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是克拉莉莎的生日。我送上生日贺卡时，她结结实实地亲了下我的嘴唇。如今她已认定我精神失常，而且已跟我摊牌，说我们已经了结，于是显得兴致盎然，慷慨大方。一段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因此她向我展现友善，这丝毫无损于她啊。要是早几天前她像这样精神抖擞，也许会让我疑窦丛生，或心滋嫉妒，然而现在这却证实了我的推断：她既没有潜心研究，也没有仔细思量。帕里的状况不可能一成不变。既然一时无法得到满足，他的爱必定会转化为漠然或者仇恨。克拉莉莎以为她的情绪能提供适宜的引导，以为光凭感觉就能找到真相，而此时真正需要的是信息、洞见和小心算计。正因如此，她很自然地认为我已经疯了——尽管这对我们俩来说是场灾难。
她一出门上班，我便走进书房去包装礼物。我们曾和她的教父凯尔教授约好在那天中午一起吃午饭，我打算在吃饭的时候把这份礼物送给她。我收拾起帕里所有的来信，按照日期排列，用活页夹把它们夹好。我躺在躺椅上，从头慢慢翻阅，标出意义重要的段落。我把那些段落打印出来，并在后面用括号加注出处。最后，我一共整理出四页摘录，复印了三份，每份都放进一只塑料夹里。这项耐心的工作将我带进一种在机关里工作时的恍惚状态，产生了行政人员常有的幻觉，仿佛世间的一切悲伤都能在盲打、一台像样的激光打印机和一盒回形针面前乖乖就范。
我想把他的威胁整理成一份档案，虽然缺乏单一、明显的例证，但其中有很多暗示和逻辑不通之处，它们累积起来产生的效果警方不会不察。要从那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字里行间读出这些东西，需要像克拉莉莎这样的文学批评家般的技巧，但我知道她不会帮我。大约一小时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错误。我不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明显流露出沮丧与失望的字句上——说什么这一切都是我引起的，是我一直在怂恿他奋力向前，用虚假的承诺挑逗他，然后却又背信弃义，不肯和他一起生活。这些说辞那时听上去很吓人，现在回顾起来，它们只是显得凄苦哀怨而已。我渐渐明白，真正的威胁在于其他地方。
譬如，他描述我不在身边时他有多么寂寞，说着说着，他突然改变了话题，转而思考起孤寂来，然后他回忆起自己十四岁时到乡下和叔叔一起居住时的往事。那时帕里经常借来一把零点二二英寸口径的来复枪去打兔子。静静地趴在一排排树篱间，全身感官无比警觉，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眼前的任务上——这就是他最爱的一种孤独。这段描述本来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他随后还兴致勃勃地重温起了杀戮的乐趣，这就有些危险了——“死亡的力量从我的指间跃出，乔，从远处使出的力量。我做得到！这我做得到！那时我曾经这样想。让那猎物奔逃，看着它中弹后踉跄翻滚，应声落地，扭动抽搐，然后平静下来，一动不动，而我匆匆走近它，感觉自己就像命运本身，爱着这被我刚刚摧毁的小生灵。生与死的力量，乔。上帝拥有这种力量，而依照他的形象塑造出来的我们也有啊。”
我又从另一封信上抄下了三句话：“我就想伤害你。也许，甚至不仅仅是伤害呢，比伤害更严重。而且，当时我想，上帝一定会宽恕我的。”最近另一封信中，有些地方和我从牛津回来那天他对我说的话遥相呼应：“是你挑起了这件事，你不能一逃了之。我可以雇人替我办事——这你已经知道了。甚至就在我写这封信时，就有两个人在装修我家的浴室呢！以前，不管有没有钱，我都会亲自动手，可现在我在学着委托他人去干。”这几行字我盯视了很久。我不能一逃了之与他可以委托他人去干，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这里肯定有话漏掉了没讲出来。在最近的一封信里，他没头没脑地写道：“我昨天去了里尾路——你要知道，那是大恶棍的群居之地。我要找更多的人来装修！”
其他地方也有一些语气不祥的祷告，提及上帝更为黑暗的一面。“上帝之爱，”他写道，“可能借愤怒之形出现，可能化为灾祸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困难的一课我花了一辈子才学会。”与此相关的还有——“他的爱并非永远温和。那份爱必须长久，必须让你永远无法摆脱，所以怎么可能总是温和的呢？它是一道暖流，是一股热量，它可以灼伤你，乔，它也可以吞没你。”
帕里的信中鲜有《圣经》典故。他的宗教如幻梦般模糊，缺乏确切教义，信中也看不出他隶属于任何一个教会。他的信仰是由自己架构的，大致符合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的培育。他时常谈到宿命，谈到他的“道路”，谈到他要坚定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还有命运——他和我难分难解的命运。上帝与自我这两个词常被他混用，上帝对人类的爱与帕里对我的爱被等同起来。这正是心智混乱、架构松散的典型范例。他不受神学的细密或宗教戒律的框限，没有社会规范，没有对教会必须履行的责任，没有任何使宗教可行的道德架构，不管那些宗教的宇宙观是多么功亏一篑。帕里只聆听他个人上帝的内在声音。
除了自己以外的内容，他唯一引用过的就是约伯的故事，只有两次提到，但即使这样，也看不出他是否真的读过原文。“你好像不大舒服，”有一次他写到他在街上看见我。“甚至显得很痛苦，但你不应该由此怀疑我们。要记住，约伯承受过多大的苦难啊，而上帝始终爱着他。”这里再次包含了一项未经检验的假定，即上帝和帕里合二为一，他们俩会一起决定我们共同的命运。另外一次引用则让我感觉他可能是在拿我当上帝：“我们都在受苦，乔，我们俩都在饱受折磨。可问题是，我们中哪一个是约伯呢？”
临近中午时分，我离开了公寓，手里拿着一只棕色信封，里面装有我细心标注的摘录段落，另外口袋里还装着送给克拉莉莎的礼物。出门时，帕里不在外面。我驻足环顾四周，多少有点期待他会从某棵树后面现身。他的行动规律变了，这让我感到不安起来。从前天早上开始，我就没有见过他。如今我读了相关文献，知道会有哪些可能发生，所以我倒宁愿他出现在我能看得见的地方。前往警察局的路上，我还好几次回头张望，看他是不是在跟踪我。
这个时候，警局里并不忙，但我还是不得不在等候室干坐了一个多钟头。当人类对秩序的需求遭遇自身制造混乱的倾向，当文明与其自身的不满狭路相逢，摩擦以及大量的损耗就会出现。这种摩擦和损耗呈现在每扇门前油毡地毯的破洞上，呈现在接待柜台后面毛玻璃上那道弯弯曲曲的竖直裂痕里，也呈现在那迫使每位访客脱下外套、逼着每个警察换上衬衫、叫人身心疲惫的滚烫空气中。这种摩擦和损耗呈现在两个姿势颓废的年轻人身上，他们身穿黑色太空服，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彼此生着气，一句话也不说；它还呈现在我这把椅子的扶手上那乱刻字样的涂鸦里，其所表达的是满不在乎的叛逆或愈加强烈的痛苦——“操！操！操！”终于，执勤巡官林利疲惫地把我请进一间接见室里，我在他那张泛着荧光般苍白的大圆脸上也看到了这种摩擦和损耗。看上去他很少出门。他不需要出门，因为所有的麻烦都会鱼贯而入。
我有位记者朋友在一家通俗小报跑了三年的犯罪新闻，他建议我，要让警方对我的案子有半点兴趣，唯一的方法就是正式提出申诉，指出警方至今没有妥善处理。这样我就能跳过守在接待柜台里的那个戴眼镜的女人。他们至少得处理这份申诉，而我就可以借此机会向高一级的警察解释我的问题。那位朋友也提醒过我别抱太大希望。接见我的会是即将退休、只想安稳度日的人，他的职责是压下申诉，同时又要显得好像会去处理它们。
房里有两把折叠金属椅，林利挥手让我坐在其中一把上。我们隔着一张带有塑料贴面的桌子面朝对方，桌上满是咖啡杯底留下的圆形污渍。我坐的这把椅子冷冰冰的，整个椅面摸起来都是油腻腻的。烟灰缸是从一只塑料可乐瓶上切下来的瓶底，旁边还有个泡过的茶叶包，蹲伏在一把汤勺上。这里的肮脏邋遢简明地传递出一项挑战：我这是要向谁打报告啊？
在此之前，我已提交了我的申诉，林利终于给我打了电话，我把整个经过告诉了他。当时我说不好他究竟是有点精明，还是愚笨透顶。他讲话时，声音听上去像是被人掐着脖子，喜剧演员有时就模仿这种声音来刻画官僚主义，而这种声音从林利的口中发出则显得有些愚蠢。另一方面，他当时说的话实在不多。就连现在，在他打开档案的时候，他也没说出一句“日安”或者“上回我们讲到哪儿了”这样的寒暄话，就连哼哧几下都没有，只有穿过鼻毛呼出的电子哨音般的呼吸声。我猜想，在这种沉默中，嫌犯和目击证人会忍不住地多说话，于是我也保持缄默，看着他翻阅面前他手写的两页笔记，上面的字体又斜又尖。
林利抬起眼睛，却没有看我，而是直盯着我的胸口。直到他吸了口气准备说话时，那对灰色的小眼睛才和我的视线短暂交会。“这么说，你现在遭到这家伙的骚扰和威胁。你报过警，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没错，”我说。
“他对你的骚扰包括……”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边说边试图倒着读他的笔录。难道他刚才没在听我说话吗？“他每星期要寄来三至四封信。”
“淫词秽语？”
“不是。”
“有性暗示？”
“没有。”
“出言侮辱？”
“也不完全是。”
“那就是关于性方面的东西喽。”
“信里好像并不是关于性的内容。这是一种执迷。他对我执迷到了极点，其他什么事都不想了。”
“他给你打过电话吗？”
“现在不打了。他只寄信。”
“他爱上你了。”
我说：“他得了一种叫做克莱拉鲍特综合征的精神疾病。他处在幻觉之中。他认为事情是我挑起的，并深信我在用秘密信号鼓励他……”
“你是精神病医师吗，罗斯先生？”
“不是。”
“但你是同性恋。”
“不是。”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是因为一次气球事故。”
他飞快地翻了一页笔记。“我这里好像没有相关记录。”
我简要地向他讲了一遍事情经过，他用双手托住那颗沉重而对称的头颅，仍然无意写下这个故事。我讲完后，他问：“是怎么开始的？”
“那天他很晚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爱你，你挂了电话。你一定很不高兴。”
“我感觉受到了骚扰！”
“所以你和你太太商量了这件事。”
“在第二天早上。”
“为什么要耽搁呢？”
“我们太累了，那场意外让我们筋疲力尽。”
“那她对这件事的反应怎样？”
“她很烦恼。这件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林利看向别处，刻意噘起嘴唇。“她有没有因为这件事对你发火？或者你对她发火？”
“这件事让我们的感情承受了很大压力。以前我们非常幸福。”
“罗斯先生，你以前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吗？”
“完全没有。”
“工作压力之类的呢？”
“一点没有。”
“搞新闻的，很苦啊，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我开始对林利和他那张奇特的圆脸极为反感。我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道：“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是个穷凶极恶的家伙，所以我才报了警，想寻求帮助。”
“有道理，”林利说，“换了我也会这样做。而且，如今这方面的法律应该会越来越严厉。你说，他站在你住处外面，等你一出门就来烦你。”
“以前是这样的。而近来他只是站在那里。只要我想跟他说话，他就会走开。”
“所以他并没有真的……”他压低了声音，翻阅——或者说是在假装翻阅——他的笔记，自己嘀咕着。“那就是骚扰——嗯……”然后他又神色轻松地问我：“那么威胁部分呢？”
“我抄录了一些段落。他并没有直接威胁我。你得仔细阅读才行。”
值勤巡官林利往椅背上一靠，读了起来，在他垂下视线的时候，我盯着他的脸庞。令人反感的不是他那副苍白的脸色，而是脸部那膨胀浑圆、近乎非人的几何形状——一个几近完美的标准正圆形，圆心是他那纽扣状的鼻子，圆周包括他那圆滚滚的白色秃顶和肥胖下巴的浑圆曲线。他前额突出，灰色小眼睛下方的双颊鼓胀饱满，鼻子与上唇之间的部位凸起发青，看不出人中的凹痕，形成了又一道弧线。
他把我那几页纸放在桌子上，双手扣紧抱在脑后，对着天花板凝视了几秒钟，然后看着我，眼里带着一丝怜悯。“就像狗仔队那样，罗斯先生，他是一只舍不得你的小猫咪。你想要我们怎么做呢？逮捕他吗？”
我说：“你必须了解这种幻觉的强烈程度，还有逐渐累积的挫折感。他需要知道自己不能为所欲为……”
“这些材料里没有任何《公共秩序法》第五款所定义的威胁、谩骂或者侮辱行为。”林利加快了语速。他想把我打发走。“也没有触犯1861年的《侵犯人身法》。我们连告诫他都不行。他爱他的上帝，他还爱你，对这一点我很遗憾，但他没有触犯法律呀。”他拿起那几页摘录，一松手，任它们自己落下。“我的意思是，威胁到底在哪里呢？”
“如果你读得仔细些，再用逻辑思考一下，就会看出他是在暗示他能找人，能雇人来把我痛打一顿。”
“太牵强了。你应该看看我们这里的其他案子。他又没砸烂你的汽车，对吧？也没对你挥刀子，也没有把垃圾桶打翻在你家门口。他连骂都没骂过你一句。我是说，你和你太太有没有考虑过请他进门喝杯茶，好好聊一聊呢？”
我能保持如此冷静真是不简单，我心想。“听着，他是个典型的病例。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色情狂，狗仔队，随便你怎么称呼吧。我做了一些深入研究。文献指出，当他意识到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很有可能会造成真正的暴力危害。你至少可以派两名警员到他家里去，让他知道你们正盯着他。”
林利站了起来，一手握着门把，而我还固执地继续坐着。他表现出的耐心其实是一种嘲讽。“在我们现有的社会里，或者是在我们想要拥有的社会里，就算不提我们有限的警力，我们也不可能只因为公民乙读了几本书、判定对方有暴力倾向就派警员上门去找公民甲吧。我的手下也不可能同时身在两处，一边监视他，另一边保护你。”
我正要回答，林利却打开门走了出去。“不过我要告诉你我会怎么做。下周什么时候我会派我们的社区值巡警员去你家。他处理社区问题有十年的经验，我相信他一定能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说罢他就扬长而去，我听见他在等候室里大声叫喊，可能是在对那两个穿太空夹克衫的小子说话：“申诉？就凭你们两个？真是笑死人了！听着，你们两个都快点乖乖滚蛋，搞不好我还会把那份档案弄丢呢。”
午饭要迟到了，我沿着大街快步离开警察局，回头看有没有出租车。我本该感到愤怒或忧虑的，但不知为什么，林利给我碰的这个钉子让我反而把事情看得更清楚了。我已经两次设法引起警察的注意，以后不需要再费这个事了。也许是口袋里要送给克拉莉莎的礼物的重量让我的思绪转向了她，转向我们一切的不愉快。她坚持说我们之间已经了结了，可我却真的没往心里去。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的爱是持久绵恒的。现在，当我沿着哈罗路匆忙赶路时，林利巡官刚才说的一句话触发了我，我发觉自己回想起了我们去年庆祝她生日时的情景，当时，生活中可丝毫没有瓜葛纠纷的痕迹啊。
那句话就是“同时身在两处”，而忆起的是一大清早。她还在睡觉，我先下楼去泡茶。我兴许是从门厅地板上捡起邮件的，然后挑出其中的生日贺卡，把它们放在托盘中。在等水烧开的时，我看了一个当天下午要录制的电台节目。这桩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后来我把那材料写进了某本书的第一章。宗教信仰是否具有遗传上的基础？抑或这只是个新鲜的想法？假如信仰有物竞天择的优势，那么呈现优势的途径也许就太多了吧，根本就无法证明。倘若宗教能给人——尤其是牧师阶层的人——带来地位，这当然就很有社会优势了。也许，宗教赋予人的是面对逆境的力量，是抚慰心灵的力量，让信徒能有机会熬过一场可能令无神论者崩溃的灾难。也许，宗教赋予信徒的是激情澎湃的信念，是悉心执一的蛮力。
也许，宗教对团体就像对个人一样行之有效，它能带来凝聚力和认同感，让你感觉自己和同伴们是对的（即使——或者说是“尤其”——在你实际上是错了的时候）。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在一股狂热的团结浪潮的激奋下，你们用可怕的信念武装自己，袭击邻近的部落部族，奸淫掳掠，大肆蹂躏，撤离时浑身燃烧着熊熊的正义之火，沉醉在你们的诸神先前承诺过的胜利之中。在千年时间里将这过程重复个五万次，那么，纵然这一信念毫无根据，掌握它的复杂基因也可相沿成习，蔚然成风。我在这些思绪中飘进浮出。水烧开了，我把茶泡上。
前天晚上，克拉莉莎把她的头发编成了一条麻花辫，用黑天鹅绒丝带绑紧。当我端着茶和生日贺卡并拿着报纸走进房间时，她正从床上坐起，解开辫子，抖散秀发。与情人同床共枕是一大快事，而重回她的身旁，沐浴在一夜余温中，实乃甜蜜无比。我以茶代酒为她干杯，和她一起阅读生日贺卡，然后我们就开始亲热温存。克拉莉莎比我轻八十磅，有时她喜欢从上位开始。她用床单裹住玉体，像一位披着婚纱、裙摆曳地的新娘，睡眼惺忪地跨坐在我的身上。在这个特殊的早晨，我们玩着一种游戏：我躺着，假装在读报纸。她把我导进她体内，呻吟着，扭动着，颤抖着，我则装作没意识到她，径自翻看着报纸，皱眉阅读眼前的新闻报道。她感觉自己被我冷落，于是心中激起了些许受虐般的亢奋：没人注意她，她不存在啊。彻底湮没了！然后她转守为攻，一举摧毁我的注意力，从中获取快感，并把我从纷繁喧嚣的公众领域拽入完全属于她的深邃世界中。现在轮到我被消灭了，连同一切不是她的东西一起被消灭。
然而，这一次她没能大功告成，因为我暂时做到了林利宣称他手下警员们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克拉莉莎让我亢奋，但我同时也真的在读一则关于女王的新闻。她去加拿大造访一个叫做黄刀镇的小地方，该镇位于偏远的西北地区——面积和欧洲一样大，而人口只有五万七千人，其中大部分显然都是酒鬼和无赖。克拉莉莎在我上面扭动翻腾的时候，一段关于该省恶劣天气的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还有两句离题的话这样写道：“日前，一场暴风雪吞噬了在黄刀镇以北举行的一场橄榄球赛。参赛的两支队伍因未能抵达安全之地，故悉数冻死。”“听听这个，”我对克拉莉莎说。但她随即看着我，我就只能戛然而止，完全任她摆布了。
阅读和理解这一行为，关涉大脑中若干彼此迥异而又互有重叠的功能，而控制性功能的区域则在较低的层次上运行，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显得更为古老，无数有机体都具备这一功能——不过，它仍然能够接受较高层次功能（如记忆、情绪、幻想等等）的调节。我之所以如此清楚地记得克拉莉莎生日这一天的那个早晨——卡片和撕开的封套散落在床上，明亮的日光透过窗帘缝隙长驱直入——是因为，我们的那场小小的游戏让我有生以来头一遭彻底体验到了“同时身在两处”的感觉。我在克拉莉莎的引诱下兴致高昂，全身感觉敏锐并乐在其中，同时又被那篇花絮报道背后的悲剧所撼动：比赛赛到一半，两队人马便在狂风中四散奔逃，结果活活冻死在看不见的球场边缘。所有生物在交配时都特别脆弱，易受攻击，但长久以来的生存淘汰法则必已证明，专心一意的交配最有利于成功繁衍后代，因此，宁可偶尔让一对动物在极乐之中遭到猎食，也不要让强烈的繁殖冲动受到些许稀释。不过，在那连续的几秒钟里，我同时完整享受到了生命中两种重要而对立的乐趣：阅读和交媾。
后来，我在浴室里问克拉莉莎：“难道你不觉得我是某种进化过了头的生物吗？”
克拉莉莎，这位研究济慈的学者，正一丝不挂地弯身坐在软木凳上，给脚趾抹指甲油——这是迎接生日庆祝活动的一种姿态。“没觉得啊，”她回答道，“你只是在变老。况且呢——”说到这里，她模仿起广播节目里那种无所不知的腔调来，“进化演变，物种形成，都只能是后知后觉啊。”
此时此刻，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恭贺她掌握了这一用语。当一辆出租车朝我驶来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强烈地怀念我们俩昔日在一起时的生活，我不禁思忖：如何才能够回归那样的至爱、快乐和亲密无间呢？克拉莉莎认为我疯了，警察觉得我傻乎乎的，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让我们回到往昔这一项任务，将由我一个人独自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