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樱
历史学家和水利专家认定，秦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李冰领导古蜀的先民们，建成了古今中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气势磅礴，造福万代，被后人称为“川西第一奇功”乃至“天下第一奇功”，确实当之无愧。
公元前世界著名的七大奇迹中，有六个都是帝王花园、陵墓或神的偶像，只有公元前280前建成的亚历山大港灯塔，才是唯一直接造福于人民的建筑物，这个灯塔使用了1600年左右。
几乎与希腊的马其顿人在法罗斯岛上建造灯塔的同时，成都平原也开始了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的建造。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曾亲自到都江堰考察，并在《史记·河渠书》中写道：“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
都江堰，应该是真正的世界奇迹。
2260多年，对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来说，已经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岁月，天灾人祸，沧桑巨变，除了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人类似乎已经很难寻觅到自己先前的足迹。逝去的一切，都已经变成了“文物”，只能供人们或小心翼翼地瞻仰，或唏嘘凭吊，发思古之幽情……
然而，都江堰却完全不同。它诞生于2260多年以前，伴随着历史沉重的脚步，它至今不但没有逝去，没有衰老，反而变得更加活跃，更加年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造福于人类！
据汉人记载，都江堰在汉代已“灌田万顷”——约为今70万亩，即使在今天，灌田70万亩的水利工程在全国也屈指可数。宋代，都江堰灌溉12县；清末，达14个州县，面积300万亩；新中国成立后，灌溉面积逐渐由成都平原引向川中丘陵，达800万亩、1000万亩，目前已达1370万亩，成为世界上的特大灌溉工程。
正是因为有了都江堰，四川才能以占全国耕地面积十六分之一的土地，生产占全国十分之一的粮食，而且每年还能向全国提供相当于数十亿斤粮食转化的肉、油、酒等各类食品和工业原料。
都江堰不但是特大灌溉工程，而且还集多种功能于一身，包括防洪、灌溉、航运、漂木和城市供水，是世界上最早的多功能高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给巴蜀大地带来了长远的财富和幸福。
世界上多少工程可以和它媲美呢？这难道还不是真正的世界奇迹？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离堆江水接天流，禹迹茫茫画未周，绝代功名成父子，一朝报赛定春秋”；
“完神禹斧锥功，陆海无双，河渠大书秦守惠；揽全蜀山水秀，导江第一，名园生色华阳篇”……
多少诗人在赞美，多少受你福泽的巴蜀人民，向你顶礼膜拜！
你是中国水利工程的瑰宝，
你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丰碑，
你不但是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和智慧的结晶，而且也是中华民族性格和意志的象征！
都江堰不但是中国水利工程的瑰宝，也是世界治水史上的创举。早在清代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便曾慕名前来考察，参观后赞不绝口，认为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水利工程无出其右。
当代许多外国科学家前来，用电脑测算后，惊呼这个没有闸门、没有大坝的古老工程不但完全合乎现代科学原理，而且实现了“人、地、水”三者高度和谐统一，在建设水利工程的同时，保护了生态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两百来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到偏僻的岷江之滨，惊奇地研究和赞赏这个震撼人心，已有两千多年浩瀚历史的伟大工程。
2000年11月，联合国将都江堰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
唐代著名诗人岑参在缅怀蜀太守李冰的功绩时，曾有这样的诗句：“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
四川盆地原本是内陆湖，有人称之为“四川海”，在新生代【从6700万年前开始】之前，盆地东边的山谷被水流逐步蚀通，四川盆地沧海变为桑田。而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曾三度为海，即传说中的“西海”，地质勘探表明，现在成都地表所覆盖的约300多米厚的沉积物，是在新生代形成的。随着水位的逐步降低，“西海”渐渐出现了沙洲和沼泽，一支羌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曾被称为氐人】从盆地西北沿江而下，辗转定居。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人经过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从渔猎逐渐进步到农耕。
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说来，长江、黄河是母亲河，但对于四川说来，母亲河却似乎应该是岷江。岷江是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源出岷山，起于川西高原松潘境内海拔3400余米的弓杠岭和郎架山，全长750公里，流域面积13.55余万平方公里。它从高原发源后，穿过茫茫草原和深山峡谷，奔腾跳跃，劈山削谷，汇集百川溪流，与湔江、石亭江、绵远河、文井江等共同形成了美丽的扇状冲积平原——成都平原，经成都平原到乐山与大渡河相汇后，至宜宾注入长江。
岷江从万山中突围而来，一泻千里，由于坡度极大，水流湍急，进入平原后，河面骤然开阔，从100多米扩展到300到350米，而且河床坡度锐减，流速迅速减缓，从上游带来的大量卵石和泥沙便淤积在河床之内。每逢汛期，山洪咆哮，势如猛虎，而盆地受地形的影响，河水及雨水又不易排泄，于是水患频仍，往往形成泛滥性水灾，成都平原经常沦为一片泽国。正如《华阳国志》所载：“江潜绵洛为池泽”【江潜绵洛均指现在的成都平原地区】，平均每二三十年便有一次特大洪水，人畜房舍顷刻之间荡然无存。而由于没有完备的灌溉系统，在夏秋之际洪水消退后，又常常造成旱灾。于是，在都江堰没有建成之前，岷江一直是一条威胁着古蜀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河流。
川西平原自远古的旧石器时代，便居住着蜀先民，先民同水患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斗争，洪水曾多次淹没了古蜀国都城。古蜀的都城在治水中辗转迁徙，从岷山山地到郫邑、新都、广都乃至成都。
“成都”城名，千古沿用，有人说是取其“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意；也有人说，这块古老的地方原名赤里，古赤里居住为巢居，专名为“笼”，蛮语称“笼”为“成”，而“水所停曰都”，赤里多水，因此取名“成都”。
不只“成都”一名和水有密切的关系，成都又名“龟城”。龟城的来历是，相传秦张仪筑成都城时，城墙屡筑屡垮，总是无法筑成。后来，“忽有一大龟浮于江，至子城西南隅而毙”，张仪问巫卜这蕴含着什么意思，巫卜说：按照大龟爬行的路线筑城，一定会取得成功。后来张仪果然“依龟迹筑之”，建成了规模宏大的成都城。
在长期和洪水顽强斗争的蜀人中，流传着大量关于水的传说和神话，构成了自己独特的“水文化”。
传说之一是，当成都还是一片汪洋时，人们曾向水府龙宫借地，龙王提出限期归还的条件后，把土地浮升上来。
还有一个传说是，古蜀族一位酋长带领人们求告观世音菩萨，请菩萨施大法力把海移走，让人们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观世音菩萨答应了，愿意把一炉香灰借给人们拿去填海，条件是响过五更后必须归还。酋长和人们把炉灰撒入大海了，顷刻之间，浩渺的绿波变成了辽阔的平原……人们不愿归还香炉和香灰，让土地重新被海水淹没，因此自此以后，在这个平原上便再也不响起五更。
岷江流域许多地方都有大禹出生和大禹治水的传说，岷江上游的北川县和汶川县都认为自己是大禹的故乡。《竹书纪年》称：“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巳……修巳背剖而生禹于石纽……”《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但是石纽究竟在哪里呢？北川县和汶川县县内都有石纽、刳儿坪、禹穴等遗迹，争论一直没有结束。
早在《尚书·禹贡》中，便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记载，传说大禹最早疏导的“九河”中，就包括了岷江。
至于丛帝鳖灵的治水则几乎家喻户晓。
传说大约在2800年前，一场洪水使古蜀的鱼凫古城荡然无存，继之而起的是杜宇王国。杜宇建都于汶山【岷山】脚下的郫邑【今郫县】，别都瞿上【瞿上当今何处？说法甚多，可能为今双流县牧马山一带】，“教民务农”。杜宇又称杜主，号望帝。
先进的农业经济使杜宇王国较前三代蜀王更为富强，其疆域北至陕西汉中，南抵云贵，西达岷山之中。
杜宇王国之后是开明氏执蜀。
在开明一世鳖灵期间，成都平原可能开展过一定的治水活动。史学家们认为，鳖，即龟鳖之壳，灵，即巫师，“鳖灵”即以龟鳖之壳为法器的巫师。《水经·江水注》引《本蜀论》说，荆人鳖令尸随水上“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蜀王本纪》说：“鳖灵尸随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任命他为相，不久岷江洪水泛滥，杜宇便派鳖灵主持治水工作。
鳖灵应该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是巴人，至于“其尸随水上”，应该是他由楚国沿江迁徙，来到川西平原。
鳖灵治水成功，受到了蜀人的拥戴，他便篡夺了杜宇的王位，开创开明王朝。杜宇失去王位后隐居西山【今青城山】，传说死后魂魄化为杜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而蜀人每当听到杜鹃“不如归去”的啼声便会思念望帝，而唐代诗人李商隐也发出了“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感叹……
但是，开明王朝虽开凿了一些分流河道，能分泄部分洪水，但由于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洪水和旱灾仍然随时威胁着成都平原，而成都城由于没有河道流经，无舟楫之利，交通也十分不便，这在主要依靠水路运输的古代，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障碍。
鳖灵号丛帝。有人说，鳖灵“据有巴蜀之地”后，出于立国安邦的需要，便借来中原人最为赞赏的尧、舜禅让故事，变为杜宇也是禅让，以示鳖灵王有道，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是，望帝和丛帝共同开发了成都平原，他们的功德是分不开的，于是感念他们的蜀人便按照自己的愿望淡化了他们之间的怨恨，幻化出一个杜宇禅让于开明的故事。早在汉代，人们便开始祭祀望丛二帝；北宋以后，开始出现二帝合祀的局面；清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今天成都郫县城南的望丛祠，将二帝融为一体，祠内既有望帝陵和杜鹃园，也有丛帝陵和鳖灵湖。这是成都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两个不同朝代的帝王竟葬在一起，这种现象是十分有趣的。
都江堰的出现，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落后的秦国经过变法改革后，国富兵强，亟欲一统天下。要想统一天下，就必须有坚实的后方基地，为之提供可靠的人力、物力，于是巴、蜀之地进入了秦国的视野。秦国的司马错分析了巴、蜀的形势后认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公元前316年秋，派兵伐蜀，蜀兵败，蜀王被戮。
为了把蜀建成可靠的战略基地，必须兴修水利。在兴修水利之前，秦国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稳定政局，首先，“移秦民万家实之”，随着移民的进入，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此同时，又修建了成都城、郫城和临邛城，使它们既是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军事设防的堡垒；在发展经济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用封建的个体工商业代替了原蜀国的奴隶制工场。秦灭蜀后的30多年间，蜀侯、蜀相曾三次叛乱，秦昭襄王除了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冤杀和疑杀了一些蜀侯外，公元前285年，又断然废蜀侯，置蜀守，彻底废除了分封制而代之以郡县制……
但是，秦国占领蜀地的最初几十年，管理蜀地的地方长官们一直忙于镇压、“伐楚”等战争，并没有治理水灾、安定民生、发展农业生产，直到李冰担任蜀郡守后，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春秋战国时期，岷江流域出现了继大禹之后，又一个彪炳千古的治水英雄，他就是秦国的蜀郡守李冰，他首先要治理的对象是岷江。
仰面谢天，俯首叩地，巴蜀有幸，中国有幸，在两千多年以前，居然就出现了李冰这样的郡守。
李冰在公元前276年【秦昭襄王三十一年】至251年间担任了蜀郡守。在秦王朝时，他并没有特别显赫过，以致他的祖籍和身世已不可考，连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写到他时，也仅仅简单地记录了三个字：“蜀守冰”，其姓李是在班固著的《汉书·沟洫志》中才加上的。但是，他却用一座伟大的水利工程铸成了真正的不朽，让后人永远记得，中华民族竟出现过如此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实干家！古人曾崇敬地赞美：“绍往圣如冰，爱斯民如冰，蒙难坚贞如冰，能捍大灾兴大利如冰……”“爱斯民”正是李冰政治纲领的核心，作为郡守，他想到的总是造福百姓，造福子孙。
李冰的人格和领导艺术直到今天也使蜀中的政治家们折服，对他们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华阳国志·蜀志》载：“周灭后，秦孝文王【有误】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又灌溉三郡，开稻田。”据一些文史方面的研究者从零碎的资料中分析，李冰大概出生于陇西，懂得天文地理和水文知识，对农业很熟悉，深知水利的重要，曾在陇西的治水工作中作出过贡献。秦昭襄王起用政治家范雎为丞相后，范雎制定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把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迅速向前推进。战争需要物资，于是范雎把开发蜀郡的经济提上了重要地位，并推荐了聪明正直、德才兼备的李冰担任蜀郡守。
李冰担任蜀郡守后，面对严重的水患，他翻山越岭走遍岷江两岸，观山势、察水情，并向当地耆老了解情况，掌握了岷江冲出高山峡谷后河面开阔、流速顿减的特点，以及左岸一带山势弯环等条件，发现了可资修渠的有利地形，吸取岷江两岸人民多年来与洪水斗争的经验后，精心设计、制定出了治水方案，合理地选择了渠首的位置，因势利导巧妙地布局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工程进行中，他又多次亲临现场指挥，解决困难问题。至今，在老百姓中还流传着他骑马勘察岷江以及巡视工地的许多传说和神话。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哲学思想是：顺应自然，因势利导。全部工程的每个细节都贯穿了这一核心。
从地形上观察，都江堰东部的成都平原，极像一把张开了的纸扇，而都江堰市城西一带，恰好正在这把纸扇的顶端，海拔700多米，地形向东南方逐渐跌落，到了成都一带，降至500多米，形成一片倾斜地带。在水利科学上，这正是兴修水利工程的有利条件。李冰利用了大自然创造的这一有利地形，采用“分流导江，筑堰引水”的科学方法，创建了伟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在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不同的名字。《华阳国志》称它为“湔堰”，是由于都江堰左岸的玉垒山古名湔山，又名灌口山，古人因山命名，称之为“湔堰”；《水经注》称之为“湔堋”和“都安堰”，前者和《华阳国志》的意思相同，后者是取成都安居乐业的意思；左思在《蜀都赋》中就它的坚固和形状称之为“金堤”；唐代改称“楗尾堰”，“楗”是插门的木棍子，也指堵塞河堤决口时所用的竹木土石等材料，意思是指堰为笼石、杩槎构筑，形如楗尾，能够自由调节；宋代以后才有了“都江”之说，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作品《吴船录》里有：“新作【二王】庙前门楼盛壮，下临大江，名曰都江。”元代以后称之为“都江堰”了，在元代的《蜀堰碑》里有了这样的记载：“北旧无江，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中为都江堰。”
都江堰水利工程和许多水利工程不同，具有独特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它科学地利用地形地势采用了“无坝引水”的工程形式，建筑在山川和平原接壤的咽喉要冲。主要工程由都江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大工程构成。按系统工程学的原理，三大工程结构严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极其巧妙地构成了一个完善的、有机的整体，达到了“分洪以减灾，引水以灌田”的治水效益，发挥出远比单独一个工程巨大得多的作用。
为了利用岷江水灌溉农田，李冰设想把玉垒山伸向今都江堰市城西的一段余脉凿开一个缺口——宝瓶口，为了让有足够的水进入宝瓶口，他首先在江心用竹笼装卵石砌出了一道大堰，这就是后来《华阳国志》所说的“壅江作堋”，即拦河筑堰的意思。这是我国水利技术上的一个飞跃，把治水由过去小范围的“堤防”进步到大范围的壅水和导水，让河水能更顺应人的需要。而大堰的前端便是“鱼嘴”。鱼嘴分水堤用竹笼卵石垒砌而成，即《元和郡县志》上所称：“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中，垒而壅水。”
鱼嘴分水堤正建筑在岷江的江心，是岷江冲出山口后河床的弯道上。弯道北面是凹岸，南边是凸岸，这正是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的理想地方。从高处望去，整个堤坝就像海上一条巨大的鲸鱼，堤坝的顶端就像鲸鱼的嘴巴，所以称为鱼嘴。
鱼嘴把岷江一分为二，分为内江和外江。外江是岷江的主流，主要作用是泄洪排沙；而内江是人工开凿的渠道，用来灌溉农田。外江有羊马河、黑石河、沙沟河等许多分支；内江也有蒲阳河、柏条河、走马河等等支流，这些分支各自又有许多更小的分支，就这样使成都平原成为全国河渠水网密集的地区之一。这些河渠既有通航之便，又有灌溉之利。
在春耕用水的季节，水流经上面的弯道绕行，主流直冲内江而下，内江约进六成水量，外江约进四成水量；而在夏秋洪水季节，情况刚好相反，水位升高后，水势不再受弯道的制约，主流奔腾而下，内外江进水的比例颠倒过来，内江约进四成水量，而外江可进六成了。
近代水利专家们曾进行过多次测量和试验，证实当岷江流量小于每秒500立方米时，内江分流比便接近60％；而当流量大于每秒5000立方米时，内江的分流比便只有40％了。
鱼嘴除了完美地解决了灌溉和防涝两大问题，还发挥了另一个显著作用，即排沙。根据河流的自然规律和“弯道环流”的科学原理，挟带大量泥沙的底层水自然会流向南边的凸岸，而含泥沙少一些的表层水总是会自动流入北边的凹岸，而内江正在凹岸，外江正在凸岸，天然的地势让鱼嘴不但能分水，而且还能分沙。据试验，当岷江洪峰流量超过每秒1700立方米时，内江便已处于“正面取水”，而外江则处于“侧面排沙”的态势，这时，内江分流比大于外江，而外江分沙比大于内江。这就是都江堰治水“三字经”中所说的鱼嘴“分四六，平潦旱”，在现代工程学上称为“凹岸取水，凸岸排沙”，李冰这一创举，为我国水利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紧连鱼嘴之下有金刚堤。靠内江一侧的是内金刚堤，靠外江一侧的是外金刚堤。金刚堤在鱼嘴和飞沙堰之间，形如弯月，是鱼嘴联系飞沙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古时曾误认它就是都江堰，因此在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中有这样的记载：“江水又历都安县，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
金刚堤的堤岸过去也用竹笼卵石做了许多护岸工程，以便引水顺流，保证内、外江的分流。
都江堰的第二个重要工程就是飞沙堰泄洪道。
都江堰的溢流排沙工程包括飞沙堰和附属的人字堤。飞沙堰又名减水河，唐代叫侍郎堰，在内金刚堤的下端，今堰长约270米，和内江左岸的虎头岩相对，上距鱼嘴700米，下距宝瓶口200米。是内江总干渠的旁侧泄洪道，作用是排洪、飞沙。根据多年实测，它排洪、排沙的效果非常好。
据水利工作者们实测，内江流量越大，飞沙堰的排洪作用也越大。如岷江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时，飞沙堰能排出内江流量的75％以上，确保成都平原的安全。而流量越大，排沙效能也越高。
飞沙堰的高度根据内江用水量决定，低于堤的高度。当宝瓶口水位超过一定高度的时候，堰顶便会自动开始溢流，并由于水的横向环流原理，同时自动排沙。人字堤在宝瓶口右侧，上接飞沙堰，下接离堆，宝瓶口出现更高的水位时，人字堤顶也向外江溢流。
源出高山的岷江洪水下泄时，沿途挟带了大量泥沙和其他悬浮物，这些东西经过鱼嘴时大部分排入外江，但每年仍有26％至47％进入内江，飞沙堰正是处理内江大量泥沙和悬浮物的又一个工程设施。当宝瓶口水位在十二划时，内江流量每秒330立方米，飞沙堰便开始翻水；当内江流量超过每秒500立方米时，飞沙堰开始飞沙；当内江流量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时，飞沙堰的飞沙比可达80％以上。
飞沙堰对岸的虎头岩，岩石陡峭，向南突出江心。每当江水盛涨，洪水经鱼嘴滚滚而下的时候，惊涛骇浪会陡地扑向虎头岩，在岩石的拦截下，形成巨大的回流，泥沙和各种悬浮物便在回流里快速搅动，并不得不改道南行，在螺旋形的飞舞中被甩出飞沙堰并飞向外江。这种把洪水和泥沙逼出飞沙堰的方法被叫做“正面取水，侧面排沙”。飞沙堰的排沙效能并不神秘，它是利用“弯道环流”和“正面取水，侧面排沙”两种流态共同作用的结果。
飞沙堰在古代是用卵石堆砌的。清末，用竹笼纵横垒砌，间贯以梅花桩。清光绪时，丁宝桢曾砌以巨石，涂以油灰。
飞沙堰的堰顶高度有严格规定，自古以来便有“低作堰”的法则，直到现在，飞沙堰虽已改用混凝土浇灌，但“低作堰”的法则仍然是不能违反的。
虽然飞沙堰能自动排出许多泥沙，但仍然有一部分要残留下来淤积在虎头岩下的凤栖窝一带，因此每年必须进行一次河床的清淤和飞沙堰的维修工作，名叫“岁修”。李冰在岁修工作中总结出了著名的“深淘滩，低作堰”的科学经验，被后人称作“六字诀”。六字诀不但是岁修的科学方法，而且也是保证工程质量必须遵守的原则。
“深淘滩”是指河床必须淘到一定的深度。相传当年李冰曾在河床底下埋有石马做标记，要求岁修时要淘见石马。后来，经过岁月的磨蚀，石马找不见了，现在淘滩的标准是明、清时埋下的三根“卧铁”，每年淘滩淘到三根卧铁就行了。
“低作堰”是指飞沙堰在维修时，堰顶不能垒得过高，以致影响排洪排沙。至于低到什么程度呢？这要根据宝瓶口的“水则”和灌区的用水量来决定。现在堰顶约平于水则十五划【每划一市尺】。如水量高出水则十五划，灌区就要闹水灾；反之，如低于十五划，灌区就要缺水。
“六字诀”是李冰在实践中总结概括出的宝贵经验，也是科学的结晶，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沿用。
人字堤是飞沙堰的附属工程，它位于飞沙堰下游，紧靠离堆脚下，是内江总干渠的第二道旁侧溢洪道。过去用竹笼卵石垒砌，宽40米。它和宝瓶口、飞沙堰联合运用，起到排泄内江多余进水的作用。
都江堰的第三个重要工程是宝瓶引水口。
内江流到了飞沙堰的末端后，便被玉垒山斜出的一块砾岩——虎头岩——挡住了去路，为了达到“引水以灌田”的目的，李冰便设法在虎头岩的低伏处凿开了一个边坡很陡的梯形引水口，这就是“宝瓶口”，是都江堰工程最为壮观的地方。
宝瓶口位于离堆与玉垒山脚的悬崖之间，通高13米、长80米、宽43米，是内江引水的咽喉工程，也是成都平原的安全屏障。如果把成都平原比作一个大瓶，这里便是大瓶的瓶口了。宝瓶口被凿开后，被孤立在江中的砾岩便被后人称为“离堆”。内江至此，水面宽度由70米骤降到14米到24米，离堆三面都是下临江水的悬崖峭壁，怒涛汹涌，吼声震天，离堆兀立于怒涛之上，上面建有一座气宇轩昂的古建筑伏龙观，相传是晋代为祭祀李冰而建。
据传当初凿山时因虎头岩的岩石异常坚硬，古蜀的先民们便在李冰的带领下，积木于岩石上，以大火加热，然后浇水骤然冷却，再用简陋的铁具凿开微微裂开的岩石，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大功告成。
据《华阳国志》载，李冰在都江堰工程建成后，经过多年实际观测，掌握了宝瓶口水位变化与灌溉需求的规律，便命人在水边立了三个石人，并刻上了“干毋及足，涨毋没肩，年中水量，以此为度”的说明。后人随着对水情的进一步理解，又在宝瓶口左面的山石上加刻了几十道分划，取名为“水则”，也就是今人所说的“水标尺”，当水面到达十一划时，内江所需的灌溉用水便已充足，超过十九划时，就要向外江排水。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水位标尺了。
新中国成立后，据水利工作者们多年实测，无论岷江发生多大的洪水，宝瓶口引进的流量始终不会超过每秒700立方米，既保证了灌溉和城市用水，又不会发生洪涝之灾，真是一个巧夺天工的工程！唐朝大诗人杜甫曾写诗曰：“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正是赞誉宝瓶口的控制作用。
在都江堰的修建过程中，既没有钢筋，也没有水泥，用什么作建筑材料呢？李冰从当地居民的房舍用料中发现了竹、木、卵石等材料，并且经过实验，把这些材料巧妙地用在了工程上。动员先民就地取材，通过杩槎、竹笼、羊圈、桩工等技术，使工程达到了结构简单、施工方便、成本低廉、效益显著的特点。这一套行之有效的工程技巧，被一代一代保留相传，成为水利建设中的瑰宝。
汉代，都江堰特有的竹笼装石筑堰法已经在全国推广，一个突出例子便是“治黄”。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黄河决口，蜀人王延世用竹笼装石堵塞成功。据《汉书·沟洫志》记载：“【黄】河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褒衮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涧，上切责之，忠自杀……河堤史者王延世使塞，以竹笼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成帝因王延世长于计策，功费约省，用力日寡，提拔他当了光禄大夫。《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了这件事。唐代《元和郡县志》中也明确记载了王延世用李冰之法筑堰的事实：“楗尾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决。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中，累而壅水。汉成帝时，瓠子河决，王延世塞之，用此法也。”
李冰治水，功绩千秋，自都江堰建成后，“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华阳国志》】
1974年3月3日，都江堰在修建外江闸、下移索桥开挖桥基时，发掘出一尊汉代雕塑的李冰石像，神态从容，拱手微笑，其衣袖和衣襟上有隶书题记：“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椽；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镇水万世焉。”“建宁”是东汉灵帝的年号，这三行隶书虽然不像后人那样把李冰尊崇为神，但却为史书记载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工程提供了物证。
谈到李冰修筑都江堰，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弄清楚，即到底是“谁开凿了离堆”？
自宋代以来，围绕这个问题便有了一些争论。近年来，更有一些人认为，都江堰左岸的山今名玉垒山，离堆是从玉垒山开凿出来的，于是便断定都江堰是蜀王开明创建，而离堆是开明开凿的。也有人认为，开明曾开凿过玉垒山，但并没有凿通，是李冰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
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学者钟天康等人曾仔细考证和分析过这个问题。
首先，钟天康等认为，要弄清“开明”的由来。开明是公元前六世纪蜀王丛帝的年号，是由“鳖灵治水”演变而来的。但在《山海经》、《尚书》、《史记》等典籍中都找不到有关鳖灵治水的记载，只在《水经注》引来敏《本蜀论》云：“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狭而蜀水不流，帝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其他如《风俗通义》、《路史》等中也是类似的说法，这些记载基本形成了鳖令治水的故事，说明在公元前6世纪，蜀国曾遭受过一次特大洪水，造成灾害的原因是巫山【峡】狭窄的出口，让水不能畅流。
在《蜀王本纪》【按徐中舒考证，此书为蜀汉谯周所作，而不是西汉扬雄】中，这种说法有了变化，成为：“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在《华阳国志》中也有：“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
在这些记载中，“鳖令”变成了具有神话意味的“鳖灵”，而“凿巫山”又变成了“决玉山”或“决玉垒山”。
其实，因“玉山出水”而又要去“决玉山”，本来已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再则，巫山在哪里？而玉垒山又在哪里呢？
钟天康等人认为，能使蜀水不流的巫山只能是蜀国境内的巫山，而不会是巴楚交界处今巫山县的巫山三峡。因为巫山县山峡的海拔高度比成都平原要低得多，不可能使“蜀水不流”，而鳖令也不可能越过巴国到千里之外的巴楚交界处去治水。因此他凿通的应是今金堂县的金堂峡——金堂峡一段的沱江，在民间或历史上曾被称为巫江，金堂峡入口上游与旧城相对处，曾有巫江镇，这里至今还有众多鳖灵治水的记载和遗迹，而在都江堰市和蜀中的其他地方却没有发现过这样的记载和遗迹。因此，鳖灵疏通的是金堂峡，“决玉山”应是“决巫山”之误。
《读史方舆纪要》、《舆地纪胜》、《四川通志》、《金堂县志》、《蜀中名胜记》等典籍中都有鳖令在金堂治水的记载。
从地形上看来，蜀地壅江的地方也应该是金堂峡。据调查，只要金堂峡壅水的水头达到40米高，成都平原许多地方便会成为泽国；而达到50米高，蜀国的都城郫县也会受到威胁，淹没的土地会在60万亩以上了。
而常璩在《华阳国志》中犯了个错误，把误称的“玉山”【实为巫山】又加了一个“垒”字变成了“玉垒山”。古玉垒山本在今阿坝州的汶川县，都江堰左岸的山，古名湔山，又名灌口山，凿离堆是凿的“湔山”，而不是开明那个“玉垒山”，湔山是从唐代以后才被人讹称为玉垒山的。
因此，即使是“开明决玉垒”或决玉山，也绝对与都江堰的离堆无关。
李冰在蜀执政的几十年中，除了创建都江堰外，还开凿和疏导了“成都二江”，即郫江和流江【今府河和南河】。“二江”是岷江内江水系中段的干流。内江水系在成都平原上一直呈扇状分布，在李冰治水前，这些密布的大小河流，漫漶地流动着，时而泛滥，时而沮湿，给古成都带来极大灾难。李冰带领古蜀人疏通“二江”后，让散漫的水流都归入“二江”，使之在灌溉、航运和环境方面都发挥出巨大作用，成为沟通成都与东、南、西三个方面的水路运输，并成为平原中部的灌溉大动脉，让成都终于成为两河之间农业发达、物产丰盈的富庶地区。
除了修建都江堰和开通“二江”外，李冰在“二江”上架设了七座美丽的桥梁，宛如天上的北斗七星；
李冰开挖了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
李冰自湔堰上分穿了羊摩江，以灌江西；
李冰疏导了文井江、洛水、绵水，在平原上挖掘了大量灌溉支渠；
李冰在世界上首创打井技术，在广都【今双流、仁寿】一带打出了我国第一批盐井；
李冰治理了南安【今乐山】江道，并整治了长江水道，大大发展了蜀中的水运事业；
李冰带领先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并改山地为梯田；
李冰与汉中郡合作，凿通千里栈道，努力改变“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局面……
总之，李冰打造出了一个“天府之国”，司马迁考察都江堰后，曾在《史记·河渠书》中感叹道：“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从此，成都平原便“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梗稻莫莫”【晋左思《蜀都赋》】，而我国在世界上也首创了“水利”一词。
都江堰的建成，加速了蜀地的开发，随着历史的发展，得都江堰之利的成都平原日益富饶，四川成为中国的国中之国——取代汉中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从此，中华民族有了一个可靠的战略基地；而当我们的民族遇到重大灾难时，“天府之国”又往往成为整个民族的大后方。
直到20世纪抗日战争时期仍然如此，有了都江堰灌溉的天府之国，浴血奋战的中华民族，才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在国土大量沦丧的时候，除300万川军慷慨出征外，位居大后方的四川民众，对民族解放战争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庇护了来自“沦陷区”各地的人们，和侵略者殊死搏斗，以致有的史家称，抗日战争的后半段，几乎是四川在和日本厮杀。
所以有人说，都江堰“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都江堰，秦始皇才得以实现“得蜀则得楚，得楚则天下并矣”的战略方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从鸿门宴上逃得性命的刘邦，也是靠萧何“发蜀汉粟补给军食，发其兵卒，以补伤疾”，才建立了统一的汉王朝。
秦汉时期，当南方长江流域许多地方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由于都江堰及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兴建，成都平原大举开发，成为全国三个主要经济区之一，而且迅速以丰富的物产和经济上的实力超过了原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跃居三河地区【河东、河内、河南】之上。汉代成都已与洛阳、临淄、邯郸、宛城并列，成为全国“五都”名城之一。
据汉人记载，都江堰在汉代已“灌田万顷”——约为今70万亩。《汉书》称，到西汉末年，已出现了“巴、蜀、广汉……土地肥美，有山水沃野，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富庶景象。这时四川已有多余的粮食可供外省或外省移民入川就食。西汉初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今民就食蜀汉”。汉武帝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下巴蜀粟以赈焉”。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但因“益州险塞”，中原战争对四川的波及不大，正是有了富饶的巴蜀，才有了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和刘备的三分天下有其一。在《隆中对》中，诸葛亮把蜀地视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片“天府之土”，刘备进取巴蜀后，才能以狭小的成都平原与占据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曹魏和孙吴政权抗衡，并形成鼎足之势。
唐初，黄河流域的战乱刚刚平息，关中及中原地区都出现了饥馑，成都平原运粮“以实京师”并“救饥人”。因此陈子昂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宝，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
唐代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发展史上的兴盛时期。在巩固、恢复和发展都江堰的同时，还运用都江堰的治水经验，在川西地区兴办了一批新的水利工程，有的至今还在发挥效益。当时，成都平原是“天孙纵有闲针线，难绣西川百里图”，成了天下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安史之乱”时，许多人避乱入蜀；在唐末五代的移民高潮中，移居蜀地的人更多。成都平原人口大量增加，据《唐书·地理》统计，当时剑南道共2府、38州、189县，计496万人，而其中仅成都府10县就有92.8万多人，占了五分之一，整个都江堰灌区更达193万人，占剑南道的40％。成都盛极一时，成为“扬一益二”——仅次于扬州的喧然名都。
都江堰，在唐代诗人的笔下留下了许多美丽的诗句。如岑参的《石犀》：
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
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
始知秦太守，伯禹亦不如。
杜甫的《石犀行》：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
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
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
他在《江村》一诗中，以“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的名句描绘出了成都平原流水潺潺、景色如画的夏季田园风光。
李白在《送友人入蜀》中，也这样赞美：“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
另一位诗人高骈在《锦江春望》一诗中，描写了成都美丽的春天：
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
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树梢头。
宋代，成都平原已“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都江堰灌区发展到12县，成都平原“禾黍连云种”【陆游诗】，稻谷如黄云，粮食、食盐自给有余，手工业高度发达。蜀中麻布产量居全国之冠，茶叶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漆器、金银器都十分有名。
蜀中自古有栽桑养蚕的传统，殷代的甲骨文上已有“蜀”字，据考证，“蜀”字是野蚕的象形。成都织锦工业发展很早，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初具规模。都江堰的建成，促进了桑蚕生产和织锦工业，以致“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左思《蜀都赋》】三国蜀汉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蜀锦，诸葛亮曾说：“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锦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而且远销国外，从成都南去，经云南而往印度、阿富汗等地。唐朝鉴真和尚东渡，还把蜀锦和蜀锦制品带到了日本。早在汉代，成都便设了“锦官”，因此，成都又被称为“锦官城”，简称“锦城”。汉代以来，蜀锦织成后“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因此城南的流江【今南河】被称为濯锦江、锦江。诗人曾咏叹这如诗如画的美景：“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儿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定晚霞。”【刘禹锡】
成都地区最早开发天然气，“风流千古”卓文君的故乡邛崃煮盐即用天然气。这里也是我国最早冶炼铜铁的基地之一。司马错伐蜀后，曾在成都市内设盐铁市官。秦始皇迁富豪之家入蜀，原在赵国就以冶铁致富的卓氏，到邛崃继续从事“铁山鼓铸”，从山东迁来的程郑，也在邛崃炼铁，均为巨富。
在国外，纸币最早出现于1692年英国统治下的北美。而在我国，公元998年至1022年间，成都就出现了纸币，比西方国家早了600多年——宋真宗时，成都16家富商联合起来发行“交子”，天圣元年【1023年】在成都增设了“益州交子务”的官署，直接发行“交子”，“交子”完全具有了纸币的性质。
“金城石廓”“既丽且崇”的成都，古代商业便十分发达。“市廛所会，万商成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汉代已是西南最大的中心城市。唐代的成都市场上，不仅有许多种类的手工业品，而且有丰富的农副土特产品，茶叶交易十分活跃，蚕市也十分兴旺。从州府到农村形成了较完备的流通网络。
宋代成都出现了药市、灯市、花市三大市，药材市场对全国都有一定影响。正是由于商品交换规模日益扩大，成都才在全国率先发行了纸币。
成都很早就有各具特色的市场，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等。从遗留至今的街名，如盐市口、珠市街、骡马市、草市街、牛市口、羊市街等，还可以让人想到当日的盛况。
李冰开二江后，“此渠皆可行舟”，成都地区古代航运十分发达。楚汉垓下决战时，“蜀汉之粟万船而下”支援汉军；据记载，西汉时，成都已出现有船舶千只以上的富商，货物运到吴楚、岭南，甚至国外；东汉时公孙述在成都造“十层赤楼帛兰船”；西晋“王浚楼船下益州”，在成都建水量达百吨以上的连舫楼船，顺江伐吴；唐代，成都仍是“门泊东吴万里船”，甚至“楼船百艘，塞江而至”，成都平原的粮食，仍然通过船舶运往中原；后蜀孟知祥曾在府河检阅溯江而上的水军战舰；宋代，成都曾用拆除后蜀宫殿的材料造大船200艘，满载蜀宫的器物珍宝到达汴京；元代，二江“舟楫如蚁”，按《马可·波罗行记》中的记载，当时二江的情况是这样的：
向西骑行山中，经二十日程，抵一平原，地属一州，名成都府。
有一大川经此大城。川中多鱼，川流甚深，广半里。长延至于海洋，其距离有八十日或百日程，其名曰江水，水中船舶甚众，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甚者。此川之广，不类河流，竟似一海。
城内川上有一大桥，用石建筑，宽八步，长半里。桥上两旁列有大理石柱，上承桥顶。盖自此端达彼端，有一木制桥顶，甚坚，绘画颜色鲜明。桥上有房屋不少。商贾工匠，列肆执艺其中。
清代中后期，成都仍然“城内外河道甚多”，“船舟终岁可行。惟自西历十一月以迄五月，止有小船，上溯可自嘉定【今乐山】以上。……其余六个月，江水暴涨，船重百吨者，亦可开至成都，毫无阻碍。如是成都遂成为长江上流尽头之埠”。【马尼爱《游历四川成都记》】
清末至民国，二江航运能力逐渐下降。抗战时期，由于抵抗日本侵略的需要，水运曾一度振兴。抗战胜利后，虽然陆路运输兴起，水运有所萎缩，但仅成都至嘉定一段，每年上下的船筏仍在两千只以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江中每年漂运木材仍达50万立方米，成都至乐山仍可通行载重10吨的木船。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
汉初文翁在成都兴学，在全国首创地方官学，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成都是我国最早使用雕版印刷的中心之一。从唐、五代到宋朝，成都的雕版印刷水平一直居全国前列，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唐代的“药王”孙思邈曾长期在成都行医。宋代的药物学家、《证类本草》的作者唐慎微，《黄帝素问·灵枢集注》的作者史崧都是成都人。
成都地区哲学、史学发达。是道教发源地和佛教盛地。张道陵在大邑鹤鸣山创道教，都江堰市的青城山是全国五大洞天之一。成都作《蜀记》、《蜀志》者甚多，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地方史著作。
汉文学的代表体裁是“赋”，西蜀被称为汉赋的故乡。蜀中才子司马相如、扬雄到长安后，达到了汉赋成就的顶峰，特别是司马相如更成为汉赋定型化的奠基者，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宋时期是成都古典城市文化的极盛时期。丰富的物产、美丽的风景、良好的气候、好娱乐游赏的民风，培育出了大量音乐家、诗人和画家，也让许多画家和文学家长期流寓于成都。李白、杜甫、白居易、岑参、李商隐、陆游、范成大等等，他们在成都创作出了大量不朽的传世之作。以诗圣杜甫为例，他在成都地区创作了260多首诗篇，其中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登楼》等一直脍炙人口。而苏轼更是蜀文化的骄傲，作为诗、词、文章、书法集大成的天才，苏门三学士几乎垄断了宋代文坛。唐末五代全国五分之一的名画家移居成都，以至大慈寺成为唐宋时期全国绘画雕塑的宝库。
后蜀时期，成都出现了中国的第一部词集《花间集》。
唐宋时期，成都地区的音乐、舞蹈、戏剧都极为发达。“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杜甫】，“锦机玉工不知数，深夜穷巷闻吹笙”【陆游】是诗人的真实写照。
有山则青，有水则灵，都江堰建成、二江凿通后，成都形成了异常优美的城市环境，全城碧水名园交相辉映，既是“锦城”又是“花城”。五代时孟昶倡导在城墙上遍植芙蓉后，秋季花开时节，“四十里如锦绣”，因而成都又获得了“蓉城”的美名。
巍巍青山，滔滔碧水，在李冰的领导下，蜀人创造了都江堰文明，都江堰给成都平原带来了巨大的、足以自豪的财富。
但是，应该正视，在形成“民食稻鱼，亡凶年忧”的同时，成都平原在某种程度上也背上了“自我满足”的沉重包袱，以致“游赏之盛，甲于西蜀”，“俗不愁苦，而轻意淫佚”，“俗尚纤啬，昧于远图”，形成了自适感很强的农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个地区的发展，这和都江堰建造者们的初衷是相悖的。
但是，李冰的人格和精神却始终在感召着他的子孙，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他们终于觉察出了自己的麻木与不肖，于是振臂奋起，告别过去，书写了历史的新篇章，从而被称为“改革的故乡”。
有功于国、有德于民的李冰，到底是怎样死的？一直没有准确的资料，只《华阳国志·蜀志》中有简单的记载：“章山后崖有大冢，秦李冰葬所。”
章山在今四川的什邡县境内。至今，都江堰市、什邡市一带的老农，还能讲出李冰修好都江堰之后，继续凿平瀑口，疏通洛水【现名石亭江】，以身殉职，死后葬于章山的动人故事，以及他“羽化登仙”的神化传说。
发源于茂汶九顶山的什邡洛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经常发生水灾，给什邡、广汉一带带来极大的灾难。修好都江堰之后的李冰，已经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但勤政爱民的他仍然寝不安席，矢志要根治洛水之害。于是他深入高山峡谷，观山势、察水脉，暑往寒来，备尝艰辛，前后历时一年多，踏遍了成都平原北部的山山水水，终于成竹在胸，制定了治理洛水的方案，并且亲自绘出了“凿瀑口，导洛水”的治水全图。
这年冬天的农闲时节，李冰率领了一支治水大军，直奔洛水两岸安营扎寨。他身先士卒，从不擅离工地。经过几年艰难的工作，一个漫天风雪的黄昏，在从洛水赶回章山的路上，心力交瘁的他终于在雪地上晕倒，几天后便以身殉职，与世长辞。
李冰逝世后，工匠们秉承他的遗志，完成了“凿瀑口，导洛水”的工程。直到现在，当时建成的朱堰、李堰和火堰，仍然在灌溉着什邡、绵竹的10多万亩良田。
大智大勇、鞠躬尽瘁的李冰，“生不封侯死庙食”，被蜀人敬为神明，称为“川主”。而李冰治水的事迹，也演绎成为神话，在民间代代相传。
神话世界中的李冰，为治水，曾变成牛、犀、龙、大蛇，这些本是巴蜀土著之神。
《水经注·江水》曾引《风俗通义》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这是传说中最著名的“李冰斗江神”：古时候岷江有一个“江神”，经常兴风作浪，冲毁房屋和良田，老百姓很害怕它，在岸边修建了庙宇进行祭奠，江神还要求人们每年六月二十三日大祭那天，都要送两个童女做它的媳妇。童女送去了不少，但江神仍然在祸害百姓。李冰上任后，准备亲自主持祭奠，并且出了张安民告示，让百姓安居乐业，他愿意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去祭江神。
到六月二十三日大祭那天，神庙里香烟缭绕，摆上了丰盛的酒席，李冰给江神斟满了一杯酒，请它喝，但江神不理不睬根本不喝。李冰勃然大怒，拔出佩剑指着江神斥责道：“我很敬重你，请你喝酒，你却不受人尊重！”举剑向江神刺去。一阵风后江神不见了，只见岸边一头野牛在奔跑。李冰也变成一头野牛追去，两头野牛在江心展开一场大战。一会儿，江神化成一条孽龙，仓皇飞入江中。李冰身披红绫，马上变成一条金龙追了上去，两条龙又是一场大战。岸上，二郎和武士们擂鼓助威，一齐用乱箭射向没有披红绫的孽龙，孽龙终于被大家射死了。
杀死这个残暴的江神后，李冰又立了一个听话的江神，在都江堰工程完成后，他做了三个石人分别立在三处水中，并且给江神约定：“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
老百姓让李冰从人变成了神，然后又按人世间的家庭关系，为他安排了一个协助治水的儿子——二郎神。
传说岷江有条孽龙，在成都坝子上年年涌水泛滥，二郎神提着三尖两刃刀，带着哮天犬，跳进岷江去和孽龙搏斗。孽龙潜入深海，二郎下水追赶；孽龙飞腾上天，二郎驾云凌空……孽龙斗不过二郎，累得精疲力尽，便幻化成一个汉子，蒙过二郎的眼睛回到岷江边。正在又累又饿的时候，忽然看见前面有个老人挑着担子，正在卖热气腾腾、又辣又香的担担面，于是赶快前去买面吃。吃了一碗又一碗，突然发现老人竟是李冰，面条竟是铁链子。铁链子把孽龙的心肝五脏都锁定了。二郎本想把孽龙处死，但李冰说：“没有龙吐水，怎么种庄稼呢？”就把它锁在了离堆崖壁下的深潭里。从此，孽龙年年吐水灌溉农田，再也不兴风作浪危害老百姓了。
乡民还传说：“锁孽龙的铁链年年都要更换，每年冬天都要打一条新的铁链丢下去，才不会发生洪水灾害。”
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但有趣的是，过去岷江木材扎筏经内江漂运成都时，由于宝瓶口前水流回旋汹涌，木筏容易出险，跨江便有一条铁链，供船工救生用。木材改用散漂后，这条铁链也没有了。
为了镇压孽龙并纪念李冰父子锁住孽龙的功绩，老百姓在离堆上面修建了一座伏龙观。怕孽龙逃跑，又在宝瓶口上方打了一个铁桩【这铁桩在凤栖窝，实际是河床深度的标志】，还在宝瓶口下方修了一座锁龙桥。
其实，这个神话所说的擒龙而不杀龙，也就是变水害为水利，整个都江堰工程正是如此。
除了伏龙观，宝瓶口右边的山上还有二王庙，是祭祀李冰父子的。二王庙始建于东汉，最初是纪念蜀王杜宇的。在南北朝齐明帝时，望帝的塑像被迁到了他的家乡郫县，李冰的塑像供奉到了庙中。在宋代又增塑了二郎神的像，并且保留着春秋二祭和官祭、民祭的传统。二王庙的灌澜亭下刻有古代治水经验的“六字诀”、“八字格言”和《治水三字经》。
大智大勇、鞠躬尽瘁的李冰，被蜀人称为“川主”。历代王朝对李冰都非常崇敬，据《蜀故》、《灌江定考》等记载，李冰逝世后被封为昭应公，汉代封为大安王，唐朝封为神勇大将军、司空相国、赤城王，宋时封为英烈昭惠仁佑王，元时封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显灵仁佑王，并称二王，清时封为敷泽兴济通佑王，二郎神封为承绩广惠显英王等。
在二王庙大殿东侧的茶楼里，爱国诗人陆游曾写下了《神君歌》、《视筑堤》和《观孙太古画英惠王像》等诗篇。写这几首诗时陆游正被贬为蜀州通判，传说有一天他到都江堰探觅胜迹，缅怀李冰的英雄业绩，走进伏龙观，看到画家孙太古所作李冰画像，诗人心有所感，对着画像顿首九拜。当天下午，诗人来到了茶楼上，模仿孙太古的笔法，也画了一幅李冰像……忽然一阵清风拂面，一只仙鹤盘旋而下，衔起画稿腾空飞去，这时，万里晴空飘浮着朵朵祥云，李冰飘飘然自天而降，诗人拱手相迎，高声叫道：“神君，陆游在此拜见！”陡然惊醒，却是南柯一梦。在惊喜交织中，诗人文思奔涌，便一气呵成写出了古风诗《观孙太古画英惠王像》，歌颂了李冰治水的伟大功绩，并发泄了对南宋王朝奸臣当道、扼杀人才的愤懑。
在2008年的“5·12”大地震中，二王庙的建筑遭受了重创，但李冰的塑像却没有倒，这让二王庙的守山人感到十分的欣慰，他们曾悄悄对作者说：“您说怪不怪！这次飞石那么多，砸坏了那么多建筑，但是李冰的塑像却没有倒，过去修建的‘王庙’山门也还在！倒下的那个李冰石像是复制品，真品在伏龙观……”
蒙难坚贞的李冰，老百姓无法接受他劳累过度、以身殉职的事实，于是又创造出一个李冰在什邡后城山遇羽衣人，飞升成仙而去的故事。传说章山后壁的大冢只是李冰的衣冠冢，附近有一升仙台，李冰升仙后藏衣冠于大冢中。
老百姓还说，李冰死后升天为神，封为镇守天河的大元帅，日管九天银河水，夜管灌县都江堰。每逢洪水季节，他便会驾起九龙飞车，夜夜巡视都江堰。都江堰旁灵岩山上的黑风洞外，在晴天的仲夏之夜，幽暗无边的空谷里常常飘飞着万点磷火，大如晨星，小似流萤，闪闪烁烁，上下飘忽，人们说，这便是飞龙经过时掉下的鳞片。
祭祀李冰的川主庙曾遍及全川。清代，很多县，甚至很多乡，都有李冰祠庙，数量之多，让人很难统计。以都江堰灌区外的犍为县为例，便有“川主庙”53座，一个乡场上便往往有两三座。
两千多年来，成都平原一直流传着许多李冰显圣的传说，并保留着春秋二祭和官祭、民祭的传统。官祭一般与清明节都江堰的开水大典同时举行。清明放水节源于古蜀人对岷江水神的传统祭祀活动，也是对岁修后都江堰放水的庆祝，古称“祀水”，仪式十分隆重，带有浓厚的巴蜀文化特色。据史书记载，开水典礼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由地方政府首脑和水利官员主持。清朝规定祭祀的礼仪是牲用太牢，祭用九品，祭官要穿公服，行二跪六叩礼。主祭官先到伏龙观祭祀“老王”【李冰】，然后沿着玉垒山古驿道来到二王庙。随着司仪的高声唱喏，官员们向李冰及二郎神行二跪六叩礼，敬献祭品，宣读祝文：“维神世德，兴利除害。作堋穿江，舟行清晏。灌溉三都，沃野千里。膏腴绵洛，至今称美。盐井浚开，蜀用以饶。石人镇立，蜀害以消。崇极功德，国朝褒封。值兹春灌，礼宜肃恭，尚饔！”二王庙的祭礼完毕后，官员们来到堰工祠，瞻仰历代修堰有功者的塑像，最后来到杨泗庙前江边的祭棚内主持放水仪式。
民国时，四川省政府也专门颁发了开水祭祀大典的礼仪。礼仪规定，在都江堰主要工程竖立高八尺、宽一丈的工程解说牌，在鱼嘴附近河滩搭建木台红帐祭棚，由省府和水利厅主要官员任主祭官。开堰之日，仪仗队抬着三牲祭品，鼓乐开道，由主祭官率领与祭人员步行出玉垒关至二王庙，沿途居民焚香燃烛迎送。到二王庙后，主祭官肃立李冰神像前，在香烟缭绕中，行三鞠躬礼，然后朗诵《迎神辞》：“曾曾小子，胚胞黄农。长被流泽，永赞神功。神之格思，百福所赐。作之述之，为万世利。”随从人员将鲜花捧送主祭官，全体肃立唱《纪念歌》：“系维我祖溯炎农，禹州稷谷大国奋为雄，遐迩被泽敷崇殷中，民福国利粮食是先锋，大造生产川人果腹庆丰年，足食足兵齐推重，青城八百里，都江十七县，维王建奇功。”歌毕，分别献花、献帛、献爵、献食。主祭官读《祝辞》，全体向李冰神像行三鞠躬礼，然后奠爵，焚祝帛，设送神位，唱《民工歌》送神。主祭官再向李冰神像行三鞠躬礼，最后鸣礼炮三响。祭祀完毕后，随从官员又到杨泗庙祭祀历代修建都江堰的有功人员，最后到江边祭棚祭江神。
典礼的高潮是砍杩槎放水。在锣鼓喧天、礼炮齐鸣中，几个慓悍的河工，挥动利斧，砍断杩槎上的绑索，河滩上的人用力拉动绳子，岁修中拦河的杩槎立即解体倒下，江水如脱缰之马奔腾咆哮，汹涌而下，将岷江水引入内江，再流进万顷良田。孩子们欢笑着跟着水跑，纷纷扔下卵石“打水脑壳”，祈福消灾；沿河的婆婆大娘们争着去舀“头水”祀神，求神保佑五谷丰登。而主祭官也必须立即坐车赶回成都，争取在“水头”前到达，否则便被认为当年水会不够用了！
开水大典仪式隆重古朴，气氛神圣庄严，场面宏伟壮观，有“天府第一盛会”之称。解放后，1950年清明节举行了第一次开水典礼，1957年以后因为修建了钢制机动闸门无须人工放水便停止了这一活动。为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都江堰市1990年正式恢复了放水节，并命名为“中国都江堰市清明放水节”，举行仿古放水仪式，使其成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盛会。这一天，都江堰旁的玉垒山下人山人海，划龙舟、耍龙灯、放鞭炮，向祭祀李冰父子的二王庙献上“三牲礼”和川剧，并同时举办迎春花会、李冰灯会、文艺会演以及物资交流和经贸洽谈会，吸引了许多中外佳宾前来参加。
另一个活动是民祭，在李冰和二郎神的生日举行。传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李冰的生日【一说这天是二郎神的生日，两天后才是李冰的生日】，一连热闹十几天，灌区几十个县的几万人扶老携幼，自发到二王庙进香。二王庙前常常挤得水泄不通，进香的人摩肩接踵，不单祈求丰收，还各自述说自己不同的心愿，祈求李冰父子赐福，甚至夫妻吵架、婆媳不和者，也在李冰像前哭诉。
其实，老百姓在对李冰的大规模祭祀中，也暗暗地隐藏着一个心愿：希望地方官们都和李冰一样，为民造福！
作为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实干家，李冰在治水工程中，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为了生存，古蜀人曾采取了很多办法与洪水搏斗，治水逐渐由“导”发展到了“别”和“决”，李冰正是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由单纯避水害发展到兴水利。整个工程归纳起来就是“凿”【凿离堆】、“壅”【壅江作堋】、“穿”【穿二江成都之中】三个字，但这三个字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都江堰工程成功地运用了自动控制和系统工程的科学原理，渠首工程采取壅水入渠而不是拦水入渠；处理泥沙采用冲淤平衡，以冲为主；排洪、灌溉则采取“堰其右，检其左”的平面布置和“深淘滩，低作堰”的分、泄、控等，把奔腾咆哮的岷江江水限制在人为的规矩中，无坝分水，自流灌溉，保持了系统整体输出量的动态平衡。这一切，不仅高度发展了古代治水的技术，在中国水利史上揭开了划时代的一页，而且许多工程原理和技术方法，一直为后人沿用。
都江堰在工程技术方面有几个重要特点：一是就地取材。岁修、整治工程所需的材料主要是竹、木、卵石，其中需要量最大的卵石，在沿河河滩俯拾皆是。通过取石砌埂筑堰，既降低了工程成本，又起到了疏通河道的作用。除卵石外，竹、木也是极普通的材料，都江堰沿岸到处都可以找到，能保证工程的需要。二是施工简便。都江堰所有的维修、整治，除极少部分需要一定技能外，绝大部分都是没有技术的“粗活”，这就保证了工程整治不会因技工不足而延误。三是费省效宏，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少花钱多办事”。都江堰的整治，只需花很少的钱，这是世界水利工程根本无法比拟的。四是保护了生态环境。都江堰建造在岷江上游末端，龙门山脉和成都断陷盆地的接连部，巧妙地利用了地形和地势，没有闸门、没有大坝，因而没有破坏大自然的平衡，也没有对河床造成破坏，达到了人、地、水三者高度的协和统一，这是当代许多拦截河流、筑上水泥大坝的水利工程很难做到的。
李冰治理都江堰，采用了很多极有特色的技术，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笼石垒堤之法”，具体说来就是：“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中，垒而壅水。”汉代，竹笼装石堰法已在全国推广，并用于黄河。唐代曾明文规定以此为准绳，沿用到元代。元代认为竹笼、卵石筑堰不能耐久，每年必须更换，为了一劳永逸，岁修时便用石灰浆砌条石，条石之间铸铁闩联系，又用桐油抹石灰和麻丝嵌塞缝隙；在容易崩塌的堤岸砌上大卵石保护，在堤上种植杨柳和灌木加固；宝瓶口以下用条石包砌，做石门以便启用。最突出的是，四川肃政廉访使吉当普还“以铁万六千斤，铸为大龟，贯以铁柱，而镇其源，以悍其浮槎”，作为分水鱼嘴。满以为从此以后可以高枕无忧，谁知这个渠首工程只维持了30多年，铁龟鱼嘴的基础便被冲刷淘空，坠没在滔滔江水中失去了作用。
自元代用铁石代竹笼修治都江堰后，堰工技术便多次发生争论。明洪武四年恢复了用竹笼；明孝宗弘治九年又改用砌石，铸以铁锭，固以油灰；到明武宗正德年间又恢复了笼石古法；到明嘉靖前期，地方官员和水利部门的官员又主张用铁石维修。当时他们还熔铁六万七千斤，铸成了两条一丈多长的铁牛，当做分水鱼嘴。但这种铁牛护岸的办法，最后仍然以失败而告终。
明末清初，四川战事频繁，都江堰岁久不修，“堰堤崩颓”，直到康熙以后，都江堰的岁修才又提上了议事日程，仍然恢复了笼石修砌之法。光绪三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主持都江堰的大修时，对要害工程采用浆砌工程代替竹笼卵石，扩大了灌溉面积8万多亩，但宣统时期，丁宝桢砌的鱼嘴又被冲毁，又改用十二层竹笼卵石堆筑成尖鱼嘴，代替浆砌条石。
民国三年【1914年】大修都江堰时，仍然沿用笼石之法。到民国十四年修治时，原大鱼嘴工程改用条石，经过三年尚未竣工，第四年又被洪水冲毁，条石所剩无几。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在地震中叠溪海子溃坝，酿成大洪灾，渠首工程全被摧毁。修复时，用水泥浇铸底座，条石恢复鱼嘴，但修好后又被洪水冲毁，于是再次用浆砌条石和混凝土建成新鱼嘴，其他防护堤仍然用笼石垒筑。此后便开始采用新的混凝土结构方法，但仍然以笼石之法为主。
总之，从都江堰建成到民国末年，两千多年的正反经验告诉人们，在岷江这种洪水大、泥沙多的河流中治水，必须解决工程的基础问题，遵循李冰治水的古法，则正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除了“竹笼工程”，都江堰传统工程中还有“杩槎工程”、“干砌卵石工程”、“河方工程”、“木桩工程”和“羊圈工程”。
杩槎是用木料、竹绳捆绑而成的等边三角架。根据工程的需要，把若干杩槎连接成整体，就被称为“杩槎工程”，用作堰头拦水，清时，又用于防洪。常和竹笼、卵石配合使用。
干砌卵石又名石埂，它与杩槎、竹笼一起，构成了都江堰工程中的三大结构。干砌卵石能抵御较大流量的冲击；岷江河里的卵石多系花岗岩、变质岩，耐磨性能好；干砌卵石系用小石做垫层，利于边坡稳定和地下水流出；工程缝隙易被泥沙填塞，对防渗有一定效果；工程造价低，用工省。
清除淤积，疏深河床，统称为河方工程，是都江堰岁修必做的工程之一。目的是增加引水和排洪过水能力，并通过遇弯截角分散流势水力，改变水流方向，减轻对堤防工程、沿河凹岸险工段的威胁。
木桩工程主要用于护脚，可以消刹水势，保护堤脚，稳固堰体，分水导流，至今在河道整治、防洪抢险时，仍发挥重要作用。木桩的材料多是桤木或其他硬质杂木，其长度和直径视用途和其他具体条件而定。可采用梅花形或长排形布桩，竖立木桩时，有埋栽和打入等不同方法，埋设深度视情况而定。
羊圈工程常在水势湍急的地段做护底使用，是四角用圆木做柱脚，深埋河底。每边用上下两根横木与柱脚联成框架，四周竖木棍，内填卵石，顶部封以大卵石或笼石。宽一般4.5尺到7.5尺，高一般9尺到1丈2尺。主要是在急流险工段能抗激流冲击，保护堤岸的基脚；在重要分水工程处用羊圈做基础，牢固度和耐久力都比较好。
都江堰每年要进行一次“岁修”，这是世代相传的治水经验，也是保证都江堰历久不衰的重要措施。在漫长的岁月中，都江堰附近的老百姓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当冬季来临的农闲时分，就会自动拿起扁担、挑起箩筐走出家门，从四面八方来到都江堰的岸边安营扎寨。上万人组成了“岁修大军”，人声鼎沸，热气腾腾。
2002年11月都江堰进行截流岁修，这是自1992年以来首次截流维修，吸引了许多游客前往参观，甚至台湾也有9家电视台、4家报社、21名记者到现场进行采访。
截流采取的方法仍然是李冰时代留下的“杩槎工艺”，而没有采取机械化和钢筋混凝土。据都江堰管理局的有关人士介绍，古法比现代的机械化作业可以节省费用两倍以上，而且更便于深水作业；采用当地的卵石和竹子做成竹笼用于截流，经过优化设计，可以节约90％的木材；用古法还可以解决截流后的输水矛盾并更利于保护古堰。
这一天上午9时许，25名船工高唱“号子”，拉着钢绳、架着小船在波峰浪谷中向鱼嘴飞驰而来，船上运载着一些长宽约两米的专用竹篾笆；另外还有100余名船工，赤膊裸胸雄赳赳地跳入激流，沿杩槎排成一条长龙。10点半钟，随着总指挥的一声令下，小船上的船工们擎起一块块竹篾笆送出船沿，站在杩槎上的船工伸出铁钩抓住竹篾笆，两分钟后，第一块拦水的竹篾笆顺着杩槎放进了江中，紧接着是第二块、第三块……顺利下江。船工们又接力运送沙袋投入江中，还有几十名民工用背篼背来黄泥倒入江中……
江水被杩槎、竹笼、卵石、竹篾、黄泥构成的“水上长城”阻断了去路，巨大的水流慢慢变成了小溪。
20分钟后，现场测试报告，江水只剩下了10个流量。11时25分，江流完全截断……
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遵循李冰之法，人们总结出了“六字诀”、“三字经”、“八字格言”以及“新三字经”等，丰富和发展了都江堰的治水经验，成为经过实践检验、符合科学原理的宝贵财富，在我国水利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六字诀”即“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据传，这是李冰留下的治堰准则。前面已经论及，“深淘滩”就是指对内江凤栖窝一带的河床，每年淘淤时必须淘到一定的深度，应以所埋石马或卧铁为准。否则来年春耕用水期间，宝瓶口就可能进水不足，不能保证灌溉的需要。有“深淘一寸，得水一寸，深淘一尺，得水一尺”的说法。同时，如不深淘，也会在汛期抬高水位，增大飞沙堰的压力，甚至冲毁飞沙堰。所谓“低作堰”，指的是飞沙堰不能筑得太高，一般只高出坝前河底六尺左右，否则“堤过高，则至秋水滥伤禾”，并影响飞沙堰的泄洪和排沙效果。
都江堰还有治水“三字经”。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灌县【今都江堰市】知县胡坼将历代都江堰治水的经验编成治水“三字经”，刻在了二王庙的石壁上，内容是：“六字传，千秋鉴。挖河心，堆堤岸。分四六，平潦旱。水画符，铁桩见。笼编密，石装健。砌鱼嘴，安羊圈。立湃阙，留漏罐。遵旧制，复古堰。”
清光绪丙午年【1906年】，知成都府事文焕对原“三字经”作了修改后，又重刻在二王庙石壁上，内容是：“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鉴。挖河沙，堆堤岸。砌鱼嘴，安羊圈。立湃阙，留漏罐。笼编密，石桩健。分四六，平潦旱。水画符，铁桩见。岁勤修，遇防患。遵旧制，毋擅变。”
这两种“三字经”，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只是后者略有增加。
清光绪元年【1875年】署水利同知胡均，自撰并书写“遇弯截角，逢正抽心”八个字刻在二王庙山门上。这就是“八字格言”，是古人留下的治河要领，现仍广泛适用。
“遇弯截角”就是指在河流的弯道采取凸岸截角与凹岸挑流护岸相结合，使弯道变得顺直一些，减轻主流对凹岸的冲刷，与现今治河中的截弯取直原理相近，但又不完全一样。前者是改变主流的方向，而后者是改变河槽。
“逢正抽心”是指遇到顺直的河段而河道岔沟又多的时候，应当疏浚河槽的中间部分，再利用水流冲大其过水断面，使主流更直，防止洪水冲刷堤岸。
此外，在二王庙的山门上，清人吴涛还刻了“乘势利导，因时制宜”八个字，这也是都江堰治水的核心理念之一，不仅对都江堰渠首工程的布置起着指导作用，而且对都江堰工程的长期运用、经久不衰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978年，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对治理都江堰作出了指示，温江地区也提出了意见，根据这些指示和意见，都江堰管理处组织技术人员，又一次对河道进行了规划，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都江堰及各灌溉干渠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新三字经”，内容是：“深淘滩，高筑岸；疏与堵，要全面；险工段，双防线；前有失，后不乱；堤夯实，坡改缓；基挖够，漕填满；石砌牢，脚放坦；勤养护，常看管。”
除了工程技术方面的宝贵创造外，李冰在吸取蜀先民治水经验并动员民众积极投入治水工程方面，也有很多特殊的做法。
蜀西诸羌生活的岷江上游本是著名的地震危险区，地震以及地震诱发的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特别频繁，历史上岷江上游曾多次受阻形成海子，酿成水灾……在这种自然环境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羌族特定的民族文化——治水文化便诞生了。
《史记·六国年表》有“禹兴于西羌”的记载，羌族人一直视大禹为自己民族的祖先。远古的许多史实如今已经隐藏在历史的邃雾里，扑朔迷离，无法探寻，关于大禹的许多传说和故事我们已无法证实，但西羌源远流长的水文化却一直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蚕丛氏从岷江上游向川西平原发展，倚仗的是经过数千年历史沉淀的水文化；开明氏治水，决玉山【不是都江堰那个玉垒山】，分引岷江，也吸收了羌族人治水的经验；而李冰担任蜀郡守后，更将岷江上游的治水经验和智慧乃至古羌人劳动力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都江堰是在李冰的领导下，蜀中先民——包括西羌先民——智慧和意志的结晶。据各种史料记载，羌人不但参加了这个伟大的工程，而且每到冬天便“入蜀为佣”，成为历代都江堰岁修的主力军，并包打水井、淘河滩、筑堤堰、砌石墙等等。
李冰修都江堰时，在岷江西边【右岸】、都江堰渠首处开凿了一条人工河流，引岷江水灌溉右岸广大地区。这条河流直到现在仍然是成都平原重要的水利工程。
关于这条河流，《华阳国志·蜀志》有这样的记载：李冰“乃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今羊马河】，灌江西。”《水经·江水注》也有相同的记载。五代杜光庭在《治水记》中进一步说：“杨磨有神术，于大皂江【即岷江】侧决水壅田，与龙为誓者。磨辅李守，江得是名，嘉阙绩也。”
在这段记载中，杨磨即羊摩，与龙为誓即“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这个故事可能采于当地土著羌人中的传说，反映了羌族人民协助李冰治水这一史实。从杨磨的事迹看，他应当是羌人中的巫师兼首领，他带领族人协助李冰治水时，除了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中负责“与龙为誓”，即打凿三个石人为镇水石神兼水则外，还具体负责了开凿羊摩江的工程。李冰以“羊摩”给这条人工渠命名，正是为了纪念和鼓励羌人治水的功绩。
除了开凿羊摩江，李冰还“导文井江”，这主要是一个疏导工程，也主要是依靠当地的土著，包括羌、氐、夷、邛、笮等土著民族。
两千多年以前，李冰要在蜀地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他靠什么来动员老百姓？据专家们研究和考证，他靠的是蜀文化包括蜀人的宗教信仰。
李冰是一个能知天文地理的人。他了解到，古蜀人的一支是从岷山下到平原来的，这些人死后，都要“送魂”回归岷山，中途要经过一个名叫“天彭门”的峡谷。于是在勘察岷江上游时，他便顺应当地人的习俗，参拜这道“天彭门”，并宣称“仿佛若见神”，接着就在江边建立了三座祠庙，作为纪念。
在对土著文化采取积极适应态度，建立了符合蜀人信仰的神祠后，李冰还亲自主持了隆重的祭祀仪式，用的是牛羊猪三牲，令巫师舞蹈娱神，在祭奠江神时，还将神器投入江水之中，表示江神已经收到了礼物。
古代蜀人是信巫好鬼的，李冰明白，在这个地方要开展大规模的建设，就必须借助原始宗教的力量。他的行为不但向蜀人表现了他对蜀神的尊重以及彼此间的谐和，而且也在暗示，他也是蜀地的神，让百姓对他产生了宗教般的信仰。事实上，在蜀人的心目中，李冰也逐渐变成了神灵，在他的生前，已有关于他的神话在萌芽【如李冰化牛斗江神，江神制造险滩李冰用火攻等】，而他的死也变成羽化升天了，直到现在，什邡还有李冰的“升仙台”。
古代蜀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奉阴阳五行，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李冰吸收了蜀文化的精髓，他修都江堰，正是循自然，顺水势，利用地形条件，无坝引水，自流灌溉。而因地制宜，顺应自然，在天、地、人中间寻求和谐的统一，正是李冰哲学思想的核心。
成都二江遇到特大暴雨时，洪水会从河槽中溢出，李冰又刻制了五头石犀用来镇压水精。石犀就是石牛，当时蜀人相信，牛是一种能够制服洪水的神兽。李冰时代青铜冶炼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冶铁技术也有一定发展，但他治水时却用了石人、石马、石牛，这也是因为古蜀人崇拜石头【羌民族至今还有“白石崇拜”】，他适应了蜀人的传统意识。
在成都修建七星桥，位置仿天上的北斗七星，这也是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建筑。
总之，李冰在领导蜀人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实践活动中，一方面利用成都平原的地理特征，因势利导，变水患为水利；另一方面努力协调科学与神话、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祭江神、祭山神、祭望帝，借神力号召先民、统一先民的思想，终于动员了广大民众，同心协力地投入了治水工程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都江堰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堰官、堰务、堰工等管理制度，并逐步发展了灌溉渠系，保证了都江堰经久不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
公元前256年李冰建成都江堰后，便留下了一支管理堰工的机构，负责对工程的管护并兼理地方事务，这个机构叫湔氏道。
汉时升湔氏道为湔氏县，另设水官管理堰工修治。三国时，诸葛亮任蜀汉丞相时，除承前制设立堰官外，还“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
唐肃宗时，在益州分设剑南东川、剑南西川两节度使，都江堰由西川节度使下设员专管。宋时，四川安抚制置使亲自主持维修，或派上级官员监理。元代亦如唐宋。
明初，由于都江堰无人专管，以致“堰务废弛”，成都平原出现了旱灾与饥荒，明弘治三年【1490年】派出按察佥事到成都主持都江堰维修。明嘉靖时，对水利工程更加重视，设按察司佥事提督四川水利，以后又有了“水利道”等专门机构。
清代，除设专人管理都江堰的浚修外，如遇大修或堰毁等重大问题时，历任巡抚总督都会亲自前往督治。
民国时，在四川省水利局下设立了都江堰工程处。新中国成立后，1978年都江堰管理处升为都江堰管理局，直接负责管理和维修。
李冰创建都江堰时，输水引灌渠道主要是“穿郫江、检江、别支，双过郡下”，来不及完成许多配套工程，这些工程是由后世逐步完成的。
整个汉朝时期，对都江堰的治理和渠系配套都做了大量工作。汉景帝末年【约为公元前141年】文翁任蜀郡守，“穿湔江口，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把都江堰灌区向今彭州、新都一带扩展。东汉时期，又在广都县【今双流县】开凿了望川源，都江堰灌区扩展到了成都平原的西南部。东汉末年，诸葛亮在灌区内大力开渠，据传成都西北郊的九里堤就是他创修的。
唐代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继李冰“凿离堆”、“穿二江”之后的第二个水利建设高潮，修筑了百丈堰、通济堰、縻枣堰等，开通了万岁池、金水河和其他河流，都江堰灌区不但向成都平原东北方向扩展，而且西南方的灌区也扩展至眉山等地，成都平原河渠纵横，水网交错，进一步便利了农耕和灌溉，美化了城市环境，航运也极其发达，诗人杜甫已经在赞叹“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了。
经过宋代不断的维修与扩建，都江堰灌区发展到12个县。明代对农业和水利都相当重视，经过多次整治和兴修，明末成都平原的堰数已增加到137座。明末清初，由于战乱的原因，都江堰已“堰堤崩颓，河渠壅淤”，“所余人民，止就隅曲之水，以灌偏僻之田，苟且偷生”。当时双流县三圣祠的住持大朗和尚见灾情严重，便托钵乞募，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和新津县令的赞助，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建成了大朗堰，此堰渠长百余里，灌溉了温江、双流、新津等县的农田6.8万多亩。以后，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恢复，到乾隆时期，成都平原又出现了“沟洫夹道，流水潺潺”，“菜甲豆肥，稻麦如云”的景象，到道光年间，灌区已发展到14个州县，灌面达300万亩了。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息，政治腐败，都江堰连年失修，据统计，灌区的实灌面积只剩下了263.7万余亩，较清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缩小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华国锋、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等都曾先后到都江堰进行过视察，自1953年以后，都江堰便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经过逐年整治、改造和扩建，并运用了现代技术，大大提高了工程的稳定性和牢固性；新的灌溉渠系的发展，使灌溉面积成倍增长；旧有渠道的整治，提高了水的利用率；上世纪90年代，成都历时5年对府、南河“二江”进行整治后，大大改善了城市景观和城市环境。
鱼嘴是都江堰从岷江分水的关键工程，为防止其冲毁，1974年，修建了外江节制闸，将分水鱼嘴略向西移，采用大卵石混凝土结构，外用钢筋混凝土护坦，前低后高，长80米、宽39.1米，呈流线型，是都江堰创建以来基础最好、抗冲击力最强的水工建筑物。
飞沙堰在1964年以前是用格子木桩内砌卵石护面，1964年发生特大洪水将此堰冲毁，以后便改用卵石垫底、混凝土浆砌大卵石护面。上世纪80年代因内江灌区不断扩大，又在顶上加了一层临时笼石，使宝瓶口在用水的高峰期增加了流量。汛期来时，笼石被冲走，不会影响泄洪、排沙能力。
宝瓶口和离堆虽是砾岩，但在水流的长期冲刷以及漂木的撞击下，迎水面损坏严重，1965年冬便对死水位以上的砾石表面采用混凝土进行了保护，1970年冬天又将伏龙观深潭里的水全部抽干，从基础至上17.4米宝瓶口的两侧全用混凝土保护，降低了水流的摩擦系数，提高了进水能力和宝瓶口的安全性。
除此之外，还进行了附属工程百丈堰、金刚堤和人字堤的改造；对渠首工程进行了扩建，包括陆续修建了一些分水枢纽工程、引水和防洪堤埂等等。
大批现代施工机具和现代施工材料都已经用于都江堰的整治与维修之中，出现了铅丝笼工程和混凝土浆砌卵石工程，提高了都江堰的抗洪、抗磨能力。
铅丝笼的作用除具有竹笼的优点外，还具有抗冲能力强、适应河床变化、坚固耐久等优点，现已大量用于岁修工程。铅丝笼是选用8号或10号铅丝【黑铁丝也可以】做成，在装镇底笼或护岸笼时，首先要平整基础，装笼时要用直径20至35厘米的卵石。混凝土浆砌卵石工程同干砌卵石工程一样，可以用作护岸工程、钉坝工程、溢流坝工程等。优点是卵石凝固成整体，耐磨性能好，抗冲能力强，属永久性或半永久性工程，但修筑时基础处理必须超过洪水的造床深度，因而一次投资大，被水毁后抢修起来比较困难。目前在都江堰整治中，已大量用于修筑堤堰、护岸等工程。
1953年，都江堰灌溉面积已恢复到300万亩；1956年达到500多万亩；1981年由原来的14个县【市】扩大到27个县【市】，灌溉面积897万多亩；目前更达到1370余万亩，不仅灌溉着成都平原，还灌溉着许多丘陵地区，不仅为农业服务，还为城市工业与生活输水，灌溉渠系上还建立了近千座小水电，为灌区工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诗人赵朴初参观都江堰后曾写诗：
离堆何岩岩，瓶口纳澎湃。
投鞭分江流，一堰为统帅。
伟哉李父子，功勋孰可盖。
是宜与长城，并耀秦皇代。
长城久失用，徒留古迹在。
不如都江堰，万世资灌溉。
溪沟长不竭，仓廪恒满载。
二千二百年，到今称遗爱。
就以此诗做此文的结尾吧！
【李林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东华综合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