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根
闽江，以她全部的血脉哺育福建人的母亲河。
发源于武夷山脉，那一滴清泉，那一丝涓涓细流，从叶间滴下，从石缝迸出，渐渐地就汇成了一条条小溪，小溪汇成了大溪，于是，闽江的源头，便是由这样的一些可以称得出名的溪流组成：崇阳溪、南浦溪、松溪、金溪、沙溪、古田溪、尤溪、富屯溪、建溪等，它们分布在福建的北部与东部的崇山峻岭之间，以富屯溪、沙溪与建溪在南平汇合为标志，成就为奔流不息的闽江，最后在进入福建的省会福州市之西，一分为二：北边的一条，叫闽江北港，又名白龙江，横穿福州的老城区；南边的一条，叫闽江南港，又名乌龙江，流贯福州的新城区，白龙与乌龙在马尾的江面再行汇合，浩浩荡荡地注入大海——台湾海峡。
这就是闽江的血脉，所有的主流与支流全部分布在福建一省境内，全长577公里，流经36个县市，滋润了、灌溉了福建两分有一的土地，养育了世世代代的福建儿女。
我是由江西的抚河岸来到闽江边的外省人，我喝闽江水远比抚河水多、时间长，闽江母亲以她的清丽与宽广长时间地接纳了我这个外乡人，自然也是我的母亲河。每天日记中的第一句话便是：“早起，上岛快步。”这个所谓的岛，便是被闽江水三面环绕的岛屿，我所居住的绿洲家园社区称之为的“绿洲寨”。这个足有500亩、环水3000米的岛屿，天天将我引到江边，引到母亲的怀抱。快步而行，望着江水，不知道有多亲切……每天的生活就这样从清静的闽江水畔开始。
清晓的江头
白雾蒙蒙
是江南的天气
雨儿来了——
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
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
这是我父母之乡
这是福州籍的现代文学大师冰心的名著《繁星》中的一首小诗，“碧绿的江”，指的便是闽江，这是冰心上个世纪初叶的印象。直到现在，依然保持了江的碧绿，在我的家门口，一弯腰一低首，便可掬得碧绿的闽江水，水中的莲荷与睡莲下，是不时地游过的小白条与大白刀鱼。有时，出差的时间久了一些，最令我怀想与最让我夸耀的便是这碧绿的闽江水。
自然，不是它纯净如初，不是它无以怨怼，只是，在经过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世纪之变，战争、祸乱、大炼钢铁、乱砍滥伐、兴修水利、截流发电、生活与生产的污水浊水，还有天天呼啸而过的火车，留下无数的白色垃圾，哪一样不是撒在母亲河上？纵是如此，不卑不亢不息不止的闽江，依然以顽强与活力，保持了它的清澈与碧绿！
能不感恩母亲河？
水资源的污染是现代工业发展结出的恶果，全世界无一幸免。英国大工业发展时，伦敦成了雾都，而他们的母亲河泰晤士河则成了一条污水沟，臭气熏天，至今我们在批判现实主义大家的作品中，还可闻见这种气息；美国真可谓地大物博了，但在19世纪经济开发的浪潮中，许多河流也招致毁灭性破坏，仅阿尔拉契亚山脉的矿藏被挖掘一空的同时，河流也一一改道，就连加利福尼亚的中央大河谷，每至夏天，植被便枯死，“焦脆得好像每棵植物都进了烤箱。”因而，才有了最先觉醒的环保主义者亨利·戴维·梭罗，才有了约翰·缪尔。日本在经济起飞之时，大量的工业污水排入大海与江河，由于重金属污染而造成的水俣湾的“水俣病”，成为世界八大公害之一。2007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列出了世界十大最危险的河流，它们是：萨尔温江【Salween-Nu】、拉普拉塔河【LaPlata】、多瑙河【Danube】、格兰德河【RioGrande-RioBravo】、恒河【Ganges】、墨累－达令河、印度河、尼罗河、长江和湄公河－澜沧江【Mekong-Lancang】。长江赫然在目，其危险主要来自污染，报告说：【长江】“每年排放到河流里的污水和工业废水已达到约250亿吨，这是全国总污水排放的42%，工业总排放的45%。”过去曾经是那么清澈那么清纯的长江，人们甚至可以欣赏一支笔沉入江底的情景，现在已变得如此浑黄与肮脏。还有太湖、滇池、松花江、淮河等等的江河湖泊，近20年被污染的情景，触目惊心！
人类文明诞生于江河岸边。千百年来，人类与江河的关系融洽而自然。但是，全世界在近半个世纪、中国在近20年来，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都更为迅速和广泛地改变了相互和谐的生态系统，人口的迅速增长、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导致了淡水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变化和相应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今天，41%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承受着水压力的江河流域。在这种大的环境下，闽江能保持今天的模样，不知道有多少人为她付出了努力。出差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每回在酒店泡我自带的乌龙茶，都想念从我家门前流过的闽江水。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并非少数民族，却是水上一个独立的特殊族群，被称之为“疍民”。他们分布在我国东南部的沿海各省，如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他们一直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只准在水上生活，不准在陆上定居，不准读书、识字、应考、做官，不准与汉人通婚等。曾有人写诗咏曰：“世世舟为宅，年年竹作簰。浮沉波浪里，生活海天涯。蛇祭全家富，龙居办穴乖。还携蚝与木，知尔是同侪。”【林有席《诸蛮风土诗·咏蜒户》】疍民按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大致有三类：“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蜒也。钦之蜒有三：一为鱼蜒，善举网垂纶；二为蚝蜒，善没水取蚝；三为木蜒，善伐木取材。”【《岭外代答》卷三】疍民有五姓：“麦、濮、吴、苏、何。”
福建的疍民，大多生活在福州地区，是为闽江流域的先民。福建历史上的疍民，有他们自己的信仰与崇拜，有他们的族群意识与伦理，有他们的风俗与习惯，有他们的娱乐方式，不用说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而这一切，都与水有关。
疍民的婚俗是闽越文化传承最浓厚的环节，有“雅贼”、“骂亲家”、“讨新妇尿”、“游月殿”等。解放前，疍民一直处于最底层，没有社会地位，他们的婚姻通常的情况下是“族内婚”。疍民家中如有待嫁之女，一般会在五月端午节前，船头栽时花一盆，称为“报喜花”。未婚男性在这其间可自由出入于未婚女性的船舱，当“雅贼”偷盗未婚女性的随身用品【发簪、手帕等】，而女子又对“雅贼”有意者，双方家长即可议定终身。如女子心有所属，等端午节后“雅贼”必须归还所“盗”之物，女子收回后，贵重之物将通过“过火祭”【在农历初二或十六晚上在岔路口焚火堆，并将被“盗”之物在火上转两圈】，以去除非心上人的气息。
疍民的婚礼在闽江中的船上进行，结婚要在夜半潮来时举行，新娘不坐花轿而坐“轿船”。一般是男方约定在某江面两家船相靠，由女家【父兄】扶新娘过船或由长者扶掖过船，俗称“科题仔爬过船”。女子出嫁时要边哭啼边唱诗，不会唱的女子在婚期数月前就要学习，一是由母亲教，一是向邻近女子出嫁时学习。当男方迎亲的“轿船”到时，新娘与其母盘腿坐在船头哭嫁，边哭边用最恶毒之语骂亲家，新娘骂来迎亲的轿船为“贼船”、“棺材”……新娘的母亲骂亲家为“强盗”、“绝代”……疍民认为“骂越凶越吉利”，实际上是上古古越族人原始抢婚的遗俗。
闽江疍民婚礼中有“讨新妇尿”之俗。婚礼当天，迎娶新娘的轿船在江中行或停泊，过往船只不管哪个澳的，也不管相识与否，都可上轿船讨“新妇尿”喝。“新妇尿”是指由娘家陪嫁的家酿米酒，一般女方要准备一大桶酒预先送到男方，在婚礼当天摆在轿船船头供过往船只讨喝。讨酒人只要说几句祝福语【喝彩头】便可上轿船痛饮，且讨酒的人越多，男方越高兴，表明新娘人缘越好，过门后人丁必旺。疍民好饮，反映了他们豁达开放的文化心态。
福州疍民在婚后第一次八月十五中秋节要在船舱摆“月殿”，在皓月下新娘夫妇重新穿上礼服拜月殿，接受亲友长辈赐福，俗称“游月殿”。这一习俗可能与闽越族自然崇拜【拜月神】有关，与西南少数民族傣族中秋“拜月”、苗族“跳月”【春嬉】习俗同源。
疍民家族观念弱，妇女从来不守寡，凡疍妇丧偶，一般都另招夫或再嫁。疍民家族观念弱还体现在几乎没有像汉人那样的祭祖扫墓习俗。这是由于疍民长期受到汉人压迫，不能将尸体埋葬在陆上，常常只能把尸体运到海上荒岛埋葬。漂泊的水上生活，历史长期以来的动乱变革以及相对自由的婚姻制度，都造成了疍民无法拥有岸上汉民那样明确的家族“谱系”，自然家族观念逐渐趋于淡泊。
尽管疍民在汉语学习上存在困难，但并不能掩盖他们喜好歌舞的生性。疍民的文艺生活主要体现在年节中的“贺年”和“盘诗”上。每年正月初三至元宵、二月初二、三月初三，疍民就成群结队在年长者的率领下，挨家挨户去讨籽。边敲打竹筒边唱小曲，唱《十二月花》、《十把白扇》、《贺年诗》以及闽剧清唱小曲或自编的歌谣、渔歌。在得到主人的籽后再唱一段近代女作家李桂玉著的弹词名著《榴花梦》以表答谢。
疍民还有对歌的习俗，疍民或数船在江中相遇，或月夜【特别是中秋夜】聚泊江沿【多聚三县洲一带】，时时举行“盘答”，又称“盘诗”，对答必为“一男一女，一唱一和”，互相赛唱，或互为嘲谑，或相互求偶。赛诗中例有彩缯如状元红等，得此者可做船中的天后幔，传说航海必获奇福。【关于疍民的水上风俗，取自杨济亮《疍民：闽江流域的先民》、《闽都文化》2008秋季号】
1949年之后，党和政府帮助他们走上了陆地，我们在闽江口已见不到称之为“疍民”的水上人家。但是，在我的家门口，还是经常可以看到那种像彩蛋般的捕鱼船，他们在捕鱼时总是以脚划桨，以手收网，优美而悠然。他们常常停泊在绿洲寨的水湾，静静地接受江水轻轻的拍击。我也常常在岸上看得出神，看他们捕鱼，看他们停泊在避风的河湾，夜露与晨风。我也看过他们转场的情景，开动装上船的机械动力，逆水而上也飞快。在捕到了鱼之时，便会上岸，或者说清晨他们便会上岸，将刚刚捕到的白刀鱼、鲈鱼、红眼草鱼、白鲫鱼、大小不一的河虾、河蟹等等，挑在担子里，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叫喊着，一路走来，他们知道我住的楼号，甚至了解我们家爱吃什么鱼，于是，叫卖声常常又会在我的家门口停下来……
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自于黄河，也源自长江，闽文化自然也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福建历史上迎来好几次中原人士的入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作为福建人的母亲河，除了疍民的文化之外，同时也孕育了自己本土的陆上文化，亦即闽文化。
闽文化自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起码包含了衣饰、打扮、餐饮、居住、信仰、民间习俗、婚丧嫁娶等等，这些特色非常鲜明，外来者一眼便可识出。我初入闽时，车行两旁植满密密麻麻的木麻黄树的沙石路上，可见不时驶来又远去的踩脚踏车者。经过改装的脚踏车，后架安上了一个宽宽的后垫，斜插一木棍，可载人也可运物，载人者可达二至三人，戴着竹斗笠坐在后座上悠然自得，若是载货者，比如水缸，一直可以码至天上，从后看去，根本不见骑车人，但脚踏车依然平稳如飞。现在到处都是高速公路，自然看不到这等景象，但它在我初入闽的记忆中，仍然非常强烈，以至我非常纳闷，有如此的耐力与技巧的骑车者，国家体委为何不去开发，培养他们去改变自行车大国在自行车体育竞赛项目中落后的局面？
冰心生于福州，但她在7个月的时候，便去了上海与山东，当她11岁从烟台回到故乡时，你道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头上插了“三条簪”的农妇：
我在从闽江桥上坐轿子进城的途中，向外看时惊喜地发现满街上来来往往的尽是些健美的农妇！她们皮肤白皙，乌黑的头发上插着上左右三条刀刃般雪亮的银簪子，穿着青色的衣裤，赤着脚，袖口和裤腿都挽了起来，肩上挑的是菜筐、水桶以及各种各色可以用肩膀挑起来的东西，健步如飞，充分挥洒出解放了的妇女的气派！这和我在山东看到的小脚女人跪在田地里做活的光景，心理上的苦乐有天壤之别。我的心底涌出了一种说不出来的痛快！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也见到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农村妇女，觉得天下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村妇女，能和我故乡的“三条簪”相比，在俊俏上，在勇健上，在打扮上，都差得太远了！【冰心：《故乡的风采》】
冰心将这个感觉推向极致，认为天下没有一个国家的农妇可以和福州家乡的农村妇女媲美，在她的眼中，福州的妇女是天下第一美女。冰心所描写的是上个世纪初叶的情景，即是1911年的秋天。这里所说的插着“三条簪”的农妇，据福州民众专家方炳桂先生描述，她是闽江南岸的“平脚嫂”，是由闽江水养育出的农家女。“闽江流水流哗哗，小妹进城去卖花。洪江横江桥共渡，早头出门晚回家。”这是首早年流传于闽江南岸——闽都西乡一带的民间歌谣。方炳桂先生认为，这是一首歌，更是一幅画。清晨，凤冈里三十六宅的“平脚嫂”【早年福州郊区不缠脚的劳动妇女】和“小妹”【未婚姑娘的自称】，挑着一担城里人喜欢的花担，或经洪山桥，或搭横江渡，去城里叫卖。到了日头斜西，她【们】又挑着一担泔水跨桥、过渡，回到家里煮暝【即做晚饭】、喂猪。方炳桂的描述与冰心的描写很是接近：她们头戴斗笠，身着蓝衫青裤，脚穿草鞋。发髻上的三条簪被斗笠遮盖，但还隐约可见。她们虽重担在肩，但走起路来却似行云流水，真能吸引路人的目光。她们挑的不只是花担和泔水，还是富有特色的闽文化。
闽剧是福建的重要剧种，也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已经有了400余年的历史。闽剧滥觞于明末，至20世纪初叶臻于成熟。经历史风雨薪传不息，表演艺术自成一格，音乐唱腔丰富优美，愈益显示艺术光辉。闽剧又叫福州戏，流布于福州、闽侯、长乐、连江、福清、平潭、闽清、永泰、罗源、古田、屏南、宁德、霞浦、福安、周宁、南平、顺昌、三明等闽中、闽东、闽北20多个市、县，这些市县恰好也是分布在闽江流域，闽剧故被称之为“闽江的音符”。
400多年来，闽剧从初创到日臻完善，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剧目。新中国成立后，闽剧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取得较大发展，成为闽剧最繁荣的时期，现有20多个专业剧团和150余个业余团体。闽剧作家们发掘、整理和创作了1500多个剧目，产生了一大批蜚声全国剧坛的传统题材的经典之作。这些剧目以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感人的剧情，引人入胜的故事和精巧的艺术结构，加上昂扬奔放、委婉动人、明快活泼的音乐格调和精练优美的地方语言的完美结合，至今仍有摄人心魄、撼人灵魂的力量，脍炙人口，盛演不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陈贻亮、林飞、林舒谦、邓超尘为代表的一大批剧作家在继承丰厚的闽剧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作、整理了一批优秀闽剧，如《炼印》、《荔枝换绛桃》、《陈若霖斩皇子》、《双玉蝉》、《贻顺哥烛蒂》、《六离门》、《夫人城》、《闹灯会》及现代戏《九命沉冤》、《海上渔歌》、《红桥》等。整理、改编并上演的闽剧传统经典剧目还有《紫玉钗》、《牡丹亭》、《梅玉配》、《百蝶香柴扇》、《荆钗记》、《红裙记》、《三搜幻化庵》、《御碑亭》、《甘国宝》、《渔船花烛》、《龙凤金耳扒》、《吴汉杀妻》、《钗头凤》等。《珍珠塔》、《孟丽君》等还被拍成戏曲电视片，发行海内外。
20世纪80年代后，闽剧再展新姿，上北京，出国门，登上世界舞台。在参加中国戏剧节、全国展演、省市会演等活动中，获奖剧目有《洪武鞭侯》、《彩云归》、《林则徐充军》、《魂断燕山》、《天鹅宴》、《曲判记》、《五虎口》、《丹青魂》、《御前侍医》、《拜石记》、《贬官记》、《凤凰蛋》、《画龙记》、《灞陵伤别》、《兰花赋》、《红豆缘》、《王茂生进酒》等等。其中，《魂断燕山》、《天鹅宴》、《丹青魂》分别获得第三、五、六届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画龙记》、《贬官记》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天鹅宴》获首届“文华大奖”，《丹青魂》、《贬官记》获“文华新剧目奖”；《拜石记》、《御前侍医》同时获得第三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兰花赋》获得第七届中国戏剧节“曹禺优秀剧目奖”及9个单项奖；《灞陵伤别》参加第五届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获优秀演出奖；《红豆缘》获第16届中国曹禺戏剧奖·剧本奖、第七届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剧目金奖和中国戏曲学会奖；《王茂生进酒》获第二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贬官记》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闽剧的资料来源：邹自振《闽剧：闽江的音符》、《闽都文化》2008年秋季号】
从古到今，随着历史上闽江人大量移居台湾及东南亚，使这一古老的闽剧乡曲也传播到台湾省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各国福州籍华人聚居地。新中国成立以来，闽剧多次到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演出，受到国际友人和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并得到很高的赞赏与评价，使闽剧艺术的影响日渐扩大。
闽江的音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越唱越洪亮。
2009年6月，福建省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富有文化含量的摄影展览：《晚清碎片——汤姆逊眼中的中国》。这个19世纪的苏格兰人约翰·汤姆逊，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摄影艺术家，对中国文化有着特殊的爱好，他在首次游历亚洲后，开办了一家专业照相馆，并迁居香港。1868年至1872年间，先后到过广东、福建、北京、南京等地，行程8000余公里，拍摄了大量的不同题材的照片，表现了那个时代中国的面貌与中国的真实生活。在游历福建期间，汤姆逊从福州出发，沿闽江干流溯水而上直达南平，船行一周，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记录了许多早已流失的真实生活场景，为我们保留了一个认识与了解晚清时期闽江的珍贵标本。
闽江游的第一天，即1871年12月2日周末的中午，汤姆逊与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同行，他们借用英国商人的游船，从福州驶向水口。卢公明在福州生活二十几年，地道的福州通。星期天，他们先停泊在“竹岩”【应为“竹歧”的误译，因为从福州方言到英文，再从英文译成中文普通话的缘故】。这里有可供漫步的河滩、有长满青苔的河堤，他们穿过了橄榄树和橘子林与一个看园人相遇。他住在一座稻草搭建的小屋，屋内有竹桌、一把茶壶、两把椅子和一只可爱的小猪。然后在他的引导下穿过甘蔗林，进入建有砖房的村庄。
第二天，他们来到水口镇。由于水口以上的江滩十分险恶，所以船只都在水口过夜，加上古田溪在这里汇入闽江，千年打造出一个繁华的江岸古镇。他们看到，在闽江东岸依山而筑的水口鳞次栉比的木构造型的房子新颖独特，居民们用一根根竹管和竹槽连接起了供水系统，将一英里之外的泉水引至居住区供人饮用。
在水口，他们向一个叫陈寿【音】的人租用了一艘“快艇”去南平府。木船长40英尺、宽10英尺、高4英尺，轻巧而结实。船上有竹篷像是拱形马车，晚上他与他的朋友、仆人阿洪、厨师以及14个【原文如此】船工就住在篷中，船主夫妇住在船的尾部，一个用帘子捂起来的小空间。他观察了陈寿夫妇的行船生活，看到船过急流险滩时，船长太太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用长竿把握船头，还要烧饭、清扫、取悦丈夫，给丈夫下指令等等，认定这船实际上是夫人当船长。这天夜晚，他们泊船在“军事驻地”附近，兵营里只有三间棚屋、六七个带火绳枪的士兵。
第三天是个大雾的早晨。因停泊在樟湖板村，汤姆逊便与卢公明上岸参观蛇王庙，庙的祭坛上并没有佛像，只有一块蛇王匾供人膜拜。汤姆逊作如下记录，这里的蛇养了7个月使成为人们的崇拜之物，不知他是从哪里听说的。至今，樟湖板的蛇王庙和一年一度的游蛇活动，还是被社会学者作为闽人有蛇崇拜习俗的活证据。
第四天，他们的船只经过险滩，看到小船撞上暗礁沉没的情景。当他们上岸时一群小脚女人正在河边洗衣服，一见“老外”过来，她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四散开来，攀上岩石壁，在只有山羊才能立足的地方寻找落脚点。
抵达南平时又是一个星期天。在这座可以呼吸山野新鲜空气的城市郊区，汤姆逊拍摄了闽江上游的照片。一次在山头取景时不小心从岩石上滑落，幸亏他抓住了身边的茅草，锯子般的草叶撕裂他的手掌，却救了他的命。因为200英尺的下方是闽江深水潭。
在这里，汤姆逊看到了闽北人藏在衣服中的“便携式暖炉”，即火笼。看到了一个官员遗孀在河堤上烧纸钱纸房子和锡箔纸包的祭品，以及收集纸灰的全过程。他还拍摄了鸬鹚捕鱼的镜头。在闽江航行中，汤姆逊看到了船工是怎样穿越急流，每一次航行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场面。最后，汤姆逊感叹道：“我开始对中华民族所蕴涵的男子汉风度和勤劳勇敢的品质有了更真实的了解。”【资料来自傅永和《晚清碎影，回眸福州》、《炎黄纵横》2009年第8期】
奔流不息的闽江水，依靠福建亚热带充沛的雨水与茂密的丛林，其年径流量竟然可以超过浩浩5000余公里的黄河，年平均径流量达629亿立方米，富足的流水资源，可说是闽江最大的财富。但是千百年来，除了传统的航行、运输、浇灌、饮用等之外，便是任滚滚江水东流去。奔流中的闽江水，不时在眷恋着两岸，眷恋着她一代又一代的子民，呼唤着、期待着被利用被开发。
如果以水力发电的历史而论，法国也许最早，那是在19世纪末。若以水资源的广泛开发与利用而言，美国显然独占鳌头。位于美国东南部的田纳西河，是俄亥俄河第一大支流，源出阿巴拉契亚高地西坡，由霍尔斯顿河和弗伦奇布罗德河汇合而成，流经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从肯塔基州帕迪尤卡附近注入俄亥俄河。田纳西河长约1450公里，流域面积10.6万平方公里。水资源丰富，流域内降水丰沛，河口平均流量1800立方米／秒。但田纳西流域在美国进入工业社会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缺乏管理，森林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经常暴雨成灾，洪水为患，是美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年人均收入仅100多美元，约为全国平均值的45%。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美国正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新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决定实施“新政”。“新政”为扩大内需开展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美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流域开发，田纳西流域被当作一个试点，即试图通过一种新的独特的管理模式，对其流域内的自然资源进行综合开发，达到振兴和发展区域经济的目的。成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简称TVA】，开始对田纳西河进行多元开发利用，建造水电站，经过40多年的努力，田纳西河上已建成了35个大水库和8个小水库，水力发电厂达49个，田纳西成为美国电力的最大供应者。美国从田纳西的水力发电中获得巨大收益后，于1941年在哥伦比亚河上建立了大古力水力发电站，设计的发电能力为1083万千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直到1984年，巴西和巴拉圭在巴拉那河建成【发电能力为1260万千瓦】伊泰普水电站后才退居第二位。
闽江的河水与田纳西河有相似的地方，即上游河道狭窄，水流川急，下流的河面较宽，水流相对平衡，但两岸依然是崇山峻岭，耕地面积不多，从理论上说，这是一条最适宜建造水电站的河流。但是，日夜奔流的闽江水，由于社会不稳定、科学不发达、山区落后与闭塞，没有被开发和利用起来。千百年来，荡荡闽江，一直是未被开发的处女河。除了南平曾有过一个小小的水电站外，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闽江上游的霞溪才真正建起了一座像样一些的水力发电站。
1999年初夏，我曾去参观过这座半个多世纪前建造的水电站。它位于永安市郊外的桂林村，夏季的水力充沛，发电站开足了马力依然发电，机器运转正常，虽然小，却很精致，像是一件藏于山中的工艺品。当时我为这座水电站的建设者与决策者深表敬意。
决定建造这座水电站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陈仪，福建省政府主席。此公留日时与鲁迅相识，第一套《鲁迅全集》出版，为了资助，购了好多套书，分送给福建省各大图书馆。抗战时期，福建省省会从福州迁至闽北的山区永安，在有了稍微安定的环境之后，陈仪便积极关心起永安战时的文化建设，先后兴办农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建立出版社，创办报纸刊物等，到了1939年春，永安的文化活动已经呈现相当繁荣的景象。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永安共有出版社30余家，印刷所10多家，先后出版报纸10多种，期刊120余种，书籍700多种【资料来自中共永安市委党史办公室：《抗战时期福建省会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抗日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当时，永安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物，是由黎烈文主持的改进出版社及其出版的期刊和书籍。黎烈文在上世纪30年代前期曾在上海主编《申报·自由谈》和《中流》半月刊，到福建后，带来了并团结了一大批文化人，在短时期内办起了《改进》、《现代文艺》、《战时木刻画报》、《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民众》等6种刊物，还编印出版“改进文库”、“现代文艺丛书”、“世界大思想家译丛”、“现代青年丛刊”、“建设丛刊”等近百种书籍，使得永安这个不出名的小山城声名远播，在东南以至大西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度成为战时东南后方的文化中心。那时，有一批从上海和浙江过来的文化人以及本省的作家艺术家活跃在永安，像王西彦、章靳以、施蛰存、黎烈文、许杰、董秋芳、许钦文、蒲风等，而在永安的报刊上经常发表作品的，则有巴金、艾青、臧克家、邵荃麟、艾芜、唐弢、张天翼、何其芳、司马文森、蹇先艾、端木蕻良、绿原、邹荻帆等。在这种文化繁荣的景象下，却出现了电力的严重短缺，作家的写作还好一些，可以用油灯代替，但办学校、办出版社、办印刷厂，都需要用电，没有电，这些机构如何运行？
尤其重要的是，福建省政府迁至永安，省级机关及社团商贾接踵移来，用电骤增。时永安仅有2台48马力柴油发电机组，时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严家淦，力主兴建桂口水力发电所。省主席陈仪是见过世面的人，对于建电站当然是拍板支持。
资料显示，永安桂口水电站水工土建有木框堆石坝一座，引水明渠长320米，厂房一座。发电水头12米，设计装机容量2×160千伏安【132千瓦】，1号机组水轮机从瑞典引进，发电机由英国制造；2号机组水轮机由南平后谷铁工厂仿造，发电机则由上海华通公司生产供应。电站于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秋开工，1940年2月【民国二十九年】，1号机组建成投产，同年秋划归省企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管理。2号机组于1942年【民国三十三年】7月竣工投产。据民国三十年7月《企业通讯》一卷二期介绍，包括二期水工土建在内，共投入资金38430元。
现在看来，区区几万元，但在战时，靠福建的财力根本建不起电站，陈仪和严家淦便动用了在重庆财政部的关系，才将资金筹齐，于是，在这个小山城里，闽江不再仅仅是流水的清音，并且点燃起了光明。
就在福建省政府在战时省会永安建起第一座电站的前后，在闽江下流的另一条支流——古田溪的开发也在进行规划与设计。
古田溪发源于屏南县，经水口镇汇入闽江，全长90公里，河道落差300余米，流域面积1799平方公里，年均流量每秒50.1立方米，流域内地表覆盖良好，地质属流纹斑岩，水力资源丰富，开发条件优越。早在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福建省建设厅派员到古田溪勘察水力资源，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古田溪支流曹洋溪设立水文观测站。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福建省建设厅再次组织人员进行勘测，编写“古田溪第一段水力发电工程计划”，提出“分段设厂，分期开发，三级发电”的总体构想。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3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确定开发古田溪并同省建设厅联合组成勘测队进行复勘。复勘后认为在沂洋、旸谷建两座水库调节，三级电站总装机11.5万千瓦，投资总额估约国币1800亿元。当年资源委员会、福建省政府、台湾电力公司、华侨兴业公司联合筹组福建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并成立古田溪水力发电工赈工程委员会，负责筹集资金。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7月，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成立，覃修典任主任。当年制定《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计划》，规划第一期在龟濑截流引水，开挖隧洞至半坑亭，设一级电站；第二期在旸谷、沂洋兴建水库，二三级电站分别建在暗林和李家琦，并进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撤销工赈委员会。随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拨助工赈粮467.04吨，折国币18亿元，其余由省建设厅、省银行负责筹集。至1949年2月，共完成原古田县城至厂区、坝区的公路路基10公里，工房两栋，办公楼砌砖至2层，进水口明渠试探挖进15米等土建工程，完成土石方约5000立方米。
古田梯级水电站，进行全面的建设并最终完成四级电站的工程，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在江苏苏州成立时，省委书记张鼎丞在构想福建解放后建设蓝图时，作出了尽快开发古田溪水力资源的决策，并请上海调派技术人员协助建设。当年6月14日古田县解放。8月初，驻扎建瓯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兵团所设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梁东初为军代表，接管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覃修典、朱宝复留任正、副主任，并留用工程处全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次年作为施工电源的曹洋水电厂【装机400千瓦】建成，并继续进行施工准备。
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水力发电工程会议决定以1948年开发古田溪的规划方案为基础，建设古田溪一级电站。这标志着古田电站的开发，进入了国家建设的重点项目。刚刚脱下军装的张鼎丞，他像在部队打仗一样，面对闽江建设的蓝图，用红蓝铅笔在古田溪畔，画了一个醒目的红色圆圈，又插上一面小红旗，这便是新中国水电建设史上最先上马的一项大工程，古田溪梯级水电站。为保密起见，工程被命名为101，建设单位也称之称为101工程处。当时福建省百废待兴，财力十分困难，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为了确保这一工程顺利开工，从各方面节约开支，筹措资金，调配大批干部和施工人员，充实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
1951年3月，一级一期工程正式动工，首先开挖引水隧洞。引水隧洞从地处龟濑的坝区进水口穿越塔山至半坑亭厂房，全长1758米，内径4.4米。根据地形条件只能由进口、出口两头对挖。开工时，缺乏隧洞开挖的专业人员，只有前线部队支援的1名风钻工，和十几名解放前从事过采煤的矿工，技术力量薄弱，机械设备简陋，施工条件极为艰苦。当年2月底，在软弱风化带岩层爆破时，发生了连续4昼夜洞顶大塌方，造成重大事故。事后加强了安全组织措施和反事故措施，并采取“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提高”的方法，在实践中逐步掌握了处理岩块塌落的规律，改进爆破技术和作业方法，不断刷新开挖纪录，1952年9月创造出月掘进202米的纪录。11月初，两头对挖即将接通的关键时刻，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张鼎丞、方毅、陈绍宽连夜赶到工地检查了解工程情况，研究隧洞安全贯通的措施，给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很大鼓舞。经过电站建设者同心协力，11月25日终于提前挖通了当时全国水电工程最长的隧洞，经仪器检测两头对接处，垂直偏差7厘米，水平偏差2至3厘米，达到了设计要求。
1952年7月20日，因古田溪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淹入隧洞进口段工作面，于是工程处设计室复查设计资料，发现拟建的两座支流水库调节性能不足。为了进一步查清水力资源，工程处又增设雨量站、水位站11处，补测地形图14幅，以古田水文站为一级电站基本水情控制站，下游各水位站为梯级电站收集资料。根据复查后的资料分析，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对原规划做了重大修改，决定在古田县城南侧5公里的龟濑建造一级电站水库以代替拟建的两座支流水库和龟濑的低水坝。将古田县城迁到西南9公里的罗华地区，城关原址为一级水库淹没范围，蓄水高程以不淹没平湖镇为原则，正常水位高程382米，库容5.67亿立方米，一级电站装机容量由3.6万千瓦提高到6.2万千瓦，下游各梯级电站装机容量也相应增加。
1952年底，古田溪水电站工程列为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一级电站厂房原定为露天厂房，考虑到防空需要，决定改建为地下式厂房。1953年3月，工程处设计室完成地下厂房初步设计。厂房长83米、宽12.5米、高29.5米，可布置6台机组；西面辟有长140米的运输洞，南面设有长170米的出线洞；坝址上游进水口附近先行建造临时木框填石坝，拦断全部低水河床，同时建造永久性进水口和调压井，先利用径流供一级一期两台6000千瓦机组发电。
1953年11月，经水力发电建设总局批准初步设计后，一级一期工程开工。厂房开挖采用先挖上部和下部，然后爆塌中部的方法。至1954年地下厂房工程竣工，共开挖土石方121.6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39.82万立方米。1955年开始安装哈尔滨电机厂生产的发电机组，1956年3月1日，两台6000千瓦机组投产，向福州送电，构成闽北电网的雏形。这是中国第一座自己勘测设计、制造设备和施工安装的地下水电站。
在一级一期工程施工期间，华东勘测设计院于1954年开始进行一级二期工程设计，于1957年完成初步设计，并经水电建设总局审查同意。1957年夏天，江西上犹江水电站大功告成，取得经验的水电建设者，分兵支援古田。于是，从江西来的与古田在建的人员，会师后组成闽江工程局。拉开闽江水电开发的大幕。闽江工程局成立后，又行扩张，招募万余新兵，加上从南平、古田等地县前来支援的民工，工地上高峰期有五万余众的建设大军。从古田县的半坑亭到闽清县的宝湖村，沿溪43公里的深山峡谷中，摆下向大自然开战向闽江要电的百里营盘。福建著名作家季仲事后仍激情不减地写道：
终日炮声隆隆，镐声叮当，独轮车穿梭来往，号子声震天动地。那热烈壮阔的场面，胜似三国时代的赤壁鏖兵。
在山坡谷底，在溪畔涧边，搭起千万间茅屋。竹篱笆当墙，半筒竹当瓦。夏天似火烤，冬天直灌风。大雨大漏，小雨小漏。屋外天转晴，屋内雨不停。这种茅屋不仅是职工宿舍，而且是领导的“公寓”，局处级干部和普通工人一样，住茅棚，睡通铺。【季仲《闽江魂》、《红嘴相思鸟》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3月版】
依然是人多力量大。施工设备和施工手段，不仅落后，在某些方面简直是原始。全局只有30多部卡车。运土、运石、运骨料，大都是肩挑手抬加上斗车、牛车、独轮车。起重门机只有一台，还是日本昭和十三年出产的洋古董，只有在非常急需的情况下才肯动用。一般机器大件，都靠超重工的肩膀。那时，工地上有个声名赫赫的“海宁抬班”，是由全国劳模薛聚高邀集一批浙江海宁同乡组成。这个抬班的起重工个个都是大力士，一吨重的机器部件8人抬，喊起雄浑的号子能在平地迈开大步往前走。
开山打洞是在福建山间施工作业的基本课题，可以说在福建想完成一项大一些的工程，不打通一两处山洞，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古田电站的施工就是崇山峻岭间。新成立的闽江工程局风钻班在施工中大放光彩，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建古田溪二级电站，为了造成一个理想的水流落差，要在一座大山脚下打通一条直径7.5米、长达5公里的引水洞。为了提前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风钻工克服一切困难，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日夜不停地施工。当时，风钻工在山洞中施工，不见阳光不通风，冬天冷飕飕，夏天像蒸笼。最要命的是当时打钻不送水，只打干钻，钻机一响，岩粉飞扬，一会儿工夫，风钻工浑身灰白，只有两只活动的眼睛还是黑的，嘴腔鼻腔积满了尘粉，吐出的痰块坚如铁弹，射在地上一个坑，打在石上当当响。时日一久，小小的尘粉便要了他们的命。
上世纪90年代曾多次采访过闽江水利局的作家季仲先生，曾经在闽江局工会劳保科看到一本工伤死亡职工花名册，上面记载：已死于矽肺病的职工共374人，与病魔作殊死斗争而活下来的约200余人，也是苟延残喘，气息奄奄。他们的肺叶气孔塞满岩石尘粉而失去呼吸机能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或四十几岁。
就是在这种施工的条件下，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一级二期工程装机5万千瓦，主要工程有混凝土宽缝重力坝的水库一座，坝体长412米，高71米，集雨面积1325平方公里，正常水位高程382米，总库容5.67亿立方米，为不完全多年调节水库，土石方开挖量约80万立方米，混凝土浇筑量37.7万立方米；安装3台哈尔滨电机厂生产的和一台建成电机厂生产的均为1.2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1957年8月大坝开工。闽江水电工程局广大职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不断刷新施工纪录，曾创造出第十八坝段一次连续浇筑混凝土1.66万立方米，创日浇筑7284立方米，月浇筑87303立方米的最高纪录。1959年6月8日封孔蓄水。1960年4台机组安装结束，连同一期工程，一级电站共6台机组，总容量6.2万千瓦全部并入闽北电网运行。
二级电站工程，装机13万千瓦。位于龙亭瀑布上游的闽清县后洋村。工程由华东勘测设计院于1957年完成初步设计，1958年水电建设总局审查同意。仍然是闽江水电工程局负责施工。主要工程有钢筋混凝土平板坝的水库一座，坝高43.5米，长208米，集雨面积1551平方公里，水库库容1885万立方米；引水隧洞一条，长5294米，内径6.4米，引水式厂房安装2台6.5万千瓦机组。1958年7月引水隧洞开工，1960年停建，1965年复工。水库大坝于1958年7月动工，1962年5月建成蓄水，1969年3月第一台机组投产，1973年8月第二台机组发电。
三级电站工程，装机3.3万千瓦，位于闽清县高洋村。1959年华东勘测设计院完成初步设计，并经水电建设总局审查同意，还是闽江水电工程局负责施工。主要工程有溢流式混凝土平板坝的水库一座，坝高43米，长225米，集雨面积1697平方公里，库容1490万立方米；坝后式厂房于1958年9月开工，1961年6月大坝与厂房土建施工基本结束，1965年3月第一台1.6万千瓦机组投产，1973年12月第二台1.7万千瓦机组并网运行。
四级电站工程，装机3.4万千瓦，位于闽清县宝湖村。主要工程有混凝土宽缝重力坝的水库一座，坝高45米，长234.14米，集雨面积1722平方公里，库容840万立方米；坝后式厂房安装两台1.7万千瓦机组。1958年开工，1960年停建，1965年复工。1971年5月第一台机组发电，1972年12月第二台机组投产。
至此，古田溪4座梯级电站全部完成，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前后历时40载。梯级电站的总装机容量25.9万千瓦，工程总造价1.83亿元，比概算低2028万元，每千瓦平均造价707.5元，从中可见建设者所付出的努力、奉献与牺牲。【资料出自《福建省情资料库》】
对闽江的开发，绝对是一部历史。既然是历史，这个进程就会有曲折，亦如浩浩荡荡的闽江，弯弯曲曲在奔向大海。
建溪的水电开发，便是一处大弯，如今只留下一个电站遗址。一个冬末的黄昏，季仲先生来到建设旧址，看到河对岸青山脚下敞开一个已经打通的导流洞，写下了如许的文字：
据说直径十八米，长达五百米，在五十年代末称得上全国最大的隧洞工程。但如今它除了让小半股溪流钻进去打个弯儿又从另一头冒出来，没有别的用处。激流中，屹立着六个光秃秃的混凝土桥墩。原拟在这里架设施工大桥，后因工程下马，再没有铺设桥面的必要，那六个桥墩便像六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永远屹立中流，俯视闽江之水空流去，陷入渺然沉思……
暮色四合，天低云暗，凌厉的朔风沿着河谷呼呼扑来，江涛撞击在桥墩上发出哗哗的水声，我觉得安丰桥头似乎笼罩着古战场一样苍凉悲壮的气氛。六位立在江中的历史见证人在沉思什么？探究建溪惨败的原因？抱怨人们失去理智？建溪工程付出巨大代价而一无所获，怨谁？怪谁？我们听到的回答是：搞建设嘛，总得交学费。诚然，上学是要交学费的。但是，能否少交一点？交了学费能否变得聪明一点？有些领导者为什么老当留级生……【季仲《红嘴相思鸟》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建溪是由武夷山腹地潺潺流出的两条清溪——南浦溪和崇阳溪，流经浦城、崇安、建阳三县，至建瓯的丰乐镇汇合而成。据《晋书·张华传》记载，这建溪是古代的宝剑“干将”、“莫邪”变的，故又称剑溪。建溪流到南平北郊安丰桥，忽为两座青山夹持紧锁，溪流细如咽喉，水急浪高，虎啸龙吟，是被船家叫做“青龙闯关”的险要所在。从流量、落差和地形、地貌等方面看，这里挺适合建一座大型水电站。不过，必须有降龙伏虎的力量和气魄。
从1958年春天开始的那股“大跃进”热风，越刮越大，越刮越猛，到了1959年夏天，已把福建省委某些领导刮得晕晕乎乎，断然决定：要在建溪上建一座装机容量达120万千瓦的大型水电站。在当时，无疑又是一个大卫星，它比起美国刚建成的约瑟夫水电站只差一截子，而英国当时还没有百万千瓦以上的大水电站，真够得上“超英赶美”的大气魄。那张天蓝色的图纸上标明：建溪水电站坝高144米，库容量365亿立方米。这意味着将淹没建瓯、建阳两座古城和大片村庄，30万人口将搬迁易居，60万亩土地将永远沉入湖底……这项工程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损耗，都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决策者和执行者暂时估计不出它的分量。
建溪水电站在没有充分论证、只靠领导拍脑袋，便匆匆上马了。闽江工程局当时正在古田梯级水电站施工，他们只得一分为二，两万余众继续奋战在古田溪畔，两万余众转战建溪之滨。水电战士依然身居茅屋，上下工徒步行军，来回二十余里。每天都是“鸡叫出发，鬼叫回营”，国家水电部给闽江局请来两位苏联专家。一位水利专家，四十来岁，在中国转了不少地方，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王波石；另一位地质专家，才三十来岁，叫瓦尔可夫斯基。两位“老大哥”大概没有尝过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滋味，对中国大跃进的生活极其惊讶而无法忍受。闽江局给他们配了一名翻译和一名厨师，一辆中吉普和一辆小吉普，还专门建了一座别墅式的专家楼。他们倒舒服，每天坐着吉普车到工地转转，看见闽江局的开挖工用锄头、洋镐削下一片又一片山坡，架桥工在急流上搭起高高的脚手架，风钻工在大山里钻出一个大窟窿，浇筑工在河滩上浇筑起一块又一块大坝的基础，总是竖起大拇指，发出由衷赞叹：“哈鲁苏！”
然而，这座大型水电站毕竟上得太急迫、太草率，地质情况没有勘测清楚，技术和设备又十分落后，出乱子几乎是命中注定。引水洞在施工过程中，风钻工正开着钻机，忽然，一阵轰隆隆天塌地陷，来了个大塌顶，十多个风钻工被活埋在洞内。事后人们在清理死难者遗体的时候，发现埋在引水洞最里头的一个安全工，嘴里含着一枚铜哨，当他发现洞顶出现裂缝哗啦啦泻肚子的时候，想到的不是自己逃命，而是猛吹铜哨，催促工友们逃出险境，他自己却成为大跃进的祭品。
工伤事故远不止这一次。塌方、滑坡、翻车、爆破等等，都带来可怕的伤亡。但最大的威胁来自饥饿，不知怎么搞的，工人的粮食定量急剧下降，也来了个大滑坡。整天饥肠辘辘，连十磅洋镐也抡不动。怎能移山填谷建电站？
大跃进后，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性的大饥饿使人们发热的脑袋冷静下来，危险的信号传导到党的大脑中枢。1963年春天，周恩来总理亲自把福建省委和闽江工程局的负责人找了去，紧急商议建溪水电站是上还是下？继续上吧，建溪是个老虎嘴，不知要扔进多少人力、财力、物力；那365亿立方米库容量的人工湖，更是无底深渊，将造成建瓯、建阳两县数十万人民无家可归，衣食无着。下吧，已经扔进去近亿人民币，就得付之东流。周总理踌躇再三，异常作难，剑眉紧锁，沉默不语。会议开到翌日凌晨，玻璃窗透进一抹曙色，总理才毅然敲着本子说：下，坚决下！为了闽北几十万人民不流离失所，不活活饿死，建溪工程立即下马！
这个决定，对于闽江的建设者来说，不啻是被一个闷雷击中。面对初具规模的建溪水电站基础工程，闽江工程局的工人难舍难分，又磨磨蹲蹭挨过半年，直到谭震林副总理亲临福州坐镇督阵，闽江人才含着热泪，把自己用血汗浇筑的截流围堰炸开一个大口子，然后像一支败北之旅，神情沮丧地撤出建溪工地……
建溪水电站的建设，构想也还是有积极的一面，现在想来，主要原因恐怕还不是技术而是资金，50年代末60年代初，吃饭都困难，那里有那么多钱建造120万千瓦的水电站？建溪失败了，但是闽江还是要继续开发，只是要接受教训，量力而行。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闽江上游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先后又建成了好多座水电站。有省属，有市属，有县属，还有乡镇集体投资建造。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闽江的开发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尤其是投资方，不再仅仅是各级政府行为，外资的进入，技术的引进，为在闽江上建造大型的水电站提供了优越条件。如果始终在建溪的阴影下不敢迈步，没有意识到斗转星移，同样是对闽江水资源的浪费，对母亲河的不恭。
于是，对闽江中下游的水口建设大功率电站，再次急迫地提到了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面前。
我在前面借英格兰摄影家汤姆逊与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的镜头，描述过晚清时水口镇的景象。这里还要从水电开发的角度再作一些交代。
自从建溪与沙溪在南平汇合后，闽江的水势更加煊赫。从南平顺流而下，闽江中游的气象便似一条连绵不断九曲回肠的大峡谷。沿途，奇峰耸峙，峭壁临江，险滩迭出，礁石如林。从南平至水口80多公里的河道上，就有蛇头滩、莲花滩、麒麟角、罗汉滩、龙虎斗、秤钩滩、剪刀滩等大小100多个险滩。连续性的险滩和急湍的水流落差，使闽江中游水急浪高，吼声如雷，加上河床与两岸坚固的花岗岩地质结构，成为建筑大型水电站最理想的河道。经华东水电设计院勘测，水口可建100至200万千瓦大型水电站。早在大跃进年代就有人倡议，后因建溪惨败，国力所限，只好把美好的蓝图束之高阁。
福建要发展，就必须建设大的电站，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春风，催动了福建的万物生机。水口电站的建设，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再度提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在中央通过水口电站的项目时，仍然存在着阻力，有人提出强烈的质疑。1981年4日，有位教师给福建省委写信说：“水口水电站的建设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理由是会破坏闽江下游的航运。持此观点的也不乏其人，激烈的争论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1982年7月，北京召开了“闽江水口电站环境影响讨论会”，建设部、交通部与水利部等国家部委及全国水电、环保专家50余人参加会议。意见分歧依然有，但大多数的与会者通过论证，认为发展水电与发展航运相辅相成，利多弊少，宜尽快上马。1983年8月，国务院正式下达了水口电站计划任务书。1984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作了批示：“这个工程【水口】要下决定快上的好，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早上一年就有利一年。”国务委员方毅来闽视察后说：“国家决心上水口，同时带动长乐70万千瓦的火电项目。水电的事情不能再摇摆了，现在国家建设以集中保几个重点工程，要是再动摇一下，譬如省里提出个什么意见，那么决策部门就说好吧，把水口下掉，去保别的地方项目吧，弄不好连长乐火电厂项目也跑了。水口上来了，火电也上来了，就可以吸引许多工业到福建来。”时任省委书记的顶南、省长胡平等省领导郑重表态：“我们决不动摇，拖延，必须下定决心，坚定不移地照国家正式批准的原方案搞好电站建设。”
福建当时的电力情况实际十分严峻：1979年，福建电力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全省发电量45亿千瓦时，分别位列全国倒数第7位和倒数第6位。同时，福建的电力装备水平也居于后列。当时，我国已有一批30万千瓦火电机组投运。可在厦门，刚投产不久的却是两台2.5万千瓦的中温中压机组。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福建电力发展水平落后了20年。而福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中央充分考虑到它的电力发展对其他行业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开发“十大水电基地”。在“闽浙赣水电基地”名单中，在闽江上规划建设的水口电站名列第一。1983年，福建省电力工业局正式成立，成为水口电站工程的业主单位。
改革开放同时给水电建设投资与管理体制变革带来了机遇。作为国家“七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水口电站是我国首批水电建设体制和施工管理改革的试点单位，是一块名副其实的“试验田”：第一批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大型水电站项目之一，第一二期贷款2.4亿美元；第一批按照国际惯例对主体工程和部分机械设备采用国际竞争性招标的项目之一，仅土建工程就有31家中外投标商报送投标文件，有10家中外联营体与外资承包商参加投标；第一批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合同管理和工程监理模式的项目之一，是我国首批推行业主负责制的试点项目之一。根据与世界银行签订的贷款协议，在水口电站建设期间，为加大工程监理力度，业主与工程单位必须聘请外国专家开展咨询。1987年，福建省电力工业局与美国MKE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合同。同时，世界银行挑选了一批中外知名坝工、地质和施工专家，由他们组成了特别咨询团，定期到工地，就技术和管理问题提供咨询服务。在此期间，业主、设计等单位先后组织有关人员出国考察、学习培训，大批技术人才脱颖而出。
可见，国家决定在水口建设一个140万千瓦的大电站，可不是一件想干就能干的事。世行贷款、国际招标等，都是大姑娘上轿第一回。招投标最先在闽清的山沟小村——下璞村进行，这个在福建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山村沸腾了：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意大利人，国际上盛名的水电承包商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这里，争夺这个2.4亿美元贷款的世纪大工程。
在闽江已经活跃了几十年，建设了10座水电站的闽江工程局，更是摩拳擦掌，怎么能让到口的肉被外人抢走？尤其是如果闽江工程局都拿不下这个项目，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最大的项目被他人夺走，还能称自己是闽江人？这个招投标的场面紧张是可以想象的，有人专门写了招标的长篇报告文学，其场景与细节，都是中国人之前所未经历过的，但最终还是闽江工程局为主的组建公司，即由两国四方组成的华田公司夺魁【“两国四方”是闽江水电工程局、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水电第四工程局与日本前田建设株式会社】，被任命为水口水电站的总经理是日本的崛内敏行。
“华田”的体制，是改革开放后中外文化、经济、技术、资金在福建交流融合的产物。但“两国四方”合伙的管理模式，一开始便矛盾重重。不可否认，日方的企业管理方法是十分严格和不讲情面的，动不动就批评、训斥、黄牌警告，那时中国人哪受得了这个？加上进口的机械几乎全是二手货，投资报价又过低。这么一来，一个月的开挖任务还完成不了一半的工程量。总经理崛内敏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拿不出好的办法，中方董事长因职权有限，有办法也用不上。但他知道，延期一天发电，就得罚款15万元，这个责任是谁也负不起的。
矛盾的关键，是公司内部的权责没有理顺，四方有责无权，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华田”的病症，世行官员阿伯夷也忧心如焚。他说，照目前这种情况，要建成水口工程，就好像背着氧气袋的病人去登山。他认为这种局面不能再存在下去了。世界银行来考察后，不是拨来工程预付款，而是发来了黄牌警告，要中止华田的合同，重新进行国际招标。但谁都知道，重新招标除了会拖延工期外，还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国际影响。1988年1月，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神色匆匆地来到水口，面对沮丧的中方负责人摊牌：“日方的确存在许多问题，但他们的现场管理是严紧有效的，而我方呢？人家说我们一盘散沙，各打小算盘。这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改革来克服。于是，华田进行了经济、行政、管理等全方位改革。业主福建省电力工业局，对工程施工单位水口电站建设公司，采取了提高投资比例，提高预付款比例，建立赶工奖等扶持承包商的措施。最大的改变是工程的责任方改为中方的闽江工程局，由闽江局掌握帅旗。
“一石激起千层浪”，解决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被延误的工期赶回来了。至1989年9月，仅仅两年半时间，水口电站就实现了大江截流，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一年，这简直是个奇迹！欧美专家惊叹道：“这是外星人在干活！”这奇迹当然不是外星人干的，从一个月还不能完成半个月的任务到提前一年实现大江截流，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科学管理，靠的是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日本人管理是严的，但缺少人性化，他们认为下级对上级只一个字“嗨”，要无条件地服从，科学管理第一条是尊重人，要讲道理，让对方心服口服。这也许是中日文化的差异。
华田公司易帅由中方负责后，大量引进了国外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从日本和美国进口了重型挖掘机、装载机、自卸车等设备，施工现场呈现出国内少有的现代化建设场景。特别是从美国进口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罗泰克皮带机，保证了在厂房封顶情况下依然能满足混凝土浇筑强度的需要。在发电设备上，建设者从日本引进了当时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高水头轴流式水轮发电机，选用了瑞典ABB公司生产的微机调速器，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发电机励磁装置等。另外，从美国引进的P3进度网络管理软件，使工程进度控制达到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对此，世界银行给出了三个“高度满意”的评价。
在1991年能源部组织的全国百万千瓦水电站质量评比中，水口电站工程总分达88分。在当时有“五朵金花”美誉的五座大型水电工程【水口、岩滩、广蓄、漫湾、隔河岩电站】中，水口电站名列榜首。
从1993年8月首台机组投运起，以发电为主兼有航运等综合效益的水口电站就开始造福福建人民。1996年12月，7台机组并网运行，截至2008年10月，有7台机组的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的水口电站发电量逾768亿千瓦时。与此同时，水口500千伏升压站成为福建电网和华东电网的重要连接点。由于机组容量大、启动快、设备自动化水平国内一流，水口电站成为华东电网和福建电网的第一调峰调频事故备用厂。
世行官员摩尔顿说：“我所看到的水口成功，是世行贷款工程项目中最成功的创举。”
在河流上建造水电站，发电仅是开发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这种开发是综合的，而水利工程是为系统工程，上下带动的产业不说，仅是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便有发电、运输、蓄水、防洪、抗旱、养殖、旅游、环保等等。闽江的开发，自然也都带动了这一系列的项目与产业，仅运输而言，过去，闽江内河年航运量都在20至30万吨左右。水口电站建成后改善了闽江航道，随着三级船闸和升船机的相继建成投运，充分发挥了通航枢纽的功效，使内河航运量有了大幅度增长。2008年，水口发电公司通过科学调度、精心操作，优化“船舶调度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船舶快速登记、自动排档、自动生成各种报表。在推进船舶申报制度，加强通航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确保设备可靠运行的同时，坚持“四联五星”的服务标准，深入开展“船民满意、政府放心”的“双满意”工程，截至2008年的12月28日，福建水口电站通航枢纽在全年实现安全过闸2078闸次、船舶6335艘、货运量1046475吨，其中货运量已连续4年突破百万吨。建电站之前的担心，成了完全的多余。
尤其是，当闽江流域建成一座座大坝后，大坝内自然生成了一个个大水库，昔日的崇山峻岭，变成了一个个绿色的岛屿，点缀在碧波绿水之中，形成了一处处美丽的风景。闽江流域虽然没有新安江上那样的千岛湖，但古田一级电站建成后形成的翠屏湖，安砂电站形成的安砂水库，池潭电站形成的百里大金湖，都成了闽江流域著名的风景区。
高耸于水口的大坝，全长870米，高101米，横扼闽江，挡住滚滚巨流，气魄宏大，雄伟壮观。当朝阳或夕阳照在大坝上，坝体一片金黄，故而有人称之为金色大坝。坝体上有12道溢洪闸门，每个闸门相当于一幢七八层楼房大小【22米高，15米宽】。下闸蓄水时，几乎滴水不漏，令人惊叹它的周密无缝；提闸泄洪时，一条条水龙喷跃而出，水花喷射，雾气腾腾，声如巨雷。这时如在阳光下，可见整个大坝罩上了一圈圈的彩虹，雄伟的大坝披上了绚丽的霓裳，实为一奇景，蔚为壮观矣。大坝上的水库，湖水浩瀚，全湖区94平方公里，为福建省最大的湖区。两岸群峰连绵，松竹苍翠，湖光山影相映成趣。北岸有外福铁路，南岸有316国道通过，交通便捷。水口水库与其支流形成众多库湾，梅雄湾、橘林湾等众多库湾近年来已被开辟为天然的淡水养殖场，养殖有鲈、梅、斑点、黄沉、鲢、鲤、草鱼等众多品种。吃水库鱼，也成了闽江儿女的一种享受。
古田的翠屏湖，你登录古田县政府官方门户网站，首页的招牌风景便是，它已成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古田溪一级水电站建设时，筑起了长412米、高71米的大坝，大坝蓄水淹没了逾千年历史的古田旧县城，形成了水域面积达37.1平方公里、蓄水量为6.41亿立方米的一个大人工淡水湖。由于湖面背靠翠屏山，故不称水库而称翠屏湖。蓄水后的翠屏湖四周群山环抱，层峦叠嶂，四季如春，湖面烟波浩渺，空气清新，水质碧澄，素有“福建太湖”、“福建千岛湖”之美誉。早在电站建设时，当时的省委书记叶飞来此视察，便指示要让水库成为一处美丽的风景区。20世纪60年代，老一辈革命家朱德、陈毅、谢觉哉、徐特立等曾先后视察游览了翠屏湖，并留下了“湖水清平波浪无，楼船并进路航迂；岛上风景明如画，池中飞鸥甚款徐”的诗句。成熟后的翠屏湖景区，又将湖面的风光与沿湖的古迹连成一片，其如省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田临水宫，系闻名海内外的“陆上女神”陈靖姑之祖殿。湖畔中的千年古刹、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圆瑛法师修炼地极乐寺。湖中的三十六个大小岛屿被赋予了各自的特色，充满旅游情趣的湖畔垂钓，岸边篝火，炙烤湖鲜，品尝岛上佳果，起舞高歌，可谓融古今变迁、人工天然之景于一湖，集山区幽雅、江海浩瀚之色于一地。这个一湖一地便是由古田溪电站建设而形成的。已开辟的“翠屏湖一日游”，可让您方便舒适地饱览翠屏湖美丽的湖光山色。
大金湖是近年来在福建兴起的一个热门景区。而大金湖的出现，则是因为金溪芦庵滩建筑池潭水电站。池潭水电站位于福建省泰宁县，是闽江支流金溪干流的龙头电站，也是开发金溪水能资源的第一期工程。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年发电量5亿度。这个电站虽然装机容量不大，却为后来大金湖旅游的开发，铺开了一条金色大道。池潭电站一建成，形成百里库区，泰宁繁华的素有鱼米之乡的梅口乡首当其冲，近万亩良田被淹库底，全乡亦被隔成东、西两半。池潭水库建成初期，梅口乡成了省定的贫困乡，许多方面靠国家救济。昔日的“鱼米之乡”的优势一去不复返，但面前的一湖盈盈碧水，启开了他们的另一条思路。
自古以来，梅口是个神奇之地，可说是个“聚宝盆”！那么，今天面前这么大的一个“聚宝盆”，该从哪儿聚宝？梅口乡的干部和群众，瞪着寻找财富、探索致富之路的眼睛，望着大金湖的粼粼波光，开始了新的思索：泰宁的旅游标志性景区——百里大金湖的无限风光，大部分就分布在梅口乡范围内，这是天赐良机。梅口乡的决策者认真地分析了乡情，心中升起了希望之光，大金湖贯穿全乡南北境内，大多数景点也地处其中，两岸丹山与碧水共成佳景，沿湖名胜古迹群迭，有尚书墓、甘露寺、醴泉岩、丹霞岩等人文景观；有水际瀑布、水上一线天、小赤壁等湖中丹岭；有猫儿山、情侣峰、王石峰等湖上秀峰；有虎头寨、黄石寨等湖边古寨。这一区位优势为全乡群众参与旅游、发展第三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因此，梅口乡把发展旅游经济作为脱贫致富、强乡富民工程，作为区域经济和农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来抓，充分发挥资源和区位优势，确立了“立足旅游资源，加快新一轮创业步伐，把梅口建成旅游之乡”的奋斗目标。他们用足用好用活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全乡旅游经济发展进行政策扶持、加强引导、提供信息，坚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积极培育旅游项目，加快以旅游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发展步伐。建设了旅游接待站、停车场、农家饭庄，还着手开发弋口景区商业服务网点。同时，他们积极引导景区附近的村庄兴办旅游业，扶持了25家旅游专业大户，还兴办了旅游食品厂、金湖钢质游船厂等企业。全乡现有旅游企业14家，从业人员294人。2008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1802万元，其中旅游产值1704万元，旅游税收25万元，旅游税收比上年同期增长了一倍。乡财政收入10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5272元。
在三明市介绍大金湖旅游景区时，总是这样骄傲与自豪：大金湖的丹崖峰林中，最引诱人的就是灵秀、灵气、灵动，景点的天然与湖水的浩渺、保持着的原始的古朴与气势的恢宏，成就了这片神奇土地的娇美容颜。在阳光明媚的时刻，泛舟湖上，耳畔波涛轻叩船舷，迎面微风亲吻脸颊，眼前是一幅幅美轮美奂的山水画卷，让人宛若在聆听自然和声那百转千回的协奏；更让人似乎浮游在美妙的太虚幻境，带着梦想和诗意，飘飘欲仙，晶莹的碧波托着游人的灵魂，向长空向白云飘去。在暮霭降临时，伫立舟楫之中或岸边崖畔，静观百里金湖云蒸霞蔚，峡谷之间山岚升腾，峰谷涧周轻纱缠绵，翠竹奇树丹崖赤壁都在大金湖安详而静谧的怀抱中甜甜地休憩。而灵秀的梅口，是大金湖的美妙风景集中地之一，这里的丹崖碧水与武夷山有异曲同工之妙。武夷山以孤峰独秀为胜，大金湖则以水上丹霞闻名。走进梅口，走近神奇的大金湖，我们可以看到、听到许多诱人的质朴优美的民间传说，如甘露寺、尚书墓、虎头寨等等传说。2004年，联合国专家麦基维考察泰宁后，激动地说：“泰宁地质公园，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2005年初，大金湖获准成为世界地质公园，正式走向了世界，如今，泰宁又加入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行列。
同时，大金湖的库区水域优势，还在于发展渔业生产，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他们先后组建了大金湖渔业公司和三剑峰食品公司等两家上规模企业，开发即食和半成品鱼干两大类，高、中低档鱼干产品三大系列30余个品种，实现年产有机鱼1200吨，日加工美味鱼干4000余斤，2008年创产值1000万元，占全乡农业产值11.8%，为全乡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在闽江上建了多少座电站，便有多少座水库，便有多少处人造的高峡平湖，便有多少个新开辟的旅游景区，经过60年的开发，闽江已日益显示出了她娇美的面容，福建人为美轮美奂的母亲河而自豪。
1985年，应胡平省长的邀请，曾任美国白宫能源顾问和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董事长的大卫·弗里曼先生，对闽江全程作了十天考察。他称赞闽江是一条非常美丽的河，称赞武夷山要比桂林美得多。他把闽江比成一口永不枯涸的油井，如果迟迟不开发，一些工程不上马，就像让石油白白流进大海，非常可惜。自然中国人不再会那样傻了，再让石油流进大海，对闽江的开发，仍在规划中继续进行。当年古田二级电站工程处处长、现任闽江规划开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李志同志，描绘过闽江未来的迷人前景。早在1982年，省里成立了闽江流域规划开发委员会，对闽江的综合开发进行考察和规划，其中有水电、航运、防洪、水土保护、污染防治等等工程。而最重要的是水电，因为水电站不仅能够给工业提供最廉价最清洁的能源，给农业输送源源不断的血液，而且能改造自然，美化环境，提高航运和防洪能力。规划中，闽江流域要建筑34座水电站和34座大水库。这些工程完成后，闽江将会像童话世界一样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闽江的开发与建设，凝聚了一代又一代闽江儿女的心血，上至各级领导，下至黎民百姓，许多人为此献身，为此牺牲。当我在描述母亲河的伟大，开发的成就时，无法停下笔来，描绘那些为使母亲河美丽的各式人物。实际上，人物也太多了，区区笔墨如何能书尽？
只能挑选几个代表性的人物，犹如舀起几勺滔滔的闽江水，泼书于下。
他们是建设古田电站时的英雄，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壮烈牺牲。1959年6月22日，一个灰色的星期天。那时古田一级电站刚刚建成，运转不久的机组定在这一天检修，电厂不能给二级电站工地供电。可是，热情高涨的风钻工却不肯休息。他们做梦都在想着打洞。引水洞早一天打通，二级电站就早一天竣工，列宁说的电气化就早一天实现，社会主义就早一天建成，他们就是怀着这样朴素的感情在干活。班长丛华亭，一个虎彪彪的山东大汉，带领9名风钻工、两名检修工进入一个支洞继续打洞。没有电灯，他们点起几盏汽灯照明。如此施工本来就存在安全隐患，偏偏有一盏汽灯老是漏气，一个学徒工就拎着汽灯到支洞与主洞交会处的修理间打气。这修理间是临时抢修风钻等机械故障的，旮旯里放着一盆汽油和一桶柴油。那学徒工扑哧扑哧给汽灯打足了气，加满了油，然后擦亮火柴点灯。一粒火星飞迸到汽油盆上，呼地一下着了火，接着整桶柴油燃烧起来，修理间支撑洞顶的木栓木板也着了火，顷刻间，熊熊烈灭把12名工人严严实实堵在支洞内。洞内一无水，二无沙，更无灭火器，风钻工们束手无策，哗啦啦一下退到支洞尽头。火倒是烧不过来，可是灼热的气浪，呛人的浓烟，裹着大量的二氧化碳直往里灌，叫人呼吸急迫，窒息晕眩。支洞已打到200余米的大山深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风钻工只有坐以待毙。
也不知过了多久，在洞外施工的工人发现洞口冒出一团团白烟，才知洞内失火。眨眼间，上千名职工赶赴现场救火。局党委书记庄炎林急红了眼，身先士卒往洞里冲，才一会儿就被浓烟熏倒，让工人抬了出来。洞外霎时躺倒70余人。抢救者成为被抢救者，一车又一车急如星火送往医院。人们面对洞内大火干瞪眼，一筹莫展。工程处长李志还算忙中不乱，想到开足制风机，通过风管往洞内大量送风，祈望新鲜空气能救活洞内的遇难工人。
大火足足烧了一个小时，才渐渐减弱、熄灭，人们披着浸湿的棉被、军毯钻进炼狱一般山洞，在支洞尽头，发现11名风钻工头顶头围成花瓣形的圆圈儿倒毙在地。只有大个子班长丛华亭倒在人圈之外。人们略略思忖一下便恍然大悟：丛华亭在生死关头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他把工人们安排在风管接风口上，让他们呼吸新鲜的氧气，希望他们能够活下来。而他自己，选择了死亡。简易的墓地上，记下了他们的名字：丛华亭、施玉传、谢国程、黄桂成、蔡木泉、朱甲拌、刘家迪、刘伯林、王先导、黄文开。还有一位木工师傅黄顺并，冲进洞内救火烧成重伤医治无效，也同时英勇献身。
前后开发长达40余年的古田梯级水电站，从第一级到第四级，库区面积大，淹没的村庄、农田很多，搬迁与移民也是大量的。从整个县城的搬迁，到一家一户农民的转移，涉及面非常大。古田县为解决移民的困难与问题，几乎是倾其所力，他们多次上书，仅是文件中的报告与批复，便有一大摞。这个档案中，他们记下了60年代的一位县委书记为民请命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靳苏贤。
靳苏贤是山西人，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1949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南下福建。1953年，任古田县委书记。大家都非常敬重靳苏贤的为人，特别是钦佩他敢讲真话的勇气。上世纪60年代，靳苏贤为了解决古田库区移民的问题和矛盾，置个人荣辱于不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上级直至中央如实反映古田移民的困难处境。后来，移民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可靳苏贤却为此长期蒙受不白之冤。
为了确保古田溪水电站建设的成功，整个电站的建设速度和古田县城搬迁、移民的进度一再加快，上级要求原定三年完成的移民任务一年内完成。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充分使用移民拆迁房屋的旧料，因陋就简，大量建造土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这也就使得许多移民安置点的新建房屋不但面积小、质量低，而且缺少配套设施，导致许多移民搬迁后住房条件极差，大为不满。再者，古田水库淹没了良田4万余亩，粮食减产2600多万斤，而上头却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减少古田的粮食征购任务，加上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粮食越发紧缺，引发了移民与安置点本地农民的种种矛盾。平湖公社乔洋大队为此曾发生大规模群众械斗。那几年，其他公社也都有一些移民因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在饥寒交迫中离开人世，仅凤都公社的凤都、双珠大队在1960年和1961年就死了51人，其中有3户人家绝户。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移民们不断上访，再三要求县委、县人委解决生活出路问题。1960年下半年，大桥公社横洋大队的400多移民围攻到该村检查工作的省领导，强烈要求解决困难。然而，谁都知道解决古田移民问题谈何容易！因为造成移民问题的主要根源是补偿标准太低。当年，根据华东勘测设计院的测算标准，平均移一个人包括土地、房产等补偿要1500元左右。然而，因为国家缺钱，所以补偿标准从1500元一直压缩到218元，不及原来补偿标准的15%。眼看着移民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局面越来越被动，作为县委书记的靳苏贤对此心急如焚，却又难为无米之炊。
在县里根本无法解决移民问题的情况下，1960年下半年开始，形成靳苏贤多次以县委的名义向南平地委和福建省委反映古田移民问题的严重性。地委、省委也先后派调查组到古田来调查处理移民问题，但由于所需资金太大，一直没能解决问题。随着灾情的不断加剧，1961年古田移民问题越加严峻，饿死人事件频频发生。5月份，靳苏贤责成抽调移民委得力干部组成专门调查组，深入新城、后靠、乔西、沂洋等地进行全面调查。根据靳苏贤的指示，调查组整理了一份《关于古田移民工作的调查报告》向县委汇报。6月2日，靳苏贤要求以县委名义将这份报告上报省、地委。1962年，粮食越发紧张无比，移民问题日趋激化，每天到县移民委和县委请愿上访的移民成群结队，他们当中有孤儿寡母，甚至有年届八旬的老太婆。面对上访的移民，靳苏贤交代县移民委、县人委食堂和古田饭店想尽一切办法，免费为上访群众提供伙食。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靳苏贤和县委第二书记王义科赴京参加了这次大会。
开完会，靳苏贤回到古田。此时，古田移民问题更趋复杂化。大桥公社横洋大队的一些移民向县移民委提出，既然政府不能帮他们解决困难，他们要求迁回原地。在核实了横洋大队移民反映的情况后，靳苏贤毅然同意横洋大队的部分移民迁回原地。为此事，他多次对县委班子成员和移民委干部说：“总要给老百姓一条生路，怎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呢？”在贯彻执行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特别是落实中央“十二条”、“十六条”过程中，移民问题的根源逐步被揭开，群众意见很大。为了及时掌握移民问题的最新动态，4月初，靳苏贤要求县移民委再次抽调干部下乡调查。移民委抽调26名干部分作5个组，赶赴平湖、大桥、凤都等5个公社的12个大队遍访移民群众，了解他们有什么要求，并征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4月16日起草了一份《关于古田移民当前严重情况与解决意见的调查紧急报告》，送交靳苏贤审阅。经县委常委会议讨论、修改后，于4月18日以县委的名义将《关于迫切解决古田移民问题的报告》上报省、地委。
一个多月以后，仍不见上级答复。无奈之下，靳苏贤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半开玩笑地说：“古田移民问题如此严峻，上级又不给明确答复，要是哪一天生活无着的移民愤而围攻古田溪水电站，破坏发电设备，谁也制止不了。古田移民问题不知向上反映了多少次，甚至向周总理都反映了，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看来只有到苏联大使馆去告状喽！”不料，他这些话被个别人断章取义告到省委，成了日后整他的“黑材料”。
1962年5月15日，情急之中的靳苏贤突然记起一个人来，他就是解放后福建首任省委书记、在地图上给古田电站建设插上小红旗、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这位老领导最了解古田溪水电站建设经过和移民情况。经过一番慎重考虑，靳苏贤决定化名给张鼎丞写信，反映古田移民问题，他交代县委办秘书陈戈办这件事。
5月18日，陈戈根据靳苏贤的授意，草拟了一封反映古田溪水库移民问题的信。信中列举了大量事实，披露古田移民的种种遭遇，说明移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把移民问题归纳为“五多五少”，即征购多，口粮少；平调多，补偿少；劳动多，收入少；移民多，住房少；死亡多，人口少。
作为一名县委书记，靳苏贤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他不会不知道写这封信的分量和由此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后果。然而，为了4万移民的生活出路，他置个人一切于不顾。靳苏贤自己修改了这封信后，当面交给陈戈，由他交代康大尧同志誊写多份，分别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中央有关领导。
果然，张鼎丞收到信后，于6月18日作了批示，并交代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给古田移民委“周大方”写回信，告知已将来信及反映的移民问题材料，转交水电部和福建省委，要求有关部门积极调查处理。省委随即派农工部副部长左丰美、肖文玉和闽江水电工程局党委书记庄炎林等人来古田调查。省委调查组根据信中反映的具体问题和古田县历次上报的材料中反映的情况，深入各移民安置点认真调查核实，发现移民问题确实相当严重，其直接原因就是移民补偿标准太低。省委根据调查组的意见，制定了解决古田移民问题的方案，主要有三条措施：一是古田移民再移一部分去闽北；二是适当增加移民补偿；三是按土地淹没面积适当减少古田县粮食征购任务。
有了省委的支持，问题就好办多了。南平地委迅速作出相应安排，将5000多古田移民迁到闽北的建瓯、建阳、崇安、顺昌、沙县【今属三明市】5县安置。1962年9月，中央将1959年收回的古田库区移民补偿款节余部分的1700万元拨还给古田，全部用于补偿移民。县委、县人委根据移民原住房情况制定“六二补偿方案”，即多房多补、少房少补、无房不补。移民在原有补偿基础上，增加了2.4倍的补偿。
至此，在靳苏贤的多方努力之下，古田移民问题终于得到了初步解决。1962年7月后，靳苏贤不再担任古田县委书记，同年10月调任南平地委农工部副部长。
1964年4月，县委根据中央的精神和省委的部署，开展“四清”运动。9月份，有个别干部写信给省委，反映1962年县委在处理移民补偿问题上不讲阶级路线，存在许多问题，如移民问题有虚报、移民款被私设“小金库”等。10月9日，省委派省监委副书记魏荫南带领200人的“四清”工作队进驻古田，在县直机关开展“四清”运动。省委“四清”工作队一到古田，就宣布由郭亚儒代理县委书记，王义科、牛进才和许天保3人停职检查。“四清”工作队还通过南平地委将靳苏贤开除党籍、撤职、行政降一级，并带回古田接受审查。工作组审查之后，未发现王义科、牛进才和许天保有问题。不久，3人恢复了职务。然而，敢说真话的靳苏贤却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长期遭受不白之冤。1966年，靳苏贤被下放到建瓯县茶厂当杂工。“文革”期间，因为古田移民的事，他又多次受到冲击与批斗。直至改革开放之后，1981年恢复党籍并调任省供销社茶叶公司经理，1983年任省供销社纪检组副组长，1985年离休，享受厅级待遇。
闽江的开发与建设，闽江水电工程局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自称为闽江上的吉普赛人，哪里有工程，便在哪儿安家，几十年来，在闽江上建成了十几座水电站，有的职工世世代代都是闽江人。
庄炎林，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是闽江水电工程局的第一位领头人。他1935年回国至上海、广西等地的中学、大学就读，1938年在广西参加革命，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西大学支部书记、省委交通联络员、桂林市委书记。1946年后在上海担任《华侨通讯社》、《经济周报》、《上海人民报》记者、主任编辑、总编辑，上海各人民团体联合会秘书处负责人。文化人庄炎林，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青联主席，就在这时，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古田梯级电站的开发与建设处在节骨眼上，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叶飞，十分关心古田溪水电站的建设。为加强领导，叶飞把当时只有36岁的团省委书记庄炎林调到闽江水电工程局任党委第一书记。庄炎林勇敢地挑起了福建水电建设的重担。庄炎林在领导古田溪和建溪水电站建设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执政风采。他信念坚定，开拓进取，勇往直前，从不向困难低头；他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当官架子和富贵书生之气；他作风扎实，工作有条不紊，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他在工程遇险时亲自到一线指挥抢救，曾在抢救现场二氧化碳中毒晕倒，苏醒后继续组织抢救，还争先献血。他敢于承担责任，对问题批评也毫不留情；他常写文章，会开汽车，爱好摄影和体操、跑步、打球、游泳、跳水等体育运动；他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党中央和福建省委的声音能及时地传达到广大干部群众中，把自己珍贵的10多台半导体收音机全部带到工地……
古田溪水电站创造了许多奇迹。庄炎林在晚年回忆古田溪水电站建设的情景时，仍然很自豪：当年古田溪水电站建设，由于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政治挂帅、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通过放手发动群众，把方针、任务、目的和方法向群众交代与辩论清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陈旧的规章制度，由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者相结合，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以及创造性地学习苏联经验，在古田溪工地上一连串地打破全国纪录以及世界纪录。其中，拦河大坝混凝土浇捣，最大一次浇筑高度达23.2米，打破了加拿大18米的世界纪录；最大一次浇筑量达10843.2立方米，打破了加拿大9000多立方米的世界纪录；最大块石埋入率达53.4%，打破了西德50%的世界纪录；以及最省水泥用量每立方米仅73.4公斤，打破了美国106公斤的世界纪录。而大坝混凝土最大日浇筑量达7284.8立方米，最大月浇筑量达66425立方米，月块石平均埋入率达36.4%，每台修钎机每分钟修好空心钢钎达68.4根次等，都打破了全国纪录。在开挖隧洞方面，也打通了一条当时全国最长的隧洞【5700多米长、7.5米直径】和全国最大的隧洞【18米直径、500米长】。
当年闽江水电工程局队伍高峰时有3000多干部、50000多工人，不仅承担古田溪、建溪水电站的建设，还遵照省委、省人委的指示派队伍支援邵武煤矿和葫芦山铁矿打洞。庄炎林当时曾生动地形容闽江水电工程局的任务为“头顶建溪，肩挑古田溪；拳打邵武，脚踢葫芦山”。
闽江水电工程局不仅在福建建设水电站，还支援其他建设工程。例如，“大跃进”期间，山西大同建设一座浑元水库，大坝已建成，而溢洪隧洞却未能及时打通，汛期一到，势将发生严重灾害。水利电力部点将要善于打洞的闽江水电工程局选派精干队伍紧急赶赴支援。这支队伍经过几个月的突击施工，在汛期到来之前打通隧道，保证了大坝安全，胜利完成紧急支援任务。队伍返回时少了一个工人，经查问后才知道那个工人被当地招了女婿，此事被传为佳话。
闽江人先后承建了古田溪、建溪、矶头、华安、清流、安砂、池潭、赤道几内亚等水电工程。改革开放以后承建了沙溪口、闽江水口、棉花滩等30多座大中型水电站，成为全国水电建设中的“排头兵”。还承建了厦门、福州、长乐、上海浦东、萧山、乌兹别克等国际机场和多条高速公路，实现了“走出去”的战略，为中国水电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为八闽经济腾飞作出了重大贡献。古田溪水电站，是闽江人的骄傲。它造就了一支享誉国内外的赫赫劲旅，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1978年后，庄炎林任中国旅游总局副局长、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全国政协华侨委员会第一常务副主任、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中国侨联主席等职。其父庄希泉为著名爱国侨领，新中国侨务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全国侨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6年春节前，为了加强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执政的历史研究和经验总结，特别是“一五”计划时期，福建重点工程古田溪水电站建设成就的宣传，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福建党史》月刊记者刘云刚，专程前往北京访问了85岁的全国侨联前主席、古田溪水电站建设的领导人庄炎林。庄老在愉快、诙谐的谈话中，讲到一个故事：张鼎丞曾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建设古田水电站的事情，毛主席听到在古田建水电站很高兴。毛主席亲切地问，是中央苏区上杭召开古田会议的古田镇吗？当年我们在那里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开辟了革命根据地，那里能建水电站太好了！毛主席想了想说，古田好像没有大的河流，怎么能建大水电站？张鼎丞笑着说，不是闽西那个古田镇，而是在福州西北部古田县的古田镇。原来福建不止一个古田啊！
王梦生，上海浦东人，1934年生，1958年初入闽参与古田溪梯级电站建设。1963年，被评为“福建省工业交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生产【工作】者”。几十年，他习惯了与大坝相守，与水泥混凝土打交道，习惯了工地的繁忙。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时，在《福建日报》《我和我的祖国》的栏目中刊登的一篇自述稿，反映了一个普通人为闽江的开发贡献的青春。
我叫王梦生，出生于上海浦东，今年76岁。我这一生有三分之二时间是与福建联系在一起。
我是水电人，一生都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工作。古田溪梯级电站、安砂水电站、池潭水电站、水口水电站等，都曾是我战斗的地方。几十年，我习惯了与大坝相守，与水泥混凝土打交道，习惯了工地的繁忙。每当离开一个地方，看见身后留下的一片灯火辉煌，心里总有不舍，但更多的是自豪。
小时家里穷，母亲怀上我刚3个月，当泥水匠的父亲就从上海浦东到香港讨生活。不久，香港沦陷，父亲被困，音讯全无，母亲独立支撑着这个家。我8岁进学堂念书，13岁辍学当学徒，学的是木工。
一直到全国解放，我都没有父亲的消息。1954年的一天，我和老乡说起父亲的事，他告诉我，在江西上犹认识一个老乡，与父亲同名。于是，我踏上寻父之旅。历尽千辛万苦到了上犹这个偏僻小县，平生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原来，香港沦陷后，父亲就辗转流落到此。
1955年，江西上犹水电站开工，我觉得自己学的木工手艺，在电站有用武之地，由此开始了我的水电人生。
1957年底，上犹电站的建设基本结束。那时候福建古田溪一级电站的一期工程已结束，二期工程马上要开工，我被分配去支援二期建设。古田溪一级电站是解放初期我国自己设计施工的三大水电工程【古田、黄坛口、龙溪河】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也是中国第一个地下式电站，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因此，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还请了苏联专家参与。
1958年春节后，我被分配到“杨聚祥木工班”，任副班长。在“大跃进”背景下，为赶进度，大坝浇筑采用两岸同时施工的方式，不断刷新工程纪录，曾创下月浇筑混凝土8.73万立方米及日浇筑7284立方米的当时全国最高纪录。这样的高速度对组力木工是极大考验。组力木工就是专门做模板的，模板起定型作用，是基础工作。那时候，人人都充满着革命热情，不讲回报只讲贡献。大坝提前于1959年6月8日封孔蓄水。1960年8月，6台机组相继并网发电，电站的所有工程全部竣工。6台机组总容量6.2万千瓦，实际造价7534万元，比预算低804万元。工程全部合格。
古田溪二级电站的建设始于1958年9月。1959年9月，一级电站的主体工程结束后，我就到龙亭参与二级电站建设。在龙亭做了七八个月，我被调到三级电站的高洋工地。那时，我开始独立带班，是“王梦生木工班”的班长。三级电站采用的是混凝土平板坝，与一级的重力坝相比，平板坝可以省水泥，但模板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对技术的要求也更高。从1959年到1964年底，我带的木工班年年都是先进班组，我个人也年年被评为先进、标兵。1963年，我被评为“福建省工业交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生产【工作】者”，这成了我一生中最自豪的回忆。1965年，我以劳模的身份参加了水利水电总局“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到北京、山东等地介绍经验。
1965年，组织上决定提拔我当干部，我感到很意外，第一反应是当不了。一来自己没什么文化，不擅说不擅写；二来习惯了工地生活，组力木工是我唯一的技能，我只能做这个，也喜欢做这个。在领导岗位上做了一年多，我实在憋不住，就又老往工地跑，看到大家热火朝天的劲儿，动手干我最熟悉的活，我就开心。1970年，永安安砂水电站开工建设，我跟着工程队去了安砂。我当时任浇捣工区副主任，专门负责浇筑水泥大坝。1977年9月，我又转战到泰宁池潭水电站，1981年调回福州建设义序机场，1983年到沙溪口电站，1984年调回闽江工程局当工会主席，不久，我又主动请缨到水口电站工作。1994年，我60岁了，要退休，结果单位又留用我，直到1998年水口电站基本竣工为止。
我与大坝、模板打了一辈子交道，可以轻易地掌握它们的“脾气”。不过，对于我的三个孩子，我就没有这样的把握，他们的成长，我给予的关心太少了。对于老伴也是满怀内疚，聚少离多，她吃了不少苦。
电力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在新中国，我见证了福建从单一的水力发电，到如今形成了煤、水、气、风、核等多元化的电源结构，从电力总装机容量仅几万千瓦到如今约3000余万千瓦，去年福建甚至一年内开工建设两座核电站，再次创造了全国第一。
事实表明，福建取得了巨大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正成为祖国耀眼明珠。
【王炳根：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