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的人写日记真是一种很奇特的体验。不仅因为我未曾这样做过，还因为在我看来，以后，无论我或别人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女学生的真心告白感兴趣。然而，那有什么关系？我想写，而且更甚于此，我想说出深埋在心里的各种事情。
“纸比人有耐心。”在某个有些伤感的日子，我手托下巴坐着，感到超级无聊又无精打采，以致不能决定是外出还是待在家里，最后还是待在原地沉思。此时我想到这句话。不错，纸确实更有耐心。我不打算把这个被尊封为“日记”的硬皮笔记本给任何人看，除非我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可能没有人会在乎。
现在又回到了促使我写日记的首要问题上：我没有朋友。
让我说得更清楚一些吧，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会感到她在这世界上非常孤独。却也并非如此。我有亲爱的父母和一个十六岁的姐姐。我认识大约三十个人们会称之为朋友的人。我有成串的男朋友，他们爱慕的眼光不能离开我的芳容，有时甚至借助一面破镜子努力在班上偷窥我。我有一个家族，亲切的阿姨们，一个温馨的家。不，表面看来我什么都不缺，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和朋友在一起所想的就是怎样玩得开心。除了一些日常话题之外就别无其他可谈。我们似乎不能更亲近一点儿，这就是问题所在。也许是我的原因使我们不能彼此信任。但不管怎样，这就是事实，不幸的是，这不大可能改变。这就是我开始写日记的原因。
安妮十岁生日的合影，1939年6月，摄于阿姆斯特丹
为了增强我想象中等了这么久的这位朋友的主张，我不想像大多数人那样在日记中记下一些枯燥的事件，而是想让日记本身成为我的朋友，我将称她为吉蒂。
如果我突然开始，没有人会理解我给吉蒂讲的故事，所以，尽管不情愿，我还是会简单描述一下我的生活。
我的父亲，是我见过的最可亲的父亲，他在娶我母亲时三十六岁，母亲当时二十五岁。姐姐玛戈特于1926年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随后我于1929年6月12日出生。我在法兰克福一直待到四岁。由于我们是犹太人，爸爸于1933年移居荷兰。他当时成为生产果酱的荷兰奥培克塔公司的总经理。我的母亲，埃迪特·荷兰德·弗兰克，随父亲9月份去了荷兰，我和玛戈特被送到亚琛与外婆同住。玛戈特11月到了荷兰，我次年2月抵达。当时我作为送给玛戈特的生日礼物突然被摆在了桌子上。
不久我进了蒙特梭利幼儿园。我在那儿一直待到六岁，然后上了一年级。六年级时候的老师是校长库佩鲁太太。在学年结束时，我们都泪流满面，真是一场心碎的离别。因为我要上玛戈特所在的那所犹太中学了。
我们的生活并非无忧无虑，因为留在德国的亲戚在希特勒的反犹法律下受苦受难。1938年大屠杀过后，我的两个舅舅逃离德国，在北美找到了安身之处。年迈的外婆与我们相聚，那时她七十三岁。
1940年5月之后，好日子寥寥无几。先是战争，随后是荷兰投降，德国人接踵而至，此时正是我们这些犹太人麻烦的开始。我们的自由受到一系列反犹法令的限制：犹太人必须佩戴一枚黄星；犹太人不能乘坐有轨电车；犹太人不能开车，即使是自己的也不行；犹太人只允许在下午三到五点购物；犹太人只能光顾犹太人开的理发店和美容院；犹太人在晚上八点之后到早上六点之前不能在大街上行走；犹太人不能逛剧院、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犹太人不能进入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和其他运动场地；犹太人不能划船；犹太人不能参加任何一项公共体育运动；晚上八点之后犹太人不能坐在自家或朋友家的花园里；犹太人不准拜访基督教徒；犹太人只能上犹太学校，等等。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但生活依旧。雅克琳娜常常对我说：“我不敢做任何事了，因为我怕那些可能是被禁止的。”
1941年夏天，外婆生病要做手术，我的生日没有庆祝。1940年夏天，我的生日也没怎么过，因为荷兰的战争刚结束。外婆于1942年1月去世。没有人会知道我多么频繁地想她，我也依然很爱她。1942年的这个生日是为了弥补其他的，外婆的蜡烛也同时点亮了。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不错，这样就到了如今的这一天——1942年6月20日，我的日记正式贡献价值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