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高丽成了杨广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场噩梦。
连续两年，发兵两百多万，耗费资财无数，国库为之一空，天下萧然，民生凋敝，可换来了什么呢？换来的只有——盗贼成群，烽烟遍地，世家大族离心离德，整个帝国伤痕累累。
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杨广百思不得其解。
是要坦然承认失败，从此把目光转向国内，发愤图强收拾烂摊子，还是要再接再厉、愈挫愈勇，不灭高丽誓不罢休？
杨广最终选择了后者——他要整兵再战，三征高丽！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三月十四日，杨广率领三征高丽的大军向辽东出发。一路上，士卒纷纷逃亡，屡禁不止。七月十七日，杨广终于带着这支充满恐惧和抵触情绪的军队进抵怀远（今辽宁辽中县）。同时，来护儿的水军渡过渤海，在毕奢城大败前来迎战的高丽军队，并乘胜渡过鸭绿江，兵锋直指平壤。
此时的高丽，表面上还在顽抗，实则早已精疲力竭了。此前的两次大战固然拖垮了隋帝国，可同时也让小小的高丽元气尽丧。面对卷土重来的隋朝水陆大军，高丽王高元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只好低头妥协。
七月二十八日，高元遣使前往隋军大营，向杨广奉上降表。如果是前面两次，杨广一定会断然拒绝，并且亲自攻进平壤，活捉高元。但是这一回，杨广却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高丽的请降，并即刻传令来护儿班师回朝。
杨广为何答应得这么痛快？
原因很简单：如今的隋朝天下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繁荣富足的太平盛世了，面对风起云涌的叛乱和分崩离析的江山，杨广岂能再漠然置之？现在，只要能让高丽臣服，只要能把丢掉的面子捞回来，杨广就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
三征高丽就这么不尴不尬地落下了帷幕。
对于杨广来讲，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或许足以抚慰他那受伤的心灵，可对于多数将领来说，这种充满自慰色彩的精神胜利却让他们感到极为难堪，甚至是感到万分耻辱——一征高丽大败而回，二征高丽无果而终，三征高丽不了了之，这他奶奶的算哪门子胜利？！
对此，老将来护儿就曾当着部众的面扼腕长叹：“大军三出，未能平贼，劳而无功，吾窃耻之！”（《资治通鉴》卷一八二）
大业十年十月底，杨广命令高元按照臣藩之礼入朝觐见，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高元居然把他的诏令当成放屁，一点反应都没有。杨广发现自己被耍了，顿时暴跳如雷，对着满朝文武发出怒吼——老子要四征高丽！
然而，杨广还能四征高丽吗？这个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大隋帝国，还能经得起他的疯狂折腾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此时的国库已然空空如也，再也不可能让杨广随心所欲地往高丽这个无底洞里砸钱了。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杨广郁闷难当。为了消除自己的郁闷，杨广决定北巡——第三次北巡。
四征高丽的钱花不起，三次北巡的钱他还是花得起的。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八月初五，杨广向帝国的北部边境出发了。此时的杨广并不知道，一场比三征高丽更让他难以想象的噩梦，正悄悄匍匐在道路的前方。
准确地说，它匍匐在雁门郡。
大业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杨广的御驾抵达雁门郡（今山西代县）。此时，雁门以北的大地正滚过一阵剧烈的战栗——四天前，东突厥的始毕可汗已经率领数十万精锐骑兵从塞外呼啸南下，此刻正风驰电掣地朝雁门扑来。
他的目标是——杀死杨广。
杨广到达雁门的第二天，东突厥数十万铁骑就已将雁门团团包围。隋朝君臣惊恐万状，开始手忙脚乱地组织防御。此时，虽然雁门共有军民十五万人，足以抵挡一阵子，但问题在于——城中囤积的粮食只够食用二十天。
突厥人的攻势异常凌厉，短短几天便把雁门郡下辖的四十一座城池攻克了三十九座，只剩下杨广所在的雁门和齐王杨暕（jiǎn）驻守的嵉县。突厥人彻底扫清外围之后，开始集中兵力猛攻雁门。战斗十分激烈，一支流箭甚至射到了杨广面前，只差几步就把他射了个对穿。
杨广心胆俱裂，一把抱住幼子杨杲（gǎo）纵声大哭。
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一个帝王刻意维系了大半生的骄傲和尊严瞬间坍塌，剩下的，只有与常人毫无二致的恐惧和软弱。
面对突厥人的强大攻势，宇文述力劝杨广挑选数千精骑拼死突围。可他的提议却遭到了重臣苏威、樊子盖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突厥人擅长野战，突围之策太过冒险，而今之计，只有一方面死守城池，一方面紧急发布勤王诏，命四方军队前来增援。
杨广也认为这样比较保险，可要命的是：突厥人已经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勤王诏怎么送出去？还有，粮食在一天天减少，虽然实行了压缩配给，但存粮已经不多，如果不赶紧把勤王诏送出去，大家很快都会饿死。
所有人绞尽脑汁地想了十天，始终一筹莫展。到了第十一天，杨广终于大腿一拍，想到了一个主意——浮木传诏。
八月二十四日，数百根浮木被抛到流经雁门的汾水河上，迅速漂向下游的各个郡县，每根浮木上都绑着一道用黄帛写就的勤王诏。
随后的日子，汾水下游的一些郡县长官相继接获诏书，于是纷纷募兵奔赴急难。然而，仓猝之间，各郡县募集的兵力都很有限，就算在最短时间内赶到雁门，恐怕也不一定打得过兵强马壮的突厥人。当时，有一支勤王队伍的将领叫云定兴，他手下有个十七岁的小兵，就针对这个问题献上了一计。
这个小兵的意见是：让队伍携带大量的军旗和战鼓，一路上大张旗鼓，虚张声势，借此迷惑敌人。他说：“始毕可汗胆敢以举国之师包围天子，必定认为我方短时间内难以集结大军。所以，我们应该大张军容，白天旌旗招展，夜晚钲鼓齐鸣，让敌人以为我方援军已大量集结，迫使他们闻风而遁。否则敌众我寡，万一突厥倾巢来攻，我军恐怕难以抵挡。”
云定兴觉得很有道理，当即欣然采纳。
这个献计的十七岁小兵，就是李世民。
在隋末乱世的舞台上，这是史书有载的李世民的第一次亮相。虽然他现在的身份还很卑微，但作为一个即将在几年后纵横天下的军事统帅，其见识和谋略已在此初露端倪。
杨广除了浮木传诏外，还采纳近臣萧瑀（萧皇后之弟）的建议，派密使从小道潜行至突厥王庭，向义成公主（与突厥和亲的隋宗室女）求救。义成公主闻讯，马上给始毕可汗送了一封急报，上面写着：北方边境告急！
始毕可汗不太相信，却又不敢断然否定。因为连日来，已经有斥候（侦察兵）不断回报：隋朝东都及各郡援军已大量集结，并正往雁门方向迅速移动，前锋已进抵忻（xīn）口（今山西忻县）。也就是说，如果短时间内打不下雁门，就有可能反过来被隋军包了饺子。
始毕可汗越想越不安，不得不在九月十五日下达了撤军的命令。突厥人一撤，杨广如释重负，立刻派出两千骑兵一路尾追，在马邑攻击并俘虏了两千多名突厥的老弱残兵，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屈指一算，杨广在雁门总共被围了三十三天。
突厥人撤退之日，城中的粮食刚好告罄，杨广和所有人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好悬！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初一，杨广在东都举行新年朝贺，天下有二十余郡的贺使缺席。这是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而之所以出现这种事，原因不外乎两个：要么是郡城已落入变民之手，要么是特使在中途被变民所杀。
杨广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派遣十二路招讨使分赴各地，负责征调军队镇压叛乱。到了五月，杨广在朝会上向大臣们询问叛乱的情形。宠臣宇文述等人都表示，大部分叛乱已被平定。杨广问叛贼还剩多少，宇文述从容奏答：“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了。”
杨广显然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满朝文武中，只有老臣苏威硬着头皮对杨广说：“对于叛乱情形，各地奏报多不属实。臣在此仅举一例：从前叛贼据有长白山，距洛阳一千余里；而今却近在汜水，距洛阳仅一百余里。请陛下想一想，如果叛贼越来越少，又怎么可能离东都越来越近？”
杨广闻言，勃然大怒，随即找了个借口罢免了苏威，并把他子孙三代的官爵全部罢黜，贬为庶民。
大业十二年，四方叛乱愈演愈烈，隋朝的文武百官都对此心知肚明，却无人敢言。因为，杨广更愿意相信宇文述的话——天下的盗贼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了。
换句话说，杨广宁可相信天下无贼。
这年初秋，为了让自己忘却三征高丽和雁门被围的耻辱，杨广决定南巡，三下江都（今江苏扬州市）。
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再也不忍心保持沉默了。右侯卫大将军赵才第一个站出来劝谏：“今百姓疲劳，国库空虚，盗贼蜂起，政令不行，愿陛下早回西京，安抚万民！”
杨广不由分说地把赵才扔进了监狱，随即下令龙舟队扬帆起航，毫不迟疑地离开了烽火连天的中原，朝着歌舞升平的江都翩然而去。
途中，大臣任宗、崔民象、王爱仁相继劝谏，却无一例外地掉了脑袋。龙舟行至梁郡（今河南商丘市），当地百姓联名上书：“陛下若执意南巡江都，天下将不再为陛下所有！”杨广二话不说，命人将他们全部砍杀。
从此，再也没人能阻止龙舟一帆风顺地驶向江都。
同时，再也没人能阻止杨广义无反顾地奔赴死亡。
离开洛阳时，杨广曾作诗向后宫嫔妃告别，其中一句是：“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杨广所说的江南就是江都。他曾在江都坐镇十年，对这座繁华富庶又风情万种的城市怀有很深的情感。相比于洛阳，他显然更喜欢江都，也一直将其视为灵魂的故乡。这几年，杨广感觉自己走了背运，没有一件事情顺心，所以他满心希望，美丽的江都能够抚平他的焦虑，疗治他的创伤，成为他生命中又一个崭新的起点。
然而，历史很快就将证明，这只是杨广的一厢情愿。
因为，江都不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是一个可怕的终点——终将把属于杨广的一切全部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