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们前面说到的（也是资先生文章中说到的）那些典型，有两个人是不可学的。一个是谢安（谢安石），一个是陶潜（陶渊明）。谢安不可学，是学不来；陶潜不可学，是学不得。为什么学不得呢？因为当真一学，就把读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丢掉了。
为此，我们还得把“读书人”的来龙去脉再说一遍。
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是由“士”演变而来的，而“士”的前身则是“巫”。巫，是原始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是那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人，也是很管事的人，是社会的栋梁，要参与部落大事之决策的。因此，如果说原始社会也有“官”的话，巫就是最早的官之一（范文澜先生就说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史官文化，一个是巫官文化）。可见读书人之与官，从祖上起就有“血缘关系”。
进入国家时代（也就是阶级社会）以后，巫就变成了士。士在这个时代，是属于贵族阶级的。西周封建（封土建国之封建）时期，贵族有四等。第一等是天子，他有“天下”。第二等是诸侯，他们有“国”。第三等是卿和大夫，他们有“家”。第四等就是士，他们没有“家国”只有“身”，但毕竟不像庶人那样“身不由己”，所以仍是贵族。
士包括文士和武士。大约文士由原始社会的巫祝演变而来，武士由原始社会的战士演变而来，但不论文士、武士，都是贵族。因为是贵族，所以，他们成年时和天子、诸侯、大夫一样，也要举行成人礼，戴上象征治权的“缁冠”、象征兵权的“皮弁”和象征祀权的“爵弁”（爵读如雀，爵弁也叫雀弁）。“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可见士是有资格也有义务参与国家大事的，只不过这种参与之于天子、诸侯、大夫，主要意味着权利，对于士而言则主要意味着义务。但有此义务也很荣耀，所以“冠”之于“士”，便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应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君子死，冠不免）。孔子的忠实信徒子路在公元前480年的卫国内乱中，宁肯被人砍成肉泥，也要双手系着冠缨，就因为珍惜参与国家大事的资格和义务。子路是典型的“士”。他的理念，也是后来许多读书人的情结。
不过，士虽然也是贵族，但他们和天子、诸侯、大夫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没有或很少有土地这个“不动产”，不像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也就是说，只有知识或武艺、智力或体力的士，是“以身报国”的。所以对于士来说，第一重要的是“修身”。一个士，如果既有高尚的品德，又有一肚子好学问或者一身好武艺，就可以帮助大夫打理采邑，这就是“齐家”；协助诸侯管理领地，这就是“治国”；辅助天子征服世界，这就是“平天下”。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士不为土地所束缚，又是贵族，人身相对自由，施展抱负和身手的空间也就比较大。可以这么说，同为贵族，诸侯和大夫的任务主要是“保家卫国”，士的任务却是“修齐治平”。结果，品级较低的士，反倒比诸侯、大夫“理想远大”（诸侯和大夫如果动不动就要“平治天下”，是会有“图谋不轨”之嫌疑的）。后世以“国士”自居的读书人无不“以天下为己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根源就在于此。
秦灭六国，天下一统，四海一家，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任命制取代了世袭制，以后科举制又取代了门阀制。原来那个国（封国）和家（采邑）的概念变了，合并为“国家”且与“天下”相等同。诸侯没有了，大夫由“世袭家臣”变成了“朝廷命官”，而且在实行科举制以后，还可以由“寒士”充任。于是，正如国和家合并为国家，士和大夫也合并为士大夫。当然，士的“身”与大夫的“家”也合并为“身家”，而与“天下”相对应。
这样一来，几乎每个相当于上古之士的人便都会面临一个选择：是把“身家”放在首位呢，还是把“天下”放在首位？以天下为己任者“出”，也叫“入世”，即“兼济天下”。明哲保身者“处”，也叫“出世”，即“独善其身”。可见所谓“出处问题”，其实就是“天下”与“身家”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这是士大夫的问题，也是几乎所有读书人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必须把读书人和士大夫的关系讲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