关十七世纪荷兰绘画的书并翻译了好几位德国诗人的作品。结果发现他是你从前一位教授的学生，你们俩都很崇拜那位教授，他深感后悔，说他假如知道你是谁的话就断然不会撞向你。你一直觉得这道歉令人不解。他是不是想说只有安格斯·弗莱彻的前学生才能免遭他的肮脏策略，而其他所有人就要公平竞争？你现在依旧迷惑不解。）朋友把你送进当地医院的急症间，在那儿你得到了一个柔软的、有尼龙搭扣、可调节的颈垫圈，打了一针大剂量的肌肉松弛剂安定，一种你从未用过也希望永远不再用的药，因为虽然它能有效减轻疼痛，它也令你在大脑一片空白的麻木状态中度过了几乎整整一周，抹除了那些事情发生之后的记忆，意味着你生命中的某几天从日历上被抹去了。当你戴着弗兰肯斯坦怪物般的颈圈四处走动并吞下那些导致失忆的药片时，你一点都想不起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因此，当你和你的第一任妻子搬进杜兰道的公寓里时，你表扬她找到了地理位置那样好的住宅区，尽管在你们俩决定住在那儿之前她曾与你详尽讨论过。在租下来的六个月里你们住在那儿，但没有更久。加利福尼亚有很多优点，你们爱上了那里的风景、植物、空气里遍布的桉树的味道、雾和沐浴一切的光线，但一段时间后你们感觉想念纽约，想念纽约的大和杂，因为你们越是了解旧金山，似乎就越觉得它又小又无趣，而尽管你不介意住在最遥远的孤绝之中（比如，住在瓦尔省的九个月，对你而言是一段最丰盛的时光），但你觉得如果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定得是个大城市，最大的城市，这意味着你可以接受遥远的乡村及超级大都会两个极端，对你而言这两者好像都不会令人厌倦，但小城市和小城镇太快就会耗尽，最后它们让你觉得冷。于是你们在9月回到纽约，重新要回了面向哈德逊河的小公寓（被转租给一个下家），又一次住了进去。但时间不长。10月份，有好消息，你极为期盼的消息是孩子怀上了——这意味着你们将不得不另找地方住。你们希望住在纽约，你们完全期待住在纽约，但纽约太贵了，找了几个月你们能负担的更大的公寓后，你们接受了失败开始在别处找。
16.米利斯路252号；斯坦福城，纽约。北部杜奇斯镇的一幢白色两层楼房。建成日期未知，但既不新也不特别旧，看起来像是1880至1910年间建的。半英亩地，后面有个蔬菜园，前面有个昏暗的、松树庇荫的院落，而在你的房子与南侧那栋之间有片小树林。一个残败但也不算完全衰朽之地，若有足够资金可以慢慢改造，配有卧室、餐室、厨房，一楼有客堂间兼书房，楼上有三个卧室。买价：三万五千美元。有一定车流量的乡村路边数幢房子中的一幢。不像普罗旺斯那种极端的隔绝，而是一种乡村生活，如果说你从未在这里遇见利他主义的牙医或左翼农夫，你在米利斯路上的邻居是和善、可靠的公民，其中不少是有小孩子的年轻夫妇，所有人你都多少认识一点，但对于杜奇斯镇邻居你记忆最深的是发生在那些房子里的悲剧，比如，那二十八岁就罹患多发性硬化症的女人，或隔壁那对悲恸的中年夫妇，他们二十五岁的女儿在过去那年里死于癌症，那位母亲因为只喝杜松子酒如今已瘦得皮包骨头，而她体贴的丈夫尽力让她振作起来，有那样多的苦难在那些房子闭锁的门和拉起的窗帘背后，而在那些房子之中，你自己的也在其中。三十到三十一岁。一段黯淡的时光，无疑是你曾经历过的最黯淡的时光，唯一的亮点是1977年6月儿子的降生。但那是你第一段婚姻破裂的地方，你经常为钱所困（如同在《穷途，墨路》中描述的那样），而你的诗人之路也走进了死胡同。你不相信有闹鬼的房子，但当你现在回首那段时光，你觉得那时你活在恶毒的魔咒中，对于降临到你身上的麻烦事有部分要怪责于房子本身。在你搬进去之前的好几十年里，主人一直是一对没结婚的姐妹，叫作斯提摩曼的德裔美国人，到你从她们手中买下此地时，她们已经老得不行，八十岁后期或者九十刚出头。一个盲，另一个聋，而两人都在一间疗养院住了快一年了。同一条路上住在几扇门之外的一位邻居为她们处理商谈事宜——一个生于古巴的活泼女人，嫁给了一个安静的美国汽车修理工，她收集大象的玻璃雕像（！？）——她讲了几个臭名昭著的斯提摩曼姐妹的故事给你听，那对姐妹显然彼此厌恶，自孩童时代起就殊死争斗，两个被生命牵系在一起、到最后却成为死敌的人，据说她们如此大声、恶毒地吵架，整条米利斯路前前后后都能听见。当那邻居开始讲述聋姐姐如何把盲妹妹关在楼下壁橱里惩罚她时，你情不自禁地想起哥特小说中的场景，记起1960年代早期由贝蒂·戴维斯和琼·克劳馥主演的那种俗气的黑白电影。多有趣，你想，一对滑稽疯狂的角色，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你和怀孕的妻子会把年轻和活力带进这栋老房子，一切都会开始改变——同时全然忘记考虑斯提摩曼姐妹已在那儿住了五六十年，也许七八十年，每一英寸的房子都浸淫着她们邪恶的气息。一天你在古巴女人家里真的遇见了聋姐姐（她在喝一杯温咖啡时差点呛死），但她似乎对你足够和善，你就没有再多作思考。随后你搬了进去，最初几天打扫、整理家具时（有些家具随房附送），你和第一任妻子在楼上走廊将一把扶手椅从墙边拉开时，发现背后地上有一只死乌鸦——一只死了很久的乌鸦，彻底变干了但保持完整。不，那不有趣，一点儿都不有趣，尽管你们两人都试图一笑了之，你们在此后几个月都继续想着那只死鸟，那只死去的黑鸟，经典的恶兆。第二天早晨，你在后门廊找到两三盒书，而因为你好奇想看看是否有什么书值得留下，你打开了盒子。一本接一本，你拿出约翰·伯奇协会的小册子，关于共产主义密谋渗透进入美国政府的平装本，有几卷关于给美国儿童洗脑的氟化物阴谋，战前以英文出版的支持纳粹的手册，还有，最令人不安的是，一本《锡安长老会议纪要》，史上对反犹主义最反动最有影响力的辩护书。你从未扔掉过一本书，也从未试图扔掉过一本书，但这些书你都扔了，你开车把这些盒子运到小镇垃圾站并故意将之铲到腐烂的垃圾堆下。不可能住在有这样的书的房子里。你希望那故事到此为止，但就算你消灭了那些书，依旧不可能住在那儿。你试过了，但就是不可能。
17.瓦里克街6号；曼哈顿。在现在被称作翠贝卡地区的一栋十层工业建筑顶楼的单间房。多层转租，童年好友那时的女友转租给你的。一百美金一个月，特权是可暂住在前电器供应商的办公室里，一个并非为人类居住而设的破壳，直到最近还一直被用作门厅对面阁楼艺术家的储藏室。一个冷水水槽，没有卫浴设施，没有厨房设备。居住状况与你在巴黎卢浮宫路上的那间女佣房并无二致，但这间房比那间要大三四倍——也要脏三四倍。三十二岁。1979年初入住那儿之前，一系列旋风般的撞击、突变及内心动荡使你掉转头来，令你的生活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无处可去，即使知道要去哪里经济上也负担不起，你在婚姻崩塌之后继续住在杜奇斯县的房子里，睡在楼下书房角落里的沙发床上，你现在意识到（三十二年后）那曾是你孩童时期的床。几星期后，在去纽约的路上，你经历了神启，那火热的、顿悟般的清晰时刻推着你越过宇宙的罅隙令你得以再度开始写作。三周后，在重生、解放、新开始及父亲去世的意外重击后，你沉浸于那篇立即动笔写的散文里。值得称道的是，你的第一任妻子陪伴你渡过了这些惨淡的日子，随后几周辛苦地帮你安排治丧及处理房产事务，处置你父亲的领带、礼服、家具，料理卖房事宜（这已经开始操作了），陪伴你经过父亲去世之后所有痛苦的俗事，而因为你们不再是夫妻，或只在名义上是，婚姻的压力消除了，又一次你们成了朋友，很像你们最早在一起的时候。你开始写《孤独及其所创造的》的第一部分。到了早春你搬进瓦里克街时，你已经投入其中了。
18.卡罗尔街153号；布鲁克林。亨利街附近一栋四层建筑三楼的一套火车套房。三十三到三十四岁。三个房间，大厨房及浴室。卧室面朝前方街道，面积足以放下一张你自己睡的双人床和一张儿子睡的单人床（就是你小时候睡的那个沙发床，斯坦福城的房子变卖后你将之赎回）。两间中房，一间没有窗，你把它变成了临时书房，另一间做客厅（有一扇窗俯瞰花园），还有厨房（一扇窗）及后座卫生间——俗丽而破烂，对，但比你此前所住的地方进了一大步。1980年1月你失去了瓦里克街的住处（那位艺术家放弃了他的阁楼），而当曼哈顿的房租被证明高得找不到一处可供你和两岁半儿子居住的公寓时（他每周有三天与你在一起），你跨过东河开始在布鲁克林找。在1976年你怎么就没有想到这点呢？你想。这当然比向北跋涉一百英里在杜奇斯县买一栋闹鬼的房子好得多，但事实是，那时候你从来没有想起过布鲁克林，因为纽约就是曼哈顿且只是曼哈顿，对你而言外围行政区就像大洋洲的遥远国度或北极圈一样陌生。最终你找到了卡罗尔花园，一个自我封闭的意大利社区，那儿大多数人会努力令你感觉不受欢迎，以怀疑及沉默的盯视对待你，就好像你是他们之中的入侵者，一个estranger，就算你自己可被当作意大利人，无疑还是有什么地方不对，或许，是你衣着的方式，或你走路的样子，或仅仅是眼中的神态。近两年里一次又一次，沿着卡罗尔街走回公寓时，会有老女人坐在她们屋前台阶上，你走到听得见她们说话的地方时，她们会停止对话，看着你一言不发地经过，而男人们眼神空洞地站在周围，或者望着汽车引擎罩下，那样执着、投入地检查那些汽车引擎，他们令你想起哲学家在寻找关于人类存在的某些终极真理，而仅有一次有个女人朝你点头，那是你带着儿子沿街行走时，你那金发的小儿子，否则你就是一个幻影，一个因为无权在那儿而不在那里的人。幸运的是，你的房东约翰和杰基·卡拉梅罗，住在花园公寓底层的三十出头的一对夫妻，既和蔼又友善，从不对你显示出哪怕一点点怨恨，但他们是你的同龄人，而他们与父母那代人的观念已不再相同。乔伊·加洛的姑妈住在你的街区，在亨利街转角附近有些老派人白天聚会的社交俱乐部，假如说卡罗尔花园被视为城中最安全的街坊，那是因为它为暴力的潜流所辖，那报复性的暴力和强盗的伦理。黑人会远离这守卫森严的聚集地，他们知道假如涉足其边界之内就会有危险，一条假如你未曾亲眼看见其执行或许就不会理解的潜规则，有一天在明媚的秋日午后你沿着考特街步行，街道另一侧有个提着便携收录机的修长黑人男孩遭三四个白人少年突袭，他们殴打他，弄得他满身是血，并把他的收音机砸在人行道上，你还来不及插手，那黑人小孩已经蹒跚而去，跌跌撞撞地前行，然后开始奔跑，因为白人孩子们朝他吼叫黑鬼并警告他永远不要回来。另一次，你有了机会插手。晚春的一个周日下午，你沿着卡罗尔街朝位于史密斯的地铁站走去，当时你稍停了几分钟看卡罗尔公园的沥青场地上的一场旱冰曲棍球比赛，你看见一面红白黑的纳粹大旗，挂在围绕公园的铁链围栏上。你走进公园，找到了那位挂旗帜的十六岁男孩（其中一队的装备教练），叫他取下来。他很迷惑，根本不理解你为什么要他做这样一件事，他听你解释这面旗帜代表了什么，而当他听你谈及希特勒的罪恶以及被无辜杀害的数百万人时，他看上去真心羞愧。“我不知道，”他说，“我只是觉得它看起来酷。”你没有问他活到现在都在干吗，而是等着他把旗帜取下，再继续步行去地铁站。尽管如此，卡罗尔花园也并非没有优点，尤其是食物、面包房、肉铺，夏天卖西瓜的男人驾着马车穿过街区，D\'Amico\'s现场烘焙的咖啡以及每当你走进那家店时袭人的扑鼻香味，但也是在卡罗尔花园，你问出了成人生活最愚蠢的一个问题。一天下午你在楼上公寓里，在没有窗的书房写《孤独及其所创造的》的第二部分，这时一阵巨大的喧嚣声从外面街上升腾起来。你下楼去看发生了什么，而整条街的人都出来了，一群群男男女女站在屋前，二十场兴奋的对话同时进行着，而你的房东也在那儿，魁梧的约翰·卡拉梅罗，坐在你俩同住的那栋房的台阶上，平静地注视着这混乱局面。你问他怎么了，他告诉你一个刚刚出狱的人闯进沿街的空房子和公寓偷东西——珠宝、银器、任何他能够染指的值钱东西——但他来不及逃跑就被抓住了。你就在那时问出了你的问题，发出了那些著名的词语证明了你是个彻底的蠢蛋，对于你碰巧居住其中的小世界依旧一无所知。“你报警了吗？”约翰笑了。“当然没有，”他说，“男孩们把他狠狠揍了一顿，用棒球棍打断了他的腿，并把他扔进了一辆出租车。他不会再回到这个街区了——如果他想活下去的话。”这便是你在布鲁克林的早年岁月，如今你已经在那儿住了三十一年，而在你生命的那个过渡期，始于你婚姻崩溃及父亲之死，在瓦里克街的九个月和在卡罗尔花园的最初十一个月，一段充满噩梦与内心挣扎的时光，一阵阵的希望与无望交替，与各种女人滚床单，你试图去爱几乎爱上但无法爱上的女人们，你确信自己再也不会结婚，写书，翻译儒贝尔和马拉美，编撰庞大的二十世纪法国诗歌选集，照料你迷惘、有时陷入困境的三岁儿子，同时有很多事发生在你身上，包括你父亲葬礼后仅仅十天你母亲的第二任丈夫近乎致命的心搏骤停，六个月后在医院守夜看着祖父急速衰竭而死，你的身体再度失控便很可能无法避免，这一次是怦怦跳的心脏，一种心律不齐会突然难以解释地在你胸腔内加速，阵阵心动过速在夜里你正要入睡时发作，或在你刚睡着时将你唤醒，要么与你儿子独自在房间，要么躺在安或弗朗索瓦或茹比睡着的身体边，疯狂跳动的心脏会在脑中回响，如此响亮、执拗的撞击让你以为这噪音是从房间某处传来的，你最终发现是一种甲状腺病，令整个系统完全失序，为此你不得不连吃两三年药。随后，在1981年2月23日，你三十四岁生日后二十天，就在她的二十六岁生日后四天，你遇见了她，你发现自己被介绍给了“那一个”，自三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以来你一直与她在一起的女人，你的妻子，当你最不经意的时候将你俘获的伟大的爱，而你们在一起的最初几周，那时你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你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互相朗读童话的习惯，你们一直这样做直到六年后女儿诞生，就在你们发现以这样的方式为彼此朗读的亲密愉悦后不久，你的妻子写了一首名为《读给你听》的长诗，第十四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重现了你的心脏不规则的跳动，诗的背景设置在卡罗尔街153号三楼公寓的床上：残忍的父亲把愚蠢的孩子送进树林去死，但杀手下不了手放走了他，而带回一颗鹿心给父亲，这个男孩对狗、青蛙、鸟说话，而最后鸽子对他耳语，弥撒的话语，一次次重复入耳，而在某个其他地方，我对你耳语，讯息，讯息从我到你，关于你的膝盖后部和手肘内侧和上唇之上的印象，从我到你，就算你现在不在身边。我耳语如同我读给你听的故事里的鸟，在你带我去的房间里重复。那些部分是一样的，但正在改变，总是在变动中，在不知不觉中交替，如同你在薄薄的光线里倚靠着我，脸上的表情从微笑到严肃。所以我祝你在阅读一个故事的时候得到它，在写作一个故事的时候得到它。我们也传承故事、环境、脸庞、心灵、膀胱、柔弱和贫困。他的心周围有水，沉溺着，生病的心，心病，最脆弱的部分，你测出的心跳有时太快，于是你吃药使它慢一些，使它正常而有节奏感，而不是像其他东西那样随意而不可捉摸。我愿你在床上得到一个故事，在那儿他们在老人死后挂起月亮于是它永远照耀着你并且永不停止，即使它自身不发光，而是借来的循环的光。我会带走这个月亮，这个借来的、偷来的、从大到小变化着的月亮。这最小的月亮，单薄而柔弱，在冬日一朵云后，是我选择的风景。
19.汤普金斯广场18号；布鲁克林。科布尔山一排由几乎相似的房子组成的单段街上一栋四层褐石公寓的上两层，位于卡罗尔花园与布鲁克林高地之间的街区。三十四到三十九岁。离卡罗尔街153号不到半英里，但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人口比你过去二十一个月里所住的种族复合地更混杂多样。并非与房子的楼下一半隔断的复式公寓，而是两个独立楼层，楼上低顶的那个带角落大小的厨房，充裕的用餐区，外加一个未隔开的客厅，和你妻子用的小书房；下面那个高顶的房间里有：紧凑的主卧室，给你儿子的更大的卧室兼游戏室，你的书房，和楼上你妻子的那个大小相似。总体设计有点残破，但比你曾租住过的任何公寓都大且坐落在一个有伟大建筑之美的街区：每栋房子都是1860年代建造的，夜晚每扇大门前都会点起煤油灯，当冬天白雪覆盖地面，你感觉旅行回到了十九世纪，你觉得如果你闭上眼足够仔细地聆听，会听见街上的马蹄声。6月中旬一个闷热的日子你们在那套公寓里结了婚，那是初夏最炎热沉闷的日子之一，地平线远端有风暴渐渐聚起，当时间流逝，天空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了，而就在你们结为夫妇的那一瞬间，就在你挽起妻子的手臂亲吻她的那一瞬间，风暴终于来袭，巨大的雷声撕破了头顶正上方的空气，震响房间窗户，摇撼脚下的地板，而房间里的人们惊叹着，就好像天堂在向世界宣布你们的婚讯。多少有点诡异的戏剧性的时机，既没有任何意味但又似乎意味着一切，在生命中你首次感受到正在参与一项宇宙事件。
20.第三街458号，公寓3R；布鲁克林。一套狭长的公寓，占据了公园坡地区一栋四层建筑三楼的一半。客厅俯瞰前面的街道，中间是餐室和舱式厨房，一条伴有书架的走廊通向后部的三个小卧室。四十到四十五岁。当你搬到位于汤普金斯广场的前一套公寓时，你的房东，碰巧也是楼下的邻居，警告你不能永远住在那儿，他和他的家人最终会接下整栋楼。那时你一定已经理解了这点，但在那儿住了五年零一个月后，那是你自儿童时代在欧文大道的那些日子以来时间最长的住所，你已经逐渐把非自愿离开的想法逐出了大脑，而因为你在汤普金斯广场的那些年是最快乐的，是生命迄今最有成就感的阶段，你便拒绝去面对事实。随后，1986年11月——就在你妻子发现自己怀孕后仅一星期——房东礼貌地通知你时候到了，他不会再让你续租。他的宣布令人震惊，而因为你再也不想身陷这样的处境，无法忍受在未来某个时点被赶出另一个地方的想法，你和妻子开始寻找可以买下的地方，一套属于你并在此后保护你免受他人随心所欲之扰的业主公寓。离1987年华尔街崩盘相距十一个月，纽约的房地产狂热澎湃到失控，价格每周、每天、每天的每分钟都在上涨，而因为你只有这点钱可用作预付款，你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第三街的公寓很吸引人，无疑是你搜房时拜访过的众多地方中最有吸引力的，但对于四个人来说太小了，尤其当其中两位是作家的时候，他们不但要住在那地方，还要在那儿工作。所有三个卧室都各作其用：一个给你和妻子，一个给儿子（他有一半时间继续和你们住在一起），还有一个给小女儿，即使三个房间里最大的那个，所谓的主卧，也小得放不下一张桌子。你的妻子主动提出在客厅一角设立她的工作空间，而你出门在第八大街的一栋公寓楼里为自己找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离第三街458号有一个半街口之遥（见20A条）。太挤，而且，也不算太理想的安排，但你的境况远非悲剧。相比科布尔山安静的街道，你和妻子都更喜欢公园坡的活力，而你开始在佛蒙特州南部度过夏天（连续五年每年去住三个月——见20B条），几乎或完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尤其当你想到过去曾住过的某些破地方时。住在业主公寓里使你与邻居的接触比此前或之后都亲密，你一开始面对时多少有点害怕，但在你的房子里没有鲁宾斯坦夫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不断恶化的冲突，而你必须要参加的业主大会也相对较短，话题轻松。有六个家庭参加，其中四个有小孩，在委员会成员里有一个建筑师、一个承包商和一个律师，你的邻居们都愿致力于维护房子外观完好及财务健康。你的妻子，在你们住在那儿的五年里作为书记秘书，写下了每次业主会议的纪要——很有娱乐性的、戏谑的报告，相关的每个人都很欣赏。一些摘要：
10/19/87。臭虫：这个极度令人不快的话题是在场成员以最微妙的方式传达的。至少有一位成员使用了“问题”这个委婉语。玛格丽特甚至说“数以百计的宝宝。”迪克推荐了一款叫作COMBAT的产品。希里赞同此推荐。也有人建议灭虫者换一种毒药。随后，伴着一声释然的叹息，成员们转向了另一个话题。
3/7/88。栅栏：对于栅栏，提奥的学生向他报价五百美金。某些成员觉得这价钱高得离谱；其他人则不这么认为。隐约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说，这协议如此隐晦，如此脆弱，或许它根本就不能被称作一个协议——如果提奥的学生保证把活做好，他们就能得到五百美金。但这又说不定……
10/18/88。旧事：有一瞬间犹豫。成员们是否能回到过去想起我们谈过的旧事？主席用一份旧的会议纪要拷贝拯救了我们。
2/22/90。3R的屋顶：保罗向全团宣布3R的屋顶要塌了。紧张的表情见诸业主伙伴的脸上。他的妻子，亦被称为秘书，试图指出其丈夫有夸大其辞的倾向以安慰其他人。毕竟，这男人之营生，便是制造虚构，有时浸淫在想象世界会扭曲那另一个世界，“现实世界”，没有比之更好的措辞了。姑且备个案：3R的屋顶并不会马上塌，其住客已采取适当措施确保这不会发生。泥水匠和漆工应搞定这个轻微凹陷……
3/28/90。3R的屋顶：它真的要塌了！曾将该公寓修复到可接受水平的漆工确认了保罗的悲观预测。砸到我们头上只是时间问题。
6/17/92。水患：地下室被淹了。劳埃德要么治理水患要么在地下室存放鳟鱼的尖锐评论一语中的。修理预计要花费一百到八百五十美元，取决于什么是必须做的。我们同意价钱越低比越高好以及我们应该先用便宜的“倏通—疏通”公司。来自“倏通—疏通”公司的那位绅士，一个朋友、熟人或至少是个劳埃德认识的人，叫雷蒙·清洁，考虑到他工作的性质，是个令人信任的名字，以及，谁晓得呢，或许也激发起了清洁先生的人生使命感。
10/15/92。窗和罪：乔，修窗师傅，被正式控告卷走秘书的一百美金并不接电话。他可能已离开本国。提奥和玛格丽特特别指出，他没有修好他们窗的平衡器，因为它们一周后又坏了。成员们对于为一百块美金可以干出多离谱的事进行了一些猜测。或许我们不得不去霍博肯找他。
12/3/92。在第三大街458号墙外，那晚天气寒冷潮湿，冬天朝我们而来。我们在一种期待的基调中结束了会议。玛格丽特讲了关于塞浦路斯的故事，语气中绝对有憧憬。在那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天气温暖光线明媚，衣服在阳台上十分钟就干了……我们就是这么认为的。总是有另一个地方，在那儿阳光照耀，在那儿衣服很快就干，在那儿没有窗户修理工，没有维修保养，没有工人津贴，或淹水的地下室……
1/14/93。工人津贴：有人想起关于是否保护在执行公务中受伤的业主委员会成员的问题。我们不。要发生什么就让它发生吧：打字机上手指骨折，执行业主事务时电话线勒住头颈，腿或手臂骨折，开会时喝太多红酒而头晕。我们必须忍受，像人们曾经的那样。我们会称之为命运。我们会省下约五十大洋，而五十大洋就是五十大洋就是五十大洋。
20A.第八大道300号，1-I公寓；布鲁克林。一栋六层公寓建筑底楼的一间单房一室户，房间在后部，看得见一口风井和一堵砖墙。比卢浮宫路上的女佣房大，不及瓦里克街茅舍面积的一半，但有卫浴设施以及建在一面墙内的各种厨房用具：水槽、灶头和小冰箱，你很少劳神去使用，因为这是你的工作空间而不是生活空间（或进餐空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金属书柜和几个储存柜；屋顶中央挂着裸露的灯泡；一扇窗户上方有个空调，你早上到了之后会把它打开，来过滤楼房里传来的噪音（夏天开冷风模式，冬天开通风模式）。是啊，斯巴达式的环境，但就工作而言，环境从来就没什么要紧的，因为当你写书时，唯一占据的空间就是鼻子底下的纸，而你正坐着的房间，这些你在其中已经坐了四十多年的各种各样的房间，在你的笔在笔记本的纸页上推进或用打字机把已经写下的东西誊写在干净纸页上时几乎是隐形的，那架自1974年从法国归来后就一直在用的机器，一台你从朋友那儿花了四十美金买来的二手便携式奥林匹亚——半个多世纪前一家西德工厂生产的、目前仍在运作的老古董，毫无疑问将在你死去很久之后继续运作。工作室公寓的号码因其象征性而使你满意。1-I，意味着单个的自我，每天七八个小时独自一人隔绝在房间的掩体内，一个与世界剩余部分切断了联系的沉默的人，日复一日坐在他的书桌前，仅仅为了探索自己头脑里的内部世界。
20B。温德姆路；西汤森德，佛蒙特。一栋两层白色板房（建于约1800年），在西汤森德城外三英里一条陡峭土路的最顶端。6月到8月，1989到1993年。仅需每月一千美金，你便逃离了纽约的酷热和太过狭小的公寓的限制，到佛蒙特州南部山上避暑。屋前有个铺着草坪的四分之一英亩大的庭院；就在庭院前方有茂密的树林绵延，直到数英里外的旷野；土路另一侧有更多树木；旁边有个小池塘；院落边缘有栋附属建筑。厨房里除了水槽及一个廉价老式炉灶外，没有任何有用的设施：没有洗衣机，没有洗碗机，没有电视机，没有浴缸。电话是公用的；电台信号最好的时候也时断时续。房子外部粉刷一新，里面却在崩塌：扭曲的地板，凹陷的天花板，橱柜及抽屉里的大群老鼠，卧室里难看的水迹斑斑的墙纸，到处都是不舒服的家具——凹陷不平的床，摇晃的椅子，以及客厅里一个没有坐垫、偷工减料的躺椅。没有人再住在那儿。如今已去世的前主人，一个年长的没有直接继承人的独身主义者，将这栋房子遗赠给好友的孩子们，八个住在本国不同区域的男男女女，从加利福尼亚到佛罗里达，但没人在佛蒙特，没人在新英格兰的某处。他们太过分散，没法对房子做些什么，无法就是否变卖、修缮、拆除达成一致，于是将房子的监管交由一家本地房产商代理。上一个房客，一个把此地变成大麻农场、雇佣了一群厉害的单车党做销售、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年轻女人，如今正面临严刑。她被捕后，有几年这栋房子无人居住，当1989年春天你和妻子仅凭一张该屋的外景照（那样漂亮）就将之租下时，你们对于自己惹上了什么麻烦还一无所知。对，你告诉了代理商你们正在找一个遥远的地方，而乡野这个词没有吓倒你们或引起任何疑虑，但尽管他告诫你这栋房子状况不佳，你们之中谁也想不到你们会走进一个残破的窝棚。你记得在那儿的第一个晚上，怀疑是否可能在这样一个地方忍受整个夏天，但妻子比你更平静地接受了这份惊讶，她让你耐心点，等上一星期左右再决定是否放弃，结果比你以为的好得多。第二天早上，她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擦洗、漂白、消毒，开窗给闷塞的房间通风，丢弃破窗帘和坏地毯，清洁变黑的炉灶和烤箱，清除垃圾，重新整理厨房碗柜，扫地，除尘，擦拭，她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带着祖先的正义与奉献精神沸腾着，同时你带着笔记本和打字机穿过庭院来到附属建筑，一个近年所建的小屋般的建筑，被大麻女孩和她的摩托朋友所毁，变成了一个丢弃旧家具和破窗户的地方，墙上覆着涂鸦，一个没有希望和救赎的地方，而渐渐地，你竭尽所能清理这团乱麻，消灭破东西，清洗开裂的油毡地，就在几天之内，你就将自己置身于前屋一张绿色的木桌前并重新开始写你的小说，而一旦你开始安顿下来，占据了你妻子从污秽与杂乱中拯救出的房子后，你发现你喜欢在那儿，起初貌似无所不在、难以改变的凄楚，实际上不过是种困顿的年久失修的状态，而你们可以忍受凹陷的地板和崩陷的屋顶，你们可以学着忽略房子的缺陷，因为这不是你们的房子，而渐渐地你们开始欣赏这地方所提供的不少好处：安静，清凉的佛蒙特空气（早上要穿毛衣，就算是最热的日子），下午在树林里散步，看小女儿赤裸着在庭院里疯玩，那静谧的隔离令你和妻子可以不受打扰地专注工作。就这样你不断回到那儿，夏复一夏，在那儿庆祝女儿的两岁生日，三岁生日，四岁生日，五岁生日，六岁生日，最终你们开始戏言要买下这房子，房子不贵，比周边几英里的其他房子便宜得多，但当你考虑到修缮夏日废墟、将之从即将到来的崩塌及死亡中拯救出来的代价时，你意识到负担不起这样的承诺，而假如你有了那些可供支配的钱，当你有了那些可供支配的钱，你就应该离开第三大街那套过小的业主公寓房去找一个更大的地方住在纽约。
21.公园坡某处；布鲁克林。一栋四层褐石房，带有小型后花园，建于1892年。四十六岁到现在。1978年秋天你的妻子离开明尼苏达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语文学博士学位。她选择哥伦比亚是因为她想在纽约，为了待在纽约，她拒绝了来自康奈尔和密歇根的更丰厚更重要的奖学金，1981年2月你遇见她时，她已经是个资深曼哈顿人了，一个忠诚的曼哈顿人，一个不再能想象住在任何别处的人。然后她决定与你共命运，最终安顿在布鲁克林腹地。没什么不好，也许，但布鲁克林从来就不是计划的一部分，而既然你们俩已经决定找另一个地方住，你告诉她你愿意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你并非那样眷恋布鲁克林，离开不会令你产生任何悔意，假如她想回到曼哈顿，你会很高兴与她一起去那儿看看。不，她说，让我们待在布鲁克林，她不假思索，也不必思索。她不但不想回到曼哈顿，她还想继续住在你们如今所在的街区。幸运的是，那时房地产市场已经崩塌，尽管你们卖掉曾被高估的公寓时不得不亏了点钱，但你要买的房子正好在你的财力范围内——或稍微超出一点，但没有高到会有任何持续性的困难。你不懈寻找了一年才找到这里，又花了六个月收尾才住进来，但随后它就是你们的了，最终这是一个足够大的地方可容纳你们所有人，你们所需要的所有的卧室和书房，你们要用来存放所拥有的数以千计的书的墙面空间，一个足够大、可通风的厨房，足够大、可通风的卫生间，可接待朋友和家人的会客室，厨房对面可在温暖的日子吃饭喝酒的阳台，下面的小花园，而渐渐地，你们在那儿已经住了十八年，比你住过的任何其他地方都长，比你在别处住过的最长时段长三倍，你们逐步修缮了每层楼每个房间的每英寸，把一栋多少有点破旧、邋遢的旧屋变成闪亮美好的东西，一个你每次步入其中都会得到愉悦的地方，而在十八年后你们早就不再考虑其他街区、其他城市、其他国家的房子。这是你们居住的地方，而这也是你们希望继续居住直到你们再也无法上下楼梯的地方。不，甚至有过之：直到你们再也无法爬上爬下楼梯，直到他们把你抱出来将你放进坟墓。
从出生到现在的二十一个永久住址，尽管永久不太像是个正确的词，考虑到在你生命过程中多么经常搬家。那么，是二十个停驻地，一组地址引向那一个或许会或许不会被证明是永久的地址，然而尽管你在二十一处不同的房子及公寓里住过，付过那儿的煤气和电费，在那儿登记选举过，你的身体很少在任何一段时间里坐着不动，而当你打开国家地图并开始计数的时候，你发现已去过五十个州中的四十个，有时只是经过（像1976年乘火车去西海岸途中经过内布拉斯加州），但更经常是去造访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比如，就像去佛蒙特，或加利福尼亚，你在那儿不但住了半年而且在1970年代初期你母亲与继父搬去那儿之后不时去拜访，更不用说你去过南塔克特二十五或二十七次，每年夏天都去那儿看朋友，他在岛上有栋房子，每年至少去一周，加起来总共约有六个月，或者你与妻子在明尼苏达共度的好几个月，她的父母在挪威时有整整两个夏天你们住在那儿，在整个1980、1990年代数不清的春游和冬游，还有，加起来也许有五十次，也就是说比你生命中的一年还长，还有自少年时代起去波士顿的频繁旅行，1985年和1999年在西南部旷日持久的漫步，1970年当你身为商船海员时油轮在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的墨西哥湾海岸停泊的诸多港口，驻地作家工作把你带往费城、辛辛那提、安娜堡、鲍林格林、杜伦，以及诺默尔、伊利诺斯，乘美铁去华盛顿特区的短途旅行，当时你在为国家公共电台做一个“全民故事计划”，你八岁和十岁时在新汉布什尔州的四个月的夏令营，三次在缅因逗留（1967、1983和1999年），以及，别漏了，1986到1990年你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时每周回一次新泽西。有多少天是不在家里度过的，有多少夜你睡的不是自己的床？不仅在这儿美国，还有国外，因为当你把地图册翻到世界地图时，你发现除了非洲和南极洲，你已经去过了所有大陆，而就算扣除住在法国的三年半时间（在那儿，暂时地，你有几个永久住址），你的海外之行依旧频繁，有时还很长：住在法国前后去那儿的诸多旅行加起来有一年，在葡萄牙五个月（大部分在2006年，为了拍摄你最近的一部电影），在英国四个月（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在加拿大三个月，在意大利三个月，在西班牙两个月，在爱尔兰两个月，在德国两个半月，在墨西哥一个半月，在贝基亚岛（在格林纳丁斯群岛）一个半月，在挪威一个月，在以色列一个月，在日本三周，在荷兰两周半，在丹麦两周，在瑞典两周，在澳大利亚两周，在巴西九天，在阿根廷八天，在瓜德罗普岛一周，在比利时一周，在捷克共和国六天，在冰岛五天，在波兰四天，在奥地利两天。你也想算算去往这些地方旅行途中的小时数（也就是说，几天、几周或几个月），但你不知道如何开始，你已经没法算清在美国有过多少次旅行，记不清你有多频繁离开美国、去往国外，因此你永远无法算出一个确凿、甚或大约的数字来告诉你生命中有几千个小时是在两地之间度过的，从这儿到那儿再返回，那些你花在乘坐飞机、巴士、火车及汽车上的大量时间，努力克服时差影响所挥霍的时间，在机场等待登机的无聊，站在行李转盘边等待箱包从坡道滚落时那要命的沉闷感，但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比乘飞机本身更令人不安了，每次步入机舱便会将你吞噬的不知身在何处的奇怪感觉，以每小时五百英里的速度穿越空间的非现实感，离开地面如此之高，你开始失去自身的现实感，就好像你自身存在的事实正缓缓从你身体里流出，但这是你为离家所付的代价，而只要你继续旅行，在家的这儿和某处的那儿之间的不知何处将继续成为你所生活过的地方之一。
你想知道你是谁。几乎或全然没有指导，你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是庞大的史前迁徙的产物，征服、强奸和绑架的产物，先人部落漫长而迂回的交错已然遍及众多领土与王国，因为你毕竟不是唯一一个旅行者，人类部落已经在地球上搬迁了成千上万年，而谁又知道是谁生了谁生了谁生了谁生了谁生了谁以至最终生了你的双亲而他们又在1947年生了你？你最远只能追溯到你的祖父母，对于母亲一方的曾祖父母仅有少量信息，这意味着他们之前的几代人不啻空白，一种猜测与臆断的虚空。所有四个祖父母都是东欧犹太人，父亲一方的两个在1870年代晚期生于荒僻的加利西亚省斯坦尼斯拉夫城，那时属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之后归波兰，后来二战后归苏联所有，冷战结束后如今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而你母亲一方的两位生于1893及1895年，外婆生于明斯克，外公生于多伦多——在他的家庭从华沙移民去那儿之后一年。你的两位祖母都是红发，而在你家庭双方的成员里，不少后代的生理特征都有一种混乱的组合，从深色头发到金发，从棕色皮肤到灰色和浅棕色，从卷发及波浪头到直发及无波浪，从有粗短手指及粗腿的肥硕农民身材到另外一些有纤细修长轮廓的身体。属东欧基因库，但谁知道那些无名幽灵在来到俄罗斯、波兰及奥匈帝国前又一直在哪儿游荡，不然又该如何解释你的妹妹出生时后背上有一个蒙古斑呢，一种只出现在亚洲婴儿身上的东西，而又该如何解释你有褐色皮肤、波浪发以及灰绿色的眼睛，在整个一生中都未被识出种族来，有各种各样的陌生人对你说你一定是、简直可以肯定是意大利人、希腊人、西班牙人、黎巴嫩人、埃及人甚至巴基斯坦人？因为你对自己从何而来一无所知，很久以前你就决定假定自己是所有东半球种族的集合，部分非洲人，部分阿拉伯人，部分中国人，部分印度人，部分高加索人，无数交战的文明在单个身体里的熔炉。与任何其他东西一样，这是一种道德立场，一种消除种族问题的方式，种族问题在你看来是个伪问题，一个只会给提问者带来羞辱的问题，因此你有意识地决定成为每个人，欣然接受你身体里的每个人以便成为最完整、最自由的自己，因为你是谁是一个谜，而你不相信它会被解开。
你的生日来了又去。如今已六十四岁，越来越接近于老年公民，那些享用医疗和社保福利的日子，越来越多的朋友将已然离你而去的年代。他们之中有不少已经去世——但等着吧，更多的将接踵而至。让你颇感欣慰的是，这日子顺顺利利地过去了，你悠然地与友人在布鲁克林吃了顿便饭，对已经到达的难以置信的年纪你几乎没有想起。2月3日，就在你母亲生日后一天，在她刚满二十二岁的那个早晨生下了你，比预计时间早了十九天，当医生用一把镊子将你从她麻醉了的身体里拉出时，午夜刚过二十分钟，她的生日还刚过去不到半小时。因此你们一直一起庆贺生日，甚至现在，她去世约九年后，每当时钟从2月2日转向2月3日时，你还是必然会想起她。六十四年前的那个晚上，你一定是个多么意外的礼物啊：为她生日而生的男孩，为她庆生的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