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公元685年～762年），亦称唐明皇，名李隆基，女皇武则天嫡孙，睿宗李旦第三子。公元712年至756年在位。当政期间，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又酿成了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
李隆基生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其时正是武周天下，作为李唐皇子，他无可选择地承受了宫廷内部激荡多变的风风雨雨的磨炼。据史书记载，隆基小时即有大志，在宫中常以“阿瞒”自诩，但并不为武氏家族重视。7岁那年，他例行至朝堂举行祭祀仪式，金吾将军武懿宗对其随从大声喝斥，隆基立刻声色俱厉斥之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我骑从？”据说武则天知道了这件事后，便对他另眼相看了。第二年，隆基被封为临淄郡王。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张柬之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李显。这时隆基曾一度兼任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县）别驾。
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昏庸懦弱，大权操于妻子韦后、女儿安乐公主之手。张柬之等功臣均遭贬逐，太子李崇俊等被杀，武三思等沉滓余孽迅速泛起，韦后又援用其从兄韦温等掌握大权，纵容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又大肆建筑寺院道观，奴役人民，可谓朝政日非。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中宗被妻女鸩杀。韦后准备效法她的婆婆武则天做历史上的第二个女皇。这时，武则天的第四子李旦还有相当的势力，李旦的第三子隆基也在悄悄积蓄力量，身边已有一批有才能的文臣武将，成为韦后夺位的主要障碍，韦后决意将其置于死地。但李隆基决非等闲之辈，还没等韦后动手，他便与姑母太平公主合谋发动政变，率羽林军万骑抢先攻入皇宫，将韦后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后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睿宗李旦的帝位。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
睿宗也是一个昏懦的帝王，甘心听任太平公主的摆布，太平公主恃拥戴睿宗有功，大树私人势力，左右朝政。她开始认为隆基年轻，所以对他不以为意，后来，看到隆基十分明断果决，对自己专权不利，于是便把攻击的目标对准了隆基。她造舆论说，现在的太子不是长子，不应当立，立了必有后忧，阴谋废之。隆基地位并不稳定。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睿宗让位给太子，隆基即帝位，但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及重大军国行政却仍然由睿宗决定。这期间，隆基与太平公主的关系极为紧张，可谓剑拔弩张，各自磨刀霍霍，暗藏杀机。双方的决斗势不可免。
先天二年七月三日，玄宗抢先下手，率厩牧兵马镇压了太平公主及党羽数十人，依附太平公主的官吏尽被黜逐。至此，动荡的局势才稳定下来，李隆基获得了全部权力。是年，改元开元。
玄宗李隆基的皇位来之不易，亲政后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长期的宫廷政变，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力量，吏治腐败，官吏冗滥。玄宗在开元三年（公元715年）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受。”倡导任人唯贤，他所用的宰相，大都成了有名的政治家。
姚崇，是有名的贤相，办事干练。入相前他曾向玄宗提了10项建议，大意是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擢诤臣，除租税外不得接受馈赠，勿使皇亲国戚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玄宗样样应允，从而奠定了开元施政的方针。
当时，一些富户往往用出家作和尚的办法来逃避赋役，姚崇一次就查出1200多名假和尚，勒令还俗。又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抑制武、韦时发展起来的寺院地主势力。御弟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他不讲情面，请玄宗批准，依法进行了惩办。
开元初，黄河南北连年发生蝗灾。蝗虫飞来如云遮日，所落之处苗草罄尽。先朝也曾遇蝗灾，由于捕杀不力，往往造成赤地千里、横尸遍野的惨景，以致物价飞涨，民心不稳，政局动荡。因此姚崇对灭蝗十分关注，力主诏令郡县及时捕杀，并由官府奖励治蝗。结果蝗灾被有效地制止了，尽管蝗灾连年，灾区也未发生大的饥荒。
宋璟继姚崇为宰相，也很注意选用人才，使官吏都能称职。有一次吏部选人，他的远房叔父宋元超向选拔官员说明自己与宋璟的关系，想得到好差使，他知道了，特地关照吏部不给宋元超官职。
张九龄也是开元贤相。他是广东人，当时岭南被看作是荒远的地方，那边的人很不容易做到大官，玄宗破除偏见，惟才是举，他才官至宰相。他建议选用人才要慎重，在吏部议论人才，态度极其公正。他执政时，已在开元后期，玄宗有所松懈，他每见玄宗有什么过失，总是极力谏劝。
玄宗不仅注意任用贤相，还非常重视刷新吏治，整顿官僚队伍。在这方面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裁汰冗员，精简机构。他针对武后以来官吏冗滥之弊，一举裁汰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数千员，大大精简了官僚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也节约了财政开支。二是恢复谏官、史官参加宰相议事的制度。唐太宗时期，皇帝与宰相议事，允许谏官与史官参加，“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这可以减少朝政的弊端，有它的积极作用。但是武则天参与朝政以后，许敬宗、李义府提任宰相，“政多私僻”，不敢把朝政公开，取消了谏官和史官参加君臣议事的制度。玄宗下令恢复贞观年间的制度。三是重视县令的选择。玄宗说：“郡县是国家政权的根本，郡县长官是执政队伍的先锋，朕总是特别留意这种官职，和其他官职不一样看待。”玄宗有时对县官亲自出题考试，了解应考者是否通晓治国之道，凡是考试成绩优秀者即被任用，拙劣者即被罢免。四是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来检查地方官的政绩，作为黜陟的根据。规定每年十月，委各道按察使到各地巡省风俗，观察得失，将地方官的政绩按五等划分，然后上报吏部长官详覆，减少了地方官贪赃枉法的现象。五是严明赏罚。玄宗认为，有善必赏，所以劝能，有罪必诛，所以惩恶。开元年间朝廷的赏罚基本上贯彻了这一精神。
玄宗的改革政策，主要是通过下级官员去贯彻执行，玄宗能注意用人，这是“开元之治”得以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玄宗在位的前半期，不仅文治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武功也赫然可纪。在玄宗即位以前，边防危机十分严重。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奴隶主李尽忠利用民族矛盾，煽动其部众举兵造反，并且攻占了营州。紧接着，营州都督府管辖的连昌、师、鲜等12州也相继失守。武则天派王孝杰等组织反击，结果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契丹贵族经常疯狂掠夺土地，残害北方人民。
至于玉门以西，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突厥奴隶主贵族乌质勒攻陷了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从此，安西道绝。乌质勒接着又向北庭都护府进攻，并强占了北庭西部一些地方。这不仅破坏了国家统一，同时也堵塞了“丝绸之路”，使唐朝对外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
在北方地区，唐初战胜突厥，统一了大漠南北，设置单于、安北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内外到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此后，长城以北保持了数十年的相对安定局面，但是，到了七世纪末叶，唐朝北方门户云州（今山西大同市）被突厥攻陷。从此，长城以南已无险可守。弘道元年（公元683年），突厥进攻蔚州（今河北蔚县），定州（今河北定县），由于长城以北大片领土失守，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唐政府把安北都护府临时侨置同城，一直到开元初。
从上述情况看，到玄宗即位时，西域的碎叶、庭州、北方的云州以北以及辽西12州，都已被突厥、契丹奴隶主贵族占领，陇右及河北人民经常惨遭劫掠和屠杀。唐朝边境安宁的局面被破坏了。
玄宗执政以后，为彻底解决边区问题，巩固唐政权，维护统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玄宗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府兵制在均田制崩溃的形势下已经形同虚设，农民不断逃亡，兵源困难。高武以后，尚武风气逐渐消失，府兵多不按时更番，教习废驰。到玄宗时士兵逃匿，军府空虚。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宰相张说遂建议雇佣募兵。玄宗即下令实行，从关内召募军士达12万人，充作卫士，名“长从宿卫”，或称“长征健儿”，从而代替了有唐以来的府兵轮番宿卫制度。这是当时军制由兵募到雇佣的重大改革。经过十余年的实践，雇佣兵制于开元二十五年推行全国。从此，各地民丁再无番上戍边之苦，可以专事生产。雇佣兵既可吸收社会上的失业丁口，缓和社会矛盾，又可常驻各地，加强训练，对改善军队素质，提高战斗力是有积极作用的。
玄宗还通过各种措施整顿军旅。他颁布《练兵诏》，令西北军镇增加兵员，并精加选择，加强军事训练，不得供其他役使。还派兵部侍郎悲漼、太常卿姜皎往军州督促检查诏令的执行情况，处理具体事宜。
玄宗即位时，军马只剩下24万匹。玄宗任用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专门抓这项工作，到开元十三年，军马增至43万匹，牛羊数也相应增加了。为了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诏令扩大屯田区。在西北万里的边防线上及黄河以北部分地区，设置庞大的屯田区。
经过以上准备，到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军把沦陷17年的营州等13州全部收复，玄宗派宋庆礼任都督，重建营州防务。长城以北的拔也古，同罗、回纥等地也宣布取消割据称号，与唐政府合作，唐政府重新恢复了安北都护府，统一了长城以北。
解决西域问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开元二十七年开始，玄宗派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打败了突厥，唐军猛攻碎叶城，突厥可汗出战，在贺逻岭被唐军俘虏，从而使沦陷了37年的碎叶镇又归唐政府管辖。第二阶段是击败叶蕃、小勃律，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的门户。开元初年，西域小勃律（今克什米尔以北）可汗曾到唐朝请降，唐政府在那里置绥远军。后来，小勃律王娶吐蕃王女，依附了吐蕃，与唐为敌。玄宗派安西副都护高仙芝打败吐蕃，俘虏了小勃律王，遣送长安。这使唐国威大振。这一仗胜利后，拂麻（罗马）、大食（伊朗）诸胡72国皆震恐，成归附。唐朝重新打通了中亚的通道，这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有利于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注重发展社会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玄宗即位之前，由于政府的勒索和大豪族的土地兼并，均田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常常无力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简单的再生产，从而出现了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严重危机。玄宗即位后，不得不和荫庇劳动人口破坏均田制度的豪强大族进行斗争。从他们的手中争取土地劳动人手。
开元初虽惩治了一些豪强大族，但打击的力度还是太小。从全国范围看，仍然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被豪强大族霸占。他们侵占农民的土地，称为“籍外之田”。更严重的是，他们把逃户变成“私属”，不向国家交税，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玄宗便于开元九年到开元十三年，利用4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检田括户运动。玄宗任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头到全国各地检查黑地和豪强荫庇的客户。把检查出来的土地全部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的农民使用。对于“账外”人口，一律登记注册，就地入籍。检田括户的结果，中央政府增户88万，田亦大增。岁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
武周中宗以来，佛教恶性发展。全国各州都设置大云寺。寺院僧侣贪婪成性，不仅兼并土地，而且逃避税收。且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10万。使国家所出加数倍，所入减数倍。玄宗于开元二年下诏裁汰天下僧尼，当时全国各地还俗者12000多人。玄宗又下令，严禁新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抄佛经。同时又禁止贵族官员和僧尼交往，使佛教势力受到很大打击。
玄宗即位初期，在生活上以节俭自励。他还遣散宫女，又毁武后所造天枢、韦后所立石台，以示与弊政决裂。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君臣的文治武功，形成了比较清明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开元之治”的盛况。
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逐渐使唐玄宗陶醉了，锐意进取的治国精神丧失殆尽。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已做了30年皇帝，渐恣奢欲，纵情声色，怠于政事，已不能如开元时期那样听取忠言直谏了。“尚直”的韩休、张九龄相继罢相，奸佞便嬖的李林甫任中书令独秉大权。从这时起，邪恶势力在朝廷中开始占了上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李林甫病死，杨国忠做宰相，政治更加黑暗，国家形势也自此由盛而衰。
李林甫善于迎合玄宗的旨意。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宰相张九龄、裴耀卿认为秋收未毕，恐怕沿路扰民，建议改期。但李林甫待二相退出后却对玄宗说：“长安、洛阳是陛下的东西宫，随时可以往来行幸，何须择时日？即使妨碍了农民收获，只要免去他们的赋税就可以了。”玄宗听了很高兴，就听从了。张九龄遇事敢于力争，玄宗就嫌他讨厌。李林甫趁机进谗言，终于取代他做了宰相。从此，“容身保位，无复直言”的风气便统治了朝廷。谏官言事，须先告诉李林甫，而后上报皇帝。朝廷官员不附和他的，都遭到阴谋陷害。他杜绝言路，妒贤嫉能，口头上说话好听，背地里专门害人，因此，人们说他是“口有蜜，腹有剑”。
李林甫的权势日炽一日，而朝政的败坏日甚一日。玄宗不识其奸，反以为能，甚至想委国政给林甫。
开元二十四年，玄宗因所宠爱的武惠妃死去，整日郁郁寡欢。宫中数千红颜，无一当意者。这时有人说寿王妃杨氏体态丰艳，绝世无双，他即令太监将其接进宫来侍酒。寿王妃性聪颖，晓音律，长歌舞，尤善逢迎。玄宗如获至宝，愁怀顿开，遂寻欢作乐，无所顾及。
寿王李瑁是玄宗的儿子，武惠妃的亲生子。56岁的皇帝同22岁的儿媳的这种私情，显然悖于伦理，是一大丑闻。玄宗遂让寿王妃自请为女道士，入居南宫，赐号太真，南宫改名为太真宫。玄宗夺了儿媳，又给儿子娶了个韦姓的姑娘做妃子，以示慰藉。
杨太真入得宫来，恩宠与日俱增，不到一年，盛势已过于皇后。玄宗有美人相伴，从此无心于政事。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杨太真被册封为贵妃，此时后宫并没有皇后，杨贵妃就是实际上的皇后了。玄宗视贵妃为心肝，赞其为“解语之花”，连她的家族都慷慨封赏，毫不吝惜。
贵妃善治装，专为她服务的织绣之工就达700人之多。贵妃乘马，权宦高力士亲为之执辔授鞍。贵妃生长在南国，喜食鲜荔枝。荔枝易败，离枝四五日则色味俱变。为了快速贡奉新鲜荔枝，玄宗下令特开辟了从岭南通往长安的数千里贡道，沿途设有驿站，备有快马，荔枝运至长安，色味不变。
君王宠幸，朝臣官吏也无不倍加逢迎，向贵妃争献奇馐异味、器物珍玩。有时一次送的美食就达几千盘，一盘的价值抵得过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宫中还特设检查食品的官员，评比各种食品的精美程度，真是精益求精。岭南军政长官的贡献得到贵妃的欢心，遂连升三级。广陵的长官起而仿效，也被擢为朝廷大臣。由是文臣武将无不瞩目后宫，以讨好贵妃为事。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氏家庭因一女得宠而飞黄腾达，沐猴而冠。贵妃的大姐封韩国夫人，二姐封虢国夫人，三姐封秦国夫人，从兄杨铦被封为位当四品的朝中高官，杨锜娶了公主，杨国忠官至宰相，领四十余职，权倾天下。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得以独揽大权。他和李林甫一样，顺着玄宗的心思行事。玄宗好战，他即发动征伐南诏的战争，丧师20万。一年大雨成灾，玄宗查问灾情，他叫人弄了一些大的粟穗给玄宗看，说雨虽大，收成却好。玄宗竟也相信。杨国忠不准下面报灾，扶风太守房琯报灾求救，他大怒，下令将其交司法机关惩处。除做宰相外，杨国忠还兼领40余使，又专判度支、吏部，整天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选任官吏都在私第暗定，结党营私，贿赂公行。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
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到天宝年间，奸相专权，贵妃专宠，玄宗日益昏聩，政治愈加腐败，繁荣背后的危机也就加剧了。首先是均田制瓦解，负担租赋的民户在缩减，而朝廷的费用却在加大，财政赤字日甚一日。朝廷就派员横征暴敛，甚至一次预征30年的租赋，加速了人民的贫困化，唐王朝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动摇了。其次是府兵制破坏后，募兵制也愈加腐败。中原承平已久，社会风尚耻于当兵，京师所募之兵多是无赖子弟、市井小贩，毫无战斗力。
尽管如此，玄宗却发动了一系列不义的战争。边将权奸为了升官加爵也不惜推波助澜，挑起事端。这些战争，伤亡了大量的各族人口，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大大加深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开元二十五年，唐政府迫使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在青海袭击吐蕃，打破了唐蕃和好的局面，也破坏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和平生活。天宝初年，名将王嗣宗兼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威望极高。玄宗命他进攻吐蕃的石堡城，他不肯，结果被免了官。继任的哥舒翰攻下了石堡城，城里守兵只有几百，唐兵却损失数万之众。汉藏两族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西南也在流血。南诏王阁罗凤带着妻子参见唐官，边将张虔陀乘机侮辱，并勒索财物。阁罗凤忍无可忍，愤恨起兵，杀死张虔陀。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借题发挥，立即发动进攻，阁罗凤派人解释，要求停战，鲜于仲通不听。阁罗凤只得带兵迎击，大败唐兵，又与吐蕃联盟。鲜于仲通与杨国忠素有勾结，因此，杨国忠为他掩饰，并在西京、河南、河北征发军队。人民不肯当兵，杨国忠便派官兵抓人，连枷送到军队里去。从天宝十年到十三年，唐兵战死和病死的有20多万人。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军还有两次大败，一是安禄山领兵6万攻契丹，所部死伤大半。二是高仙芝中亚罗斯城之败。而在此后，国内又发生了大叛乱“安史之乱”。
开元后期，府兵制破坏，募兵制产生。在府兵制下，卫士轮番服役，将不得专兵，实行募兵制后，边镇兵力扩大，京城周围兵力减缩，唐初内重外轻的局面转变为外重内轻，地方边镇势力强大。
在唐初，边将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或兼任别职，功名显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如李靖、李责力、刘仁规等。开元前期，薛讷、郭元振、张嘉贞、张说、萧蒿等也是由边将入相。许多出身胡地的将领虽忠勇皆具，也不能专大将之任，远征时皆以大臣为使制之，这对于防止军阀割据是必要的。开元后期，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边帅往往连任10多年，有的还兼任几镇节度使。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但胡将权势的强大，主要是李林甫为相后蛊惑玄宗造成的。
玄宗曾考虑过把兵权交给谁最可靠的问题。王嗣宗兼任四镇节度使，被人诬告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即罢了王嗣宗的官，交司法机关惩处。与王公大臣有瓜葛的人，有了兵权，玄宗便放心不下，深怕他们结成朋党，危及自己的皇位。正在玄宗为难的时候，李林甫出了一个主意：用胡人做边帅。理由是胡人勇敢善战，在中原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孤立无党，不懂汉文，比汉将可靠。其实李林甫心里另有打算。他认为，胡将文化水平不高，不能由将入相，他自己的地位就更牢固了。在李林甫的力劝之下，玄宗陆续提拔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做大将。到了天宝六年，节度使大都是胡将了。
安禄山是柳城（今辽宁朝阳）杂胡，即混血胡人，因通晓六种语言，当上“互市牙郎”（翻译）。后从军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帐下，由于英勇善战，逐渐做到高级将领。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到天宝十年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他用欺骗、献媚、贿赂等手段逐渐取得了玄宗的信任。表面上对唐玄宗非常忠诚，实际上却野心勃勃，心怀觊觎，以图一逞。
安禄山在范阳积极扩充势力，用失意的汉族文痞严庆、高尚做谋士，对投降或俘虏的兄弟民族战士进行抚慰，使其愿为之效死力。安禄山又挑选精锐8000人，作为其军队的主力。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他为了收买人心，培植心腹，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升将军者500人，中郎将两千余人。第二年，又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这样一来，其军队的将领基本上都是胡人了。他还积屯粮草，养战马数万匹。所统领的军队在数量上已超过了驻防长安的军队。
唐玄宗和杨国忠等沉溺在荒淫的酒色之中，毫无应变的准备。玄宗对于腐朽的生活，到了迷不知返的程度。对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当时也有人提醒过玄宗。张九龄曾说，将来乱幽州者必此胡雏。安禄山犯了法，玄宗包庇他，张九龄反对，指出安禄山不杀，必生后患，玄宗不听，反而提拔他，使他羽毛渐丰。玄宗的儿子李亨也说安禄山必反，玄宗仍不信，刚愎自用到如此地步。在对安禄山的问题上，充分暴露了玄宗晚年的昏聩。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发动叛乱，兵指唐的都城长安。中原武备久弛，精兵猛将都放在东北、西北各镇。叛军兵锋所至，中原郡县无力抵抗，大都望风而逃。安禄山率兵15万，尘灰蔽天，鼓噪震地，一路势不可挡。十二月初二，叛军已在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渡过了黄河。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玄宗还认为是谣言。得到确讯以后，满朝文武无不惊慌失措。杨国忠却夸口叛军必生内变，不过10天，安禄山定为部下所杀。玄宗惊慌之中，把这句胡言乱语当作救命的稻草。
当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正在长安，玄宗便派他赶往洛阳，募兵抵御。接着又在长安招了一些兵，连同原来的禁军，凑了5万人马，交给高仙芝带领，屯驻陕州。同时派使者到朔方、河西、陇右各镇调兵。然而封常清虽足智多谋，高仙芝虽能征善战，无奈他们所统领的都是些乌合之众，无法抵御叛军的进攻。不久，唐军即被迫退出洛阳。封常清退至陕州，高仙芝退守潼关，以防叛军突入关中。由于他们败于叛军，加上监军边令挟私隙诬告他们动摇军心，盗减粮草，玄宗下令将二人斩首。
玄宗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在朝将领中只剩下原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素有威名，于是便派他去守潼关。哥舒翰熟悉军事，有勇有谋，又和安禄山有仇，在当时是最适当的人选。西北各镇的军队也相继开到潼关。河南前线出现了相持的局面。
这时候，叛军长驱直入的势头停止了，安禄山的日子也不好过起来。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和堂弟平原（今山东平原东北）太守颜真卿起兵，联络河北17郡，切断了叛军前线和范阳老巢的联系。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他所占的地方，只有河北6个郡，以及河南潼关以东一片土地。叛将史思明虽然攻陷常山俘颜杲卿，把他送到洛阳杀害，但不久，朔方军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军出太行山，收复了常山，屡败史思明。河南民间自行集结的武装群起响应郭、李大军。河南南阳太守鲁炅、睢阳太守许远、真源令张巡等，也起兵抗击叛兵，扼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安禄山进退两难。
形势对唐政府有利，但唐玄宗不仅不能发展有利形势，反而自己拆自己的台。潼关天险，道路狭窄，易守难攻。唐军在关外挖了三道壕沟，各有两丈宽，一丈深。叛将崔乾祐屯兵陕州，徘徊半年，只能望关兴叹，无法进攻。哥舒翰决心守险待机。郭子仪、李光弼也说潼关只宜坚守，主张用朔方兵先打范阳，捉住叛军家属，致其瓦解。从当时河北战局的形势看，这是可能做到的。可是玄宗竟听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认为哥舒翰按兵不动，坐失良机，因而连续不断地逼哥舒翰出兵。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六月，哥舒翰被迫出兵，与叛军会战，结果大败。部将火拔归仁等活捉了哥舒翰，投降了叛军。
唐玄宗只得委任了京城留守官吏，同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宫中近侍及朝中几个大臣，由千名禁军护从，悄然离开长安向西南而去，欲逃往蜀郡避难。当走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将士鼓噪不前，要求消灭祸国殃民的杨家豪门。杨国忠被将士杀死。将士又请玄宗杀贵妃以息天下怨，可怜“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竟被缢杀于逃亡途中。
长安在大约十几天之后陷落了。玄宗准备从马嵬坡继续向西逃命，乡民父老遮道请留，玄宗不听，百姓无法，又转请皇太子留下。皇太子李亨于是北上到了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因马嵬坡上玄宗已有诏令太子继位，李亨便接受群臣表请，于危险之中即位称帝，重新集聚力量，开始对安禄山进行反攻。
安禄山自天宝十四年叛乱，先后攻陷两京，第三年，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在至德二年称帝。不久长安、洛阳为唐军收复。第三年，他又被安禄山的副将史思明杀死。史思明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先称燕王，后称皇帝。第三年，他也被儿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在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称帝，两年后，兵败势穷，上吊自杀了。
至德二年（公元758年）末，当唐军收复了两京后，玄宗由成都返回长安。路过马嵬驿时，触景生情，黯然神伤，祭拜了杨贵妃墓。到达长安后，玄宗就住在兴庆宫里。肃宗李亨不时来问候他，他有时也到大明宫去看望肃宗。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宦官高力士一直保卫、侍候着玄宗。肃宗又叫梨园子弟天天奏乐、唱歌、跳舞以供他消遣。可这种生活并没有持续到底。玄宗经常在楼上徘徊观望，百姓经过这里，一看到玄宗，往往跪拜，并高呼“万岁”。玄宗常在楼下安排酒食招待客人，并在楼上宴请将军郭子仪和王铣等人，还送给他们好多东西。玄宗并没有东山再起的用意，但却引起了肃宗的猜忌。由此，父子间的矛盾便尖锐起来了。
玄宗活了77岁，当了44年皇帝，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在这么多儿女中，他是有偏爱的。他宠爱武惠妃，早就想废掉太子李瑛，立武惠妃所生子寿王李瑁。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武惠妃的女婿杨洄诬告李瑛、李瑶、李琚等在一起商量异谋，玄宗便把这3个儿子赐死了。太子李瑛是玄宗的第二子，在他死后，论资排辈，第一个是长子庆王李琮，但他曾在打猎时被野兽抓破了脸，当皇帝不雅观，而且德才平常。接下来就轮到第三子肃宗李亨了。在朝臣们的争取下，玄宗经过一年多的再三考虑，才勉强立了李亨做太子。以后李林甫为了迎合玄宗和武惠妃，总想把肃宗废掉，立寿王李瑁当太子。无奈，肃宗非常谨慎，没有大错误，并有一些朝臣积极保护，屡次转危为安，太子地位才算保住了。因此，他早对玄宗积怨在心。肃宗被立为太子后，做皇帝的愿望日益强烈。后来，在他儿子李倓和宦官李辅国等的支持下，在灵武称帝。玄宗从四川归来后，在兴庆宫的所作所为，早已引起肃宗的狐疑：玄宗是不是想恢复帝位？他想采取相应的对策，又怕有人说他不孝，心里非常着急。正在此时，李辅国向他献了一计。
李辅国知道肃宗的复杂心理，想立奇功来巩固肃宗对他的宠爱。他对肃宗说：“上皇住在兴庆宫，天天和外人来往，而且陈玄礼、高力士密谋对陛下不利。如今六军将士都是灵武功臣，对此都坐卧不安。”肃宗假装哭着道：“圣皇仁慈，哪会有别的想法呢？”李辅国就说：“即使上皇没有别的想法，怎奈有班小人天天在耳边怂恿。陛下是天下的主人，应当为社稷着想，防患于未然。哪能限于匹夫的孝顺！再说兴庆宫和里巷相连，围墙也低矮，不适合上皇居住。太极宫森严，请他搬到那里去住，这样能杜绝小人在他身边说三道四，上皇能安享晚年，陛下有时也可以去探望，岂不更好。”李辅国的这番话正中肃宗下怀，便默许了。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七月的一天，李辅国传旨，请玄宗游览太极宫，但当玄宗从兴庆宫走到睿武门时，预先埋伏好的士兵突然冲了过来，把他拥簇到了太极宫甘露殿，就此住下。肃宗对玄宗还是不放心，又把高力士流放到巫州（今湖南黔阳县），命令陈玄礼退休，只给玄宗留下几十名卫士，而且都是老弱病残。
处在这样的逆境中，玄宗更觉寂寞、凄凉，郁郁寡欢，连饭也吃不进了，弄得憔悴不堪。上元三年四月五日，玄宗死在太极宫神龙殿，时年77岁。死后葬泰陵，谥为“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