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耕虞
我与周恩来同志交往，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在重庆，常常邀请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在四川著名的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特园”聚会，有时也邀请一些民族工商业家谈话。我是猪鬃出口商，又是全国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许涤新，常到我经营的四川畜产公司向我了解抗战期间出口方面的情况，有时交换一些有关战时经济问题的意见。我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由许涤新代为邀请的。会见的地点就在“特园”。
猪鬃与蚕丝、茶叶、桐油等都是我国传统的、重要的出口物资。猪鬃的主要用途是制刷。除了制作牙刷、衣刷、须刷等生活用刷外，三英寸以上的长鬃，一般都用以制作工业用刷。抗战以前，西方工业国家所需要的猪鬃，几乎全部由中国供应。美国历来是销售中国猪鬃的最大市场。战前，销售到美国市场去的猪鬃占中国出口总金额约百分之八十，其余百分之二十销售到西欧市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军需，美国政府把猪鬃列入战略物资A类，与军火等同，并颁布“M51号猪鬃限制法令”，规定三英寸以上的长鬃，全部供应海陆空军所需，严格限制民需消费。美、英、苏三国还在华盛顿成立机构，负责协商如何向中国取得猪鬃、如何分配。当时美国政府还曾派一位“特使”到重庆，表示事关战争胜负，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供应。
抗战初期，中国大陆沿海港口相继沦陷敌手；内地对外的陆路交通，包括滇缅路、滇越路等也相继断绝。美国为此开辟了中印航线，把驻华美军的军需，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空运到昆明或宜宾，然后又利用回航的飞机运输猪鬃回国。这条航线要飞越海拔一万五千多英尺的喜马拉雅驼峰，其高度要比当时飞机通常飞行的高一倍，而且往往会碰到狂暴的气流，使飞机破裂，常常有百分之四五的飞机会出毛病。这些都说明美国不惜用航空员的生命来换取中国的猪鬃。
对中国来说，猪鬃出口不仅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易货的物资。（当时称为易货偿债）。周恩来同志一度关心桐油，后来因内地对外陆路交通断绝，桐油体积大，无法外运，所以他转而关心猪鬃。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与周恩志同志相识的。
抗战时期，周恩来给我的最深的印象是他坚持民族团结，一致抗日。当时国民党官僚资本借抗战名义，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垄断，实行所谓统购统销。其中特别是猪鬃，因系战略物资，出口利润大得惊人，以1944年价格为例，官僚资本企业向民营企业收购的猪鬃，按牌价每箱只有法币5万元，而在昆明或宜宾一装上飞机，出口到美国的价格竟高达67万元（折合黄金官价计算）相差达十多倍之巨。这实际上是官僚资本凭政治特权残酷剥削工人、农民所创造的财富，同时也是与民营企业争夺暴利。这些情况，周恩来是了解的，同时也是十分愤慨的。因而他每次与我谈话时，总是一方面倾听我的意见，指出国民党的腐败与官僚资本掠夺人民的真相；同时指出这种掠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譬如桐油，早已不能出口，而国民党还在实施“统购统销”，实际上是统而不购，结果不仅使桐油商无法生存，而且摧残了桐油生产，大批桐树被砍伐了，舆论为之哗然。但是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指出，猪鬃是美、英、苏等盟国急需的战略物资，美国人甚至认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有关，为了促使国民党能继续抗战，应当保持政府必要的外汇收入。因此，他与我谈话时，强调对于国民党种种不合理的、阻碍生产发展的措施，必须改进，使鬃商有一定的利润，但又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要支援抗战。他还说，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还要发展猪鬃的生产和出口。他勉励工商业家要有远见。他的这些开导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早在30年代初期，我就垄断了以重庆为集散中心的西南诸省猪鬃的出口。即使在抗战中间，国民党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我的公司供应给官僚资本企业的猪鬃，仍占其全部收购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我当然反对这种不顾民间疾苦的官方垄断，尤其是因为它限制了我的发展。尽管抗战期中我与官僚资本作过各种各样的斗争，但这是为了防止官僚资本吞噬我这个赚大钱的企业，不是为了其他。我的基本态度是遵守国民党在出口贸易上的法令和措施。这也就是说，我是支援抗战的。
我的这个态度与周恩来对我的开导有关。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发动内战，这个情况就改变了。
我对同国民党、共产党关系态度的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不偏不倚；（二）“一推一拉”，即国民党把我向外推，共产党把我向里拉；（三）拿定主意投向共产党。
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在国共斗争胜负未分之前，我是走中间路线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不关心政治，也不是说我不认识谁得民心，谁失民心。我是个实业家，我不关心政治，就不能作出经营决策，这个道理浅而易见。抗战以前，我就开始觉察到民族资本要生存、发展，必须反帝爱国。
中国资本家不会喜欢“共产”，但却喜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资本家是要剥削劳动人民的，但在反帝爱国上，却与无产阶级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共同的要求，因为两者在这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断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与之合作，共同组成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我想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反对官僚资本，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政策已经十分明确了，不论周恩来同我的谈话，或《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都一再阐述这个政策。同时也由于上述我的一些认识，因而对中国共产党既不陌生，也不害怕。所谓“不偏不倚”，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生意人做生意的手段。尤其象我这样一个垄断了西南诸省广大地区的猪鬃出口商，更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否则我就不能在国民党统治下经营企业。然而我心中是有数的，中国民族资本要生存，要发展，真正的出路，是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反帝爱国运动和民主革命的胜利，第二条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每次与周恩来见面，听他谈话，都倍感亲切。
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其间经过的历程是十分曲折的。所谓“一推一拉”，就是这个曲折历程的反映。具体到我来说，国民党把我向外“推”，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先后动手的；而共产党把我向里“拉”，其代表人就是周恩来。
太平洋战争胜利前夕，各盟国的工商界、商会，实际上也是政府，准备举行一次世界经济会议，讨论战后经济和国际贸易等问题，邀请有关各国商会派代表参加。由于我是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王晓籁主持的全国总商会选上了我，而且是选出的10个代表中得票最多的，贸易委员会和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彭学沛也都支持我，要我当代表团的团长。
恰巧，当时的中国经济学会也在开始研究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这个学会的总干事是冀朝鼎，我们成了朋友，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孔祥熙的红人，是代表孔祥熙的，解放以后，我才知道冀朝鼎是共产党员。
战后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建设，事关国策，讨论时分成两派，争论得相当激烈。其中有一派是多数（我称之为主流），主张战后建设要靠美国贷款，美元对法币的汇率宜低不宜高。这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反映着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买办资产阶级的意见。我是属于少数派的，代表进出口商反对这个意见。我说，把美元的汇价作低了，就会冲击民族工商业，同时也会影响中国商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能力。战后建设，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贷款上，那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扩大出口。
那次与会的大多是经济学家，有国民党的，也有共产党的。我的这番话，共产党人听了替我鼓掌，国民党人听了就很不高兴了。
这件事情给蒋介石知道了。当出席世界经济会议的代表团名单报到委员长侍从室时，蒋委员长看到代表中有古耕虞，在我的名字下批了四个字：“宁缺勿滥”。于是我的代表资格就被取消了，还迫使我辞去了进出口贸易协会总干事和其他团体的职务。甚至当时四川畜产公司的董事长吴晋航正被选为重庆市参议员，也因此被迫辞职。
日本投降仅仅几天，重庆就传出内战即将爆发的消息。当时，《商务日报》和《新华日报》的记者来访问我，要我对时局发表谈话。我随即表示，抗战8年，人民已经受够了痛苦，今天他们一致要求安定，决不许打内战。就在那次谈话以后一两天，《新华日报》的负责人潘梓年约我在特国吃饭。我应约而去，在座的有周恩来、许涤新、潘梓年和中共代表团的其他几位负责人。客人只有我一个。那次周恩来与我谈话的时间较长，首先问我对时局怎样看。我对他说：“我对政治兴趣不大。我认为内战不能打，建国要靠自己。从我内心说，大哥不能打小兄弟，你们打起仗来，我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坚决反对内战。”
周恩来听了后对我说：“和平与民主，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抗战胜利后，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建国。为了求得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逐步撤退在一些地区的抗日军队，但国民党军队要停止向解放区前进。希望民间团体和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共同建国。”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作了一次历史性的、与民族工商业者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演讲，题为《当前经济大势》。他说，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业界应推派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草；我们主张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我们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只有忠实于事实，才是忠实于真理，等等，都是在那次演讲中提出来的。
周恩来那次演讲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至今难忘。在1945年11月4日我向《商务日报》记者谈话时，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并盼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我说：“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站在老百姓的立场，看中国今天内战的情形，不是你说我打你，或者说你打我的问题，打架单是一方面是打不起来的，要说不对，双方都不对，责任双方都要负的。今天本是国家新生的机会，国家光明的前途，人民生存的幸福，不能给两党这样毁灭。政党既是代表人民，不管国民党代表各阶层也好，共产党代表农人、工人也好，今天中国人民所一致要求的是安定。只有安定，商人才能做生意，农人才能种田，工人才有工做。因此今天要尊重人民的意志，无论哪个政党，违背工商界的要求，都要失败的。”
我的那次谈话当然考虑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自己的利益和处境。从表面上看，我的谈话还是“不偏不倚”的。所谓“老百姓的立场”，实际上是生意人的立场。我要求和平建国，反对内战，无非是为了要做生意。然而正是这个立场，使我在客观上与共产党保持了政治上的一致。而正由于这个一致，共产党看我是好人，蒋介石看我是坏透了。
这是抗战胜利前后的“推”和“拉”。到了1948年秋，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已如“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面临彻底崩溃的局面，其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当时，在我看来，国民党的“推”，不只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了。
1948年，中国出口的猪鬃供应着世界市场需要量的百分之九十七到九十八。这也就是说，已经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出口水平。济南解放后两个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再过一个月，即1949年1月，天津完全解放，北平也随之停止抵抗。天津解放之后，海口一度封闭，国际市场鬃价顿时暴涨了百分之五十。我作为猪鬃出口商，离不开猪鬃，也就离不开我的故国。猪鬃既象征我的财富，又象征我的事业。我热爱自己的事业，就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失去祖国也就是失去了我的一切。济南解放时，有一位叫蒋汉杰的登门来访。我们是在抗战以前就认识的。他告诉我，他开设的合中公司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企业，现在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苏北的猪鬃不能运到上海出口，东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大批猪鬃也只能运到香港。而香港的洋行不经营猪鬃，卖不出去，他希望我在香港设公司，既可帮助共产党，又可做一笔大生意。我欣然同意，撤销总经理驻沪办事处，把业务指挥机构移至香港，并指令其他各地分公司的人员、货物一律暂时不动，等候解放；如果同重庆总公司失去联系，就同香港公司联系。
1948年冬，我到香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共产党。到香港的第二天，我碰到了夏衍和阳翰笙。夏衍拉我到一家俄国小饭店里吃便宜的罗宋大菜，我问到在港的中共组织，知道当时联系政治方面的是潘汉年，联系文化界的是他们，联系经济界的是许涤新。隔一天，许涤新就亲自来找我谈猪鬃问题。我表示天津眼看就要解放，四川畜产公司在天津有一大批人，我来香港是为了准备恢复东北和华北的猪鬃出口业务的。
会见了许涤新之后，我把与共产党接头的经过秘密地报告了董事会，并通知各地分公司的职员不得擅离职守，等候解放。香港的公司很快成立了。我立即着手解决运输问题，贷了一笔款项给一家公司，先后租了10艘1万吨级的外国轮船，突破蒋介石的海上封锁线，把东北、华北解放区的猪鬃和其他出口物资运到香港来。从1948年底到1950年，各解放区输出的猪鬃，都是由我先付钱、后来货。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还没有开展，国内需要的进口物资没有外汇支付。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帝国主义封锁中国海岸，实行禁运，当时我在香港，一方面把解放区的猪鬃输向美国和西欧，一方面为新中国的政府在国外购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为新中国作了些贡献。
1949年9月，几乎是在人民政协会议举行的同时，我在香港接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通知，邀请我出席一次全国性的猪鬃会议。当时我已经与新中国的东北猪鬃公司签了合约，作为该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长叶季壮想请我赴东北整理当地的猪鬃工厂。接到通知后我决定启程到京赴会，但抵达时已在开国大典之后了。到京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通知我说，周总理在一二天内接见你。10月4日，即新中国开国之后三天，徐冰陪我到中南海周总理的家。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没有见过周总理。阔别四载，总理很亲切地接待我。在座的只有三个人，总理、乔冠华和我。叙旧以后，总理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今天时间不多，不能畅谈。请你先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么样？不要急于表态，你可以先考虑。”总理还说，“抗战时，我们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生意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我当时表示可以接受这个任务，但希望总理给我一些条件，我参加中国猪鬃公司工作之后，现在的四川畜产公司和公司的一批人怎么办？总理问我，你说怎么办？我回答说，“我想把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总理听了，对我说，这事要从长计议，我还没有考虑这么多，以后由主管部门具体研究再定。但我还是想请你先把猪鬃公司的事情定下来，以便我通知中央贸易部长叶季壮。
傍晚时，总理请我和几位别的客人一起吃晚饭，饭后又请乔冠华通知我留下，总理还要同我谈话。等到别的客人离开，已经夜深了。继续谈话时，周总理又一次向我提出全权负责猪鬃公司的事。从内心讲，我还是有顾虑，主要是对共产党还不十分了解，一个资本家怎么能领导同业的共产党人？我虽是按周总理讲的，可以做主，但这样的大事还是要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长会才能定下来。所以我向总理表态说，我是愿为人民服务的，但由于我经营的不仅是猪鬃，还有土畜产，品种多，销路广，需要先到各地看看再定下来。总理勉励我要把这事情办好。我最后回答总理：“我一定努力办好。但你要答应我先出去看一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向你汇报后再定。至于我个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了，请总理先转告叶季壮部长。”
我向总理告辞时，已是第二天清晨四时了。
以后几十年，我经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周总理提出要把猪鬃事业全权交我负责时，我简直像四川人说的“小孩放火炮——又爱又怕”！过去，我虽然垄断了全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猪鬃出口，但现在周总理说的是“全权”，这意味着百分之百。尽管这百分之百，不再是我个人垄断，也不再是为我个人发财，但多少年来，我想在猪鬃行业上“执牛耳”的愿望却完全实现了。周总理亲自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我，我怎么能不欢喜！士为知己者用，我感到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在谈话时，我思想上非常清楚，共产党是一定要搞社会主义的。就象春天一定要生发花木，天空一定会升起太阳一样。解放以后，新中国决不会再存在垄断资本家，何况，对外贸易事关国家的经济命脉。因而，当周总理与我谈话时，摆在我面前的，实际上只有两条路可走。1949年结账时，公司有900万美元资金，2700万美元银行往来。国内资产，除厂房、办公楼、汽车等外，尚有大批猪鬃和各种畜产品，值很多钱。这样，除了公司的财产不计，我个人拥有的财富，足足有100万美元，一个地道的百万富翁。我可以到纽约去当寓公，过优裕安乐的生活，即使我今后什么生意都不做，这笔钱也足够我一辈子花费而绰绰有余。如果我暂时还不想当寓公，也可以继续留在香港，象前两年那样，做共产党的往来户，为共产党在国外推销猪鬃，与共产党平分秋色。但是，这条路我不想走。我知道我的根子在祖国。远适异国，昔人所悲。我为什么放着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却去仰外国人的鼻息？！至于当“往来户”那是权宜之计，不是根本办法。新中国亟待建设，周恩来总理这样器重我，委之以全国猪鬃经营的全权，我为什么不接受？！我想到了周总理在抗战时期开导过我的民族资本家要有远见。唐人张九龄有诗云：“一枝何足贵，怜是故园春”。应该爱怜的是祖国的春天。诚然，我手中有条柳枝，但这条柳枝比起新中国锦绣江山，满园春色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我选择了另一条路，那就是与共产党合作，为共产党所用。我的企业机构、资金是现成的，人才是现成的，外销关系是现成的，“虎牌”商标在欧美市场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在银行和同业之间信誉很好，如果我主动抛出去，人民政府一定会欢迎，会接受，会利用。因此，当我向周总理表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时，事先是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的。那年我45岁。我不是轻率作出这个抉择的。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出发，这样做，对国家、对企业、对股东、对职工，以及对我自己都有利。
不过，当时我只是同人民政府签订了协议，把四川畜产公司改为国营公司的组成部分，受国营公司领导，并接受委托在香港担任外销业务。这也就是说，四川畜产公司与国营猪鬃公司（后改为中国畜产公司）已经由过去的往来户关系，变为组织关系。我也没有立即就任国营公司的总经理，而是奉命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同时从美国进口我国所需要的物资，如重型卡车轮胎、五金机械、橡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国，猪鬃出口就直线上升，超过了旧中国出口的任何一年。它使我看到了，统一的新中国，在经济上有多么大的潜力。
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后，杜鲁门下令冻结中国大陆在美资金。当时，四川畜产公司在美资金达500多万美元，如果加上国内其他公司委托的输美物资，合资达700多万美元，比上海储蓄银行在美的资金还多，约占当时中国大陆全部在美资金总额的十分之一弱。这笔资金也被冻结了，而且被指定为“特别冻结户”，非经美国总统批准，不准解冻。所谓“特别冻结”，是因为四川畜产公司有“特殊嫌疑”。美国的猪鬃进口商和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不相信一家私营公司能从中共手中搞到这么大量的猪鬃。他们估计香港的四川畜产公司是与中共合作的。
幸而我事先向有关同志请教，未雨绸缪，以防万一。当时我的直系亲属都在香港或美国，没有一个在大陆；香港公司的股份，百分之八十归在我名下，其余股东（实际上是公司职工）也都在香港，内地的机构，已经全部转让给国营企业，由英国驻上海、重庆总领事馆作了公证（当时英国已与我国建交，并且是美国在华权益的代理国）；加上公司内一些深惜美国法律、财政、金融的高级职员共同努力，通过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反复交涉，终于使美国政府同意解冻了。
解冻那笔资金，开始许多人都认为可能性很小。有的领导同志劝我，所谓“特殊嫌疑”是讲不清楚的，“人比钱重要，不要勉强再办”。但后来毕竟解冻了，于是有人说这是“古耕虞生平奇迹”。其实，发生这个“奇迹”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急需军用猪鬃。美国商务处对敌贸易处在市场上来回调查，了解到世界上能供应如此大量军用猪鬃的只有古耕虞，其他任何鬃商都没有这个能力。而我的在美资金被冻结着，活动不了。因此，美国政府同意解冻我的在美资金，说穿了是为了他要从中共手中搞到猪鬃。
当时，猪鬃输美，为的是换回我国所需要的重要物资。这是交战双方各取所需的公平交易。同“难忘的1950年”一样，是战争凑成的，并非什么“奇迹”。
解冻以后，我把款项全部汇回国内，并把在香港的子女也送回北京来上学，让他们可以亲身体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怎样建设起来的。后来，有关部门来向我了解在美资金解冻经过，我写了一封信，报告我在港、在美的工作情况，并阐述了我与周总理交往的经过，尤其是周总理对我的关怀与信任。我以深切的感激之情，在信上说：“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1955年，我国政府逐步把猪鬃出口的重心由香港移到北京，并把我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畜产公司经理，主持业务。我成为一个新中国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不再是一个资本家了，这是党的统战工作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同周恩来对我的引导和启发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