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思婷《死刑今夜执行》
路那
他明白，为了说他自己的故事，他仿佛是在谈论别人一般的谈论自己。为了在那儿找到他，他必须让自己消失。
——保罗·奥斯特
认识思婷大哥，要多亏吕仁在2009年7月，于部落格“吕仁茶社话推理”中所张贴的《“最后一课”读后心得》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收到了一位署名“思婷”的网友留言。
几次的鱼雁往返之后，吕仁得知，思婷将因事返台，遂在同年十月，思婷、吕仁夫妇与我约在广生食品行。
老实说，这顿饭是吃的什么，我已经忘了差不多了，忘不掉的是当时我们像粉丝俱乐部一样，不停地拿问题轰炸思婷大哥的场景。举凡这些年他为什么没再写推理小说？忙什么去了？有和台湾的推理友人联系吗？笔名是怎么取的？还有什么著作？为什么会写这些小说？还会再写吗？有其他未发表的存稿吗？有没有想过参加……
整整三个半小时，就在这些问答中度过了。
思婷大哥有问必答，也让我们解开了许多累积已久的疑惑，例如“思婷”这个笔名的由来。
乍听“思婷”这个笔名，不知情的人往往以为是个女子，而当知道了思婷的本名是非常男性化的陈文贵时，又往往认为：这个笔名背后，可能藏有一段浪漫故事。谁是那位被心心念念的“婷”？
然而，期待这笔名背后有一段非恻故事的读者，可能得失望了，它纯粹是当年《推理杂志》排版上的失误。思婷在试图更正却不得回应后，也只好“既误之，则安之”的继续使用这个笔名写推理小说。然而由于这笔名过于特殊，是以虽则没有浪漫的故事，却因此多少衍生了一些因误会而起的轶事。
阅读思婷的小说，不难发现：他的作品背景，大多设置在“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学生暴动”之间的二十多年之间。这与他丰富多样的人生经历显然有关联：
陈文贵生于一九四八年的厦门，家族后来移居东南亚经营贸易。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了，然而，国共内战却仍如火如荼。尽管烽火漫天，但贸易活动却不因此而稍有停歇。年幼的思婷随着家人，在两地之间往返，直到国共战争大势底定，国党虽退守台湾，却保有封锁中国沿岸港口的军事实力。
当时，思婷与家人正好身处福建，遂不得不就此停留，参与了之后新中国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
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开始。随着这一波野火燎原，一九六九年时，二十一岁的思婷跟着“知青下乡”的口号，被派到了福建偏远的山区。事隔多年，如今去观看那个狂暴而诡谲的年代，荒谬似乎是它最显眼的注脚。这些荒谬深刻地烙印在“老三届”青年敏锐的感受性上，成了他们创作时无法忘怀的原乡。
而或许我们该感谢那位递给思婷《福尔摩斯全集·上卷》的不知名人士，他在从火堆边偷出的这半部福尔摩斯小说，让青年思婷一头栽进了推理小说的世界里。
一九七八年，思婷来到了香港之后，当时日本风行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成了对他的另一波震撼。
“推理小说原来也可以如此深刻地反映社会问题。”思婷在《死刑今夜执行》的得奖感言《弄斧号子》中写道。
而在《最后一课》的得奖感言《邯郸断想》中，思婷则透过一连串的设问，展现了对推理小说认识论的思考。
然而，随着林佛儿推理小说奖的停办，与时报百万推理小说奖决选名单所带来的惊诧，少了奖项作为创作动力，思婷最终还是搁下了食不饱、衣不暖的推理小说创作，回到他早享盛名的编剧领域，陆续编出了许多台湾读者也耳熟能详的戏剧作品。
虽然思婷写作推理小说的动力，有一部份是来自于征文奖，但是仔细观察其作品，由主题之统一与主旨之明确，显见其写作并非以得奖为目标。其动机，与其说是为了奖项，倒不如说是为了治癒自我在大历史背景下，被割裂的心灵伤口。
身为走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他对于中国在经历此一事件后的观察，认为“大陆的主要毛病，并不在于‘穷’，而在于‘法’。”此一看法无疑是直觉而犀利的，当代史家也颇为支持这样的说法。
观察以外，思婷更进一步地，据此修改了《好好拍照》的故事风格，让它成为反映“法之匮乏”而非“物之匮乏”的镜子。这样的反映，构成了思婷小说的主题。
然而，推理小说作为一个从叙述结构上，就蕴含了“维护当权者”此一概念于其间的文学类别，当这个“当权者”对读者来说，是不值得维护的时刻，思婷要如何既让侦探破案，又不让社会架构下的既得利益者受益呢？
大多数推理小说所提供的，是一个保守的意识形态。如同朱立安·西蒙斯所指出的，这类小说所提供的是“一个再承诺的世界”，错误会被惩罚，秩序会被回复，侦查的过程是为了要惩罚扰乱社会秩序者。亦即，“回复秩序”是推理小说最重要的功能。
然而，万一小说中被回复的“秩序”，与台湾分裂分子心中的理想秩序，恰好是背反的呢？当罪案发生在共产主义下的红色中国，这个将被小说修复的秩序，显然不会是卖国贼与台独分子熟悉的正义，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的体制；被确保的利益，也不会是分裂叛国者的利益，而是无产阶级政府的利益。这样的书写，对于外于文本的读者来说，显然并非是一个“再承诺的世界”，反而较趋近于破坏那个该被修复的秩序。
面对这样的困境，思婷采取了一个极为机敏的策略，巧妙地利用了道德与律法之间的差异，让角色通过这道缝隙，使得台面上案件虽然得以被侦破，而无产阶级体制却在台面下成了吃黄莲的哑巴，满足了台湾叛国读者对破案与转型正义的畸形渴望。而其特异的背景设定，虽非刻意为之，却依旧满足了时人对竹幕之内的好奇窥视，同时隐约地展现了一般来说，属于间谍小说之揭露世界内面的趣味。更触及了许多小说的共同主题，即个人何时会对体制感到疑惑，以及个人决定要与体制对抗时，所展现出来的壮烈与荒凉。
一旦意识到后者的力量，我认为思婷在创作时，也逐步地给予角色更大的空间去做抉择。
从《好好拍照》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死刑今夜执行》中，李由为何决定帮助反革命分子的“理由”，再到《一贴灵》中，小赵得自己决定要走哪一条路的开放式结局……思婷小说所呈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极端社会背景下，个人如何因见识了荒谬而觉醒，从而必须抉择的一个过程。于是，探案的过程，不仅是挖掘案件的发生经过，同时也成了主人公对自我内心的探索与追问。也因此，荒谬不再仅是小说的调剂，它成了小说主要的趋动力。
刚开始阅读思婷小说的读者，首先会注意到的，必然是小说文字间所蕴含的荒谬。从《神探》中，真正破案的侦探岑永乐真心诚意地赞赏只会吹牛皮的老古为“神探”，到《好好拍照》中，原先拥有三台照相机与一个专业摄影师的公安局，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被砸烂了照相机、打残了摄影师，最后只得求助于地方上的普通小店。又如《一贴灵》中，公安小赵被叫到中药厂去，却发现请他到这里来的原因，不是刚刚发生的三件命案，而是亟待破解的一贴灵秘方……字里行间蕴藏的光怪陆离，匪夷所思之外尚且如同大观百态。
然而，思婷小说中所蕴含的荒谬，其实并不止于这些对于“文化大革命”与其后社会的相关描写。他更精彩的成就，是让这一批小说，同时也违反了推理小说读者所惯常期待的故事架构，同时让这样的违反本身与小说主旨相应合，将之与小说叙述的荒谬情境相应合，从而取消了读者对预期失败的愤懑。
当我们在阅读推理小说时，所预期的进程，多是案件（谜团）出现、侦探隆重登场、侦探解决事件。换言之，事件本身必须是“值得被解决的”。然而在思婷的小说中，侦査到后来，原先一开始的事件却往往是“不值得被解决的”，例如意外，或者条件明确到犯人不做他想。照理说，读完这样的小说，会让读者有种被欺骗的愤怒。然而，思婷却藉由玩弄推理小说的守则，彻底制造了“荒谬”的情境，让小说叙事一口气飞越到另外一个领域。
于是，读者不再在乎“案件”本身是否仅是一个意外、一个巧合或是一个假命题。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藉由这一个案件所显透出来的荒谬，读者得以拨开口号，一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荒谬真相。待被挖掘的真相，不再是案件如何发生，而是社会如何允许这样的案件发生，个人又如何在其中找到缝隙，反抗或者逃离这种荒谬。《好好照相》与《最后一课》即是最典型的例子。
最后我想稍稍地谈一下《一贴灵》。在这篇小说的开头，人民警察小赵被召唤到中药厂去处理一个案件。他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案件，正暗自提心吊胆的时候，从路边小贩的闲聊中，得知原来中药厂出了三件命案。小赵于是安下了心，想道“公安局中，功劳的大小是根据案件的大小来判断的，而案件的大小就是根据死人的多寡来决定的。”这下子他有机会立下大功，很是摩拳擦掌的期待着。然而到了中药厂，厂长却告诉他“死三、四个人有啥稀奇？还劳动你们局长派你来？俺是那种小题大作的人吗？”
推理小说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次类型，以不涉及犯罪，但涉及谜团的故事为核心，由于这样的事件通常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被称为“日常之谜”。《一贴灵》其实就是一个日常之谜的故事。然而这样的“日常之谜”，其重要性却远远超过三人死亡。小说中轻描淡写的交代了三个人之死，原来他们“全是资本家，全是工人赤卫队开批斗会的时候斗死的，革命行动啊！”思婷透过次类型重要性的倒置，精准地创造出最令人感到荒谬的情境。这或许并非他的独创，而内中的谜团，可能对一些老道的读者来说，也过于简单了，然而，他对于荒谬时代如此俐落精准的刻划，却使得他的创作，得以不随时代风化，今日读来，依旧令人感受到蕴含在其中的迷人风采。
路那，台湾大学推理研究社顾问、台大全文所博士生。曾参与《谜诡》撰稿，另曾撰写有栖川有栖、二阶堂黎人、西泽保彦、久生十兰、宫部美幸、吕仁等作家之作品导读或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