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是已经沉积了太长时间的文学实际和在观察当今文坛之后所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其原因之一是：我当了二十多年文学刊物的主编和出版社社长，尤其是前几年当出版社社长，天天看稿，天天看到的是什么稿子呢？无论是当代一些著名作家，还是更多的年轻作家，如果用一个数字来对此概括的话：那么我所看到的一百部作品中，至少九十五部以上都是写的“小我”的鸡毛蒜皮、鸡零狗碎、低俗、庸俗、无聊、无趣的事情，几乎很难看到那些真正站在国家的、人民的和时代层面上的那些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主流问题，如经济建设、城市化进程、执政矛盾和中国人走向世界过程中所发生的那些大情感、大矛盾、大格局下的人和事；看不到那些叫人提升、精神获得洗礼、灵魂受到冲击、知识获得升华的作品。
难道中国的作家就这个水平？就只能写这类所谓的作品？悲也。
问题更可悲的，面对这样的作品，我们文学圈内仍然沾沾自喜、扬扬得意地在不断地称赞自己的成就如何如何的繁荣，其实文学圈外根本没有几个人看我们、看这类作品，倒常有人向我提出：是不是中国现在的作家都是这种水平？我无颜回答。因为我的圈内的同行们还在为这样的作品获这奖那奖的陶醉之中。
中国的文学为什么是这样？我想来想去，问题出在一个根本的问题上，那就是中国当代的作家，缺少人格的高尚是其一。没有高尚的人格，何来作品的高尚境界与大视野？其二是中国作家缺少精神上的高贵。一个精神上不高贵的人，怎能看得到时代和历史所呈现的诗史画卷和伟大进步？其三是缺少视野高远。井底之蛙不可能见得天空到底有多大。灵魂龌龊的人怎可知光明磊落者的胸怀？这三缺，带给当代文学作品的就是低俗、小气、狭隘、自私、无聊，所以没有水准的作品、没有意思的作品、没有读者的作品充斥着我们的文坛。结果是人民长期不满意，对待当下社会问题的批判不痛不痒，给予我们读者的营养就像受了污染的白开水，不吃还好，吃了肚子一定胀疼。
中国当代作家如果不把自己在精神、灵魂和知识上修炼成高尚、高贵、高远的人，就永远不可能创作出经典作品，更不会出鲁迅、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即使再多人获这个奖那个奖，国家、人民和历史也不会买今天的文学之账！
因此我认为：如果现实社会已经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精彩与丰富性，那么当代作家需要获得拯救的就是需要下功夫把自己修炼成一个个精神和灵魂、思考和知识层面上具有高尚与高贵品格的人，否则就不可能期待产生那些令读者看后感觉解渴和振奋人心的好作品。
相比之下，当代报告文学作家在从事自己的创作和所创作出的作品质量上，要比其他文种的作家的作品要高尚和高贵得多，尤其是在贴近现实、贴近社会、贴近人民群众方面表现得更加高尚和高远，因而其作品的价值也更具时代性、人民性、当代性。对现实的批判和赞歌都比较能够站在现实社会的高度去审视与批判，其价值也要高贵得多。
哲夫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从一个小说家转行为报告文学作家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这种变化是渐进的、根本性的改变。哲夫说过：在读者的眼里，既然小说就是假的、编的、虚构的，人们往往哈哈一笑就完了。但我要的不是这个效果，考虑到只有纪实的东西才可以直接干预社会，所以从1997年在出版了《哲夫文集》后转向了报告文学写作。
我认为哲夫的这一华丽转身转得好，转得有价值，转得比别人更早的清醒、更早的觉悟，因此这些年哲夫尽管作品不是太多，但每一部都能产生重要影响。我不认为哲夫已经是个全身上下都高尚和高贵的人，但至少我认为他在写某一部作品、某一个事件时，他所倾注的情感是最集中高尚和浓缩了高贵精神的阶段，因此他的作品也就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哲夫哲夫、一哲之夫。也可以这样读解哲夫的名字：叫作一个转身，一介低俗、渺小的无聊小说家，一跃成了气昂昂、胆过人、文采飞扬的大作家。
哲夫的《执政能力》《人类生态三部曲》等作品才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和具有价值性。哲夫自己也有感觉：是不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作品，自己再往社会上一走，人们对你的尊敬和眼神就不一样了？我想是这样。这就对了，因为你已经成为一个高尚和高贵的人，人们就会尊敬和尊重你，如果你专门写些低俗的、无聊的、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作品，是不是没人理会你？是不是你还可能碰上一个少年的母亲朝你瞪眼，骂道：你啥狗屁作家，整个毒害青少年的流氓！这其实不是笑话，中国的作家基本上可能处于一个被骂的群体，因为多数作家的作品处在应当被骂的水准上，不被骂才怪！骂是好事，证明我们的国民比我们作家更有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学还有救，因为我们的老百姓和读者还算清醒，不清醒的是我们的作家们。
现在哲夫高尚和高贵了，我们期待你永远地成为精神和灵魂上的高尚与高贵者，即使你没有获得鲁迅奖、没有获得茅盾奖、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山西人民、中国人民仍然会把你当作神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