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读书人想成为士大夫的这点理想，原本也不难实现。读书人愿意为国效劳，国家也需要读书人帮助治理。主鬻官爵，臣卖智力，两相情愿；君王知遇，臣子尽忠，一拍即合，有什么为难的呢？然而这种买卖或合作，却总是不很成功，或不如意，原因就在于买卖双方或合作双方的想法其实并不一样。
先说读书人这一边。
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可以说是既没有野心又有野心，野心既不大又不很小。说他们没有野心，是因为他们基本上不想篡位夺权自己当皇帝。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不是军阀（如赵匡胤），就是流氓（如朱元璋），当真篡了位的士大夫只有一个王莽，还不成功。曾国藩则是宁肯遣散湘军告老还乡也不打这个主意的，打这种主意的必非读书人，正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个规律，帝国的统治者们后来总算是琢磨出来了，因此自宋以后，文官的地位总是比武官高。
然而读书人虽然不想当皇帝，却想当皇帝的老师。“为帝者师，为王者师”，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诸葛亮之所以备受推崇，就因为他有帝王之师的形象。你看他的《出师表》，什么“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什么“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什么“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哪里是“上表言事”？分明是“谆谆教导”！
但这只是非常之时（天下三分，益州疲弊），非常之人（开国元勋，顾命大臣），行非常之事（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岂能当作常例？通常的情况是，皇帝只想把读书人当臣仆。好一点的，算你是忠臣、能员、干将、爱卿，差一点的，就视你为弄臣，“倡优蓄之”。为帝者师、王者师？门都没有！即便当真做过皇帝的蒙师，也不过礼遇有加，而且同样可能受处分（比如翁同龢），谁也别想一辈子当皇帝的老师，或当皇帝一辈子的老师。
如果皇帝本人也是读书人，也想当老师，那就更麻烦了。自以为是又大权在握的皇帝是决不许你比他还英明的。碰到这种情况，你也只好承认他是天字第一号的“博士生导师”，随便他说什么你都得说“皇上圣明”，或“皇上教导得是”，而且还得随时随地准备着他来找碴儿。皇帝既然被规定为“当今圣上”，当个“导师”又有什么稀罕？那些通过了“殿试”的进士，不就叫“天子门生”吗？所以皇帝想当老师，是完全可能的。康熙、雍正、乾隆就是这样的皇帝。康熙好一点，真有学问，而且学贯中西，又处于满清贵族热恋中华文化的“蜜月期”，因此对读书人还算客气，当然翻脸不认人的时候也有。雍正就差一些了，学问和气度都不如康熙，对待读书人已是刻薄甚至刻毒，不过他搞文字狱也还只是对付政敌。乾隆更差，自命不凡又嫉贤妒能，便把文字狱搞得“登峰造极”，连神经错乱者也不放过，简直就是歇斯底里、丧心病狂。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还做“帝师梦”，那就等于找死！
事实上，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遭遇，往往是“拳拳报国心，招来杀身祸”（岳飞就是）。这就使他们不能不在出处两难中“此意徘徊”。不考虑入世是不行的。因为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士大夫虽然人数不多，却是所有读书人的楷模。也就是说，所有读书人的人格塑造和道德修养，在理论上都是按照“精忠报国”的模式来进行的。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出将入相，修齐治平，不但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也是陶渊明学不得的原因。再说了，“男儿本自重横行”，何况“天子非常赐颜色”？历朝历代的皇帝虽然在骨子里看不起读书人，表面上却总会做些“礼贤下士”的姿态（汉代的地方官如果不向朝廷推荐人才还要受处分）。这就足以使许多人感激涕零、肝脑涂地，并总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了。
同样，退路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前车之鉴实在太多。问题是传统社会的读书人其实没有退路。陶渊明只是个案，其他人顶多只能“做陶令状”。我曾经说过，中国的老百姓有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皇帝指望不上就指望清官，清官指望不上就指望侠客，如果连侠客也指望不上，就只好指望武侠小说，其实是越来越没有指望。同样，中国的读书人也有三个梦：帝师梦、名臣梦、隐士梦。帝师做不成做名臣，名臣做不成做隐士，要是连隐士都做不成，就只好去写隐逸诗，岂非也是越来越没指望？
那么，中国的读书人，当真就没有出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