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信忠
战争年代，我一直在部队从事卫生工作，与周恩来同志接触并不多，但他的名字象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一样，对于我有着磁石一般巨大的吸引力。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在苏联5年的学习，我被调到政府部门工作，从此就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无论是在我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二机部副部长时，还是在担任卫生部部长期间，都曾有幸与周总理多次接触，亲耳聆听他的教诲。
因此，对总理高风亮节的品德，认真负责的精神，严谨的工作态度，科学的工作方法，我都有亲身的感受。
我们卫生部的工作是周总理生前倾注心血最多的部门之一。
在纪念周总理诞辰90周年之际，我愿回顾几件记忆犹新的往事，重温总理的教诲和关怀。
周恩来同志身为总理，日理万机，在刚开始和他接触时，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对卫生部的工作和卫生部的干部是那么熟悉，后来我才逐渐领悟了其中的奥秘。每当卫生部向中央、国务院请示、汇报工作，将文件送到总理处，他通常的作法是把卫生部的党组成员找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参加的人很少，他主持会议，只带一个秘书做记录。看得出，会前总理不仅仔细地阅读了文件，而且对文件中提到的问题已经有所考虑。但他从不急于做结论，而总是先问情况，再提问题，让大家回答。尽管会议气氛民主、和谐，但在总理面前大家仍不免感到紧张。这是因为总理问的情况很细，提出的问题针对性很强，所以只有做了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时，回答问题才切题。这时，总理不仅认真地听，而且还鼓励发言人继续讲下去。反之，如果不了解情况，发言空话连篇，他就要发言人停下来，听别人讲。最后，总理根据大家的意见和自己的考虑做出总结。我曾多次参加过总理亲自召开的会议，如讨论防治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问题，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问题，研究防治疟疾、血吸虫病等药品问题，研究生产避孕药品问题等。在总理领导下，还专门组织班子研究解决慢性支气管炎，流行性脑炎等预防和治疗问题，并指示要设专人抓对职业病的研究等。每次参加会议都有很大收获，不仅使我们请示汇报的问题有了明确的答复，而且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棘手问题。久而久之，使我逐渐认识到，这是总理了解情况，考察干部、培养干部和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的绝好办法。因为不懂业务，不了解群众疾苦的人的答复永远不会使总理满意，官僚主义者更是难以在总理面前蒙混过关。他召开这样的会议本身就是在搞调查研究。通过一次会议，他不仅全面掌握了卫生部阶段性的工作情况，而且也对我们领导干部的工作情况、工作态度和能力进行了严格的考察，鞭策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好工作。
凡是接触过总理的人，谁都能讲出不少关于他无微不至关心人民的感人肺腑的事例。在这方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发生在我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前的一件事。那天深夜两点，我突然接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让我立即去开会。会议开始后，总理说：“按原定计划，今天凌晨5点要进行核试验，爆炸第三颗原子弹，但是我看到天气预报的材料后发现，现在的风向和原预报的风向发生了变化，这样有可能爆炸尘埃在大陆飘过时间延长，所以把你们请来，研究能不能按原计划进行试验？”由于距离原定试验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大家进行了紧张的讨论。我在发言中介绍了美国在比基尼亚岛核爆炸试验，对我国南海渔场污染的监测材料和苏联进行核试验后对我国新疆北部人群和羊群影响的监测材料，并提出这次试验的吨位和尘埃飘过的时间可能与美苏进行试验后的情况相似。总理当即说：“这两份调查材料很有参考价值，如果大家没有另外的意见，我们就决定按原计划进行。”接着总理又讲，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试验区附近人民群众的安全，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在场的同志告诉总理，已通知有关地区的群众做好了准备。总理向在座同志征求意见，同时还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水源和蔬菜的污染，并提出了具体措施。随后总理即请秘书将会议讨论的情况通知甘肃省和有关部门做好预防工作。总理虽然身居高位，但从不武断决定问题。做为总理，他完全有权决定的问题，即使在关键的时刻，仍坚持听取下级干部的意见，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态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此外，当时进行核试验不仅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我从总理当时的态度意识到，如果大家认为这次核试验会影响群众的安全，他做出的决定将是停止而不是进行。总理这种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不忘人民的公仆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在我担任卫生部长后，总理曾于1965年初找我谈话，对卫生工作做过一个全面的指示。我感到总理的这些指示，是根据我国的国情，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促进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战略决策。如果能按照总理的设想坚持贯彻下去，而没有十年浩劫的干扰和破坏，我国的卫生事业将会有很大发展。总理历来十分强调预防为主的方针，这次谈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预防和控制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疾病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详细地分析了当时肠道传染病、鼠疫和血吸虫病的发病和流行情况，告诫我们要认真加以防治，不能松劲。他要求我们制定一个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今后15年内消灭哪些疾病的规划。对规划问题他指示：要打破过去先定数字的框框，应该先定战略部署，看主要先搞几件什么事，然后根据国家财力、人力、物力做具体安排。在规划中要突出重点，量力而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提倡新技术，提倡自力更生、勤俭办一切事业。要敢于破除旧的框框，要从年度计划中解放出来，反对烦琐哲学。总理生前一直担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他对动员群众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很关心。他提出根据各地情况，每年要大搞群众性卫生运动四次，小搞几次。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力量。报纸要配合宣传，推动卫生运动的发展。要使群众通过参加爱国卫生运动懂得些卫生知识，如在流脑发生的地方，要使群众懂得经常晒被子、开窗子，这些简而易行的预防措施。同时还要提倡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现在有些同志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主要是缺乏锻炼的缘故。卫生部门要进行宣传，讲清道理，搞些简而易行的锻炼办法；以体委为主，卫生部门配合，要不断总结经验，不要兴师动众，搞形式主义。也不要填表统计什么数字，卫生运动光搞些数字有什么用？总理强调农村卫生运动的重点是“管粪，管水”。并说，谭震林副总理已指示农业部门要结合生产积肥，抓好粪便管理，卫生部要从搞好卫生出发，配合农业部门进行。
总理对我国的中医事业始终关怀备至。他在谈到中医时语重心长地说：“中西医各有所长，要强调团结，提倡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绝不能搞一种医生，一种医学，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毛主席提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已经20多年了，卫生部要认真抓好中西医结合这件事。有些人世界观尽管不同，但有真才实学，有经验，能治好病，就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总理也很关心计划生育工作。尽管计划生育工作在当时还是十分敏感的问题，但他在谈话中仍然大力支持这项工作。他指出要有几条规定，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先搞试点，当前主要是抓城市，农村结合医生下乡，有步骤、有重点地搞。技术指导、培训干部，卫生部门要抓，也要订几条。计划生育是个大事，要有个计划，认真抓好。总理再三强调要继续研究生产更安全有效的避孕药具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总理讲的最多的是如何做好农村的卫生工作。他对近期的措施、远期的部署，都有周密的考虑。根据当时我国农村普遍缺乏医务人员的状况，他提倡城市医务人员对农村卫生工作的支援。他说，这是提高我国农村医务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城市医务人员下到农村，一方面可以为农民群众防病治病，另一方面要帮助农村基层卫生人员提高技术水平，使医疗卫生工作在农村生根。城市医务人员中，除年老有病及其他原因不能下去的，至少有80％的医务人员可以轮流下去，5年左右，大体可以轮换一遍，内容和方法可以不断改进。要动员党员、青年、先进分子带头到山区、边远地区去。总理还指示，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必须要加速为农村培训医生。为此，要改变培训方法。可以办一些三年制的学校，而且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招高中生，一种招初中生。学生可以从城市招，也可以从农村来，回农村去，要打破老框框，使教育形式适合农村卫生工作发展的需要。另外，办一些研究院，选拔一些经过实际工作锻炼，政治思想、技术水平较为优秀的人员进修提高。如果在实际工作中有心得的，可以对某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进修，时间几个月、半年一年，可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对现有的农村医生（中医或西医）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使之提高。总之，农村卫生人员的培训要加强，但要反对公式化和一律化。总理还强调，要逐步建立区以上、公社和生产队三级医疗网。要妥善解决生产队卫生员的报酬问题，否则农村基层的卫生队伍就不稳定。
回顾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我感到，尽管受到“左”的错误倾向的严重影响，而且“四人帮”一伙更是借口“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无端地迫害从事卫生工作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使我国卫生工作受到巨大的损失，但是鱼目岂能混珠？！实践证明，周总理关于发展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设想是科学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遵循周总理指引的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和好评。
周总理对卫生工作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他的指示是丰富广泛的，而我所提及的只是沧海之一粟。
我的文章难以涵括总理的多方面贡献，也写不完我对周总理的回忆。
我愿把亲身感受的二三事记下来，汇入全党全国对总理回忆的大海，与大家一起纪念总理、学习总理，为实现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宏伟目标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