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的名字叫兹父，是宋桓公的嫡长子也是太子，为许穆夫人的姐姐宋桓夫人所出。比起齐桓公小白生于一个亲情淡薄淫乱不堪的问题家庭，兹父的童年就幸福多了，宋桓公看重他，宋桓夫人宠爱他，他的兄弟们也很尊敬他喜欢他，可谓父慈子爱兄友弟恭，正宗的春秋模范家庭。
但是很可惜，兹父甜蜜的青少年，在宋桓公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60年这一年，由于狄人对卫国的大举入侵，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这一年，凶残的狄人打败爱鹤如命的卫懿公，攻入卫国国都，对卫国百姓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侥幸逃出的不足五千卫国遗民被宋桓公夫妇安置在曹邑，卫国重建工作就此展开。
然而就在此时，宋桓公夫妇不知什么原因闹起了矛盾，激发至不可收拾，最终竟然以离婚收场，兹父顿时从天到地，变成了一个单亲家庭的苦命孩子。
关于两人为啥闹矛盾，史书没有记载，但我们从前后的历史事件中应该可以推断出来。当时，齐桓公为了帮助卫国重建家园，出钱出人不遗余力，从而获得了莫大的名声。但是宋桓公明明是第一个出手帮卫国的，最后却贡献乏陈，风头全被齐桓公抢了去，相信宋桓夫人心里一定很不好受——娘家有难，老公却上心不够，倒是自己的堂姐大卫姬与堂姐夫齐桓公那边大把大把的金银财物送过去，这让宋桓夫人在姐妹面前很没面子。当然宋桓公也有他的苦衷，齐桓公财大气粗，又是诸侯盟主，宋桓公想跟他斗富置气，那也要足够的底气才行。于是小两口整天吵架，宋桓公一气之下把老婆给休了，赶回娘家，从而造就了一首千古绝唱。
这首绝唱就是《诗经》中的《河广》一诗，据《毛诗序》载当为宋桓夫人在此期间所作：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予望之！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大意是：谁说黄河广又宽？我一束芦苇便可渡！谁说宋国遥又远？我一踮脚就能望见。谁说黄河宽又广？一只小船它都容不下！谁说宋国远又遥？我无须一个早晨就能到！
明明黄河那么宽广，明明宋卫距离如此遥远，但是宋桓夫人却正话反说，夸张戏谑之语中极尽悲恸，想家念子之情贯透字里行间，又以迭章排比，反复吟咏，情辞动人，文采斐然，当可与诗仙“白发三千丈”之句媲美。
爱情与亲情看似易得，但在诸侯之家，却原来有如此多的阻碍，许穆夫人与宋桓夫人两姐妹都是大才女，却又都成为了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实在令人欷歔不已！
宋桓夫人思念儿子，兹父何尝不思念母亲，但限于礼制，母子难以重逢，所以后来他即位后，就在宋国西部距卫国较近的黄河岸边，筑起一座土台，想娘的时候就登台远望，遥寄思念之情，后人称之为“宋襄公望母台”或“襄台”。
在今天河南雎县北湖湖心岛驼岗上，这座“望母台”遗迹犹存，宋襄公的墓也在附近（雎县因此而古称襄邑或襄陵），他生不能尽孝于母亲膝下，死后也只能求魂灵遥望卫国，这便是诸侯之家的悲哀。
这样看，兹父的确是一个孝子，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他是在作秀，但是接下来一件事情，就不能光用作秀来解释了。
兹父有个同父异母的庶兄叫目夷，字子鱼，是宋国很有名的贤人，宋桓公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孩子，也曾想过改立他为太子，但由于兹父也一向表现良好，所以才最终作罢。
但兹父此时却做出了一个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决定，硬要把自己的太子之位让给哥哥，他对宋桓公说：“请使目夷立，臣为之相以佐之。”
宋桓公也很摸不着头脑，便问他为什么。这可是国君之位啊，不是孔融让的那颗破梨。
兹父回答说：“臣之舅在卫，爱臣，若终立则不可以往，绝迹于卫，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处目夷之上。”兹父认为自己如果当了国君，就不能经常去卫国看母亲了，而且他自认能力不及目夷，所以才主动让贤。
如果单从这句话来看，兹父似乎是个孝顺又谦虚的好孩子，而且高风让贤，品德高得不得了。事实的真相是否如此，我们不是兹父，当然不得而知，不过对人性对政治都有着深刻了解的毛泽东同志在小学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宋襄公论》，里面就指出兹父明知这样违反了当时的礼法和继承制度，还要坚持让位，明显是做给宋桓公和天下人看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博得“仁爱”的美名。
过让则伪，过谦则矫，毛泽东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他的国文老师也因此给这篇作文破例打了105分的超满分，可见其见识独到非同凡响。但可惜宋桓公不是毛泽东，他的脑袋拐不了那么多弯儿，于是竟在兹父的坚请之下真的决定换太子了。
如果兹父真如毛主席所言是个野心勃勃且狡诈伪善之徒，这会儿一定哭死了，不过好在目夷听说了这件事儿后非常上道，他坚决不肯接受太子之位，说：“兹父能以国让之，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庶立而嫡在下，不顺也，不顺而使目夷为之，目夷将逃。”于是逃到了卫国。
兹父一看目夷跑了，他也跟着跑，顺便也好去看望一下母亲。于是哥俩儿前脚跟后脚全都逃到卫国去了。
目夷为啥放着大好的太子之位不要，除了兹父“仁孰大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他认为这样的人事安排很“不顺”（不符合立君的顺序）。
宋是商纣王同母长兄微子启的封国，当年周灭商后，周天子采用“以殷治殷”的策略，将殷商遗民们迁到了东部黄淮平原，封微子启于宋，公爵，建都于商之发祥地商丘，以延续商之宗祀，管理商之遗民，并作为周室东南屏藩，阻挡淮河流域东南异族的入侵。
所以，作为殷商民族直系后裔的宋人，保留了浓厚的殷商文化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信鬼神、好祭祀，与周人之文化迥异。据《左传》记载，有一次晋宋两国盟会，宋平公提出用殷商的传统祭祀乐舞《桑林》来招待晋悼公。这个乐舞，据说由用鸟羽化装成玄鸟的舞师与化装成简狄的女巫进行表演。由于它描写了简狄吞玄鸟卵而生殷商始祖契的具体过程，非常之神秘怪诞，竟把不识殷礼的晋悼公给吓病了。
除了文化风俗，商与周继承制度也大有不同。商人的传统君位继承制度是：“以弟为主，而以子继辅之。”也就是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应为氏族社会制度的残余），这种随意性很强的君位继承制给商朝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宋国早期也是如此。
据《史记·殷本纪》：“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可见殷人注重血统关系的亲亲继承制度，远比周人的注重政治阶级的嫡长子继承制要落后。统治阶级由于君位继承中因名分不定而产生的祸乱纷争，或许就是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可惜，宋国在西周与春秋之初，并没有吸取他们祖先的经验教训，仍然固守陈规采取这样的落后政治制度，从而造成了宋国长时期的政局不稳，也导致宋国错过了很多大好发展机会，以至在宋殇公（宋桓公的堂伯父）时开始从一等大国渐次沦为二流诸侯。司马迁在《史记·宋世家》最后说：“《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宋国自公元前729年宋宣公去世将君位传给弟弟宋穆公，一直到公元前681年宋桓公在内乱中即位，短短五十年的时间，宋国就经历了宋穆公、宋殇公、宋庄公、宋闵公、宋公游、宋桓公六位国君，其中有兄传弟、父传子、叔传侄，甚至还有堂兄弟之间互相传的，传来传去都不知道到底该传给谁了，再加上奸臣权臣从中捣乱，造成宋国数十年国无宁日。这种局面是号称贤人的公子目夷不愿意再看到的。
目夷的口号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坚定的学习贯彻周人的‘嫡长子继承制’不动摇，才能摆脱内乱，让宋国平稳健康地发展下去！”
所以说兹父如果真的是在演一场戏的话，那么目夷就陪他演下去好了，兄友弟恭，争相让国，一片和谐，多么美好。
与此同时，齐国的五子争立局面已然萌芽，齐桓公与管仲都很头痛，同样都是公子，齐国的公子与宋国的公子差距咋就那么大呢？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在儿子教育这方面，齐桓公做得实在很失败，瞧瞧人家兹父与目夷，思想觉悟与政治水平多高？
有了这样两个好儿子，宋桓公可以放心地死而瞑目了。公元前652年，做了三十年太平国君的宋桓公病重不起，赶忙派人去卫国召回太子兹父，传话说：“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意思是说兹父你再不回来，是想把老爹我愁死啊！
身为大孝子的兹父当然不愿意老爹被愁死，于是赶紧回国看望父亲，次年春天，宋桓公就很欣慰地死掉了，太子兹父即位为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宋襄公。
见到弟弟顺利继承君位，目夷不久也从卫国放心地回来了，宋襄公于是任命目夷为司马，主管军政大权，辅佐自己处理朝政。从此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二人让国之壮举，名传天下，世人皆以之为仁义无双，包括齐桓公与管仲在内，所以有了葵丘盟会上的后事相托，其意似有让宋襄公继承齐国霸业之意。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宋襄公之“仁义”的，后世很多学者都批评他这是虚情假意，沽名钓誉。“徒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苏轼语）”。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仍然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从后来宋襄公的所作所为看，他明显是个有极大政治野心的人，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权力呢？如果他真的仁义无双，也完全可以在继承君位后再自己做主行禅让之举，但他并没有这么做，由此可见他的所谓仁义，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已。
我非常赞同毛泽东同志的看法，但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宋襄公假仁假义，恐怕不止是为了钓名那么简单——宋国数十年的内乱教训惨痛，宋襄公身为储君岂有不知？那么当他看到公子目夷能力卓著德才兼备，且又如此受到宋桓公的宠爱与国人的尊敬，他难道不会对可能发生的内乱感到忧虑吗？即便他坚信公子目夷的品行没有问题，但他也不能保证宋国的其他公子或权臣不会横生枝节从中捣鬼，毕竟宋国一直以来没有“嫡长子继承”的明确概念与规定，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宋襄公和目夷很有可能是心照不宣地配合演一出戏，来为宋国政局的平稳过渡保驾护航。
诸侯难为啊，宋国的诸侯更难为。殷商民族历史悠久，殷商遗民陈腐守旧，他们很难接受新的事物而做出适当的改变。宋襄公之后，宋国弟弟夺取兄长君位的事情还时有发生，于是内乱不止，政局动荡，宋国一步一步向下沉沦。
无法为自己注入新生的民族是可悲的。殷商从黄帝时代就雄踞一方（商原为少昊氏之一），后又代夏以为天下共主，曾经灿烂，曾经辉煌，绵绵延延两千多年，老而不死，亡而不灭，幻化成宋，荣光早已不再，却好似依然活在梦中，画地为牢，最终将自己活活困死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