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晚上七点，麦戈文送我到达喜来登饭店，正好亚特兰大勇士队也在这里投宿。许多球迷，不分老少，穿着棒球衣、戴着棒球帽，手持巨幅照片，挤在走廊和酒吧里，等待心目中的英雄为他们签名。饭店被安保人员驻守着。我走进旋转门时被一名急切的球迷拦住了。
“你见过他们吗？”他问我，一边焦躁地四下张望。
“谁？”
“勇士队球员啊！”
“他们长什么样子？”我问。
我排队等候办理住宿登记，只想尽快泡个热水澡。车子刚在费城南边堵了两个小时。五辆轿车和一辆厢型车冲撞成一团，六车道的公路上散落着碎玻璃和扭曲的金属材料。要到利哈伊郡的停尸间还有一个小时车程。但天色已晚，必须等明天早上再出发了。我乘电梯上了四楼，用塑料门卡刷开电子门锁，然后拉开窗帘，眺望着特拉华河和停泊在河畔的“莫修鲁号”帆船那高耸的桅杆。顷刻间，我已经身在费城，只带着行李箱、工作箱和钱包。
电话留言信号灯在闪烁，我打回去查看，发现有本顿的留言。他说他也住在这家酒店，等处理完纽约的琐碎事务便会尽快赶回。我希望他九点左右可以返回。露西把她的新电话号码给了我，但不确定能否见我。马里诺也留言说我如果打电话给他，他会尽快回电。费尔丁则通知我，昆恩夫妇又上了当晚的电视新闻，声称他们将要控告法医办公室和我僭越了教堂和政府的分野，并给他们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我坐在床沿，脱去鞋子。丝袜抽丝了，我把它脱掉扔进垃圾筐里。衣服也因穿得太久紧黏着身体。至于头发，我觉得似乎还残留着烧煮人骨的臭味。
“可恶！”我压抑着怒气吼道，“这是什么样该死的生活？”
我迅速脱掉外套和衬衫，翻出它们的里衬，平摊在床上。确认房门已锁后，我将发烫的热水放满浴缸，在汩汩流水声中舒缓着自己的情绪。我在水中滴了些成熟的覆盆子香型泡沬沐浴乳，对和本顿见面一事充满困惑。怎么会变成这样？情人、同事、朋友……种种关系就像沙画般混淆不清，我们的爱恋则如一幅太过精细的设计图，色彩繁复微妙，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我正在擦干身体时，韦斯利打来了电话。
“抱歉，这么晚才打电话。”他说。
“你还好吗？”我问。
“到楼下酒吧坐坐好吗？”
“要是勇士队在的话就算了，我不想凑热闹。”
“勇士队？”他问。
“你为什么不来我房里？这里有迷你酒吧。”
“马上过去。”
他出现时仍穿着那身深蓝色套装和白衬衫。衣服脏皱，胡子也该刮了，足以见得他这一整天的辛劳。他把我揽进怀里，我们静静拥抱了许久。
“你身上有水果的清香。”他将脸埋在我的发间。
“我们本该在希尔顿海德岛的，”我喃喃道，“怎会忽然在费城见面了？”
“一团糟。”他说。
他轻轻推开我，脱去上衣，把它平放在床上，然后走到迷你酒吧前。
“还是喝平时那个？”他问。
“依云就可以。”
“哦，我需要剌激一点的。”他扭开一瓶尊尼获加威士忌，“事实上我要来杯双份的，加冰块。”
他递给我一瓶依云，我看着他拉出桌边的椅子坐下，然后垫上枕头舒服地靠在上面。我们遥遥相望。
“又有麻烦了？”我问。
“老问题，每次管制局和联邦调查局凑在一起办案就会发生，”他轻啜着威士忌，“真庆幸我已经退休了。”
“你一点都没有退休的样子。”我苦笑道。
“这倒是真的。好像嘉莉的案子还不够我烦似的，现在又要我负责这起谋杀案。老实说，凯，管制局又不是没有犯罪侧写人员，我认为联邦调査局根本不应该插手。”
“说些新鲜的，本顿。我同样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介入这起案件，除非他们认为那位死去的女士是某种恐怖行动的受害者。”
“因为这起案件和沃伦顿大火案可能有牵连，”他说，“这个你也知道，况且联邦调查局费城分局局长打电话让州警察局知道他们会全力协助只是举手之劳。就这样，联邦调查局介入了，我也来了。早先已经有另外两名探员赶到了火场，心不甘情不愿的。”
“就假设这两个机构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吧，本顿。”我说，这个话题总会令人牢骚满腹。
“调査局费城分局派来的那个家伙将一个九毫米子弹的弹壳偷偷藏在现场，看派比是否能把它找出来。”本顿轻轻摇晃杯里的冰块，“派比当然办不到，因为根本没人教过它找子弹，结果那个探员觉得这很好玩，还打趣说该把它的鼻子送回宠物店修理。”
“笨蛋才会说这种话，”我气愤地说，“训练师没揍他一顿算他走运。”
“所以啊，”他叹了口气，“老问题。以前的调査局探员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也不会在媒体面前亮着徽章，接手一些无法胜任的调查工作。我觉得很尴尬，不只是尴尬，还有气愤。那些白痴的菜鸟把我二十五年来建立的声誉——包括他们自己的——全给毁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凯。”
他啜着酒，迎视着我的目光。
“尽力就是了，本顿，”我轻声说，“听起来像陈腔滥调，但也只能这样了。我们努力不是为了联邦调査局，不是为了管制局或宾夕法尼亚州警察局，而是为了那些已知和未知的受害者。向来如此。”
他喝尽了酒，将杯子搁在桌上。窗外的特拉华河畔灯光炫目，河岸另一侧的新泽西卡姆登也是灯火璀璨。
“我认为嘉莉已经离开纽约了。”他凝视着窗外说道。
“令人十分宽慰的想法。”
“其实唯一的根据只是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表明她人在纽约的证人或迹象。例如她的钱是怎么来的？这种人的行踪通常都是由此败露的，抢劫、偷窃信用卡，但目前我们还没发现这类行为。当然这并不代表她没做，只是计划周密，而且正按此一步步实施。”
他仍然望着窗外，五官在阴影中如刀削斧刻。他似乎疲惫不堪又绝望沮丧。我起身向他走去。
“上床吧，”我揉着他的肩膀说，“我们都累了，疲惫的时候总会觉得凡事都不顺，不是吗？”
他淡淡一笑，闭上了眼睛。我站在身边替他按揉着太阳穴，亲吻他的后颈。
“每小时收多少钱？”他喃喃道。
“你负担不起的。”我说。
我们没有睡在一起，因为房间很小，而我和他都亟需好好休息。我喜欢在清晨痛快地冲个澡，他也一样。正值热恋和已归于平淡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有段时期，我们经常整夜缠绵不休，因为他已结婚，我们实难遏止对彼此的渴念。如今我们可以厮守，内心却总觉平淡和甜蜜的忧伤。我怀念那份热情，感觉自己正在老去。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刚过，本顿和我开车经过市中心的沃尔纳特街。天色暗淡，刚被清洗过的街道湿漉漉的。排水道栅板和气孔冒着热气，空气又湿又冷。一些流浪汉睡在人行道或公园里，盖着污秽的毯子；警察局对面一个“禁止逗留”的告示牌下躺着一名看上去已经死去的男子。我开着车，本顿则在公文包里翻找着，他思索着一些我未必理解的专业问题，不时在黄色便笺纸上做笔记。我将车驶入七六号州际公路西段，一路上只见红色玻璃珠似的汽车尾灯绵延至天际，背后的太阳明晃晃的。
“为什么会选择浴室作为起火点呢？”我说，“为什么不是其他地点？”
“从连环犯案的角度来看，这对凶手显然具有某种特殊意义，”本顿说着翻到另一页，“也许是某种象征，也许出于某种理由，浴室更加方便。我的推测是，如果罪犯是同一人，而起火点又都在浴室，那就的确具有象征意义。对他来说这代表着某种事物，也许正是犯罪行为的原发点。例如，幼年时期曾在浴室有过特殊遭遇，比如性侵、虐待，或者经历过某些极度悲惨的事件。”
“可惜监狱无法提供这方面的记录。”
“问题是，你会发现半数犯人都在名单中。这些人大都在童年时期被虐，成年以后就转为施虐。”
“而且变本加厉，”我说，“可他们并没有被杀害。”
“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已经被杀害了。一个人在幼年时遭到殴打、强暴，几乎相当于被剥夺了生命，尽管肉体仍然存在。当然，这还不足以解释所有丧心病狂的行为，我掌握的所有知识都不足以解释，除非你相信人有善恶，就看人们如何选择。”
“我的确相信。”
他回头看我，然后说：“我知道。”
“嘉莉的童年呢？对于她作出的选择，我们又了解多少？”我问。
“她绝不会接受我们的讯问，”他提醒道，“我们也没有她的精神评估报告，只知道她善于操控他人，时而疯狂，时而正常，性格分裂，抑郁不合群，是个典型的病人。这些人比我们更有人权，凯。监狱和法庭精神疗养中心对他们的牢房保护之周密，会让你以为我们才是坏蛋。”
天色越来越亮，空中飘着紫白相间的条带状云絮。我们行经大片农田和不时可见的粉红色花岗岩崖壁，崖壁上分布着许多筑路时爆炸工事造成的坑洞。水塘里升腾的雾气让我想起滚沸的水壶。冒着滚滚浓烟、高耸的烟囱则让人想起熊熊大火。远山只剩一抹浅淡的剪影，地平线上散布的水塔有如鲜艳的气球。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到达利哈伊医院。大群水泥建筑仍在修建中，包括一座直升机库房和一级外伤急救医学中心。我把车停在访客停车场，进入崭新明亮的大厅时看见亚伯拉罕·杰德医生已在那里等候。
“凯，”他亲切地招呼着和我握手，“真没想到你会亲自跑来！你一定就是本顿了？我们这里的餐厅很不错，要不要先喝点咖啡或吃点什么？”
本顿和我礼貌地谢绝了。杰德是位年轻的法医病理医师，发色深黑眼睛湛蓝。三年前他曾在我的办公室里任职，在这一行还算新人，没有太多机会出庭担任专家证人。但他十分谦逊细心，在我看来，这些特质远比丰富的经验更为可贵，就目前这起案件来说尤其如此。除非杰德忽然性情大变，否则绝不会在得知我要来此之后还随意碰触尸体。
“告诉我目前有什么发现。”穿过一条宽敞明亮的灰色走廊时我说。
“我替她测量了身高体重，验尸官打来电话时正在做外部检查。当他告诉我烟酒枪械管制局也关注这起案件，而你将亲自赶来时，我就停止手头的工作了。”
利哈伊郡有一位郡验尸官，由他负责决定哪些尸体必须进行检验并判定死因。幸运的是，这位验尸官担任过警官，从不干涉法医病理医师的事务，对他们的意见也少有异议。而其他州都的情况就不尽然了。有些地方的验尸工作是在殡仪馆的防腐台上进行的，有些验尸官则是典型的政客，连子弹射入点和射出点都分不清，更不会在乎死者。
我们的脚步声在楼梯间回响。到了楼梯底端杰德推开一道双扇门引我们进入一间仓库，仓库里堆满旧纸箱，许多头戴安全帽的人员在身回奔忙。我们从这里穿过，循另一条走廊来到停尸间。这是个铺着粉红色地砖的小房间，两张不锈钢固定验尸台置于其中。杰德打开储物柜拿出一些一次性无菌手套、实验袍和一次性靴子。我们把这些东西直接套在外面，然后戴上乳胶手套和口罩。
死者身份已被证实。凯莉·谢弗德，三十二岁黑人女性，就在这家医院担任护士。如今她也和其他死者躺在了一起。她的尸体被黑色尸袋包裹着，安宣在小冷冻室里的一辆轮床上。这天，除了一些被橙色袋子包裹等着焚化的病理切片和死产儿尸体，再无其他死者。我们把这位死去的女子推进验尸间，拉开尸袋拉链。
“你为她做X光检验了吗？”我问杰德。
“做了，也采了指纹。昨天牙医取走了她的牙模，以便和生前齿列记录进行比对。”
杰德和我掀开尸袋和血污的布罩，残缺的尸体随即暴露在手术灯的强光下。她身体僵直冰冷，一张脸血肉模糊，空洞的眼睛半闭着。因尚未经过清洗，皮肤上还沾黏着暗红色血块，带血的头发硬得像洗涤餐具的钢丝球。她身上的伤痕凄惨密集，仿佛散发着股股怨气，我从中感受得到凶手的激怒和恨意，想象着她奋力抵抗攻击的情景。
她双手手指和手掌上的切口深入骨头，那是为自卫而紧抓刀刃所致。她的前臂和手腕内侧都有深长的刀痕，也是抬手阻挡时被割伤的；腿部的刀伤则可能是她倒卧在地，两腿乱踢猛烈抵抗的结果。此外，胸腹、肩膀、臀部和背部也都密布着凌乱的伤痕。
有些刀痕深长且不规则，是受害者在激烈反抗中被乱挥的刀子划伤的。个别伤口的外观特征显示凶器是单刃刀，刀柄在死者皮肤上留下方形的擦伤。她的右脸有一条浅淡的切口，从右下巴往上延伸到脸颊。喉咙被割开，从右耳下方往下划过颈部中线。
“她是被人从背后割喉的。”我说，本顿在一旁默默观察着，做着笔记，“仰着头，露出脖子。”
“我推测割喉是凶手的最后一招。”杰德说。
“如果她一开始就被割这么一刀，肯定会因流血过多很快失去抵抗力。没错，凶手很可能是最后才割断她的喉咙的，也许在她倒地的时候。衣服昵？”
“我去拿，”杰德说，“我们接到的案子都很怪异。凄惨的连环车祸，结果肇事者是某个心脏病忽然发作的司机。他的车从空中摔下，殃及了三四个无辜。不久前还发生了一起网络谋杀案。还有，杀妻案的花样也层出不穷，不只是枪杀，还有勒毙、棒击、肢解……”
他说着走向房间较远的角落，衣服正用衣架挂在那里晾干，底下摆着一只水盆。每件衣物都用塑料布罩着，以免其残留物和体液相互沾染。我正拿无菌布罩覆盖第二张验尸台时，麦戈文在一名停尸间助理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我想先査看一下再去现场。”她说。
她身穿制服和长靴，手持一只牛皮纸信封，慢慢审视着那片狼藉，没穿实验袍也没戴手套。
“我的天。”她说。
我协助杰德将一套睡衣摊在我刚铺好布罩的验尸台上。散发着阵阵恶臭的棉质短背心和内裤严重污损、被血浸染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前后都被割裂、刺破。
“她被送来时就穿着这些？”我必须确定这一点。
“是的，”杰德回答，“所有纽扣和搭钩都紧扣着。我不禁怀疑这上面也沾了凶手的血。像这样激烈的缠斗，凶手很可能把自己也割伤的。”
“你的教授指导有方。”我微笑着对他说。
“是一位里士满的女士教我的。”他回答。
“乍看之下很像是家庭暴力，”这时本顿开口了，“她穿着睡衣，这说明也许案发时间是深夜。反应过激的典型案例，尤其在两人关系亲密的凶杀案中，这种情形十分常见。但有一点很不寻常——”他往验尸台靠近一步，“她的脸，除了这处伤口以外，”他指点道，“并没有其他伤痕。通常当凶手和被害者关系密切时，会将大部分暴行施加在面部，因为脸是一个人的代表。”
“她脸上的刀伤比其他部位的伤口都浅，”我说着用戴着手套的指头轻轻拨开那道切口，“下巴的切入点最深，越往上越浅，最后划过脸颊。”我退后几步，再度观察那件睡衣，“有趣的是，全部纽扣和搭钩都完好无损，而且衣服没有撕裂。在类似这样的打斗中，凶手抓住受害者试图控制她时，往往会把她的衣服扯裂。”
“我想‘控制’这个词十分关键。”本顿说。
“或者失去控制。”麦戈文说。
“正是，”本顿赞同道，“这应该是突袭。这家伙被某种原因激怒了，变得十分狂暴。我相信他根本没料到这种后果。那场火也同样是失控的结果。”
“我推测，凶手在杀害她后没有逗留太久，”麦戈文说，“他在离开前匆匆点火，以为大火会掩盖自己的罪行。你说得没错，他干得不够高明。还有，这位女士家中的火灾警报器是在凌晨一点五十八分响起的，五分钟之内消防车就赶到了。损害已降到了最低。”
凯莉·谢弗德只有背部和双腿受到二级烧伤。
“防盗系统呢？”我问。
“没响。”麦戈文回答。
她打开牛皮纸信封，把一叠现场照片摊在桌面上，本顿、杰德和我仔细研究着。受害者身穿染血的睡衣，脸孔朝下趴在浴室门口，一条手臂被压在身下，另一条直直地向前伸出，似在探手拿什么东西。她两腿并拢伸直，双脚几乎触到马桶。地板上淌着炭黑污水，无法做血迹形态追踪，但浴室的木制门框和周围墙壁上有许多刻痕，显然是新近形成的。
“这场大火的起火点，”麦戈文说，“就在这里。”她指着一张显示浴室焦黑内部的照片，“就在浴缸附近的墙角，窗户敞开着、装有窗帘。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堆着木头家具和沙发垫的余烬。”她轻弹那张照片，“浴室门和窗户都敞开着，起到了烟囱和通风管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就像壁炉一样。”她继续说，“火从这一处地板燃起，接着烧着了窗帘但火焰并未猛烈得蹿上天花板。”
“为什么？”我问。
“理由只有一个，”她回答，“这场火并不成功。我是说，显然凶手在浴室里堆放了一些家具、沙发垫之类的，试图引起大火。但火焰没能达到预定强度。初期的火焰无法将这堆可燃物烧透，因为敞开的窗户使得火焰向外冒出。他也没有留下来观察，否则一定会发现搞砸了，尸体只像被火舌舔了一下。”
本顿的目光在照片上久久驻留，沉静得有如一尊雕像。看得出他巧许多想法，但谨言慎行是他的一贯作风。他不曾和麦戈文合作过，也不认识亚伯拉罕·杰德医生。
“这下有的忙了。”我对他说。
“我想立刻去现场。”他应道，脸色坚毅凝重。每感觉邪恶如寒意般侵袭时他便是这副表情。我注视着他，他也与我短暂对视。
“你可以和我一起去。”麦戈文说。
“谢了。”
“还有一件事，”麦戈文说，“这栋屋子的后门没锁，台阶旁的草坪上有一只空的猫砂盆。”
“你认为事发前她去屋外清理猫砂盆？而那家伙就躲在那里窥伺？”杰德向他们二人问道。
“只是推测。”麦戈文说。
“很难说。”韦斯利应道。
“这么说凶手知道她养猫？”我半信半疑地说，“还知道那个晚上她会把猫放出去或者出门去清理猫砂？”
“也许她早就出去清理了猫砂盆，只是把它留在院子里风干，”韦斯利脱掉实验袍说，“也许当天晚上她先是关掉了防盗铃，不久后又打开了后门，当然也可能在凌晨出于某种原因打开。”
“猫呢？”我问，“找到了吗？”
“还没。”麦戈文说，然后和韦斯利一起离开了。
“我想开始釆集体液。”我对杰德说。
我调整灯光时，他拿来相机开始拍照。我仔细观察她脸上的伤口，釆集了几缕纤维和一根波浪形的褐色发丝。这根发丝大约四英寸半，我猜是她自己的。但我还发现了其他头发，红色，较短，看得出刚染过不久，因为发根处十六分之一英寸的颜色较深。一如所料，到处都是猫毛，很可能是受害者倒在地板上时沾上的。
“猫毛又长又细，”杰德说，“是波斯猫？”
“很像。”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