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洛杉矶阳光灿烂。
我正站在法院台阶上，而我的继母诺玛·克鲁格和她的情夫鲁斯·泰森，携手从楼里走了出来。
在挤满旁听者和记者的法庭上，陪审团居然会惊人地判决道：“无罪！”
我异常愤怒地从法庭里跑出来，我清楚地知道，父亲是被他们谋杀的。洛杉矶的空气虽已被污染得不再清新，但是相比不公正的判决，却已令人好受得多。
诺玛身穿一件朴素的蓝色上衣，白色的衣领将她衬得十分端庄。她故意在台阶上停下来，于是一群吵吵嚷嚷的记者，还有跑来跑去的摄影师便围了上去。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胜利的眼光睥睨着这座城市。
诺玛今年三十六岁，而我父亲鲁道夫·克鲁格被谋杀时，已经六十五岁了。这个身材苗条的女人，全身都充满着性感的气息，可是在审判期间，她始终轻声细语，做出端庄的淑女样儿，赢得了陪审团里那些男人的好感。
她那一头闪亮的深色褐发，衬托着精致细腻的五官，尤其是她富于表情的嘴唇，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微笑——那是她脸上笑着的唯一部位，因为她的蓝眼睛总是冷冰冰的，而她突出来的下巴，就像是一把无情的手枪。
在诺玛转过脸时，我看到她那甜蜜的笑容十分诡异，高深莫测。
诺玛快步走下台阶，身后跟着一个被驯服的宠物——泰森，他也被同一个陪审团宣布无罪。
走到我身边时，诺玛犹豫了一下，停了下来。虽然自从她和泰森被捕之后我们就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她知道我恨她。我用无数次沉默和我的眼神告诉了她：我恨她。
“祝贺你，诺玛。”我冷冷地说道。
她飞快地扫了一下记者们怀疑的脸，然后谨慎地回答道，字斟句酌：“谢谢，卡尔。”然后又用她那甜言蜜语的高腔说，“这真是太好了。我非常相信我们的司法系统，从来没有怀疑过审判结果。”
我说：“诺玛，我不是为审判结果而祝贺你。你很聪明，而且到目前为止，也很幸运。”
“到目前为止？”她稍稍偏过头，只留给记者们一张侧脸。她悄悄地冲我一笑，低声对我说，“比赛结束时，输的人哭，赢的人笑。”
那一刻，我真想一拳打在她那伸出来的傲慢的下巴上。
“克鲁格先生，”一位摄影师喊道，“你愿意和你继母拍个合影吗？”
“当然愿意，”我回答，“不过我需要一个道具——你有一把锋利的长刀吗？”
诺玛紧张地沉默着，然后表演似的说：“亲爱的卡尔，你受刺激太大了，以至于变得偏执。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这很自然，我一点儿也不怪你。”她停顿了一下，“亲爱的，我们还会再见面，对吗？”
“你避不开我的，除非你搬出去，否则我们就住在同一栋房子里。”
诺玛猛然闭上嘴，扭过脸。我凝视她的脑后，几乎可以看到，她脑子里的机器突然停止了运转。
“克鲁格太太，”一个身材和男人一样粗壮的女记者问道，“你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和鲁斯·泰森先生结婚吗？”
诺玛转向了泰森，打量着他，就好像他是一个没怎么玩就扔下的玩具。讽刺的是，鲁斯·泰森和我差不多大，只比诺玛小三岁。他也是一头褐发，胖胖的脸上，一双棕色的眼，嘴很大，此刻正像一只驯顺的小狗一样，咧开嘴傻笑。
诺玛转向那个和男人一样的女记者，谨慎地回答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谈婚论嫁不太合适——对不起，无可奉告。”
说完，她得意扬扬地走开了，泰森跟在她的后面，而记者们则围在她两边。
当他们分别乘出租车离开后，我跑到最近的一家酒吧，排解自己的一腔愤怒。我喝了四杯马提尼酒，仔细检查着尚未停止冒烟的废墟，想从中找到线索——是的，我要报复。
六个多星期的审判中，泰森罪名成立与否，关系到诺玛自己的自由，所以她请麦克斯韦尔·戴维斯为他辩护。这位出色的律师把许多杀人犯又原封不动地送回了社会，这方面他是人才，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他曾经夸口道：就算一个人在刑侦科办公室枪杀了自己的母亲，他也能让他无罪释放。而诺玛自己的律师就没那么有名。当然，全部费用都由她支付。
这件案子无疑是很清楚的，清楚到任何一个法学院的学生都能把诺玛和泰森——显然是她的情夫——钉到正义的十字架上。
鲁道夫·克鲁格是电影界名人，是的，也许我父亲是老一辈中最了不起的制片人兼导演。而他在自己家客厅被枪杀一事，从表面上看是在偷窃过程中发生的，但警方认为偷窃不过是我继母和泰森故意设计出来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谋杀。
原告坚持认为，诺玛那天去箭湖别墅，只是为了证明她的无辜。当她在那里热情招待后来她的几位不在场证人时，泰森残忍地枪杀了我父亲，并抢走他的钱包、钻石戒指和其他值钱的东西，然后故意推倒桌子，打破电灯，搞乱抽屉，逃之夭夭。
警方开始很困惑，然后便怀疑这些假象。显然，鲁道夫·克鲁格正坐在椅子上阅读，第一颗子弹从近距离处射进他的后脑，当他向前倒下时，第二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脊背。
很明显的，这是一次出其不意的谋杀，可为什么要推翻桌子，打破电灯，伪装成一次打斗呢？一个小偷，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否则是不会出手杀人的——那不可能。而且，小偷一般不会携带枪支，更不用说是一支笨重的德国长管手枪。从现场的子弹来看，所谓的“小偷”用的就是这种手枪。刚好我父亲就有这样一支手枪，这难道是巧合吗？那支手枪不见了，难道又是巧合吗？
警方并不这么认为。在细致的调查后，他们挖出了泰森，又通过泰森顺藤摸瓜地找到诺玛。他们在泰森的公寓里发现了一张诺玛写给泰森的便条，便条没有提到具体的事，但它却提到“在我们讨论过的重要的时刻”，诺玛希望自己在箭湖。最后，在一张推倒的桌子上，警方得到了泰森的指纹。另外在谋杀前一个小时，有人在靠近现场的地方看到过泰森。
但麦克斯韦尔·戴维斯却轻蔑地指出了警方证据的漏洞：泰森的指纹当然会在客厅桌子上。作为我们家庭的证券经纪人，他经常到那里，即使他主要是来看诺玛的，也并不意味他一定就是凶手。“陪审团应该记住，被告受审不是因为通奸。”
至于那支德国手枪，也许是小偷在书房的抽屉里发现了它，然后在杀完人后带走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又能在哪儿呢？警方能把它找出来吗？并且，警方能证明我父亲是被他自己的枪射杀的吗？而那张便条，戴维斯说，它的内容太含混了，根本不能当做策划犯罪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它都没有暗示任何邪恶内容的言语。因为鲁道夫·克鲁格越来越猜疑的性格，他在去欧洲时雇了一名侦探监视诺玛。诺玛知道这件事，所以想在丈夫回家时到箭湖，因为她担心侦探会报告她和泰森的婚外情。这也就是她在便条中所说的“重要的时刻”。
于是，陪审团宣布说，“无罪！”便把他们释放了。
可想而知，这件事牵涉到巨额财产。如果陪审团判定诺玛有罪，她将失去继承我父亲财产的权利，届时那笔钱就归我了。
我父亲把他的一部分证券和比弗利山大厦的一半产权，以及其他一些财产留给了我，但是他大部分的钱只由我代为保管，而钱的利息则归诺玛所有。只有她被定罪或死亡，那些钱才能归我所有。
我父亲赚了一笔钱，总共有七百万，他是那种精明的投资者，从来不乱花钱。贪婪的诺玛，“只”得到一百万元的现金。
但是，不论如何，每年六百万元的利息，还是相当惊人的。
我父亲没有把他的钱全部留给我，对此我不该有何怨言，因为在他资助的几次商业活动中，我都大败而归。但我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那些钱应该属于我——他居然更相信那个诡诈残忍的诺玛，却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这怎能让我接受？
父亲跟诺玛结婚时，离我亲生母亲的去世已经很多年了。诺玛在我父亲投资的一部廉价电影中担任了一个配角。她不是一个好演员，却不料，她在法庭证人席上却有着出色的表演——当然，那也是她唯一的一次。
我承认，诺玛很有魅力，知道怎么讨好人，更会捕捉机遇。当她看到新一代的电影界开始排斥我父亲时，那正是父亲受到巨大打击的最艰难时期。
他很固执，不愿追随时代潮流而改变自己。因此那些曾经热捧他的电影界巨头，现在却抛弃了他，没有丝毫情面。
公开场合，诺玛对我父亲好像很感兴趣，私下里也似乎非常崇拜他那被遗忘的才华。她可以连续几小时陪着他，就坐在他古老的大厦中观看他以前那些为他带来荣耀的影片。
诺玛是为了钱才跟鲁道夫·克鲁格结婚的，而后者则是因为她使自己恢复自信。
我父亲那种古板而生硬的性格，并不讨人喜欢。除了身材高大，他相貌并不英俊，秃头和一对大招风耳衬托着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很难说会吸引女孩子的目光。
他的确轻松快乐过，但那些快乐越来越成为记忆中的印痕，就和他的声誉一样，渐渐从生活中消失了。
他有着强烈的报复心，对他的敌人刻骨铭心。而他的刚愎自用，又会促使他不惜一切代价——为了恢复他曾经的地位。可惜，他后来拍的一部为挽回声誉的电影，票房收入并不理想，于是他就这样又被人遗忘了。
婚后诺玛仍然一直讨好他，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并不平静。
我父亲自己也很清楚，他并不讨女人喜欢，更糟糕的是，诺玛只相当于他自己年龄的一半，所以他疑心日重。他总是怀疑她背叛自己，然后花大量时间和金钱去验证。有时他会假装出远门，然后突然回来，或者自己真在外面时，就雇一个侦探监视她。他曾在电话里装上窃听器，甚至还出钱雇了个落魄的英俊男演员去勾引她。但是，他这些验证都失败了，始终警觉的诺玛，让他的所有办法都失效了。直到最后，一位私人侦探终于发现了她和泰森的秘密，只是还没等到他向我父亲报告，我父亲就被杀死了。
我父亲住的那栋充满了怀旧气息的大厦，在我看来未免有些阴森森的，所以我不喜欢住在那里，而是自己在布兰特伍德租了一间公寓。而在我父亲被杀、那对情人被捕后，我又搬回了大厦——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彻底搜查一遍整栋大厦，找出他们犯罪的证据。
显而易见，形势对我非常有利。我父亲没有雇用人，他认为他们总是把主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传出去，所以家里很清静。而我雇的用人，也主要是白天来干活，所以晚上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希望能找出一些警察没有找到的证据。
负责本案的是温斯特罗姆警官，他对我的想法哑然失笑：他都没找到，我怎么可能找得到呢？但他倒不反对我去试试。
我的目标就是那把德国手枪，或者说，枪上的指纹。温斯特罗姆说我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人们一般不会把凶器留在现场附近，所以那把手枪可能永远也别想找到了。
可我自己却始终认为，那把手枪一定还在屋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是的，预感。就是这强烈的预感，令我一闭上眼睛，就仿佛能看到它正躺在某个黑暗隐蔽的角落里，等着我去找到它。
于是我翻遍了整栋大厦，就差把墙推倒了，可仍旧一无所获。我有点儿相信温斯特罗姆的话了，也许它根本就不在屋里。更扫兴的是，我也没能发现其他能证明诺玛和泰森有罪的哪怕一片纸、一块布、一点儿血迹甚至一根头发。
审判离结束越来越近，我简直要疯了。我甚至躺在床上，梦想着能够制造他们犯罪的证据。
审判结束了，他们被无罪释放了，永远逃脱了法律对他们应有的惩罚。我几乎能听到他们在得意地笑。
黄昏时，我离开了酒吧。我想出一个办法，危险而孤注一掷。可是，只要我能成功，那么不但可以报仇，还可以顺利得到遗产。
那栋大厦就坐落在俯瞰着日落大道的山坡上，像博物馆一样呆板。我沿着山坡向上爬，看到了屋里的灯光。
我惊讶地发现，屋里居然就只有诺玛一个人。她正坐在书房里的书桌后面核对账单，签着支票。现在，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紧身衣，全身各个部位都显得一清二楚，头发也重新梳理过，脸上还化了妆。她现在的打扮与法庭上截然不同，白天的她更像一个羞怯、呆板的修女。
“欢迎回家，诺玛。”我悄悄走进去，跟她打招呼。她惊讶地抬起头，眼中却没有任何恐惧。她确实很有胆量。
“在计算战利品吗，诺玛？”
她微笑着，却冰冷地说道：“坐吧，卡尔，我知道你会来。”
“知道我会来？”我边说边坐进一张椅子中。
“那当然。你本来就住在这里，不是吗？”她颇有些讽刺地说。
“是呀，”我说，“我希望你不会觉得我碍事。”
“你一直都那么恨我，卡尔，你把我想得很坏，就跟那些自以为是的记者一样爱捕风捉影。既然十二位聪明的男人都认定我无罪，为什么你就不能怀疑一下自己的判断呢？”
我伸出一根手指，指着她说：“你知，我知——因为，你谋杀了我父亲！”
“根本没这回事！”她脸色铁青地叫道。
“泰森举着枪，”我描述着，“但我认为，是你扣动了扳机。”
“卡尔，”她有些无力地说道，“我，我爱你父亲，可是你……”
“别来这一套，诺玛！你跟我一样不爱他，”我说着言不由衷的话，“他是个讨厌的老古董，一个固执又愚蠢的暴君。他从来都不为别人考虑，他的眼中就只有他自己。在他那个小王国中，他就是一个小‘希特勒’。不用糊弄我——我们俩都痛恨他！”
这些谎言未必全是假的，有一些倒确是真话。我觉得她在筹划谋杀我父亲时，脑子里大致也会这么想。
“卡尔！”她喊道，看得出来她确实非常惊讶，“这太难以置信了！你，你忘恩负义，要知道，你父亲帮过你很多忙。”
“诺玛，不要这么虚伪，好吗？”我像她的同谋一样冲她眨了眨眼。
她嘴角边终于露出一丝微笑，承认了我的话：“我也许有点儿虚伪——一点儿而已。不过，卡尔，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这么不喜欢你父亲，那你掩饰得实在太好了。这么多年来，你都没对我说过一句批评他的话。”
“就这一次——”我说，“现在开诚布公吧，我们是敌人……哦不，不是敌人，是竞争者。我要是告诉你我对老头儿的真实想法，你转过脸去就会告诉他。你会想办法毁了我，对吗？”
诺玛舒服地往椅子上一靠，点起了一支烟：“无可奉告。”
她脸上的笑容印证了我的话。“你这个人真矛盾，”她继续说，“你自己也痛恨你父亲，为什么还要仇视我呢？”
“你难道猜不出来个中缘由吗，诺玛？我对你本人并无恶意。可是我喜欢钱，尤其那些理应属于我的钱。所以我真希望陪审团判你们有罪。”
“瞧瞧，瞧瞧，你这人真残酷。”
“哪儿的话。可惜我不走运，失败了。”
“你不在乎你父亲被谋杀？”
“事后你看见过我哭吗？我在乎的只是钱，有钱就是幸福。但是诺玛，我要告诉你：泰森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他太粗心了。如果你跟我合作的话，就根本不会有什么陪审团的事了，根本不会有什么案子要交给他们审判。”
她面无表情却仔细地打量着我。
我继续说：“诺玛，听着，要不是你明智地请了麦克斯韦尔·戴维斯，泰森肯定就完蛋了，他会连累你也完蛋的。这次你们能逃脱，要全归功于戴维斯，他打官司真有一套。”
诺玛赞同地笑起来，发出“咯咯”的声音，我也跟着她笑。“那个老家伙堪称艺术家。”
我无奈而又不得不敬佩地摇摇头，听她继续说道：“他真是天才！他把证据转到他想让你看到的那面。比如桌子，泰森愚蠢地在上面留下了他的爪子，可你以为他死定了？没有，麦克斯韦尔·戴维斯跟我们说，他的指纹应该留在客厅的那张桌子上。泰森来的时候总会到那里坐着，所以，他坐在桌边把手放在桌子上是很正常的。”
我叹了口气：“他也实在太愚蠢了，为什么他不戴手套呢？”
“啊，他戴了！”诺玛为那个笨男人辩护说，“可是他不得不把手套脱一下，因为——”她张着嘴，瞪大眼睛看着我，可能以为我会淡然一笑，然后满不在乎地耸一耸肩膀。
“多谢，诺玛，”我站起来，怒吼道，“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我冲她走过去，恨不能用手掐住她的脖子，却看到她把手伸进半开的抽屉。然后，我惊讶地瞪大眼睛，看到了一支乌黑的德国手枪——那枪眼正对着我自己。
诺玛平静地说：“跟你说吧，卡尔，我知道你会来。”
“那是我父亲的手枪！”
“泰森不敢把它带走，”她说，“如果警察从他身上搜出这把枪，那我们就全完了。所以他把它藏在了屋子里。”
“藏在哪儿？我怎么一直都没找到它？我对大厦这么熟悉……”
一瞬间，我又听到她咯咯的笑声：“你在冰箱里找过吗？”
我不知所措地点点头，说：“对两个业余的凶手来说，这真是个聪明的办法。不知道我告诉温斯特罗姆时，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诺玛重新坐下来，举着手枪对着我，不无嘲讽地说：“我想你一定盼着温斯特罗姆警官能扑过来逮捕我——可是，他可做不到。”
“他的确做不到，”我同意她的说法，“我知道对同一案件不能再次起诉。那么你现在想要干什么，开枪打死我？”
“别瞎扯了，卡尔，我不会这么冒险的，”诺玛说，“可是你也不要惹我。走吧，别妨碍我。如果你肯把你在大厦的股份卖给我，我倒是愿意出高价。”
“你让我考虑考虑，回来再把决定告诉你，”我说，“但现在，把手枪给我，不然等我从你手中硬抢时，你那张漂亮的脸可能就要被抓破了。”
她犹豫了一下，最终把枪交给我。我收好枪，走了出去。计划能进行得如此顺利，简直出乎我的意料。
第二天早晨，我对诺玛说，跟她同住一起，会让我感觉到恶心，所以我选择离开。然后我收拾好行李，搬回了自己的公寓。我花了两天时间，把计划中最细微的部分都考虑到了，然后打电话给她。
“我决定把我在大厦中的全部股份都卖掉，”我对她说，“我希望你能按照承诺的那样，高价收购。我知道你付得起这价钱，诺玛。”
“这大厦，其实没什么用处，”她狡猾地说，“现在没人会买这种古老的房子。他们告诉我这房子最多就值七万五。所以，我愿意对你大方一点儿——我会出五万买你的股份。”
“这房子是不算什么，”我坦诚地说，“可是那还有近乎一英亩的地，放在一起卖就很值钱了。所以你应该给我十万元。”
“应该？”
“对，应该，而且我要的是现金。”事实上，也许我并不需要现金，但我有自己的理由。
“为什么要现金？”她有些不安，“这要求很荒唐。”
“你最好马上就去银行，”我说，“明天晚上八点，我就过来拿钱。记着，让泰森带来一份出让证书，我要在上面签字。当然，这样他就可以作为见证人。”
“听着，卡尔，你不能指挥——”
“我可以！别打断我，我还有话要说。告诉泰森，让他再带一份我父亲所有证券的清单，以明天收盘时的价格为准，附上它们的估价。你也要给我一份大厦其他物品的税后清单。”
“不！”她高声叫道，“这些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这是在讹诈，我不接受。就算你把真相说出来，我也不在乎，现在谁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你错了，”我说，“他们确实不能以同一罪名起诉你，但他们却能用另一桩罪行轻松地起诉你。你知道作伪证犯法吗？他们可以以此判你和泰森两年徒刑。我敢跟你打赌，他们很乐于这么做。”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好吧，”她平静地说，“我会照你说的那样做。但别以为我这么做是因为怕你，那我宁愿进监狱。”
“别担心，诺玛。我要的只是那十万元现金。”
“还有，”她的大脑显然又活跃起来，“我相信，证明那种伪证指控站不住脚，这对麦克斯韦尔·戴维斯来说很容易就能办到。”
我没有说话，我知道她说的是这样。两天前，在我离开大厦去布兰特伍德时，我遇见了那个人——麦克斯韦尔·戴维斯。他有事来找诺玛，看到我后，在大厦的台阶上停下来，跟我握手。
“小伙子，不要对我有何不满，”他说，“你要理解，我只是在挣一份钱。”
他身材高大，为人热情洋溢，眼角满是“亲切”的皱纹，操着南方口音，举止也像一个旧式南方贵族。我可没有那么孩子气，我并非多么憎恨他，无疑他把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我跟他握了手，并对他说，撇开个人感情，我认为他或许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位辩护律师。
诺玛继续说着：“我不想让泰森过来。为了避免一些令人生厌的曝光，我们已经决定这段时间不会见面。”
“这真让人感动，”我说，“可是，我要泰森在场——就这么定了。只要你告诉他嘴巴关严点儿，天黑以后悄悄过来，就不会招惹麻烦了。”
“好吧。”她同意了。
“告诉泰森，如果他不想找麻烦的话，最好准时到这里——一分钟也别迟到！”
我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晚上，六点四十五分，我来到一个规模不大的电影院里，在售票间和售票员多丽聊天。我选择这家电影院，是因为我父亲死前几个月他刚好买了这家电影院的股票。因为这个关系我认识这里的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认识我。
第一个双场电影从七点开始放映。我早就看过这两部电影了，它们一起放映共需三小时五十六分。
在走廊上，我看到了经理比尔·斯坦墨茨正在和一个漂亮姑娘调情。
我走过去跟他聊了大约五分钟，然后走进放映厅，在紧急出口边的一个位子上坐了下来。售票员偶尔会进来担任领座员，然后大部分时间都会在门外。
还差十五分就到八点整，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一小部分观众坐在中间的位置，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影。放映厅里，没有工作人员在走动。
于是我悄悄地从紧急出口溜了出去。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插进门缝，这样门就不会关上，可以保证我回来时可以顺利从这里进来。
诺玛和鲁斯·泰森正在客厅里等待着。那个男人显然很不安，他时不时紧张地看我一眼，好像我的脸是温度表。
诺玛倒很沉静。我在出让证书上签了字，泰森作为证人也签了字。诺玛递给我一个装满钱的手提包，但我没有费神打开它去数钱。
泰森拿出一份证券清单，诺玛也递给我几张纸，正是我要求的统计单据。我粗略地把这些翻了一下，然后折起来放进了上衣的口袋里。其实，我只要花点儿时间，就能搞到这些东西，不过我还是让他们俩做一些事情，才不会起疑心，也就不会猜到我真实的目的了。
“现在我要给你们一样东西，可以说是对你们辛苦劳动的报酬。”
我打开放在腿上的盒子，这是我进屋前从汽车行李箱里拿出来的。盒子里，是那把德国手枪。
我托起手枪，对诺玛说：“诺玛，你一定很乐意重新得到它吧？”
“当然。”她回答着，然后站起身，第一次露出微笑。
“诺玛，你微笑的时候真迷人，虽然有些邪恶。”
她微笑着向我走来，而我则掉转枪口，扣动扳机——我向她开了三枪。诺玛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打中一样，踉跄着向后退去。
她刚一倒在地上，我立刻就把枪口对准了泰森。
他吓得眼睛瞪圆了，像一只落水的小狗，全身都在发抖。
“泰森，”我说，“好好看看她。你不想像她一样死吧？”
他飞快地低下眼睛，瞥了一眼地上的尸体。此时的泰森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拼命地摇头，表示他不想死。
我说：“泰森，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做，你马上就会和她一样。”
“什么事都可以，”他呜咽着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真正杀害我父亲的凶手是诺玛，你只是他的工具，”我安慰他说，“她其实只是在利用你，对吗？”
“对，”他声音颤抖地说，“她利用我，我……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无法抗拒她。”
“说得对。所以我要给你一次机会，我要你写一张便条，承认你——和诺玛，杀了我父亲。然后你带上这十万元，夹着尾巴赶快从这里离开。如果你被抓住，那你就完了。我会否认你的指控，便条将会证明你的罪行。但至少在那之前，你得到过一次幸存的机会。这样公平吗？”
他使劲点头：“非常公平。”
我带他走到客厅的桌子，让他自己打开抽屉，拿出我父亲的纸笔。我转到桌子的另一边，举枪对着他。枪口离他的太阳穴只有一英寸。
“拿起笔，”我命令他说，“一字一句都照我说的写。”
然后我口述道：
“我不得不惩罚诺玛，因为她逼我杀了鲁道夫·克鲁格。她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了我，我无法抵抗。她的声音在我脑海里低语，让我去杀人。现在我不得不终止这个声音——愿上帝保佑我！”
“这个便条好像很怪。”我说，“却也符合眼下的情形。如果你被抓到，你可以说自己精神不正常。现在签上你的名字！”
他一签上名字，我立刻将枪口靠前，顶住他的太阳穴，并按下扳机。
我擦好手枪，把泰森的指纹按在上面。然后，我把一支铅笔插进枪管，挑起手枪，扔到他晃动的右手下。
我拿起手提包，现在那里面除了装着十万元现金，还放进了出让证书和装手枪的盒子。我走出大门，钻进汽车，没有打开车灯，就这么开走了。
此后，我顺利地回到电影院，没有人看到我。散场的时候，我又和斯坦墨茨聊了几分钟，话题就是刚才的两部电影，我还接受了他对我失去父亲的安慰。
最后，我拍了拍多丽的背，笑着离开了。
这些精心设计的用来证明我不在场的办法，全都白费了。
我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怀疑。
几天后，在我还陶醉于胜利的喜悦时，我接到了温斯特罗姆警官的电话。
“你搞错了。”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后背泛起一丝凉意。
“你搜索你父亲的房间时，没有发现最让人不可思议的证据。如果你及时发现的话，陪审团毫不犹豫地就会判他们俩有罪。当然，现在这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过我认为你会觉得这非常有趣，克鲁格先生。”
“什么证据，警官先生？”
“克鲁格先生，我不想在电话上跟你说这些，你只有亲眼看到后才会相信。你有时间过来一下吗？”
“当然有。”我马上回答道，虽然警察局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温斯特罗姆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好像随时要大笑起来。他带我到一间阴森森的审问室，那只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窗帘挡住了外面的月光，头顶上的灯光显得非常刺眼。
桌子上是一个黑色的盒子。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察耐心地站在桌子边。屋里还有刑侦科的斯坦伯里警官，我以前也见过他。他们都是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
过了好一会儿，温斯特罗姆才慢慢收敛起笑容，开始询问我有关我父亲职业的一些问题。我告诉他，我父亲从剪辑师起家，当过摄影师、导演，最后才成为一位制片人。
突然，他转过脸，大声问道：“你知道你父亲非常嫉妒你继母吗？”
“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
“他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去调查她，是吗？”
“是的。”
他咧嘴笑了：“好，跟你实说吧：在你继母的情夫杀害你父亲时，你父亲拍下了这一过程。”
“什么！”
他笑着点点头：“我们昨天才发现那些隐藏的摄影机，当时我们从客厅的墙上挖下一颗子弹，偶尔发现旁边隐藏得非常巧妙的镜头。然后我们顺藤摸瓜，还找到了其他很多镜头。安装这套设备，你父亲一定下了不少工夫。整个系统是声控的，房间里只要有一定程度的动静，整个系统就会自动启动。而沉默三分钟后，系统又会自动关闭。它们的工作是连续性的，一个摄影机的胶卷用完后，另一个摄影机马上就会开始工作。他在屋子里到处都安装了这样的声控摄影机。
“他被害时，刚从欧洲回来，推想他很有可能没能来得及关掉摄影机。所以当泰森杀害他时，摄影机正在运转。啊，现在还是请你亲眼看看。——奈特，给这位先生放胶卷看看！”
我转过头，看到那名叫做奈特的人把盒子拿掉，露出一台装好胶卷的放映机，斯坦伯里警官则迅速拉起银幕。然后屋子里的电灯关了，放映机转动起来，画面出现了。
开始我很迷惑。画面上，诺玛和泰森站在一个客厅里。他们似乎在不安地等待着什么。然后我听到诺玛提起我的名字，接着就是我自己走进了房间。
“哦，不！”温斯特罗姆警官喊道，“奈特，你放错胶卷了！……咦，好吧，那么我们就先看这一卷好吗，克鲁格先生？”
我没有回答。
他的声音对我而言显得十分遥远，就像从某个隧道的另一头传来的一样。而我，则看到自己打开盒子，托起那把德国手枪。
“诺玛，你一定很乐意重新得到它吧？……诺玛，你微笑的时候真迷人，虽然有些邪恶。”
手枪在我手中颤动着，响起了阵阵枪声，接着诺玛向后踉跄着，倒在了地上。
审问室的电灯重新亮了起来，但光明中却是一片紧张的沉默。
“呃，克鲁格先生，你在想什么？”温斯特罗姆的声音适时地打破了安静，“现在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考虑了很久。
“我想我最好给一位律师打电话，”我回答说，“在此之前我没什么可说的。”
“律师！”温斯特罗姆带些嘲笑的口吻说，“你们听到了吗，律师！省点钱吧，克鲁格先生。有这样的证据，我看你不需要什么律师了。承认你有罪，然后跪下乞求法官的宽恕吧。好好想一下，这种案子法官会怎么判罚你？你只能向上帝祈祷了。”
我说：“我不得不冒犯你一下，警官。我不想祈祷，那对我没用。如果可以，你让我打一个电话，我倒愿意试试我的运气，请麦克斯韦尔·戴维斯律师为我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