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在《从“出入两难”到“进退自如”》一文中已经部分地给出。简单来说，就是士作为既没有产业又没有定职的低级贵族，所有的只是“自由之身”。因此他们必须先培养出高尚的品德，学得满腹经纶，练就一身武艺（修身），然后去帮助大夫打理采邑（齐家），协助诸侯管理领地（治国），辅助天子征服世界（平天下）。所以，士人当中但凡理想远大一点的，都会“以天下为己任”。文士就尤其如此。因为武士的功夫再好，一个人也打不了天下。文士则不同。他可以“一言兴邦，片言折狱”，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而成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的“国士”。总之，文人较之武士，“性价比”要高一些。他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评估，也要好一些。所以文士更可能具有“自强、弘毅、使命感”这三大精神。
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的“身”必须自由。自由，才出入两便，进退自如；才能择主而事，功成身退；也才能真正把天下事当作自己的事情。如果“身不由己”，又哪来的“己任”？更不用说平什么天下了。
这种自由在孔子的时代（春秋）是有的，在孟子的时代（战国）也是有的。那时的“无双国士”，可以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像墨子那样身体力行，这就是“仗剑行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情感，自由地选择服务对象，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甚至引敌国之兵以报己怨，这就是“快意恩仇”；可以凭着自己“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的优势，不把诸侯卿相放在眼里，也不把其他竞争对手放在眼里，这就是“笑傲江湖”；当然也可以朝秦暮楚，出将入相，从这个邦国走到那个邦国，抛弃旧的国君有如抛弃破扫帚，这就是“浪迹天涯”。显然，后世侠客的梦，在他们那里却是现实。
秦始皇一统天下，士的好日子也就到头。汉武帝罢黜百家，更不复当年气象。等到隋唐以科举取士，读书人都到科场讨生活以后，士们便连“非分之想”也没有了。因为天下归于一统，就不必“浪迹天涯”；思想定于一尊，又岂能“笑傲江湖”？金榜题名既然成为人生目标，自然更没有“仗剑行侠”和“快意恩仇”。所能有的，大约也就是“皓首穷经”和“咬文嚼字”。实际上，当汉武帝把所有的思想都归到儒学一家时，也就没有了思想；而没有了思想，也就不会有风骨。没有了风骨，又哪有“国士”可言？因此于右任先生这样评价汉武帝：“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汉武帝陵》）当然也不会再有“奇士”了，因为士们都已“脱胎换骨”。
然而自由毕竟是人的天性，过去的日子也令人神往。这就需要一个梦。这个梦既然无法在生活中实现，就只好在文学作品中去圆。武侠小说就是其中之一。武侠小说塑造的侠客，尤其是那些大侠，都有以下特点：一是身怀绝技，二是特立独行，三是任重道远，四是义无反顾。他们或者建功立业，“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或者锄奸除霸，“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或者扶贫振弱，“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或者赴义报恩，“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但无不出生入死，叱咤风云。这不正是当年那些“无双国士”的写照吗？
事实上，侠的精神正是士的精神。一个侠客，尤其是一个大侠，是应该和士一样，“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这甚至是一种“起码”的要求。你想啊，如果连侠客都不可以托付，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同样，自强、弘毅、使命感，也为一切真侠、大侠所必需。如果连侠客都没有这些精神，社会还有什么希望？侠客当然也是大丈夫。如果连侠客都不是，人类又有什么希望？显然，在侠客的身上，是寄托着希望的。他们所圆的，是世人的“救星梦”、“英雄梦”，也是文人的“国士梦”。
何况还有侠客们生活的那个世界，或者说，武侠小说创造的那个梦境—— 江湖，它简直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天下的翻版。江湖中林立的帮派，就是那时林立的邦国；山头中称雄的帮主，就是那时称雄的诸侯；而那些仗剑走四方，谁的账都不买的独行侠，岂非正是那时的游士？看来，人们确实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历史也总是让人惦记。即便武侠小说，也不完全是“空中楼阁”。
这大约就是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了。梦，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人生在世，多少总要做点梦。“至少我们还有梦”，不也是一种希望吗？但你得明白那是什么。古人云：“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们也可以套用一句：“世无英雄，遂使武侠流行。”所以，一个民族沉溺于武侠并非好兆头：“要不就是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要不就是公众的独立人格没有很好健全，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心理。”我还想狗尾续貂一句：要不就是产生国士的条件不复存在，民族缺少强劲的精神。因此，这个梦也该醒醒了。当今之世，原该是梦醒时分啊！
莫道海棠依旧，应是绿肥红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