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天的对话仅止于此。相信我不会写错任何一个字，因为我跟丹尼·海格的第一次见面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了无数遍。
当然第二天的情景也是历历在目。
苏菲下午才到，化妆师帮她弄头发，美容师为她做指甲。她在镜子里面看着我，然后对所有人说：“一起工作一个月了，你们还不认识她吧？我也不认识。对了，您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法国名字。我是中国人，我姓齐。”我也在镜子里面看着她。
“您是学生？”
真是奇怪，她忽然就对我这个人好奇起来。我还是我，是什么东西吸引了她？
“学生，在这里做暑期工。”
我手里的是装着她在这一出戏里所有唱词和乐谱的文件夹，我下意识地把它竖起来拿在胸前，好像是一块保护自己的盾牌。
“您跟剧团的合同，签了什么样的条件？”她问，“薪水是多少？”
“周薪三百欧元，”我说，“直到九月份，一共十三周，三千九百欧元。”
“那听上去不错。”苏菲挑一挑眉毛，手从美容师那里抽出来，向旁边一摆，她的私人助理将支票夹放在她的手上。
我盯着她的一举一动，盯着她在一张支票上填写数字，签上名字，然后刺啦一声撕下来，向我抖动一下：“这是五千欧元，您拿着它，去西班牙玩一圈，新学期还早着呢，别把暑假浪费在这里。”
原来她是要解雇我了。
我有点不大明白，但是我的自尊告诉我，原因不问也罢。
我从自己的座位上走过去，从她手中抽取那个小旗帜一样的支票，第一下她没有给我，第二下才抽出来。她拿起梳妆台上昨天收到的那个精美的瓶子喝了一口水，然后看着我微笑。过程只有几秒钟，世间脸色不过如此。
我把那张支票拿在手上，慢慢展开。我没有抬头，对信手便支付了五千欧元的女演员说：“我是个外国人，对每个不太熟悉的词语都很敏感。您说‘浪费’，我在这里不是浪费时间，我想要工作，赚些钱来支付下学期的学费，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个演一个笑话给您看。”
我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把支票撕得粉碎然后扔在她的脸上，只是把它放在那个漂亮的水瓶子旁边。
我转身离开苏菲女士那装着六面巨大的菱形镜子的化妆间。我脑袋里很乱，但是我得忘记在眼前一闪而过的五千欧元，我得赶快筹措到下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我得赶快找到另一份工来打，或者，我给国内的母亲打一个电话。
算上六个小时的时差，我这个电话打过去，她那边还不到晚上十点钟。电话铃响了五声被接起来，我的运气不错，是我母亲本人。
我说：“我需要一些钱，你能不能打一些到我上次的账号上来？”
她略微沉吟：“要多少？”
“我还需要一万欧元。”
“我一时没有那么多。”她说，“不过我尽量，我尽量给你凑。”
我说“谢谢”，没有马上放下电话。她在那边说：“过得好不好？”
都是客套，如果我过得好，会给她打电话讨要学费吗？
我说：“还不错，室友昨天包了饺子给我吃。”
“常打电话来才好，我担心你。”
“嗯。”我想一想，“我九月份开学。”
“……我明白你的意思，在那之前，我会筹钱给你。”
我从电话亭出来，买了两欧元的炸薯条，然后坐在河堤的椅子上。
山坡上的教堂报整点的钟声传来，下午四点。我一边吃着今天的第一份食物一边想：能不能把时间拨快？我不贪心，我只想看自己到了明年的夏天会怎样，是不是仍然为凑一份学费而愁眉不展。
小多的朋友小裴居然在三天之内又找到了一份在香港餐馆洗碗的工作给我。我真有点惊讶了：他又找人教训郑杰，又照顾我和小多的工作，真的只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留学生吗？
小多吸着烟敲我的脑壳：“就你问题多！这么好奇，去当侦探吧。”
我抓住她的手：“你吸烟越来越多，干什么啊？你从哪里弄这么多的中国烟来？”
“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往外说。”
“嗯，我不说。”
“小裴是做这个生意的啊。有人从巴黎把烟运到里昂来，他往下卖给不喜欢洋烟的中国人。”
“这不是倒卖苹果，”我说，“这是违法的。”
“所以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不能批评这个神通广大的小裴，我甚至连和他划清界限的骄傲都没有。因为他，我一去这个香港餐厅就颇受优待，洗了两天的碗，老板发现我的法语说得蛮清楚，就让我去前面当跑堂。八月的一个周末，小裴带着小多来我们店里吃饭，见我可以一只手托着三个盘子健步如飞，还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留学生。
当然留学生不可能都是这样。
总是订八号桌的男孩儿每个星期都会约不同的洋妞。他的紫色跑车停在外面，他穿logo很不明显的大名牌的T恤衫，他点菜的时候只说法语，我都要以为他是个法国人了，可是他教带来的女孩子说字正腔圆的汉语。
老板的女儿在日内瓦学医，每个周末客人多的时候她也会开着自己的小车子赶回店里帮忙。她跟我们一样在前面当跑堂，但是毕竟身份不同，她不太与我们说话。有一天我从酒窖里面搬红酒出来，听见她对着电话用法语说：“你不要再说了，这个孩子我自己也会生下来。”
当然，也有年轻的中国女子来店里吃饭。她们身边可能有各色外国人，她们点昂贵的酒和食物，她们有的自在，有的颓废，有的有些扬扬自得，还有的比洋人还洋人。
我在那里耽搁了余下的整个夏天。到了八月底，老板给我结算了暑期的薪水，我共得两千四百欧元。
中国仍没有汇款来，我下学期的学费仍然毫无着落。
我不能再打电话去催促我的母亲了，于是盘算着要准备怎样的说辞给学校，请他们允许我可以先上课，稍后交费。
我为这件事情发起愁来，会整夜失眠。我在炎热的夜里独自一个人睁着眼睛发呆，汗流浃背。
院子里不知道何时停留了几只流浪的野猫，那个妓女回来得再晚也会学着它们的叫声逗弄两下。他们的声音钻到我的脑袋里来，我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思考一个问题：这个愉快的妓女会赚多少钱呢？
九月份还是到了，这是栗子树上带刺的果实由青色变成褐色的时节，学校开学了。这个学期有着别样的热闹：两个论坛先后召开；教育部长和数位本校出身的法兰西院士光临；还有旧校友捐资建成的新场馆开幕。学校里到处花团锦簇，欣欣向荣—都是为了庆祝建校两百周年。
我希望这些喜庆的事件让计财部的办事员忽略掉一个尚未交费的学生—我。可是人人各司其职，精英学校的系统毫无纰漏，我被一个亲切的电话叫到国际中心去，接待我的是一位会说中文的老师。
“我们注意到……”他说，“您尚未交纳这学期的注册费。一般来说，我们希望学生在每年的五月能够完成下一个年度所有的注册手续，而您在去年也是在九月份才交纳了全部的费用，所以我在想，您是不是有什么……嗯，程序上的麻烦？如果是这样，您知道的，学校是可以帮助学生申请里昂信贷的助学贷款，您是不是需要我们出具什么手续呢？”
他字斟句酌的汉语还是让我有点费脑筋，但我还是明白的，他们希望我尽快交学费，催促我可以申请贷款来偿还欠他们的债务。可是，有哪家银行会把钱借给一个十九岁的中国女孩儿呢？她在中国没有父亲，她在法国没有亲戚和体面的朋友，她住在里昂城里阴暗肮脏的旧城区。
“我没有任何程序上的问题。”我说，“只是我的钱还没有到，不过它们会到的，我会尽快交学费。”
“问题是九月十五日之前所有的手续都必须办完，逾期的话……当然，我们是不可能将一位优秀的学生请出教室的。但是，小姐，超过九月十五日，您将无法在任何一位教授的考试中得到卷纸。”他说。
这位先生姓费雷，意思是“铁铸的”。铁先生一直说中文，尽量婉转，但已经足够明白：过了九月十五日，再不交费，请我滚蛋。
“我会在那之前交学费的。”我再次说道。
从国际中心出来，我穿过种满了热带植物的花房去教学楼等着上下一节课。电话在肩上的书包里嗡嗡地振动，我一只手伸进去掏电话，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忽然，一个男孩儿迎面过来，把打火机伸到我面前，镶着绿琉璃的可爱的小东西被男孩儿的拇指一拨，青火焰跳动出来。男孩儿说：“要找火儿，是吗？”
我抬头看看他：“我不吸烟。”
“我知道。”他笑，“只是我想找个机会问问你，这学期你给自己怎么排课表？”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这位富裕的同学，我们同班了一个学期学习微观经济，他跟我都没有说过几句话，怎么忽然间就对我有了兴趣？我的下一个想法是：要是我陪他睡一觉，他会不会让他爸爸帮我交学费？
“你去哪儿？”我问他。我捋了一下头发，微笑。
“去罗兰中心听报告。”他说。
“我也正要去。”我说。
“那一起走吧。”他也笑起来，对自己的魅力非常自信。
我跟在他后面，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九月的阳光洒在花房外茵茵的草坪上，有同学坐在那里看书，无忧无虑的男孩儿女孩儿三两成群。我又流汗了，手心里濡湿一片。我从没有这样跟随过一个异性，且怀着一个龌龊而且笨拙的念头。
那些游刃有余的女人是怎样做的？她们是怎么灵巧地抓到机会的小辫子的？
身边有一群人经过，待我走过了数步，有人在后面喊：“喂！”
法国人说“hello”，发成“诶啰”的音，重音长长的，落在后面，总有些暧昧的情意在里面。
天做证，这个声音我暗自复习了无数遍。
我转过身，丹尼·海格在前面。他让同伴先行，自己走过来，在距离我一臂远的地方停下。
我恨自己太累，晴天做白日梦。
“你在这儿念书？”他问。
我点点头，没有看他的脸，眼睛盯着他胸前的一枚纽扣和手臂上浅金色的毛发。
“后来我没有再见到你。”他说。
“哪里？”我问。
“歌剧院，苏菲那里。”他说。
“因为我被解雇了。”我说。
“哦……”他停一停，“难怪。不过，为什么？因为你在她排演的时候睡觉？”
他说这句话时，语气轻快又促狭，像在问朋友的女儿：为什么你被罚站？是不是你用爸爸的靴子换牛轧糖吃？
但事实不是如此。事实是，他爱慕的女人用她的美貌和财富狠狠地羞辱了我。
花房里的阳光太热了，我又要流汗了，只不过这次是在眼睛里。我抽了一下鼻子，抬起头，我看着他蓝色的、湖水一样的眼睛说：“是因为，是因为我跟您说话。”
他看着我，竟一时无言。
我知道自己说话造次了，忽然后悔，说：“我要走了，我的同学在外面等我呢。”
我离开花房，到了外面，那个男孩儿一直在等我，他问我：“那是你的朋友？”
我低头走了几步：“不算是，不、不是。”
“你是个特别的女孩子。”他在我后面说，声音听起来挺快活的。他总是那样，眉毛一掀一掀的，漂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活力，“他们打赌，看我能不能把你约出来。”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他：“你是为了这个才跟我说话的？”
“别那么敏感，我没有恶意。”他说，“再说，你讨人喜欢。暑假的时候，我父亲去中国开会，我随他去了，看见梳辫子的姑娘就会想起你。”
我确实敏感，但是我也知道他并无恶意。恶意在我的心上，我刚才在琢磨他的钱。可是现在，当我离开那个种满了热带植物的花房，那种念头荡然无存。现在他是一个普通的同学，年轻而且富有，这里这样的人很多，这里我是少数派。
我跟丹尼·海格再次见面是在三天以后。
他的水厂邀请我的教授带领一些学生去参观。我们清晨在里昂的火车站集合，然后坐一个半小时的火车经过格勒诺布尔前往香贝里。
秋意渐浓，阿尔卑斯群山上的绿树林有黄色或红色的叶子掺杂其间，赭红色的大鸟贴着山岭低飞。火车穿过湿漉漉的栈桥和隧道在山谷中蜿蜒前行。
教授走过来对我说：“您上学期的论文写得很好。”
我坐直了身体，向他微微颔首：“还没有谢谢您给我那么高的分数。”
“用功的孩子总是受教授的欢迎。”
他过奖了。我上课的理念可与别人不一样，我把学费计算到了每一分钟上去，怎敢缺课或不用功呢？
有同学问教授：“这位海格先生可是本校的毕业生？”
“不是毕业生，”教授说，“只是一位慷慨的捐助人，新的网络中心就是他的大手笔……
“海格水最近声势夺人，你们有没有做足功课？见到丹尼·海格，要问他一些什么问题？在他的水厂参观，要发掘些什么门道？”
“怎么做功课？到处都找不到他的资料。这个人像是忽然复活的老贵族，他的前半生是在自己的泉眼里度过的吗？”一个男孩儿开玩笑。
我看着双层车窗外的景色，看着巍峨的山峦和一闪而过的小瀑布，想：他在他的泉水里生活？这听上去似乎不无可能。只是那必定是一泓温暖的泉水，像他的眼睛和声音。
然而我隐秘的情感和向往在那一天几乎落空。
我们乘坐火车抵达香贝里时，一场小雨刚刚路过。海格公司的车子在火车站的门口等我们，带着我们穿过这个水汽氤氲的小城。向东行驶十分钟左右，我终于见到那些雾气的来源：贝尔热湖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出一种暗蓝色，辉映着对面的小猫牙山。水汽从湖面上安静地上升，在墨绿色的山腰上结成大块的云朵。没有钓客，没有船，没有灯火，没有过境的鸟，波涛的声音规律又凝重，重复着千万年来从不曾改变的节奏，它们构成了一幅庄重而肃穆的画面。
车子绕过贝尔热湖，沿着山路向上，在云层中越走越高，过了一千八百米的界碑后又水平行驶了两三公里，我们终于抵达了海格水的大本营。
经过四个卫生消毒步骤，我们这些访客在一位工程师的带领下参观海格水的采集、过滤、渗透消毒，直到瓶装车间。听他们讲述这个整个欧洲最纯净、最丰富的水源是怎样被收集、加工、包装成为行销世界的矿物质水、纯净水、化妆和医疗工业用水的。过程中有人想要拍照，问向导可不可以，他摊开双手，笑容可掬：“海格先生说，你们在这里做些什么都行。”
我说：“那可以看一看水源地吗？我是说，海格水的泉眼。”
“哦哦。”工程师的脸上做了一个逗趣的表情，“这就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了，那里被宪兵把守，除了每一代的海格，不可能有人接近。”
“每瓶水卖到近四欧元，是同类产品的两倍，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宣传炒作？”年轻学生们的提问总是有点过于直接，甚至冒失。
工程师先生没有马上回答，他拿出一瓶成品矿物质水，打开，喝一口，然后让我们看他手中那装在沙钟一样瓶子里的海格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欧洲最好的—水！水是什么？水是生命，是健康，更好的水就是更强健的身体，更长的寿命，四欧元买到欧洲最好的水，这也可以看作是炒作吗？”
在用过丰盛的午餐后，我们被带领参观公司的博物馆，见到每一瓶海格水和每一代海格，最初是一些画像，然后照片由黑白变成了彩色，他们与皇帝和共和国总统合影，真是显赫。但这里并没有丹尼·海格的照片。
下午两点左右，参观结束。回去的团队不再像来的时候那样整齐：教授要去拜访一位住在此地的老友；几个同学想要就近再行一个小时去日内瓦度一个周末；我自己落了单，在街上逛一逛，还是买了回里昂的车票。
傍晚时分，又开始下雨了，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个商店、酒吧和烟草店、咖啡店纷纷亮起了霓虹灯，灯光在雨水中散出一重重柔和而模糊的光晕，这个城市忽然在黄昏的细雨中变得童话般可爱。我在一个玩具店门口停下脚步，看着里面的仙度瑞拉，王子屈膝，为她试一只水晶鞋。
丹尼·海格的车子不知何时停下来。
在橱窗上，他的影子叠在我的身后。
请原谅我的不自量力和忘乎所以吧，若不是寂寞的时候，我与他每一次狭路相逢，我怎会爱他爱得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