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
近代考古发现：太行山东麓，曾是远古时期渤海西岸的海岸线。由于冰川期的影响，地面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海进和海退，在距今五六千年时发生的海退之后，天津一带地面上升，渐渐成陆。
至今，在天津平原的东部还保存着三道长弧形海岸贝壳堤。那就是海岸后退、平原东进留下的“脚印”。正如北宋大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说：“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鳐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
随着海退而“东进”的，不光是陆地，还有河流。
古时候的河流没有河堤，最是“自由散漫”。就连黄河，都多次移道，从天津入海。至东汉时期，海河水系形成，汇集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之水，与珠江、长江、黄河、淮河、辽河、松花江等并称“中国七大水系”。
天津遂成“九河下梢”。
《水经》及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称九河为：清【水】、淇【水】、漳【水】、洹【卫河】、寇【大清河】、易【水】、涞【拒马河】、濡【滦河】、沽【北运河】，同归于海河入海。通常所说的海河，是指海河水系诸河流汇聚入海的干流，起自天津西的金钢桥，东至大沽口入海，全长72公里。
其实，它的上游不止九河，大大小小有300条河流之多，其中最长的河流达千余公里。像一把巨型的扇子斜铺在华北大地上，组成了海河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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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万物，天津是海河水系的最大受益者。
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以后，封他的儿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京，屯兵于海河两岸。朱棣要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向四周开辟村庄，从江南和中原迁来了大批移民……
于是，大运河、大清河和子牙河交汇入海河的三岔河口一带，开始繁华起来，船舶集结，漕运发达，客商会聚，店铺林立。
当时三岔河口一带最热闹的地方叫“三汊口”和“小直沽”。
三河下梢及海河两岸的沽很多，曾有72沽之称。按明朝弘治时期的户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的解释：沽者，即小水入海之地。1400年，燕王起兵和建文帝争天下，认为小直沽并不小，是南北水陆交通要道，能大有可为，应取个好名字。
有位大臣拍朱棣的马屁，说燕王奉天子旨意平定北方，应将“小直沽”改为“天平”。老臣刘伯温反对，建议叫“天津”。他自然也有说辞：燕王千岁承圣上之命，吊民伐罪，顺乎天意，所以叫“天”；车驾又是在这里渡过河津，所以“天”字后面再加一个“津”。
古时洛阳曾有过“天津桥”，天河之中有九星，能占据天河都叫“天津”。
“天津”二字很有气派，也很典雅。燕王当即应允，并传谕地方，将三汊口、小直沽合并成为“天津”。
可见正是因为有海河，才有了600年前地处“海运、商舶往来之冲”的天津卫，并且让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
海河则是天津的血脉，可称得上是天津的母亲河。
理所当然，海河也就成了天津的主要象征，并成为它强大而广阔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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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类在依靠河流繁衍生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吃尽了河流泛滥的苦头。
海河水系东临渤海，南界黄河，西靠太行山，北依燕山，地跨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内蒙和辽宁的一部分，河北大部【流经河北省70%以上的土地】，山东、河南、山西的东部和东北部，总面积达32万平方公里……
自古以来，它就是一条条放荡不羁的河流。其复杂的扇形水系，扇面极大而扇柄极短，如一柄巨大蒲扇，铺盖着北国大地。
海河水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合阻气流，伏汛暴雨，雨量集中。每到汛期，“扇面”上源的300多条支流若乱箭齐发，洪水奔腾直下，争相灌入“扇柄”般的海河，汹涌之势无可阻挡。而海河下游入海口处多年泥沙沉积，肚大嘴小，宣泄不畅，河水自然就会漫出河道，形成洪灾。
千百年来，曾让生活在海河流域的人们百感交集。感叹海河水系既是众生的生命之源，又是祸患之根。根据河北省旱涝预报课题组1985年编辑出版的《海河流域自然灾害史料》和天津市博物馆1964年编印的《海河流域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旱》记载：
从1368年到1948年，海河水系在580年里竟发生387次严重水灾，平均一年零三个月闹一次大水。仅1917年的那次特大洪水，受灾县份就多达104个，被淹面积38950平方公里，受灾村庄1.9万余个，受灾人口共620万人。其中天津被淹泡过70余次。
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和清嘉庆六年【1801年】的两次大洪水，天津城内积水4米，城外则水天相连，与渤海浑成一片。天津卫成了泡在海中的一座孤岛。
清嘉庆六年【1801】七月，北运河陡涨丈余，“海不收水，逆顶内河”。以至于南北运河、永定河及各处旱路均被洪水淹没，大水连成一片。四乡农舍与庄稼俱被浸泡，百姓纷纷避迁。赵野的《河溢即事有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村人夜半走相呼，水势直下奔津沽。
汪洋横溢数百里，洪涛浊浪涨田庐。
孤村势危欲浮动，人如群蚁缘漂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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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的前叶，天津又遭遇过两次特大洪水：一次是1917年，一次是1939年。
据当时《北京时报》报道：“天津各水陡涨，沿河一带村庄尽成泽国……南运河决口三处，天津所属岌岌可危，食粮薪炭饮水一概缺乏。西南关外以至南开、南市、日本租界处，一概水没胸膛，数十万遭水难民，扶老携幼，惨不可言。”
《申报》报道：“天津灾情之重为历来所未有，就全境而论，被灾者约占五分之四，灾民约有八十余万人……查水之始至系在夜半，顷刻之间平地水深数尺，居民或睡梦未觉，或病体难支，或值产妇临盆，或将婴儿遗落，老者艰于步履，壮者恋其财产，致被淹毙者实有二三百人，而其逃生者亦皆不及着衣，率以被褥蔽体，衣履完全者甚属有限。”
1939年7月的那场大水，现仍有部分亲历者健在，网上发表了他们的叙述：那是一场噩梦一般的灾难。1939年的7月下旬，天气闷热，多日不下一滴雨，而山西方向、太行山脉却连日暴雨，出现洪水。天津水文专家们估计，那洪水一个月后才能到达天津，即使泡了天津，估计最深也就10厘米，一周后即可消退。1917年大水之后，天津人汲取教训，防洪上做有一些准备。千百年来，天津地区十年九涝，涝惯了，泡水10厘米，算是乐观的年份。
不想洪水突然冲到眼前，排山倒海般压向天津。
天津人匆忙应战，无奈战线太长。1939年8月20日，陈塘庄大堤崩溃，洪水顿时冲入市区，日、英、法等租界全部被淹。老城里、南开、南市等地都被泡在水里，南市一带水深处达二三米。
“屋漏偏逢连阴雨”，紧跟着天津地区也大雨滂沱，连泼十多天，灾情就更重了！
叶道纶老人回忆说，她当时住在和平区成都道，属于天津著名的“五大道”高级住宅区，地势很高，竟也被大水淹了40多天。一家人困在楼上，没吃没喝，饿得发慌，物价飞涨，变卖金银首饰等家当，换粮仅几斤。危急关头，若不是有位亲戚蹚着齐腰深的洪水，用一只木盆及时送来一袋面粉，后果不堪设想。
同样也经历过那场大水的张连璧老先生说，那水大得令人眼晕，汪洋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好多房子淹泡时间一长，砖酥了，土软了，呼啦一声就瘫在水里。穷人的房子大多盖在市郊，而且全都质量不高，不禁泡，房子一倒，全都成了难民。张连璧至今仍记得那时挨饿的滋味，当时哪有吃的？家中穷得本来就是难有隔夜粮，洪水漫天遍野地一泡，连棵野菜都挖不着了，不挨饿等嘛？
张连壁和5岁的弟弟拿根竹竿，竿头儿上钉颗铁钉，整天在水边上转悠，盯着水中的漂浮物，无论漂来什么，只要是能够吃的，诸如半个烂瓜什么的，立刻用竹竿把它拦住，捞上来弄回家赶紧煮煮吃掉。
当时的天津，日本人甚多，其中日本摄影师秀魔克作拍了好多记录那场水灾的照片，事后还出版了一部影集《天津水灾记念写真帖——天津居留民团》。从影集中的照片上看，哪里还有天津？只在洪水中看到一些尖形房顶。泊在海河中的轮船，吃水线高过路边的一二层楼，船上的烟囱高过路边一座10层的楼房。处于市中心的老中原公司的门前，竟是船来舟往。宫岛街与春日街交口处的中国邮局，改在二楼窗台上办公，顾客站在船上和业务员交办业务……
——照片拍摄的日期注明“9月4日”，说明摄影师记录的是洪水淹城后第15天的场景！
从1939年8月洪水进城，直至10月初方才退尽。市区80%被淹。霍乱、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盛行，饿死病死的人数，远远超过溺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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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人类文明史，几乎就可以概括为人类跟河流打交道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治水史”。
据《天津水运史》记载，最早开始治理海河水系的人是曹操。东汉末年，世家豪族分裂割据，相互混战。曹操北征袁绍，“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白沟因此获得了丰富的水量，其北征的船队便可循白沟进入洹水，紧逼邺城【今河北临漳】。
后来出于统一北方的战争需求，曹操又征集军民，对华北平原上的沽水【北运河】、滹沱水【滹沱河】、漯水【永定河】以及清河进行一系列的整治，甚至在各河之间开凿人工运河，使诸河成网，以保证军运。
当然，隋炀帝开凿并连通大运河，是更大的治水工程。
在大运河贯通后，在中国形成一个奇观：摊开中国地图，用笔将长城和大运河描出来，便构成一个巨大的“人”字！
倘若在高空看，此大大的“人”字，则更加醒目和神奇。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大写“人”字的精神和品格。
而南运河的近半，以及整个北运河，都属于海河水系。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发大军113万人，东征高丽，前部的官兵已抵涿州，后边的队伍刚出扬州。船舶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望，长千余里。
到唐代，由天津东郊，向东北方向开凿了一条与海岸大体平行的“平虏渠”，连通了海河与蓟运河的航道，直通蓟州【亦称渔阳】。使南方来的漕船既躲避了海上的风险，又可节省时间，源源北上。所以才有了杜甫的绝唱《后出塞》：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
……
北宋建立以后，海河及大清河成了北宋与辽国的界河。以前的治理在以后的连年征战中受到严重破坏。
清代自顺治到嘉庆150年间，天津城墙因受洪水渍泡大修过12次，其中一次是落地重建。康乾盛世间，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都曾决心治理海河水患。
如康熙【1700年】亲自视察筐儿港，下旨修建北运河筐儿港引河。
乾隆【1746年】降旨挖蓟运河旧河道，让河水直排入海。
几代皇帝排洪的工程修建过不少，但对于治理整个海河流域的洪水，其力度仍属杯水车薪，因此根治不了天津的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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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熬到了新中国成立。肆虐惯了的海河却不知好歹，在中国刚解放的当年，就给人民政府来了个下马威。1949年的大洪涝，致使河北省粮食亩产平均只有86斤，棉花亩产23.1斤。恢复时期全省吃国家统销粮食35.6亿斤。
天津解放后，渐渐地人口多起来，城市膨胀开来，伴随着还有两样东西多起来：一是垃圾，二是污水。
处理固体垃圾还好办一些，污水则顺着两条排污河直接入海。赶上雨季还好说，河水高涨，将污水顶到渤海的深处，让其自我净化。赶上冬春或缺雨的旱季，海水倒灌进海河，城市居民就得喝咸水。这咸水中可不光是海水中的盐，还有排出去的城市污水又倒流回来的东西。
于是，在1958年7月，开始了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海河治理工程——“清浊分流”。其关键项目是修建海河大闸，想用它改变千百年来潮汐河道的现状，实现了咸淡水分家，借以保证城市用水，改善农业环境。
建闸的基础工程长宽都在200米以上，闸室部分作业要在地下15米到地上20多米的范围内进行。通过当时最流行的“职工献计献策”，采用平行、立体交叉作业，昼夜施工保证进度。最惊心动魄的场面莫过于拦河坝合龙时：龙口水深10多米，潮差4米以上，底层淤泥5米多厚，巨大水流往复滚动，十几吨重的柴石枕抛下水便不见踪影。
工人们把十几个柴石枕捆扎起来，一组一组向下推进，那干劲和勇气就像是战士冲锋陷阵。经过一秒不停的44个日夜奋战，终于驯服了海河，筑起一条坚实大坝。
在建闸的决战时刻，早已身为国家副主席却仍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朱老总”的朱德，于1958年11月14日亲临工地现场视察，并当场题词：
“努力跃进，提前完成建闸工程。”
这给了参战的军民以巨大的鼓舞，又用了半年时间，终于完成土方420万立方米，钢筋混凝土2.4万立方米，闸门及机电设备安装1000多吨，一座雄伟的具有民族建筑风格的海河闸终于落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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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不光会涝，还会旱，会碱。皆由于山阻气流，雨水多集中在汛期，冬春两季缺雨干旱。
1962年就在连续大涝后出现了大旱，害得海河水系的“扇面”河北省，遭灾面积达2400万亩，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
就在这同一年，属于海河水系中的滦河，却发生特大洪水，洪峰流量达到3.4万立方米/秒，是有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洪量达48亿立方米，给沿河及下游地区造成了1000万亩的洪涝。
再说盐碱化，由于“大跃进”时搞了一块地对一块天的处处打坝截流，打乱了排沥通道，地下水位急骤上升，海河流域的盐碱地面积急剧扩大，由原来的1680万亩上升到2300万亩。原来的一些好地，也发生了盐碱化，整个华北粮食严重减产。
好不容易扛过了这一年，转过年来——也就是1963年，被涝怕和旱怕的“海河儿女”，满心指望会有个好年成，胆颤心惊地走到8月，天津地区再次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8月1日至10日，海河流域西南上游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最高达到2050毫米，创中国内地最高纪录。
仅海河南系一次的降雨总量就达577亿立方米，产生径流量302亿立方米，相当于1939年淹泡天津洪水的两倍多。雨量平均超过500毫米的面积多达43000平方公里，雨量超过1000毫米的面积达5390平方公里。
华北平原平地行洪二三百公里，水量超出所经大小河道总泄量的10倍。
凶猛的洪水如同亿万猛兽，冲垮京广铁路，直冲位于“扇柄”的天津而来……
同时，天津地区也是连降暴雨。那时的天津还是河北省省会，省委开会介绍灾情：洪水水量远超1939年，若淹天津，大概会淹到三层楼高，提醒大家作好思想准备。
尽管是来自省委的警告，从心里真正相信的人并不多。一是心存侥幸，再是天津人对海河泛滥有经验，心说华北年年闹水不假，但哪里会有那么大的洪水？大跃进时代，说大话、讲假话的现象太多，弄得人们真假难辨。
岂料几天后省委的警告就变成了现实。一位老记者描述道：我随空投救灾物资的军用直升机，前往灾区拍摄新闻图片。那天我登上飞机，向西南方向飞行，行程一小时，把我看得是目瞪口呆。我不知道直升机一小时的行程有多远，但放眼望去天水相连，全是无边无际的滔滔黄水。露出水面的点点高地上，挤满冲着直升机拼命呼救的灾民，灾民的滋味我尝过，1939年的大水我也见过，都没法跟1963年的这场大水比。
天津怎么办？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天津保不住了。
根据1939年的经验，人们认为这么大的洪水谁也挡不住。但没想到，在中央统一指挥下，华北800万军民扑向抗洪第一线。为了保证天津市区的安全，上游地区主动扒开一个个的泄洪口：
位于天津边上的小关村，扒开了南运河的东堤；
炸开独流减河南堤，把洪水泄入团泊洼、北大港；
爆破东部拦海大道，把洪水直接导入渤海……
事后国家公布了1963年大洪灾的实际统计数字：受灾范围包括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天津7个专区，102个县【市】，其中邯郸、邢台、保定三市被水淹，市内水深2—3米。
被淹农田5361万亩，进水县城36座，水淹村庄22470个，倒房1264多万间，受灾人口2435万人，死亡5300多人。
京广、石德、石太三条铁路路基被冲毁342处，冲毁桥梁32座，公路27300公里。
佐村、刘家台、东川口、乱木、马河五座中型水库垮坝，小水库失事330座。灌溉工程62%被冲毁，平原排水工程约90%被冲毁，梯田、塘坝一半以上损坏。
其经济损失无以计数……损失如此惨重，表明海河水系到了非重新治理不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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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刚退，国家主席毛泽东就多次召集河北省的领导汇报水灾的情况。在汇报的过程中他有许多插话，或长或短……其实是他的心里在酝酿着一个计划。有时会不停地询问，有时会借题发挥，有时在征求汇报者的意见，有时更像自言自语……
下面便摘录几段毛泽东的这些插话。
在听河北省委领导汇报洪灾时说：“从1949年到1963年15年来，三年大灾【1954、1956、1963】、五年中灾，三年丰收【1952、1957、1958】、四年中收”。
——偌大的华北平原，本来应该是粮仓，在15年中却只有四年获得中等的收成，这日子还怎么过？
随后毛泽东又说：“农业要上，首先解决水、肥。水就要修水库、打井、洼地排涝，肥主要是养猪，还有一个林……河北省根本问题还是水利问题。”
在另一次省委领导汇报河北保丰收、搞十年水利建设的计划时，毛泽东又一次插话把重心转到水利上：“河北省要得丰收，根本问题是水的问题。要综合治理，一批一批地解决。”
当省委一把手林铁专门汇报水利问题时，毛泽东问：“河北第一大河流是哪个？”
林答：“水量最大的是滦河，第二是滹沱河，第三是永定河。”
当谈到滦河的潘家口和桃林口两个大型水库时，毛泽东问：“作用是什么？是以防洪为主，还是主要为灌溉？”
林铁答：“潘家口水库能蓄水40多亿立方米，不仅能防洪，还可灌溉与发电。”
毛泽东说：“40亿立方就成了河北省最大水库了！”
林铁说：“在海河水系里子牙河为害最大，尤其对于天津市的威胁更为严重，打算先在子牙河上开一条献县减河……”
毛泽东问：“献县是哪个专区？搞减河有多大？”
刘子厚答：“约300华里。”
毛泽东说：“100多公里也不算什么大工程嘛，搞了这条减河天津市也受益呀，天津几百万人不负责任吗？”忽然他的思路又跳转到别处，“衡水是历来遭灾的，不然为什么会叫衡水？衡水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这是禹皇之事，书经有载。”
随即毛泽东改成下指示的口吻：“省、地、县要有个部署，不要搞急了，一批一批地解决，解决渠道也要一批一批地解决，打井也要一批一批地解决，盐碱化也要一批一批地解决”。
他连说了四个“一批一批地解决”，或许那时候他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想法，没有下大决心。紧接着毛泽东开始一个水库一个水库地了解情况：“河北的水库是个大跃进，过去看过你们一个规划，再来时把你们的水库、打井、解决盐碱地、洼地的规划看一下。”
当省里头头汇报到十大水库在1963年洪水时发挥了巨大作用时，毛泽东说：“我要从南到北把你们的大水库都看看，搞水库不要一冲就垮，要坚固。减河、水库都要修，还要修村城。”
毛泽东想得很具体，足见1963年的海河大泛滥，对他的刺激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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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的特大洪水，给人们带来的教训的确是太深刻了。
当年9月21日，中央救灾会议上决定，全面治理黄河、淮河、海河。当时的中央文件上这样写道：“党中央、国务院认为，对于黄河、淮河、海河这三大河系，必须制定一个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规划，列入国民经济建设长期计划。在若干年内，分批分期地进行，并且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直属国务院，统一领导这项工作。”
1963年9月25日，河北省发布了《今后15年至20年治洪规划初步设想》，在《设想》中提到：“必须下最大决心彻底根治河北水患，经过15至20年的努力，达到完全能够抵御像1963年的甚至比1963年更大一些的洪水，以彻底改变河北省洪水为患的局面，为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到1963年10月、11月和1964年3月，毛泽东又三次听取河北省委领导关于水利建设的汇报。
这么频繁地听汇报，可见国家主席真是有点急了。而且每次都提出“要修村围子”。
当汇报到有些县在1963年8月的大水时由于有城墙，群众没有重大损失时，毛泽东说：“城墙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洪水，我看还得搞。大村庄，也要有个地方呆嘛。要把它【指城墙和护村堤埝】看成是生产资料，没有它，耕牛、犁耙等生产工具都要被冲跑。现在是两个问题：一是城市如邯郸、石家庄、邢台要不要修城墙？一是大村修围子？”
当汇报到当初一解放时，正定县的群众就不叫我们扒城墙……毛泽东插话：“那时我们没有这个知识，不能再扒了，过去拆城是做蠢事。现在的城是对付水的，不是对付敌人。”
当汇报到防洪措施时，毛泽东重复道：“减河、水库要修，还要修村城、镇城、县城，修一种像邯郸市那样的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把自己的城修起来，比较不那么困难。修水库要从外面调人，修自己的城，一年四季都可以修一点，不那么困难。修城也要有计划，这种生产资料比牛、比土地都重要。”
当汇报到设想每户搞两三间砖的保险房，水来了上房时，毛泽东说：“那就时间长了，盖砖房可以，作个五年计划”。
当时的国家主席，管得可真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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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的大灾之后，日子还得过下去，要扫荡晦气，振奋精神，河北省委总结抗洪救灾的经验，表彰先进事迹、新人新风，尤其要感谢人民解放军海、陆、空军和兄弟省市对河北抗洪救灾工作的支持。
于是决定在天津市办了一个抗洪救灾展览，同时研究和制定出海河治理规划，并向中央报告。
当年的11月，毛泽东路过天津，召见省委领导，又谈到了救灾、治水的问题。毛主席对着刘子厚、阎达开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
国家主席显得语气沉重，对河北的水患极为关切。沉了一会儿他又追问道：“你们十年能把水治好吗？”不等回答转而又问林铁、刘子厚和阎达开都多大岁数了？
听到他们的回答后，毛泽东竟以一种托付的口气说：“我70岁了，看不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
到那次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突然很硬气地说：“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
林铁见主席要走，赶紧说：“我们在天津市搞了个抗洪救灾的展览……”不等他说出要主席去看一看的请求，毛泽东就截断话头：“以后要来看看。”
大水刚退去，又要重温那个苦痛的过程，何况灾后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拿主意……或许当时毛泽东没有这个心思。他缓缓地说：“展览会在天津，各县看不到呀？”
当省委领导请他为抗洪救灾展览题词时，毛泽东倒答应得很痛快：“可以，我马上就题词。”
但当时没有时间写了，当天是11月12日。
两天后省委书记林铁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当过主席卫士长后来分配到天津市工作的李银桥，带着信到北京找主席。
毛泽东问清李银桥的来意后说：“今天是14号，你等两天，我写好了，再交给你。”
李银桥在北京饭店等候。
17号，毛泽东写下了七个字：“一定要根治海河！”
19号，由主席身边的卫士张景芳，将题词带到北京饭店交给了李银桥，同时还有毛泽东写给林铁的信：“林铁同志，遵嘱写了几个字，不知是否可用？浪陶【淘】沙一词，待后再写。”
在那首《浪淘沙·北戴河》里，毛泽东开篇就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想必是林铁向主席索要过这首词的墨宝。
1963年12月13日，河北省抗洪抢险展览在天津市新华体育场开幕。
周恩来总理的题词是：
“向为战胜历史上少见的洪涝灾害而进行顽强斗争的各级干部、各界人民、部队官兵表示最大敬意！要为支援灾区，重建家园，争取明年丰收，彻底治理海河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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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根治海河！”——说明毛泽东治理海河水系的思想已经形成，并下定了决心。
治理海河不但是治理现实的水患，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海河流域的的水害，彻底改变“十年九涝”，或一有大雨便会出现“滔滔洪水，入海无路，千里沃野，尽成泽国”的局面，使人民能够永远安居乐业。
同时，通过政治的号召和动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治水，掀起一场群众性的治理海河的活动，这有利于弥补当时水利施工机械化程度较低的缺陷。
有了国家主席的批示，再加上伟大领袖的崇高威望，“根治海河”不仅势在必行，还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政府行为和民众运动。
1965年3月24日，中央救灾工作委员会第395次会议决定：“请河北省和水电部就此共同做出治理规划，报中央批准纳入国家计划。”
1965年5月25日，河北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河北省关于在“三五”期间根治海河重点工程的报告》。提出了对于河北省“三五”期间，根治海河重点工程的规划性意见。
1965年6月26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河北省的这个报告：“原则同意河北省根治海河的意见，关于‘三五’期间的具体安排，由国家计委和水利水电部统筹研究确定后，报中央确定。”
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河北确定了从根本上治理海河的目标，一场群众性的根治海河运动便由此全面展开。
其实，从1964年开始，河北就已经在进行治理海河水系的规划设计工作。
1965年5月，“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成立。
从此，每年冬春都动员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唐山等专区30万以上的民工，投入规模宏大的根治海河工程。子牙河中下游地区开挖子牙新河、滏阳新河、永定新河和漳卫新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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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天津西郊的水高庄，一个个用苇席搭在黄土大洼边的大棚里，治河大军吃的是用明矾沉淀了的子牙河水。他们的任务是，在当城至水高庄的两地重新挖一段三千多米长、一百多米开口的新河，解除每年汛期因疏水不畅而造成的水患。
治河工地上红旗猎猎，人声鼎沸，小拉车来来往往，非常热闹。
民工们自带小推车，吃的大都是高粱面、红薯，睡在高粱秆绑成的“笼子”里，而且没有工资。但是大伙儿干得热火朝天。当年参加过根治海河的穆宗新老人回忆说：“大伙儿的干劲很大，你朝河道里一看，黑压压全是人，从没有人叫苦叫累。”
在根治海河工程中，涌现出不少劳模，穆宗新和侯臣明就是其中的代表。
穆宗新一天能装土推土20立方米，比别人多出近一倍，被称为“大车王”。而被称为“智多星”的侯臣明，是善用巧劲，他发明的“开大蹬，放缓坡，阶梯式，一手清”以及“二马分鬃人字形”等方法，很好地解决了施工混乱造成的窝工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根治海河的施工中自然也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当时下雨多，地下水位很高。黑龙港地区流沙淤积问题非常严重。刚开始施工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挖了一道沟，一会儿就被水、沙淤平了，白费了不少力气。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一个办法，在河道两边挖积水井或排水沟，这样水位降低，流沙问题就解决了。
当时流行一个著名的口号：“勤俭办水利。”头头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一分钱得掰成两半儿花！”一支工程的勘测计量队伍占了沧州日报社的两层楼办公，桌子借的是儿童课桌，白天围着桌子办公，晚上围着桌子睡觉。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的工作热情却非常高涨，哪个办公室的灯都没有在12时之前熄过。
正因为有了一大批前线的标兵，后方的模范，还有能够以身作则的管理队伍，才保证了海河治理工作顺利进行，捷报频传。
1969年6月中旬的一天，新河挖好了，要拆除两边的堵头，开始旧河截流。为截流准备了千吨毛石和成垛的草袋，两条铁船索浮在截流上口。截流开始后，人们扛着百八十斤重的大石头、装有泥土的草袋，下饺子般地抛向水中，激起道道水柱，溅湿了每个人的衣服，人们顾不及这些，在摇摇晃晃的两条船上穿梭往返。水流越来越急，投下水的石头已能听到撞击声，可投下水的草袋在水里打个滚，冲干净里边的泥土，又在下游被浮起。时间到了中午，截流还没成功，人们都已筋疲力尽。
“沉船！”——现场的指挥员下了命令。
民工们再次振作精神，把石头投进船舱，铁船慢慢地沉进了水里，人们又把装填进泥土的草袋堆码在船面上，一直奋战到太阳西下，终于搭成一座有两米多宽几十米长的截流坝，现场的人都欢呼着瘫软在地上。
当晚，天津市领导带来了天津歌舞团，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慰问治河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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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每个治河人似乎心里都揣着一团火，而且心里揣着火的不只是一线的战士【既然工地上都是班排连营团的军事编制，索性就称他们为战士更贴切】，就连工地上的炊事员都花足了细腻的心思。
晋县民工团周头连炊事员吴玉合每天在工地上起早摸黑，拉水、切菜、和面，整天一点都不闲着，有点轻伤小病也坚持干。1971年冬季在潮白河施工的时候，吴玉合因为劳累过度，鼻子流了一大摊血，头昏得站立不稳，眼里冒火星子，领导和医生“命令”他歇几天，但是他说：“这点病算得了什么”，就又去切菜了。
有时他实在顶不住，就到旁边坐一会儿，稍微好一点，就又接着干，一天也没有休息。
治理海河7年，吴玉合总共从家里带挂面170多斤、红糖30多斤到工地给病号吃。除了给病号们做病号饭治病，他还不断地四处打听防病的方子。他听医生说，大蒜、辣子能解五毒，他就把家里的大蒜和辣子收拾到了一块，老伴还缝好了几个小布袋，把东西一样一样装好，让他带到工地。
那个年代，人们很容易就凝聚起一股精神。在根治海河的工地上，干部依靠群众，群众相信干部，党员处处跑在前边，上下团结一致。他们是真正发扬了“大协作”的精神，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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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河工地上还有另外一支队伍，也不可不提，即“巾帼不让须眉”。无论是平常的劳作还是在关键时刻，妇女们都一点也不输给男人。
1970年，保定市成立了一个铁姑娘民兵连，是保定市郊区9个公社的90多名女青年组成的，最大的二十五六岁，小的十七八岁。铁姑娘们参加了清理白洋淀的工程，白洋淀“虫多、蛇多、地潮、蚊子咬，大苇茬子乱扎脚”，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女工们却越战越勇，王凤芝由于水土不服，两手全部脱皮，裂开了许多口子，但她忍着疼痛，一声不吭，愣是没歇一天工。
陈永珍在工程中左脚腕扭伤，脱了臼，可是她明明知道自己有这个病根，在施工的时候仍然毫不在意。曾经连续5次脱臼，每次都咬住牙根，忍着疼痛坚持工作。当大家看她实在太痛苦，强迫她休息，她拐着腿找出大伙的脏衣服洗干净。
铁姑娘连除了每天治河，还利用工休时间赶排文艺节目，组成小型文艺宣传队到兄弟连队慰问演出。连里有个姑娘在3年里共为男民工洗补衣服6200多件。男民工赞扬她们，用快板唱道：
姑娘心红意志坚，妇女能顶半边天。
挖河筑堤是闯将，下班散工手不闲。
团结友爱风格高，洗衣送水关心俺。
一针一线一片心，杯杯热水暖心间。
在广大的海河水系治理工地上，像这样的铁打般的妇女队伍并不是一支。宁晋县东旺公社北丁曹村，还有个远近闻名的妇女打井队，24名女孩子大的21岁，小的15岁，平均年龄还不到18岁。
她们公社属于黑龙港流域，原来是“旱了收蚂蚱，淹了收蛤蟆”的穷地方，长期受旱、涝、碱自然灾害的威胁。根治海河以后，涝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旱的问题又成了主要矛盾，在关键时刻这些姑娘们就挺身而出，决定成立个打井队。
当时村子的东头正在打井，但是怎么也不顺当，因为那块地层复杂，除了岩石就是黏泥、流沙，岩石重得搬不动，黏泥提不起，流沙堵不住。村里曾经从外县请来把式，在这里换了3次眼，不仅花了钱、费了劲，但最后还是不行，还把打井的锥掉了下去。有人就说那里是打井的禁区。
然而姑娘们却不肯妥协，她们大年三十晚上也不休息，村里鞭炮齐鸣，家家户户都在欢度佳节，她们却“冒着大雪坚持战斗”，大伙边干边说：“天越冷，越大干，拿着黑夜当白天，为了早日打成井，再苦再累心里甜。”
经过三个月的奋战，终于揭开了“禁区”的秘密。她们及时总结经验，一口气在那一带打了两眼机井，把300亩土地都变成了水浇地。
6年间，这群姑娘打成机井18眼，其中百米以上的15眼，扩大水浇地面积25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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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按照“上蓄、中疏、下排、适当地滞”的方针，在整个海河流域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治水运动，即便在“文革”期间，也被标称为“雷打不动”的工程。
仅河北全省的前方骨干工程，每年都要出动几十万人，而后方的配套工程，则会有几百万人参战。
于是，“一定要根治海河，对人民无限负责！”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呼声，在这一时代感召力的鼓舞下，形成了数以百万计民工参加的群众治水运动。
“要根治海河”的浩大工程，自1964年开始，到1980年基本结束，出工500多万人次，土方总量11亿立方米。基本构建了海河水系的上游有水库拦蓄洪水、中游有河道泄洪和洼淀分洪滞洪、下游筑有堤防的保障体系。
初步建成蓄滞洪区26处；修建引提水工程18000余处，打机井120余万眼，发展灌溉面积约1亿亩。
上游共修建水库1900余座，其中大型水库31座，总库容294亿立方米，控制山区面积85%，控制海河流域径流量95%。
中下游开挖疏浚骨干河道50余条，堤防6100公里，大型枢纽水闸48座，桥梁800多处。在天津周围，建成潮白新河、永定新河、子牙新河、漳卫新河、滏阳新河；扩挖独流减河等直排入海河道。总泄洪能力达2.5万立方米/秒，为治理前的10倍，是海河干流的20多倍。
——自此人类将牢牢地控制住流入海河的水量，使海河永远地平安无事，让天津也无淹城之患。
1986年8月，老天爷像是要验收海河治理工程的质量和效果，海河水系的南部又发生大洪水。最终证明工程经受住了考验，各类水库无一垮坝；重要堤防没有决口，蓄滞洪区没有死人。
当时的报纸上公布了这样一组数字：减少淹地近2000万亩，减少经济损失900多亿元。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海河流域治理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做好防洪的同时，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优化配置，以及水系的污染治理又成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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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脾气真是令人难以琢磨，自几乎改变了海河水系地形地貌的“根治海河”运动之后，除1986年8月有一场局部的洪涝之外，整个北方便“嘎登”一下只旱不涝。
这一下真从“根”上把海河给“治”了！
也把天津给“治”了！
在“根治”之前，海河每年要向渤海湾倾注150亿立方米的淡水。自“根治”之后，所谓九河，以及“扇面”上的大大小小300多条河流，几乎连一滴水也流不下来了。
用水利专家陈曦亮的话说，京津以南的大片平原上，“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地上没有水就到地下找，开始疯狂开采地下水，致使华北地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斗，天津则是漏斗中的漏斗。原来打井只需挖下两三米就见水了，现在的水井要挖得像油井那么深，才能抽上点水来。
过度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急速下沉，有些地方已经低于海平面，于是海水倒灌，海河变成海水向陆地倒流的河。1958年建成的海河大闸已经“闸”不住了，只好再建第二道闸。
天津人开始常年喝咸水，吃苦水。社会上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天津卫真叫怪，自来水能腌咸菜……”其实老百姓们并不真正知道水里那个咸和苦，可不是简单的海水的咸和苦……真若说出那种咸水和苦水的来源，恐怕要让人翻肠倒胃！
其实在漫长的“根治海河”运动中，天津早已经感到了缺水的巨大压力。但，由毛泽东发动并批准的“根治”规划，谁敢中途停顿？
由于经济发展、人口剧增，天津的用水量急剧加大，而主水源海河上游由于“根治运动”大量修水库、灌溉农田，流到天津的水量大幅度减少，造成天津供水严重不足，曾从北京密云水库调水。
自1981年8月起，为了保障北京用水，密云水库不能再向天津调水。
天津的水源几近断绝，用水陷于困境，庞大的工业生产和350万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面临严峻考验。
城市用水量由原来的每天180万立方米降到100万立方米，后又压缩到70万立方米。
人民生活用水由原来每人每天70公升降到65公升，并且还是每公升含1000多毫克氯化物的苦涩咸水。
工业生产用水由原来日用77万立方米降到45万立方米，第一发电厂被迫停止发电，纺织、印染、造纸等用水大户随时面临停产威胁。
当时粮田灌溉不允许使用海河水，菜田用水严格限量，整个市郊、农村土地龟裂，一派大旱景象。全市自来水压力不足，三楼以上无水，海河刘庄浮桥不能通行，大光明渡口轮渡困难。
天津全市几千家工厂如果因缺水而停产，将导致每年直接损失200亿元，间接影响130亿元。国家经委一位负责同志着急地说：“天津要是停产了，比唐山地震损失还要大，国民经济就要大受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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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如此，海河水系的其他地方又如何呢？
河北省绝大部分都在海河流域内，年均水资源总量为205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仅为307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极度缺水标准”。
“根治海河”之后由于受天气变化，由过去的“十年九涝”改为年年干旱。这一来上游省份用水增加，能流到河北的水就少之又少。本省自产水资源总量和入境水资源量，比1950年代分别减少了58%和77%，而用水量却由上世纪50年代的40亿立方米/年，增加到200多亿立方米/年。
自来水量减少和用水量增加，加剧了水资源紧缺趋势，引发了河湖萎缩干涸、地下水超采和海水入侵。缺水已经从单纯的资源问题上升为民生问题、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亟须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先节水、后调水，先地表、后地下，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将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相结合，正在探求破解水资源短缺难题的良策。
——哎呀！喝水、用水这么自然而然的事情，竟需要国家动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探求解决的办法！
因为到处都在发生“抢水”的纠纷……
于是，中央决定：引滦河水入天津，以解燃眉之急。因为在华北平原、长城内外，也只有滦河里还有可供外调的水，在它的中游有个容量不算小的潘家口水库。
滦河在天津的大北方，发源于河北和内蒙的交界处，因此“引滦入津”也可以称作是“北水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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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盛夏，时任铁道兵第八师副参谋长的景春阳，以及铁八师师长刘敏、政委张景喜，一起坐在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的办公室内，汗流浃背地翻阅着工程图纸。
李瑞环给每个人一个白瓷水杯：来，尝尝我的乌龙茶。
景春阳喝了一口先叫起来：啊，这什么味儿啊！
那么好的茶叶，因为海河水的苦涩变了味儿，在座的另外两个人随即也感觉出了茶水不是味儿。
李瑞环说：天津有的老百姓连这样的水都喝不上，一些工厂因为缺水都停产了。
请市长放心，我们保证把滦河水引过来！景春阳、刘敏、张景喜当时的神色口吻像立军令状。
李瑞环却又“将”了三个人“军”：国务院计划三年引滦入津，但城市缺水度日如年，你们能提前到两年完成吗？
当兵的完成任务从来不打折扣。景春阳回答说：我们有信心完成！
那好吧，军队干，我们放心。你们真正两年完成了，在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是奇迹，我亲自给你们送锦旗。李瑞环送别三位时，还不失时机地再给他们加一把油，打一通气。
1982年5月11日，引滦入津工程正式开工。
引滦入津工程是从潘家口水库引水，穿燕山山脉，使滦河水输入天津，全长234公里，包括隧洞、泵站、明渠、桥闸等工程113项。引水线路施工中最艰难的是要穿越我国地质年龄最古老的燕山山脉，在200多条断层中修建一个12394米长的引水隧洞，这是我国目前最长的一条水利隧洞，也是引滦入津的“卡脖子”工程，隧洞高6.25米、宽5.7米。
此处地壳多升降，造成了岩层扭曲、断裂、破碎，地质条件极差，对于工程来讲，它意味着塌方、滑坡、流沙、涌水……当时有句顺口溜这样形容这条引水隧洞：
地下水长流，
坍方没个头；
石如豆腐渣，
谁见谁发愁！
曾有一些地方工程队的负责人和工程师来勘察过现场，勘查过后都摇摇头走开了。
到这种时候，就只能由部队上了。铁道兵第八师和天津驻军198师担负其中7210米的施工任务。
他们从4省2市的200多个施工、训练点上，紧急调兵直奔河北省迁西县景忠山下。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在冰天雪地里完成了全部斜井开挖和主洞掘进的准备工作。
引滦工程是现代化的大型水利工程，工艺复杂，作业难度大，技术、质量要求高。施工中又有大批车辆和机械投入作业，对科学管理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先进的机械设备，只有人力小斗车，按照通常的开挖速度，这条长逾12公里的隧洞，如果从一头开挖要30年，从两头开挖要15年。
可是，干渴的天津，等不了那么久！
隆冬，本来正是施工队伍“猫冬”的季节，为早日打通隧洞，作为先遣部队的将士们，却挥锤舞钎向冻土坚石开战了。当时铁道兵战士的学历都不高，受过高等教育的景春阳得以拳脚大展。他请来一些专家办起了技术培训班，一些“老兵”像小学生一样，和新兵坐在一起，听专家讲着“新奥法”、“光面爆破”、“非电爆破”等新技术。
在引滦工程中，引水隧道开挖最大高度达7.2米，断面非常大，而且还要通过一个个的大断层。其中最大的断层长达200多米。岩石层面断裂，压力没有规律，水文情况也比较复杂，一炮下来就会塌方。
好几天过去了，隧洞竟没有向前推进一尺。李瑞环着急，赶到通往断层的9号支洞，抓过一顶安全帽戴在头上，要下去视察险情。景春阳拖住他：市长，你不能下去，下面太危险！
我不下去看怎么知道危险？李瑞环说着就向深深的斜井里走下去。景春阳和营长、连长、参谋们跟在他的身后。景春阳边汇报边密切注意石质，突然，他发现上方有小石头掉落，这是塌方的前兆，一把拉住李瑞环就往外走，刚走几米，后面“呼啦”一声果然塌方了，上千方的土石塌在了他们的后面，若迟走一步，后果真不敢想象。
李瑞环却开了个玩笑：老景呀，这下我们可就成了生死之交呀！没有这个断层，也体现不出工程的险峻和伟大，就像京剧《起解》，如果没有“三堂会审”一场就不精彩！
但铁道兵们笑不起来，他们连夜查找资料，寻觅征服疏松石质的途径。几个不眠之夜后，一个新的施工工艺酝酿成熟了。
为了早日打通隧洞，参战部队在主洞两侧开挖了15个支洞。王金汉是2号隧洞支洞长，为了早日打通隧道，大家轮流作业，唯一的取暖方式就是作业前喝点白酒。在施工最紧张的时候，他干脆在洞口搭了一个不足3平方米的小草棚，这个简易的草棚不遮风不挡雨，但不管日晒雨淋，王金汉就这小草棚子里住了5个多月。
工程开始那年的深冬，“燕山雪花大如席”，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即使这样，为了保证工程进度，施工也没有停止过一天。有一天，王金汉正在指挥平整场地的施工，突然间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山上滚落下来，众人反应不及，硬砸在王金汉的腰上，他跟着石头一起滚了下去，冲劲很大，越滚越快……幸好那天刚刚下完大雪，王金汉拣了一条命，却也被摔得吐血了，筋骨受到重创。被大家抬到团卫生队，他却要求卫生员简单处理一下伤口，随后又回到了施工现场继续指挥施工。
自打这次负伤后，王金汉开始经常疼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即使这样，他还是忍着伤痛在工地上又坚持了8个多月。直到后来师团领导听说此事，派人硬是把他从工地上拉下来，送到天津检查。医生惊讶地发现他的胸膈肌已经被砸穿了一个8厘米的口子，而且当时已经发生重大病变，如此严重的伤情，他竟然能在紧张、劳累的情况下，坚持8个多月，这让医生们非常震惊。他们立即为王金汉做了手术。
做手术后只躺了一个多月，还没等完全恢复，王金汉又回工地——真是金刚般的汉子！
那次受伤留给他一个终身的纪念，会经常作痛，尤其在阴天下雨的时候。然而让他最难忘的却还是另外一件事。转过年的冬天，又到了一年一度老兵退伍的时候，头一年由于部队接受了引滦施工的任务，很多已经服役期满的老兵没能按时复员，领导再三考虑，确定了一批已超期服役的老兵复员退伍。
然而，所有要复员的人都不走，说滦水不引到天津，工程不完就不走。后来组织下了死命令，逼着这些战士办了复员手续，欢送他们回家。有些人打好背包，明天就要上车走人了，晚上还要下洞，做最后一次贡献。很多战士最后走的时候，把领章、帽徽摘了，背着背包，就顺着每天上工的这条小路，顺着河沿走，走到平时干活的位置，还集体为付出过心血的洞口敬个礼，眼含着热泪，跟部队告别。
由于地质情况复杂，塌方和危险每天都伴随着战士们，但生死关头很少有人想到个人的安危。第66军某部教导员梁天宝回忆起当时的一件事，充满感慨：1982年年初，就从这个洞口，刚刚下去十几米，支洞口突然就塌方，打手电往里照着，看见有一个钢支架被压弯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当时17个战士，没有一个后退一步，准备需要装填的木料，我带着其他几个党员就往里塞，这边一边塞着木头，那边石头就呱呱地往下塌，砸在身上、砸伤了肩膀，好多战士都挂了花，哗哗地流着血，却仍然抓紧时间抢修。因为这个洞一旦要塌了，整个工程就全完了。
为了尽快打通隧道，为了解决天津的水危机，磕磕碰碰不算伤，发烧感冒不算病。风枪手们好像是抱着一挺重机枪一样，“突突”地干个不停；推斗车的人总是一路小跑，有时一天要在洞下奔跑120里。
休息方式也特殊，在洞下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的指挥员，用腰带把自己捆在钢支架上，两只脚站在水里，戴着安全帽脑袋歪着就睡。
为了打通这条12.4公里长的引水隧洞，19名解放军战士和两名农民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隔700米就有一名战士永远地倒下了。他们之中最大的34岁，最小的只有17岁。
唐喜良就是其中一个。他是铁道兵某部的一位副排长，带领11名战士在隧洞里施工。他生前的战友何明回忆说：当时发生了一次特大的塌方，把他们11个人全部都压在了这个碎石里面。当时唐喜良醒过来的时候，他的两条腿被一块巨石压在下面，等其他的同志醒过来后才把他们挖出来。他被挖出来以后，腿已经断了，只能还躺在旁边，这时塌方在继续，里面还埋着两个战士，有人喊赶快撤离。他说不行，我们的战友还没出来，就要继续抢救。虽然他的腿断了不能动，却指挥着其他人继续抢救埋在石头里的战友，没有工具，大伙都是用手在抠，两手的指甲全部都抠掉了。
直到战友们全部被救出来以后，唐喜良才同意被送往医院。两个月后，伤还没好，唐喜良又回到了工地。当时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他家里来信说，乡亲们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领导特意安排他回家定亲，他却说：再坚持干两天我再回去。
当时隧道设施很差劲，开装载机最危险，他就抢着开。却就在这时候隧洞里又发生大塌方，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在了唐喜良的头上……他带着未痊愈的伤口，怀揣着一张准备第二天返回家乡相亲的车票，竟永远地倒在了隧洞里。
除去牺牲的21人外，在隧洞开挖工程中，施工部队先后有3500多人主动推迟婚期、假期，2100多人探亲提前归队，6100多人带病带伤坚持施工，107人受伤致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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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滦入津的工程如此危险，那么工程质量能够保证吗？
在混凝土工程中，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癌症”——碱集料反应。这种反应是指具有活性的粗、细骨料，在潮湿的环境下会与水泥中的碱性成分或外界中的碱性物质产生化学反应，能够对构筑物造成无法修补的损毁。
据说加拿大魁北克省的140座大坝中就有30座因发生碱集料反应而引起损坏。在州河暗渠工程中，由于暗渠主体是常年输水的混凝土地下构筑物，为避免出现碱集料反应，工程使用的混凝土骨料全部是非活性材料。
引滦入津工程的采购部，为了寻找300万方碎石，和150万方沙子的非活性骨料料场，查阅了大量地质资料，跑遍了北京、河北以及蓟县的几十个料场，才找到了工程所需的物料。技术部门还向国内建材专家请教，推出了能使低碱材料保持稳定性的控制措施。这是我国继三峡大坝、小浪底工程之后使用的非活性材料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国内首次把非活性材料用于箱涵工程建设中。
另一个师是野战部队，搞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缺少技术力量，也缺乏组织经验，于是在师、团机关都办起了工程技术讲座，请地方专家、工程师任教，先后培养了各类技术骨干近7000名，其中经过考核领取技术证书的5158人，形成了一支自己的技术骨干队伍。
在开凿隧洞的施工中，该师先后推广了全断面掘进、光面爆破、锚杆支护、钢代木、喷射混凝土等16种先进技术和方法，加快了速度，提高了质量，保障了安全。广大指战员在掌握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大胆改革创新，先后革新技术86项。
同时，通过科学管理，保证了施工的安全。在4.5公里长的隧洞和5.5公里长的施工线上，每天有几十个作业队昼夜施工，9000多人进出隧洞，2000多部机械轮番作业，200多台车辆穿梭运行，每天要放100多炮，没有发生重大事故。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这支施工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坚持做到“组织指挥、政治工作、技术力量、器材保障、生活服务在第一线”。因此这个部队承担的引滦入津工程的建设速度是惊人的，从全线正式开工到建成通水，仅仅用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比国务院计划工期提前2年。各项工程质量均符合设计要求，合格率达100%，并为国家节约投资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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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28日晚上八点五十五分，强烈的爆破声震耳欲聋。岩石，化作大大小小的碎块四处迸射，黄烟卷着雾状的粉尘充溢隧洞。这是148万炮中的最后一炮，透过刺眼的黄烟，大家都看到前面朦胧间照进一缕亮光：
——“通了！”
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高喊起来，长龙般的主洞，如立体声的音道，发出强烈的共鸣，经久不息。位于景忠山下100米深处的10号洞发出的最后一声炮响，标志着这条全国最长的引水隧洞全线贯通！
他们用了1年零4个月，胜利将隧洞打通，创造了当时全国日掘进6.8米的最高纪录。
从进入施工现场，到通水前，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官兵都没有回过家。
至此，引滦入津工程大功告成：
共完成新建暗渠34.14公里。
全断面护砌和堤坡整治明渠64.2公里。
修建明渠巡视道路49公里，隔离网带95.26公里。
修建桥梁34座。
栽种乔、灌、花木616万余株、绿篱【绿草】6.7万余平方米，明渠全线绿化面积达449.4万平方米，明渠两侧形成了宽35米、长64.2公里蜿蜒的绿化带，配上坡顶笔直伸展的硬化路面，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实施了于桥水库水源地保护工程，累计修建谷坊坝351条，改造生态厕所3万余个，水库周边栽种杨柳绿化带9136亩。
建设村内道路及排水沟渠63.8公里，推平鱼池1.4万亩。
建成全国引供水工程第一网——引滦入津工程管理信息系统，集通讯、数据交换、远程监控、输水优化调度、水质数据分析和趋势预测、水库防汛减灾、工程管理决策支持、办公自动化、人力资源管理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实现了引滦全线的生产控制自动化、调度决策智能化、输水过程可视化、办公系统网络化、工程管理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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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9月5日8时，潘家口水库、大黑汀水库和引滦枢纽闸依次提闸放水，全长234公里的引滦入津工程正式向天津送水。
1983年9月11日，甘甜清澈的滦河水流进天津的千家万户，这一天天津人民结束了喝咸水的历史，随之便成为引滦入津工程通水的纪念日。
1983年8月19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给予参加引滦入津工程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部队表彰。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他们为民造福、为四化做贡献的崇高精神；学习他们勇挑重担，敢打硬仗的顽强作风；学习他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学习他们互相支援，团结协作的高尚风格。
1983年9月21日，天津市隆重召开引滦入津工程通水庆功大会，向施工部队的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奖旗和奖状，并在海河的三岔河口修建了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树立了子弟兵的大型雕塑，以示对挥师引滦，造福人民的人民解放军永志不忘。
历史和天津都不会忘记当年那些引滦工程的英雄们。我们相信，天津人也会把由这项工程孕育出的“引滦精神”永远发扬光大。
有了滦河水，津郊40万亩菜地浇灌不再成为问题，百万天津人民的菜篮子有了保证，小站稻在断产20年后又飘香四野。
有了滦河水，天津停止使用水源井600多眼，减少地下水开采，有效控制地面沉降，市区平均沉降量为1985年86毫米，1987年43毫米，1992年降到13毫米。引滦水源20项水质指标达标率100%，塘沽、咸水沽、杨柳青、张贵庄、大港等地近百万人结束了饮用咸水、高氟水的历史。
按照供水要求，引滦入津工程每年应向天津输送滦河水10亿立方米。20多年来已向天津输送滦河水200亿立方米，成了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至少给天津带来如下变化：
第一，为天津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天津市多次发生缺水危机，水成为制约天津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引滦入津工程的建成通水，为天津老百姓安居乐业、经济跨越式发展、社会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结束了天津中心城区和部分城镇居民喝苦咸水、高氟水的历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第三，为天津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近20多年来，天津经济实现了持续性的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增长，工业生产结构和产业布局不断优化，新兴的具有高科技水平的现代化产业，正逐步取代传统产业。
第四，改善了投资环境。可靠的水源保证，优惠的投资政策，宽松的投资环境，吸引着海内外众多投资者。
第五，改善和发展了城市供水事业。引滦入津工程建成通水后，使天津的城市供水系统不断完善，日供水能力提高到220万立方米。目前，城市供水面积由最初的284平方公里，增加到550平方公里。受益人口由最初的349万，增加到512万。
第六，缓解了城乡用水矛盾。引滦入津工程建成通水后，城市有了专门的供水系统，不再与农业争水，城乡用水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农业总产值由引滦入津前的不足10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81亿元；全市粮食总产量由引滦入津前的11亿公斤，增加到2002年的13.8亿公斤。
第七，净化美化了城市生态环境。引滦入津工程通水20多年来，累计提供城市环境用水9亿立方米。改善了园林绿地灌溉条件，城市绿化覆盖率由引滦入津前的8％，提高到2002年的27.3％。
第八，有效控制了地面沉降。引滦入津工程的建成，使地下水采用量大大减少，有效控制了地面沉降，市区年平均沉降量已经由1985年的86毫米，减缓到2002年的17毫米。
引滦入津不仅送来了淡水，还提倡了一种精神：全国一盘棋，一方有困难，八方支援，雷厉风行，团结协作，为民造福。当时被称为“引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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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又能想得到，随着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北方雨量减少，累年干旱。连“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都断流了，何况区区一条滦河。
当年在“引滦入津”的同时，还另开了一条渠向唐山供水。仅是一条滦河毕竟水量有限，而且流量逐年减少。就在举国欢庆进入新世纪的那一年，天公大旱，滦河无水，天津的水缸——潘家口水库，只剩下一个库底儿，专业用语叫“死库容”，无法再放出水来……
那真是一种绝境！
国务院紧急决定，调黄河水北上，以解急难。
于是便启动了京密引水、引黄济津、引青【龙河】济秦【皇岛】、引黄济冀等多个跨地区或跨流域的调水工程。
然而黄河的水量，只相当于40年前的10％。以前那种“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景象已经很难再现了。自l960年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就造成黄河下游的花园口断流25天，利津则断流141天。更为严重的是，自1972年至l996年的24年间，黄河竟有19年出现断流现象。而且断流的频数、历时和河长均不断增加，为历史所罕见。
以山东利津水文断面为例，20世纪70年代断流最长年历时为21天；80年代为36天；进入90年代，年内断流历时急剧增长，1992年、l993年、l994年断流历时分别高达82天、61天、75天、121天【河口地区l995年断流153天】。
断流距离最长时可达662公里。
黄河下游的百姓不仅失去了黄河地表水，而且地下水位也在下降，引起井泉干枯，机井报废，大片干旱之地无水浇灌，人与畜饮水严重短缺。山东滨洲市出现了空前的水荒，工业因供水不足一度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一些大企业靠临时打深井维持生产。居民生活用水压缩了一半以上，每天在公用水龙头前排长队等水……
这种状况又比天津强得了多少？
万一赶上黄河也无水可调，或不能及时调来，天津做了最坏的打算：
所有企业一律停工。每个家庭发给两只同一型号的水桶，每户人家每天只供应两桶维持生命的水。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没有水就断绝了生命之源，会陷入瘫痪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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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干旱并不是自“根治海河”后才有的，旱魃祸殃华夏既久远又频繁，自有甲骨文之后，便有特大旱灾的记载。在这里不妨摘录几条历史上最著名的旱灾：
夏桀执政时期，“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殷纣王时期，“峣山崩，三川【洛河、黄河、伊河】涸”。西周幽王时期，“岐山崩，三川【经河、洛河、渭河】竭。”东周末代赧王晚期，“河、洛、江、汉皆可涉”。
汉代后，记载灾害的史籍逐渐增多。王莽地皇三年，“天下大旱，关东饥，人相食，蝗飞蔽天，流民入关数十万人。”东汉灵帝兴平元年，黄河中下游“旱蝗亡谷，百姓相食”。
西晋怀帝永嘉三年至五年“五月大旱，河、洛、江、汉皆可涉。”“关西饥道，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无一二”。
东晋和十六国时期，“天下大饥，人相食”的记载出现6次。“民饥死者十之七八”。
唐朝大旱20次，特大旱灾5次。永淳元年，陕西“连年旱，是年关中及山南州二十大饥，京师人相食，死者枕藉于路。”五年后，“是岁大旱，全国大饥，人相食，山东、陕西尤甚”。贞元元年，黄河中下游大旱，“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东部、河南、河北死者相枕”。
金朝期间，北方有15年大旱，特大干旱4次。金天会七年，黄河中下游特大旱，“径、渭、沮皆竭，山东大饥，人相食”。正大4年，豫、冀、鲁、晋大旱，“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食】之，又罄，则人相食”。
明朝旱灾频繁，大旱73年，平均4年一次，特大旱灾9次。从成化年间到万历年间的134年间，华北、西北地区9次出现大面积的“道殣相望，尸骸枕藉，白骨满路，饥民相食，人烟几绝”的惨重旱灾。崇祯年间更是多灾多难，华北、西北多次出现“河竭湖涸，飞蝗蔽日，民多饿死，十亡八九”的惨景，甚至出现了“父子夫妇相割啖”、“公鬻人肉”等惨不忍睹的现象。
清朝大旱有27年，约十年一遇，其中特大干旱有十次。华北有十次旱灾出现“人相食”的惨况。顺治二年至五年，“全蜀大饥，人相食，畜无遗种，百里无烟，虎豹入城”。
光绪二年至四年，华北再遇特大干旱，众多河流断流，湖泊干涸，树枯木焦，赤地千里，人多饿死，乃至人相食。山西灵石尤甚，有人相食者四千户，约四万余口。初始，仅食死尸，继而杀人充饥，甚至夫食其妻，父母食子，惨况为百年来未有之奇。
1878年，黄河中下游因旱灾饥饿致死者达1300多万人，山西蒲城饥死者达2／3，许多村庄人丁死绝。
民国的38年间，共发生六年大旱灾，特大干旱3次。
1920年，华北五省因旱灾饿死50多万人，青海省也饿死8万多人。1924至1925年，四川因旱灾死亡70余万人。1945至1946年，湖南连续大旱，饥民死者甚众，零陵县竟发生割食死尸充饥的惨景。
面对旱魃的残暴肆虐，华夏儿女并未束手待毙。他们从臆造神仙来寄托征服自然的期冀，到依靠科学和实干来增强改造自然的能力，一刻也没放弃抗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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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旱灾自然就有抗旱，史籍记载先人抗旱的办法也多种多样。
造神抗旱——据《淮南子·本经篇》载：“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所谓“十日并出”，实为骄阳似火，酷热难当，天下大旱。百姓无力回天，便臆造一位超自然的大神——羿。
“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鸟皆死，堕其羽翼。”从此，旱情缓解，黎民安生。
祈雨抗旱——这类的故事多了。正如《诗经》唱的：“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有瀹萋萋，兴雨沂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最悲壮的是《淮南子》里的记载：汤王时，大旱七年。江涸河竭，沙砾流火，民众堪苦，求雨数年不成。史官卜后曰：“以人祭天，方能降雨。”汤王曰：“为民求雨，我自为先。”并力排众劝，执意自焚。祭天求雨时，汤王披散头发，身捆引火的白茅，登上柴堆。
巫师唱经狂舞之后，点燃柴堆。烟火冲天，汤王汗流如雨，咳嗽不已。眼看所系白茅将燃，不料顿起狂风，乌云飞至，电闪雷鸣，暴雨大作。薪火灭，汤王喜，民欢呼。
当然古人也不是只靠求助神灵、巫师，也会用自己的行动抗旱。例如开沟引水，发明了桔槔、辘轳之类的工具提水灌溉，之后又发明了水车、高转筒车、水利筒车，东汉时发展为水排。水排是机械工程史上的重大发明，约早于欧洲1000多年。
进入春秋战国后，随着筑坝修库和跨小流域渠道工程的出现，中国抗旱方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谷地建成了许多灌区，也涌现了孙叔敖、西门豹、李冰父子、郑国等一大批水利名人。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兴水抗旱工作。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就到黄河考察水利。考察时他说：“洪灾也好，旱灾也罢，根治的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搞好水利建设。我早就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水利建设抓好了，我们就有资本和老天爷斗！”
当时的媒体还形容他在讲这番话时，右手握成拳头，有力地在头顶上举了举。
20世纪50年代为解决首都缺水之难、为给兴水抗旱大军鼓劲，毛泽东亲赴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到官厅水库、密云水库视察，并欣然为这些水库题辞祝贺。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对付旱魔的手段就更是多种多样，甚至到了“改天动地”、“出神入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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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曾熟读过《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书，长时间以来便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对毛泽东讲过的一些重要话都会有些印象，即便现在记不住了，大体也不会感到陌生。近读《林一山回忆录》，才知毛泽东还说过许多我闻所未闻、现在听来依旧很新鲜并对中国的发展还在发挥着重大影响的话。
1952年10月30日，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出京巡视，先来到黄河边，由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陪同，视察黄河水利工作。
王化云在谈到治黄规划设想时说：“将来黄河水不够用，需要从长江流域引水入黄河。我们的勘测队实际测量了长江的水量、地形情况，准备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济西北、华北水源不足。”
“好！这个主意好！”毛泽东觉得这个想法颇有见地，补充道，“你们的雄心不小啊！通天河那个地方猪八戒去过，它掉进去了。”
但沉了一会儿，毛泽东认真起来：“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来是可以的。”
——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
转过年来，毛泽东在去南方巡视的专列上，又询问王化云：“通天河引水问题怎么样了？”
王化云：“根据查勘的结果看，引水100亿立方米是可能的。不过，需要打100公里山洞，还要同时在通天河上建筑一座高坝，水就可以从通天河经过色吾曲、卡日曲进入黄河。”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多大工程量？得多少年完成？”
王化云：“约需10万人，加上机械化，10年可以完成。”
毛泽东不满足地说：“引100亿太少了，能从长江引1000亿立方米水就好了，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王化云知道，通天河的水不足100个流量，单从通天河引水是不够的。毛泽东提出从长江引1000亿立方米水是从整个流域考虑的。
1953年2月9日，毛泽东由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陪同视察长江，对被周恩来尊为“长江王”的林一山打趣道：
“你能不能找一个人替我当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
第二天，毛泽东乘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由武汉直下南京。航行途中依然用询问的口吻对林一山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林一山猛然愣住了，不知如何作答。
毛泽东继续追问：“这个事你想过没有？”
“想倒是想过，那是当我思考全国农村水利化等问题的时候，一并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研究过没有？”
“没有研究过。”
“为什么？”
“没有这个任务。”
毛泽东的头一段话在半个世纪后成为现实：“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第二段话启动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中国的“南水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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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毛泽东在长江舰上摊开地图，拿起一枝红铅笔，笔尖悬着在地图上移动，顺着西北高原、腊子口，指向白龙江，随即问林一山：“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摇摇头：“不行。”
“为什么？”
“白龙江发源于秦岭，向东南流向四川盆地，越往下游水量越大，但是，地势越低就越难穿过秦岭把水引向北方。如果越接近河源，工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水量却越小，因而引水价值不大。
毛泽东点点头，把铅笔指向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这里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林一山用白龙江不能引水的同样道理做了说明。
毛泽东手上的铅笔又指到了汉江上：“引汉水行不行？”
“有可能。”
毛泽东眼睛一亮，盯着林一山：“为什么？”
“汉江上游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叫汉江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边听边用铅笔从汉江上游到中游画了许多杠杠，每画一道道杠他都要问：“这里行不行？”
林一山说：“这里都有可能性，但要研究哪个方案最好。”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手中的笔沿着三千里汉江的蓝色曲线迅速移动，顺着汉中盆地、武当山区，指向均县【现在丹江口水利枢纽所在地】突然下笔画了个圆圈；“这个地方行不行？这些地方怎么样？”
“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关键是要在这些地区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地点……”林一山忽然指着地图上一点说，“这里可能性最大，也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这是为什么？”
“汉江再往下，流向就转向南北，河谷变宽，没有高山，缺少建高坝的条件，所以不具备向北引水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做了一个果断的手势：“你立即组织察勘，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
“好！”林一山回单位后，马上组织人马进行南水北调的勘察和研究，一有成果，他就给毛泽东写信。
在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当中央批准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
毛泽东的意图，很快就在同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中得到体现：“全国范围的较长远的水利规划，首先是以南水【主要是长江水】北调为主要目的，即将江、淮、河、汉、海河各流域联为统一的水利系统规划……应加速制定。”
——这是“南水北调”第一次见于中央文件。
党中央的决定在全国引起积极的反响。中国科学院和水利电力部共同组成了南水北调研究组，各大流域机构和长江以北的14个省【市】的水利部门，以及许多科研、勘测设计单位参加了大协作。引水方案的研究范围，从中下游扩展到上游，乃至西部的澜沧江、怒江流域，提出了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分别引水，补济我国西北、华北缺水的总格局。
“文革”期间，南水北调的工作停顿下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北方严重缺水的现实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心壮志，使得南水北调工作又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
1991年4月，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决定，“八五”期间要开工建设南水北调工程。华北各省市立即做出积极反响，层层建立了南水北调领导小组或指挥部，豫、冀两省省长亲自挂帅，他们迫切希望南水北调工程尽早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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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目前就是指长江。
“北调”——面积可就大了，黄淮平原、华北平原、北京、天津。正可谓“滚滚东逝水，滔滔往北折！”
中国有七大水系，当下有三大水系却成了最缺水的地区，即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真是“沧海桑田”！
黄河和淮河两个水系暂不说，单讲海河水系，为什么竟会名存实亡、成了无水之系呢？
行文至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水资源分布情况。
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只相当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平衡，主要大江大河都在南方，水质也优于北方地区。
我国的水资源不仅自然分布不均，而且与生产力布局不相适应。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河川径流量占全国的83％，耕地面积却只占全国38%。
其中长江流域年径流量为9513亿立方米，占全国的35％，耕地面积却只占全国的25％，人均和亩均水量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属丰水区。
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年径流量占全国的17％，耕地面积却占到全国的62％，其中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流域和胶东地区的河川径流量为1573亿立方米，只占全国的6％，耕地面积却占全国的40％，人均和亩均水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属缺水区，尤以海河流域更为突出，年径流量只有264亿立方米，不足全国的1％，而人口和耕地却分别占全国10％和12％，缺水十分严重。长江流域与海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的人均水量是海河流域的近10倍，亩均水量为17倍。
就是这样，在中国水资源分布图上，写着这样两个不等式：
第一，占全国径流量80%以上的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河流，水量充沛，仅长江每年就约有超过8000亿立方米水量白白流入大海；
第二，人口、粮食产量、GDP均占全国总量的1/3的黄淮海流域，水资源量只有全国总量的7.2%。
南方为洪涝所累，北方为干旱所苦。世界银行于1998年统计了153个国家的水资源情况，中国的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
而天津的用水量又只占全国平均用水量的14％。
北京也只占到16％。
但缺水的又岂止是北京、天津，在中国的660座城市中，超过400座水资源不足，其中100座城市严重缺水。就是这样，中国要用仅占世界7％的淡水，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而且还要繁荣强盛。
很显然，水资源的缺乏已成为我国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难怪前水利部长汪恕诚曾大声疾呼：“要么为每一滴水而战，要么灭亡。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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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难免要问，数千年来虽然有涝有旱，但都没有缺水缺到这个地步？今天中国是怎么啦？
简而言之，除天公不作美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变化不大，但用水量却迅速增长。中国人口已由解放初期的“四万万同胞”，增加了3倍多，号称13亿人口。13亿人是天天要喝水、用水，水怎么可能不紧张？
1949年，我国的城市不到200个，现已发展到600多座，也增长了3倍！每座城市都是用水大户，600多个大户一起用水，水又怎么能不紧张？
还有，我国工业飞速发展，用水量猛增。据统计，我国炼一吨钢需用水20至40吨，造一吨纸需用水200至500吨，生产一吨氮肥要用水500至600吨，提出一吨人造纤维要用水1200至1700吨。由于我国设备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与经济发达国家比，单位工业产品的耗水量一般要高出5至10倍。
20世纪80年代，我国工业和生活用水为570亿立方米，到2000年以后达到了1200多亿立方米。增幅如此巨大，水怎能不紧张？
农业更是用水第一大户，我国农业灌溉面积比1949年增长了2倍多，致使我国用水量80％以上用于农业灌溉，年用水量4000亿立方米。因灌溉方式落后，水的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3左右。本已严重缺水，加上浪费严重，水怎能不紧张？
工农业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滚滚不尽的财富，也加重了对大自然的污染。据专家统计，全国有监测的1200多条河流中，已有850条受到污染，受污染的水体约3000亿立方米，一些被严重污染的水体已不能用以灌溉。本已严重缺水，又如此不珍爱水，水怎能不紧张？
据专家们预测，全球气候将进一步变暖，我国北方的干旱还将加重。中科院院士叶笃正为首的近百位科学家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提出：未来30年内，我国华北气温将继续增高，水资源将进一步短缺，生存环境将向不利方向发展。
故而可以说，“南水北调”——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从哪调，调多少，怎么调……吸纳了来自生态环保、经济、地质、农业、物价、建设、文物保护等各个部门数千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召开了100多次研讨会，有5部委【局】，9省【直辖市】，24个不同领域的规划设计及科研单位参与，有6000人次的知名专家和110多人次的院士献计献策，产生了百余种比选方案，甚至争论一直与规划相伴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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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水，中国古已有之。早在2400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而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
2200年前修建的都江堰引水工程，灌溉成都平原，成就了四川“天府之国”的美誉。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有着悠久水文化传统的民族正创造着一个个新的调水神话……
孙中山早在《建国方略》中的“水力之发展”篇里，就大胆地提出了开发长江三峡的宏伟构想，开启了中国人南水北调的梦想。
从引滦入津到南水北调，见证了中国调水工程的技术创新能力正在实现质的跨越。
河川径流是人类最早利用的水资源，也是上、中、下游地区重新分配水资源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仅凭流域内调水已难以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的用水需求，迫切需要跨流域调水。
于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跨流域调水规划便应运而生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已建、在建和拟建的大规模、长距离、跨流域调水工程已达160多项，分布在24个国家。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没有水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存在。
我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8124亿立方米，其中河川径流量为27115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排在巴西、前苏联、加拿大、美国和印尼之后。
幸好，中国还有长江，为世界第三大河，每年入海的流量达到1万亿立方米，横贯南半个中国，中下游正好与最缺水的华北平原相邻。
也正因为有长江，这就使“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成为可能。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国家组织了阵容强大专家队伍，吸纳了来自生态环保、经济、地质、农业、物价、建设、文物保护等各个部门数千专家学者的意见，反反复复地论证了近50年。
2000年，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南水北调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三先三后”原则，即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
2002年10月，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后到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当主任的张基尧，就国务院审查意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作了汇报。当年12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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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10日，国务院批准了专家组的方案，举世瞩目的中国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启动。
从那一天开始，除东北以外，中国的水系将重新规划，由江河单一地自西向东、南湿北旱，变为相对均衡的“四横三纵”，呈网状水系。
“四横”——是珠江、长江、淮河、黄河。
“三纵”——就是从长江调水北上的三条主动脉，分西、中、东三条线。
西线——从长江上游的通天河取水引入黄河，解决涉及青、甘、宁、内蒙古、陕西、晋等6省【自治区】黄河上中游地区，和渭河关中平原的缺水问题，以及华北部分地区的干旱。但黄河上游和长江上游相隔巴颜喀拉山，河床高于长江80—450米，若让江水入河，需修建至少200米高的拦水大坝，开挖长达100公里以上的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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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从位于长江中游的丹江口水库引水，供应京、津、冀、豫四省市。丹江口有“小太平洋”之称，水质优良，正常蓄水高170米，总库容为290亿立方米，每年可平均调水120亿至140亿立方米，枯水年也可保证调出62亿立方米。
要调水则还要使丹江口水库增大容量，抬高水位，必须让旧坝“长高”、“增肥”，保证新老混凝土连接、联合受力，以便一库清水一路自流北上。要使渠道经过数百公里膨胀土【岩】地段，必须制伏其遇水膨胀，失水收缩的无常特性，始终保持健全“体形”和良好“身段”。
像这种国内外尚无类似工程实践经验的技术难题，在南水北调施工中数以百千计。
这样一来丹江口的地势就变得极为有利，其海拔高于天安门100米，高于天津150米，居高临下，水一出闸便自流到京津。沿太行山东侧山脚，没有污染，易于保护水质，源源不断地浸润中原心腹之地。这条输水线的设计，堪称神来之笔，以它为主才形成了“四横三纵”的黄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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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从长江下游引水，水源丰沛，有现成的湖泊、河流与水利设施可资利用，江水一越过黄河，便注入早已干涸多年的南运河，顺顺畅畅地向山东、河北和天津供水。我对东线最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江过河”。黄河的地势高于引水口37米，如何让长江水跨过黄河北上呢？可供选择的无非是两个办法：“上天”和“入地”。
前者是把江水打上天，从上面翻过黄河。这也不是办不到，上个世纪美国断断续续也用了近50年时间搞了个“北水南调”，从北部奥维罗尔湖南端引水，翻越海拔很高的蒂哈查皮山，先要把水抽上山，送入8.5英里长的隧洞。抽水机一次性抽水高度达到了1926英尺，美国人当时创造了世界第一。
后者则是从地下穿过黄河。中国水利专家最终就采取了这种“入地”的办法让长江过黄河，在黄河底下70米深处，打了一条直径10米、长8公里的隧洞，使长江水在地下静悄悄地穿过黄河。这样做更易于保护水质，同时也是向孕育了中华文明的黄河表达敬意。倘若从黄河上空跨过，工程过于张扬，且不雅观。
穿黄工程，要从黄河底下复杂的地层中开凿数千米的隧洞，承载内外水压，克服以往盾构施工尚未遇到的顽石、枯树等，并保证隧洞不漏水；北京段PCCP管道工程是国内首次大规模使用直径4米、双排、埋深高达20米的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的项目，在国际上也绝无仅有，加之工程沿线地形复杂，从生产、运输到安装，攻克多个技术难关，管道制作就获得两项国际专利……
东线还有一个特点让我感动，那就是“江救河”。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中段，古称“御河”。上个世纪的50年代，还是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白帆昼夜往来不绝，两岸是茂密的森林。“大跃进”砍光了两岸的树，“根治海河”后运河断水，渐渐变成一条死河。到9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拍摄《话说运河》的时候，邀我撰写河北段的解说词，我随摄制组沿着古运河走下去，发现有的地方在运河河道里种了庄稼，还有的地段在运河里放羊，更有甚者将运河的河床改成一条道，在运河里跑拖拉机……这次长江水北上，无疑是救活了古运河。我渴望着再看到明人李东阳描述的情景：“漕卒啸风前后应，篙师乘月往来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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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国内的调水项目如引滦入津等，绝大多是单一目标，有的以农业灌溉为目标，有的以生活用水为目标。但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是多目标的，不仅是水资源配置工程，更是一个造福人民的综合性生态工程。工程实施后，将极大地提高受水区水资源与水环境承载的能力，向沿线城市供水，同时把城市侵占的一部分农业用水和生态用水偿还给农业和生态。在某种意义上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
同时，还涉及社会层面的征地移民、水污染治理、生态环境及文物保护等。这些都是科学发展观在南水北调领域的生动实践。东线治污线路要经过山东南四湖，由于周边水质差，国内专家把南四湖的治理称为“世界第一难”。
当初曾有人建议，干脆就是修个渠道绕过去，不从湖里走。绕过去能解决南水北调本身的问题，但不能解决全国水污染治理的问题。南水北调就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解决治污，如果我们都解决不了，大家何来信心？东线为满足调水水质要求，安排治污项目426项，投入140亿元，通过坚持“治、用、保”并举，综合治理流域污染，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张基尧笑称自己有了底气和信心。
调水与治污，正是对综合国力的检验。南水北调工程在规划阶段的投资额近5000亿元，国家批复的可研阶段东、中线一期工程的投资达2546亿元。如果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或者十年前，我国经济和技术实力难以支撑这么浩大的工程。但现在可以说，全世界水利工程的科技前沿都在中国。国外同行都羡慕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羡慕南水北调等水利工程推动了世界水利科技的进步，而中国的科学家更是受益其中。
——南水北调东中线渠道，它们就像两串美丽的项链，串联起沿线连绵分布如同珍珠般的数百工程建筑物，构建成一个巨大水网，在广阔的神州大地上铺展开来——渠道蜿蜒而驰，水闸栉比鳞次，桥梁凌空飞架，低压暗涵隐身前行……而支撑这一切的都是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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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全世界40多个国家有400多项调水工程，南水北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远距离、跨流域、跨省市调水工程。
综观国内外调水工程，真正跨流域调水的很少。南水北调横跨四大流域，不仅仅是解决水资源补给的问题，而且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水资源优化配置。
除此之外，南水北调东、中线加起来长度近3000公里，长距离调水工程受气候的变化影响很大，工程建设和运行的要求非常高。
南水北调三条线共调水448亿立方米，相当于一条黄河的水量。
仅中线跨渠桥梁就有1800多座，跨越公路、铁路、油气管道一共几千处。除了规模不同，南水北调的工程目标、涉及领域和技术管理都面临巨大挑战。
还一个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不能不给出答案，如此大规模地分东、西、中三条输水干线调用长江水，长江吃得消吗？对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国务院集各门类的专家、精英，之所以反复论证了50年，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三条线加在一起的总调水量，只相当正常年份长江自然流量的7％，对长江本身影响甚微。
“四横三纵”的水脉布成之后，对中国的自然环境会有很大影响，但不是负面的，而是积极的。有水才有灵气，有水才有生机，对一个城市、一个省是如此，对整个国家也是如此。南水北调功成之日，长江之水便开始滋润中国南北，赶上丰水的年份，还可以将黄河的水也调过来一部分，增加城市和工业用水，将挤占的农业用水置换出来，遏制地下水的过度开采。那将大有利于环境，希望能逐渐恢复以前中国大陆的最佳自然状态。
那是怎样一番情趣呢？
野旷天低，清水悠悠；彩霞映日，水光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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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既是救急、救命的工程，又是人类水利史上功在千秋的壮举。
建成后，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直接受益人群将达到两至三亿人。
长江因此也将进入她最辉煌的时期，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的命运，并以其雄浑大势给生命注入力量。
长江，是中国的骄傲！
【蒋子龙：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