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二年的秋天注定是李唐王朝的多事之秋，因为在并州陷落之前，长安朝廷内部就已经发生了一件让李渊极不愉快的事。
有个人要谋反，并且因此掉了脑袋。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掉脑袋的事情原本是很寻常的，但是这回却不太寻常。
因为这颗脑袋是从一个朝廷重臣的身上掉下来的。
准确地说，这个人是大唐的民部尚书、开国元勋，也是晋阳首义的功臣。他就是刘文静。
刘文静居然会谋反？这可能吗？
是的，这件事听起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可李渊和朝廷确实是以这个罪名把刘文静斩首的。
一个堂堂的开国元勋、首义功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刘文静之死对新生的大唐王朝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切都要话说从头。
刘文静和裴寂都是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是李渊的左膀右臂，对大唐开国所作的贡献可以说难分伯仲。但是从私交上来说，李渊和裴寂是好友，而刘文静则与李世民关系较为亲密。因此在李渊的心目中，裴寂的重要性自然要比刘文静略胜一筹，所以裴寂的地位也自然要比刘文静高出一头。李渊开设大将军府时，裴寂任长史，刘文静任司马；李渊入关成为大丞相时，裴寂转任大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也转任大丞相府司马；李渊称帝后，裴寂官拜尚书右仆射，刘文静官拜纳言……基本上可以说，在李渊的政治军事集团中，除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外，裴寂始终是第一号人物，而刘文静则始终屈居第二。
刘文静会服气吗？
他不服。
他当然不服！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才干和胆略都在裴寂之上，而且所立的军功又比裴寂多，凭什么裴寂就老是压过他一头？正所谓不平则鸣，刘文静当然也要鸣！武德元年，李渊登基之初，经常与裴寂同坐共食。刘文静马上抓住机会上奏李渊说：“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昔日晋元帝诏王导升御座共坐，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俯同万物，使群生何以仰照！’而今贵贱失位，臣以为非长久之道。”
李渊一下就听出了刘文静话里的酸味。他笑了笑，你刘文静既然学会了含沙射影，跟我大掉书袋，那我也不妨跟你掉一回。他笑着对刘文静说：“昔日光武帝刘秀与旧友严子陵共寝，子陵把脚都压到了皇帝的肚子上，光武帝还不是一笑置之。而今诸公德高望重，并且都是朕的旧交好友，往昔的欢聚之情，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公切勿介怀。”
天子李渊处处护着裴寂，对刘文静的谏言根本不予理睬，甚至还有点反唇相讥的味道，刘文静怎么可能不介怀？随后的日子，刘文静开始在朝堂上公开与裴寂唱对台戏。凡是裴寂赞成的他必然反对，凡是裴寂反对的他必然赞成。二人从此公然决裂，并且反目成仇。
浅水原兵败后，刘文静作为主要责任人被免职，虽然后来他又随李世民扫平了薛仁果，因功擢任民部尚书，但是地位大不如前。从前担任纳言时好歹也是个宰相，而今与裴寂相比身份已然悬殊。刘文静越想越气，经常与他的弟弟、时任通直散骑常侍的刘文起一起借酒浇愁。有一次喝醉后，刘文静居然拔刀猛砍柱子，怒骂道：“总有一天要砍了裴寂的脑袋！”
可是，还没等刘文静砍掉别人的脑袋，自己的脑袋就先掉了。
说起来也是事出偶然，而且只能说刘文静走了霉运。就在他满腹牢骚、郁郁寡欢的时候，他家里又平白无故地发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刘文静怀疑是妖魅作祟，就让刘文起帮他找了一个巫师作法祛妖。请人祛妖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这个巫师又喜欢装神弄鬼，一连几日都是大半夜在半明半暗的星光下做
事态陡然变得严重起来。本来裴寂还愁抓不到刘文静的小辫子，这回倒好，是他自己的家人把他卖了，刘文静还能怨得了谁？
告密者是刘文静的一个小妾，因为与其他姬妾争风吃醋而失宠，索性诬告刘文静谋反，要把他往死里整。所有对刘文静最为不利的偶然因素似乎突然间都凑到了一块。所以我们只能说，刘文静这回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不死都不可能！
李渊即刻将刘文静逮捕，命裴寂和萧瑀担任主审官。明明知道裴寂与刘文静不共戴天，还让裴寂去审案，李渊的用意不言自明。
审讯中，刘文静做出了这样的供词：“首义之初，臣任司马，与长史裴寂的地位和威望都差不多。而今裴寂贵为仆射，拥有豪宅；而臣的官位和赏赐却与常人无异。臣东征西讨的时候，老母亲和家人留在京师，臣都没有时间照顾。所以臣确实是心存不满，加上醉酒，才会发出怨言。”
李渊拿着刘文静的供词在朝会上对群臣说：“观文静此言，很明显就是想造反了。”
其实满朝文武全都心知肚明，刘文静落到这步田地绝不是因为他想造反，而是因为他得罪了天子跟前的大红人、当朝宰执裴寂裴大人，因此他也就得罪了天子。换句话说，他纯粹是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既然如此，谁还敢替他说话呢？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只有萧瑀和李纲替刘文静说了公道话。他们都坚持认为：刘文静绝无谋反之意。
最后李世民站了出来，一再替刘文静辩护。
李世民说：“当初在晋阳时，是刘文静最早提出了举义之策，后来才告诉了裴寂。等到攻克京师，他们所得到的信任和待遇却相差太大，刘文静的失望或许是有的，但绝不敢谋反！”
李世民为什么要替刘文静辩护？
表面原因当然是李世民出于公心、仗义执言，可深层的原因则是——刘文静现在已经是秦王帐下的头号辅臣，是李世民在政治上最为得力的助手。早在晋阳起兵前夕，刘文静和李世民就已惺惺相惜，关系非同一般；到了武德元年七月，李世民任元帅西征薛举时，刘文静则是元帅府的长史；同年十二月，李世民官拜太尉、兼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时，刘文静再次担任陕东道行台左仆射。说白了，刘文静现在不只是天子李渊的民部尚书，更是秦王李世民的死党。
对此，李渊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当然更不可能无动于衷。
因此，对裴寂的宠信和重用以及对刘文静的疏远和贬抑，在李渊这里绝不仅仅是出于旧交情的深浅厚薄那么简单，最重要的原因是——李渊必须防止出现一个与朝廷权力平行的小集团，即便这个小集团的领袖是他的亲儿子李世民也不行；进而言之，李渊也绝不允许他的任何一个臣子把本该献给他的忠心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即便这个臣子是开国元勋刘文静也不行！
基于上述原因，李渊就绝不会放过刘文静。
所以，李世民出面替刘文静辩护，不但不可能挽救刘文静，反而会强化李渊对这些事情的判断以及他杀鸡儆猴的决心。
为了帮助李渊下
尽管李渊心里早已作出了决定，可诛杀刘文静的诏令还是在他手里压了好多天。判断一个开国功臣应不应该杀，不仅是在考验天子李渊的智慧，更是在考验他的情商。
因为天子也是人，要诛杀一个功臣，他的内心深处不免会有诸多的不忍。
但是不管有多少不忍，那一道让刘文静人头落地的诏书最后还是从李渊的手里发了下去。
武德二年九月初六，刘文静与刘文起一同被斩首，家产抄没。
临刑之前，刘文静仰天长叹：“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
其实刘文静的这句临终遗言只不过是一种负气的感叹而已。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置他于死地的原因绝非如此简单。真相是——刘文静的存在严重威胁了李唐王朝最有权势的两个人的政治利益。
首先是天子李渊，当他意识到已经有一个小集团的羽翼正在他的眼皮底下逐渐丰满的时候，他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其次是首席宰相裴寂，面对刘文静这种才干和功勋都不在他之下的政敌，他当然不会无所作为。
所以，当李唐王朝这两个最有权势的人决意要让一个人三更死的时候，他就绝对活不过五更！
刘文静之死是大唐开国以来第一次诛杀功臣的事件。这个事件无疑给丽日当空的大唐王朝抹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同时，这个事件也在李渊统治集团内部——更准确地说，是在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之间——刻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这道政治裂痕一旦出现，便再也难以抹平。随着李唐王朝扫灭群雄、统一天下的进程逐渐深入，这道裂痕也在不断扩大；等到李渊父子肃清外敌、巩固政权的事业完成，这道无形的裂痕也就演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深渊，最终使得李渊父子的亲情彻底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德二年的刘文静之死，实际上已经给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一个幽微而深远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