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富强
钱塘江，又名之江、浙江。因此，浙江省因钱塘江而得名。从风水学的角度讲，浙江二字，均为三点水，所以，浙江是一个需要水的省份。当然，这种说法，多少带有一些迷信的色彩，不足为信。然而，浙江省的水资源，的确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虽然浙江拥有6400多公里位居全国第一的漫长海岸线，境内除钱塘江，还有流经宁波的甬江，以及由温州入海的瓯江，但总体来说，浙江依然是一个淡水资源缺乏的地区。不过，即使如此，也不影响浙江对水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并且有些是在全国前列。
浙江最早与水利有关的记录，要从大禹治水说起。说起大禹，这位中国治水先驱可谓家喻户晓。有关大禹治水的区域众说不一，口口相传中的大禹已经成为水神而无所不能。《淮南子》的记载似乎可以重现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那时的黄河流域连续发生特大洪水，滔滔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冈。大批人口和牲畜死亡，房舍和积蓄也为洪水所吞噬。大水经年不退，灾民们扶老携幼，到处漂流。奉唐尧之命治水的夏族首领鲧最终没能阻挡黄河的泛滥，继任唐尧的虞舜处死了鲧而任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洪水。大禹告别新婚妻子涂山氏，吸取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一改单纯筑堤堵水的办法而采用疏导的策略。肆虐的洪水终于受到遏制。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根治水灾得到万众拥戴，战国时期有人感慨“微禹，吾其鱼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不是大禹，我们现在已经变成鱼虾了。
传说中的大禹还出现在长江。《尚书》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书，开篇《尧典》记载了大禹治理三峡的经过，相传大禹治理长江首先是从岷江开始，然后大禹顺流而下来到三峡，他借助神力劈开瞿塘峡“以通江”，又“决巫山，令江水东过”，再凿西陵峡内的“断江峡口”，终于使得浩浩长江顺利入海。由此可见，大禹治水的功绩为历代相传，并且赢得民间口碑。因此，《诗经》在歌颂禹的功绩时用了“奕奕梁山，维禹甸之”的诗句，它的寓意是大禹治水把梁山之野辟为良田。大禹的儿子启后来创建了夏朝，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而大禹的遗迹与传闻则遍布华夏大地。
事实上，大禹在浙江留下的踪迹似乎更多。位于绍兴城东南会稽山麓的大禹陵，公认是大禹葬地。远眺大禹陵，周围群山环抱，奇峰林立，若耶清流潺潺东去，使大禹陵更显凝重与壮观。大禹陵由禹陵、禹祠、禹庙三大建筑群组成。据传，禹祠是夏王朝第六代君王少康封其庶子无余赴此守护大禹陵时创建，是定居在禹陵的姒姓宗族祭祀、供奉大禹的宗祠。而禹庙则是大禹陵区的主要建筑之一，相传始创于禹的儿子启，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的祭祀、供奉民族英雄大禹的庙宇。自1995年始，浙江省和绍兴市政府在大禹陵联合举行公祭大禹陵典礼。据说这是上世纪30年代后期停祭大禹陵后的第一祭。此后，当地采取公祭与民祭相结合的方式，每年举行祭祀活动。“北祭黄帝陵，南祭大禹陵”，作为华夏后代祭祀祖先的传统方式，自此延续。
而大禹的妻子，那个叫涂山氏的女子，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普遍认为是绍兴人。其依据是在绍兴城北面濒海处，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叫涂山。小山虽然景物不多，林木也无特别之处，却诞生了一位了不起的女子，这位取名女娇的绍兴女子后来成为大禹的妻子，她就是涂山氏。有关女娇的记载，最早可见司马迁的《史记》，在“夏本纪赞”中，司马迁如此记述：禹在大越，在涂山遇见一位名叫女娇的涂山氏女，一见钟情，喜结连理，在新婚燕尔的第4日，禹就告别女娇，踏上治水之路。在禹离开后10个月，禹的儿子启就出生。禹一走就是13年，其间三过家门不入。这13年间女娇在涂山，空门守寡，养育儿子，直至大禹治水成功归来。禹即位天子归大越后，曾在绍兴两次会盟诸侯，所选的盟址一次是会稽山，另一次则是在涂山。这段记述，确认大禹之妻为涂山人。涂山又名旗山，与其西面的鼓山遥相对峙，形成旗鼓相当的地形，相传这里是孕育帝王的风水之地。民间野史称明建都金陵时，国师刘伯温曾来此，毁禹庙，破鼓山，其目的是为保大明王朝万世基业。可憾如今明朝已逝，涂山却依旧。现在的涂山上建有大禹庙，据专家观测，此庙的建筑年代当在南朝之前。而当地史载：“圣姑从海上乘石舟兜帆至此，遂立庙。”可见涂山女娇对大禹的感情甚笃，而大禹两次会盟诸侯，其中一次选址涂山，想必也是对其妻女娇最好的纪念。
大禹治水在绍兴也留有痕迹。大禹出生以前的绍兴地区也经常受到洪水的祸害，被称为荒蛮之地。等大禹到了这块荒蛮之地，采取凿山疏流方式，将滔滔洪水引入东海，使这片浅海沼泽之地重新成为平原，人民得以从事垦殖为生。这个说法从浙江的地形位置分析，其实完全成立。因为绍兴边缘与杭州湾毗邻，而杭州湾为钱塘江入海口，民间俗称杭州湾两岸为海涂，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若干年间，也曾经掀起过围海造田的运动。现在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这种围海造田的决策也许并不是上策，因为从海滩上所造的田，非良田，多为盐碱地，一般只适宜种植甘蔗和西瓜，并不适种水稻、小麦或油菜，所以，这些海滩上围填的土地后来有不少成为工业用房。但是，钱塘江涨潮时引发的洪水，却的确经常侵袭沿岸百姓，围海造田更大意义上是一种防洪手段。后来，浙江省政府作出加固、建筑1000公里海塘的决策，才从源头上解决了洪水入侵问题。而大禹在绍兴的治水策略获得成功后，使绍兴成为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绍兴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治水英雄，不仅每年去大禹陵公祭，而且在完成环城河的治理后，特在河边建治水广场，并塑大禹像一座。以下这段铭文的撰写者姓名不详，但却可从中看出绍兴人民对治水先驱们的敬仰，以及讴歌绍兴市民治理环城河的业绩，为当代绍兴治水史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越中大地，依山濒海，江流纵横，河湖棋布，虽有舟楫鱼米之利，亦多海潮山洪之患。相传4000多年前的夏朝，大禹为治水曾两次躬临绍兴，治平了水土，故至今尚存禹陵胜迹。继大禹之后，历代皆以浚河为安民要务，治水为治越首策。越王勾践建山阴故水道，东汉马臻营八百里鉴湖，晋凿运河，唐连海塘，明汤绍恩造三江闸，经千百年之努力，水利之业，代有所成。
1999年夏，绍兴政府投资10亿余元，在两岸新砌堤墈24公里，并于河旁建公园，筑广场，开绿带，计50万平方米。治水广场地处鉴湖之滨，近傍马臻墓，远眺会稽山，内设治水纪念馆，陈列自古至今之治水业绩。并塑大禹、马臻、汤绍恩诸像。既以表彰先贤功烈，亦以策励来者。
钱塘江，古称浙江、渐江、罗刹江和之江，是祖国东南名川，浙江省最大河流。钱塘江全长605公里，流域面积48887平方公里，流经杭州市闸口以下注入杭州湾。江口呈喇叭状，海潮倒灌，形成著名的“钱塘潮”。钱塘江河道曲折，上游为山溪性河道。束放相间，中游为丘陵，下游江口处呈喇叭形状，江口逐渐展宽。主要支流有乌溪江、婺江、新安江、分水江、浦阳江、曹娥江等。
钱塘江首先是因钱江大潮而著名。钱江潮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其独特的喇叭状海湾，钱塘江外的杭州湾，外宽内窄，外深内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喇叭状海湾。出海口江面宽达100公里，往西到澉浦，江面骤缩到20公里。而到达嘉兴的海宁盐官镇一带时，江面只有3公里宽。起潮时，宽深的湾口，一下子吞进大量海水，由于江面迅速收缩变窄变浅，夺路上涌的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便产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的自然景观。潮水到达大夹山附近，又遇水下巨大拦门沙坝，于是，潮水一拥而上，掀起高耸惊人的巨涛，形成陡立的水墙，酿成初起的潮峰。
除了上述地理学方面的原因，特殊的气象条件也是形成海宁大潮的重要原因。浙江沿海一带，夏秋之交，东南风盛行，风向与潮波涌进方向大体一致，风助潮势，推波助澜，而潮波的传播在深水中快，在浅水中慢，钱塘江由深变浅的特点极为突出，这种特殊条件，能使后浪很快赶上前浪，层层巨浪叠加，形成潮头。此外，潮涌与月亮、太阳的引力也有关。东汉有一位思想家叫王充，他在著名的《论衡》一书中说：“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因为在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前后，太阳、月亮和地球排列在一条线上，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合在一起吸引着地球表面的海水，所以每月初一和十五的潮汐就特别大，而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一年中地球离太阳最近、引力最大的时候，此时出现的涌潮，自然也就最猛烈。
钱塘江大潮的起因，不外乎地理与气象，但是在浙江民间，却另有一个悲壮的传说也令人叹息。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如今江苏、安徽一带有一个吴国，吴王夫差打败了今浙江一带的越国。越王勾践表面上向吴国称臣，暗中却卧薪尝胆，准备复国。此事被吴国大臣伍子胥察觉，多次劝说吴王杀掉勾践。由于有奸臣在吴王面前屡进谗言，诋毁伍子胥。吴王奸忠不分，反而赐剑让伍子胥自刎，并将其尸首煮烂，装入皮囊，抛入钱塘江中。伍子胥死后9年，越王勾践在大夫文种的策划下，果然灭掉了吴国。但越王也轻信传言，迫使文种伏剑自刎。伍子胥与文种这两个敌国功臣，虽然分居钱塘江两岸，各保其主，但下场一样，同恨相连。于是，他们的满腹郁恨，化作滔天巨浪，掀起了钱塘怒潮。
有关钱塘大潮的各种传说在浙江民间代代相传。不过，有一个出生在钱塘江边的人看着钱塘潮长大，最后却被平静的湖水吞噬。国学大师王国维诞生在盐官这座小小的古镇上，也许从小看惯钱江潮的澎湃，与水有缘，最终，王国维也止于水，投进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其因据称是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上，在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后，曾被梁启超赞誉为“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的一代国学大师再也没有浮出水面。王国维之死，被认为是国学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无论是以当时，还是现在的眼光来看，王国维的死都是令人扼腕的，不过，钱塘大潮却并不会因此而停歇甚至于有所收敛，依旧年复一年，以无比壮观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历代文人在观潮之后留下的诗文也为观赏钱江大潮推波助澜。比如苏轼在《观浙江涛》中称“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末，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会合古难必，此情此景哪两得。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立鹄。”北宋诗人王师道所写的《十七日观潮》一直被人们传颂：“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范仲淹说：“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横。”杜甫也留下了感叹：“天地黯惨忽异色，波涛万顷堆琉璃。”还有刘禹锡的《浪淘沙》：“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孟浩然的《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照日秋空迥，浮天渤解宽。惊涛来似雪，一座凌生寒。”大诗人李白也岂能错过如此壮美的自然现象，他在看过汹涌的钱江潮后，诗兴盎然，写下一首《横江词》：“海神东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如连山喷雪来。”至于先于苏轼在杭州市履职的白居易，自然也不甘落后，欣然写下一首《潮》：“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潮催。”
然而，潮水虽美，却也给钱塘江两岸的人民造成水患。在杭州闸口附近，也就是钱塘江进入喇叭湾的分界处，耸立着一座造型别致的古塔，名六和。六和塔位于西湖之南，钱塘江畔的月轮山上。北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当时杭州为吴越国国都，国王为镇住钱塘江潮水派僧人智元禅师建造了六和塔，现在的六和塔塔身重建于南宋。塔名取佛教“六和敬”之义，命名为六和塔。六和塔又名六合塔，取“天地四方”之意。塔身内部砖石结构分7层，外部木结构为8面13层。清乾隆帝曾为六和塔每层题字，分别为：初地坚固，二谛俱融、三明净域、四天宝纲、五云覆盖、六鳖负载、七宝庄严。六和塔外形雍容大度，气宇不凡，塔内由螺旋阶梯相连。塔内第三级须弥座上雕刻花卉飞禽、走兽、飞仙等各式图案，刻画精细。构思精巧，结构奇妙，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杰作。曾有人评价杭州的三座名塔：六和塔如将军，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老衲。从六和塔内向江面眺望，可看到壮观的钱塘江大桥和宽阔的江面。
也许是因为六和塔不仅塔身壮美，而且面向钱塘，所以，在此也曾发生过不少有趣的往事。相传梁山泊英雄南征方腊，宋江将兵马驻扎在六和塔外的寺庙内，鲁智深与武松忽听得钱塘江上潮声雷响。鲁智深是北方人，从没听说过钱江潮，以为是战鼓声，便欲起身准备迎战。后来僧人跟他解释，方知这是潮声。于是他想起以前出家时师父说过“听潮而圆，见信而寂”的偈言，觉得这是宿命，便在六和塔边圆寂坐化了。而到了1936年4月，更是在六和塔下举行过一场轰动一时的电影明星集体结婚，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证婚，蓝苹也即江青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新人结为夫妇。
建造六和塔的初衷是为了镇压钱塘江的江潮，但是，也有一个传说流传甚广。传说古代钱塘江里的龙王十分凶暴，经常兴风作浪，淹没家田，百姓遭殃。一渔童名六和，其父也被江潮淹死，母亲被卷走，六和万分悲痛，整日投石镇江，震得水晶宫摇晃不定。龙王只好求饶，以金银财宝与六和讲和。六和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放回母亲；二是不许让潮水祸害百姓。龙王无可奈何，只得答应。从此，钱塘江潮水不再泛滥，人民过着安居的生活。人们为了感激六和，就在他投石的小山上建了一座塔，这就是现在依旧耸立于山腰上的六和塔。
现在，钱塘江的潮水基本上作为一道独特的自然奇观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观潮的最佳处海宁盐官与萧山美女坝，两地政府甚至每年都会举办观潮节。而在杭州市滨江公园的射潮广场上，由著名工艺美术大师韩美林创作的《钱王射潮》雕塑已经成为钱塘江边一道特别的文化景观。韩美林之所以应杭州市政府之邀创作这样一尊巨型雕塑，其灵感其实与一个传说有关。古时候由于钱塘江潮水凶猛，给两岸人民带来无尽灾害。唐末，人称“钱王”的吴越王钱镠治理杭州，对修建中的钱塘江海堤屡被潮水冲塌非常苦闷。有侍从告诉钱王说，这是江中有潮神作怪。适逢八月十八潮神生日，于是，钱王带上万名弓箭手蓄势以待，当潮神出现时，钱王发出“放箭”命令，霎时万箭齐发，潮神落荒而逃，潮水退去。从那时起，海堤才得以造成。百姓为纪念钱王射潮的功绩，就把江边的海堤叫做“钱塘”。
事实上，所有的传说都是因为历朝历代治理钱塘江没有取得完全成功有关，所以，人们只好借助传说中威力无穷的六和或钱王来阻止潮水的侵袭。对任何一条江河，只要治理得当，就能从发电、防洪、灌溉、航运、给水、渔业等方面产生效益，为人类造福。钱塘江也不例外。历史上，人们对钱塘江的治理从来没有停止过。钱塘江海塘被认为是中国一项伟大的古建筑。据水利专家推测，8世纪70年代，在杭州附近已修筑有土质海塘御潮。到了10世纪初，杭州附近筑捍海塘，为石砌海塘之始；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则进一步发展为鱼鳞大石塘，这些大石塘甚至沿用至今。钱塘江河口的整治也有过实践，1747年，当时的水务部门曾在河口赭山和河庄山之间开挖中小门，试图以此为中泓，稳定河势于两山之间，但不久复淤。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钱塘江流域的治理才渐趋科学而合理。钱塘江全流域的水资源总量为389亿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为262.84万千瓦，可能开发的装机容量为200.14万千瓦。现已建成的水电站装机容量为146.51万千瓦，其中发电装机容量相对较大的是新安江、富春江、黄坛口、湖南镇、峡口5座水电站，其装机容量达到120.17万千瓦。
新安江是钱塘江最大的支流，旧名徽港、青溪、歙港，从源头至建德梅城，长359公里，流域面积为11674平方公里，其中在杭州市境内的流域面积为5645平方公里，河长128公里。新安江在兴建水库以前，河宽100至300米。其江流曲折，两岸千峰竞秀，水质清澄，唐代诗人孟浩然曾涉足于此，并留下：“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的诗句。新安江发源于怀玉山脉海拔1350米的主峰，经安徽休宁、屯溪、歙县至街口附近流入浙江淳安县境内，至建德市梅城东与兰江汇合后称富春江。新安江素有“锦峰秀岭，山水之乡”之誉。上游干流曲折奔流，穿行于皖南、浙西山区的丘陵、低山和盆地间，形成青峰夹岸、翠岗重叠，千仞石壁、临江卓立，百丈飞瀑、向谷悬空的山川景色，特别是迥异的水色，更是著称于世。新安江在歙县境内有一座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渔梁坝。从水利角度看，渔梁坝毫无疑问是新安江流域水利工程的鼻祖。
渔梁坝系安徽省歙县古代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水利专家考证，早在唐宋年代，人们就曾在此垒石为坝，现在的古坝为明代重建，有明万历三十三年修坝记事碑可考。渔梁坝既可蓄上游之水，也可缓坝下之流。无论是灌溉、行舟，还是放筏与抗洪，都可兼而利之。渔梁坝坝长138米，底宽27米，顶宽4米，全部用清一色的坚石垒砌而成，每块石头重达吨余。从表面看，坚石垒砌的建筑方法科学而巧妙，每垒十块青石，均立一根石柱，上下层之间则用坚石墩如钉插入，这种石质的插钉称为“稳定”，也称之为元宝钉。这样，上下层如穿了石锁，互相衔接，就显得极为牢固。而每一层的条石之间，又用石锁连锁，这样上下左右紧联一体，构筑成了跨江而卧的坚实渔梁坝。坝中间有开水门，用于排水。国家著名古建专家郑孝燮先生曾经给予此坝如此评价：“渔梁坝的设计、建设和功能，均可与横卧岷江的都江堰相媲美！”
站在渔梁坝顶上，举目四望，可谓气象万千，尽收眼底。坝上碧波如镜，鱼翔深潭，小舟拨浪，激起涟漪，恬静安闲。坝下则乱石嶙峋，浪峰咬石；西岸巍然屹立的紫阳山，林木葱郁；建于明代的紫阳桥，宛若彩虹横卧清波，此桥长140米，高14米，宽10米，在歙县城的三座古桥中最高、最宽，因桥的上游即为徽商行舟的码头，所以桥孔建得比一般桥要高大得多，以便行舟过帆。渔梁坝址地处歙县城南1公里处的练江，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古代拦河坝，它横截练江，使坝上水势平坦，坝下激流奔腾。坝南端依龙井山，北端接渔梁古镇老街。这条老街至今保存完好，是典型的徽派民居布局，窄窄的青石板路往河边侧有许多叉口，拾级而下，便可下到渔梁坝。2001年6月25日，渔梁坝作为唐至清时期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从古人建造渔梁坝，或许可得某些启示，在新安江上，具备建设大型水坝的条件，而现代水坝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灌溉、防洪等传统意义，它对于水能的利用将更加经济。新安江河床平均比降较大，其中安徽屯溪至浙江铜官间距离不到100公里的地段，天然落差达100余米，因此峡谷险滩一个接着一个，水流十分湍急。类似河床，对水电建设得天独厚。据南宋《严州图经》和明、清《淳安县志》印证，自安徽歙浦口至浙江赵家滩，有志可查者实有70多个滩名，其中淳安有40滩，建德有25滩，桐庐有7滩。清代有一位名叫黄仲则的诗人在看过江上险滩后，写下一诗：
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
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
诗句形象地写出了新安江的滩密险要，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源远流长的新安江蕴藏着巨大的水力资源。诗人李白也到过新安江，这位一生喜好名山大川的诗人在见到新安江的水后，也忍不住发出由衷的赞叹：
青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
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
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制设备和自行安装的大型水电站。发源于安徽的新安江素以风光旖旎著称，她清澈的江水滋润着宽广的流域面积，浇灌出了山清水秀的锦绣江南。然而，就像所有桀骜不驯的江河一样，每当大水年汛期来临，新安江也会在狂风暴雨中失去平时的温顺而冲堤毁岸。开发新安江的水资源既是水利工程师们的梦想，也是他们心头抹不去的痛。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杭州成立过一个“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担任这个勘测处主任的徐洽时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挟个皮包去各个衙门游说，他希望达到的目的不是能够建设新安江水电站，这个计划对于徐洽时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在衙门的支持下能够利用美国剩余物资开建一个装机仅200千瓦的湖海塘水电站，那么徐洽时就心满意足了，因为那样多少能让他的工程师们有一些用武之地。
徐洽时梦想的实现比他想象的要来得早一些。在他担任上海水力发电设计院主要技术负责人时，承担了新安江水电站的设计任务。徐洽时在图纸上一步一步靠拢他的梦想：这是一个百米以上的高坝、百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库、66万千瓦量级的水电站、2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30万移民将迁离库区。它的规模超越了我国所有已建和在建的水电站，它还将超越苏联建国后的水电里程碑第聂伯水电站。按当时水平比照，中国将一步跨入国际水电建设之林。比徐洽时站在更高端的是水电总局的李锐，李锐后来对修建长江三峡工程持反对态度要比他在主政水电总局时更有名。李锐似乎比较偏爱新安江水电站，在他当时列为拟建的五大水电工程中，除了新安江还有刘家峡、三门峡、五强溪与紫坪铺，但新安江是李锐拟定的重点并且确定为全国示范工程。
李锐在升任水电部副部长后陪同周恩来视察了建设中的新安江水电站。那是一次对于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来说不可或缺的视察。当时几乎所有的民众都通过报纸看到了周恩来在新安江视察的新闻，还有那个鼓舞士气的题词。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周恩来在到达新安江之前，在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专门听过一次新安江水电站建设的汇报。参加汇报的除了李锐还有新安江水电站副总工程师潘圭绥。那次汇报的主要内容是在新安江工程施工中发生了左岸坝头山坡大塌方，并且由于使用不够标号的水泥造成了混凝土质量事故。如果撇开1957年至1960年那个特殊时期，由一个大国总理过问工程建设的水泥标号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周恩来确实亲自过问了新安江水电站工程的水泥使用问题。周恩来还请李锐和潘圭绥在家中用了午餐。不到一个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刚结束，周恩来就取道杭州去了新安江。在施工现场周恩来再次见到了潘圭绥。潘圭绥后来回忆说，总理一见到他就说：“我们不久前见过面，你是潘副总工程师。”周恩来在离开新安江时留下了那个著名的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
新安江水电站在建成后虽然没有得到三门峡水电站那样的待遇将自己的影像印上人民币，但成了一种卷烟的品牌，“新安江牌”香烟外壳上那座大坝的雄姿深入人心，就像以新安江命名的那包香烟一样，这座水电站的建设成本也可以用价廉物美来形容。电站建设者们在施工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将图纸上那座外形俊美的大坝打磨得美轮美奂，原本专门订购用于电站施工的捷克斯洛伐克大型施工机械被调到天安门的国庆工程去了。但是最终电站只用了3年时间就建成了，包括近30万的移民费用，这座电站的造价也只相当于火力发电厂的投资，这或许是一个绝版的决算。而它的大坝施工质量在运行近50年以后依旧稳如磐石。从新安江水电站发出的电力通过浙江省第一条220千伏高压线路将电能输往杭州和上海，它曾经照亮了杭州和上海的夜晚，它所到之处，灯火辉煌。
1963年11月，郭沫若来到了新安江。此时的新安江已经换了容颜，郭所看到的江，其实只是大坝以下的一段，而大坝以上，曾经曲折滩险的江面已经被一座巨大的人工湖所代替。郭站在巍巍的大坝上，放眼望去，但见蓝天白云下，万顷碧波无边无际，葱茏群山连绵不断，令人心旷神怡。郭没有看到大坝泄洪时的壮观景象，但是在随行专家的描述中，诗人的想象力足够他想象大坝在泄洪时，形成的巨大人工瀑布，是何等的白浪排空，云雾升腾，吼声如雷，山摇地动，腾空而起的白雾笼罩地域方圆近1公里，气势磅礴，蔚为壮观。郭兴奋不已，诗情勃发，写下后来被人们广泛咏叹的诗作一首：
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
峰峦成岛屿，平地卷波涛。
电量夺天日，降龙绝旱涝；
更生凭自力，排灌利农郊。
随着新安江水电站的建成，过去的白沙渡头已逐渐建成一座新兴的城市。过去，这里是“野渡无人舟自横”，一条破船，几丛蒿草，滩高流急，“走遍天下路，难过白沙渡”。而现在，建于新安江两岸的建德作为一座宜居的城市，从大坝底部流出的江水清澈而冰凉，夏天的江南闷热异常时，建德市所在地新安江镇却十分清凉。市民与库区毗邻，每年，他们都会举行千岛湖秀水节，这可能是国内罕有的以水命名的节日。
因筑坝而形成的人工湖，也就是新安江水库，现在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千岛湖。建成后的水库坝高105米，长462米；水库长约150公里，最宽处达10余公里；最深处达100余米，在正常水位情况下，面积约为580平方公里，是杭州西湖的104倍，蓄水量可达178亿立方，比西湖大3000多倍。这座大型水库，不但气魄雄伟，而且景色壮观秀丽。水库内岛屿星罗棋布，常见的岛屿有398个，大中岛屿1078个，它以群山巍峨叠翠，湖水澄清，岛屿星罗棋布，形态奇特著称。既似太湖的烟波浩渺，又有西湖的娟秀气韵。每当云消雾散，湖水奇妙的颜色便渐渐显露。不是绿，不是蓝，又似绿似蓝。恰似白居易《江南好》中所言“春来江水绿如蓝”。千岛湖湖面开阔，一碧万顷，岛屿棋布；大岛如山，小岛如船，座座青翠欲滴，座座有说不尽的风情，它们仿佛一块块半浸在湖中的碧玉。又因为水中浮游生物少，所以湖水清澈如镜，而由于水深，所以看上去就像翡翠般似绿如蓝了。郭沫若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只有梦境里才有的美丽人工湖泊，所以，他写出如此诗句，也在情理之中。
凡是到过千岛湖的人，都会发自内心地感叹这一湖水的美丽。实事求是讲，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它所产生的综合效益是有目共睹的，电站投产仅5年就收回全部成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或者说，即使知道了也很少会去深思，其实，有30万移民背井离乡，离开了他们生长的故土，而更多的村庄、乡镇已经沉入湖底。曾经担任过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的童禅福创作过一部反映新安江库区移民的纪实文学，他把这部凝聚了他多年心血的作品取名《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作品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光明日报》发表书评，认为此书“是作者倾注了20年心血、作了大量调研所写的一份真实报告。它又是年轻共和国在初期工业化道路上水库移民安置方面成败得失的一部史记，是反映浙江淳安、遂安两县30万水库移民无私奉献和坎坷经历的真实写照。”在这部作品中，作为库区移民的童禅福写到了他的家乡，一座叫松崖村的美丽村庄。新安江水电站开工那年，童11岁。
松崖村四面环山，一条长渠穿村而过，村内的大巷小弄全部用青石板铺砌，平坦得没有一级台阶。童氏是村里的最大宗族，童氏宗祠第一大厅的柱子要两个成年人才能环抱，雕梁画栋，极尽辉煌。安详宁静的千年松崖古村，直到1959年3月25日才被惊醒。当晚，村里召开了动员会。说是动员，实际上是下命令，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简单、干脆，做事只需一级一级地往下传命令。可是，这日子来得太匆忙了，留给松崖村村民的，只有短短的20天时间，能做什么呢？什么都来不及了。来不及的何止是松崖村。对生活在新安江两岸的农民来说，大水几乎瞬间就漫上来了。情愿和不情愿，都是几天之内的事，甚至来不及向列祖列宗道别。195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年份，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正在农业领域全面铺开，原先花了几年时间精心制定的新安江水库移民规划，在一次会议上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缺乏科学性的移民计划。而安置经费则一降再降。那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没有人敢于开口讲真话。后来，有人又提出，要与规模相仿的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比速度。于是，新安江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比原计划提早了20个月。为了这超常规速度，移民们需要付出的是更大的代价和牺牲。在童禅福年幼的记忆里，从1958年到1959年的两年时间里，移民时间只有7个月，但却完成了12万人的搬迁任务。几乎每天都是军事化的“大行军”，从新安江街口到富春江、钱塘江，尽是白帆点点，公路上，扶老携幼的移民肩挑背扛，来去匆匆，烧木炭的大篷车不时地穿梭往来。从开化到淳安的路上，一片凄凉，几十公里的公路两侧，都是被遗弃的各种各样的木制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像万国博览会又像临潼斗宝。他还说，那天的运动会，没有欢笑，只有悲伤，因为运动会一结束，淳安中学就要搬走，老县城贺城就成了一座空城，一座废城，一座水下之城。
记下父辈们的悲壮，一直是童禅福这位淳安游子的夙愿。童的目光沉在千岛湖的水下，为了父老乡亲的重托，童告诉自己，必须如实反映这段历史，报告这迟到50年的真相。采写这样一部题材敏感的作品，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童禅福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在心里对家乡父老的承诺。
这些年，童禅福辗转浙皖赣3省，行走了2万多里路，从高端访问到田野调查，历尽千辛万苦。凡是有新安江移民聚居的地方，童大多都去过。他曾去过22个县的近200个村子的1000多户人家，寻访了2000多人，用了8本笔记本来记录移民们的故事，很多人把埋藏了几十年的心里话都告诉了童。在《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一书出版后，有一次，童禅福接受记者采访，他告诉记者，我写下这一切，就是希望后人在领略千岛湖那涟漪荡漾的湖光山色的同时，别忘了曾在水下那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们。
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人类最高尚的品格是反思。”现在，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已经学会反思。不得不承认，在特殊年代，建设像新安江水电站这样一座地位特殊的大型水电工程，出现问题在所难免，但是，通过更多像童禅福这样有良知的作家，或者官员对水利电力工程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严谨、认真的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后的工程建设，特别是涉及到移民这样重大问题的更合理解决，是有益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最典型的莫过于三峡百万大移民。
葛洪升和柴松岳先后担任过浙江省省长。他们的经历却颇有些相似。他们曾经都是新安江水电站工地的管理干部。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在水利电力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离开新安江水电站后，葛洪升一度去了贵州省的猫跳河工程局，后来则任较长一段时间的浙江省电力工业局局长。柴松岳在进入新安江之后，去了东北的丰满水电站实习，又在浙江黄坛口水电站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则任富春江水电厂党委书记。两人在卸任省长一职后，又先后去了北京，葛洪升任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柴松岳则出任中国首任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很显然，柴松岳出任电监委主席一职，与他在水利电力部门的履历有着密切关系。事实上，新安江水电站除了培养了两位省长，还走出了一位市长，他就是曾任杭州市长的钟伯熙。至于其他水利电力专业类的权威则更多了，其中就包括中国著名的水利水电专家，国家设计大师，中国水电水利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两院院士潘家铮。因此，说新安江水电站是培养水利水电专家与官员的摇篮也不为过。
在葛洪升看来，周恩来是新安江水电站的奠基人。作为主要决策人，正是周恩来亲自批准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列入“一五”计划。1959年4月9日，周恩来视察建设中的新安江工地，葛清楚地记得，那天总理一下车就登上近百米高的拦河大坝，仔细查看工程建设情况，随后，总理又来到工地技术革新展览馆，指着一台革新式电焊机问：“普通的电焊机要用多少矽钢片？这台不用矽钢片的焊机比它轻多少？”从总理询问的语气，可知他对专业性很强的焊机性能也略知一二。参观展览后，总理又到了离电站十几公里以外的江村埠。这个地方被新安江人称之为“砂石之城”，因为大坝每浇一吨混凝土，就需要六七百斤的砂石料，而这些砂石料则全部取之于江村埠。总理对砂石料的机械化生产显出浓厚兴趣，他看了砂石船，又看了筛分机。然后，他问工程局领导，这些设备是哪个国家制造的？当总理听说这些设备全部是国产的，高兴地对周围的摄影记者说：“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多拍几个镜头？”周恩来总理这次视察新安江水电站，对电站建设的鼓舞无疑是巨大的，也就是这一次视察期间，周总理留下了那个著名的题词。
相比葛洪升，柴松岳刚到新安江水电站就显得与众不同，这位出生于舟山普陀的海岛青年那种善于学习、勤奋钻研的态度令许多人记忆深刻。在丰满水电技校实习期间，需要经常参加劳动，即使是在寒冬腊月，室外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他仍然坚持跟班学习，甚至参加零点班在露天下大炼钢铁。这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的确需要具备刚毅、坚强的骨气，不然很难坚持下来。作为电厂首批机械值班员，为尽快掌握履行本职工作所需的技能，柴松岳的笔记本上有关发电机水车自动化回路图记得密密麻麻。几年下来，同样的笔记本就记了好几本，对于各项操作柴都能熟练默写，并且倒背如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建厂初期，不少运行值班员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但柴松岳勤学苦练基本功的情景却让同事们记忆犹新。
许多年以后，柴松岳成为中国电力监管部门的最高领导人，这位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首任主席是2002年11月份从杭州以最快速度赶过来上任的。此前他是浙江省的省长，突然让他到北京主管刚筹备的电监会领导工作，据说还是朱镕基亲自点的将。没有人对这一任命感到有多么意外。因为翻开这个人的从政简历就可知道，他这一生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与电打交道，堪称是位专家型的高层领导。
到北京工作后仅一个月，由国务院确定的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就开始实施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力公司——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那些日子可以说是电力发展环境最复杂的时候。柴松岳领导的电监会所要担当的职责，就是要照看好中国电力这个庞大的巨人，让它的每一步都走好，都走稳。问题尽管很多，但先后都得到了妥善处理。有一次，新疆一家发电厂嫌上网电价低于期望值，竟然拒绝电网调度命令，不开机了。柴认为，电厂不服从调度命令，跟两军对垒的战场上士兵不服从指挥，性质上的恶劣程度是相等的，电监会立即组织起草了相应的调度法规，并以主席令的形式颁布，使事件很快得到了平息。在4年的任期内，他颁布实施的主席令共有14项。柴认为，电监会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在全国营造一个规范用电的良好环境。这方面尽管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既然党和人民信任他，让他坐上这个位子，他就有责任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当时还有一件令柴印象深刻的事。有一天他收到电力专家、两院院士潘家铮先生的一封信，潘先生向他反映的事情让他相当吃惊，原来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中国的水电站大坝监管事实上处于真空之中。也就是说，大坝安全问题本来是有人管的，后来由于不知该划归哪一家管，就变得谁也不去管了。搞水电出身的柴自然清楚此事非同小可，大坝一旦溃坝，那就是惊天动地的恶性事故。他立刻将信件紧急呈送温家宝总理，同时也以最快速度向国务院常务会议反映此事。温总理显然也感到了这件事的分量，立即指定时任副总理的黄菊和曾培炎负责协调此事。在综合了柴的意见和其他部门领导的意见以后，国务院作出决定，授权由电监会全权负责，立即起草制定具体的管理规则，再由电监会授权华东电力勘测设计院成立“大坝安全监察中心”专职管理，并为此专门批给了30个事业编制，使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在柴的任期内，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但都得到了及时处理。包括那段时间里国外发生的多起重大停电事件，中国的供电网络如此庞大，却没有发生一起危及电网安全的重大事故，这不能不说应归功于全国电力系统这支精良的员工队伍和国家电监会工作作风的细致。柴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离职时，温家宝总理专门安排时间跟他见了面，温对他说：你到北京4年，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旧的体制打破，新的体制建立，有一个过程。电监会做了大量工作。这期间又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长时期的缺电。在严重缺电情况下，又是体制转型时期，但电力得到了大发展，确保了全国电网安全，没有发生大面积停电，这是很不容易的。国务院对你，对电监会的工作，深表满意。
钟伯熙在新安江水电站的第一份工作是工区的浇捣队队长，属于最基层的施工负责人。钟在解放前夕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他在浙江大学读书。解放后，钟放弃优越的城市工作与生活，背起行囊到了山区参与新安江水电站建设。与葛洪升与柴松岳相比，钟伯熙在新安江待的时间更久，他先后任水电厂副厂长和总工程师，在新安江水电厂所在地，那个叫紫金滩的地方一待就是24年。和大多数手握实权的老同志一样。钟伯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也饱受折磨，但是，钟即使在修配车间从事繁重的体力活，住在阴暗潮湿的住宅里，也从没放弃过学习。他一直坚持自学英语，所以，当钟在1985年以杭州市市长身份访问美国波士顿时，他居然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与美方人员交谈，真可谓语惊四座。在组织上恢复钟的党籍后，他一次性主动补交了十年间的全部党费。
有关毛泽东主席视察金华双龙水电站的资料留下不多。在仅存的有据可查的史料中我们获悉，1960年3月1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的确是专程视察了地理位置偏僻的金华双龙水电站。双龙水电站位于金华山南部山麓。在毛主席视察双龙水电站的前一年，也就是1959年，电站干部职工攻克技术难关，创造性地将金华机械厂制造的我国第一台512千瓦水轮机与两台上海华生电器厂制造的256千瓦发电机联机发电，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次联机，被称为我国电力机械制造和农村水电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或许，这是促成毛主席前来视察的一个重要原因。毛主席在听取了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的汇报后，与工人们进行了座谈。据说，毛主席对双龙水电站的建设运行颇为肯定，满意地说了两个字“很好”，并作出指示：“浙江水力资源丰富，搞水电大有前途。”随后，金华双龙水电站作为全国发展农村小水电的典型加以推广，从而使双龙水电站在全国以至国际上都具有较大的影响。联合国亚太地区小水电会议代表曾来这里考察，据统计，世界上先后有105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前来参观。
事实上，差不多在毛泽东视察金华双龙水电站前后，国家其他领导人也在全国各地对小水电进行考察。可见，当时的小水电发展获得了国家高层的重视。比如1958年，刘少奇就陪同缅甸总理吴努参观了四川省郫县犀浦乡吴家碾12千瓦的采用异步发电机发电的小水电站。而在同一年，朱德则视察了四川省郫县犀浦乡另外一个叫游家碾的10千瓦小水电站，朱在详细询问了打米和发电的情况后说：“这样的小水电好，可以多办些。”国家高层领导密集视察小水电，与1956年1月中央发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关，在这个纲要中，中央明确提出：“凡是能够发电的水利建设，应当尽可能同时进行中小型水电建设，结合国家大中型电力工程建设，逐步增加农村用电。”
另外，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重视农村水电的发展，还与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些往事有关。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时，曾握着一位当地老表的手说，等革命成功了，给你们一家家送来“小太阳”。毛泽东所说的“小太阳”，可能是指照明用的电灯。如今，随着国家电网系统“户户通电”战略的实施，即使是全国最偏远的牧区、山村也消除了光明盲点。1942年，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129师在涉县漳河上修建了河北省最早的赤岸水电站，装机容量10千瓦，可供129师司令部照明和机要通讯用电。而在194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时，在朱德的关怀下，建成了装机196千瓦，并由他亲自剪彩启动闸门发电的沕沕水水电站，为解放军两座军械制造厂、新华社对外广播和党中央指挥三大战役提供了电源，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可否认，列宁有关电气化的论述也对中国小水电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列宁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此外，列宁还说过：“在农村中推广建立小型电站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应该坦白地说，这方面往往有些分散，但分散有一些分散的好处。这些小型电站在农村中形成了新的现代化工业的中心。这些中心虽然很小，但是，他们究竟向农民说明，俄国不会停留在手工劳动上，不会永远使用简陋的木犁，而会向另一个时代迈进。”这些充满激情、对新生活美好构想的论述，加上进行了广泛宣传，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中国农民群众迫切需要改变农村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积极性，农村小水电也由点到面迅速发展起来。当时，不仅水力资源丰富的地区、丘陵地区办电，即便如黄河以北及沿海平原地区也积极利用分散水能资源办电。有一个统计数字也许很能说明问题，到1959年底，全国共建成小水电5586处，装机达到15.03万千瓦。主要分布在四川、山西、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很多个省区。在贵州布依族、侗族、苗族，青海回族、藏族，新疆维吾尔族，内蒙蒙古族等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都建起了几座到十几座农村小水电站。到1960年底，全国有1100个县建成小水电8975处25.15万千瓦。客观地说，小水电的发展，为农村电气化的发展，改善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毛泽东视察金华双龙水电站后，农村小水电的发展在浙江省更是如火如荼。在温州瑞安县，建成了仙岩水电站，发电装机35千瓦，有抽水机、碾米机、榨油机各一台，总投资3.5万元，抽水、加工、照明三项，一年纯收入1.15万元，纯收入加上折旧，3年内即收回投资。在台州，已建成的6000千瓦及以上水电站就有长潭、桐柏、里石门、牛头山和龙溪等五座，发电装机容量4.64千瓦。全省6000千瓦的水电站则超过了一百座。
浙江省水电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在丽水。丽水市位于浙江南部，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多年平均年降水量1360至2280毫米，是浙江省内降水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境内河流众多，河流落差大，主要有瓯江、飞云江等水系。丽水水利部门在2004年作过一次调查，调查论证的结果是确认丽水境内的水电资源理论蕴藏量约396万千瓦，常规可开发水电装机容量达327.8万千瓦，年发电量约70.3亿千瓦时，其中大于1万千瓦以上电站装机容量为238.1万千瓦。另外，抽水蓄能电站可开发的装机容量约1000万千瓦。到2008年底，丽水全市建成的水电站多达778处，总装机容量已达170.2万千瓦，其中农村水电站776处，装机132.4万千瓦。已建与在建的水电装机占全市水电可开发总量的77%。水电产业对丽水市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达8%。该市景宁县的农村水电经济总量更是已经跃居全县各行业之首，税费收入占到了全县当地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鉴于丽水市在水电开发利用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2006年，丽水市被授予“中国水电第一市”称号。
丽水境内的紧水滩水力发电厂与滩坑水电站，是继新安江、富春江两大水电厂建成后，浙江省规模较大的水电站。发源于丽水庆元、龙泉交界的龙泉溪是瓯江干流，自西南向东北，流经庆元、龙泉、云和至丽水大港头与瓯江另一支流松荫溪汇合成大溪后流经丽水、青田汇入瓯江。全长198公里，流域面积3566平方公里的龙泉溪穿行于仙霞岭与洞宫山脉之间的崇山峻岭，坡陡流急，河流四周均为岭南山系洞宫山脉，山势高达300至1000米，河道天然落差达到1100余米。由于龙泉溪地处低纬度，雨水充沛，加上具有河道陡、汇流快、水流湍急，迅猛涨落等特点，属于典型的山溪性河流，因此，水力资源蕴藏量丰富。据专家预测，龙泉溪可开发的水电容量为50余万千瓦，具备建造大中型水电站的良好自然条件。总装机容量为30万千瓦的紧水滩水电厂最终选址于云和境内的龙泉溪畔，可谓顺其自然。在紧水滩水电厂过程中，作为瓯江流域水力资源开发的组成部分，国家批准在瓯江干流开发另外一座梯级电站，也就是后来与紧水滩水电站一并管理的石塘水电站。两座电站相距25公里，处于同一干流。相比之下，7.8万千瓦的石塘水电站的容量要比紧水滩水电站小许多。紧水滩与石塘水电站建成后成为浙江电网的主力调峰电厂。值得一提的是，紧水滩水电站大坝的设计为混凝土三心变厚双曲拱坝，102米的高度位居当时国内拱坝第二，这种变曲率、变厚度、扁平拱的新坝型，在国内高拱坝中属首次采用，这座看上去与其他拦河大坝没有太大异样的高坝按千年一遇洪水设计、万年一遇洪水校核。
同样处于丽水境内的滩坑水电站位于著名侨乡青田县。其装机容量仅次于新安江水电站。作为浙江省迄今最大的扶贫致富项目，滩坑水电站也是“十五”期间浙江省实施建设的最大水电工程，电站位于青田县境内的瓯江支流小溪中游河段。众所周知，现代技术条件下建设水电站，难度最大的并非大坝与发电系统的技术，而是移民。郭海光是滩坑水电站的副总指挥，对于5万移民的安置，用郭海光的话来说，做移民工作，就是做天下最难的事。从感情上讲，郭理解移民的心情，所谓故土难离，虽然滩坑电站是扶贫项目，但是要让移民亲手拆掉祖辈修建的房屋，亲手毁掉一代一代赖以生存的田园，一步三回头地告别故土，谈何容易？虽然滩坑水电站已经建成发电，但是回想电站建设之初的移民经历，郭海光依旧有些不堪回首。
在指挥部，大家都知道一个“玻璃的故事”。在指挥部协调组办公室的玻璃窗上，有两个窟窿，这是2003年7月移民冲击镇政府的时候砸破的。光那一年，这条街上的移民冲击镇政府就有四五次，最严重的那次移民们把镇政府包围了，他们冲进来打砸得一片狼藉，指挥部所有人员只好都撤退到办公楼顶上。移民们之所以如此愤怒，原因是多方面的，面对激愤的移民，郭海光的对策是冷静，在郭看来，如果双方都激动，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激化矛盾。所以，郭说，只要我们真正从移民的利益出发，就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有一次，镇上五六十名人力车工人跑来指挥部要求“无土安置”待遇。一时间，人力车把镇政府的院子塞得满满的。郭海光出面接待了这批人力车工人。郭看他们情绪都很激动，七嘴八舌，话也听不清楚，就建议他们去会议室。在会议室里，郭海光终于弄清楚了这些移民的要求，原来他们认为“无土安置”对于他们来说实惠更多。但是，郭认为，“无土安置”有利有弊，对于这些本来土地较少的黄包车夫来说，有土安置可以给他们土地，其实更划算。郭把其中的利弊分析给这些移民听，跟他们讲了三个多小时。最后他们都吃透了政策，也就心平气和地走掉了。
在库区，有一个村庄叫白岩村。村里有位移民叫许大爷。一度，许大爷对移民工作很反感，负责他所在片区的移民干部多次去做工作都被骂了出来，而且骂得很让人下不了台。郭海光闻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亲自上门。郭从侧面了解到许大爷有一个弟弟在县城做生意，便邀请他一起去。两人进了门，许大爷一见弟弟也来劝了，就没好意思开口骂人，但只是一言不发坐在墙角里，谁也不理。郭有备而来，知道许大爷家就剩下老伴和他两人，儿子去西班牙打工了。郭就先不跟他谈移民的事情，而是谈起了他们的儿子：“儿子不在身边，两位老人生活是不是不方便？”许大爷听了不为所动。郭也不计较，继续说：“他一个人在外面打工不容易啊，在外国也不知道有多挂念你们两位老人，以后两位老人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们，我们替你们解决。”听了这话，老人原本拧着的眉头终于渐渐舒展开来，偏着的头也低下了，一口一口吸着烟默不作声。郭知道这话起了作用，僵局已经打开。果然，后来郭又多次找到许大爷，慢慢向他讲起移民前后的利弊。终于，许大爷同意动迁，并且和郭海光成了好朋友。
和所有大型水电站一样，滩坑水电站建设项目集发电、生态、灌溉、防洪、供水、旅游为一体。已经建成的水电站，形成了一个水域面积达70.93平方公里的人工湖，是杭州西湖面积的10倍，水库总容量达41.5亿立方米。而高162米的电站大坝，雄居华东第一高坝。电站总装机容量为60万千瓦，是眼下浙江省单机容量最大的常规水电站，电站年发电量为10.35亿千瓦时。水库具有多年调节性能，可承担浙江电网的调峰、调频、调相及事故备用任务，有利于缓解电网调峰压力，优化电源结构，也有利于浙江电网对三峡送电和西部水电的低谷电能和季节性电能的吸纳。可为系统每年节约标准煤34万吨左右，同时电站投入运行后可降低系统内燃煤火电的调峰幅度，改善浙江电网系统的运行条件，节省燃料，减轻环境污染。
与传统水能的利用方式不同，抽水蓄能电站与潮汐电站可归入新能源范畴。抽水蓄能电站有“电力粮仓”之誉。我们都知道，电能是无法储存的，它的生产、销售与使用都在一瞬间实现，但是，抽水蓄能电站却能让电储存起来。抽水蓄能电站的原理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利用电力负荷低谷时的电能抽水至上水库，在电力负荷高峰期再放水至下水库发电。它可将电网负荷低时的多余电能，转变为电网高峰时期的高价值电能，还适于调频、调相，稳定电力系统的周波和电压，且宜为事故备用，还可提高系统中火电站和核电站的效率。简单地说，在负荷低谷时，吸收电力系统的有功功率抽水，这时它是用户。在负荷高峰时，向电力系统送电，这时它就摇身一变，成了发电厂。也可以这么说，抽水蓄能电站抽水是把电能转换为水能的过程；而发电则是把水能转换为电能的过程。
因为这种特殊的发电原理，抽水蓄能电站的建造与传统水电站相比，对地理环境的要求就相对特殊。抽水蓄能电站通常主要由上水库、下水库、引水系统、厂房、抽水蓄能机组和开关站等部分组成。上水库的高程必须要高于下水库，其作用在于把提高了高程的水体蓄存起来，达到蓄能的目的。下水库的作用在于蓄存发电下放的水量，不使流失，以便再度将其泵入上水库进行蓄能。上水库可以利用已建水库或天然湖泊，也可新建。下水库除可利用已建水库、天然湖泊或新建外，也有利用海洋或河道作下水库的情况。
世界上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于1882年诞生在瑞士的苏黎世，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世界上抽水蓄能电站得到迅速发展，却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也就是说从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建成到迅速发展，中间相隔了近80年。中国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起步相对较晚，60年代后期才开始研究抽水蓄能电站的开发，并于1968年和1973年先后在中国华北地区建成岗南和密云两座小型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但后期的发展却比较快，已经建成的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其装机规模曾经名列世界前茅。而浙江省在抽水蓄能的建设与运行，也可圈可点。目前已经建成的有湖州境内的安吉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以及台州境内的天台桐柏抽水蓄能电站。
安吉建城逾1800多年，汉灵帝赐名“安吉”，取之《诗经》“安且吉兮”。安吉境内群峦叠嶂、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秀竹连绵，是新崛起的生态旅游县。位于灵峰山麓的竹子博览园，占地600余亩，植有各类竹种300余种，被誉为“世界一流的竹种园”。境内的龙王山海拔1587.4米，为浙北第一峰，也是黄浦江源头，山间多奇峰怪石与古木异草，保存有1200亩的原始森林，被称为天然的物种园和基因库。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就选址于此，这座风光如画的电站是我国目前已建和在建的同类电站单个厂房装机容量最大、水头最高的一座；也是亚洲最大、名列世界第二的抽水蓄能电站。电站下水库位于海拔350米的半山腰，是由大坝拦截太湖支流西苕溪而成，使水库呈现“两岸青山出平湖”的景象，当地人也把这个湖泊称之为“龙潭湖”。在天荒坪电站上下水库间的大山中凿有长达22公里的洞室群，大小洞室45个，构成电站主、副厂房区。整个地下厂房全长200米，宽22米，高47米，6台30万千瓦机组一字排开，构成壮观的地下厂房景观。电站上水库则位于海拔908米的高山之巅，是利用天荒坪和搁天岭两座山峰间的千亩田洼地开挖填筑而成，并有主坝和4座副坝及库岸围筑，整个上水库呈梨形。平均水深42.2米，库容量885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杭州西湖。从空中俯瞰，梨形的上水库水质清澈，其形壮美，自电站建成后，已经成为当地一景，游人不断，上水库也因此被冠以“江南天池”的美誉。
坐落在天台县华顶山麓的国清寺是我国创立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发源地。凡是进入国清寺的佛教信徒，或是普通游人，都会被寺内的一株梅树所倾倒。在寺内大雄宝殿左侧有一座梅亭，亭前花坛植有老梅一株，苍老挺拔，传说为天台宗五祖手栽，俗称“隋梅”。这株“隋梅”大约是我国现存最年老的一棵梅树了。如今，每年花开时节，依旧疏枝横空，暗香浮动。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有关天台的记忆就是国清寺和那株奇特的“隋梅”了。然而，2006年全部建成投入商业运行的桐柏抽水蓄能电站，却逐步让游人多了一个可看的好去处。这座装机容量120万千瓦的电站无论是建设时间，还是装机容量都在天荒坪之后，但是，它在配合秦山核电站在华东电网中所产生的消峰填谷作用，却独一无二。
在中国新能源的构成比例中，潮汐发电显然是微乎其微的。目前，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在浙江温岭的江厦，取名江厦潮汐试验电站。这座装机总容量3200千瓦的潮汐电站，设计安装了6台双向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作为中国开发利用潮汐能源的试验基地，这座电站也是中国最大的潮汐能发电站，它的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法国的朗斯潮汐电站和加拿大安娜波利斯潮汐电站。
潮汐是海水受月亮、太阳引力作用而发生的周期性涨落运动，具有巨大的能量。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且海岸多曲折、港湾众多，因此，潮汐能源的蕴藏量较为丰富。1982年，中国曾经进行过一次有关潮汐资源的调查，这次调查得出一个令人振奋的数据，就是说，中国沿海装机容量在500万千瓦以上的站点有191处，可开发的装机容量为2158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619亿千瓦时。20世纪5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曾经出现过潮汐发电热，先后建设过百余座小型潮汐电站。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缺乏科学的选址，加上当时设备简陋，管理上也存在较大漏洞，所以，绝大部分潮汐电站基本上在建成以后不久就停运废弃了。鉴于此，为了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地利用潮汐能，在国家层面上，建设一座规模适中的试验电站对潮汐能进行研究，就显得顺理成章。
浙江省是中国海岸线最为漫长的省份，并且岸线曲折，适合潮汐能发电的站址较多。乐清湾属于中国沿海高潮差地区，因此，潮汐能的蕴藏量颇为丰富。最终选择温岭的江厦为潮汐试验电站所在地，主要是考虑它地理上的优越性。从1972年获国家计委批准建设，至1985年底全部建成投运，这座看起来容量不大的潮汐能发电站就为世界瞩目。这座电站也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尤其是1号机组的投产发电作为发生在20世纪的一件世纪性大事，被镌刻在北京的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铭文中。
苏轼任职杭州通判时，做了一件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事。他把疏浚西湖的淤泥在湖中堆起一道长堤，并植柳、桃、梨。后人命其为苏堤春晓，为西湖十景之首。一道长堤卧波，连接南山北山，给西湖增添了一道妩媚的风景线。每当寒冬过后，苏堤犹如一位翩翩而来的报春使者，但见一堤杨柳夹岸，艳桃灼灼，更有湖波如镜，映照倩影，无限柔情。最拨动人心的，莫过于晨曦初露，月沉西山之时，轻风徐徐吹来，柳丝舒卷飘忽，置身堤上，令人心旷神怡。苏堤上遍植玉兰、樱花、芙蓉、木樨等多种观赏花木，因此，一年四季，均见姹紫嫣红，五彩缤纷。景色随着时序变换，晨昏晴雨，氛围不同，景色各异。如诗如画的美丽风光，使苏堤成了人们到杭州而必到苏堤一游的地方。南宋时，苏堤一度形成湖上集市。《武林旧事》记载清明节前后游湖盛况时有如此描述：
苏堤一带，桃柳浓阴，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球，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斤斗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又有买卖赶集，香茶细果，酒中所需。而彩妆傀儡，莲船战马，饧笙和鼓，琐碎戏具，以诱悦童叟者，在在成市。
苏轼的文学成就可流芳百世，但是，在仕途上却并不得志。最后被贬至儋州，即现在的海南。据说，从前的海南是一片蛮荒之地，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也许，在皇帝的眼中，海南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了。那时候，从京城出发到达三亚，需要多久？我们无法体验犯人们戴着枷锁一路蹒跚而来的艰辛，但他们眼中的风景，却是越走越美丽。等到他们到达三亚，他们阴郁的心情一定会豁然开朗，原来，朝廷以为蛮荒的南疆边陲竟是如此的郁郁葱葱，海阔天空。苏轼也曾到达天涯海角，他一定遥望过无边的大海，一腔才情都化作如潮的悲愤。在他惨死北归的旅途时，他会回想天涯海角的椰树和海浪吗？但是，他一定会想到杭州，在杭州任职的几年，是苏轼心情最为明朗的岁月。想必苏轼也常到湖畔流连，一日，望湖上美景，终于忍不住诗情盎然，写下咏叹西湖的千古名句：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在苏轼之前，白居易也到过杭州，任刺史。现在的白堤，就是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诗人而命名的。一般人以为，就像苏轼主持修筑苏堤一样，白堤也是白居易任职杭州时修筑的。其实这是一个误会。白居易的确在杭州修过一道堤，但地址是在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称为“白公堤”，可惜，如今已难觅白公堤的踪迹了。不过，修筑白堤的目的，也是为了贮蓄湖水灌溉农田，可归入治水范畴。虽然白居易没有主持现在我们所见白堤的修筑，但是，他却为白堤留下了美好的诗篇：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比苏轼稍晚，有一个后来成为南宋皇帝，叫赵构的人逃到杭州，一见西溪，就被这“一曲溪流一曲烟”的美景迷住了，如果不是他后来找到了凤凰山，他是曾经想过要在西溪建皇城的，当时他还说了一句“西溪且留下”。于是，西溪就这样“留下”了1000多年，西溪所在地的地名也因此改为“留下”。从杭州市中心出发，沿天目山路西行，过紫荆港路，行驶约5公里，可见右侧大片的草木丛生，坐于车内望窗外，那片草木，恍若不见边际，无比宽阔。城区的喧哗，至此戛然而止，突然安静下来。偶尔，在树林茅草间，能瞥见水色的反光，约略可知是一个一个的湖泊。是的，这就是杭州的西溪湿地了。西溪湿地位于杭州市区西部，是国内罕见的城市湿地，自然地形是低洼的水网平原，以鱼塘、河港、湖漾及狭窄的塘基和面积较大的渚相间组成，属次生湿地，现存面积约12平方公里。湿地山水交融，区内70％是水域，以至于村庄田野之间非舟莫渡。
西溪湿地的形成，应该是很久远以前的事。但是，它的整治，却很晚。尚未治理的西溪，是连片的池塘，池塘边，有树杂乱生长，盘根错节，根系伸入水中。这一带，杭州人习惯称之为蒋村。那时的西溪，是一大片农村的田园，河流、池塘众多，但蒋村人，多以养猪为业，没有环保配套，所以，西溪的水，就到处散发着猪粪的气息。在对西溪湿地进行治理之前，在10余平方公里范围内，聚集了约1.3万常住人口和近万名外来人口，居民在湿地圈围了约3000个池塘养鱼养鳖，饲养了25000余头生猪。湿地内河道淤塞，水质极差，生态功能日渐丧失；湿地内违章建筑随处可见，湿地优美的自然景观已不复存在；前人的诗词、匾额、碑刻等已散落流失，湿地的“冷、野、淡、雅”的意境亦已逐渐消退。
对西溪湿地的综合保护治理是在进入21世纪之初。湿地分三期整治，综合保护工程启动后，除对保护区内的建筑进行拆迁外，工程的一大重点是改善湿地水质，对区域水源污染进行监测，并从疏浚、截污、配水、生物治理四个方面入手，改善了西溪湿地水体环境和水体质量。此外，西溪湿地具有多姿多彩的动植物资源，这也是综合保护的重点。所以，区内被划定生态保护、生态恢复、历史遗存3个保护区，设立了湿地科普展示馆和3个生物修复池，将西溪湿地中生态环境较好、最精华、最具湿地特色的区块实行相对封闭保护，三大生态区域和生态恢复区面积达3.25平方公里，约占一期保护工程总面积的94％。同时，加强地形整理，整理坍塌塘堤，对383个鱼鳞塘实行了保护，通过增加水、陆关系的变化形式，优化植被配置，设置水禽栖息地以及人工鸟巢等设施，使更多动植物能在西溪找到生存、繁殖地。
从前，人们到杭州，只知道有一个西湖，对印刻稍有兴趣的，还会去看看西泠印社，而对于西溪，却几乎一无所知。事实上，西溪自古就是隐逸之地，被历代文人雅士视为人间净土、世外桃源。不仅帝王将相爱之，如宋高宗赵构、清代康熙和乾隆都曾游历西溪并留下笔墨。文人墨客也流连忘返，苏轼在杭州市任职时近水楼台，米芾、唐伯虎、冯梦桢、洪升、厉鹗、郁达夫、徐志摩等或寓居卜筑，或诗画歌咏，留下了大批诗文词章。有专家考证，认为施耐庵的传世巨作《水浒传》的原创地就是西溪。西溪还是越剧北派艺人的首演地，越剧就在西溪湿地的陈万元古宅从落地说唱走向舞台艺术，成为了曲艺到戏剧的转折点。至于传承了上千年的端午节蒋村龙舟盛会，更是声名远播、享誉海内外，现在每年夏天都会举办龙舟节，来自各地的龙舟在水上竞逐，成为西溪湿地最重要的民间体育赛事。
如今的西溪湿地，已经成为继西湖之后，最为杭州市民和外地游人喜爱的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走进西溪湿地，只见芦白柿红、桑青水碧、竹翠梅香、鹭舞燕翔、蛙鸣鱼跃，冷、野、淡、雅，皆成天趣。西溪湿地位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北缘，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动植物资源丰富。古人有诗赞曰：“千顷蒹葭十里洲，溪居宜月更宜秋……黄橙红柿紫菱角，不羡人间万户侯”，便是描绘了西溪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奇妙美景。
文化的传承在西溪得到了最好的注释。在西溪湿地北面，杭州市政府专门辟出0.9平方公里湿地作为西溪创意产业园，园区内有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共有59幢独立或联体的别墅建筑组成，投资近2亿元。园区依托不同时期遗存的保留建筑，按照“生态化、功能化、差异化”的标准进行修缮、新建，是一个具有西溪特色的原生态创意设计艺术庄园。
无论是西湖，还是西溪湿地，其水系都与钱塘江相连，也就是说，为了保证西湖与西溪的水质，钱塘江水会定期注入其间，进行巡流。而钱塘江与杭州另一重要河流相通的，还有京杭大运河。近年来，杭州市对大运河的综合保护治理，也出手不凡。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北起北京【涿郡】，南到杭州【余杭】，经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4公里，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京杭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均起了巨大作用。京杭大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和万里长城并称为我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闻名于全世界。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从公元前486年始凿，至公元1293年全线通航】，前后共持续了1779年。在漫长的岁月里，主要经历三次较大的兴修过程。到了隋朝，隋炀帝动用几百万人，开凿贯通了大运河，这为以后国家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隋代开始全线贯通，经唐宋发展，最终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但是，近年来，由于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和流域人口数量不相协调，使得流域水体的污染十分严重，使太湖流域面临水质型缺水的严峻形势。根据1998至2000年三年间连续水质监测评价表明，太湖水体水质总体上尚未得到明显好转，湖泊富营养化在整体上也未得到明显改善，2000年总磷、总氮、化学耗氧量均远未达到规划治理目标；河网的水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部分地方还有恶化的趋势，太湖流域水资源面临严峻的形势。另一方面，京杭运河与钱塘江沟通后，随着杭州城市的发展，船舶运输在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船舶的噪音和废气的排放，已经严重影响了沿河市民的生活质量，船舶航行发生的多起涉桥事故，对拱宸桥等重点保护文物也构成了威胁，货运船舶参差不齐的外观形象，也与目前的景观河道很不协调，并且已经发生了多起船舶碰撞、损坏景观设施的事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杭州生活品质之城的建设。如果运河杭州到塘栖段停止货运船舶航行，改为完全的旅游河道，旅游经济产生的效益和沿岸房地产业的经济效益，将是巨大的。因此，开辟钱塘江水系富春江与太湖水系东苕溪的航道，沟通钱塘江太湖流域，引富春江的优质水源，自然流经东苕溪，冲排太湖水系的劣质水，为杭嘉湖地区及上海提供优质水源，改善这些地区的水资源环境，在逐步对污水进行截污纳管后，使京杭运河及其汊河成为杭州、嘉兴等城市的优质自来水源，具有现实的意义和可持续发展的远景。为确保船舶航行安全和水质不受船舶污染以及节约土地资源，管理部门采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电气化轻轨控制船舶航行，以便实现低航道等级、高通航能力的安全型、节约型航行方式，在全国率先实现绿色航运。
经过近10年的综合治理，京杭大运河浙江段的景观与水质已明显改善。尤其是杭州段的运河两岸，重现当年的古朴与繁华。曾任浙江省政协主席的刘枫，联合大运河沿岸六省市的现任政协主席及原政协主席，共58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在刘枫看来，“大运河和长城在遗产名录上应该是姊妹篇。但是，如果不注意启动有如‘申遗’这样重大的、为各地重视的保护工作，她的历史文化、遗迹和自然风光等，将不可避免地退化并迅速消亡，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刘枫以及其他政协委员的提案得到运河沿岸城市的共鸣。一个实际的行动是在2006年5月24日，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在杭州圆满落幕，大会发表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以下为《杭州宣言》节录：
京杭大运河显示了我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保护好京杭大运河，对于传承人类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钱塘江作为浙江的母亲河，气势如虹、百折千回，日夜奔流，一路向东，以百川归海之势，与蔚蓝的大海相拥。它既是自然的规则，也符合浙江人的性格。
【陈富强：浙江省电力作家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