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昂
今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周恩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他一生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中，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无疑是他革命业绩中最光辉的篇章之一。
在我们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朽功业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在1946-1948年那一段战斗岁月中，他为关怀和保护民主人士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迫于国内外形势，不得不邀请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使和平建国出现了一线曙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独裁统治，这些协议不断受到破坏。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为了在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同时为继续团结国内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斗争，1946年5月3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由重庆到达南京，驻在梅园新村，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南京局”。在“南京局”领导下，又在上海成立“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南京局”由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7人组成，周恩来同志任书记兼外事工作委员会书记，董老协助全面工作，外事工作由廖承志同志协助。“上海工委”则由华岗、刘少文、章汉夫、潘梓年、刘宁一、夏衍、许涤新、陈家康、乔冠华、龚澎等组成。书记是华岗，副书记为章汉夫、刘少文；胡绳、萧贤法为候补委员，萧兼秘书长。当时，钱之光同志在南京中共代表团任办公厅主任，“南京局”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兼任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我于1946年9月到上海接替萧贤法的工作。
这个时期，政治中心已转移到南京，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很多政治要人和民主人士住在上海或往来于京沪之间。我们在上海设办事处，更有利于开展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当时国民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在护设立办事处。我们不得不花了10多根金条，顶下了思南路107号的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对外用“周公馆”的名义开展活动。不久，又在附近顶下了117号作为办公用房。国民党特务也随即在附近98号（原上海妇孺医院）设下了秘密监视据点。就是这所当时闻名中外的“周公馆”，实际上就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恩来同志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在这里，他同各界人士、中外记者多次接触，阐述我党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的夏季，是我国政治气压极度低沉的时期。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马歇尔调处的幌子下，一方面施放和平烟幕，一方面在几个主要战线，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致使和平谈判，陷入谈谈、停停、打打的胶着状态。与此同时，他们加紧了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在六七两个月，就接连对民主人士制造了两起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
6月23日，上海5万多人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欢送人民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盛丕华、包达三、蒉廷芳、雷洁琼、吴耀宗、张絅伯和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组成的“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当代表们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立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得到消息，立即向国民党有关方面和马歇尔进行交涉，要他们马上采取措施，制止暴行；并于深夜2时，亲自和邓颖超同志带着衣服、食品到医院慰问。周恩来握着马叙伦的手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回答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经过“下关惨案”，周恩来同志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将要进一步对民主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当即于6月25日打电报给党中央并转发四川省委负责同志，提出“倘时局恶化，要设法安顿文化界的朋友”的意见，把保护进步人士的任务，提到国统区各地党组织的面前。
7月中旬，国民党特务又在昆明相继暗杀了著名爱国人士、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李公朴、闻一多。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7月17日，除由中共代表团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代表及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者家属、取消一切特务机关、释放一切政治犯外，当天下午，周恩来同志在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反对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提出必须保证各民主党派和一切民主人士的安全。7月18日，周恩来同志到上海，又在思南路寓所，举行了有100多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伤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发展到暗杀李、闻，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问题的严重性不下于内战。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及文学家。他说：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绑架和暗杀，更不用说我们共产党人了。他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要控诉，希望记者用笔和口来控诉，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周恩来同志的有力揭露，使国民党反动当局迫害民主人士的阴谋，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李、闻事件后，7月25日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他是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匿居在上海友人家中的。因为劳累过度，刺激太深，突患脑溢血逝世。周恩来、邓颖超同志闻讯赶到时陶先生已停止呼吸，但握手尚温，当时悲痛地流了泪。当晚，恩来同志就向党中央发出了《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的电报，提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他指示潘汉年、伍云甫对进步朋友要在政治上时时关照，经济上也要给予帮助。
关于对民主人士在经济上给予帮助，这件事周恩来同志一直十分注意。我们在重庆时，就受命一直在做。到了南京、上海建立办事处以后，因为物价大幅度波动，就更加注意。当时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最多时达到几百人，机关要开支；要给地下党提供经费；还要在经济上帮助民主人士，因此需要筹措很多钱。周恩来同志担心我们的经费来源，所以到南京不久，他就指示在“南京局”成立“财经委员会”，由董老担任书记，钱之光任副书记，负责筹款。当时筹款的主要办法，就是依靠自己做生意。这时我们掌握的公司有抗战初期就派杨琳在香港创办的“联和公司”，后经改组，更名“华润公司”；还有派萧琳在重庆、上海开设的几个公司；还有其他公司。这些公司经营范围很广。我们到京、沪后，还经常从烟台运来海参、虾米、丝绸、名酒等产品到上海销售。由于从事这些经营，因此在经费来源方面，就比较有保证。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同志对民主人士关怀备至的革命情谊。他不仅在政治上给予民主人士以坚定的支持和声援，而且也时刻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这些细微之处，正表现了这位伟大革命家赤诚待人的坦荡襟怀。
1946年8月，由于马歇尔、司徒雷登拒绝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坚持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政府组织而又不保证停战，致使南京谈判形成僵局。9月16日晚，周恩来同志偕同章文晋、范长江等离开南京到达上海，表示暂时退出国共谈判，除非同意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他将不返回南京。他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已使中国内战波及全国，“中国现在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内战危机。”从这时起，周恩来同志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
周恩来同志在上海这一段时期，他一方面揭露美、蒋在谈判中所玩弄的各种欺骗手段，坚持在维护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条件下，争取继续进行和谈的可能；另一方面，也预见到国共谈判最终必将破裂，因此，积极作了转移、疏散的部署和准备。
为了作好撤退的准备，并把公开活动的重点逐步向香港转移，周恩来同志要钱之光由宁赴沪，同时电召香港分局的同志到上海来接受任务。
9月底，钱之光以中共代表团特派员的名义常住上海办事处，主要负责内部工作和财经工作。10月初，周恩来同志对钱之光说：现在局势不好，如果干部要走，民主人士要转移，经费够不够？要多筹一些款，以备撤退的时候使用。根据他的指示，钱之光以“南京局”财经委员会的名义，把在北平军调部的赖祖烈、南京的刘恕、香港的杨琳等都找到上海来开会商讨。赖祖烈说军调部自己有钱，撤退的经费不成问题，因此确定北方干部撤退由北乎军调部解决；我们主要为京沪和香港等地筹措款项，以备急需。于是决定派刘恕同志到胶东去这一批物资到上海出卖。周恩来同志表示同意，要我写信给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由他亲自签了名。刘恕和沈其震向外国轮船公司租了一艘货船，从上海经青岛到达莱阳。因为一时货物来不及集中，只好由胶东设法带出一些黄金。由于我们有历年经营贸易的积累，加上由解放区取来的钱，不但保证了转移疏散的费用，到最后我们还多余了3000多两黄金，在我们撤回延安后，带到延安上缴党中央。
与此同时，香港分局接到电召后，派连贯与杨琳同船到达上海，在上海办事处住了10多天。连贯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东江纵队的情况。周恩来同志对连贯说：蒋介石已经撕毁了和谈的假面具，时局紧张，我们也作好了撤走的准备，我们一走，大批民主人士在上海、南京也就呆不下去了。有些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还有些干部都要转移到香港等地，香港要准备接受这项任务，作好安排。这些人中，能教书的教书，能办报的办报，能做别的事的，就帮助他们寻找新的社会职业，对避居到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和进步朋友，你们要保持与他们的联系，妥为照顾。周恩来同志并在沈钧儒、郭沫若来办事处晤谈时，特地介绍他们同连贯认识，以便以后去香港便于接待。
当时转移疏散的走法有三种途径：一是利用军调部的飞机，把一部分干部送往东北、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象齐燕铭、范长江都于10月16日乘飞机返回延安，同行的有《新华日报》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以及家属30多人。二是搭乘运送救济物资的船舶。当时解放区救济委员会（“解总”）在上海设有办事处，处长是伍云甫，运送救济物资到解放区，主要是由上海运到石臼所、烟台等解放区沿海港口。据“解总”烟台办事处的朱友学同志回忆，他几次往返上海、烟台，带进解放区的共有三四百人。从这条路线疏散的，多数是由中原军区突围的干部，也有经中共代表团营救出狱的原新四军浙西留守处的干部。第三种疏散的办法就是秘密走，这主要是指向香港、南洋等地转移。此外，凡是能够找到隐蔽处所的，也可以回家或找友，如胡楠同志，她回到了重庆自己家中（后来在全国解放前，她被反动政府害死在渣滓洞）；有些尚未暴露的，可以自找社会关系和职业，隐蔽起来。
早在1946年5月间，刘少文、吴克坚、徐光霄等就转入地下，然后去香港。谈判代表陆定一于6月7日随周恩来同志返延安汇报工作，就未再出来。“上海工委”萧贤法也在9月份转入地下，年底到达香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10月初，周恩来同志指示“上海工委”副书记章汉夫带范剑涯到香港筹办《群众》杂志香港版的出版工作。《群众》杂志是一份周刊，实际上是中共代表团的发言机关。9月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查抄，因此决定尽快到香港创办香港版。章汉夫、范剑涯原来计划乘飞机去香港，周恩来同志知道后，提出批评，说国民党特务很可能在飞机场把你们绑架，一定要秘密行动，乘坐外商轮船出去。经过研究，章汉夫化装成金融界人士，范剑涯扮成章的秘书到港办理公务，半夜里雇了一条小船，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英商轮船到达香港。在香港由“香港分局”的饶彰风同志帮助筹备。1947年1月，《群众》杂志香港版正式出刊。
不久，周恩来同志又派乔冠华、龚澎到香港创办《今日中国》（英文）半月刊。还创办了有利印务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当时在香港的出版物，都由廖承志同志具体领导。
接着，周恩来同志派夏衍到新加坡去了解当时流散在南洋各地的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并向海外侨领传达第二次国共分裂后党的方针政策。以后，许涤新、方卓芬、刘宁一等也都先后离沪去香港。
因为干部去香港的人数增多，后来又成立了“香港工委”，由章汉夫任书记，连贯任副书记兼管华侨统战工作，冯乃超、夏衍管文化，许涤新管经济，龚澎管外事，乔冠华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
周恩来同志在把新闻界、文化界一些党内同志派往香港的同时，对于已经引起国民党注意的党外进步报人，也安排他们转移。如《联合晚报》记者陆治同志，就是由范长江同志在10月中旬返延安前，特地约到上海办事处，向他转告周恩来同志要他撤离上海的意见的。要陆治撤离，实际上就是对新闻界靠近我们党的人的一种叮嘱，要他们提高警惕，注意自己的安全。
在向香港转移的同时，为了保证一旦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后，能继续保持“南京局”与所属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系，除已预先安排一些同志转入地下外，11月初，钱瑛同志也从南京梅园新村秘密转移到上海。
周恩来同志从9月中旬暂时退出和谈、寓居上海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他除了在办事处会见来访的许多代表人物以外，还经常在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章伯钧家中会见进步朋友。有时，他也到其他党派领导人家中，同他们反复交换意见。这时局势已经日趋严重。9月底，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进犯，在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的当天，蒋介石又悍然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和平谈判实际上已濒于宪全破裂。这时斗争的焦点是：蒋介石企图通过军事高压手段，逼迫我方让步，更主要的是拉拢第三方面人士参加“国大”，使他的独裁统洽“合法化”。而我们党则反复指出，只有维护停战协定，并在政协决议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大会，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对一党包办的“国大”，必须坚决抵制。这时第三方面许多人对和平还抱有幻想。他们当中，情况比较复杂，如青年党希望和谈达成协议，以便召开国大使他们能参加政府，获得一官半职；民盟的朋友则希望双方让步，避免内战扩大，实现和平，也有的朋友为我们担心。对此，周恩来同志始终同他们耐心地商讨，说明我党的和平愿望和维护政协决议的坚定立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各种手段的真实意图，并指出如果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内战，必将自取灭亡，表达了人民必胜的信念。同时，周恩来同志也劝告许多民主人士和进步朋友，要他们在时局恶化时要作他去的准备。周恩来同志这个时期所做的工作，对坚定民主阵线的阵容，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10月中旬，蒋介石为了欺骗舆论，故作姿态，先后派孙科、吴铁城、邵力子、雷震等到沪，邀请周恩来同志返宁谈判。当时在沪的政协代表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郭沫若、左舜生、陈启天、钱新之等连日在上海交通银行集会，决定分访孙科、周恩来，希望全体赴宁，促进和平。这时我方虽然明知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因为第三方面的斡旋奔走，所以同意重开谈判。周恩来同志在10月21日，同第三方面人士一同返宁。
周恩来同志离沪前，曾邀请郭沫若、许广平、柳亚子、马叙伦、马寅初等到上海办事处叙谈，告诉他们中共代表团要撤回延安，请他们在必要时要作转移的准备，同原来联系人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他还邀请著名演员周信芳、白杨、丹尼，剧作家、寻演于伶、黄佐临等谈话，向他们谈形势发展，指出我们必胜、国民党必败，以鼓舞他们的信心。周恩来同志还指示于伶、刘厚生，要地下党组织从思想上、艺术上帮助戏曲界的艺人。
周恩来同志重返南京，同意谈判，第三方面是欢迎的。但由于国民党坚持政治问题要按照他们的意图解决，军事上要我们承认国民党军队在停战令以后非法占领的地方的既成事实。他们毫无谈判协商的诚意，并于11月15日悍然召开“国大”，终于最后关闭了和谈的大门，这就使第三方面许多朋友放弃了和谈的幻想，最终认清了反动派的真实面目。11月16日，周恩来同志在南京举行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指出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国大”违背全国民意，企图使独裁、内战、卖国“合法化”，中共愿与全国人民为真正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并宣布中共代表团将于日内返回延安，京沪两个办事处仍然保留，由董必武、钱之光主持。17日，民主同盟也公开宣布拒绝参加“国大”。对此，周恩来同志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这是8年抗战和1年谈判的成果。”周恩来同志在11月19日与邓颖超、李维汉等13人返回延安。
周恩来同志在返延前夕，特地致函郭沫若夫妇，说：“沫兄回沪后，一切努力，收获极大。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有以鼓励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政协阵容已散，会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弟等十九日归去，东望沪滨，不胜依依。”这封信既回顾了大半年谈判的经历，正确估计了第三方面的情况；也对形势发展和我党继续团结民主人士的方针，作了深刻的阐明。信中流露的对郭老的惜别之情，不仅是委托郭老继续做稳定民主阵线的工作，也是通过他向留在国统区继续为民主而斗争的进步朋友的告别和期待之意。
周恩来同志返回延安后，南京、上海的办事处改称联络处。两处同民主人士继续保持密切的往来。11月30日上海联络处设宴庆祝朱德总司令60寿辰，有50多位民主人士到场祝寿。12月18日，民盟主席张澜先生抵沪，次日华岗、钱之光、陈家康等设宴欢迎，并庆祝沈钧儒73岁寿辰。
1947年2月28日，重庆、南京、上海三地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先后通知我三个办事处，限令在3月5日前把人员撤回延安。这时，周恩来同志从延安致电董老、钱之光、王炳南、童小鹏并转告香港方方、林平、章汉夫等同志，对京沪渝三地我党办事机构撤退前的工作和应采取的斗争策略，作了具体指示。针对蒋介石以地方当局出面用“不保护安全”的形式下令逐客，为了迫使国民党当局必须承担最后破裂之责，由周恩来同志致电蒋介石提出质问和抗议，要蒋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并需将撤退时间延长到3月底。同时对如何隐蔽分散撤退，也作了指示，电报中要钱之光和我速去香港，刘恕隐蔽经商，无法隐蔽的均撤回延安。钱之光和我原已作好赴香港的准备，但因国民党特务监视严密，未能成行。壬炳南同志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与美方说明了经过，并交涉好撤退时所需的飞机。于是，我们于3月5日离开上海到南京。3月7日京沪两个办事处共74人由美方派4架飞机把我们送回延安。我们离开上海后，还留下一些负责干部如刘晓、刘长胜等在上海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上海工委”候补委员、文化组负责人胡绳和“工委”妇女组的吴全衡同志，则于3月19日秘密去香港。“工委”青年组代组长朱语今在2月27日离开办事处，转入地下，次年4月到了香港。这时，公开机构只有伍云甫和林仲以解放区救济委员会驻沪办事处负责人的名义，继续留在上海。
周恩来同志1946年在京沪谈判期间，为保护团结民主人士，花费了大量心血，发展壮大了民主阵营，特别是在谈判破裂前，事先对党组织的疏散隐蔽、我党公开活动地点向香港转移以及对部分进步朋友的转移等等，都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并在香港逐步扩大了工作基础，这就为以后大批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的民主人士的安全转移，提供了保证。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加紧进行迫害，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相继转移到香港。这样，也为以后新政协的召开，作好了人事上的准备。
我们撤退到延安的第二天，钱之光去向周恩来、任弼时同志汇报（当时我们搞经济工作，由任弼时同志领导）。汇报结束前，周恩来同志对钱之光说：你们在上海时，我两次打电报要你和刘昂去香港，没有幸成。现在京沪我们公开活动的地方都已撤回，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转到了香港，我们很多干部已先后到了那里，还有些民主进步人士陆续要去，他们在那里要生活，要活动。之光，你要尽快带些人到解放区的沿海口岸去，想办法打发人出去与他们取得联系。钱之光接受这个任务后，再三考虑，认为“解总”还有个机构在上海，还会有船运送救济物资到烟台等地，所以决定先去烟台。于是钱把刘昂、刘恕、鲁映、李泽纯、王华生、车爱牧、蔡连芳等编成一个小队，随同中央城工部的大队行军。3月11日，我们从延安出发，中间又有些变化，钱之光去开过几次会后赴烟台，我则随董必武同志到西柏坡。
钱之光等在烟台呆了几个月，这期间朱友学、祝华同志先后押运救济物资随船到了烟台，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外面的许多情况。1947年7月份，钱与刘恕商量，派人到香港去看看。由于海上有国民党海军的封锁，于是让刘恕与鲁映夫妇乘胶东区党委的一只70吨的渔船，从石岛沿海岸线经澳门到达香港，找到了“联和公司”的杨琳，发回了安全到达的消息。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向烟台进犯，当地的负责同志告诉钱，要他们尽快转移。钱之光到华东局发电报给周恩来同志，报告了情况，并提出拟转赴大连。当即得到周电复同意。因此，9月间，钱等在烟台尚未失守前就转赴大连。
到了大连以后，钱之光即派王华生到朝鲜的罗津，让王华生乘苏联的货船去闯闯到香港的航路。过了一些时日，得到王华生平安到达香港的电报，钱之光即致电周恩来同志，报告去香港的航道已经打通。当时大连是苏联军队军管的地区，钱之光在大连组织的“中华贸易总公司”对外不公开，而是以中央书记处所属的一个机构在活动。
钱之光等在大连这段时期，大连香港之间贸易往来逐渐打开，运出土特产，带回解放区所需的物资、器材，满足各方面的需要。1948年5月，周恩来同志曾连续打几个电报给钱，主要是命钱去港。有一次来了一个长电，除要他搞经济工作外，还说在香港有些工人代表要进解放区来开工代会，要他设法把他们送进来。还有几起干部事件，要他到香港后处理。此时，钱之光在大连的机构，只有10几个人，感到人手不够，就电请周加派人来。
周恩来同志于1948年5月底到达西柏坡。有一天，派人找我去谈话，要我即日出发去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好让钱去港。并说，我已另外电告钱之光，以后还有些事到时再电告，如果人员不足，可以就近调些干部充实。与我同行的有丁玲、张琴秋、李兰丁、吴青等同志，她们将去北满与蔡畅、区梦觉同志会合后，赴匈牙利出席国际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经山东益都（华东局所在地）到俚岛渡海北上，在穿过国民党海上封锁线时，突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艇，经过与敌人巧妙周旋，终于化险为夷，于第二天一早到达大连。
这时，虽然解放军已在军事上连连取得胜利，但解放区对外的海上通道，仍然只有大连这个唯一的港口。我们就是依靠大连这个口岸，与香港保持了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的联系。
1948年春，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已走向穷途末路。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党中央的号召，立即得到各方面热烈的响应和赞成。
由于1947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加紧迫害，许多民主人士已先后脱离国民党统治区。这时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他们在5月5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8月初，毛泽东主席复电给在港的民主人士，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钦佩。复电希望民主人士对召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的范围和讨论的问题等等提出意见，共同商讨。从这时开始，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我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对于如何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周恩来同志曾经设想开辟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打通。1948年初秋，曾告潘汉年设法与港方交涉。潘找了民主党派驻港代表萨空了同志商谈，要萨先与港方接洽，说民主党派有几位负责人要经欧洲进解放区。于是萨空了找了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D．T．Sloss），他是香港当局指定与中共及民主党派的联系人。萨对施乐斯说，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转经苏联到东北解放区去。施表示你们两个领袖要走，这是要请示的，说要报告香港总督。过了一些时，施回答说：港督表示这件事他也做不了主，要请示伦敦，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由于他们的答复旷日持久，而且可能是敷衍搪塞，因此，周恩来同志决定不走这条路线，而利用大连到香港的这条航道，来完成这项重要而机密的任务。以后施乐斯在当年12月才转来伦敦的意见，说不发护照，但可给一个证明身份的文件，离开伦敦时还可以保护。其实这时，我们早已开始了接送工作，沈老也早已到了解放区。
8月初钱之光接到周恩来同志的电示，要他尽快去香港。当时，我刚到大连不久，钱交接后即由大连出发，经平壤会见了我驻朝鲜办事处的负责人朱理治同志，并同苏联办事机构办理了租船手续，然后在罗津乘坐租用的苏轮“波尔塔瓦”号启程赴港。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钱之光用的是解放区救济总会特派员的名义，以便在香港公开活动。与钱同行的有祝华、徐德明和翻译陈兴华等同志。到达香港后，钱之光即与香港分局的方方、潘汉年同志等取得联系。这时他们也接到了中央关于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指示，大家一起商讨，并作了分工。
周恩来同志决定利用大连与香港之间的海上通道，但考虑到香港的情况复杂，同时海上航行由于国民党海军的活动，特别是要经过台湾海峡，也很有风险，所以一再指示对民主人士的接送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这时在港的民主人士很多。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的精神，钱之光与方方、潘汉年等经过仔细研究，为了不引人注目，决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党组织如香港分局、香港工委还有其他方面的同志分别联络，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要根据民主人士准备的情况、货物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情况等因素来决定。为保证旅途安全，商定每次都有负责的同志陪同，并派出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在“华润公司”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和在“中华贸易总公司”工作的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都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根据当时条件和联络情况，八月下旬首批安排护送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民主人士和其他同志十几人北上，由章汉夫陪同，祝华、徐德明护送。由于这一批有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为了严格保密，特别是要防止香港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前要经过的路线、从哪条路走、什么人去接、遇到情况如何应付，都作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在准备工作完成以后，钱之光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这是第一批，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沈老一行离港启程后，我在大连与香港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船行8天，当我知道轮船已顺利到达罗津后，立即电告香港。这一批民主人士的到达，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转往哈尔滨。
在第一批民主人土安全到达后，由我在大连租了苏联货轮，装上解放区出口的物资和一些黄金到达香港。当时主要任务虽是接送民主人士，但仍需以经济工作作为掩护。10月中旬，大连出发的这条船到香港时，因与另一艘船相撞，需要检修，一时不能使用，而香港方面已经安排了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行期，因此只有另外租用挪威的船只运送。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知名人士，由连贯同志陪同，胡绳同志同行，王华生随船护送。这艘船行驶到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东沟后，因大连当时是苏联军港，普通船只不让靠岸，不得不在大东沟抛锚，改乘小船登岸。这一批党内人士较多。郭老等民主人土由东北局前来迎接的负责同志陪同转赴哈尔滨，多数党内同志由我们接来大连。连贯同志在我们公司住了10多天，接到周恩来同志的电示，要他和韩炼成（原任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秘密进入山东解放区。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我们党内的同志有30多人。这一批北上的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苏、李民欣等著名人士。李济深先生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我们与他有密切联系，美国方面和香港当局也同他接触频繁，国民党有些政治势力还想竭力争取他，如白崇禧就亲笔写信派一桂系大员赶到香港邀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想拉拢他，打他的旗号同我们“划江而治”。对此，党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同志频繁来电，指示也更加具体周密。
因为第二批北上的船只未能在大连登岸，这一次周恩来同志特地事先打电报给在大连的冯铉同志（冯当时负责情报工作）和我，指示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具体指定了座位席次）；还指示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御寒衣物。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我们都一一按指示作了准备。
周恩来同志在给大连电示的同时，也给香港钱之光处发了电报，指示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钱之光同志等按照指示，经过仔细研究，确定把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的时间，安排在圣诞节第二天的深夜。因为人们都在欢度圣诞节，注意力分散，这是行动的有利时机。由于有过去两次秘密护送的经验，这一次更加慎重。民主人士离港时，有的是从家中转到朋友家以后再上船，有的则先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一些时候再离开，他们都不随身携带衣物，因此一点看不出有要出门的迹象。
李济深先生等一行于12月26日登船离港，由李嘉仁陪同，龚饮冰、卢绪章等随行，徐德明随船护送，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才到达大连。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同志专程从哈尔滨到大连迎接。当时参加国际工运会议回到哈尔滨的朱学范先生也赶到大连来迎接。迎接的还有大连市委的欧阳钦、韩光、李一氓等同志。这一批民主人士下榻在大连最高级的大和旅馆（现大连宾馆）。当天中午，在关东酒楼以丰盛的宴席举行了欢迎会。
我们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事先设法买了御寒的皮货，他们一到，我们的同志就送去獭皮帽、皮靴、貉绒大衣。他们收到这些物品，十分感动，有的人要付款。我们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的，这是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办的。他们连声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这样好，真是太感谢了。这批民主人士在大连逗留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前往哈尔滨。龚饮冰、卢绪章等同志在我们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经周恩来同志电示，他们乘火车去天津、石家庄。卢绪章以后到上海参加接管。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的。这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这一批北上的有黄炎培先生夫妇、盛丕华先生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她维钧、俞澄寰先生等。他们由刘恕护送在天津登岸。3月25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迎接。
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1949年6月，就改在北平召开筹备会。9月份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人，从此，新中国犹如初升的太阳，在东方升起。
1949年4月底，我们应召回到北平。5月初，周恩来同志约我们去汇报这一阶段的工作。他高兴地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和开展对外经济贸易，都是做得好的。其实这些工作，都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指挥下进行和完成的。
从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民主人士遭受迫害，在党组织协助下相继转移，到1948年秋我们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又把大批民主人士接回解放区筹备新政协，这一段历史，充分表现了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我们党一起为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而坚持不懈的并肩战斗，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这里面，周恩来同志卓越的组织领导是具有重大作用的。它和周恩来同志的其他业绩一样，将在我国革命史册上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