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部队的战友希望我写点在这个部队的往事回忆作为这支英雄部队史的一个序言，实不敢当。但我有义务做这样一件事：为我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部队写一点回忆。
我到这支部队是因为当时我们遇到了大裁军，原来我已经调到基建工程兵总部工作了近两年，突然有一天上面传来信息，说整个军队要裁一百万兵员，工程兵、铁道兵等在其中。我们是基建工程兵，肯定更在其中。当时我在兵种宣传部，下面的部队还并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总部已经知道了即将发生的命运，所以在一些领导的授意下，我们宣传部的几个笔杆子天天给中央写信，结果使邓小平同志要裁掉这支队伍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后来的情况大家都清楚：我们基建工程兵全部被裁掉。但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特殊部队改变了命运：如基建工程的黄金部队、水电部队等就没有撤，后来他们都转为武警去了，一直到现在仍然留在军队的序列之中。我的老部队——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部队（东北、西北和西南三个师、十二个团）就有两个团分别留在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为他们的给水团。我在兵种接到大裁军命令之时，被遣归到老部队——湖南的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部队912团。因为热爱军队，当兵没当过瘾，所以坚持想留在部队，于是通过我朋友、老战友们的帮忙——他们是我在水文部队搞新闻报道时结识的唐辉、谭绍华、白绍华，还有当时郝团长等人，便调到了驻呼和浩特赛马场那里的原水文地质部队901团，那时已经改称为“北京军区给水团”了。我记得最开始是王政委，后来是夏政委——夏政委原来是水文九十一支队的宣传科长，对我很好。郝团长更是对我关爱有加，加之政治处主任和宣传科领导都是原九十一支队的领导，他们都熟悉和了解我，因此对我非常关照，这是我调到901团的最主要原因。
我到这支部队的时间非常短，前后也就一年时间。但这一段历史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并非我有什么光辉业绩，恰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人生低潮的时候。由于大裁军，我们失去了往日所有追求，一时间有些转不过弯来。在水文地质部队时，我们三个支队相互比着工作，比着新闻报道，一起为自己的部队争光。我记得水文部队的新闻报道在全兵种中是非常优秀的，这中间有九十一支队的两位“绍华”，九十二支队有张健民先生，九十三支队就是我和褚勇军、王炳堂等，三支队伍的新闻非常厉害，我们相互之间也比着。我是1980年参加全兵种时评为全兵种先进报道工作者，据说年上稿数在全兵种第一名。正是这个原因，我才有了可能从九十三支队调到九十一支队、调到901团即后来的给水团。
如今已经三十年过去了，然而每每想起那段岁月，依然记忆犹新：
我记得离开北京往呼和浩特走的时候，在北京火车站上的那一幕，我难忍泪水……因为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呼和浩特和内蒙古是个怎样的地方。我是南方人，没有到过北京之北的任何地方，又突然从首都到了边远的一个地方，内心充满了失落感和孤独感。但想不到的是在那趟火车上结识了一位可亲可爱的呼和浩特老妈，她一路上给了我温暖，并且后来还邀请我到她家去做客。到部队后，谭绍华、白绍华等老战友和夏科长（后来的夏政委），以及郝团长等给了我无比温暖的关心与照顾，令我孤独的心得到了安慰。我记得当时宣传科还有一位薛干事，比我小，他和白绍华同志一起在我到团里的第一个星期就在炕上给我讲了部队在沙漠里找水的故事，我听了特别激动，当即就写了篇《大漠觅泉人》，此文后来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新观察》，不久被刊出。后此文又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征文活动，竟然得了一等奖。纪念品是一床毛毯。这事我印象深刻。
901团是支英雄的部队，尤其是在郝团长的带领下，为当地缺水的人民做了大量好事。后李国安同志当团长后，继续发扬传统，给水团成了全军先进单位，李国安也成了英雄。
而在我的印象中，我的领导和战友们多数是非常善良与和蔼可亲的，尤其对我这样一个当时还属于小文人的外部队加入进来的新同志给予了多方的帮助关照。正是这份战友情谊，常让我想起901团度过的那段往事。我不能说之后三十年来的个人成长与进步时不时受到这岁月的影响，但我认为至少有许多关系，因为假如没有这次调动，我就不会后来又回到部队——后来我调到了武警部队，一直到1988年才转业。
现在我经常出去讲课，每次都会讲到我的部队生活，也会想起在呼和浩特的那一年特殊的水文团生活。除了记忆我到呼市后受到诸多战友和领导的关照外，我还记得呼和浩特冬天的风特别刺骨，雪下得特别大，夏天赛马场上的活动特别的热闹，呼市大街上那柳树枝特别的整齐——骑自行车把垂下的柳枝切得齐刷刷的，十分之美；我还记得当时内蒙古军区的领导蔡司令很好，对郝团长等格外看重，对我们团特别不见外。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借机会我想汇报一下我离开901团后的情况：先是到武警学院，后来1988年转业到地质矿产部，当报社记者编辑；后来当一本杂志的主编。1996年初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中国作家》杂志的总编室主任、副主编，一直到接替陈荒煤任这本“国刊”的第三任主编。2008年出任作家出版社社长，2009年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次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副部长级），兼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
从新闻转行为文学，一直走到今天。创作出版了五十多本书，电影电视八部，有三部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如2010年的开年大戏《奠基者》、2009年的《国家行动》等。作品还有五部被选入中学和大学的课本，被翻译成英、日、韩、土等语言。
我想在此向我的老首长、老战友们说一声：我没有忘记你们！我感谢你们！我想念你们！这份情是永远的、永远的……
亲人不哭，而我热泪盈眶……
春节，我在北京，没有回老家苏州，想集中还我欠下的诸多“文债”，可是有一天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你姐和妹妹家的厂房塌了许多，不得了……”母亲后来有些抽泣地放下了电话。我顿然一阵揪心，似乎眼前一下呈现出亲人在突如其来的冰雪袭击中面对轰然倒塌的房屋和巨大的损失慌乱而无奈的身影与眼泪……
但我暂时还不能回去安慰和帮助我的亲人，国家有更多、更严重的灾区——中国作家协会正在组织全国的作家们深入一线采访，而我和我的单位正要完成组织交付的一项特殊任务：尽快与一线采访的作家取得联系或者组织作家到需要去的地方进行突击采访。当我带着任务、带着牵挂顺道回到受灾地区之一的江苏老家时，这里的阳光与和风正在吹起，但走出上海虹桥机场的一路上，我依然看到了道路两边的堆雪……
亲人们告诉我：这是五十年没有见过的大雪！
在我生命中所有的记忆正好也是五十年，我想了又想：确实没有见过能压塌房子的大雪。可是今年的春节前，大雪下了大半个江南，连我在“天堂”苏州的故乡也遇到了少有的大雪。亲人们告诉我，大雪下得突然，下得让人措手不及，下得能转眼间把高速公路封冻了，下得把机场跑道变成了“滑冰场”，下得河湖变成了冰上世界……办厂的姐姐和妹妹家的厂房，就是在这顷刻间下的大雪中倒下了——“那地震似的塌下吓死人了。”母亲用最朴实的话形容惊心动魄的那一刻。“好在当时厂里没有人……”余悸未消的母亲嘟囔了一句。
我以为，辛辛苦苦创办起的私营企业被大雪无情摧毁一下损失了几百万元的姐姐和妹妹见我后的第一反应是痛哭流涕、悲切恸天。可是，她们竟然没有哭，而是非常动情地向我滔滔不绝地讲述灾后的那些事——
厂房倒塌的第一时间里，市里的领导带着机关干部和消防队员是如何连夜帮助抢救厂房内残余的机器设备；
第二天保险公司的职员如何主动热情地赶来帮助她们申报损失理赔；
第三天政府慰问团如何为留在厂里的外地民工送来过节的棉被与娱乐节目……
姐姐和妹妹还在不停地讲着我故乡的干部和政府为她们做的一件件事，一直倾听着这些似乎“不太可能”的故事的我，眼睛开始潮湿……
后来，我走出亲人的家，走到更大范围的亲人中去——他们都是我故乡的亲人，于是他们给我讲的故事更多、更生动——
在上海通往南通的沿江高速公路上，突然的封路，让一辆半道上坏了车的苏北司机在封冻的高速路上不知所措，后来他只好守在车里准备与车一起“同归于尽”。沿江公路旁住的村民老俞吃喜酒回家时无意间看到了这辆冰冻在路上孤独的车子和司机，便立即赶回家里，抱来被子，提来热水壶，当然还有热腾腾的年糕。老俞走了五六里路，照顾了两天这位苏北老乡，没有收一分钱，没有收一个“谢”字。他只说：“咱这社会，谁遇了难，都会有人去帮的。”
老俞说得不错。在大雪纷飞、冰冻天地的时候，著名的阳澄湖上无数渔民养殖着数万斤的虾种、蟹苗和幼鱼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政府组织湖上抢救突击队连续奋战十几个小时，帮助渔民保护住了他们在水中的发家致富之源，干部们却没有吃百姓一口饭、一支烟。苏州市委的一位领导这样对我说：“共产党要让百姓说声好，就是在这关键时刻多想着为他们做点好事。”
长途汽车站上，我看到挂着一个牌子的地方簇拥着不少人。走近一看，原来这里正在提供免费热水和稀饭。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天下很少看到专门赚别人钱的会摆出一块“免费”招牌来无偿提供吃的东西给那些过路的人，不要以为一个个体户经营的长途汽车站内能够连续十几天免费提供热水和稀饭是件不值得一提的事，可我看到那些远道来的安徽姑娘、风尘仆仆的苏北小伙，捧着茶杯、端着粥碗，喝得有滋有味的情景时，我心头渐渐热了，眼眶也渐渐热了……
我的家乡在这场大雪中也成了灾区，虽然它比起贵州、湖南等省区损失要少得多，而今恢复得也很快，但我仍然被灾后所看到的一点一滴所感动，我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