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见明
古人用于启蒙教育的一本叫做《增广贤文》的书里，有一句话说“易涨易退山溪水”，看来只有亲身体验过山中水的山里人才有如此的感受。尤其是南方的山地，因植被相对丰厚，雨量比平原一般要多三至五成，眼看着晴空万里，一阵山风掠过，顿时山峦峡谷便乌云密布，云至雨来，那雨就如同一块巨大的帘子，由山风那无形的巨掌拉着，在山川里狂飙乱舞。雨水顺着无数条沟壑，汇集到最低的峡谷里，刚才还唱着欢快的小曲的小小溪流，瞬间便会变得粗暴凶猛，来自各个峰峦的水流，挟带着枯枝败叶，像一头发怒的困兽，一路横冲直撞，自山中直冲而下，又一路收容着各个山头的恶浪，这支势力越发汹涌的队伍，奔驰到山势平缓处，已是浊浪滔滔了。
如果不是山里人，谁也不会相信这些温驯的小溪，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翻脸，集结这么多洪水。但退水也快，待雨停了，风住了，万马奔腾向远方，一俟安静下来，小溪顷刻间又变成了涓涓细流。像一个爱哭的女子，刚才还涕泗横流要死要活，只要听到一句好笑的，马上会破涕为笑。
这是千万年来频频出现在山里人面前的景观，于是被古人准确地描述为“易涨易退山溪水”。
这绝不是司空见惯的日常表演，不是山民们坐在自家屋里或岩头下躲雨观看的风景。哪怕是一个在山里活出一百岁的老人，也无法估量某一场雨能酿成怎样的灾难。这些肆虐的山水，会直接撕裂溪谷两岸的田土，将庄稼卷进枯叶朽木中一并送到远方。山水还会造成山体松软，形成大大小小的山体滑坡。没有哪一场暴雨不吞食山田土地、房屋乃至人和牲口的。每逢山雨骤至，便是山民们提心吊胆之时。山地里可以称得上“山洪”的大雨，一年中少也要发五六次或者上十次。
平川里的大河边，应运而生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职业，叫做打捞“大水渣”。这些被称作“大水渣”的东西，便是被“山洪”冲刷而来的房梁、楼板、床铺、柜子、活羊、死猪、死人……每一场大雨降临，必有远处某一个山冲里的山民会不幸遭到洪水的袭击。谁也无法预料哪一条山沟、哪一处山坡会发大水，会发生泥石流。那些捞“大水渣”的，都是自小在河边长大会水性的，他们都是征服风浪的高手，他们有能力将在翻滚咆哮的浊浪中的有用之物捞上来，变成自己的战利品。照说也是应该把这些东西还给那些落难的山里人的，但这不现实，这些东西也许来自三五十里亦或百把里，无法找到主子，有的山里人一辈子没有下过山，除了自认倒霉，不会有人想到那些东西还会存在。
一旦发现了死人，任何一个捞“大水渣”的，都会尽力将其捞上来，好好地给安葬了，并留下石碑、木匾之类的无名印记，日后好让死者的后人来寻找。万一没有人来找了，每年清明节，人们会给亡者烧一份纸钱，不可让那遭难之人在阴间太苦了。
谁也无法制止风雨的来临，谁也制止不了此类传统灾难的的发生。有什么办法来拖延那些洪水的形成，刹刹那恶龙的气势，给人们以防范的余地？人们盼望了千年百代。
山里人怕水甚至恨水，却又盼水爱水。
大水骤然而至溪河爆满浊浪滔天时，令人们恐惧。
待云开雾散风和日丽，山溪又变得轻盈清幽时，人们又无比婉惜地希望她们不要走得这么快，这么彻底。因为人们需要水的时候，毕竟远远大于怕水的时候。
像所有人和庄稼一样，山区的人和庄稼同样离不开水。因地貌的关系，山区人对于水的依赖更甚。当千山万壑中的水经无数大小溪流送到远处的平原时，已经是滔滔江河，江河以其蕴蓄之丰，就是百年未遇的大旱，也不能使她们形容枯萎，她依旧能滋润大地。就是常常断流的黄河，人们还可以通过打井，从她宽阔的河床下找到水。
山区不一样，大水刚刚走过，干旱随后就到。山里人赖以生存的田土，大多依山就势，艰难地镶嵌在岩头坡边，有的田土索性根据其小，直接命名为“簑衣丘”或“斗笠丘”。一块斗笠大的地方，也要被山里人充分利用，也会被人尊称为一丘田，可见山里人寻吃的艰难，很难看到几块在同一水平面上的田土。过去我们山里拥有了几亩连在一块的田地的人家，那便是令人羡慕的富人了，建国后大都被划成了“地主”成份。
为了使这些遍布于山山岭岭之间的田土得到适时的翻耕，山里人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的，那便是用背篓把刚生下来的牛背到山上去喂养，待长大了，好翻耕那些小小的田地。因那山路陡险，长大了的牛是无法爬上去的。可怜那些被背上山去的牛，从此再也不能下山来看看它们的亲朋和出生地。
在漫长的典型的农耕社会里，这些簑衣丘和斗笠丘，只能是“望天收”，老天多下一点雨，就可多收得三五斗。年景不好，就只能眼巴巴地坐以待毙。这些可怜的田地，永远也享受不到江河和溪流的饱足的浇灌。
自古“水往低处流”，在我的长辈们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自然法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便心安理得自认命苦，只要你还生活在山里，溪水就流不到你的地里。因水难上山，山又留不住水，山里很难种上水稻，山里人多以旱土作物果腹。山里最能耐旱的庄稼是红薯，其次是玉米和高粱。小时候，我们最向往的幸福生活是吃上一顿纯粹的白米饭。盼望这么一顿白米饭，往往要等待一年，只有在大年三十的团年饭桌上，我们才能闻到纯粹的白米饭的香味。在山里人的经验和见识中，觉得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香味。
我们的祖先永远铭记着一个叫做谢仲塬的广东人。乾隆五十年，谢氏在我老家平江当知县，其时正逢平江县普遭大旱，山下的河流几乎断流，山上的塝土更是干得冒烟。春种作物，大都夭折。眼见得手下臣民颗粒无收，这可是天大的事情。谢知县忙从老家引进一种叫做“安南薯”的红薯，令百姓广为栽植。此薯无需播种，摘其藤蔓尺余，插入土中，即可成活，无论山坡洼地，不分土瘦泥肥，此物见泥即可生根，可耐旱，可经风雨，几个月后便可长出拳头大小的红薯来。一蔸少则几斤，多则几十斤，生食此物，无需烹煮，也可将人畜养活。
这一年，平江人无奈之际，半信半疑跟着谢知县栽红薯苗子。这苗子果然不怕干旱，慢慢就见爬满了山坡。十月间薯熟，掘开泥垄，竟是果实累累，尝来肉质细嫩，甜润爽口，浆汁丰腴。平江人依赖此物，度过了一个大灾之年。
从此平江山地，甚至整个南方的山地，都是从广东移种此物，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山民的主粮。
平江称此物作“茴”。全中国种植此物的地方，没有第二个地方把它称作“茴”的。有史学家曾用心来研究这个称呼的来由，至今终无所获。
两百多年来，谢知县给平江人民带来的大恩大德，罄竹难书，便建寺以做铭记，人称他为“茴老爷”。“茴老爷”的声名，在我们祖先的心目中，比当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声名，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茴”是平江人至南方山地人的主粮，大米成了杂粮。那时候国家干部、人民教师之所以令人羡慕，是他们每个月可以凭粮证到粮站籴到27斤大米。尽管这样，这27斤大米里不掺茴，也还是吃不到月底。何况绝大多数干部出身农村，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围着这27斤大米吃，要是不掺茴，几天就消灭掉了。
茴一身都是宝，从头到脚都能做得用。茴可以熬糖，那时候没有几户人家能买得起白砂糖的，就熬茴糖自用；茴和茴蔸子可以蒸酒，许多人家靠蒸茴酒待客；茴藤叶子炒出来是最好的绿色食品，时至今日都是席上珍品；茴藤长到两丈左右长时，就是茴熟的季节，茴藤是要割下来做用场的，这是最好的猪饲料，将茴藤扎成把，挂在梁上风干，这是农家无一例外的风景。关于茴的好处，平江有民谚赞美它：
茴丝茴拌饭，
茴粉煎鸭蛋，
茴叶子炒辣椒，
茴藤把猪嚼，
茴蔸子蒸得酒，
吃茴活得久。
因为没有白米饭吃，那时候山里人非常自卑，有白米饭吃的人看不起没饭吃的人，挖苦山里人连放屁都是茴臭味，口里的气味也是茴臭味。山外体面的姑娘是不会嫁到山里去的，怕吃茴，也怕夫君口里的茴臭味。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漫长岁月里，靠山吃山的山里人，已经很难享受绿色给他们提供的财富了。
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尚只有四万万同胞，而在短短的二十年间，中国人口就猛增到十多亿，其中有八九亿农村人口。这么一个庞大的祖祖辈辈流传下来吃着熟食的群体，有一半以上还不知电和煤是什么东西，全部靠上山砍柴来煮饭、取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出生在湘北革命老区平江县一个小山冲里。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三省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就设在平江县的深山老林里。这里的崇山峻岭和茂密的森林，成为了天然屏障，掩护着一批又一批革命战士。据我的长辈们讲，我家的房前屋后，是成片成片的几个人都抱不尽的参天大树，依赖着这些林木，我们这个小山冲，亦曾作过杰出的贡献，很好地保护过共产党的游击队。因林丰水盛，我的老家还常有虎豹出没。在我出生后不久，村里的民兵全体出动，去围猎过一只游历至此的老虎。但在我懂事后的印象中，长辈们动情的描述，在我听来如天方夜谭，我既看不到参天古树，也看不到奇花异草。
和所有的乡间孩子一样，我才十二三岁，我那尚显稚嫩的肩膀便能够挑得动几十斤东西了，一旦这个肩膀能派上用场了，我便和与我差不多的同龄人一样，使用肩膀最多的同一件事情就是上山砍柴！用大人们的话说，砍柴就叫做“养灶”。大人们都要出集体工，这“养灶”的活便交给妇女和我们这些孩子了。
在那个约定俗成的时候，在我屋后的进山路上，便响起了砍柴刀敲着扦担的声音，那是在纠集队伍上山砍柴的信号。喜欢群居的乡邻，也喜欢群体性的劳动。古人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这个火焰，这个力量，大凡指的是群体性劳动的热闹。这种热闹对于一个体力劳动者来说是很重要的，许多艰辛便可在热闹中化解了。我们这支上山砍柴的队伍，往往能集结到二三十个人，甚至五六十个人。几十把锋利的砍刀，一旦伸进山坡上的柴草中，就如一群贪吃的毛虫，一会工夫，便可将一片柴草啃食得干干净净。几天工夫，便可将一个山坡啃食得干干净净。一个月工夫，便可将一个山头啃食得干干净净。人们不但要啃光苗木，还要把树蔸也挖出来烧成灰……就这样，我们只需花几年工夫，便把我们房前屋后的如我们的长辈们所言中的茂密丛林给啃光了。一片丛林长十年还只有一个多人高，放到众乡亲的柴灶里只需几分钟便成了灰烬。当我们的山坡变成黄土地后，我们的队伍便敲响着扦担向更高的山地和林子进发，这些繁殖极快的一天也离不开熟食的“毛虫”，生存的现实迫使他们会无休无止地向山野丛林进发，吞食森林，索取火焰，养育自己。几个屋场便可凑齐这样一支队伍。一个村庄便拥有几支这样的队伍。一个乡镇将有几十支这样的队伍。
我的垂垂老矣的长辈们看着这么庞大的砍柴队伍挥汗如雨像毛虫一样蚕食着绿色时，最终发出的感慨，也不过是无可奈何缅怀过去烧柴的便利。他们说就在我家后面的竹园子和再后一点的小山头上，随便出去捡一些枯枝败叶，便可将烧的问题轻而易举地给解决了，哪像如今搞烧的这么艰难。烧的问题确实越来越成为农民头疼的问题，一点也不比搞吃的轻松。在我十二三岁时，天亮不久，屋后的进山路上就开始响起了敲打扦担的声音，这声音提醒我们必须出发了。于是我们必须摸着黑吃过饭，不然就赶不上队伍。这样我们就可以盘算着上午从几里外的山上砍回来一担柴，匆匆吃过饭后，下午趁天黑前又砍回来一担柴。尽管是“两头黑”，这两担柴薪毕竟能解决一个家庭三四天的烧的问题。但这种光景很快便逝去了，只有两三年工夫，离我家五六里地的山峦上，已经看不到柴草了，我们只能往更远的山里进发。很快我们“两头黑”也只能砍回来一担柴。再后来，我们便带着粮食和一点山里没有的土产，走几十里山路，找亲托友，住到老山里的山民家里去砍柴，然后像蚂蚁搬家一样，慢慢地搬出来。
因过度地砍伐，我的长辈们传说中的家乡的茂密丛林，终于变成了传说。
这时候连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都会深深地感到了烧的危机——要是山上都砍光了，我们拿什么来煮饭？
我的家乡人知道“水库”这个词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此之前，我们只知道最有本事蓄水的是“池塘”。几乎所有人家的房前屋后以及有水田的地方，都是要挖一口或者更多的大小不等的池塘的。这些池塘的功用，是在碰到大旱之年河渠干枯时，开闸接济禾苗。其次是洗衣物和养鱼。随着水库的出现，人们才觉得池塘是如何的渺小，一口最大的池塘，也只灌溉得十几亩庄稼，而一只小型水库，便可以保得方圆十几里数百户人家再无大忧。
水库这一个新鲜的名词，是在共和国建国后出现的，是毛泽东治国方略的重要表现之一。
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是中国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地带。所有山区人对于水的特性的感受，也是他的切身感受，没有什么差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水与农业生产、水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血肉相联，这一点，青年毛泽东就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初，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开展土地革命战争时，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和异乡陌地的实际调查，便写下了著名的《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两篇好文章。在这两次调查中，毛泽东注意到水旱灾害情况，对赣南地区水土流失现象十分关注，他在文章里这样阐述：“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灾。”通过在一个叫做长冈乡的地方进行调查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乡苏维埃政府要抓水利，设立水利委员会，乡苏维埃主席兼任乡水利委员会主任，每村要有一名水利委员，兴修水利时，要发扬互助协作精神。
早在1933年的春天，毛泽东在江西叶坪召集武阳区水石乡苏维埃干部开会，听取汇报修水利的情况。听完汇报后，毛泽东指示中央政府土地部写出了《夏耕运动大纲》，介绍武阳经验，把兴修水利作为夏耕的中心工作之一。中央根据地多数地区农业收成不好，与水旱自然灾害关系很大。为了减少水旱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生长的恶劣影响，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中央政府土地部要求各根据地：要保护、修理好水陂、水圳、水塘等蓄水设施，不但要整修旧的，还要开筑新的。缺水地方要在高处开挖水塘，水车未修理好的要继续修好。建议凡沿河地带，都要设置筒车，保证能在缺水时，用这简单的半机械化工具提水上岸。水是稻田的血脉，要是没有解决水的问题，无水灌溉或者制止不了涨水时期的水患，农民投入的肥料和人工，都白搭了。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报告重申了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科学论断准确地表述了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对苏区的农业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也为建国后的水利工作奠定了地位，成为水利建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明确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思想。
20世纪50年代水利成为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水是自然界的产物，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人类生存最起码的保障。但水既有益于人，也有害于人，既能兴利，也会成灾。如何更好地除水害、兴水利？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政权时，毛泽东早就有过系统的设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实施治水方略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治水方针上，出现“蓄”【以蓄为主】、“小”【小型为主】、“群”【群众自办】与“排”【以排为主】、“大”【大型为主】、“国”【依靠国家为主】两种不同的意见。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的中央成都会议上指出：“是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研究一下，可否这样说。水利部门即有明显的两条路线：一叫排【排水】大【大型】国【国家办】，一叫蓄【蓄起来】小【小型】群【群众兴办】，一篇河南的文章这样讲的。以排为主，大禹的办法，不是以蓄为主；以大型工程为主，以依靠国家为主，靠国家，三门峡，佛子岭，官厅水库，……现在以‘蓄’为主，以‘小型’、‘群众’为主，并不是不要大的。对立统一，逐步认识。‘蓄小群’为主，也要些‘排大国’。三峡，三门峡只有国家力量才行。”
毛泽东的治水观非常明确，大水利建设要以国家投资为主体，小水利建设应该发挥地方和群众的力量。而且在建国初期，国力尚弱，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提倡以小水利建设为主体的方针。
1955年毛主席在《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一文按语中指出：“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中央颁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进一步指出：“全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应当以修建中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同时修建必要的可能的大型水利工程。”“小型水利工程【打井、挖塘、筑堤、打旱井、开渠、筑圩、修水库、兴修蓄水排水的沟洫畦田台田系统等】，小河的治理，都由地方和农业合作社员责，有计划地尽可能大量地进行。通过这些工作，结合国家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大、中河流的治理，要求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凡是能够发电的水利建设，应当尽可能同时进行中小型的水电建设，结合国家大中型的电力工程建设，逐步增加农村用电。”
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坚信群众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建国后不久，一场兴修水利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山区水利建设的最响亮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在崇山峻岭间展开。我虽然没有在这个战场上出大力流大汗，却有幸成为整个建设过程的亲历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每隔一段时间，按照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伟大号召，去给在这个战场上战天斗地的民工放映鼓舞斗志的革命电影，演唱革命样板戏。
那时候我的家乡平江县同时上马修筑三个骨干水库。
来自十三个区的三四万民工，浩浩荡荡按照“平江县水电建设指挥部”的指令，开赴各个工地。每一个水库工地按照部队建制叫做“营”，下设“连、排、班”。一个班，由一个生产队上十名精壮劳动力组成，他们的劳动报酬是没有钱的，国家不给钱，县里也不给钱，回生产队去记工分，由生产队的所有群众来分担，也就是说，当时的办法是举全县老百姓之力，来兴修水利，自己干自己的事情，真正意义上的自力更生。
民工不但没有报酬，连吃的米、油、盐，都是由各生产队派人送来的。柴倒是不缺，要修大坝了，这水库里的水，日后要淹没山冲达十几里，水位线以下的柴草都不能生存下去了，尽可以用来烧火取暖。
农村修水利，一般都安排在农闲时的冬天和早春。待晚稻进仓、冬作物入土后，来自四面八方的民工，挑着过冬的棉絮往山里进发。这时山风已凛冽，寒冷已经降临。
人们从山上砍下不久就会被水淹没的竹木，按照安排，以“排”为单位，在离大坝施工不远的山冲底部平坦的地方，搭起长长的棚子，那是足以睡几十个人的通铺，上面盖的是厚厚的茅草，墙壁由竹篾编就，外面糊上泥巴挡风。
从部队退伍回来的号兵重操旧业，一天数次用嘹亮的军号声指挥着上万民工起床、吃饭、出工、休息、熄灯。整个工地上红旗猎猎，标语成城。到处架设着高音喇叭，从天亮到断黑，不停地播放着雄壮威武的革命歌曲和指挥部首长声嘶力竭的鼓动。这一切手段，无法不使这支队伍亢奋以至热血沸腾，然后像战争年代的军人一样争先恐后、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一个个拼死向前。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利工地上，还看不到挖掘机、推土机、搅拌机、压路机、震动器……当时包括指挥部首长在内的建设者们，还不曾听说过这样的机器。汽车是见过的，但是汽车还太稀少，太珍贵，还舍不得用来拉土。全靠人们用肩膀将泥土一担一担挑到坝基上，一寸一分往上垒。那是一幅非常壮观同时也可堪称悲壮的图画——上百人的队伍列成长队，挑着箢箕，奋勇争先，从各个方向像蚂蚁一样向大坝方向循序渐进。无数支打硪的队伍像钉子一样镶嵌在大坝上，他们四人一组，用手高高抬起石硪，口里喊着号子，将石硪重重地砸入土中，就靠人工的力气，来将土擂紧，希望她千年百代牢不可破。迎着越来越坚硬的西北风，这些出力的汉子，无不热汗淋漓，穿着单衣或者打着赤膊，大坝上的每一寸泥土，都是由一丝不苟的人的汗水和力气擂紧的。现在的建筑工地，只见机器轰鸣，已难见人影，一台压路机轻轻辗过，便可当得上百打硪人喊哑喉咙，想想过去千军万马的壮烈不敌时下几斤柴油的力量，不禁心里发紧，多少汗血和辛苦，才换来了今天的现代化呵。
数万大军一直要劳作到腊月二十八日才能够回家过年，正月初三又要回到工地。在那个“破四旧”的时代，传统节日也是“革命”的对象，过年能放几天假让大家回家团圆已是很人性化了。如果有人胆敢因为留恋过年而缺席不上工，那可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要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必要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因为一个人不来，便会影响到他那个班的人的情绪；一个班开始拖革命的后腿，就必然会把一个排的进度拉下来；要是蔓延到一个排，就如同一个果子，开始变质烂心了，很快就会传染开来，烧坏一筐果子。“千里之堤，溃于一穴”、“防微杜渐”、“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那时指挥部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都会用这么一些来自毛主席著作和民间俗语中的警句来形容这种危险，来分析事情的严重性。既然被认为是危险，便会坚决制止之。就是家里死了父母、结婚、生孩子，都不许请假。几万人在工地上，谁家里没有点重要的事情？一个人走得，所有人都走得。要是在战场上，扔下枪械去办自己的事，不异于是临阵逃跑——而这就是战场，是以军事建制管理的队伍。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指挥部会协同地方，毫不手软将人抓来，戴高帽子上台批斗，为了整肃“军”纪，不得不杀鸡给猴子看。在这样事关军心稳定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任何余地，那个时代，绝对没有后门可开，指挥长也没有权力批准谁请假。要是哪一个干部敢干这样的事情，他很可能也会被推上台进行批斗，把饭碗给砸了。
我们到工地上慰问民工，就是雪花飘飞的天气，电影、演出会照样进行，成千上万名民工会像军人一样纹丝不乱坚持看完节目。当然也常会在演出开始前批斗个别违纪分子。我们常常要在演出前聆听一番指挥部首长不乏粗暴地痛斥一些懒惰或不按规定劳作的现象。
毛主席在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过这么一番激动人心的讲话：“‘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
看来要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没有坚忍的勇气、非凡的手段、铁的纪律、钢的意志，是做不到的。在毛主席看来，这些依靠肩挑手抬筑大坝的勇士们还算不得是狂人。而在今人的眼中，已是不可想象的疯狂之举了。
平江县1971年竣工的一个水库电站坝高52米，有效库容1728万立方米，灌田2.91万亩，属全县第一座中型水库，分四级建站，装机10台，总容量4000千瓦，完成劳动工日582.35万个；1978年竣工的另一个水库电站坝高58米，有效库容3040万立方米，分二级建站，安装水轮发电机组4台，总容量4000千瓦，投工567.27万个；1980年第三个水库电站竣工投产，坝高53.3米，库容830万立方米。分两级建站，安装水轮发电机组6台，总容量3400千瓦，投工303.53万个。
修建这三个中小型水库电站时，每天有三四万民工在同时干活，分别要干三百多天和五百多天才落成。这意味着什么？三四万人一天要吃多少大米？吃多少蔬菜？烧多少柴薪？排泄多少粪便？五百多天要睡烂多少个盖着茅草的窝棚？挑烂的箢箕、挑断的扁担、穿烂的草鞋要堆成几座小山……而这么庞大的消耗品，全部都是从全县的四面八方，用肩膀一担一担送进来的。有的要走几十里，有人要走百把里。没有也不会有人去指望找一辆汽车送一程——这样用人海战术完成的工程，非“狂人”不能做到，非顽强的革命情操支撑不能做到。
五十多米的土坝，三十多年后还牢固地矗立于青山绿水之间。那用赤脚踩紧、用石硪垒实、用汗水浇注的泥土，把昔日横冲直撞的山洪牢牢地锁在山冲里，它们纵有钻山打洞、水滴石穿的本事，也无法在那个时代的“狂人”打造的大坝上，冲刷出哪怕是一个针鼻大的小孔。山下捞“大水渣”的职业从此消失了。有拦河挡水的大坝做屏障，骤来的风雨再也吓不倒山里人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个叫做喻杰的将军，放弃在北京的高官不做，回平江县一个叫做丽江村的老家来定居。他不是因“文革”原因被贬，而是不愿在当时乱糟糟的环境中再呆下去，是他自己要回来的。这事一时成为平江的热门话题。建国后他没有参加军队授军衔，分别出任粮食部副部长和商业部副部长。但平江人更愿意称他作“将军”。那时候，我们刚参加工作，拿二十八块五毛钱一个月的工资，喻将军有二百八十五块钱一个月，只比毛主席少得几十块钱。二百八十五块，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们怎么替将军设想，那钱也花不完。我们不敢想象一个将军过的是怎样体面的生活。
喻杰将军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40多年后回来还是住的土筑的老房子，有的墙体，裂开了一两指宽的缝。三间正屋，还有两间盖着茅草，下雨滴水，天晴落稻草屑子——那是因麻雀子爱在茅草里垒窝，将军大概是不愿赶走它们的，任由它们自由居住，它们享受了，人就吃亏了。将军的卧室是泥巴地，东一块西一把填补了些新土，把那些陈年老坑给整平了。窗户上糊的白纸，这里还没有电灯，用的还是煤油灯。房里仅一床一桌一椅，全是白木做就，连油漆都不曾刷，十几年后将军在这房里谢世时，这些家具还没有做油漆。
光线暗淡的房子里，最显眼的是一只暗红色的老式牛皮箱、一根自由棍和一顶礼帽。皮箱是周恩来在延安时送他的，那里面珍藏着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给他颁发的委任状和几本马列著作。自由棍和礼帽是一位老帅送他的。这几样东西，他一直带在身边转战大江南北，到哪里都不会忘。
从县城到将军家里，要走80多里地的沙石路，在高低不平、拐弯抹角的乡村土路上，才80多里路，汽车要跑三四个钟头。1970年1月，喻杰将军回老家，丽江村的乡亲们，派出十几条精壮汉子，挑着箩筐去嘉义镇上给将军接行李，乡亲们估计一个当过部长的高官回来住家，少也有十担八担行李。谁知就一个箱子两包衣服，一副肩膀就挑走了。轿子自然也是白扎了，一个革命家怎么会坐过去地主老财坐的东西。
平江县的地理分布，在老百姓的概念中，用“四乡八洞”来囊括。平江的山水、屋宇、田畴。四乡即东、南、西、北。八洞中，以辜家洞、徐家洞、灶门洞最著名。辜、徐、灶都属连云山脉，曾以丰富的楠竹资源成为平江的造纸基地。平江其时名声在外的四大特产“茶、麻、油、纸”中的纸，多产于此，曾拥有四千多纸业工人。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组织这些纸业工人罢工、请愿、示威，到后来游击战争，对国民党反动派威胁很大，后来湘、鄂、赣三省的首脑机关，也迁到了这深山老林里。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进剿，毫无建树，最后一招便是放火烧山，这几条洞的千年老林子连在一块，大火烧了十天十晚，才渐渐熄灭，房屋被焚烧殆尽，人民被杀戮无数，存活的大多逃生去了。丽江洞属徐家洞的分支，无一幸免此灾。喻杰是那场浩劫的目击者，那场灾难，几十年来还痛在心里。
喻将军回乡后抓了两件事：一是植树造林，二是修电站。
他在千年老林里长大，又看到这些林子被国民党“剿匪”部队烧得满山疮痍。几十年后刚开始恢复元气，“大跃进”时期搞土法大炼钢，又把大一点的树砍光了，从此一蹶不振。喻杰决心带领丽江的乡亲们改造荒山。他出钱买树苗子，动员老少妇孺上山挖坑栽树，花了几个冬春，终于让几千亩荒山披上了新装。人们看到：将军那高大的身影频频出没于山坡地脚，天天巡山，他担心牛羊上山啃树苗，担心春笋长出来被人挖走做菜吃。他亲自书写“护林公文”，安排插在所有路口。
一天他巡山发现路边有三只碗口粗细的竹笋不见了，只留下一个黄土坑。他看着这三只竹笋将泥土挤开裂缝到长出一个毛茸茸的尖脑壳、再到一夜春雨下来它迅速长出两三寸高……当它长到五六寸高时，便露出了它们结实的体魄。作为一个山里人，一看便可估量它们会长成可以派上用途的竹子。这个曾经出任过红六军团供给部长、西北农业银行行长，掌握过大钱的国家粮食部、商业部副部长，见到三只竹笋没了，心痛得很，愤慨不已。他马上叫来大队干部和护林员，小题大做限他们三天之内破案，要查清去向。
其实不用查，这三只又嫩又肥的竹笋，被剥去笋壳，安静地躺在喻老家的菜篮子里。原来大队干部们碰头开会时，谈到他为了大队的事出了这么多钱，这么多力，没有什么可以感激他的。有人就提议挖几只刚刚冒头的嫩笋，请他尝尝鲜，大队上也只有这么一个感激的能力。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喻杰听了汇报，又爱又气，爱的是干部和老百姓是这么的敬重他。气的是怎么可以慷公家之慨来肥私人之肚？那可是三根参天大竹。最后他把三只竹笋算成竹子的价，由他买下来算是罚款交公。反复叮嘱大家，下不为例。
但尽管将军如此用心良苦植树造林、封山育林，还是防不胜防，他可以拒绝人们挖竹笋给他吃，但他无法制止人们上山砍柴。当生存成为问题时，就是人们敬爱的将军苦口婆心劝说爱惜林木也无济于事。
喻杰最关注的事情还是修电站。只有解决了“电”的问题，最终才能解决“林”的问题。有了电，谁还愿去毁林？
喻老很爱他的曾孙子。“公疼头孙，爷疼晚崽”，是平江重要的习俗之一。公为何疼头孙？因公公指望子孙早点生曾孙，曾孙又生太孙，都希望能五世同堂，这是非常体面的事情，过去皇上都要送匾祝贺的。喻老的曾孙很懂事，到了上学时便晓得前前后后保护曾祖父，上岭下坎给他当拐杖。但这孩子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老祖父虽疼他爱他，却不曾给过他一分钱。小时候，孩子很想曾祖父给他买个文具盒，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但为了修电站，喻杰花钱却是大方。和他一起生活的孙媳妇给他记过账：祖父回来前，听说丽江大队想建水轮泵站，给他们寄了3000块；1973年丽江大队建小水电站，给了3600块；后来加义公社建电站，给5000块；他回来后，带领丽江人再建水电站，带头拿了4500块……在丽江人的印记中，一个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中国高官，为了建电站，不但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还带领大家走遍了附近的山山岭岭，亲自选址、亲自把关购买建筑材料、亲自监督工程……
自1976年至1985年，喻杰亲自指导成立“平江县加义水电股份公司”，倡导筹股集资办电，全区已认股2万份【每股10元】，由股份公司管理的电站6个，总容量1560千瓦。指挥和吸纳社会资金修建附近村镇好几个电站，他个人再捐11000多块……在他离开人世那一刻，他身上只有几十块钱——这便是一个将军的所有积蓄。
在丽江河上一个水电站的坝上，原全国政协常委喻杰题词道：
“本坝修建的目的和任务：拦沙、截水、发电、灌田、滞洪。”
1985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写信给离休老干部喻杰，对他为平江县大办小水电所作的贡献进行了表彰和鼓励，并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
喻将军以他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圆了他毕生的梦。
他在村村寨寨的万家灯火中，在郁郁葱葱的青松翠柏的怀抱里，欣慰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
他以他转战南北、纵观天下的视野，以他数十年来的人生经验向世人公示：兴水利，建电站，是从根本上改变山区面貌、改善山区人民群众生活的最有效、最紧迫的举措。
毛主席语录：“水利要搞中小的，搞分散的，搞游击的。”“水利建设不要说两三冬天完成，要搞八年计划，八年后还要搞，不要急，要长期打算。”“每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作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湘北山区平江县的实践，符合毛泽东关于中国小水电建设的设想。
用中国南方小水电建设的缩影来概括平江县的经验和成绩，应该是不为过的，也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平江县地处湖南东北角，距省会长沙115公里，是著名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之一。平江县是一个典型的山丘县，境内群山起伏，沟谷纵横。全县多年平均降雨量在1457.5～2020毫米之间，人均水资源3816立方米，高于全国人均水资源的1.41倍，水量充沛。主要河流汨罗江自东北部江西修水县入境之后，径直向西穿越全境，落差达107.5米。汨罗江水量充沛，多年平均流量104.9秒立方米。
汨罗江共有支流141条，其中一级支流50条，二级支流67条，三级支流21条，四级支流3条。按水能理论蕴藏量划分：500～1000千瓦的有17条，1000～2000千瓦的有12条，2000～5000千瓦的有13条，5000千瓦以上的有7条。据计算，全县理论上最大可能的水能蕴藏量为28.02万千瓦，相当于24.5亿度电量；水力资源普查中【集雨面积≥10平方公里，河长≥5公里】汇总公布的资源量为19.0万千瓦。其中可开发量为9.3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近4.0亿度。
平江的小水电发展经历：一是上世纪60年代起步阶段；二是上世纪70、80年代快速发展阶段；三是上世纪90年代的稳定发展阶段。
1953年至1957年的七年间，全县共建成小【一】型水库4座，小【二】型水库77座，山塘21800口，河坝6200处，共完成土石方1261万立方米，水利投工931万个。
1956年9月，平江县第一座小型水电站建成。其时用的是木制水轮机带动12千瓦发电机投入运行。
1964年10月平江县委提出“大搞水轮泵，开发汨罗江”的战斗口号，仅花一年时间，在汨罗江上兴建拦河坝21座，水轮泵站20处，安装水轮机110台，发电机装机2231千瓦。
1969年至1985年底全县共建设山塘25630口、小【一】型水库33座、小【二】型水库213座、中型水库6座，总蓄水量5953.79万立方米，灌田55万亩，全县建成小水电站113处，装机189台，容量24765千瓦，全县已有13个区、镇，54个乡、700个村、8249个组、153128户用电。
截至2009年7月止，平江县拥有小水电站64个，总装机178台，总容量50090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17142.54万千瓦时，占全县总用电量的38%。管理体制有国家、集体、股分、个人等多种所有制。
平江县在小水电建设的过程中，几十年来，一直成为各界关注的目标之一。
1964年平江县水利电力建设成果得到了中央的赞赏，成果陈列在北京第二农业展览馆展览。中央农业电影制片厂拍摄平江小水电建设成果大型纪录片《泵声隆隆山乡变》在全国放映。
1966年3月，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在湖南召开湖南、广东、贵州、四川等10省、市水轮泵现场会，会议代表到平江修建的水轮泵电站参观指导。随后有广东、湖北、云南、青海、江苏、黑龙江等20个省、市水电代表团来平江参观水轮泵建设。
1966年7月全国工业会议在武汉召开，国务院、中央有关部委领导人谭震林、余秋里、钱正英、张平化等和各省领导同志100多人到多处水轮泵站视察。在此期间先后参观水轮泵站的还有越南、罗马尼亚、新西兰等国际友人。
1973年7月7日至11日，老挝爱国战线中央农业经济、水利电力干部访华团，由中央水电部对外司司长孙国禄陪同前来平江参观白水九兴、七星、青冲等水电站建设。
1980年3月15日至17日斯里兰卡驻中国经济参赞8人，前来参观大江洞、徐家洞等高水头电站建设。
1983年2月15日中央水电部第一副部长李鹏视察黄棠电站和县城生活电热。
12月12日国务院190号文件批准平江县为全国100个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之一。
1984年2月24日至26日阿根廷驻华大使、商务参赞3人，前来参观小水电公司和白水电站。
8月9日至11日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王首道视察白水、黄棠、徐家洞、大江洞等水电建设和管理。并为平江水电事业发展亲笔题词：
“平江县委县人民政府留念：发扬革命传统，开发老苏区，实行综合经营，办好小水电”。
4月7日至9日斯里兰卡国家种植园部人民种植园发展部访华考察团12人，前来参观焕新、徐家洞、白水及时丰茶场等小水电建设和喷灌情况。
1985年7月24日至25日马里共和国农业部水土整治考察团9人，前来参观徐家洞、白水、范福岭等电站及官塘橘园喷灌。
平江县现有近百万人口。通过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将境内丰富的水能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着力发展小水电事业。仅仅依靠小水电，便解决了近40万人的用电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山区脱贫致富步伐，为经济的全面发展注入了动力，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小水电是小型水电站的简称。
小水电的装机容量，世界各国的规定不一。1980年召开的第二次国际小水电技术发展与应用考察研究讨论会议【杭州·马尼拉会议】规定：100千瓦及其以下为微型水电站；101至1000千瓦为小小水电站；1001至12000千瓦为小水电站。中国在1986年规定：单站容量25000千瓦以下的水电站，都可按小水电来管理。有的国家，其限额已经提高到50000千瓦。
2005年，是中国小水电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日子。但共和国建国前的小水电建设，只能说是有过尝试，其规模在国民生产生活中，可以用忽略不计来形容。建国后中国小水电的发展，经历了几个值得关注的历史阶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始发阶段：
1953年，国家设置了小水电的专管机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时期，1955年全国水利会议对各地提出试办小型水电站的要求。为了促进小水电的发展，1956年在四川崇庆、福建永春、山西洪洞举办了三处全国小水电训练班，为各有关省、区培训了第一批建设小水电的力量。提出了“小型为主、社办为主、服务生产为主”的“三主”方针和“先动力后电力”的“两步走”原则。1985年全国农村水电会议，提出建设农村初步电气化的方针是：“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生产为主，水电为主，动力与电力并举，兴修与管理并重，全面规划，综合利用，勤俭办站，认真贯彻多快好省精神。”
小水电这一新鲜事物，被群众称之为“夜明珠”。人民感受到了“电”的好处，无不积极参与。但这时的水电站容量普遍偏小，设备也简单，多为群众投资举办，国家在技术上给予指导和适当的投资补助，即民办公助。一些容量稍大的电站，则多由地方投资修建。
六十年代巩固发展阶段：
1960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中央要求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国家提出重点建设32个商品粮棉基地。但是，水旱灾害制约了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因此，兴建电力排灌站，解决农业用电，已成为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棉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为此，1963年中央批准在水利电力部设立农村电气化局，提出了农电发展的方针：“以商品粮棉基地为重点，以排灌用电为中心，以电网供电为主力，电网和农村小型电站【主要是小型水电站】并举。”
这个时期的发展，让诸如平江县这样的山区县，尝到了甜头。分布在山山岭岭的“簑衣丘”、“斗笠丘”，也可以得到灌溉，水轮泵轻而易举便可将溪谷里的水送到半山腰。从小水电所产生的效益中，人们已经不惧怕困扰着山区人千年百代的“雨三天遭灾，晴三天冒烟”的“老虎”了。但这还只是一个甜头，绝大多数山头，还用不上电，何况受到“文革”的冲击，眼看着就要摸得到的好日子，又放慢了步伐。
七十年代新发展阶段：
1969年，由国务院主持，水利电力部在福建永春召开了全国山区小水电现场会议。会议针对山区水力资源丰富，未被充分利用；山区旱涝保收农田比重很小，长期苦旱和受山洪威胁，严重影响粮食增产；山区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基础薄弱，地方工业没有形成体系；山区普遍缺电，即使在大电网覆盖下的山区农村也没有解决供电问题；山区农业机械化进展缓慢等等，提出了加深对积极兴修山区农田水利和大力发展山区小水电重大意义的认识。会议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物资供应紧张等问题，总结推广永春县自力更生兴建小水电的经验，提出了小水电建设要充分依靠群众，发扬“大寨精神”，实行“小型为主，社办为主，设备地方自行制造为主”的方针，坚持为农田排灌、农机修造、农副产品加工、县社“五小”工业和广大农村生活照明用电服务的方向。此后，随着整个电力工业和小水电的发展和针对新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这些具有“拨乱反正”意味的措施的制订，进一步调动了地方和群众办电管电的积极性，小水电新增容量由七十年代前期平均每年40万千瓦，增加到七十年代后期平均每年80多万千瓦，其中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1978年，分别为70万千瓦、95万千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达到106万千瓦。到1979年底，全国已建成小水电8万余处，装机638万千瓦。
八十年代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亲自倡导下，国务院决定加快加大力度，开发利用丰富的中小水电资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电气化。
国务院〔1983〕190号文件指出：“农村电气化是八亿农民的大事，应当在那些水力资源较好的地方，提倡以地方和群众自力更生为主，积极发展小水电，实现农村电气化”；决定建设第一批100个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试点县。从1985年正式开始实施到1990年底，“七五”期间全国有109个县通过验收达到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标准。在总结第一批109个试点县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八五”期间进行第二批200个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的建设。到“八五”期末实际达标验收209个县。依据《九十年代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精神，正式提出到2000年全国要建成1000个电气化县。
这个阶段，小水电的范畴已由单站容量从五十年代的500千瓦、六十年代的3000千瓦、七十年代的1.2万千瓦、八十年代的2.5万千瓦，上升到九十年代的5万千瓦。现在，地方电力已由小水电为主体发展为以中小水电为主体了。
大家都认为老原是一个固执的人、一个守旧的人、一个排斥新鲜事物的人。说明他固执、守旧，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故事——
老原住在一架高山上，坐在他的院子里，可以看到山下的镇上烟囱里的炊烟，甚至隐约可以听到吵架的声音。但走起来却不容易，腿脚健的山里人，下去要走四十分钟，上来要走一个小时。城里来玩的，山里的路走得少的，一个半小时下不去，两个小时上不来。
共和国建国后，人民政府花了不少工夫，陆续把这些世代居住在高山上的山民给迁下山来，帮助其盖房子，分田拨地。但老原一家却下不来，下来了三次，又上去三次，至今还住在山上。
第一次是七十年代初，那时老原还只有十几岁。那一天他的八十多岁的祖父过世了，老原下山来请道士上山去给祖父做道场。县里武装部的政委其时正兼着县委书记，他听说山顶上还住着人，便随那些道士上山去访贫问苦。政委走出一身老汗，才勉强跟上道士。政委没有批评他们搞的“封建迷信”，却大动恻隐之心，苦口婆心动员老原一家下山来定居。那时老原的父母亲还在。一家人挡不住政府的一片好心，倒也是下山了。但住了不到三个月，他们还是悄悄地搬上山去了。
第二次老原他们被动员下山是十年之后。县民政局和镇上一起筹了点钱，买下来一个生产队的保管室给他们居住。这次多住了三个月，又偷偷的搬回山上的屋里。
第三次是十五年后，老原的孩子下山上学时，被蛇咬了，幸好事发地点离镇上近，抢救得快，才没出大事。这事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为了孩子及子孙后代的安全和幸福，政府强令老原搬迁。老原不想再搬。政府便以“退耕还林”为由，不准老原在山上种地做田了。老原是一个老实人，不想违反政策法令。这样老原一家才怏怏下山。
最终老原还是回到了山上。这时他那上了大学的被蛇咬过的儿子也同意他回去。
政府见无法让老原离开故土，便不再为难他了，替他接了根电线，照上了电灯，让他也享受一下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没有再提“退耕还林”的话题，还是让他去耕种他的祖上种了百把年的几分薄地。
这一年老原家的老牛死了，老原和他老伴下山去又买了一头小牛。去他家的路太陡，四条腿的牛是无法爬上去的。老原让老伴用背篓背着牛，他自己则背着一样时尚的东西——洗衣机。
老原家用的是山泉水。泉水是用竹子从后面的山坡上接下来的，一年四季流淌不息，既不要蓄水池，也用不着水龙头。老原将洗衣机摆放在院子前的桂花树下，用塑料布给它搭了一个棚子，另外支了根竹子让水直接流进洗衣机。
现在旅游的人多了起来，很有一些人不往旅游地跑，爱往没有人去过的地方钻。老原家这个难走的地方，倒是不断有人来。山外的游客都带着照相机，都爱拍老原安顿洗衣机的土办法，觉得很搞笑。
老原的洗衣机总是那么新，也不知老原家使用过这个洗衣机没有。
现在老原家的生活和镇上没有多少差别，县广电局专门给他送来一口“锅”【接收器】，通过这口“锅”，他家收到的电视节目一点也不比镇上的差。
山下有的，老原都有了。山下没有的好空气好水还有安静，他有。这样，老原就真的再也不必住到山下去了。
其实老原并不是一个固执、守旧的人。
三菱在上海那边做得好，找了一个男朋友也在上海做事。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三菱以为他像她一样，不过是一个打工仔。待到了谈婚论嫁时，才晓得他是一个温州富商的公子。他本是可以接过家族的班的，因他逃婚，无法在家里呆下去了，只身来上海打工。温州地方有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子女都能够在本地找对象结婚，他【她】便能够继承遗产。否则便只能自己去闯天下。因有经商的遗传，三菱的男朋友依靠自己的能力也做得很好了，结婚时准备在上海买房子。
三菱带着她的男朋友回老家来时，他一来就看上了她家门口那条宽阔的河流。离家不到一里的地方是一个修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拦河坝，至今还发电、灌溉。这周围几十里的山区人民，几十年来，用的便是这个水电站发的电。三菱的男朋友看好的是这条河流的气势，还有那可以直接饮用的水质。上海和温州，都没有这么好的河水。
他说他老了一定要住到这里来。
三菱村里的乡邻，凡手头宽余点的，都把房子做到离此七八里外的镇上去了，人们羡慕镇上的热闹。三菱眼看自己今后也很难回来了，要回来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怕父母亲在家里寂寞，怕他们想吃点什么弄不到手，更怕他们有个三病两痛就医不方便，也打算到镇街上买一块地，盖个下面开店上面住家的三层高的房子。但她的男朋友不同意，说丢下这么好的屋子而去凑热闹，简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三菱的男朋友听说在这老屋址上拆屋建屋，只要花在上海买几个平方米房子的钱，当即就表示要出钱替准岳父岳母盖一个房子。而这也正合老人的想法，他们也是怕了镇上的吵闹的，更是不愿离开这一河好水，还有自家后山那一山好柴。
按照三菱未婚夫画出的图纸，房子很快便按要求给盖好了。
一年后结成了夫妻的三菱夫妇回来探亲。一进屋门，三菱就满脸的不高兴，原来父母亲在这小洋楼里，照样烧的是柴火。冬天取暖，烤的还是木炭火，木炭里有没有烧成炭的烟蔸，也舍不得丢掉，让它继续冒烟。也就半年的工夫，整个房子白色的墙面，全部变成了黄颜色，就像一个外表貌美的少女，却是露着一口黑黄的牙齿。
三菱这次回来，按计划本来只住三天，却住了一个星期。她第二天就请匠人进屋，把厨房里烧柴的灶砸得稀巴烂，把剩余的木炭全送给了别人。让把整个熏坏了的墙面，重做一遍仿瓷。跑到县里去购买了一套烧电的炊具，重新安装了电表，告诉村里管电的人，电费直接由她来支付，不许老人为了省钱省电再烧柴、烧炭。
又一年过去了。三菱和她的丈夫再度回来检查房子时，这个亭立于一条大河边的冰清玉洁的少女，已是唇红齿白，风情万种。
这对老人再也不敢熏坏女儿盖的房子了。做饭用电，取暖用电。一年下来，看到女儿结账，所花电费之少，令节约了一辈子的他们都感到吃惊。
不出三年工夫，凡是盖了体面房子的人家，都学他们家的样，不再烧柴火了。还来不及盖新房的人家，也尝到了用电干净的妙处。一股清新之风，从三菱家起，悄然吹过山野。
三菱的母亲身体好，却是眼睛不好使，见风流泪，奇痒难受，天天被手擦得通红。三菱买遍了所有的眼药，也未能见效，成了一个久治难愈的“养身病”。母亲的病痛，是女儿在外最大的牵挂。自从家里不烧柴火了，不出一月，母亲突然觉得神清目明，盘驻于眼睛深处的“虫子”悄然失踪。一照镜子，一双迷茫混浊了几十年的眸子竟清澈如水，通明透亮。母亲这一喜非同小可，赶紧打电话给上海的闺女。女儿大喜，忙问用了什么药？她好再去买。母亲想了半天，说恐怕是没有烧柴火了，不遭烟熏了。女儿一想也觉有道理，忙请教医生。医生也认可这种推断。三菱感慨万千地说：“早知如此，我一年出一万块钱电费，免了老娘被烟熏也值呵。”
三菱母亲眼疾不治自愈的典型案例一经传开，更加坚定了人们对“电”这一清洁能源的看好。县里经营电饭煲、电炒锅等餐用电器的专店，这一年赚了个盆平钵满。见购买力这么旺盛，一个小小的县城，突然又多了几家电器店，其售后服务广告更是做得五花八门。
又一年过去了。三菱和她的丈夫带着孩子回娘家时，最令他们入目的是：山更青了，因山的衬映，水更绿了。三菱的丈夫终日坐在河边不肯离开，他说他真不想再去上班了，马上就想回来居住。
一些凑热闹搬到镇上去了的农民，也有了三菱丈夫的同感，纷纷想回来住。但有的已经回不来了，因为当初为了追慕热闹，他们已经放弃了宅基地。
这个悄然而至的变化，皆因没有人上山砍柴了。只需要短短一个季节的生息休养，山上的柴草就会疯长。
很多年来，我们花了很大的工夫来宣传封山育林，从上至下，不知开过多少重要会议，定过多少禁令，惩罚过多少敢于破坏森林的人，但从来就没有真正见过效，相反越禁山上的树越少。
其实封山育林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给老百姓解决“烧”的问题就行了。三菱家的变化，是中国农村最有说服力的案例。
我记忆中壮观的、毁灭性的砍柴场面，在我的家乡、甚至在我所知的很多山地，再也看不到了。如今三十岁以下的农村青年，已经找不到会砍柴的角色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5〕1号】明确规定：“加大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要继续增加农村‘六小工程’的投资规模，扩大建设范围，提高工程质量。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继续推进农村沼气建设，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新型洁净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扩大‘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建设规模和实施范围，搞好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的后续建设和经营管理。增加扶贫开发投入，加强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民治水改土修路，实施整村推进扶贫规划，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2003年至2009年间，具有权威和象征意义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几年都在文件中强调要做好农村小水电工作和“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工作。
国家水利部把“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建设列为水利建设的“三大亮点”工程之一。
对于一时还享受不到国家电网的便利的山区人民来说，国家策略“小水电代燃料”的美好蓝图，无疑是类似三菱家以及她的父老乡亲的福音。
国家策略“退耕还林”、“小水电代燃料”美好蓝图的实现，让广袤的山川大地得以回归自然、回归本能，昔日的荒山野岭无不郁郁葱葱，鸟语花香。此番美景，尤其在祖国的南方，已经普及，不再令人惊讶，也不再是奇迹。
随着一个令人欣喜的美好局面的降临，一个挥之不去的麻烦也同时潜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林深草密，山幽天静，与草木共生息的许许多多动物，也回到了天经地义属于它们的家园。
人们多么希望它们回来。如果只有草木，而少了动物，这仍然是一个失血的山野，偏斜的生态。
但有一种动物的尽情繁殖，却又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那便是南方山地最常见的野猪。
有道是：“三百斤的野猪，硬的是一张嘴。”形容野猪的嘴巴厉害，猎人们说：有经验的猎狗，围猎时，都晓得躲开它的嘴巴。非但狗，连称霸山林的虎豹，都害怕野猪的嘴，一旦被它的嘴巴击中，轻则断骨头，重则丧命。
一只母野猪，一年可以生几胎，一胎可以生下来上十只。一只小野猪，一个月就可以独立生活，两个月就可以操练出令虎豹都退避三舍的嘴巴子来。一个野猪家族分支很快就会形成。它们出外觅食成群结队，它们最喜山民们种植的红薯、玉米、高粱、蔬菜。它们的嘴巴坚如铁打的犁头，一阵工夫，就可以犁遍一块地，连苗带根将庄稼挖出来，然后美食一番。吃完了农民朋友提供的好吃的，它们便吃野生的有些塞口的根茎植物。这些不够吃，便吃不经饱的草和树叶。它们不嫌弃，不挑食，它们具有动物中最好的胃口。漫山遍野的绿色是它们享用不尽的仓库。野猪从来不储存过冬的食物，因为南方的山川，一年四季常青。
山民们无法在山里种植庄稼了。野猪无意中成了落实“退耕还林”政策的有力帮手。
山里人还无法喂养家猪了。眼看着母猪发情了，还来不及去请那些来自异国的有着高贵血统的种猪来配种，那贪恋民间圈养的“大家闺秀”的富有冒险精神的野公猪，便在风高月黑的夜晚，趁着主子睡熟了，不动声色便把那比它的同类娇嫩十分的“小姐”给做了，不日生下来的竟是一窝野猪崽。
一些山民既不能种植山地作物了，猪也喂不成了，便纷纷按照政府提倡的，搬到山外来居住，很多人在集镇上买了房子，成了城镇居民。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国发〔2002〕10号】指出：“为保护好现有林草植被，巩固生态环境建设成果……”
因人类向山林索取得少了，野猪也在帮一点小忙，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一个血肉丰满的山川大地，会重新交还给人类。
2007年，一个永远也难以在人们的记忆中抹去的年份，百年不遇的特大冰灾不期而至，让人们所有应对冰雪的经验变得毫无意义。
湖南郴州这个重灾区，数以百计的威武地矗立在山峦原野间的铁塔似的电杆，顷刻间竟能够被悬挂在粗大的电线上的冰块，给活活地集体拉倒拉断，如此大的力量，是科学也估计不到的力量。
湖南衡阳这个生活着百多万人口的古城，竟能够被冰雪封锁一个月，既无食物、食品供给，又无通讯联络，成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城，说她在地球上消失了也不为过。
这场特大冰灾，假如将其形容成为一场战争，那么“敌人”首先突破的是切断电源。人们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感受到“电”于现代生活是这么的重要。因为一旦失去电，就不仅仅是一个照明的问题，她让你变成瞎子的同时，还会变成聋子【失去通讯】、跛子【失去交通】、傻子【失去信息】……所有人会在瞬间变成一个废人。
就在我们的国家电网突然瘫痪，而且不是一两个月可能修复的严重窘境时，小水电竟出人意料地帮了深陷困境中的人们不少忙——
湖南的邻居江西，也是一个重灾区，全省有20多个县、789个乡镇全面停电。这个时候，各地紧急启动小水电站，孤网运行，赣州、抚州、吉安等地有13个受灾县主要靠小水电救急。
井冈山市有58座小水电站，紧急启动了25座，保障了90％以上居民的生活照明用电，让老百姓过上了一个亮堂堂的春节。
一个叫资溪的火车站，因输电线被突然冻裂、割断，导致即将通过的五趟客货列车无法运行，其中有3000多名旅客身陷冰天雪地之中进不能进，退无处退。这是鹰厦线的咽喉地带，一旦此地受阻，会迅速导致赣闽两省的运输瘫痪。值此危难之际，资溪县立即启动了一座仅有1780千瓦的小水电站，专线满足火车站的用电需求，很快便打通了这一截“肠梗阻”。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快捷方便，在救灾抢险的关键时刻，小水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得到及时救助的旅客感慨万千地夸道：“小水电，大功劳。”
我国小水电资源十分丰富，广泛分布在全国1600多个山区县【市】。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和四分之一的人口，要靠小水电供电。可开发量8700万千瓦，居世界第一。
小水电资源主要分布在边远山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这些地区国土辽阔，人烟稀少，负荷分散，大电网难以覆盖，也不适宜大电网长距离输送供电。其资源还集中在长江上游、黄河中游地区，这些地区大多数是天然林保护区、退耕还林还草区、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和主要的水土流失区，在这些地区开发小水电，实施小水电代柴代煤工程，是改善生态系统的重要途径。
近几年来，我国每年新增农村小水电装机近200万千瓦，全国投入农村水电及电气化建设的资金达300亿人民币。据2005年的统计，全国已有400个电气化县。到2010年，将再建400个电气化县。截止2006年底，全国已建成小水电站46989座。中国小水电己开发的装机容量，主要集中在广东等20个省市。其中广东、四川、福建、云南、湖南、浙江6省，占了全国的60％。中国西部小水电可开发量占全国的67％，但实际仅占全国已开发量的40％。这说明西部的开发前景不可估量。
根据国务院和水利部的“十一五”计划，2015年，中国小水电可开发量将占全国水电资源的23％，这个开发数据，占世界第一位。
与大容量的电站比较，小水电分散开发、就地成网、就地供电、发电成本低、技术标准低，工程简单、建设工期短、一次性基建投资不大、淹没损失小，移民、环境、生态等等方面压力小……有它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优势。小水电输变电设备简单，线路输电损耗小，又能够与国家电网连接，水丰有电时，用不完可以上网，枯水季节又可以借助电网来调节，这种互补性，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农村能源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凡此种种，小水电这种优质清洁的能源，也受到世界电力工业的青睐。由于大型水电工程对土壤、流水、植被、生物、气候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目前在全世界的大水电在水电总装机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同时美国、欧盟又宣布15兆瓦以上的水电不再认为是可再生能源，进一步使得水电开发，将会从大水电逐渐向小水电转向。从水电开发的角度而言，一个国际小水电即为国际水电的新局面已经来临。当今世界范围内新一轮以小水电建设为高潮的水电建设正在兴起，小水电很快便成为世界水电建设中令人瞩目的主角。
中国现有的水电装机年发电量以及在建规模，均居世界首位，超巴西1.8倍、俄罗斯1.2倍、加拿大2.5倍、美国2.1倍。其中小水电的装机也占了全球总装机的一半左右，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世界水电建设的主战场。
据统计，至2008年底，小水电发电量已达1600多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了5600万吨标准煤，减少1.4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据调查：一户农民，如果是四口人，一般一年用于做饭、烧水、取暖的烧柴量约需3500公斤左右，这可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除去烧掉的一般柴草不作计算，小水电所提供的电力，每年可节约600万立方米左右的木材。这可是一组了不起的数字！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生态脆弱的国家来说，能做出这样一个成绩来，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很大的事情。
虽说我国的小水电建设卓有成效，但目前开发的程度还很低，仅占国家可开发资源28.6%。作为我国最主要、最清洁的可再生能源，还不到全国发电总量的5.5%，这一比重，还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边远山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用电水平还很低。中国的无电人口，主要分布在川、青、新、藏。我国的人口，还有80%的农民生活在农村，目前还有大约7500多万人口还享受不到“光明使者”带来的种种好处。严重的是：广大的农村地区，每年大约还是要消耗6亿吨标准煤的能源，其中用于维持日常生活的能源供给，还是依赖于低效率的植物燃烧，严重地破坏着当地的植被和生态环境，引发多种自然灾害。
因地制宜开发小水电，依然是中国人一个紧迫而长期的任务。
在普天同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刻，与各行各业一样，全面地、科学地、理性地、健康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小水电的时刻也已来到。中国人经历了六十年的风风雨雨、积累了六十年的建设经验，迈出的步伐将是稳健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7〕1号】规定：“加快发展农村清洁能源。加强农村水能资源开发规划和管理，扩大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实施范围和规模，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水电开发的投入和信贷支持。”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国发〔2002〕10号】指出：“为保护好现有林草植被，巩固生态环境建设成果，各地区要积极开展农村能源建设，大力发展沼气、小水电等。中央对农村能源建设给予适当补助。发展农村水电、小水电、中小水电、地方电力建设农村电气化，关系到千家万户，涉及到各个方面，各级政府要将这项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加强领导。”
国家相关文件还强调：“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继续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落实城乡同网同价政策，加快户户通电工程建设，实施新农村电气化建设‘百千万’工程。”“建设资金以地方自筹为主，国家给予必要的扶持，以工代赈、扶贫开发等资金可用于地方电站电网的建设，各有关部门要在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给予指导和资助。”……
关于小水电的建设，国家出台的诸如此类的政策、法规、文件和号召，数不胜数。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力度和措施，是前所未有的。
非常可喜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多种经济体共同参与开发小水电的热情，也到了历史的最好时期。
“群众运动”，始终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手中的法宝，依靠这个法宝，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革命战争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这样，建国后的小水电建设同样是这样，现在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中小型水库，大多数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还弥留着永恒的不可磨灭的千军万马战天斗地的不朽风采。
过去大干快上的“群众运动”，群众出力不出钱。而新时期小水电建设的“群众运动”，是既出力又出钱。只有多种性质的资金注入，才能够创造现代化小水电建设的辉煌。没有钱只出汗搞建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既是世界强国崛起的经验，也是中国崛起的历程。
山区小水电是小水电建设的重镇，具有“中国小水电之乡”的浙江景宁县的表现，应是当代小水电建设的一面镜子。景宁县三石村一个村民，曾经在国有电站干过二十多年，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他看好了新时期小水电的前景，抓住机遇，想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便放弃铁饭碗，自己出来当“电老板”。他回村里发动亲戚朋友一起来搞小水电，召集的股东竟达130多人，慕集资金232万元，2004年建起一个装机容量为500千瓦的小电站，成为三石村的第一家电站。因为现在办电站效益好，估计五年便会收回投资。因小水电站的维护费用不高，水资源更是不要成本，源源不断，其回报和前景的可观，是可摸可触的。这个案例，调动了这个地方创业的积极性，成了当地人热捧的投资项目，民间的闲散资金被悉数调动，如今景宁县有90％的电站是股份制的。
景宁县2000年就成立了小水电协会，自己来管理这个新兴行业，使之走上良性运行轨道。短短的几年间，该县便拥有了121座水电站。申请待批的有40座。如果完全挖掘本地水资源，可建192座。
景宁小水电发展的成功经验，带动了浙江省乃至全国许多地方小水电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办电经验的景宁人，现在眼光已经不停留于本土了，他们成群结队四处出击，在云南、贵州、广西、陕西、青海等10个省的47个县，都有了他们的队伍，并已投资达42亿元，已收购、建造水电站104座。
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一个不可预料的前景。这股力量能够做到的，甚至是许多欠发达地区的政府财力所做不到的。
广东梅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比较早的上市公司，1994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他们凭着独特的市场敏锐，很早就看准了中国小水电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在1996年就开始调整战略思路，将产业结构往水电行业靠，大张旗鼓推广小水电，先后在广西柳州、广东梅州投资建造了10个水电站。其丰厚的回报是不言而喻的。其对于当地社会的综合贡献，也是不言而喻的。
不但国内普通的民间资本和较大的上市公司注目于小水电的建设和投资，中国小水电的辉煌前景，也引起了境外人士的青睐。总部设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兆恒水电”，可谓是慧眼识珠的高手，他们一经看准在大陆的水电投资就矢志不渝，不为其他热门或者暴利行业所动心，专心致志去水里淘金。自2002年至今，他们在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地投资达20多个亿。他们的投资取向，是最有利于子孙后代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绿色之梦，这种美好的愿望和祥瑞之梦，得到了包括国际友人在内的有识之士的高度赞赏和鼎力支持。兆恒集团引进的境外资金中，就有美国的“泰山基金”，这是一个热心于从事绿色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企业。
拓宽思路、放宽政策、外引内联、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筹集小水电建设资金，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给小水电建设搭建了一个坚实的舞台，这可是一个足可以抵御风浪的舞台。
神州大地明珠绽放的大好时期，为时不远矣。
【彭见明：湖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