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两届盛会之间的日子，当作文学的一次春种秋收，则还可以说，一个文学的季节以其独有的辉煌，在一晃之间，深深地铭刻在新世纪的文学史记中。”
五年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那一天，作家刘醒龙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那时候，刘醒龙刚刚完成他的上一部作品《圣天门口》。而五年之后，他又有了新的收获：一部深情献给中国乡村默默无闻的民办教师的长篇小说《天行者》，获得了中国文学的最高荣誉——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在刘醒龙和《天行者》背后，是无数无数的俯首大地、以笔为犁的中国文学工作者，是无数令人激荡、令人回味的作品。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子，太阳每天都在升起，大地上发生了那么多让人心潮澎湃的事情，文学就这样生长着，以它的光芒、热度和精彩，组成了波澜壮阔的独特风貌。
“文学看似没有有形的力量，但文学的功用，是让灵魂有所依托。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世界。”五年前，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上任伊始，曾有过这样一番真挚的言说。的确，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世界。文学，应该矗立起人们精神世界的高原。
许多作家展示了自己的精神追求。莫言的《蛙》以一个乡村医生的命运折射我们民族的艰难历程，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深切思考。毕飞宇的《推拿》通过都市偏僻角落里一群盲人的世界，诚恳而珍重地照亮人心中的隐疾与善好。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对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做了精湛分析。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通过乡村平凡祖母朴素安详的一生，叙写着中国人的生活伦理准则和情感密码。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在对底层打工者的关注中，表现出生活的真实性和深刻性。还有以独特方式阐释当代中国奥运梦想的《八月狂想曲》，记录改革开放恢宏历程的《国运——南方记事》……无数无数的作品，为人们点亮了心中的明灯。
这里，我愿意以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名列榜首的《你在高原》为例，略述一部作品的“诞生历程”。
张炜，这位已经以《古船》《九月寓言》等作品而奠定自己在文学史重要地位的作家，“窝”在家乡，用激情抚摸土地，用二十多年的精力成就了这部四百五十万字的皇皇巨制。知情者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状态：有一年，在半岛地区考察时，他借住在一个旧楼里，冬天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电热器烘一烘双腿；夏天没有空调，一台老式电扇不停地旋转；吃饭更简单，将饭分成七天份额冻在冰箱里。写作过程中，张炜遇到车祸，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继续写；几乎写瞎了一只眼，还在继续写……
稿子出来，要找出版社，是作家出版社拿出了它的担当。“作品有十册，五万起印数就是五十万册。不是小数目。何况那时，谁能料到日后能拿茅盾文学奖？能预期市场效应？可是，对这样的作家与作品，我们不支持他支持谁？”当机立断“拿下”这部作品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出版社社长后来曾这样回顾。当然，“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大作家也需要帮助。”出版社组织近十位高级编辑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足以伤筋动骨的巨量改写不下五六次。“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以如此巨大的篇幅沉湎于历史、自然、人性、传说、哲学、宗教的诸般追索之中”，显示了“它深沉的思想和强大的道德勇气”，这是老编辑杨德华写下的终审评语——几个月后，这位身患癌症、连续动了十八次手术的编辑家，怀揣着《你在高原》离开了人世。
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回顾一部作品的写作、出版过程，是为了让读者对于文学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呕心沥血”有更加直观的了解。如何建明所说：“书固然很多，满世界漂泊，但一部真正的作品，是千锤百炼而成，每个字背后都凝聚着对社会的独到观察，自己的独立意识和情感。这些东西闪耀着，才是真正的作品。”
的确，真正的作品，从来不缺少读者。所以，才会有七十一位年轻的读者，用快递的方式传递给对方轮流抄写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最后把这珍贵的礼物送给了它的作者迟子建。
真正的作家，也从来都在读者心中。所以，2010年的最后一天，当史铁生不幸辞世之后，无数曾在《我与地坛》等作品中分享他深刻的人生体验、智慧与思考的读者——行业各异，代际不同，为他举行了三十多场追思会，在作品诵读、重访地坛中缅怀这位为人类精神世界做出贡献的作家。
作家们用汗水和生命垒起的精神高原，再次被证明文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笔下凝聚使命感，心头澎湃赤子情。用文学这种最真切的方式，诠释着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于是，我们的悲悯被激活，我们的良知被唤醒，我们的信念被升华，我们的心灵被崇高和理想点燃、照亮。”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颁奖晚会上致获奖文艺类图书的颁奖词，如今读来，仍令人心神激荡。
五年来，中国发生了太多的大事、难事和盛事。作为社会生活的反射镜，时代精神的感应器，文学与时代显示出了强烈的互动；满腔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情思，心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那些令人难忘的时刻，作家从未缺席。
汶川地震，山河崩裂。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文学界发出了“中国作家在行动”的呼声。李鸣生带着相机和录音机，在满目疮痍的灾难现场观察、倾听，一部《震中在人心》真实讲述了大地震如何粉碎、历练、重铸人心的故事，有悲悯，更有反思。何建明三赴灾区，在地震后的第七天、第四十九天、第一百天的忌日，他都在那里，多次遇险，终于以一部《生命第一》，写下一曲向死而生的生命礼赞。诗歌热潮席卷而来，《诗刊》一周内推出两期《诗传单》，《星星》诗刊临时撤稿改成特别专辑，报纸副刊文学杂志、网络、手机……都涌现了成千上万的诗歌，记录那令人歌哭的悲怆与坚强，那四面八方的无私救援和由此焕发出的民族精神。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日子里，八十余位作家分赴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探寻激情澎湃的红色岁月。“对历史的回顾与发现，任何方法都比不上实地考察。”作家龙一如此感慨。每一片土地都有让人落泪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让人震撼的细节，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有无数普通而伟大的人民……无数次，作家们驻足凝思，含泪记录，重新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并发表了大批新作，有近四十部作品得到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青年作家王松四个月走遍了赣南地区的每一个县，在名为《红》的长篇小说中以“菊瓣式结构”写了十二个相互关联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历史原型，作家以此向历史、向人民致敬。
俯身大地，才能生长出真正的文学。无论是成名已久的大作家，还是锋芒初露的年轻人，都已经将“大地上的行走”看作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贾平凹坚持每年走访西部几十个村庄，不打招呼，不让接待，写出了长篇纪实散文《定西笔记》。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都是对当下现实的深刻记录与思考。“其核心内容是让更多作家走向民间，走向这个时代丰富多彩的内部。”《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如此看待“非虚构”文体的兴起，其实，这样的判断对整个文学来说，也很贴切。
“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这句话跨越时空，是如此的意味深长。2009年，在老作家柯岩从事创作六十周年的座谈会上，这位八十岁的写作者的自我解析是那样令人动容：“我是谁？我是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一个普通写作者。我是谁？我是我们祖国无边无际海洋里的一粒小小的水滴，我只有和我十三亿兄弟姐妹一起汹涌澎湃，才会深远浩瀚。”“只要想到劳动人民不但为我们提供衣食住行、给我们温暖和光明，还在用他们崇高的精神叩击我们的心灵之门，我就会立即严肃起来，绝不敢胡编乱造、轻薄为文。”
“我是谁？”更多的作家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李迪，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作家，在看守所里“蹲点”两年，为的是在这特殊的地方感受人性的光辉。杜文娟，一个年轻的柔弱女子，离开草长莺飞的故乡，却跑到“世界屋脊上的屋脊”阿里，只是为了想融入那里，写出一个“孔繁森之后”的阿里。
而在这一切一切之后，我们不能忽略，中国作家协会为作家默默提供服务与支持的辛劳努力与不懈探索。作协的定点深入生活制度，两年来帮助四十三位作家来到农村、山区、牧区、民族自治区域、工矿企业等地，深度介入当地生活；在中国作协的组织与联系下，东北老工业基地、西气东输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中，都能看到作家跋涉的身影；中国作协的重点作品扶持工程成果丰硕，从2007年至今，已扶持重点作品四百四十二部，也有效地鼓励了作家对现实的关注。
不同的时代，文学会有它的坚守，也有它的变化。
网络文学的勃发，可谓近年间文学园地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仿佛是突然间，网络文学、“80后”、类型化、连载与点击……这些名词都仿佛颠覆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学的理解。
事实上，不是颠覆，而是丰富。
2009年6月25日，中国作协公布当年作协新会员名单，金庸等七名港澳作家，当年明月、千里烟等网络写手，都在名单之内。——也正是这同一天，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揭榜，二十余家传统文学期刊编辑与网络读者共同对十年网络文学进行了梳理，中国作协深度介入了此项活动。
不管是有意的安排还是无意的巧合，这一天，都可看作中国文学的新变化而在文学史上记上一笔。事实上，这也确实曾一度成为当时的热点新闻。——几年之后，当越来越多的港澳作家、网络作者成为作协会员，当鲁迅文学奖把网络文学纳入评奖范围并有作品入围之后，“文学”的含义在日益丰满，中国作家协会的努力与包容性也被人们更加认可。
“传统文学、市场文学、网络文学三分天下，老中青六代同堂”，这是有学者对当今文学格局的基本判断。如何认识与把握这样的文坛格局，如何团结并为老中青六代作家服务，如何促进各种文学形态的理解与融合，这成为近年间摆在中国作家协会面前的一个迫切而又棘手的任务。
我们来看看这一系列备忘录吧：
2008年3月，鲁院第八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开班，这是历届高研班平均年龄最低的一届，五十二名学员平均年龄三十三岁，还包括十四名“80后”。
2009年7月，鲁院举办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同月，《人民文学》推出“80后”作家专号。
2010年1月，鲁院第二届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开班。
2010年7月，鲁院网络文学编辑培训班开班。
“每次鲁院的开班仪式，凡是在京的中国作协党组成员都会去参加。也许看起来，我们去参加开幕式、闭幕式，或者讲课，似乎是很表面的工作，但是，也许就是这样的一次面对面，会让那些青年作家感到温暖的力量和希望。我们年轻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作家跟我们说句话，一生都不会忘。作家是靠感情来生活，靠感情来写作，我们的工作同样需要感情。”这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的肺腑之言。
民族文学之花，也开得越发灿烂。最为明显的例证是：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有了中国作协会员，各国家级文学奖项均有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在他的小说《放生羊》中注入了藏族文化的浓厚积淀；蒙古族“80后”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先后两次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湖南，被评论界称为“文学湘军五少将”的青年作家有三名是少数民族……
作为多民族文学创作的阵地，《民族文学》杂志见证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过程。2009年，《民族文学》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版创刊，填补了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字文学刊物的空白，进入草原牧场、雪原边疆、寺庙学校，反响热烈。近年来，《民族文学》以专号专辑方式，推出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青年作家专辑，更展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实力。
一提起文学，人们总是忍不住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轰动效应，并不免发出文学“边缘化”的慨叹。但是，文学回到它应有的位置，正在为整个社会文化艺术生态发挥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
《唐山大地震》《暗算》《潜伏》《闯关东》《奠基者》《命运》《手机》……这一系列受观众喜爱的影视，背后都有文学的源头。文学，为影视提供了丰富而充沛的创作资源。影视与文学，显现出了和谐互动的态势：影视因为增添了文学的精神、内核和方法，而获得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在当今社会文化艺术的总体生态环境里，文学也因有了影视的优势表达和强势传播而流布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
而就在今年，随着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文学，又一次成为全民的关注焦点。入围的一百七十八部作品，层层淘汰，先后推选出八十强、四十二强、三十强、二十强；评委会规模从过去的二十人扩充到六十一人，实名评奖，接受公证机构和社会监督……从中，人们看到了文学评奖的公正与透明，也看到了，优秀的文学从来也不曾远离读者，依然在人们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在老舍先生的小说里，曾这样描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耳朵眼里塞着砒霜，袖管里揣着蛇，嘴里呼的气是绿色的……
俱往矣，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如何让世界更加了解日益开放、正在崛起的中国，认识当代中国人的风貌？通过文学凝视彼此，沟通心灵，成为最直接的选择。“文学的目的不是发明桥，但好的文学有资格成为桥，它所抵达的将是人的心灵深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情感的相通。”铁凝曾如此表述。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文学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中国作家也越来越多地承担了文化使者的责任，与国外同行与读者面对面地交流。中法文学论坛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讲起了河北地方戏《借髢髻》，一出小戏中两个女人的琐碎絮叨中蕴含的日常生活的精彩和鲜活，引起人们温暖的笑容。中美文学论坛上，辽宁女作家孙惠芬从丢失一只鸭子这样的日常小事讲起，展示了中国当下的村庄、家族中父辈和年轻人的生机盎然的冲突，有美，有矛盾，但充满明亮而坚定的希望。爱荷华的国际作家写作营计划为人称道，而这次，是中国这边邀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作家一起做了一次“文学旅行”，大家去同一个地方，对同一个情境做文学片段练习，当场翻译、朗读、讨论。在被誉为“世界出版人的奥运会”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一百五十多位中国作家组成的代表团盛大亮相，举行了包括演讲、对话、论坛、朗诵会等数十场关于中国文学、文化、历史的活动，更是赢得多方瞩目。在两个月前刚刚落幕的第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作家馆”成为年度文学成就与作家和社会交流、亮相的一个平台，中国作家携作品以整体形象出现，展示了风采和魅力。
“我们的作家群体用文学的生动和幽默，用中国作家身上焕发的自信、自如、谦和而又尊严的光彩，征服很多读者和观众。我们应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判断民族变化，怎样在自己的创造中积攒和建设理性而积极的文化自信？”这是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思考，也让许多中国作家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