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
大革命时期，我就听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名字，知道他1924年从欧洲回国后，就由党中央派到广州，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我才在太原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党的卓越领导人。
那是在1937年，八路军从延安开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同志率领八路军高级军政干部徐向前、萧克、彭雪枫等同志来到太原。当时，党派我在阎锡山那里做统战工作，我是以抗日工作者的名义在山西活动的。阎锡山虽然同我党有统战关系，但是，在太原召集群众大会，由共产党的领导人公开出面讲话，还不大可能。于是，党组织决定由我出面，组织山西军政训练班和民众运动训练团的约4000学员，在国民师范大礼堂开会，请周恩来同志作政治报告。这个大礼堂最多只能容纳1500人，而学员就有4000人，还有成千的群众得到消息也来了。只见人山人海，礼堂里和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那天上午，周恩来同志来了，徐向前等同志也来了。周恩来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当时，周恩来同志只有30多岁，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为了让听众能够听好这次讲话，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个扩音器放在讲台的桌子上。可是，他把扩音器推到一旁，就开始作政治报告。他的声音高昂、洪亮而清晰，不仅礼堂内的听众听得清清楚楚，院子里的听众也都能听得清楚。周恩来同志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讲了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的抗日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坚持抗战到底，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化，到头来，必然是敌弱我强，直到我们反攻，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还号召大家脱下长衫，换上短衣，走上前线，去工作，去战斗，去打击敌人。周恩来同志足足讲了3个钟头。人们被他那既有鼓动性又有说服力的讲话征服了，台下鸦雀无声，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象大海的涛声，激荡在5000多听众的心头。
为了加强党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太和岭口阎锡山的指挥部，同他进行谈判。当时雁北十三县已经失守，留在敌后的只有八路军。在谈判中，周恩来同志同阎锡山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给他分析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虽然目前是敌强我弱，可是打下去，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阎锡山显然是被说服了，谈判后，阎锡山对我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阎锡山还要求周恩来同志给他写个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周恩来同志仅用一天的时间，就把作战计划写好了，送给了阎锡山。阎锡山看了很吃惊，连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他慨叹“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当时，周恩来同志还提出了一个在沦陷区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参加，共同组成，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阎锡山看到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这一条，不大高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如果让了，山西失陷的地方，今后就没有了。关于“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问题，周恩来同志估计到阎锡山可能不同意，因此，找我们事先作了研究，如果阎锡山不同意的话，让我去说服他。我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阎锡山说：“现在把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因为那些地方是共产党、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怎能不让？如果不让，连个人情也落不到。”阎锡山想了想，也只好如此。周恩来同志在这次谈判中考虑周到，工作细致，善于分析问题，说服对方，使谈判十分成功，加强了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
周恩来同志在太原逗留的不长时间里，他的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延安学习期间，这种印象就更加深刻了。
1944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周恩来等同志参与下写成的，而且大部分是毛主席亲自写的。这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时，毛主席委托周恩来同志征求意见，我也参加了。没有想到，周恩来同志还到我的面前，详细询问我在山西组织新军的情况和经验。
他和蔼地问：“你在山西搞新军有些什么经验？”
我说：我不行。我不会打仗，谈不上搞新军的经验。我只不过把新军中阎锡山的旧军官搞出去，换上我们的人，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抗日的新军。开始搞新军的时候，旧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还听说过。我当了政委，连给各级政工人员定个什么名称，都搞不清楚。团，就叫政治部主任；连，就叫连指导员；排，就叫政治工作员；班，就叫政治战士；营呢？就叫大指导员吧！
听到这里，周恩来同志笑了，连声说：“不错，不错，比八路军还多一点呢！”并且鼓励我说：“做政治工作，就是要掌握军队，不要让军队落到阎锡山手里。”
我又向周恩来同志报告：“我们还提过一个口号，要做到三个‘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说完，我又加了一句：“不一定对。”
周恩来同志仍然鼓励我说：“抓得不错，很好！”
我觉得自己在山西搞新军，只不过做了一点工作，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可是，周恩来同志却很细致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并且给了很大的鼓励和亲切的教导。他对一个干部的关心和帮助，使我非常感动，终生难忘。
解放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同周恩来同志接触得多了，越来越感到他在工作中最善于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最善于体现毛泽东思想。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气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站得高，看得远，在关键时刻，能够提出方针性意见和具体措施，大胆而又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1949年进城后，我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在中财委做些具体工作，经常跟随陈云同志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对财经工作非常关心。每个阶段，每个关键时刻，他都给我们指示，支持我们的意见。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三年恢复时期。因为经过长期战争，刚刚解放，物价十分混乱。当时，陈云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正确地提出稳定物价的方针和政策，得到周总理的大力支持。这一方针和政策，对三年恢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3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以后，在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下，分配我主持工业、交通和运输工作。这时，我仍然是在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从这一年开始，陈云同志抓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骨干工程。当时，陈云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要把156个项目一项一项地摸清楚，一项一项地向中央汇报，我也参加了这个汇报。当时，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都曾经提出，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苏联援建的项目，必须使之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也要实事求是，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办理，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把它搁置起来，以后再说，绝不要照抄照搬。
1956年，毛主席在几个月里，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毛主席从汇报中察觉到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写了一篇《论十大关系》。当时，我是带领工交各部门负责人向毛主席汇报的。周总理很关心这次汇报。他工作非常繁忙，不能来听取汇报，但他总是抽空从电话中，或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详细询问我们汇报的情况：“你们汇报时，主席有哪些指示？”这个时期，周总理还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提出建设工业应当做到“多、快、好”。一天深夜，总理带我一起去向毛主席汇报。汇报后，毛主席说：“多、快、好，提得好”，指示我并且组织工交各部门负责人立即去各地传达。以后讨论时，李富春同志又加了一个“省”字，向主席报告，主席说：“好，赞成。”后来，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多快好省”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经济怎么才能恢复起来？当时，陈云同志主张，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要适当地退下来，要退到适合于我国财力物力的现状。总理也完全支持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指出，要把当时吸收进城搞工业的过多的农民退回农村，加强农业战线。196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总理指示我们，要做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为的是休养生息，以利再战。从此，我们进入了从1961年到1963年的三年恢复时期，我们的国民经济按照八字方针进行调整，迅速地恢复起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多少年来，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1966年8月，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刘澜涛同志，西北局请示周总理办公室，得到电话回答说：总理正起草回电，送毛主席看后即发。当晚得到总理回电：刘澜涛同志出狱一事，中央是知道的。当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同志被作为叛徒揪斗一事，电话请示周总理时，总理亲自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周总理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问题的。
“文化大革命”中，当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党的老干部时，周总理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予以保护。我在被“监护”期间，因长期受折磨，身体十分衰弱。这时，周总理指示，把我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使我得以逐渐恢复健康。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呢！可是，周总理却因积劳和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与我们永别了！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竟无法再见到他一面，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憾事，也是最大的痛苦！
周恩来同志从来都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解放后一进城，有些部门要求盖楼堂馆所，周总理坚决不赞成。他曾经对我们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他在中南海的住房总是不让修。有一次，他出国去了，有人觉得他的住处厕所不太方便，就给改修了。他回国后，对这件事提出严厉的批评。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随时随地都会得到总理的关心和帮助。周总理做事周到细致，精力充沛，常常不厌其烦地启发你、帮助你研究问题，弄清情况，解决问题。我是好说长话的，经常晚上打电话向总理汇报情况，有时长达一两个钟头，总理总是十分耐心地听，如果感到我讲得不对，他就问我：“这个问题研究过了没有？研究清楚了没有？”总理经常用这样的话提醒我，使我少犯了许多错误。
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和成长。我的爱人胡明同志在延安时，在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身边工作过。他们都很关心胡明的学习。到北京后，周总理还常对我说：“你要帮助她好好学习。”有一次，胡明从建筑工业部机械局调到第二轻工业部担任工艺美术局局长，有人提议胡明担任副部长，征求我的意见，我和胡明同志都没有同意。这件事传到周总理那里，他和邓大姐见到我谈起这件事，都说，你这样处理很好。并且特意关照说，我们进城后，更要好好学习，好好做工作，不是要升官，胡明同志还很年轻，还要多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