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的其余时间我用来处理两件凶杀案，这期间特警队员涌进我的大楼。警方正在搜寻那辆被动过手脚的厢型车，因为当所有人忙着寻找杰克斯警探的时候，那辆车不见了。
X光显示他死亡前胸腔遭到撞击，肋骨、胸骨断裂，主动脉破裂，即时一氧化碳检验也显示他在被放进火炉前已停止呼吸。
看来高特又使出了他的空手道绝招，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展开攻击的。我们也无法想象，他如何能独自将尸体放上格架。杰克斯足足有一百八十五镑重，五英尺十一英寸高，而邓波尔·高特身材并不高大。
“我不明白他是怎么办到的。”马里诺说。
“我也一样。”我附和道。
“也许他用枪指着他，要他自己躺上去。”
“如果他躺着，高特不可能把他踢成那个样子。”
“也许他劈了他一掌。”
“那是威力极大的一击。”
马里诺顿了顿。“这个……看来他不是独自行动了。”
“恐怕是这样。”我说。
将近中午，我们驱车前往圣诞治安官拉蒙特·布朗位于汉普顿山庄宁静小区的住宅。那栋房子隔着卡瑞街和弗吉尼亚乡村俱乐部对望，只是这个俱乐部大概不会接受布朗先生为会员。
“我猜这些治安官的待遇一定比我好得多。”马里诺停下警车时嘲讽地说。
“你没见过这栋房子？”我问。
“我到这里巡逻时曾经路过，但没进去过。”
汉普顿山庄是既有豪华住宅又有普通民宅的混合小区，绿树掩映。布朗治安官的砖造房子有两层，石板瓦屋顶，带车库和游泳池。他的凯迪拉克和保时捷911仍停在车道上，那里还有几辆警车。我打量着那辆保时捷，一辆深绿色的旧车，但保养得很好。
“你想有可能吗？”我对马里诺说。
“很怪异。”
“你记得车牌号？”
“该死，不记得了。”
“有可能是他。”我想着昨晚尾随我们车子的那个黑人。
“见鬼，我不知道。”马里诺下了车。
“他认得出你的车吗？”
“只要他有心当然可以。”
“如果他认出了你，可能会要你好看。”我们沿砖砌人行道前行时，我说，“这无法避免。”
“看着办吧。”
“说不定只是巧合，只因为你那张带有种族歧视的保险杠贴纸。我们对他了解多少？”
“离异，孩子都已成年。”
一个穿深蓝色制服、干净利落的里士满警察开了大门，我们进入铺着硬木地板的前厅。
“尼尔斯·范德在吗？”
“还没到。鉴定人员在楼上。”那名警察说，他指的是警局负责采集物证的鉴定人员。
“我需要加强光线。”我说。
“好的，女士。”
马里诺侦办凶杀案的年头太长了，因而对别人的标准作业程序缺乏耐性。他暴躁地说：“我们需要更多支持。等媒体听到风声，一切就失控了。我需要更多的警车守在前院，扩大警戒区范围。黄色警示带必须退到车道边缘那里才行。不准任何人或车辆接近车道，后院也要围上黄色警示带。这整栋房子得当成该死的犯罪现场处理才行！”
“是，队长。”
他随即拿起对讲机。
警方已经在这里驻守了数小时。他们没花多少时间就分析出拉蒙特·布朗是在楼上主卧室的床上遭枪击死亡的。我跟着马里诺走上铺着机器制中国地毯的楼梯，走廊里传来一阵声响。两名警探正在一间装潢着深色松节纹路嵌板的卧室里，窗框和床铺仿似妓院里的风格。这位治安官偏爱棕栗色和金色、流苏和丝绒，以及天花板上的镜子。
马里诺四处查看，未置一语，他对这位治安官早有评价。我走近那张大床。
“这里整理过了吗？”我问一名警探，同时和马里诺一起戴上手套。
“没有。我们拍了照，检查了床单底下，但你看到的大概就是我们抵达时发现的状况。”
“你们到达的时候门锁着吗？”马里诺问。
“对，我们打破后面的窗子进来的。”
“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
“没有。我们在楼下客厅的镜子上发现了可卡因的痕迹，但可能残留有好一阵了。”
“你们还有什么发现？”
“一条丝质白手帕，上面染了血迹。”警探说，他穿着斜纹软呢衣服，嚼着口香糖，“就在地板上，距离床铺大约三英尺。用来捆绑布朗头上塑料袋的鞋带来自衣柜里的一双跑鞋。”他停了一下，“我听说杰克斯的事了。”
“糟透了！”马里诺有些分心。
“他是先死了才……”
“是的，他的胸部遭到了重击。”
警探停止了咀嚼。
“枪找到了吗？”我扫视着床铺问他。
“没有，这肯定不是自杀。”
“是啊，”另一名警探说，“怎么可能先自杀，然后自己开车到停尸间去？”
枕头上染了红褐色的血渍，周边部分血液凝块和血浆分离开来。血顺着床垫边缘流动，地板上却看不见血迹。我想起了布朗额头上的枪伤，约有四分之一英寸长，边缘的皮肤有烧焦、撕裂和磨损的现象。我在伤口上检验出了烟灰残留物。皮下组织、骨头和硬膜上都有已燃烧和未燃烧的弹药痕迹。他的枪伤是接触性的，尸体没有其他伤痕显示出挣扎或反抗过的迹象。
“我认为他遭枪击时正仰躺在床上，”我对马里诺说，“甚至是睡着了。”
他走近床铺。“嗯，人醒着的时候被人用枪指着眉心而不反抗，是很少见。”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反抗过。伤口正处于眉心，枪口紧贴皮肤，他似乎一动也不动。”
“也许他昏过去了。”马里诺说。
“血液酒精浓度是零点一六，他也许昏迷了，也许没有。我们得用卢玛射线扫描这个房间，看是否有我们忽略了的血迹。”我说。
“看样子他是从床上直接被移进敛尸袋的，”我把床垫边缘的血迹指给马里诺看，“要是他被人搬运了很长一段距离，屋子里应该会有更多血迹。”
“没错。”
我们绕着卧室四处检视。马里诺打开已经搜索过的抽屉。布朗治安官的品位偏向春宫艺术，尤其喜欢处于劣势、遭受捆绑或凌虐的女人。在走廊一边的一间书房里，我们发现有两层架子堆满了霰弹枪、猎枪和各种重型武器。
下方的一个柜子被撬开了，很难估测到底遗失了多少手枪或几盒弹药，因为我们不知道里面起初装了多少东西。剩下的有九毫米和十毫米口径手枪、几把点四四和点三五七口径的玛格南手枪。此外，布朗治安官还拥有不少枪套、备用弹匣、手铐和一件防弹背心。
“他正准备大干一场。”马里诺说，“他一定同华盛顿特区、纽约的黑道有密切关系，甚至还有迈阿密。”
“说不定这些柜子里藏着毒品，”我说，“也许高特要的不是枪械。”
“我在想，应该是他们，”马里诺才说完，楼梯间响起了脚步声，“除非你认为高特一个人扛得动敛尸袋。布朗有多重？”
“将近两百磅。”我说，此时尼尔斯·范德绕过墙角，抱着卢玛射线机走了过来，一个助手带着照相机等器材跟在后面。
范德穿戴着宽大的实验室外套和白色的棉手套，这装扮看起来同他的羊毛长裤和雪地靴格格不入。他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从没见过面似的。他是个疯狂的科学家，头秃得像灯泡，总是来去匆匆，而且总是他有理。我非常喜欢他。
“这东西要拿到哪里？”他随意地问。
“卧室，”我说，“然后是书房。”
我们回到治安官的卧室，看着范德打亮这个神奇玩意儿到处晃。屋内灯光全熄灭了，大家戴上有色眼镜。血迹微微发亮起来，但直到几分钟后才算有了重大发现。卢玛射线被设定为最大光束，在房间里晃动时看起来就像一道闪电划过深水。在五斗柜上方的墙上有个斑点，像一弯小巧、不规则的月亮般闪烁着。范德凑近细瞧。
“谁去帮我把灯打开。”他说。
灯光大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范德正踮起脚尖，盯着一个木头节孔。
“是什么鬼东西？”马里诺问。
“非常有意思，”范德说，他很少对任何事情感兴趣的，“另一边有东西。”
“什么的另一边？”马里诺走到他旁边瞪着，皱起眉头，“我什么都没看见。”
“有，那里有东西，”范德说，“而且碰过这块墙板的人手上沾着某种残留物。”
“毒品？”我问。
“很有可能。”
所有人都站在墙板前面。当卢玛射线没照亮的时候，墙板看起来实在很平常。但当我拉了把椅子凑近去看，就知道范德在说什么了。那个木质纹节中央的小洞非常圆，显然是钻出来的。墙壁的另一边是治安官的书房，我们刚搜査过。
“怪异。”马里诺说着和我一起出了卧室。
无心冒险的范德继续他的工作，马里诺和我则走回书房，直接来到那面有节孔的墙壁前。这里摆着我们搜索过一次的视听设备。马里诺再度把门打开，拉出电视机，又把顶端书架上的书取下来，什么都没发现。
“嗯，”他研究着那个视听柜，“有意思，这东西距墙壁大约有六英寸。”
“没错，”我说，“咱们把它移开看看。”
我们将柜子拉出来一些。对应着那个节洞位置的是一架广角镜头的小型摄像机。它就安置在一个浅浅的层架上，线路一直连到视听柜的底部，从那里由似乎是属于电视机的遥控装置操作。我们做了实地检测，发现从布朗的卧室完全看不见这架摄像机，除非有人把眼睛贴在节孔上，而摄像机又正好开着，亮着红光。
“也许他吸了一些可卡因之后想和某人上床，”马里诺说，“中途凑近节孔去确认摄像机确实开着。”
“也许。”我说，“我们多快可以看到带子？”
“我不想在这里看。”
“我明白。那架摄像机太小了，我们看不出所以然。”
“等这里的事情一结束，我就去找情报部门商量。”
我们在现场能做的不多。不出范德所料，他果然在那个枪械柜里发现了明显的残留物，不过屋子的其他部分倒是没有血迹。布朗治安官房子两侧的邻居都和这里隔着树林，他们都表示昨晚或今天凌晨没有听见任何动静。
“麻烦你送我去取我的车。”我们驾车离去时我说。
马里诺狐疑地看着我。“你要去哪里？”
“彼得斯堡。”
“干什么？”他说。
“我得去找个朋友谈靴子的事。”
九十五号州际公路南向有个路段满是卡车和建筑物，我一向都觉得相当单调乏味。就连菲利浦·莫瑞斯烟厂那栋有大楼那么高的美丽特烟盒造型厂房都那么恼人，因为新鲜尼古丁的香味令我心烦，我渴盼着香烟，尤其是独自开车的时候。我的心在狂奔，眼睛不时盯着后视镜寻找深蓝色厢型车。
风拂过树林和沼泽，雪花纷飞。车子接近李堡时，我渐渐能看见兵营和仓库了。在这个国家陷入残酷战争的时期，这里曾经将围墙建筑在无数死尸之上。我想起了弗吉尼亚的沼泽、森林和失踪的死者，战争仿佛近在眼前。多年来，我不曾停止过为那些遗骸验尸和检査米尼耶子弹。我的确碰触过古老暴力的脸孔和衣饰，但与我现在处理的大不相同。我相信，邪恶已经变异为一种新的异端。
美国陆军军需博物馆位于李堡，一过肯纳陆军医院就到了。我缓缓驶过成排的活动办公室和教室、成列身穿迷彩装和运动服的男女。我的目的地是一栋有着蓝色屋顶和梁柱，大门左侧有老鹰、双剑和钥匙标志的砖造建筑物。我停妥车子后进去找约翰·古柏。
博物馆位于军需部队的阁楼，军需团自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一直负责提供陆军各项装备，军队的服装、补给和房舍都靠军需团供给，他们甚至为蛮牛兵团供应踢马刺和马鞍，还为巴顿将军的吉普车提供扩音器。我对这个博物馆很熟，因为军需团也负责死亡士兵的遗体收领、身份验证和埋葬。李堡拥有全国唯一的坟墓登记部门，那里的军官经常轮流到我的办公室报到。
我走过展示出来的野战服、炊饮设备、堆着沙袋和手榴弹的模拟二战壕沟。我停在南北战争中的军服前面，据我所知那是真品，我猜测着上面的破洞究竟是炸弹碎片还是岁月所致，想着曾经穿过它们的人。
“斯卡佩塔医生？”
我转过身。
“古柏博士，”我亲切地招呼，“我正在找你呢。告诉我那些哨子的事吧。”我指着一个装满各种乐器的展示箱。
“那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古董哨子，”他说，“当时音乐是很重要的，他们用音乐来报时。”
古柏博士是博物馆馆长。这位老先生长着浓密的灰发，五官像是花岗岩雕成的。他喜爱穿宽松的长裤、系领结。每当展览牵涉战争死亡，他都会打电话给我，而我每逢检验尸体发现了军用相关物品也会来找他。他能够一眼辨认出任何皮带扣环、纽扣或刺刀的来历。
“我猜你又有东西要拿给我看了。”他说着朝我的公文包点了点头。
“是我在电话里向你提过的照片。”
“我们到办公室去，除非你想先逛一逛。”他的微笑带着祖父谈起自己孙儿时的羞怯，“我们这次沙漠风暴的展览品相当丰富，还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用餐制服，我记得上次你来的时候并没有展出。”
“古柏博士，我下次再看吧。”我没有矫情地客套，我的表情充分表达了心中的情绪。
他拍拍我的肩膀，领着我通过后门，离开博物馆来到一个卸货区，一辆漆成军绿色的拖车停在这里。
“艾森豪威尔的车，”我们经过时古柏博士说，“他有时住在里面。本来还算不错，但后来丘吉尔来拜访他，他抽雪茄，你可以想象。”
我们走过一条狭窄的街道，雪越来越大。我的脑中浮现出展览箱里的古董哨子，同时想起那个被我们称为珍妮的女人。我在琢磨高特是否来过这里。他似乎很喜欢博物馆，尤其是展出暴力物品的博物馆。我们沿着一条人行道来到一栋我造访过的灰褐色小建筑物前，二战期间这里曾是军方的加油站，如今已成为储藏军需档案的宝库。
古柏博士打开一扇门，我们进入一间挤满桌子和穿着老旧制服的人偶的房间，桌上堆着记录展览品所需的文件。后面是一个大储藏区，温度调低了，走道两边摆满了大型金属柜，里面装着衣物、降落伞、军用炊具、护目镜和眼镜等。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就在墙边的大木头柜子里。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东西吗？”古柏博士将灯调亮一些，“抱歉这里很冷，但我们必须保持低温。”
我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信封，从里面抽出几张在中央公园所发现鞋印的八乘十黑白照片。我主要关注的是我们认为是高特留下的那些鞋印。我将照片拿给古柏博士，他凑近灯光细看。
“我知道很难辨认，因为是在雪地里留下的。”我说，“真希望阴影或明暗对比多一点。”
“没关系，我看得很清楚。这绝对是军靴，我觉得上面的标志很有意思。”
我顺着他的手看着靴跟上的一个圆形区域，一端有个尾巴。
“而且下面这里有菱形的凹凸纹路和两个洞。”他指给我看，“这可能是爬树用的防滑鞋孔，”他将照片递给我，“看起来很眼熟。”
他走到一个柜子前，打开双扇门，里面的层层架子上摆着成列的军靴。他将靴子一只只取出，翻过来查看鞋底。然后他走到下一个柜子前，打开来检查。他拉出后面的一只靴子，绿色帆布靴筒，棕色皮革加固，两根棕色鞋带在顶端以环扣固定。他把靴子翻了过来。
“我可以再看看照片吗？”
我把照片贴近靴子。它的鞋底是纹路繁复的黑色橡胶，有几个钉孔，有缝线，有突起的波浪状底纹和颗粒。大脚趾根部有个大椭圆形，是菱形的凹凸纹路，带有防滑孔，就像照片里清楚显示的那样。鞋跟上有个花冠标志，上面的蝴蝶结似乎正是照片中在雪地上显得不清晰的尾巴形状，也符合达维拉头部那个我们认为是被高特鞋跟踹伤的痕迹。
“你对这靴子知道多少？”我说。
他翻来覆去地看着靴子。“这是二战的产物。就在李堡这里做的测试。当时他们在这里制作了很多种鞋底纹，并且进行测试。”
“二战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说，“现在还有人有这种靴子吗？或者甚至还有人穿吗？”
“哦，当然。这些东西可以永久保存，很可能就在某家二手商店会发现这么一双，或者某人的家里就有一双。”
他将靴子放回拥挤的柜子里，我怀疑它又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了。他锁上柜子，我们离开了那栋建筑物。我站在人行道松软的雪上，抬头望着铁灰色的天空和街上稀疏的车辆。人们纷纷亮起了车子大灯，时间似乎已凝住。我已经知道高特穿什么样的靴子，却不确定其重要性。
“我请你喝杯咖啡好吗，亲爱的？”古柏博士说着打了个趔趄，我抓住他的胳膊。“上帝啊，又要下个没完没了，”他说，“他们预测说会下到五英寸厚呢。”
“我还得回停尸间。”我说着挽起他的手臂，“真是谢谢你了。”
他拍拍我的手。
“我想向你描述一个人，看你是否有印象见过他。”
他听着我叙述高特的模样，包括他五颜六色的头发、凌厉的五官，以及颜色淡得有如雪橇犬的蓝眼睛。我提到了他的奇特举止，以及他显然对军服和各种带有军人味道的物品很有兴趣，比如军靴，另外他曾经被人看见在纽约穿过黑色皮革长外套。
“嗯，我们的确有这类访客，你知道。”他说着走向博物馆后门，“不过，恐怕他来的时候不会按门铃。”
艾森豪威尔那间活动房屋的顶部罩着霜雪。我的头发和双手湿了，脚也开始发冷。“如果替我查一个名字，会不会很难？”我说，“我想知道是否有一个叫佩顿·高特的人在军需部队待过。”
古柏博士犹豫着。“你猜测他曾经是军人？”
“我没有猜测什么。”我说，“我只是怀疑，以他的年纪，他是否在二战中服过役。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他曾经住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他家在一座胡桃林农场上。”
“这里无法提供个人信息，除非你是亲属或者有律师授权。你得打电话到圣路易斯，而且我必须很抱歉地说，A到J的档案已经在八十年代初的一场火灾中焚毁了。”
“这下可好了。”我懊恼地说。
他再度迟疑着。“但我们博物馆倒是在电脑里建立了自己的退役军人档案。”
我的内心燃起了一丝希望。
“退役军人想调阅自己的档案必须捐赠二十美元。”古柏博士说。
“要是想看其他退役军人的档案呢？”
“没办法。”
“古柏博士，”我把满头湿发向后一捋，“求求你，我要找的这个人可是至少杀了九个人的残暴凶手。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会有更多人受害。”
他仰望着雪花飘落。“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谈这种事呢，亲爱的？”他说，“我们会得肺炎的。我猜佩顿·高特就是这个可怕家伙的父亲了。”
我亲吻了他的脸颊。“你有我的传呼机号码。”我说完就走开去找我的车子。
我开车穿行于暴风雪中，电台不停报道着停尸间谋杀案的消息。当我抵达办公室时，发现电视台转播车和记者已将大楼团团围住。我思索着该怎么办，因为我非进去不可。
“管他呢。”我将车开进停车场，低声自语道。
我一走出黑色奔驰，大群记者立刻向我冲来。我直视着前方迈开大步，镁光灯闪个不停，麦克风从各个角度伸出。我匆匆打开后门，闪身进入并在身后关上门时，他们仍然吆喝着我的名字。我独自站在空荡、寂静的泊车间里，突然想起由于今天的恶劣天气，其他人或许都已经回家。
不出所料，验尸间的门锁上了，而当我乘电梯上楼时，发现我的副手的办公室空着，前台接待员和其他职员都已离开。我就这么一个人待在二楼，心里害怕起来。我进入办公室，看见电脑屏幕上滴淌着红色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字样，更加惊慌。
“没事，”我告诉自己，“现在没人在这里，根本不必害怕。”
我坐在办公桌前，把点三八口径手枪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发生的事已经过去了，”我继续说，“你必须镇定才行。你这是在自讨苦吃。”我又深吸了一口气。
我无法相信我会自言自语，这完全不符合我的个性。我开始口录今早的检验结果，心中仍忐忑不安。死亡警察的心脏、肝脏和肺部正常，动脉血管正常，骨头、脑部和肢体也都正常。
“在正常范围内，”我对着录音机说，“在正常范围内。”我一再重复。
不正常的是他们所承受的一切，因为高特是不正常的，他没有极限。
五点一刻我打电话到美国运通公司办公室，很幸运，布伦特这会儿还没有离开公司。
“你应该早点回家，”我说，“路况越来越糟了。”
“我开的是路虎。”
“里士满的人一遇到下雪就不知道怎么开车了。”我说。
“斯卡佩塔医生，我能为你效劳吗？”布伦特问。他是个能干的年轻人，曾帮我解决不少问题。
“我要你调出我的美国运通卡账单，”我说，“办得到吗？”
他在犹豫。
“我想知道每一笔账目。我是说，现在就想知道，不想等到收到账单的时候。”
“有问题吗？”
“是的，”我说，“但我不能告诉你。现在我只要求你帮我这个忙。”
“等一下。”
我听见了敲键盘的声响。
“好吧。我有你的账号。你知道你的卡二月就要到期了。”
“顺利的话，也许到时候我就不必再来烦你了。”
“十月以后支出项目就不多了，”他说，“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支出。”
“我想知道最近的支出情况。”
“二十日到二十一日之间有五笔，在纽约一个叫斯卡勒塔的地方。你想知道金额吗？”
“平均金额是多少？”
“呃，平均是……我看看，我想大约是八十美元。那是哪里，餐厅吗？”
“继续。”
“最近的账目……”他停顿下来，“最近的支出大部分都在里士满。”
“什么时候？”我的脉搏在加速跳动。
“二十二日周五有两笔。”
那正是我和马里诺送毯子到贫民家，圣诞治安官枪杀安东尼·琼斯的前两天。想到当时高特可能也在城里，我惊愕万分。
“请告诉我里士满的支出金额。”我对布伦特说。
“两百四十三美元，是在夏克霍商店街的一家画廊消费的。”
“画廊？”我困惑地问，“你是说艺术画廊？”
夏克霍商店街就在我办公楼的拐角前面不远处。我很难相信高特竟会大胆到在那里使用我的信用卡，那里的大部分画商都认识我。
“是的，艺术画廊。”他给了我名字和地址。
“你知道买的是什么吗？”
一阵沉默。“斯卡佩塔医生，你真的确定没有问题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你已经在帮我了，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我看看。没有，这里没写购买的是什么东西，很抱歉。”
“其他支出呢？”
“美国航空公司——五百一十四美元的机票，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至里士满的往返机票。”
“有日期吗？”
“只有订票记录，确切的起飞和回程日期得问航空公司。这是机票编号。”
我告诉他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里一发现新的支出项目就立刻和我联系。我看了一眼时钟，飞快地翻着通讯簿。我按了画廊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最后我终于放弃了。
然后我打电话到美国航空公司，把布伦特告诉我的机票编号给了他们。高特用我的信用卡付账，搭乘十二月二十二日周五上午七点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起飞的班机，当晚六点五十分飞回。我愣住了，原来他几乎整天都在里士满。那么他除了去画廊还做了些什么呢？
“真该死。”我嘟囔着，同时想起了纽约的法律。
我怀疑高特有可能是到这里来买枪的，于是再度致电航空公司。
“打扰了，”我再度介绍了自己，“是丽塔吗？”
“是的。”
“我们刚才说过话，我是斯卡佩塔医生。”
“是的，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关于我提过的那张机票，你能查出有没有行李经过检査吗？”
“请等一下。”耳边响起利落的键盘声，“是的，女士，回程抵达机场时有一个行李袋经过检查。”
“从拉瓜迪亚机场启程的时候呢？”
“没有，从拉瓜迪亚机场起飞到里士满时没有任何行李经过检查。”
高特曾经在这个城市的监狱服刑过一段时间，不必猜也知道他在这里认识谁。我确信，倘若他想在里士满买一把九毫米口径的格洛克手枪，必然不成问题。纽约的罪犯经常来这里买枪支，高特或许把格洛克手枪放在了接受检查的那个行李袋里，接着在次日晚上用它枪杀珍妮。
但这只是预谋犯罪，并不等同于犯罪。我们全都认为高特是偶然遇见珍妮的，然后决定将她杀害，就像他对待其他受害者一样。
我给自己冲了杯热茶，试着冷静下来。现在应该是西雅图的午后，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全国法医学会名录，翻找西雅图首席法医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梅南德兹医生？我是里士满的斯卡佩塔医生。”电话接通后我说。
“哦，”他诧异地说，“你好吗？圣诞快乐。”
“谢谢！很抱歉打扰你，可我需要你帮忙。”
他迟疑了一下。“一切都好吧？你好像压力很大。”
“这里的情况非常棘手，有个连环凶手完全失控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其中一个无名女性受害者做过金箔修复法补牙手术。”
“有意思，”他若有所思地说，“你知道，这里还有几个牙医懂得这种技术。”
“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啊。我必须找人谈谈，也许得找他们协会的负责人。”
“你要我打电话联系吗？”
“我想要你帮的忙是，问一下他们的协会有没有电脑档案，这个协会好像规模很小而且很不寻常，也许他们会通过电子邮件或电子布告板和外界联系，像精英网那样。谁知道呢？总之我必须尽快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现在就要人去查。”他说，“用什么方式和你联系呢？”
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他，然后放下了话筒。我想着高特和那辆失踪的深蓝色厢型车，琢磨着他用来装布朗治安官尸体的那个敛尸袋是从哪里弄来的。我们通常会在每一辆货车里放一个新的备用。这么说他可能先到这里偷走了厢型车，然后才去布朗家。我再度翻看通讯簿，看治安官的地址是否登记在上面。没有。
我抓起话筒打到查号台，查询拉蒙特·布朗的电话。接线员告诉了我号码，我拨了号，等着看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我现在无法接听电话，因为我乘着雪橇外出送礼物去了……”已经死去的治安官的声音通过答录机传来，显得强健有力，“呵！呵！呵！圣诞快乐！”
我不安地起身去洗手间，手里握着左轮手枪。我竟然持枪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都是因为高特把这个本来安全的地方给毁了。我在走廊上停下，前后张望。灰色的地板刚打了蜡，墙壁是蛋壳似的白色。我聆听着四周的动静，他曾经进入这里，当然可能会再来。
我被强烈的恐惧攫住，在洗手间的水槽里洗手时双手竟然发颤，并且浑身冒汗，呼吸急促。我匆匆来到走廊另一端，从窗口望出去，看见我的车被雪覆盖着，此外只有一辆厢型车，另一辆仍不见踪影。我回到办公室，继续录制验尸结果。
不知哪里的电话响起，我猛然一惊，椅子的吱嘎声吓得我跳了起来。当走廊上电梯门打开的声音传来时，我伸手拿起左轮枪，坐得直挺挺地望着门口，心狂跳不止。快速、坚定的脚步声响起，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我举起枪，双手握着枪柄。
露西走了进来。
“上帝！”我惊叫道，手指仍扣着扳机，“露西，我的上帝！”我把枪放在桌上，“你来做什么？为什么不先打电话？你怎么进来的？”她不解地望着我和那把点三八口径手枪。“珍妮特开车送我来的。我有钥匙，你很久以前给我的。我打了电话，可你不在。”
“你什么时候打的？”我有点眩晕。
“几小时以前。你差点向我开枪。”
“不，”我猛吸了一口气，“我没有。”
“你的手指没有放在扳机保险上，你本该放在那里。你扣着扳机。我只能庆幸你拿的不是那把勃朗宁，不是自动手枪。”
“别再说了。”我轻声说，胸口一阵发痛。
“积雪已经超过两英寸了，姨妈。”
露西站在门口，好像在担心什么。她像往常一样穿着休闲裤、靴子和滑雪外套。
我的心被一只铁手揪住了，呼吸艰难。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望向我的外甥女，脸颊发冷。
“珍妮特在停车场等我。”她说。
“那里挤满了媒体。”
“我没看见记者，不过我们把车停在了对街的付费停车场。”
“那里发生过好几起抢劫案，”我说，“还有一次枪击案，大约四个月以前。”
露西盯着我，又看着我将左轮枪放回皮包里。
“你的手在抖，”她警觉地说，“姨妈，你的脸白得像纸一样。”她走向我的办公桌，“我要带你回家。”
痛楚戳刺着我的胸口，我不由自主地伸手压住。
“我不能走。”我几乎无法说话。
我痛得难以呼吸。
露西试图扶我站起来，但我太虚弱，手臂几乎麻痹了，手指痉挛着。我在椅子里向前弯下腰，闭上眼睛，出了一身冷汗，呼吸浅而急促。
她恐慌起来。
我隐隐听见她对着电话大吼。我想告诉她我没事，只需要一个纸袋，但我说不出话来。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却无法告诉她。接着她拿了条湿毛巾替我擦脸，按摩我的肩膀，安抚我。我则低头眼巴巴地看着我的手在腿侧像爪子一样蜷缩起来。我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但我已疲倦得无力对抗。
“打电话给泽纳医生，”我忍着胸部的疼痛勉强说道，“告诉她到那里和我们会面。”
“那里是哪里？”露西惊骇地擦拭我的脸。
“弗吉尼亚医学院。”
“你不会有事的。”她说。
我没有接腔。
“别担心。”
我的双手无法伸直，冷得不停地打哆嗦。
“姨妈，”露西大叫，“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