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亚森·罗平大觉意外的是：没有关他的禁闭。几个钟头以后，博莱利先生亲自来告诉亚森·罗平，他认为这种惩罚无济于事。
“不仅是无济于事，而且危险，典狱长先生。”亚森·罗平回答道，“危险，笨拙，会引出乱子。”
“在什么问题引出乱子？”博莱利听了这位囚犯的话，越来越觉得不安。
“在这方面，典狱长先生。您刚从警察总署来。在那儿，您向有权得知此事的人讲述了在押犯亚森·罗平的反抗，并出示了发给斯特里帕尼的探监许可证。您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斯特里帕尼给您出示许可证时，您出于谨慎，给警察总署打了个电话，表示您觉得惊讶。可是警察总署的人回答，这许可证是完全有效的。”
“哦！您知道……”
“我知道得更多，因为在警察总署回答您的是我的一个手下。在您的要求下，立即查到了经办人，而经办人立即发现许可证是伪造的……那里正在追查伪造人……不过请放心，是查不出来的……”
博莱利先生微微一笑，表示持有不同看法。
“于是，”亚森·罗平继续说，“你们就审问我的朋友斯特里帕尼，他立即痛痛快快供出了真名斯坦韦格！这可能吗？如果是的，那么在押犯亚森·罗平就是把外人引入了卫生检疫所监狱，并与之作了一小时长谈。这会是多大的丑闻！最好把它捂住，对吗？于是你们放了斯坦韦格先生，并派博莱利先生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来见在押犯亚森·罗平，购买他的沉默。是这样吗，典狱长先生？”
“一点不错！”博莱利先生说，他打定主意，要用开玩笑来掩饰窘迫。
“别人也许会认为，您有千里眼。那么，您接受我们的条件？”
亚森·罗平哈哈大笑。
“这就是说，我接受了您的请求！是的，典狱长先生，请叫警察总署那些先生放心。我不会说的。不管怎么说，我已占了相当大的便宜，使得你们同意给我好处以换取我的沉默。我决不会与新闻界联系的……至少这件事不会。”
这句话给自己留了余地，别的事还是可以与新闻界联系的。的确，亚森·罗平的全部活动，都将趋向这双重目的：与他的朋友们联系，并通过他们，进行一场新闻战争。这是他的拿手好戏。
再说，从他被捕那一刻起，他就对杜德维尔两兄弟作了必要的指示。他估计准备工作行将就绪。
每天，他都有意强迫自己去粘贴信封。每天早上，人家都给他送来一盒盒编了号的材料，晚上，再收走折好并粘贴好的信封。
在那些选择这项活儿的在押犯之间，每天照例要分发编了号的盒子。因此，亚森·罗平每天分到的盒子，不可避免地是同样几个号码。
干久了，有了经验，每天的数量就算得准了。剩下的事，就是收买一个负责供应材料带走成品的职员。
这事容易办。
亚森·罗平确信会成功，所以不急不忙地等着他和朋友们约定的信号。
这将在盒子的第一页纸上出现。
再说，时间过得飞快，每天将近中午，亚森·罗平都要接待福尔默里，接受严格的审问。他的律师甘贝尔在场，一声不吭地听着。
这是他快乐的时刻。他已经让福尔默里先生相信，阿尔唐汉姆男爵不是他杀的。但他又编出一些完全不着边际的暴行，使得福尔默里先生立即命令调查，然而调查结果却十分惊人，激起一片鄙夷之声，公众从这种嘲弄大师的手法里认出了亚森·罗平的风格。
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只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小游戏。难道都不能寻寻开心了？
不过忙正事的时候就要到了。第五天，亚森·罗平在分配的盒子里看到了约好的信号，在第二张纸上，横着一只指甲印。
“终于来了。”他说。
他从一个角落摸出一个小瓶，揭开瓶塞，往食指尖上倒了一点药水，去除盒里的第三张纸。
过了一会儿，纸上显出笔迹，然后显出一个个字母，最后，字母连成一个个词，一句句话。
他读道：
一切顺利，斯坦韦格没事，在外省避避风头，热纳维耶芙·埃尔纳蒙身体健康，常去布里斯托尔旅馆探望患病的克塞尔巴赫太太，每次都在那里碰到皮埃尔·勒迪克。请用同样方法回复。毫无危险。
亚森·罗平就这样建立了与外部的联系，他的努力再次获得了成功。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执行计划，就是充分利用斯坦韦格老头透露的秘密，就是通过他头脑中正在酝酿的天才的妙计来获得自由。
三天后，《大报》上登出了这样几行文字：
据知情人士判断，俾斯麦的回忆录只是这位宰相参与过的一些历史事件的正式记录。在这些回忆录之外，有一些书信，倒是记载了一些隐情，意义极为重大。
这些书信已被发现。据可靠来源，它们将被连续公布于众。
大家记得，这谜一般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全世界激起强烈反响，各家报刊都撰文评论，各种推断假设也纷纷出笼。德国的报刊传媒尤其不遗余力，进行攻击。这段文字得自何人授意？文中提到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书信？给宰相写信的人，或者收到宰相书信的人究竟是谁？这是否在俾斯麦死后对他实行的报复？或者只是某个通信人的冒失举动？
第二篇文章引导舆论集中在几个问题上，但是方式奇特。更加激起公众的好奇。
文章是这样写的：
《大报》社长先生：
贵报上星期二发表的一则花边新闻，系根据本人在卫生检疫所监狱一次国际政治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章主要部分是真实无误的，不过有个细节需要更正。那些书信确实存在，而且无人能够否认其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因为十年来，它们一直是有关政府寻找的对象。可是无人知道它们藏在何处，也无人知道其一星半点内容……
我在满足公众合情合理的好奇心之前，不得不让他们长久期待。我深信，这种状况，他们是会谅解的。且不说我还没有完全掌握了发现真相必不可少的资料，就是我目前的处境也不允许我随心所欲调度时间作此项调查。
眼下我能告诉大家的，就是这批书信。俾斯麦临终前交给了一个最可靠的朋友保管。
而这位朋友为了自己的忠诚，经受了种种磨难，盯梢，搜查，什么滋味都尝到了。
我已经命令我的两名最优秀的秘密警察去查清这条线索。我相信不出两天，我就可以查出这桩激动人心的秘密。
亚森·罗平
于卫生检疫所监狱——豪华大旅馆二部十四监
这样一来，就是亚森·罗平在引导事态发展了！是他在监牢里导演他在第一篇文章里预告的喜剧或者悲剧。多么离奇的情节！公众都被逗乐了。有他这样一个艺术家，戏里保准少不了出乎意料耐人寻味的东西。
三天后，《大报》又登出一篇文章：
上篇文章提到的那位忠实朋友，我已得知其大名。他就是大公赫尔曼三世，德—篷—韦尔登兹大公国的摄政王（尽管已被剥夺统治权），俾斯麦的密友。
瓦×××伯爵曾带十二个人，在赫尔曼三世家搜索一通，却一无所获。不过，这并不表明大公没有掌握这些文件。
他把它们藏在何处？目前也许无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我要求给我二十四小时来解答它。
亚森·罗平
果然，二十四小时以后，约定的文章发表了：
那批著名的书信藏在韦尔登兹封建古堡。那是德—篷大公国的京都。部分毁于十九世纪。
那些书信到底藏在什么确切地点？究竟写的是什么内容？这是我目前致力于解答的两个问题。我将于四天后提交答案。
亚森·罗平
到了预告的日子，公众争相抢购《大报》，可是打开一看，不觉大失所望。原先答应公布的答案并没有刊出。第二天也没有消息，第三天亦复如此。
发生了什么事情？
警察总署有人走漏了消息，大家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是典狱长得到报告，说亚森·罗平通过粘贴的一盒盒信封与同伙联系。尽管什么也没搜出来，但为了以防万一，狱方还是停止让这令人无法忍受的在押犯干活。
对此，这令人无法忍受的在押犯回答：
“既然我无事可干，就只好关心我的案子了。请通知我的辩护律师，律师公会会长甘贝尔先生。”
这倒是真的，迄今为止，亚森·罗平一直不肯与甘贝尔先生交谈，现在，他同意见了，并且要准备为自己辩护了。
第二天，甘贝尔先生高高兴兴地要求亚森·罗平去律师会见室。
这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戴着一副深度眼镜，镜片把眼睛放得大大的。他把帽子放在桌上，打开公文包，马上把精心准备的一连串问题提了出来。
亚森·罗平极为友善地回答，甚至把许多鸡毛蒜皮的细节也说了出来。
甘贝尔先生立即把它们记在一些用别针别在一起的卡片上。
“那么，”律师低头瞧着纸片，说，“您说，在那时候……”
“我说，在那时候……”亚森·罗平回答。
他自然地、不让对方觉察地把手肘支在桌上，然后慢慢地放下胳臂，把手伸进甘贝尔先生的帽子下面，用手指勾进皮层夹里，捏住一张长条纸。通常帽子大了时，人们便在夹层塞点纸。
他展开纸，这是杜德维尔兄弟用暗号传递的信息。
我进了甘贝尔先生家当佣人。您可以放心大胆用同样方法回复。
是那杀人凶手L.M.告发了用信封传递信息的办法。好在您已预见在先！
下面便详细报告了亚森·罗平披露那秘密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所引出的议论。
亚森·罗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同样的纸条，上面写着他的指示，悄悄地塞回帽子里面。
这样，亚森·罗平又恢复了与《大报》的联系。
我答应的事情没有做到，谨向公众致歉。卫生检疫所监狱——豪华大旅馆的邮政服务实在糟糕。
此外，我们也接近结局了。我掌握了所有无可争议地证实了事情真相的文件，等到合适的时机我会将它们公布。不过先让公众知道一点，在那批信函中，也有那么一个人写给宰相的信。他当时自称为宰相的学生和仰慕者，可是几年之后，就把这位碍事的监护人一脚踢开，自己独揽大权了。
我的话，大家听明白了么？
第二天，报上又登出这段文字：
那些信，都是在前任皇帝患病期间写的，这么一说，公众是否明白了它们的重要性呢？
这以后，有四天没有消息。然后，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其激起的反响，大家一定记忆犹新：我的调查结束了。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经过反复思考，我猜出了收藏文件的秘密地方。
我的朋友将赴韦尔登兹，会冲破一切阻碍，通过我指示的通道，进入城堡。
那些书信的照片将交由报纸发表。我已经知道谁持有这些照片，但我希望它们是全文翻拍影印的。
发表照片是肯定的，不可阻拦的事情。时间定在两星期后，八月二十二日，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在此期间，我不再发表文章……等着那日子到来。
与《大报》的联系确实中断了。但亚森·罗平仍然通过“帽子”那条渠道，与朋友们保持联系。这办法是如此简单，又毫无危险。谁又可能觉察到，甘贝尔先生的帽子竟成了亚森·罗平的邮箱？
那著名律师每隔两三天，就要来见一次亚森·罗平。每次来都要把巴黎的邮件，外省的邮件，德国的邮件给他的顾主带来。当然，这些信件都经过杜德维尔压缩，改写成简短的公式，数字化的语言。
一个钟头之后，甘贝尔先生又郑重地把亚森·罗平的命令带出来。
有一天，典狱长接到一封话传电报，提醒他根据种种迹象，甘贝尔先生可能不自觉地充当了亚森·罗平的邮差，因此有必要监视这位老先生的来访。
电报署名为L.M.。
典狱长把这件事告诉了甘贝尔先生。大律师遂决定带秘书同来。
这样，尽管亚森·罗平作出种种努力，尽管他的创造力想象力极为丰富，尽管每次受挫之后，他又重创奇迹，但这一次，他的妙计还是被强大对手那可恶的天才所识破。他与外界的联系再次被割断。
而这时正处在关键时刻，处在千钧一发之际。因此，他在牢房里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以冲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狱方与敌人联手的力量。
八月十三日，他坐在两位律师对面，被包着甘贝尔先生一些文件的一张报纸吸引了注意力。那报上有一个大字标题：《八一三》。
副标题是：一起新谋杀，德国的不安。Apoon秘密是否会被发现？
亚森·罗平因为紧张，一脸变得煞白。他在标题下面读到这几行文字：
最新收到的两则引起轰动的电讯。
有人在奥格斯堡附近发现一具尸体。死者死于刀伤，是个老人，身份已经查明，名叫斯坦韦格。与克塞尔巴赫先生一案有关联。
另一方面，有人发来电报，称英国著名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被紧急召往科隆，在那儿与德国皇帝会合，一同前往韦尔登兹城堡。
歇洛克·福尔摩斯将保证查出Apoon秘密。
他若成功，亚森·罗平一个月来所进行的莫名其妙的战斗将以失败告终。
也许从未有什么事件像福尔摩斯和亚森·罗平这场公开宣布的决斗这样激动公众的好奇心。这场决斗可以说是看不见的，不具名的，但它激起的巨大反响，以及两个不共戴天的对手争夺的赌注，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这一次涉及的不是什么个人的小利益，无足轻重的入室行窃案件，可怜兮兮的私人感情，而是一桩真正的世界大事，西方三个大国都被卷了进来，全球的和平有可能遭到破坏。
我们不要忘记，在那个时代，已经爆发了摩洛哥危机。只要爆出一点火星，就可能燃起大火。
因此公众惶惶不安地期待着，却又不清楚究竟在期待什么。因为，即使英国侦探决斗获胜，找到了那些书信，谁又知道呢？有什么事实证明他获胜了呢？
其实，公众只把希望寄托在亚森·罗平身上，寄托在他众所周知的请公众当行动见证人的习惯上。他将干什么事情？他会怎样避开威胁着他的可怕危险？他是否意识到这种危险？
十四监的在押犯在牢房里也给自己提出了几乎完全一样的问题。不过，促使他提问的，不是空泛的好奇心，而是实实在在的担扰，是时时刻刻的焦灼。
他觉得自己极为孤独，空有一双手，一个头脑，一种意志，就是干不了事，想不了事，无可奈何。他能干、聪明，英勇无畏，可这些有什么用？他无法参加斗争。他的角色演完了。他把一架大机器的零件都拼装好了。把所有的发条都拧紧了。它理应生产出，制造出他的自由，可他却无法动作，来完善和看护他的作品。机器将在确定的日子发动。在此之前，可能会发生一千件不利的事故，冒出一千座障碍，可他却无法防止这些事故，铲平这些障碍。
亚森·罗平此时经历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他自问自己的生命是否要埋葬在可怖的监牢之中。
他的计算难道没有出错？他认为到了确定的日子就会获得自由，这岂不是太幼稚了？
“真是疯了！”他叫起来，“我的推理竟然是错的……怎么想得到，竟有这种状况的竞争？一件小事就可以把一切毁掉……一粒沙子……”
斯坦韦格死了，老头子本应交给他的文件不翼而飞了，这些他都不感到烦恼。严格他说，他可以不要那些文件，光靠斯坦韦格说的那几句话，他就可以凭自己的天才和洞察力，猜想出德国皇帝那些书信的内容，并制订出必将获胜的作战方案。只是他想到歇洛克·福尔摩斯在那儿，在战场中心，寻找并将找到那些书信，从而摧毁他亚森·罗平耐心建造起来的大厦，就感到烦心。
他又想到了“另一个”那个埋伏在监狱周围，甚至潜藏在监狱里面的残忍对手。他最隐秘的计划，甚至还没在头脑中成形，就被那家伙窥破了。
八月十七日……八月十八日……八月十九日……还有两天……不如说两个世纪！啊！漫漫无期的时刻！平常，他是那样冷静，那样有自制力，那样善于给自己寻开心，可是，现在他变得焦躁不安，一会儿感情奔放，一会儿意气消沉，处处疑神疑鬼，闷闷不乐，根本没有力量与敌人拼搏。
八月二十日……
他想行动，可是无能为力。不管他干什么，都无法让结束的时刻提前。
结局也许会出现，也许不会出现，但直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刻最后一分钟流逝之前，亚森·罗平都说不准情况会如何。不过他将知道他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不可避免的失败。”他不断地重复道，“成功取决于过于微妙的形势。只可能通过过于适当的办法获得……无疑我对自己手段的能力和范围估计过高……然而……”
他又生出一线希望。他掂量着自己的机运。他突然觉得机运变得实在而美好。事情将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发生，而且是出于他所预计的原因。这是不可避免的……
是啊，不可避免，如果福尔摩斯没找到那收藏信件的地方……
他又想到福尔摩斯，便再次觉得心灰意冷。
最后一天……
他一夜恶梦不断，睡到很晚才醒。
这天他没见一个人，预审法官、律师都没见。
下午慢慢吞吞，死气沉沉地捱过了，黄昏来了，牢房里黑魆魆的黄昏……
他发起烧来。心脏像受惊的小鹿在胸腔里狂跳。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去而不返……
到九点钟，什么也没发生。十点钟，仍然毫无动静。
亚森·罗平的神经像弓弦一样绷得紧紧的。他集中心思，倾听监狱里那难以辨察的声响，努力想透过这无法逾越的高墙，抓住那可能是从外界生活中传来的音响。
啊！他多想拖住时间的脚步，让命运多几分闲暇！
可有什么用？一切不都结束了吗？
“啊！”他叫道，“我都疯了，让这一切结束吧！……这样更好些。我将另打锣鼓重新开场……我将试着干别的事……可我再也干不成了，我再也干不成了。”
他双手捧头，使劲压着，集中心思考虑一件事，似乎他想创造出那了不起的、惊人的、但别人无法容忍的事件。他早已把自己的独立和财富与这个事件联系在一起了。
“必须办成这件事。”他喃喃自语道，“必须办成，并不是因为我想办成，而是因为这样才合乎逻辑。这将……这将……”
他捶着自己的头颅，一些胡言乱语涌到了嘴边……
门锁咔哒一响。他在狂怒之中，没有听到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因此只觉得牢门突然开了，一道光亮照了进来。
走进来三个人。
亚森·罗平毫不觉得意外。
前所未闻的奇迹实现了。他立即觉得这是自然的正常的事情，完全符合现实，符合正义。
他只觉得一股自豪之感油然而生。此时此刻，他清清楚楚地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我开亮电灯，好吗？”三个人中的一个问。亚森·罗平听出是典狱长的声音。
“不必了。”三个人中个子最高大的答道，带有点外国口音，“有这只电筒够了。”
“我应该走吗？”
“先生，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还是同一个人说。
“遵照警察总监的指示，我得完全服从您的意愿。”
“既然如此，先生，您最好出去。”
博莱利先生走了出去，把门虚掩上，站在外面听得见声音的地方。
留下的两个来访者，一个开了口的与另一个未曾开口的交谈了一会儿。
亚森·罗平努力在黑暗中辨认他们的面貌，却看不清楚。他只看到他们黑乎乎的轮廓，穿着宽大的汽车司机的外衣，戴着鸭舌帽。
“您就是亚森·罗平？”那人问，拿手电筒照着他的脸。
他微微一笑。
“对。我就是名叫亚森·罗平的人，眼下是卫生检疫所监狱二部十四监的在押犯。”
“在《大报》发表一系列多少有些荒诞的文章，提到一些所谓的书信的人，就是您吧？……”来人又说。
亚森·罗平打断他的话，说：“对不起，先生。我们进行这场谈话，私下间说，我还看不明白是为了什么目的。在继续交谈之前，如果您解说出身份，我将不胜感激。”
“完全没有必要。”那人回答。
“完全有此必要。”亚森·罗平肯定道。
“为什么？”
“为了礼貌，先生，您知道我的姓名，我却不知道您姓甚名谁。这就有欠公平。我受不了。”
外国人有些不耐烦：“是典狱长领我们进来的。光是这个事实，就表明……”
“……表明博莱利先生不懂礼貌。”亚森·罗平说，“他应该介绍我们双方认识。先生，在这里我们是平起平坐，不分上下尊卑贵贱的。没有什么上级下级、来客与囚犯之别。有的只是两个男人，一个没戴帽子，一个戴了帽子。其实他应该取下帽子。”
“哦！这一点，可是……”
“先生，请接受教训吧。”亚森·罗平说。
那外国人走近来，想说话。
“先取下帽子吧。先取……”
“您听我说！”
“不。”
“要。”
“不。”
两人互不相让，把事情弄僵了。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那个外国人把手拍拍同伴的肩膀，用德国话说：“让我来试试。”
“怎么！当然……”
“你别说了，出去吧。”
“让我把您一人留下！……”
“对。”
“门呢？……”
“把门关上，你走开……”
“可是这人……您了解他……亚森·罗平……”
“去吧。”
另一个嘀嘀咕咕地走了。
“把门带关，”留下来的人叫道，“再关上一点……完全关上……好……”
这时他转过身，拿起手电筒，慢慢往上照。
“我该告诉您我是谁吗？”他问。
“不必。”亚森·罗平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啊！”
“您就是我等候的人。”
“我？”
“对，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