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
长江作为天险，曾经寄托了许多人的梦想。当年蒋介石想与共产党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甚至认为共产党打不过长江。这当然是一厢情愿。
再也没有一条比这更宽阔更汹涌的大江，恰好从一个城市的中心穿过，像一柄无情的利剑，将城市一劈两半吧？在世界上，武汉这个城市的格局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武汉本来只有武昌和汉阳，可是400多年前的某一天，汉江改道，在其终点即入江处，又矗起了一座叫汉口的城市。这三个城市都如此重要，各司其责，难分伯仲。一个是政治、文化、科技的重镇，一个是商业重镇，一个是工业和旅游重镇。三足鼎立，因为滚滚长江的阻隔，各自为阵，使得三镇的口音不同，生活方式不同，鸡犬不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完全是三个风情不同的城市。长江是为天险，天险变成了天堑。以至于，汉口人瞧不起武昌人，武昌人也瞧不上汉口人，汉口武昌的人更瞧不起汉阳人。人隔远了，心必隔远。所谓九省通衢，只是一个美好的赞语，通衢不通。以至于后来有了平汉铁路、粤汉铁路，也因这条滚滚长江，火车开到江边，戛然而止，望江兴叹。后来，有了火车轮渡。开始以两艘木船为渡船，铺上双轨，运送过江列车。但码头水位，涨跌难料，木船运送火车的事还不能天天坚持，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所谓的京广铁路在此形成严重的断裂和肠梗阻，且运送一列火车到对岸要耗时一个半小时，一年的摆渡费用达到2000万元。这哪叫火车，简直就是老牛拉破车。都是长江造的孽！
我曾住在那条废弃的铁路粤汉铁路过江段的旁边，并且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就叫《粤汉铁路》。那条长满衰草、落满夕阳的锈蚀铁路，结束使命是在1957年10月15日。从此，平汉铁路与粤汉铁路正式实现了对接，京广线也由此形成，毛泽东主席说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终于实现，九省通衢才真正成为了可能，变得名副其实。
还是要说说长江大桥给我的记忆。长江大桥曾是我们居住在长江边的孩子的梦境。我是22岁时才见到长江大桥的。那时，只听说在我们的下游，我们的省会武汉，有一座跨越长江，架在龟蛇二山上的长江大桥。少年的心充满好奇，充满想象。如何把那么重的桥墩打进那么深的江里，又是如何把那么巨大的钢梁搁上去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巨人？站在水里，头顶天空，把钢梁像拿一根木棍这么放上去就行了？只能这么猜想。那时我们没有报纸没有书，不知道建设时的景象，只能看到大桥建成后的样子。人民币【贰角】上的长江大桥，湖北粮票上的长江大桥，缝纫机上的长江大桥【因我父母是裁缝】，热水瓶上的长江大桥，香烟盒上的长江大桥，火柴盒上的长江大桥，墨水瓶上的长江大桥……后来还有口头上的长江大桥。如去过武汉的人绘声绘色讲的长江大桥，武汉知青们悲悲切切唱起的长江大桥。
我所认识的武汉知青中，就有叫“汉桥”的。据汉阳建桥新村【这是建桥后出现的新村，多是建桥职工的后代】派出所统计，那一个辖区里，就有15名叫“汉桥”、25名叫“建桥”的。武汉作家笔下的人物，也经常会出现这两个名字。它是武汉市的一个标志，也表明这些人肯定出生于1955、1956或者1957年。知青们所唱的大桥，是思念故乡的歌：“雄伟的大桥，横跨龟蛇山，想起了故乡我泪水流……”
关于长江大桥有一个笑话，说的是乡下两兄弟进城看长江大桥，弟弟说：“哥呀哥，这么大的桥，只怕要花两百块钱才能修得起。”哥哥说：“你怕说得，这大的桥，两百块？没有五百块修得起！”弟弟又看到火车拉着汽笛从桥下穿过，惊呆了，说：“哥呀哥，好大一头牛，它躺着都能吼这大的声，要是站起来声音不还要吓死人？”
22岁的我，看到长江大桥，可能跟这对农民兄弟的想法差不多。那真是像一条钢铁的巨龙横亘在长江之上，桥上跑着汽车，桥下跑着火车，互不相干。而龟蛇二山成为了自然的桥头堡，莫非这两座山是天赐给武汉的？在诞生之初就是为了等待今天，让武汉人来架桥的？
我是在武昌桥头下的江边留的影，这张照片寄回家去后，让同事和家人羡慕得不行。那时候的黄鹤楼还未复建，长江大桥就是武汉的第一张名片，也是武汉的代名词。因为兴奋过度，我在武昌桥头的半坡茶亭喝茶，花4元钱为同事带的一件背心忘了拿，损失不能不说巨大……
20多年来，已成为武汉居民的我，无数次经过这座大桥，而且武汉也玩魔术一般地又在长江上建起了6座大桥，且另外两座即将动工。在长江上建桥，就像好玩儿。仅湖北一省，在建和已建的长江大桥就有20余座了。武汉一座新的大桥的开工或竣工通车，新闻媒体几乎没有过大篇幅的报道，几乎是悄悄进行的，冷不丁就会有一座大桥通车。大桥建设的事儿，比当年重要得多的技术发明，比那时更长的桥，更壮观的造型，更不可想象的难题，报纸都不著一字或一笔带过。桥的建设就是桥的建设，没有政治内涵，不承载一个民族梦想之类的重量，建大桥跟建一栋楼房没什么两样，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不值得宣传和夸耀。时代，时代就是这么发生了深刻的也是翻天覆地的改变。
但是，尽管有二桥、三桥、四桥、五桥、六桥……你怎么看，还是我们的第一座即习惯称谓的长江大桥最美，最经看，最耐看。它的雄伟，它的厚重，它的典雅，它的高贵，它的沉静的气质，是任何一座桥梁不可比拟的，它的民族风格和一点点俄式风格的完美组合，让人百看不厌。它是一个具有古典美的钢铁睡美人，躺卧在大江之上，无论是在烟雨苍苍的日子，还是在艳阳融融的时刻，都是以雄浑和柔美的双重视觉冲击打动我们，沉醉我们。特别是在雷暴过后，碧波淡淡，横卧在长江之上的这座桥，成为武汉历史最引以为傲的倩影，表现着武汉的气魄和品格，江城的神韵和风情。
据郭沫若考证，屈原当年“遵江夏以流亡”途中，“登大坟以远望兮”的大坟，即为现在的龟山，又名大别山。
郭氏的考证也许不无道理。在龟山极顶之处，原筑土台一座，民间传为屈原望远台。屈原在这首《哀郢》中，写到他登上龟山极点后，“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诗人感叹：面对洪波不知去向，江水浩淼南渡何方？……郢都的道路那么遥远，长江夏水把归途隔断。
江水浩淼，洪波滔天，渡向江南，可叹长江和汉水把我回归的路途永远隔断了。屈原的哀叹不就像公元1957年前的武汉三镇人的忧愁？汉水阻断了汉口与汉阳，长江阻断了武昌与汉口和汉阳，江与夏不可涉，这滚滚的大江何时才能成为坦途呢？
龟蛇锁大江，这也是长江上的一大奇观吧。二山，一座“若巨鳖浮水上”；一座“缭绕如伏蛇”。传说龟蛇二山是大禹手下两员大将所化。大禹治水时，命二将竭尽全力制伏长江水患，但由于水怪太厉害，仍时常兴风作浪，让两岸百姓遭涂炭。两员大将为了战胜这可怕的水怪，只好牺牲自己，将其身体变作龟蛇二山，将水怪永远镇压在山下。龟山头伸出江边部分称“禹功矶”，上面建有禹王庙【又称禹稷行宫】，就是为了纪念大禹和他的部下在此治水的功绩。
这只是一个感人的传说。
但龟蛇二山束锁住了江流，限制了沙洲涨没的范围，使武汉地区有了长期不变的深水港，倒是大自然的杰作。谁能知道，数亿年之后，这两山成了一座大桥最好的天然基础和南北桥头堡，却要感谢上天的恩赐。
龟山，海拔91.2米，谈不上雄伟挺拔，关于它的传说有很多，每一个名都有不同的传说，如大别山、翼际山、鲁山等。叫大别山也与治水的大禹有关。传说大禹从黄河南下长江，来到长江边的龟山，眼看江汉奔腾，春水凝绿，江南草长，万紫千红；回顾北国，尚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朔风凛冽，水冷草枯之中。大禹看到江南与北国的气候风景如此不一般，感慨道：“一山隔两景，真大别也。”后来人们就把大禹讲这段话的地方，叫做大别山。《明广通志》说：“大别因禹导水时所休息之地也。”还有一说：大别是大禹治水区别江水与汉水的地方。因为长江是浑黄的，汉水是清碧的，汉水入江处的一条分际线分外明显。世人只知蛇山因有黄鹤楼，前人之诗多矣，却不知咏龟山的诗也何其多也。其中有一首我以为甚好。明孟烷《大别山》诗云：
“名山钟秀自天开，岿然盘转天之隈。汉水西来出其下，江流东合涛声回。江汉滔滔南国纪，万里朝宗自兹始……”
龟山虽小，诗却把它的地理位置描绘得极其显赫。明代还有一位叫邢昉的也写过“大别势崷崒，雄立江汉间……此山夙蕴灵，霸气腾鄂渚”句。小小龟山500亩，却有晴川阁——它也是千年名楼、禹王庙、玉清宫、禹王宫、月树亭、桂香殿、拂云楼、南岳殿、三宫殿、九宫殿、龙祥寺、桃花夫人祠、罗汉祠、太平兴国寺、桂月亭、一杯亭、关王庙等等不下三四十处名胜。
蛇山一名黄鹄山。龟山有禹功矶，蛇山有黄鹄矶。黄鹄山又名黄鹤山，后黄鹤楼因此得名。蛇山海拔高度为85.12米。说李白不敢在黄鹤楼上题诗，因为有崔颢的诗在上头，其实李白在此写有诗多篇，如：“东望黄鹤山，雌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蛇山长约3500米。因有黄鹤楼天下闻名。黄鹤楼被称为“天下第一楼”，当年曾挺立在黄鹄矶上。所谓龟蛇锁大江，其实就是指禹功矶和黄鹄矶隔江对峙，控扼长江，成为长江上的险隘。禹功矶突兀江中，危石壁立；黄鹄矶为蛇山之首，奋跃瞰江，悬崖曲坳，峭峙江口。传说有仙人子安在此矶乘黄鹤小憩，后又翩然飞去，留下后人的神往。
且蛇山头枕大江，尾摆东城，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东吴就在此筑城。辛亥革命首义，起义军破中和门后，最先占领的就是蛇山。于山头架炮轰湖广总督署，为首义成功开辟了道路。蛇山逶迤，寺观宫祠、楼台亭榭、名泉秀石、仙踪胜景，不计其数。其歌咏的诗词更是浩如大江烟波。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差一点战败朱元璋的陈友谅墓就在此山上。现白云阁、长春观、宝通禅寺最为有名。
过去，在龟山之上，有数丈高的石碑刻有汉代大文学家蔡邕所书“北方玄武，有虫之长，龟蛇交曰玄武”语句。据传是在永乐十一年，大修武当山奉供龟蛇玄武，湖北巡抚王俭为了迎合极其推崇玄武的永乐皇帝，将大别山及黄鹄山改为龟蛇二山，寓意为玄武龟蛇二将。蛇山逶迤起伏，极像巨蟒伏曲；龟山则首尾俱全，龟甲、龟腹、龟爪又恰似其形，所以让人们迅速接受。
但到了明末，崇祯皇帝怕自己的江山不保，迷信风水，在全国到处凿断所谓“龙脉”，以防又一个真命天子出现，取代他的皇位。湖广之地的“龟蛇环卫”享有盛名，让他睡不着觉，便派人将蛇山挖成鼓楼洞，也就是掏空了这“蛇”的心，让它死去；将龟山的龟首与龟身也凿断，“斩首行动”的后果是在那儿形成了“铁门关”。
但是尽管这样，龟蛇二山还是依然雄峙大江边，等待着有朝一日，成为中华大地上一个重大事件的诞生地和参与者……
1927年的春天，4月底的一个时日，蛇山已现出春天的热闹和颜色，草木已经葱茏，万物复苏。
与杨开慧和两个孩子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的毛泽东，那时因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左，赋“闲”在家，于是趁春色正明，天气暖和，一个人去了蛇山。在黄鹤楼【当时应叫奥略楼】上，凭栏远眺。这时天色晦暗，开始下雨，大江之上烟雨茫茫。本来就心情悒郁惆怅的毛泽东见景生情，在郁郁寡欢中写下了《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在江风吹来的薄寒中，毛泽东是否真带了酒去酹祭江流，不得而知。我想这只是诗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吧。诗的加注点明了他写此诗的用意：“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样的春季。夏季，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事实是：这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杀，这便是此诗的背景。而八七会议，陈独秀被撤销了书记职务。毛泽东这里的名句“龟蛇锁大江”中的龟蛇，大约是指国民党反动派吧，或者也有对陈独秀的不满。
但29年之后，毛泽东再次来到武汉，又在他的新诗中写出了“龟蛇静”，这个“静”，有制伏的意思。那时没有了苍苍烟雨，不登高望远，就是在滚滚的江面上游泳戏水，也能“极目楚天舒”啊，心情的愉悦是可想而知的。这首名《水调歌头·游泳》的词写作的背景是：万里长江第一桥已经开工，钢铁轰鸣，无数的脚手架已经出现在江面。第一号桥墩已经露出水面，第二号桥墩已围笼定位，其他桥墩都下沉围囹，或插入钢板桩，或钻岩，吸泥吐水。汉阳岸开始架设钢梁。工地上可谓热火朝天。
这首词全文如下：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的心情甚好，因为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政权在握。在狂风巨浪中游泳如闲庭信步，何等地潇洒豪迈，何等地气定神闲！且征服长江天堑的宏图正在他手中实现，触手可及呀！这也是孙中山想做而未能如愿的一件大事。在孙的《建国方略》里，就有在武汉长江上架桥的设想。武汉的地位太重要了，她是中国南北的中心，也是东西长江的正中游，她就处在中国这个黄金十字架的正中间。在中国地图上可见，从武汉出发，到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的距离，竟然全部在1200公里左右！
解放后的毛泽东，除在北京的时间外，很多时候是在武汉度过的。从他的行居看，他不喜欢北京，只喜欢武汉。如果他是因为思念家乡，他完全可以住到离武汉不远的长沙去。然而他就想呆在武汉。原因有很多，比如武汉的山水，特别是东湖、长江，但我认为，这完全是因为武汉在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毛泽东在这里，就在了中国的中心，完全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握住了整个中国的脉动。长江大桥的建设，就是打通中国最为重要的主动脉。
其实，在1919年孙中山具体提出建武汉长江大桥的设想之前，已有人有这样的设想。为这座桥梁提出过详尽方案的有詹天佑、米勒【德国人】、华德尔【美国人】、罗英、李文骥、茅以升等。中国长期的战乱和技术的无法达到和国力的衰微，这种梦想只能在纸上。比如北洋军阀政府就起过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野心。1913年北京大学德籍教授乔治·米勒率桥梁系的毕业同学，在当时川汉铁路督办詹天佑的支持下，做了第一次测量工作。1930年国民政府根据美国人华德尔建议进行了第二次测量，并像模像样地钻了10个钻孔，以至于有人以为大桥真的要动工了。1937年，钱塘江桥工处又进行了测量钻探工作。1946年，抗战胜利，京汉铁路局工务处，进行了第四次测量，并进行了论证和准备。但都因局势动荡作罢，望梅止渴，终为泡影。江流如斯，逝者如斯。
1949年，武汉迎来了解放。新中国建设急需物资流通，于是恢复了火车轮渡。用一艘趸船，上铺铁轨作为渡船，取名“汉口号”。车辆下江和上岸，用绞车牵引。一列火车过江，至少一个半小时。当时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和副部长吕正操，深感作为南北运输干线上的武汉长江的瓶颈，指示桥梁专家尽快提出报告，在新中国正式建国的前10天，即1949年的9月20日，桥梁专家梅旸春提出了“武汉大桥计划草案”报告。
次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指示铁道部，着手筹备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新中国百废待兴，共产党人向世界的一次重大显示，就是征服长江，修建大桥。1950年5月，“武汉长江大桥测量钻探队”队长梅旸春主持召开了有中南区交通、学术界著名人士参加的武汉大桥测量钻探工程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专家们一致认为，通过钻探，桥址以龟山至蛇山线最为适宜。尽管在两山之间是断层的陷落地带，江底的岩层曾受过拗折和压碎，个别的基础较差，但总比其他地方的岩层距江面为近；两山间的江面也较为窄狭，不及下游的一半；山坡更可利用作为天然的桥台和引桥。
为这样的结论，已经进行了两年零九个月的钻探，还公布了4个比较线，但都被否了。
此意见于该年6月报当时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7月，武汉市市长吴德峰召集各界代表83人征求意见。多数人赞成选龟蛇线，但也有人反对，认为此线会破坏蛇山黄鹤楼古迹，以走龟山至武昌凤凰山线为妥。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认为，所谓黄鹤楼，已并非古楼，是晚清所建的奥略楼，且并不雄伟，显得小气。不如趁建桥良机，在桥侧另选一址重建一座更大规模的黄鹤楼，恢复旧名。这个设想十分给人以憧憬。只是在拆毁旧楼后，在通车后的29年，1985年，才将新的黄鹤楼建起，自是后话。
在以后的三个年头里，铁道部先后邀集了各方面的教授、专家及各有关部门代表和苏联专家召开“武汉大桥会议”，对桥梁的选址、结构、材料、载重等级、桥墩及架梁施工方法、地质勘察、建筑美术、桥下净空等诸多问题进行反复论证，边论证边设计。
1953年的2月16日深夜，是农历大年初三，毛泽东乘坐着他的专列，又回到了他阔别25年之久的白云黄鹤的武汉。第二天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几位领导吃饭，席间谈起了武汉长江大桥勘测情况。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最重要的大型工程。当晚，湖北领导和专家向他汇报了大桥勘探和论证的结果，共8个桥址方案【后又增添了几个】，毛泽东当时没表态。18日，一夜的风雪骤停，江城又现出了难得的太阳。毛泽东爬上蛇山，到了黄鹤楼上，他是要实地踏勘龟蛇桥址线。其实，对这儿他太熟悉不过了。龟蛇二山在雪后初霁的大江两岸，显露出它们独有的英姿，仿佛是两个厚实的肩膀，向毛泽东暗示，来吧，把这座大桥放在我们肩上……
这可是两个铁肩啊！
下了黄鹤楼，他拍板：就是八号！
八号指的就是第八号方案，龟蛇二山胜利了。
据地质勘探亿万年前本来就连在一起的二山，现在又将要连在一起了，这将是在20世纪的中叶。
紧接着，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了铁道部组建武汉大桥工程局，党委书记由当时的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兼任，局长由当时的铁道兵副司令员彭敏出任。
7月，彭敏率9人小组赴莫斯科，请苏联专家帮助对初步设计的方案作技术鉴定。苏联方面派出25名专家，用了三个月时间，提出了鉴定结论和意见。
关于苏联人对这座大桥的贡献，有许多传闻，甚至认为这座大桥的外观也是俄式的，其实这有许多误解。但苏联专家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为此桥的贡献，有目共睹，已经刻在了蛇山的纪念碑上。在开工的前一年，即1954年，苏联派出了28人的专家组抵汉。1955年9月1日，举世瞩目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建设拉开了壮观的帷幕。但是中国人的尊严和智慧都是重要的，这座大桥无论从设计到施工，全是由中国人完成的，而且材料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
在桥身设计和美术设计上，全国征集了许多方案，由著名建筑、美术、园艺、城市规划、桥梁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评出了一、二、三等奖若干，呈送至政务院，挂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总理一下子看中了只入选三等奖的唐寰澄的作品，这便是如今的长江大桥。这证明周总理独具慧眼。唐寰澄后来谈到，认为周总理之所以青睐他的设计，是因为他的设计充分尊重了桥梁施工的技术要求，在主桥和引桥的过渡上充分考虑到了美学原理，两者过渡自然、流畅、协调，并且用了中国式的阁楼。大桥两侧的雕花栏杆，具有相当的传统和古朴意味，内容多取材我国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有“孔雀开屏”、“鲤鱼戏莲”、“喜鹊闹梅”、“玉兔金桂”等。这些吉祥的故事，谁看谁喜欢。
笔者曾无数次经过大桥，无数次对这些雕花铁栏杆端视，百看不厌。就像一部伟大的作品需要众多的细节一样，这些雕花的栏杆就是它独特的细节。而现代建造的大桥远看美则美矣，但近看却没什么动人心弦之处。这座大桥就像是一件优雅的古董，有着厚重的历史气息和文化蕴含。琼楼玉宇般的桥头堡，更是让我们进入到梦幻和神话中去，好像徜徉在历史的长廊，让人流连忘返细细品咂。
还有雕花栏杆的色彩。它没有用大红大绿，用的是银灰色，这有什么讲究呢？
1957年9月6日的傍晚，关心长江大桥建设的毛泽东又来到了武汉，来到了尚未通车的大桥上。他身着中山装，脚蹬布鞋，是从汉阳龟山的桥头堡上桥的。
脚下就是他日思夜想的即将竣工通车的长江大桥，犹如一柄利剑直向对岸插去。他难以掩饰心中的欣喜，一路行走，一路欣赏。当快到武昌的桥头堡时，他突然停下脚步，手扶栏杆向远处眺望，不禁喃喃道：“灯火辉煌，灯火辉煌……”
在桥头堡处，毛泽东提出要到下面去看看。陪同人员告诉他，楼梯内尚未安电灯，他这才说：“那只有等以后了。”他站在那里，突然问大桥局负责人：
“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可以修了吗？”毛泽东的思维从来就是跳跃的。
这时大桥局副局长杨在田想想回答：“可以修了。”
“真的可以修了吗？”毛泽东又追问了一句。
“确实可以修了！”杨在田肯定地提高嗓音，充满信心地回答。
毛泽东笑了。
这个傍晚，他看到大桥栏杆上漆着红色、蓝色、黄色、绿色等各种各样的不同颜色，花花绿绿，便问何故。大桥局负责人赶忙解释：这是栏杆的备选色，让武汉人民来挑选，看到底用什么颜色好。
毛泽东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笑着称赞道：“你们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嘛。”大家趁机便向毛泽东请教，哪一种颜色好。毛泽东颔首笑着，指指蓝天，又指指江水，并无一字。大家马上明白了：大桥在水天之间，水天一色，和谐一体。后来，桥栏杆就漆定为银灰色，50多年来未改变过，沿用至今。此色不张扬，朴素内敛，但与长江和天空，与龟蛇二山是如此协调。这也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为大桥所作的一项最好建议。
大桥的正式开工是1955年9月1日。而另一个配套工程“江汉桥”【即江汉一桥】也在热火朝天的施工中。因为江汉桥是连结汉口与汉阳的一座桥。三镇连成一体，没有江汉桥是不行的，还有江汉铁路桥。现在的汉江上，也有了七八座桥，最美的为彩虹桥，而江汉一桥也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了加宽。当年的年底，江汉桥建成通车，汉口和汉阳首先连接起来，武汉人小欢呼了一阵。次年初，长江大桥的正桥就在汉阳和武昌两头开始了全面的施工，由两岸向江心同时推进。也因此，工地分为两个摊子。汉阳为一桥处，由杨海峰任处长、赵燧章任总工程师、胡仁为副总工程师。技术人员有萧传仁、罗其斌、赵昱澄等。武昌岸为二桥处，由刘麟祥任处长、王同熙任总工程师、殷万寿为副总工程师，技术人员有王团宇、苏源仙、张宗乃等。事实上在1955年3月底，汉阳岸一号墩围笼就定位，开始下沉管柱。5月23日二号墩围笼定位。紧接着武昌八号墩下沉围囹。12月5日，汉阳岸三号墩围囹浮运。1956年2月4日，真正在水下的八个桥墩同时动工，参与大桥建设的施工队伍和土石方民工达12000余人。曾参与武汉长江大桥设计施工的的著名桥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秦汉回忆说，当时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来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召集了当时最优秀的专家，调动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设备。在“集全国优秀人才，建长江第一大桥”的动员令下，全国各地的桥梁专家、技术人员都汇聚武汉。他们有的来自铁道部北京桥梁事务所，有的来自茅以升先生的中国桥梁公司；有的来自南方的广州铁路局，有的来自东北的哈尔滨铁路局……1955年2月成立的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正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
在我所见到的施工老照片看，那绝对是壮观的，对刚从战乱中走出的中国人，这样的场面真可以鼓舞人心，对新中国充满期待，难怪武汉伢们都一窝蜂叫起“汉桥”、“建桥”名儿。
在全面施工的岸上和水上工地，八个桥墩都是有钢板桩的围堰，占据了这从来就是寂寞空旷的江面。围堰的前后左右，则停有导向船、靠帮船、水上吊船、工作船、砂石船、材料船等，可以想见这么多船，简直要把江面给挤爆了。犹如一个水上城市，这在武汉是闻所未闻的。在墩与墩之间，只留有一条船只进出的航道，而从两岸看去，好像桥已联通起来一样。工地上施工的交响曲深沉轰鸣，人声机声鼎沸。到了晚上，更是灯火通明，无比璀璨，灯光、焊弧把水面曳成一条一条的光波，好像星空落到了江上，好像是一个童话中的世界。每到入夜，两岸除了密匝匝的施工人员外，更多的是如蚁的观赏人群。这些老百姓下班后，冒着凛冽的寒风，来看这样的场景，也眼巴巴望着大桥一寸寸矗起，一寸寸伸展，跃出水面，建成通车……
但是，长江水深浪阔，武汉的长江底下，地质情况相当复杂，而当时国家的建桥技术刚刚起步，一切都是在摸索和试验阶段，长江上建桥完全是一张白纸。世界上旧有的修建基础的方法，不能解决深水施工的问题。
大桥桥墩的最初设计是采用世界上惯用的气压沉箱基础技术。这种技术要让工人到深水中作业，承受气压和水压的变化。这儿的水深多少呢？40米。在40米深的江底，每个工人拼命干，一天也只能干两小时，这还要身体素质特棒，水下经验丰富的工人。而且呼吸困难，极易出现氮麻醉现象，有的工人出现了昏厥，工人们相继患上了一种特有的病：沉箱病。
这就要说到前面提到的苏联专家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了。
西林是一个对中国人民充满感情的苏联知识分子、桥梁专家，1948年来到中国，随着解放军的占领全中国，这位桥梁专家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中原，从中原到西北，随解放军一起转战千里，抢修和架设桥梁。新中国一建立，他又留在了中国，成为铁道部的技术顾问，又是马不停蹄地修路、架桥。按中国人的说法，他干的全是行善积德的好事。
大桥修好后的几十年里，西林不知多少次重返中国，每一次，必到武汉，看看这新中国的第一座、凝聚了他心血的大桥。他对此充满了特殊的感情。可是，当1993年5月他来到武汉，看到长江二桥的斜拉索和那跨度巨大的钢梁时，不禁说道：“过去，我们是你们的老师，现在，你们是我们的老师……”
但他作为曾经的老师，给予了我们极好的建议。他经过思考，提出了管柱钻孔基础技术。就是用大型钢筋混凝土管柱，下至岩盘，然后用大型钻机在管柱钻岩。钻岩完成后，放入钢筋笼，填筑水下混凝土把管柱群抱住，抽水，凿去管柱头，灌筑承台和墩身，拆去围堰，桥墩完成。这种基础类型，完全避免了水下作业，不受江水涨落的影响，一年四季均可施工。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世界上从未用过。于是，在长江北岸的龟山、南岸的凤凰山麓及江心，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工作。这项试验由中苏工程人员和全体职工共同操作，在几个地方连夜苦战，发挥了极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终于试验成功。这标志着一项世界桥梁史上的新技术——管柱基础钻孔法在武汉诞生了。
立即投入使用，竟异常顺利。因为这项技术，使大桥原计划的4年零1个月的工期，缩短至2年零1个月，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投资成本。在武昌桥头的纪念碑上，关于《管柱钻孔法试验记》中，刻有这么一段话：
“……现在一座雄伟的大桥已永峙于龟蛇两山之间，南北天堑已变为通途，浩浩江水将永记着人们的功绩。一切试验的痕迹，由于工地的整理，新的建筑兴起，逐渐泯没，仅余莲花湖畔一巨型管柱尚存，滕代远部长数次敦嘱，妥为保存，经武汉铁路局加以整理，勒石为记，作为一历史性纪念物。纪念这一世界桥梁技术上的新创造，纪念群众的智慧和劳动，征服长江的雄心壮志，纪念中苏技术合作的光辉范例，纪念牢不可破的中苏人民的深厚友谊。”
困难并不仅仅只是基础。
桥墩需要钢板桩插入做基础，但32米长的钢板桩，要插入进去谈何容易！水位高的时候，比较容易插入，安装到位。当水位低的时候，钢板很难插进去。当时，正是枯水期，现场工作人员面对钢板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大桥施工程序设计技术员刘曾达，看到江边上停泊着两艘驳船，他想可不可以将吊机拖到驳船上，这样便可灵活变动位置，操作就比较容易了。于是建议。工作人员立马把吊机放上驳船，然后拖着安装，果然钢板桩就能顺利安装了，问题迎刃而解。
后来架钢梁的时候，钢梁因体积重量都十分巨大，在桥墩上时常架不住，难以往上抬升。在这节骨眼上，刘曾达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在桥墩上安一个三角架，这样就有了力的支撑点，使钢梁一点点地抬上去。真是四两拨千斤。这只不过是建设中的一点小发明，却解决过大问题。
据当时是正桥基础设计负责人的周璞介绍，施工中，就数七号墩难度最大，也就是从武昌方向数第二号桥墩。在以往的勘探过程中，其余7个桥墩都是位于结实的砂岩上，独独七号墩位于破碎的炭质岩上。炭质岩的结构特性就是像蜂窝煤一样，触之松碎解体，并从岩体里散发出一种有毒气体。于是中苏专家分析研究，对此桥墩必须用不同的技术，方案是“钢板桩围堰管桩基础”。
即便这样，在建造七号墩时，还是状况百出。钢板桩插进去一半就塌了，扭得像麻花一样。后来找到了原因：江底石面不平，坡度很陡。专家们再想办法，避开岩石的高度差，终获成功。
现在我们从外观和材质上就看到七号墩与众不同，它是薄壁的钢筋混凝土轻型格式结构，为了减轻页岩上的基础重量。其自重比其他桥墩减少了880吨。
一号桥墩浮出水面是1956年2月22日，这标志着架梁工作可以向江心推进。大桥的钢梁是山海关桥梁厂和沈阳桥梁厂共同制造的，而不是传说中从苏联运来的。山海关厂负责三分之二，沈阳厂负责三分之一。山海关厂是我国一个最老的桥梁厂，自1893年建厂就从来没见过和造过这么巨大的钢梁。但他们有雄心，早在1951年北京召开第二次武汉长江大桥会议的时候，厂方代表方璜就向国家庄严表示，一定要出色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1955年5月，山海关厂正式造梁，次年3月完成第一批杆件，在工厂试拼成功，然后陆续运抵武汉。5月，汉阳正式开始架梁，钢铁睡美人的身姿慢慢显现，撩开了神秘的面纱。
架梁的方法是：从岸上引桥的铁路面上，架平衡梁，再向江中伸臂而去，慢慢延伸。为此，在龟山桥台和一号墩之间，又筑了一个临时架梁墩，桥建成后才炸掉。
桥梁一个一个地在墩与墩之间出现，桥的雏形也就初现了。而水面的作业也慢慢变少了，施工架拆除了，钢梁上可以行走和开施工车了。
此时，两岸引桥和跨线桥也同时开工。何谓跨线桥？原有的过江铁路不用了，新的铁路线要穿过的三镇城区道路，必须有一系列的桥才能解决问题。这些配套工程同样是浩大的，牵涉到许多拆迁任务。其联络线最重要的除汉水公路和铁路两座较大的桥外，共有10座跨线桥，横越武汉全市高空而过。武昌有武珞路桥、粤汉铁路跨线桥、中山路桥、武昌路桥、解放路公路桥和铁路桥，汉阳有月湖正街桥，汉口为张公堤桥和仁寿路桥、汉正街桥。
翌年的5月4日，钢梁在六号桥墩合龙。合龙，就是吊上最后一根杆件。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合龙仪式。由铁道部滕代远部长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及专家们参加。彭敏局长宣布吊装最后一根杆件，国歌在长江上响起，在吊机上的长长的鞭炮炸响。杆件放下，一桥处杨海峰处长和二桥处总工程师王同熙，一桥处总工程师赵燧章和二桥处副总工程师殷万寿，冲过施工分界线，互相紧紧拥抱在一起，场面分外喜悦和感人。
合龙后的7月和9月，国务院组成了以王世泰为首的大桥验收委员会进行了初验和复验，认为大桥稳定性高，冲击系数低，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钢梁合龙，通车在即，清扫工地，绿化护坡，吸引了武汉数十万群众来此进行义务劳动。那时的武汉，人人争为大桥作贡献。在引桥建设期间，还出现另一壮观的场面：大人小孩搬来了自家房前屋后的好石板，捐给大桥铺路。最感人的例子是，一个叫李昌的76岁老人，来到大桥工地，要求安排他义务劳动。大桥局的同志看他年龄委实太大，就婉拒了他的好意，哪知老人不依不饶，非要留下劳动不可。三番五次，还是被拒之门外，无奈老人竟向滕代远部长写了一封“申诉告状”信。
1957年10月13日，国家建委组织的国家验收交接委员会在汉阳桥台大厅办理交接验收手续。当时已有12个国家216名记者云集武汉，在即将通车的时刻，向全国全世界发布消息。
历史将记下这一刻：1957年10月15日11时23分，第一列火车跃上了长江，拉响了汽笛，由汉阳驶向武昌。于是京广线成为了铁一般的现实。桥上，12条龙灯、10只狮子、10条彩莲船开路，浩浩荡荡的车队从汉阳向武昌进发。汉阳桥头还举行了千人音乐会。
关于这一天的庆典，1957年10月16日的《长江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武汉长江大桥昨天正式通车。昨天上午五万多人在武汉长江大桥举行了隆重的落成通车典礼。武汉市人民几十年来的愿望实现了。
昨天，长江大桥，被装饰得格外美丽壮观。
清晨，参加大桥落成通车典礼的人们，穿着最华丽和最漂亮的服装，手里拿着一束束的鲜花，渡过长江，跨过汉水，沿着龟山和蛇山，源源地来到武汉长江大桥桥头。长江大桥四周的龟山、凤凰山、蛇山，沿着长江的两岸，汉阳建桥新村的街道上，莲花湖畔，和武汉三镇高大的建筑物上，都聚满了人群，等待着大桥正式通车这个伟大时刻的到来。整个城市都浸沉在浓厚的节日气氛里。广播电台随时向全市人民播送武汉长江大桥通车的消息，全市二百万人的心都飞向了即将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
在汉阳桥头铁路路面的落成通车典礼主席台附近，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们，几天以前已经在这里选好了角度，聚光灯、长江大桥通车典礼现场广播电台的转播台和录音机，前两天已经安装好了。参加这次采访的中外记者二百余人，都在这里严阵以待。
九点半钟，落成通车典礼的前奏曲——桥头音乐会开始了。听吧！歌颂长江大桥、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建桥的人们和歌颂中苏友谊的嘹亮的歌声，响在长江的上空。
十时正，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典礼筹委会主任谢滋群，宣布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典礼开始。霎时间，鞭炮声、奏乐声和欢呼声，震撼着大江两岸。站在龟山和蛇山上的人们挥舞着鲜花，使龟蛇二山显得更加年轻、美丽、活泼。一架飞机出现在桥的上空、撒散传单。大型的彩色气球，带引着“庆祝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中苏友好合作万岁”等巨幅标语升上了长江上空。
讲话的有通车大典主持人、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苏联运输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等。国家建委副主任王世泰代表武汉长江大桥验收委员会简略地报告了验收的过程和结果。他说：“大桥工程设计是最完善合理的，正桥钢梁桥墩工程质量优良，引桥铁路联络线、公路联络线等工程质量良好。可以交付正式使用。”
就是在这一天，长江大桥上出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插曲。
下午三时，通车典礼结束，大桥对市民开放，于是早就等不及了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武汉市民3万多人，一起拥上大桥，桥被挤得水泄不通。
突然，大桥晃动起来！3万多人顿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惊叫的，快跑的，乱作一团。当时大桥的设计者唐寰澄也在现场，他和许多桥梁管理处维持秩序的同志要大家不要惊慌，停下脚步。据他回忆：“我的感觉是走路时左脚提起再落下时，桥面似在移动不能落到原处；右脚提起落下，则又在另一方移动。那时走路，如酒后微醺，行走不稳。为了观察晃动究竟大到什么程度，走到二联钢梁伸缩缝之处，发现伸缩缝的缝齿，有相对的移动，说明钢梁横向晃动是存在着。”
晃动的情况由当时的桥梁管理处立即通知大桥局，一批专家马上赶到现场进行检测。专家检测后作出判断，桥完全没有问题，产生晃动的原因是因为人太多，产生了共振。这样的共振现象在中外桥梁史上并不少见，特别是在人多的通车之日。最为严重的一次是18世纪英国滑铁卢铁桥在一队军队整齐的步伐中垮了。但武汉长江大桥的这次共振，破坏力几乎为零。
虚惊一场。专家的意见报告给了在武汉焦急等待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得知原因，他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下来。
质量问题，掺不得半点假。这座大桥，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向全世界交的第一张建设成绩单，它承载的东西太多太多。
50多年来，无数次对大桥进行“体检”，都证明她依然坚固、年轻、结实，无灾无病。50多个风雨春秋，长江大桥桥墩和钢梁曾先后被各种大小船舶冲撞70余次，在国内桥梁中她是最惨的，被撞次数最多的，墩身损伤严重，但并没有伤筋动骨。最为严重的一次是1990年7月28日下午，江水暴涨，江面狂风大作，武昌造船厂浮吊一号的铁锚被大风吹脱，专业术语是“走锚”，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顺流而下，直扑向大桥。这个浮吊多重？900吨！太可怕了。海事和武警部门立即实施了紧急抢救。但面对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毫无办法。任凭它向大桥撞去。它撞上了四、五两个桥墩，导致火车中断，公路、水路封行的重大交通事故，影响到了武汉和京广线的畅通。维修数月才恢复。即便如此，这样的撞桥依然如蚍蜉撼大树。
1983、1998年武汉分别出现高洪水位、最大流量、最快流速，共计10多次洪峰，每次12小时以上冲刷大桥，大桥纹丝不动，固若金汤。
对其静载、动载、抗震等实验测检，结果表明：全桥无变位下沉现象，桥墩仍可承受6万吨压力，仍具有抵御每秒10万立方米流量和抗每秒5米流速洪水的能力，仍可抵御8级以下地震和强力冲撞。截至今日，大桥24805吨钢梁、8个桥墩无一裂纹、无弯曲变形，铆钉无一颗松动。多位专家证实：大桥如养护得当，过百岁全无问题，而桥墩可用200年！
我国著名桥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秦汉曾参加过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建造。谈起这座大桥，他充满感情，感慨万千：“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工程设计人员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想的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成千上万的建设者，想的是报效国家。建成学会，学起来刻苦，干起来拼命，干什么工作都讲个认真。所以第一座大桥下来，这支队伍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干出前人未干过的事业，创出前所未有的奇迹。”
大桥的高质量高标准，拿时任大桥工程局的局长彭敏的话说：我们的设计是：假设有两列都是双机牵引的火车，向同一方向开到桥中央，同步紧急刹车；同一时刻，公路桥满载汽车，以最快速度行驶，也来个紧急刹车；还是这个时间，长江刮起最大风暴、武汉发生地震、江中300吨水平冲力撞到桥墩上，武汉长江大桥仍会坚如磐石，岿然不动。
关于大桥建设中超严格的要求，有两件事可以说明。
1956年5月14日，武汉长江大桥引桥017号桥台混凝土灌注完后，经测量队复测后发现，承台中线与线路中线偏离1.7米，大桥局立即决定，炸掉重建。并给予主要责任人技术员单承培记过处分；给予混凝土中队技术主管李家骏警告处分。
1956年7月，大桥架梁时的一天，七级铆工宋大振把又长又粗的铆钉往眼孔里塞，毫不用力地就将铆钉塞进了孔里，经仪器测量，眼孔和铆钉外径几乎差2毫米。宋大振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局里，此事震惊了整个大桥工地。桥钢梁拼接立即全部停工，专家们火速研究解决方案。最后由铆钉生产厂——山海关桥梁厂将铆钉改成锥体形状的钉头、锥体钉杆，制定出一套适合长江大桥的技术规程，由此杜绝了一项百年大患。
这座大桥的正桥为铁路、公路两用双层钢桁桥梁。上层为公路桥，下层为双线铁路桥。正桥三联九孔，由跨径各128米的连续梁组成，高60米，长1555.5米，连同两端引桥，总长1670.4米。
上层公路桥宽22.5米，车行道18米，设4车道，车行道两边的人行道各2.25米。
让人喜欢、百看不厌的除了两边栏杆的对称铁花板上吉祥的图案外，再就是那令人沉醉的桥头堡。堡高35米，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堡亭【雨亭】为四方八角，上有重檐和红珠圆顶，极显悠悠古韵。堡内有电梯与扶梯供人上下，共有七层，直达公路桥上。大厅之中有建桥英雄群像大型泥塑，供游人观赏和瞻仰，共同追忆那热火朝天、激情满怀的岁月，感触建设者们当年的英雄壮举。
走过武昌的引桥，大桥纪念碑和观景台，它们同样是大桥的一部分。这座纪念碑为工程师陈铁尧设计，11.5米高的纪念碑，圆形的碑身，就是象征着大桥基础的大型管柱——管柱基础钻孔法的重要纪念。碑顶为箱形，象征着震动打桩机伫立在碑峰。纪念碑上刻着毛泽东手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碑座为白色大理石。周围苍劲的雪松，更增添了一种肃穆感、庄严感和历史感。从观景台望去，八个巨型桥墩在汹涌的大江之上挺立，犹如八个神话中的擎天巨人，站立在水中，英勇地经受着江水的冲击。米字型桁架与菱格带副竖杆使巨大的钢梁透出一派清秀柔媚的气象。这个设计者一定是深谙钢铁之美的。35米高的桥台耸立在两岸，然后大桥回旋而下，从晴川阁、龟山、莲花湖、龟山电视塔、古琴台到蛇山、黄鹤楼、湖北大剧院、首义园、彭刘杨路，绵亘连接，像一组交响乐，或者一串珍珠，串起了武汉最美丽动人的景点群。龟山蛇山的历史和现实，前世和今生，终于拥抱在一起，不分彼此。这江城，这长江之上的景色，因了一座桥，而变得更加鲜活起来。
由于两江之隔，武汉三镇曾经各据一方。大桥的建成开创了武汉“三镇交通一线牵”的历史，它为武汉的城市交通奠定了基础：以长江大桥为中心，武汉形成了28公里的交通内环线，环抱三镇45平方公里的繁华城区。不少过去位于城市边缘的地方，比如武昌的武珞路，汉口的武胜路、航空路，早已相继发展成为繁荣的市中心。50多年后，这座因桥而兴的城市，已经建成7座长江大桥，包括在建的和两条地铁线，武汉将有12条过江通道。城市的新格局还将继续改写。武汉长江大桥改变的不仅仅是城市的格局，还有这个城市的文化。谁能知道，过去武汉三镇口音是完全不同的，可如今仅凭一个人的口音来判断他究竟是武昌人、汉口人还是汉阳人，已经不可能了；大桥通车之前，武汉三镇不仅在地理上处于分离状态，说话差异非常大，可谓各有千秋：汉口话里带着浓厚的黄陂腔；汉阳话的尾音向上飘；武昌话被称作“西南官话”，四平八稳是它的发音特点。大桥建成之后，三镇之间居民的流动迅速频繁起来，随着几十年来的融合和武汉城区外围的不断扩大，现在除了远城区如江夏、东西湖等地的居民口音还保留自己的特色之外，三镇居民的口音基本上已经一致。
大桥建设时和建起后，这座桥和武汉，简直成为了一个世界的圣地，新中国的样板工程，全世界来此“朝圣”的络绎不绝。在一份档案里我看到，施工期间，大桥方面就接待了外国友人3800人，其中西方国家的友人就近2000人，华侨1063人，一般参观者7万多人。来大桥参观的外国首脑有越南的胡志明、印尼的苏加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德国总理科尔、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等，计有150多位。来得最多的是胡志明，先后三次来看大桥，有一次竟从汉阳走到武昌。
那些外国人也好，华人华侨也好，来这里看的就是长江上出现的奇观，它在中国大地上诞生的奇迹和领先世界的造桥技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建桥技术在进入21世纪后，就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人不仅在自己的任何大江大河上建桥，在崇山峻岭中架桥，在大海上建桥，同时还在世界各地建桥。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桥时成立的武汉大桥局，现在就在国内外建桥达1000多座，越南、孟加拉、缅甸、南非、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安哥拉、土耳其及香港和澳门地区，都有他们所建的大桥。他们的企业精神就是“跨越天堑”，这来源正是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精神，毛泽东和新中国人民的奋斗和打拼精神。
这座大桥的成本同时是十分低的，只花了7189万元，占工程预算1.35亿元的一半多一点。大桥累积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就达百亿元。有人估算，仅每5年节约的火车轮渡费就可再建一座类似的长江大桥。而间接的经济效益更是无以计算，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可估量。
上世纪80年代，大桥日通过火车170列，汽车3万辆；到了九十年代，铁路桥双轨由43公斤有缝钢轨更换为60公斤级无缝钢轨，日均通过火车和汽车流量均翻了一番。进入新世纪后，铁路提速，列车通过量再增，达296列，平均每分钟有60多辆汽车驶过。特别是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后，每天至少有10列载重达5000吨以上的重载货车通过。汽车日流量近来更是猛增至10万辆。大桥依然风采依旧，没有不堪重负之感，不动声色地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
这座大桥成为龟蛇二山的新景，武汉三镇的新景，中国的新景，不仅让毛泽东诗兴勃发，而且在那个年代——许多诗人都没写过关于长江大桥的诗的，这也是一个文学奇观吧。郭沫若、贺敬之、田间、郭小川……郭沫若还写过一首长诗来赞颂这座大桥。
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当年的诗人徐迟和许多作家一样，在大桥工地深入生活，现场采风。他的一篇特写写道：“我曾走下围堰去，直到江底，好比走到了海龙王的龙宫里；也曾攀登到最高的钢梁顶上，真真到了云霄，把武汉眺望。”这座大桥就是“雄伟和美丽的宝带，和平和友谊的化身，五年计划的凯旋门，社会主义的旅程碑”……诗人田间唱道：“水库好像银河，蓄起万串珍珠。大桥好像彩虹，架在长江之上。”刘伯承元帅的诗说：“百万雄师南下后，长江千丈大桥横。人民作出空前事，还只远征第一程。”
武汉人有一句老谚语：“黄鹤楼上看翻船。”早年一些人闲来无事，袖手站在高高的蛇山之巅的黄鹤楼上，看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上来往的船渡苦旅，因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在恶水中挣扎而至沉没。这种可恶的看客现在再无缘看到这悲惨的一幕了。
长江上到处是大桥，毛泽东曾经预言的“将来要在长江上修20座、30座桥”，早已经实现且大大突破。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蛇山上空空的景观也不复存在了，是崔颢目光所止。在白云黄鹤的故乡，楼越修越高，桥越修越多，路越修越宽。长江不是只有一条通途，而是处处通途。南朝宋鲍照在黄鹄矶上曾叹惋：“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这种悲凉凄怆的场景也不复存在。
在此文将结束的时候，我想到了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碑碑文的最后几句话：江水悠悠，长桥如画，楚天凝碧，艳阳似锦。
这是建设者们当年的真情流露，真实感叹。就是在今天，这几句如诗的碑文也没过时，也是崭新如初的。江水永远悠悠，长桥永远如画！
【陈应松：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