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永基/管毓鹏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水上有白帆，水下有红菱，水边芦苇青，水底鱼虾肥……”
这首用吴侬软语演唱的抒情歌曲曾经引发了人们对太湖多少美好的憧憬和向往。
在人们的心目中，所谓“人间天堂”就是用太湖水养育的那片得天独厚秀丽富庶的土地，因为“苏杭”正是太湖流域的精华和代表。
然而，2007年5月29日，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传布开来：太湖大面积暴发蓝藻！
事件发生于拥有“太湖佳绝处”——鼋头渚的无锡。
那天，有人拧开自来水龙头后发现，流出的水竟然发黄且有异味——这对一向习惯享用甘美水质的无锡人来说显然是不可忍受的，由是告急电话疾风骤雨般传向有关部门。
随之而来的是众多媒体铺天盖地的文字和图像新闻报道。
据统计，这是建国以来，最受国内国际关注也最有震撼力的水污染事件。
当今，环境污染的事件并不少见，为什么太湖出现了许多水域都已司空见惯的蓝藻便会引发如此强烈的震惊和反响呢？
让我们先来翻开中国地图看看太湖吧。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是一个大型的淡水湖泊，古来有“三万六千顷，周围八百里”之说，其水域面积2427.8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流域面积为36500平方公里。
对拥有960万平方公里辽阔幅员的中国来说，太湖流域面积仅占整个中国国土的百分之零点三七。然而，就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却拥有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7座地级以上城市，还有昆山、常熟等二十多个县或县级市。根据近年的经济数据，她所创造的GDP竟是全国的百分之十一，也就是说她的经济能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将近三十倍！更重要的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的民族工商业、海派文化乃至有力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也都主要发祥于此。毫不夸张地说，太湖真是中华土地上瑰宝中的瑰宝！——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实，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这个不断创造奇迹的湖泊和她养育的土地！太湖的一举一动一声一息怎么能不牵动中国的神经乃至世界的神经！
造物主是公平的。通观整个地球，没有哪一处山川原野江河湖海为造物主所特别钟爱或特别鄙弃，而她的福荫抑或灾祸全取决于人们对待她的态度。
太湖也是如此。
如果你了解了太湖，通览了太湖的水利史和发展史，那么，你就会明白，太湖并非起始就是驯顺安详的，就是“红泛落花通别浦，绿含芳草漫长堤”那般的美丽如画。她甚至肆虐过，狂暴过，而她温柔秀美惠泽子民的形象也经历了数千年的历练和锻造。
从高空俯瞰，太湖很像一面有些残缺的圆镜。其汇水主要是发源于浙江天目山的东、西苕溪水系，苏南茅山及苏浙皖三省界岭的荆溪水系，洮湖、滆湖和运河地带的来水。水位高涨或海潮倒灌时长江之水也会涌入湖中。其出水主要是经太浦河、吴淞江、黄浦江、胥江、望虞河、梁溪河、京杭大运河等河道流入长江，东流入海。太湖地区整体地形是四周略高，中间稍低，如此碟状地形给太湖带来了排泄不畅的弊端。太湖流域西部，北依茅山，南屏天目山，地势高亢，河流大都源短流急，因而往往大雨所至山洪即发，若遇久旱又溪涧绝流。流域东南部则地势低洼，有些地方甚至低于太湖平均水位，而沿江海的冈身地带却又高出周围地面，高处易旱，低处病涝。流域东部及东南部濒临东海，又处于季风地带，易受海潮袭击。
这一切注定了：太湖的子民并非得天独厚，必须以代代不息的治水来求取自己的生存、发展、幸福和荣光。
其实，长期以来太湖一直是被人忽视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她只是一片带有诡异色彩的人迹罕至之地。《山海经·海内东经》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在吴西。”《易传》说“震为雷”，所以吴承仕先生断定，这片雷神出没的神秘水域就是震泽，也就是太湖。
神话往往是现实的反映。“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仅观这些字面色彩就不难想象，当时的太湖是多么神秘、蛮荒甚至令人恐惧。无怪乎，在中原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年代，这里的生民还断发文身，纯然过着“野蛮人”的生活。
最早对太湖进行治理的是大禹。
《史记·夏本纪》称，大禹奉舜帝之命治水，改变了他父亲鲧一味以堵御水的失败做法，凿关隘，挖渠道，将洪水导入江河，汇流入海。他终日不辞劳苦，翻山越岭，查看洪水流势，“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他头戴箬帽，手执锨锹，与百姓一起挖土、挑石，在外治水十三年，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采用测量手段，“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并且使用了车、船、橇等多种运载工具。
据传大禹为了整治太湖水患登上禹期山顶峰，查看太湖周边山川水系。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后，他认为要治理好太湖水患，就必须在太湖东面开通三条江，以排洪水。于是“凿断阜隔，流为三江，东入于海，而震泽始定”。“三江”指的是娄江、吴淞江、东江，古代太湖下游导水出海的三条干河。
清代诗人秦瀛有一首吟咏太湖的诗：“门束太湖水，危湍独一拳。山曾经禹凿，石不受秦鞭。日落鼋鼍渚，秋高雁鹜天。目穷三万顷，好放洞庭船。”诗中涉及一则民间传说：无锡的五里湖与太湖之间，原先被南犊山、中犊山和北犊山组成的笔架山隔开。遇到旱年，太湖水进不了五里湖；遇到水年，五里湖水排不进太湖。人民连年遭灾，苦不堪言。夏禹在治理太湖时，把笔架山的两个低洼处凿开，形成独山门和浦岭门两条通道，五里湖从此才与太湖连通。
传说中江阴夏港河也是大禹率众开挖的。
大禹不仅疏通了湖水入海的通道，而且“尽力乎沟洫”，率先民开垦土地，使太湖流域的农业有了最先的雏形。
另一个至今仍然广受赞颂的名字是泰伯。
泰伯是商代晚期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长子，按照当时的规则，他是法定继承人。但是古公亶父认为三子季历的儿子昌很有才具，出于振兴王业的目的，想要传位给季历。泰伯为了使父亲的意愿得以实现，和二弟仲雍假托入山采药，率领部分周人向东南迁徙，最后定居于太湖之滨的无锡梅里，并建立吴国。
当时的太湖流域尚处在蒙昧时期，由于常年水涝不断，生存条件恶劣，被鄙夷地称为荆蛮之地。泰伯奔吴后，意识到要开化这片土地，改善生民生活，首先得从治理太湖流域的水患着手。于是，他利用自己掌握的中原水利经验和技术，组织人民开凿了一条与太湖相通的江南最早的人工运河——“穿伯渎以备旱涝”。这条河开凿于公元前1122年，从现今无锡市区清名桥外原有河道开始，向东经梅村、鸿声、甘露、荡口入鹅真荡，间接与太湖相通，用于灌溉和水运，全长二十五公里。后人为了纪念他，将这条河命名为泰伯渎，简称伯渎。几乎同时开挖的还有伯渎河两侧的九条小泾。一渎九泾的开凿大大提高了太湖流域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使人民世受其利。在此基础上，泰伯和仲雍教民习礼、识字、耕织，使这块断发文身的荆蛮之地开始接受中原农耕文明，又与太湖流域土著居民文化相结合，成为吴文化的滥觞。
偏居东南避开中原战乱的吴国踽踽独行五百多年后，由于太湖的养育，到春秋后期国力已经大大增强，不但结束了与诸侯不通音讯的状态，还产生了图谋霸业的野心，而行动的付诸实施也是从进一步完善太湖流域的水系着手。
富国强民，交通为先。为了打通与外界的航道，吴王阖闾接受伍子胥的建议开挖了胥溪。这条河穿越茅山西南丘陵，跨越分水岭岭脊，由芜湖直达太湖，沟通了太湖和青弋江两大流域，使山脊以西的固城湖、石臼湖、丹阳湖、金陵江、宣溪、歙溪与山脊以东的荆溪、太湖相连，东可经荆溪入太湖，西可经芜湖入长江。由于胥溪运河附近地势西高东低，落差较大，为了保证通航，施工人员在十五六里长的河身上筑了五道堰，逐段阻流蓄水。这样，太湖地区的船只便可溯胥溪，经固城、石臼、丹阳诸湖，由芜湖或姑熟西出长江，不但缩短了航程，还能避免长江风浪之险。
公元前495年，阖闾的儿子夫差登上王位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开挖江南河，目的是输送兵员和粮草，为北上争霸做准备。这条河从今天的苏州经望亭、无锡、常州，至奔牛接孟河，于小河口入长江，使太湖与长江之间增加了一条沟通途径。日后这条河成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是江南运河最早开掘的一段。夫差的军事野心不久便随着国破身亡风流云散，而江南河却拉近了太湖流域与黄河流域的距离，把江南和中原大地更为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在太湖流域，纪念春申君黄歇的地名之多令人惊讶。吴县黄埭等地的百姓都立庙纪念他，黄埭、申港、黄田港、黄浦江、上海的简称“申”，无锡锡惠公园的黄公涧，文天祥被元军软禁的黄埠墩，都与其有关。此外，还有许多毫不起眼的村庄竟然也都以他而名世。“闻说春申内有庄，村南村北尽垂杨”——如此诗句足以说明黄歇在这里的地位和名望了。
作为楚国的贵族，黄歇凭什么在吴越之地受到如此尊崇呢？
原因还在于太湖。
人所共知，黄歇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年轻时游历四方，博学强记，且善交天下名士，门下食客常有三千人之众。黄歇先事楚顷襄王，任左徒。后来陪同楚太子完入质于秦，设法帮助楚太子完逃回楚国，而自己则留在秦国以掩护。楚太子完归国后继位，为楚考烈王。黄歇又助楚考烈王北伐而灭鲁，联六国合纵以攻秦，使楚国一时逞强，得江东之地。楚考烈王十五年，黄歇被徙封江东，且以吴墟古城为都邑，在舜柯山北麓筑城池，称黄城，又在现今无锡市城中公园一带设立行宫。
春申君虽然才干超人，但在政治上并无可圈可点的大作为，真正使他名留青史的却是徙封江东后主持的水利建设。
春申君来江东后，即开始对太湖流域的水系进行调理。他修建西龙尾陵道，以便交通；治理芙蓉湖，以止水患；疏浚笠泽出水，以通黄浦江；开辟五泻河、三水港以及后来的江南运河相连的人工渠道申港，以利于航行与灌溉；他还在今天的江阴置闸，调节江水进出，人称黄田港。
北宋名相王安石有诗描绘他见到的黄田港：“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这不过王安石目睹的一个缩影，其实由于黄歇的建设，由于调理好了太湖水系与长江的关系，当时太湖流域的环境处处都得到了改善，也初步具备了丰衣足食且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
太湖子民是懂得感恩的，太湖子民尤其懂得感谢那些实实在在造福一方的人。这里虽然出现过那么多如雷贯耳的名家名士，但如黄歇这般受到广为推崇的例子则并不多见。可能连春申君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孜孜以求的政治抱负和“门下食客常三千人”的盛况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并不为史书所乐道的太湖水利建设，才真正铸造了他辉煌的成就和至今不衰的价值。
与奔腾的长江和咆哮的黄河相比，太湖的秉性是温婉静谧的。在中华历史上，很少有人将那些气壮山河的大事件与太湖相联系，而引发人们壮怀激烈的豪言壮语也很少用太湖为说辞。太湖那三万六千顷的柔水似乎就喜欢潜潜隐隐，也乐于在平和安详的年代里静悄悄润泽她怀抱的子民。
在春申君之后，太湖和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中央一统的秦王朝和汉王朝。秦始皇嬴政和汉武帝刘彻都是好大喜功且嗜战成癖的人。他们开风气的这两个朝代虽然有着很高的生产力和工程技术能力，但由于致力于以中原地区为重点的文治武功，对非核心之地的太湖流域并不很放在心上。这期间，太湖流域虽然也有一些水利工程，但真正能够造福于民的则寥寥无几。例如，秦始皇曾派遣赭衣徒三千人凿破丹徒长陇，在今天镇江和丹阳境内开掘了一条运河，使水北注于江，又开凿了江南运河的嘉兴至杭州段。但秦始皇开河的目的是为了东巡，并非为调理水系，所以开凿的运河粗糙简陋，尤其是京口到曲阿段流经宁镇丘陵东侧的陷落地带，地势较高，河流易于干涸，故而常患水量不足，以致成为通航的难关。而在整个西汉年代，较有规模的也只是汉武帝开掘了苏州至嘉兴的河道以及皇朝末期郡议曹华信于钱塘县东面一里许修建了防海塘，以御海潮侵袭。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陷入了战争和动乱，而偏于一隅的太湖流域因未涉及战事反而获得了水利建设和经济发展大提速的巨大契机，时长二百七十余年。这期间，黄河流域的战乱迫使大批北人避乱南迁，来到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江南。劳动人手大量拥入，衣食需求日益增长，加快了南方的开发进程，水利业也蓬勃兴起。从流域西部的山区到东海之滨，水利设施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不计其数，出现了“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的水利大建设的局面。
东吴之盛为一时瞩目，其政权也维持了五十九年之久。常人以为是有了周瑜、陆逊等名将的多谋善战和精于管理，其实真正支撑他们的是太湖水利灌溉下的发达农业。东晋及宋齐梁频繁改朝换代，却从未为维持政权的军政费用而困厄拮据，也是因为太湖流域的农田经济得到水利事业的保障。到了梁代，太湖东南的海虞县“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患”，故而海虞县在大同六年被改名为常熟县。当时的吴地“一岁熟稔，或数郡忘饥”——这都得益于太湖流域的治水之功。
然而，过度的开发和过度的功利也会造成隐患。
在这一时期，水患问题开始暴露。民间传说，太湖的鼋头渚原是一只活鼋，常常兴风作浪制造灾害。后来，人们在鼋的头部造了一座灯塔，涂上红色，象征烧红的铁钉，把鼋头牢牢地钉住，方才制止了它的兴妖作怪。这明显是一起冤案：太湖水患并非缘于风浪，灯塔也没有能制止水患的发生。
太湖水患源自洪涝，洪涝是因为排水不畅，而排水不畅则是由于人为因素加剧的。人类傲慢地以大自然的改造者自居，其实对于自然规律知之甚少，往往在缺乏充分认识时便贸然行动，为了眼前利益任意改变自然界的面貌，从而种下殃及子孙的长远祸根。古代太湖下游的入海河道主要为娄江、松江和东江。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便在淀泖湖群区围田。将沮洳泽国改造为良田沃土本是低洼地区发展农业的有效手段，但圩田的日益增加却使河道的流型和流量发生变化，导致东江逐渐萎缩壅塞。及至南朝初年，部分水流已须向北经松江外泄。另一方面，自从胥溪运河开通以来，每逢汛期，青弋江和水阳江便西水东流注入太湖，进一步加重太湖的泄洪负担。温婉静谧的母亲湖终于按捺不住，开始发作了。宣泄不畅造成了“松江沪渎壅噎不利”的局面，上游的吴兴郡因此“处处涌溢，浸渍成灾”。如果说过去太湖儿女的治水活动主要是为了对付不利的自然环境，那么，从今而后他们就需要以更多的精力来应付人类行为造成的不良后果了。
不同于掌控着一统天下的秦皇汉武，六朝统治者只有江南一隅作为基业，太湖水患威胁的不仅是农田，而且是国本，他们不敢有丝毫轻忽。为了防止湖水漫溢，东吴君主孙休修筑了青塘，堤长数十里，沿太湖南缘向东北方延伸。
青塘虽然使湖水漫溢受到遏制，上游来水仍可造成威胁。到南北朝的宋元嘉二十二年，扬州刺史始兴王刘濬上奏疏汇报：“所统吴兴郡，衿带重山，土多汙泽，泉流归集，疏决迟壅，时雨未过，已至漂没。”民间的有识之士也开始为减少水潦灾害出谋献策，州民姚峤建议“从武康GFBC1溪开漕谷湖，直出海口”。这一计划是想利用德清县东的GFBC1溪开凿直通谷水的河渠，以减轻太湖的负担，可惜未能成功实施。
这一时期的治理中也颇多成功范例，成效的取得则是因为尊重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地行事。太湖流域西部，今天苏浙二省的丹阳、金坛、溧阳、宜兴、余杭、安吉、吴兴、长兴等县境内，多为丘陵山地。由于落差大，河流大都短而湍急，流量也大。因而多雨时易发洪灾，少雨时又苦于缺水，对农业生产非常不利。魏晋南北朝时，人们根据地貌特点修筑了许多大小不等的陂塘，用以蓄洪抗旱。陂塘的优点在于“决泄任意，高下在心”，便于控制。当时“承陂之家，处处而是”。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练塘、荻塘、吴塘和新丰塘。
练塘位于曲阿西北，又名练湖、曲阿后湖、开家湖，修建于西晋末年。当时陈敏据有江东，为了聚敛财赋对抗朝廷，命令民众“务修耕绩”。他派自己的弟弟陈谐主持，遏马林溪筑练塘，建成周长四十余里的蓄水陂，承水面积达一百多平方里，可以灌溉曲阿、延陵二县的农田。唐代李华的《练湖颂序》写道：“润州其薮曰练湖，幅员四十里，菇蒲菱芡之多，龟鱼螺鳖之产，餍饫江淮，膏润数州。”可见它对太湖流城西部的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如此，练湖之水还起到了补充江南运河水量以利航行的作用。
新丰塘是晋元帝太兴四年晋陵内史张闿所立。旧时的晋陵地广人稀，而且很少陂渠。东晋初年“晋陵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张闿于是兴建了曲阿新丰塘。新丰塘建成后可以“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
南朝宋元嘉十三年，余杭令刘道锡主持修复了“高堤崩溃，洪流迅激，势不可量”的南湖，他“躬先吏民，亲执板筑，塘既还立，是邑获全”。南湖修复后，天目山区“蓄泄得宜，高下咸熟”，“三郡咸被其泽，数百年称东南一大利薮”。
南朝疏凿的还有今天长兴县西南的西湖，今天湖州市的吴兴塘，此外还有一些有志可稽的小型塘堰。
这一时期太湖流域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另一重要保障是海塘。为了防止海潮侵袭，东晋咸和年间，吴国内史虞潭主持在今天上海附近修筑了沪渎垒，明末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这是最早的江南海塘。
六朝政权投入最多人力物力的水利建设是运河的开掘和整治，虽然未必与农业直接相关，意义之重大却绝不因此稍减。
从三国时孙权定都建业开始，江南运河便担负起漕运吴会物资以供京师的任务，东吴政权于是着手对其加以整治，经过东吴整治以后，“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太湖与长江之间的通联愈加顺畅。西晋末年，为了确保北段运道的畅通，又开练湖为水柜，调节运河的水量；东晋初又于京口立丁卯埭，从而使江南运河成为东晋和南朝太湖流域的水上交通主干。丁卯埭是江南运河上最早的的堰闸之一，建造时间相近的还有杭州东南钱塘江边的柳浦埭。这两座堰闸分别位于运河与长江、钱塘江的交界口上，阻遏了江潮对运河水位的影响，防止了河水的流失，明显改善了航运条件。
不同于江南运河，胥溪运河在魏晋南北朝时主要用于浇灌农田，航运地位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当时在建康与江南运河之间开凿了破岗渎，从三吴地区西出长江皆走此线的缘故。
连接秦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的破岗渎，是位于太湖地区西部的又一条跨流域运河。东吴、东晋和宋、齐、梁、陈皆定都建康，然而建康所在的宁镇丘陵物产并不丰饶，建都之后随着人口增多和消费需求增长，粮食及其他物资均需三吴供给。陆路运输因长途跋涉费用昂贵，水路运输则必须从江南运河出京口溯长江西上，京口至建康段的长江江面辽阔风浪险恶，船只常遭不测。于是，孙权于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旨在沟通秦淮河与江南运河，以便吴会船舶由此进入京师，而免蹈长江之险。
句容中道原是茅山北麓的一条陆路，沿途岗峦相连，所以开为运河后取名破岗渎。破岗渎河身陡峭，需要蓄水才能通航，故而在方山以东立有十四埭以蓄水，“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宁界”。过埭时又必须借助牛力或人力牵引，航程十分艰辛，况且一埭受阻，便全线不通。为了提高河道水位，确保首都与三吴交通的畅通，梁代曾遣沈瑀修方山埭，开四洪，但仍然未能很好地解决破岗渎的水源问题。于是，只得在这条河北面再开上容渎。上容渎的流程虽短，然而较之破岗渎立埭更多，更加不便。陈代于是又废上容渎，仍行破岗渎。到隋文帝灭陈以后，便下诏将二渎并废。
破岗渎和上容渎是六朝政权的经济命脉，尤其是破岗渎，使用时间长，漕运量大，是当时太湖流域西部最重要的运河，太湖地区丰富的物产都由此源源不断地运抵建康。由于过往船只之多远远超过航道的运载能力，甚至经常发生堵船现象。
胥溪运河、破岗渎、江南运河的开通和使用，加强了太湖流域与秦淮河流域、青弋江流域以及两浙地区的联系，长江航运更使其北上中原、南下交广、西至益州皆无艰阻之虞，通达的水运交通便利了物资流通和文化交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区经济、文化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前提。六朝统治者政治上乏善可陈，水利建设可算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历史贡献之一。
隋朝建立不久，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工程开始了。隋炀帝即位后工程进度进一步加快，贯通了北起涿郡，南至扬子江的水道。大业六年十二月，他下令开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江南河绕太湖之东，从京口开始，途经曲阿、毗陵、无锡、吴郡、嘉兴，到达余杭，穿越江南最富庶的地区。实际上，这是对魏晋南朝以来的运河进行拓宽、整治与疏浚，从而大大加强通航能力和排涝、灌溉能力。
历史是由胜利者钦定的，所以，短命皇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的弊政和恶行理所当然地被大肆渲染，功劳则被蓄意抹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声名最为不堪的皇帝，连大运河的开通也被说成是为了个人巡游享乐。其实，隋朝定都长安，而八百里秦川难以全部解决京师的粮食供应，必须仰仗各地的漕运，经济日益繁荣的江南的粮食的北运必不可少；其次，平定不久的江南地区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反隋叛乱，统治者必须加强控制；再则，太湖流域河网交织，人民擅长造船驾舟，一旦发生战事必有水战，要为调遣水师作好准备。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才是开凿大运河的主要动因，隋炀帝个人即使有巡游享乐的目的，也只能是附带的。
江南运河开凿后成为太湖地区灌溉和航运的枢纽，在农业生产和商品交换方面作用巨大。从此，太湖流域经邗沟、通济渠、永济渠与广大的中原地带相沟通，政治联系大大加强，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因而得以迅速发展，国家的大一统局面也得到又一重维系。这一切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现代历史学家对此作出了重新评价，前人诗中也曾有公允论断：“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大唐皇朝的三百年，特别是唐初至中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治水营田事业也受到高度重视。中唐以后，北方藩镇割据，“天下大计，仰给东南”，统治者不得不致力于南方经济的开发，太湖地区水利施工越发频繁，唐代宗广德年间还在苏嘉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屯田垦殖。有唐一代，太湖地区因治水有功而永垂青史的名臣层出不穷。
曾先后在湖州和苏州担任刺史的于GFBC2在水利建设方面建树良多。贞元年间，他在荻塘的基础上“缮完堤防，疏凿畎浍，列树以表道，决水以溉田”。后人为了纪念他，将荻塘改写为读音相同的GFBC2塘。GFBC2塘保护了塘南大片农田不再遭受水淹，为太湖东南低洼农田的开垦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元和年间，湖州刺史薛戎见荻塘“河水潴淤逼塞，不能负舟”，又对原工程继续加以疏浚整治，使荻塘继续发挥出护田拦洪功能。
除去筑堤外，开塘宣泄湖水也是唐朝整治太湖的重要方法。元和四年，常熟令李素开挖了云和塘，平时用以蓄水灌溉，雨季则成为太湖水直泄长江的通道之一。
广德年间政府开始了浙西屯田，其中的嘉兴屯田规摸最大。屯田军筑塘岸，开沟洫，自太湖到东海曲折千余里，岸上有路，河内行船，形成完整的排灌系统。元和年间，湖州刺史范传正又沿于GFBC2修筑的塘堤开掘了平望官河，更使湖水排泄和农田灌溉有了枢纽河道。
在唐代，平望、八坼之间地势最低，是太湖向运河的泄水通道，水面宽阔，风大浪高，使江南运河中的漕船经常沉没。元和五年，苏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为路”，在运河西岸筑成了数十里长的吴江塘路，使挽纤、行船得以避免波涛风险，塘岸两侧的农业开发也因此受益，吴江地区农业的全面发展从此奠定了基础。王仲舒还在太湖的泄水口建造了一座桥，方便挽舟拉纤，桥长五十三孔，桥面狭长而平坦，桥中间三孔较高，旁侧五十孔较低，有利于湖水宣泄和大船通航。为了筹措建桥经费，相传他不惜捐出了自己的宝带。后人为了纪念他，将这座桥命名为宝带桥。不过，塘路筑在吴淞江的上游，大大减少了太湖水东泄的流量，导致了吴淞江下游的淤塞。从穆宗长庆年间以后，太湖地区经常遭受水灾，这固然与气候变化等因素有关，但塘路的阻碍使得太湖水不能有效地通过吴淞江入海，及时地降低水位，也是重要原因。可见吴江塘路的负面影响也是很严重的。
常州刺史孟简在水利建设上也是不遗余力，上任伊始便对地势水情作了一番调查研究，他发现，江南运河的奔牛至镇江河段地势较高，枯水期航船极易搁浅堵塞，而武进县的西北方向缺少通江大河，加上地势高昂，农田灌溉难以保障。于是在元和八年征集常州郡内及附近民工十五万余人，对北自河庄附近长江岸、南至奔牛万缘桥的旧河道进行拓浚贯通。工程期间孟简亲赴河岸监察。此河开成后一路贯穿了浦河、养济河、午塘河、小横河等十余条河道，滚滚江水从北向南注入大运河，“灌溉沃壤四千余顷”，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同时，漕船也可经由这条河入江，过江入北运河，分流了漕运。后人为纪念孟简的功绩，把新开通的河道称为“孟河”，沿用至今。孟简还在无锡开了泰伯渎，也是利用原有的旧水道而加以全面疏浚，溉田也达千顷。宋代女诗人朱淑真有诗赞颂孟简的功劳：“渎因至德向遗踪，疏凿还钦孟简通。源自龙山千里碧，花开梅里万家红。”
唐代湖州地区最大的灌溉区是长兴县西南的吴城湖灌区。吴城湖又称西湖，能溉田三千顷，但当时已经湮废。贞元十三年，刺史于GFBC2“设堤塘以复之”，成了当地最大的水利工程。后人为纪念于GFBC2，改称长兴西湖为于公塘。到权逢吉为长兴县令时，又对西湖的水源重新进行了整顿。西湖原引方山泉水补充水源，后被豪强地主截断，乡民深受其苦而又不敢反对。权逢吉带人将豪强所筑的路堰开决，“仍引泉溉田”，恢复了吴城湖的原有功能。
杭州最有名的水利工程是钱塘湖，钱塘湖就是今天的西湖。唐代中期，刺史李泌在湖北造石函桥，“置水闸以泄湖水，溉田无算”。后来白居易任刺史时又筑堤捍湖，设水闸，挖渠道，设溢洪道，修成人工水库，增加了蓄水容积，完善了供水和防洪设施，既可灌溉，又可向城市供水。西湖的治理使农业生产得益极大，“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杭州附近的千余顷农田因此得免凶年。白居易离开杭州时，觉得自己为杭州百姓做的最大好事就是使他们能用湖水灌田。他在诗中说道：“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唐末的景福二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占据宣州，被黄巢部将孙儒包围，五月未能解。杨行密部将台蒙在胥溪河岭脊以东河段自西向东修筑土堰五道，依次为银林堰、分水堰、苦李堰、何家堰和余家堰，银林、分水两堰节制西水东流，苦李、何家、余家三堰蓄水行舟，目的是“拖轻舟以馈军”，解宣州之围。意外的收获是，胥溪河下游地区的水患也因五堰筑成得到缓解。
隋唐前期江南运河的入江口在丹徒，江对面就是今天扬州的扬子桥，江面宽有四十里。但由于镇江附近长江主泓道的变迁，运河入江口日益被江潮挟带的泥沙淤塞。隋唐时期扬子桥以南的江面已经积沙为洲，形状如瓜，故而称为瓜洲。瓜洲渐渐与江北合拢，至开元时洲上已有百姓定居，而江面则日渐狭窄，仅为二十余里。为减少漕船在江中迂回航行的风涛危险，润州刺史齐瀚于开元二十五年奏请，由京口埭下直趋渡江，并在扬州南边的瓜洲浦开伊娄河直达扬子镇。这样，运河的入江口在开元年间作了改变，从丹徒口移到了京口埭。京口埭是唐朝在江南运河上设置的四处堰埭之一，这些堰埭发挥了节水济运，维持航道水深的作用，可以防止长江和钱塘江的水位变化及江潮涨落影响通航。
太湖母亲是公正的，她不仅惩罚人们的愚昧行径，对于儿女们的悉心侍奉也给予了丰厚的回报。太湖流域不再是偏远落后地区了，已经迅速发展成富庶膏腴之地，中唐以后在全国的地位愈益飙升。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也相应地得到长足进步，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太湖地区的稻米在唐代开始北运，安史之乱以后更成为唐王朝的主要供粮依靠。苏州、杭州、湖州、润州、常州等城市成为地方经济中心，这些城市的茶盐酒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当时韩愈就曾指出：“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白居易也说：“当今国用，分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唐代太湖地区在全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似乎是巧合，在中国历史的又一动乱年代，太湖水利建设的高潮又一次出现。其实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五代时期据有太湖流域地区的吴越、吴、南唐等政权都认识到，为了巩固统治，在强敌环伺的险恶处境中求取生存，必须重视水利事业，以发展农业生产，培植国家的根本。出身贫贱的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这方面的贡献尤其卓著。由于他治水卓有成效，民间甚至尊称他为“海龙王”。
钱镠是浙江临安人，幼年贫苦，为了养家曾经参与贩卖私盐，唐末动乱给了他崛起于行伍之中的机会，先被唐昭宗封为吴王，后又被后梁太祖敕封为吴越王。吴越国辖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七郡，都治设在杭州。土生土长又曾经生活于社会底层的钱镠深知水利对农业的决定性作用，为了“富境御敌”稳定统治，他初据两浙便经常巡视各地，根据亲自考察的结果因地制宜地经营水利。他确立了治水治田相结合、治水为治田服务的正确方针，在治下七个郡都设置了“营田司”，统一规划、建设、管理水利事业。
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地判断，三吴水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吴淞江等水道不能尽泄太湖洪水，而常熟、昆山地卑，又处于太湖下游，为行洪要道，于是对这一区域的吴淞江、浏河及常熟、昆山之间的三十六浦通海河道进行疏导。例如昆山境内的新洋江，“本有故道，钱氏时常浚治之，号曰新洋江，既可排流潦以注松江，又可引江流溉冈身”，实现了应有功能。
他又招募了七八千人，分为四部，“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专司浚湖、筑堤、疏河浦之职。
吴越和吴、南唐都注重农田灌溉渠道的修建，陆续开挖和疏浚的主要塘浦有梅里塘、七丫塘、茜泾、大盈浦、清水浦等数十条。一些地区塘浦的兴修特别密集，如嘉兴、湖州等低洼农业区，每七里左右修一纵浦，每十里左右筑一横塘，纵横交错，状如棋盘，脉络贯通，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吴越统治者又创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使塘浦圩田系统的管理、加固、养护制度化。还制定了严格的护水法令，禁止富户豪强独霸水利。
南唐政权也曾全面整治陂塘堰闸，许多旧有塘陂都得以维修而重新发挥作用。如保大初重修武进县孟渎水门，使之恢复了功能。升元年间，丹阳县令吕延桢对练湖进行全面疏浚整治，“筑塞环岸，疏凿斗门”，使练湖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三县近万顷良田的功能重又发挥——旱时可以将湖水注入运河灌溉农田，涝时可以吸纳周围四十八条河流之水免其满溢成灾。练湖的修治对太湖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作用很大。
通江河流的沿江入口常常会有泥沙堵塞，影响太湖水的外泄，这一问题也是吴越当政者整治的重点。钱镠的儿子钱传壕在苏州任中吴节度使时，海潮挟沙入江，淤塞港河出口，钱传壕便命部将梅世忠为都水使，率兵募民，“设锸港口，按时启闭，以备旱涝”。
由于钱塘江特殊的地理环境，江潮骤涨时杭州附近各县沿江堤塘常被冲毁，田庐常被淹没，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危害极大。后梁开平四年，钱镠兴修了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捍海塘。捍海塘建设过程中吴越工程人员创造了新的施工方法，编竹为笼，内装石块，积叠成堤，外打大木桩，使堤岸更加牢固。他们还用铁幢之法修海塘在海塘边放置铁幢，并用铁索串系在一起，铁幢内侧放石块，在里面填泥土。海塘筑成后，泥沙渐积，堤岸愈益坚牢。这样的海塘空前牢靠，此后钱塘潮患就明显减少。
吴越地区在钱镠的治理下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士荟萃。史载当时“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米价十分低贱。南唐统治的地区同样“野无闲田，桑无隙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隋唐五代时期本地区文学艺术方面名人辈出、佳作迭现，证明太湖流域文化之繁荣也已经不亚于中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不仅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有赖于水利事业为保障，文化艺术也是与之同步前进的。
五代时期是古代太湖流域水利建设最兴盛、效果最好的时期。能取得如此成就，并不仅仅由于秉持“治国必先治水”的理念，也不仅仅凭借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钱镠的成功经验在于，事前先对地势水情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顺应自然界本身的规律、针对本地区具体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这样的做法足以成为后世的表率！
可惜的是，五代时期太湖水利的大好局面在吴越归宋以后没有能延续下去。以武将身份通过政变夺取政权的赵匡胤在制度设计上水平相当业余，不仅军事制度铸成大错，水利机构的设置也是很不合理。北宋初年废除了都水营田使，以转运使兼代其职掌，太湖水利失去统一领导，撩浅制度废弛，养护管理放任自流，又为了方便漕运废除了河道的堰闸控制，再加上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自唐至五代多年来建设的塘浦圩田体系多被破坏，导致太湖地区早已潜伏的水土矛盾全面爆发。尤其严重的是，从仁宗朝开始，豪强与农民的盲目围垦日益加剧。贫苦农民围圈洼地垦荒实属迫于生计的无奈之举，他们的举动却如同“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豪强劣绅圈占湖沼湿地则纯系对自然界的贪婪掠夺，这些极端利己主义者奉行的哲学是“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于是洪水真就滔天了，而且未必等到他们身后。贪得无厌的愚蠢举动造成水系紊乱，水流散漫，因而水旱灾害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年间太湖地区共发生较大水灾二十二次，远远超过吴越统治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苏、湖、常、秀诸州的低洼地区洪涝经常肆虐。诚如苏轼所言：此乃“人事不修之积，非特天时之罪也”。
南宋时围湖造田之风更甚，苏、湖、常、秀四州修筑圩田、坝田达一千四百八十九处之多。这些情况在元代同样存在。由于围田和水利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南宋的水旱灾害又大大超过北宋，水灾平均五年一次，旱灾约六年一次。元代水灾频仍程度更是有过之无不及。明末顾炎武对此作过中肯的评论，他说：“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失，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
受到大自然残酷报复后，宋元统治者终于认识到，必须下决心抓好太湖水利事业。庆历三年，宋仁宗给包括太湖地区的两浙等路下诏，规定将兴修水利纳入每年春耕前的安排之中。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开始不久，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将农田水利法颁付诸路，农田水利法将官府与民间建设农田水利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迎来了水利建设的高潮，熙宁元丰时期遂成为太湖流城水利事业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徽宗宣和元年，又曾根据提举水利农田所建议，命官吏对历来承担蓄水灌溉与舟楫通航的港泾湖泊进行勘测，“按其地名、丈尺、四至，并镌之石”，作为管理保护的依据。元代颁布实行的《农桑之制》也颇有关于水利农田建设的条款。
虽然为时已晚，着手偿还对于太湖水系的欠债总是有积极意义的。宋元两朝将地方官的职责及奖惩与水利农田事业相挂钩，有效地保证了水利建设的组织与开展。中央设置都水监等机构，以兴修水利、修理河堤为职掌。宋代熙宁变法后还设农田水利使专管其事。元大德二年，在平江路设立浙西都水监庸田使，“专一修筑田围，疏浚河道。淀山等湖已有官定界畔，诸人不得似前侵占，复为民害，违者听庸田司追断”。泰定元年，特命行省左丞朵儿只班知水利，前都水少监任仁发董督常州、湖州、嘉兴、平江、松江府水利。
宋元两朝并在财力物力上给水利建设以一定的支持。例如北宋熙宁变法时，凡有疏导水患而开决农田时，“即以官田计其顷亩，拨还田户，如无田可拨，即计田给直”。南宋及元代也有官方投入钱物兴修水利的例子。
宋元统治者还动用军卒来保护水利，兴筑工程。嘉祐四年正式组建了苏州开江四指挥，分别为吴江、常熟、昆山、城下四部分，共两千人。开江兵的建制不仅苏州有，太湖流域其他州县也有，职能几乎涉及水利事业的方方面面。元代虽无开江营的建置，却有湖兵。宋元两朝还多次命令其他士卒参加太湖地区水利工程的建设和保卫工作。
宋元时代太湖水系比较全面彻底的浚治是在宋徽宗政和六年，由出任提举两浙常平的赵霖主持，总共历时十九个月，用工达二百多万，竣工后“二十年间并无水患”。针对吴淞江、娄江、刘家港、江南运河等河道的分别治理则相当频繁，较大的海塘工程也有将近二十次。
由于矫正宋初对于水利的轻忽后进行了多次治理，太湖流域在宋元时期成为全国水利田最为密集的地区。
宋元时期水患的肆虐触动了一批关心民疾时艰的知识分子，多位名垂史册的治水专家应运而生。他们在深入研究后提出各具特点的治水方略，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当时或后世的太湖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当中大部分还亲身参与太湖水系整治，将理论付诸实践。
描绘洞庭湖景色的名篇《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其实是太湖边长大的苏州人，景祐元年又出知苏州，这双重身份使他对太湖水利具有充分的了解。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非空洞口号，而正是他为国计民生殚精竭虑的真实写照。在苏州任上他不但浚治五河，还较早地提出了全面治理太湖的方案。他在《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中指出：“水之为物，蓄而停之，何为而不害；决而流之，何为而不利？”他主张：“今疏导者不唯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扬子之于海也。”也就是必须疏浚太湖东南流入吴淞江与西北流入长江的各条塘堰浦江，保持太湖宣泄通道的畅达。他批驳了“江水已高，不纳此流”，“日有潮来，水安得下”的错误认识。针对“沙因潮至，数年复塞”的可能性，他提出了“新导之河，必设诸闸，常时扃之，以御来潮，沙不能塞也”的解决办法。范仲淹治水方略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保持太湖水系入江入海水道通畅的基本主张也很有针对性，他的“新导之河，必设诸闸”的建议后来曾得以实施并被证明十分有效。
郏亶、郏侨父子也是太湖水利史上的杰出人物。郏亶出身太仓农家，曾经送其子郏侨就学于王安石。王安石很赞赏他的水利农田之学，变法开始后便让他担任司农寺丞之职，不久又任提举两浙水利。郏亶治水方略中最值得重视的思想是将水利与农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合为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郏亶一揽子解决太湖流域水利农田问题的治水方案规模巨大、气魄恢弘，他的系统工程的思想方法、历史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都是可取的。然而，正因为他的计划规模过于宏大，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环太湖四州十县之民将牺牲相当大的眼前利益，而长远利益则要五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因而遭到各方面的责难，他的治水方略仅仅实施一年就因为“措置乖方，民多愁怨”中途而废。他也被罢免了司农寺丞。
郏亶死后郏侨也献过治水方略。他继承父亲综合治理的思想方法，主张在江宁、润州、常州分别治理湖堰港浦，将太湖水系的西北支脉直接引导入长江，同时使杭州一带的东南支脉直接“决于浙江”，从而“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为腹内畎亩之患”。他还提出，应该把“导江开浦”与“浚泾作堓”结合起来；同时须将“置堰闸以防江潮”与“浚流以泄沙涨”结合起来。
郏亶父子的治水方略为太湖水利事业留下了一笔值得重视的遗产。
元祐年间，单锷也曾献其所著《吴中水利书》。单锷是宜兴人，嘉祐年间的进士，但他举官不仕，却终身研究水利，实地查勘太湖流域地形、水系、水情。他常独自乘坐小舟往来于苏州、常州、湖州的水道，奔走于太湖地区的山水之间，对一沟一渎、一圩一坝无不周览，并研究其地形、追溯其源流，以期充分掌握翔实资料，历时达三十多年。后接受江宁知县钱公辅的建议写出此书，阐述他对太湖水患的治理思想和治理方略。单锷全面分析了当时太湖水患的原因，主要是上游胥溪五堰的废除使安徽九阳江之水不入芜湖而东流太湖，大幅度增加了太湖上游的来水，而太湖下游又有吴江塘路阻塞了排水出路，“纳而不吐”，使洪水滞积于太湖四周，形成洪涝。由此，他提出了“上节、中分、下利”的治理措施。单锷的治水方略汲取了范仲淹北导东泄的基本思路，而着重开浚吴淞江上游与长塘湖、滆湖等关键部位的想法，却是自己独到的见解。时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对《吴中水利书》颇为赞赏，慨然草疏代奏于朝廷，并按照书中治理思想确定浙西水利建设的方针和措施。然而，按照书中的主张，开长塘湖和滆湖以使太湖水系西部支脉注入江南运河再导入长江，将危及占田豪户的利益，所以未被赵宋皇朝采纳。但此书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明朝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吴江水门和工部侍郎周忱巡抚江南时修筑溧阳两坝，均曾参照《吴中水利书》中的意见。明、清两代并多次将《吴中水利书》刻印出版。这部书至今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出生于松江青浦的任仁发曾在元代至元年间上疏建议开浚吴淞江，后来又著有《浙西水利议答录》。他认为治理太湖“唯以开江、围岸、置闸为第一义”，具体说来就是“浚河港必深阔，筑围岸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任仁发的治水方案吸取了范仲淹的基本思路，而又兼用了宋代水利专家赵霖的若干方法。由他在大德八年主持的开浚吴淞江故道工程，就是其“浚河港必深阔”主张的具体实践。但因为工费浩繁，开决围田茭葑又遭到权势之家的竭力阻挠，他的方案在工程中并未完全实施。
此外，赵霖、吴执中、周文英等人也都提出了各自的治理方案。
由于短视的统治者过分顾惜眼前利益或者屈从于既得利益阶层，上述许多切实可行的治水方略被束之高阁，实在令人扼腕叹息！眼前的小利和长远的大益存在冲突时选择眼前小利，少数既得利益者和社会全体成员产生矛盾时维护少数人利益。干这种蠢事的不仅是宋元当局，这种情况也不仅发生在古代社会，围绕太湖，类似事件屡见不鲜。
在中国历史上，贫苦农家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算是另类，他尽管颇多为人诟病之处，但在治国方面也有一些成就。或许是没有忘记出身之本，朱元璋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坐上龙椅之后首先着手的就是发展农业经济。为了保障农业生产，他诏令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过了二十七年，又特地下旨给工部：“陂塘湖堰可蓄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他还派遣国子监太学生等前往各地督修水利。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后世君主是要凛遵祖训的，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这位开国皇帝影响了整个朝代。明代诸多治水名臣的出现绝非偶然。
清皇朝立国以后，实行了“更名田”政策，又“蠲免赋税，奖励垦荒”以利农。对于水利事业也十分注重，多次治理包括太湖流域在内的水利设施。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还特意巡视谘诹太湖水利事业。
由于明清两代统治者的重视，各地水利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太湖水系也得到多次治理。但由于缺乏全面的水利规划，明清两代太湖地区的水利工程往往只能收一时一方之利，难以取得长远效果。
明初，太湖东南方向的归海港浦“十八港”已严重淤断，东北方向入江港浦“三十六浦”中，除白茆、福山、七鸦等少数大港浦外，大多也已淤浅，而古代导水入海的“三江”中，娄江、东江早已湮没，仅剩吴淞一江。
吴淞江原长二百六十里，江南有支流九十六条，江北有支流八十三条，“深广可敌千浦”，狭处也有二里宽。上游与太湖汇合处原本是一片水域，湖水由吴江长桥入江。然而到元末明初时，由于唐代建的吴淞塘路长期阻碍湖水下泄，泥沙和湖底沉积物已经在长桥一带淤涨成陆，被占为田宅和军营，迫使吴淞江的入口向北移到只有八十米宽的瓜泾口，湖水下泄不畅，大大削弱了冲淤能力。淀泖湖群也由于围垦而萎缩，排向吴淞江的水量减少，越发加重了这一情况。随着海岸线逐渐向东伸展，吴淞江又不断向东延长，延长之处均为沙涂，而且多被围垦，水流受阻，故而淤塞严重，几乎成为平陆。太湖和浙西的来水只能向北逆流。因为水势不顺，流程又远，造成下游排水困难，洪涝灾害频繁发生。
针对这一状况，明清时期对太湖下游进行过多次疏浚，其中最著名的工程是夏原吉的“掣淞入浏”和开挖范家浜。
明永乐二年，太湖地区的苏、松、嘉、湖四府水灾，户部尚书夏原吉受命治理。他亲自调研，对四府地貌和水患成因作了精辟分析，认为苏、松、嘉、湖水患“为浦港塘塞，涨溢害稼”，继而又对吴淞江等港浦状况分别加以剖析。他认为治水之法，“应在浚吴淞诸浦”，刘家港、白茆等港浦应大加利用，可工少效快。他采纳元代周文英的主张，决定采取把太湖水南北分流的办法，“舍吴淞，事刘家河，首开昆山夏驾浦，掣吴淞北达刘家河，复挑嘉定县之顾浦，引吴淞北贯吴塘，自刘家河入海”。
“掣淞入浏”后吴淞江上游之水部分引入刘家港，使水势更大，为减轻刘家港的负担、有利于太湖东北水系排水，还对白茆、福山等港浦进行疏治，导昆承、阳城等诸湖之水经此出长江归海。
夏原吉也注意到了淀泖湖群壅积不畅问题的解决，开挖大黄浦、赤雁浦、范家浜，使大黄浦之水改由范家浜北流，在今天复兴岛附近与吴淞江水汇合，于吴淞口入海。
夏原吉仅用一年时间就较好地解决了太湖下游长期存在的排水困难问题，后人颇多褒赞。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归有光就指责他的做法是舍本逐末。
夏原吉确实在一段时期里解决了太湖下游的泄水防潦问题，而且黄浦江此后日渐扩大并愈益通利，终于成为太湖流域的泄水大川，夏原吉功不可没。但他放弃吴淞江不治，结果使吴淞江下游淤塞更为严重。到隆庆年间，吴淞江下游宽度已经从“掣淞入浏”前的一百五十丈变得只存三十丈。况且，随着黄浦江的扩大，“掣淞入浏”这条路线也逐渐淤塞，分流吴淞江水的能力也随之下降。
所以，从“掣淞入浏”三十年后开始，明清两代还对吴淞江及其他港浦进行过多次治理。
其中海瑞治水的事迹至今为人传颂。海瑞是广东琼山人，回族，为官清廉刚直，因嘉靖年间上疏批评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朝政而闻名。隆庆年间海瑞担任应天十府巡抚时，嘉兴、吴县、吴江、松江发生大水灾，他巡视灾区后，针对年荒民饥的情况，决定以工代赈，疏浚吴淞江及常熟白茆河。这一做法既使灾民免于挨饿，又为抗灾招来了劳动力，实属一举两得。榜文发布后民工云集，不到两个月河工便告成，苏州、无锡、常州河道郁积之水由东北方向宣泄入海，灾情因而解除。海瑞还曾治理芙蓉湖圩田。当时圩田虽成，但沟浍尚未配套，海瑞督率乡民兴修圩堤，疏通田间水道，增强了圩田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四百多年来人们对大政治家张居正不用海瑞颇多非议，治水的事迹表明，海瑞不但是诤臣而且是能臣，未能得到施展抱负的更好机会实在可惜。
昆曲《十五贯》中有一位陈腐迂阔的巡抚周忱，现实生活中的周忱却根本不是这样的昏官，而是水利建设尤其是圩田治理方面的功臣。周忱是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进士，宣德五年被任命为工部右侍郎，到江南地区整顿财政、总督税粮。周忱到任第二年就主持整治芙蓉圩。无锡西北部的芙蓉圩旧时是芙蓉湖，因湖中生长芙蓉而得名，又名上湖、射贵湖、无锡湖。湖水面积原有一万七千顷，北宋元祐年间因泄水为田，面积大为缩小。明代以前，芙蓉湖经常泛滥成灾，周围农田往往颗粒无收。周忱总结前人治理经验，依照宋代水利专家单锷的主张拟定方案，征集无锡、武进等地民工，先后七次进行大规模治理。他采用“上堵下泄，化害为利”的方法，在芙蓉湖上游整修加固东坝，阻绝上水下泄，同时开疏沿江黄田港等泄水河道，加快向长江排水，有效控制水位，为湖区垦殖打下基础。然后大范围修筑圩堤，用坚固的外围堤岸圈成西湖芙蓉圩和东湖杨家圩两个大圩，圩内开辟良田十万多亩，并开渠道泄水。为防湖水或河水倒灌，又筑了水闸。为防止堤内积水，还制造了排水工具——戽水机。周忱在江南二十二年，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在水利方面建树尤多。在他生前百姓就建祠褒扬他的功德，芙蓉圩南端的和尚桥、惠山寺左面的听松坊，旧时都有周忱祠。现今无锡的五中丞祠中，周忱还和海瑞、周孔教等治水有功的先贤一起受到人们的纪念。
平原治圩是农田水利建设的根本课题，明清两代曾多次实施圩岸修治工程。农村设有塘长制、圩长制相结合的社会组织“乡圩”，负责圩岸的修治事宜。地方官府也参与监督，经常巡视勘验。周忱巡视苏州时，还在每都每里设置官车，如某处圩田被淹，则由粮长拘集官车若干辆，“督令人夫，并工车戽”。
浙西、苏南的山丘坡地之间夹有许多洼地，仅金坛一带，面积就达到三四十万亩。山洪暴发时奔腾直泻其间，水土大量流失；雨过后又涓滴无存，只有乱石、泥沙遍地狼藉。因而在明清以前大多荒芜。山洪下泄对下游地区也是一大威胁。明清时曾采用筑圩挡洪、圩内蓄水、开河建闸等方法进行治理。仅金坛一县，就先后修建了建昌圩、都圩、长新圩、杨树圩、大小南北圩。丹阳、溧阳、乌程、长兴、归安、临安、余杭也都有修建，对于防止洪灾、保持水土、开垦田地发挥了巨大作用。
明清两代在苏、松、嘉、湖、杭诸府的海塘修建方面投入较大，共修建江南海塘九十余次，修建浙西海塘也有九十余次。在海塘修建技术上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技术日趋完善，塘材不断改进，形式多种多样。崇祯七年，松江知府方岳贡、华亭知县张调鼎等人还首创了以石材修建海塘的先例，为后世修塘提供了经验。
明初以金陵为都城，贡赋漕粟都由浙河运到丹阳，继而登陆转运，人力过于劳费。改成水运从长江溯流而上又要冒风涛之险。因而于洪武二十五年重新疏浚胥溪，并把宋代建的东坝改为石闸，更名为广通镇闸，设立巡检司专职管理。鉴于河水易泄入太湖而不足，不便航行，又命崇山侯李新于胭脂岗凿山焚石，开挖了一条河，也就是今天的溧阳天生桥河，引石臼湖之水，会秦淮入江。于是苏松七府粮运可经东坝直达金陵，胥溪成为漕运要道。但西水东泄的弊端重又形成，苏、常、湖三郡的水患又因此增多。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运道不再需要，便废除广通镇闸，改建土坝阻止西水东泄。苏、常、湖三郡的水患因之得到舒缓。但是，所建的土坝既低又薄，常有漫溢泄漏。正统七年，西水泛滥，土坝大决，苏松一带成为泽国。巡抚周忱征集民夫重建土坝，名为“广通坝”，并出榜警告：“如有漏泄水利，淹没苏松田禾者，坝官吏皆斩，夫邻充军。”其后，主张恢复古道者屡次建议废坝，但均被阻止。
嘉靖三十五年，东南沿海受到倭寇侵扰，商旅纷纷取道广通坝以避乱。沿坝居民乘机盘剥过坝客商取利，并由于贪利而在坝东十里更筑一坝，即下坝。上下两坝相阻，西水绝不东流，苏、常、湖三郡的水患因此缓解，而岭脊高淳地区开垦的农田却渐渐废圮，圩田重新被水淹没为湖。
明清两代大部分时期里，大运河都是漕运的主要通道。为确保漕运，当政者对江南运河进行过多次疏浚。对江南运河南段，多采用浚河、增辟水源、建塘筑堰和开凿涵洞等方法，以调节水量，保障灌溉和漕运。对中段多采取修缮塘岸、增建泄水涵洞等办法，以避免泛滥。北段是明清时期治理的重点，主要采用修建河闸以调节水位、另辟河道与运河配合使用等办法治理。道光五年后漕运改为海运，清皇朝对江南运河便不再似前重视。
明清两代太湖流域水利的兴修，不仅对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对于手工业、商业、航运业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太湖周边地区城市经济的繁荣，都有重要意义。或许可以说，正是在太湖水利灌溉的沃土上，明代的江南才萌发了资本主义的幼芽。
民国时期进入近代水利建设的时代，出现了机械排灌、电力排灌、水文检测等先进治水技术，还出现了专业水利组织和较完整的治水计划等近代管理手段，本该是水利事业长足发展的时期。然而，由于战祸频仍和政治腐败，太湖水利长期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水利设施破坏严重，堤防残缺，河港淤塞，涵闸失修，塘浦水网混乱无纲，圩系零散失统，高田患旱，低田患水，洪、涝、旱交替发生，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民国初期，一批有识之士针对太湖地区旱涝灾害频频发生的情况，开始研究水患治理问题，成立水利研究会，从事水利情况的调查、规划，筹拟实施方案。例如，著名教育家、水利学家胡雨人的《太湖水利建设手稿》一书，就对太湖的治水方略提出了大胆的设想和比较全面的意见。
江南地区于二十世纪初出现民族工商业萌芽，运河及其他主干河道两侧纷纷建起工厂、商店、仓库，河道渐窄，加上铁路桥孔狭窄，致使河道涝时不能畅泄，旱时难以引水。民国十年和十二年发生水灾，大片农田受涝，民国二十年和二十三年又分别发生涝、旱灾害，迫使当局不得不重视水利建设。地方政府于是连年征工浚治主干河道、改造阻水严重的桥梁。
日军侵占太湖流域期间，日伪政府为“清乡”而封河筑坝，破坏圩岸，河道淤塞严重，水旱灾害愈益加剧。
在民国时期，江南运河，尤其镇江、丹徒、丹阳境内河段是浚治重点。例如，民国二十三年大旱后，江苏省政府曾经发行江苏水利建设公债，办理全省工赈以疏浚运河，当时划江南运河为第三工赈处，又称疏浚镇武运河工赈处，负责实施了镇江小闸口至无锡洛社段的运河疏浚。一些局部修浚工程则主要靠向当地士绅募捐筹资，其他河道的疏浚工程也由各地自行组织实施，部分先富起来的民族资本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澄、武、锡三县边区抗敌委员会，也曾经组织农民疏浚河道。
民国时期治水的另一重点是修圩筑堤。圩田是江南自然条件下的特有事物，是江南人民的智慧结晶，是适应湖泊星布、塘浦纵横、水旱不期的环境的有效方法。当时各圩都有岁修制度，遇有圩堤溃决则由地方政府工赈修复。
民国时期，圩区排水逐渐使用机械，圩口都筑闸控制，旱启涝闭，圩区按地形分设排水区。但圩堤都是土堤，而且由于缺乏科学防洪标准及物力有限，大部分堤身单薄，高度不足，遭遇较大雨涝时往往堤决圩破，即使遇有一般雨涝，圩中心积水也难以排出。
从东汉毕岚发明龙骨水车到民国时期，两千多年间太湖地区农民一直利用龙骨水车抗御洪、涝、旱灾害。水车有脚踏、手摇、畜拉等形式。自1908年后，才开始利用进口小型煤油发动机做动力，拖带龙骨水车排灌。进入民国后又出现戽水机船，排灌效率大为提高。因为本地区水网密布、河道通联，大多数农民采用这种木船安装机械排灌设备组成的戽水机船。非排灌季节则拆掉水泵，装上碾米车，流动为农民碾米。由于缺乏专业组织，加之政府扶持不够，所以机械排灌事业发展缓慢。
日寇侵华时，对柴油、汽油实行禁运，油价猛涨，戽水机船的油源供应断绝，大部分戽水机船只能在船上另装木柴炉，改烧木柴。戽水机船数量猛减。民国三十二年后，木柴、煤炭都被日伪当局控制，伪政府下令使用人力或畜力龙骨水车灌溉农田，机械戽水事业严重受挫。
抗日战争胜利后，柴油恢复进口，政府平价配给农用柴油，戽水机船方才逐步恢复。
另一方面，由于武进的戚墅堰电厂建成发电，苏南地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使用电力戽水灌溉，各地出现了一批小型电灌站。抗日战争胜利后电力排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华历史上最为翻天覆地的一页。太湖，作为中国版图上最为精华的36500平方公里土地的母亲湖，不仅见证了所有巨大的变化，同时也负载着这变化带来的所有抱负、喜悦、荣光和苦涩。
建国伊始，太湖的水利建设就受到了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从以下资料就能看出，数十年来，太湖从来没有停止过治理的步伐：
1949年夏季，刚获解放的太湖地区受台风暴雨袭击，长江、太湖同发大水，江堤溃决，圩堤破口，低洼地区大面积受淹，逃荒乞食者数以万计。当地人民在有关部门的有力组织下立刻进行抗灾抢险，全面修堤筑圩，实行联圩并圩，掀起兴修水利第一个高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江、浙、沪二省一市统一规划，开始有计划地整治太湖流域大中型骨干河道，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第二个高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各地全面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又掀起了兴修水利第三个高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长江口及太湖流域治理领导小组通过了包括十大骨干工程的《太湖流城综合治理规划》，从此开创了太湖水系治理的全新阶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务院召开治太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治太工程的目标和任务，并决定将综合治理骨干工程增补至十一项，规划的实施使太湖流域面对1999百年不遇的大洪灾时也能有效抵御，安然无恙。
到2009年8月，太湖流城综合治理十一项骨干工程全部竣工，困扰太湖子民已逾千载的洪涝问题基本解决。
太湖流域的经济得益于此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起始的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除了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这些密集的工业发达的环太湖城市，从惠麓山旁到阳澄湖畔，从天目山下到钱塘江边，几乎所有的乡村也都工厂林立，机器轰鸣，形形式式的小企业、小工场乃至小作坊更是不计其数。彪炳中国改革开放史册的闻名遐迩的江南模式、温州模式都发源于此。
毫无疑问，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们如此作为是很难非议的。更严峻的事实是，太湖流域是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有限的耕地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有的乡村每人的耕地竟只有0.4亩】，在工业上找出路已成为憧憬美好生活的农民们必然的选择。
然而，隐患也就埋下了。
太湖水质的清澈明净历来为世人所称道。“浸月冷波千顷练”是唐人白居易对她的形容；“震泽春生涨碧漪，净涵天影漾玻璃。遥增越峤千寻阔，顿减吴山数尺低。”是明人冯善对她的咏叹。而《太湖美》的广为传唱也正是因为人们对太湖水的清澈明净素来有着美好的印象。
太湖的生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母亲湖的治理并非仅仅至于圩固堤坚，入泄畅通，对她最好的利用也并非只是充分役使而不予呵护与养息。
就在人们为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欢欣鼓舞的时候，湖水却渐渐失去了她旧日的容颜。
在笔者的记忆里，童年时的太湖水是清澈明净的，一尾小鱼，一粒螺蛳都形态毕显；青年时的太湖水是白波茫茫的，大鱼的脊背，水草的摇曳也依稀可辨；中年时的太湖水开始浑浊，烹食著名的太湖三白【白鱼、银鱼、白虾】忽然有了异样的味道；而年届天命时的太湖水则每况愈下，以至出现了蓝藻如乳漆般封蒙湖面的恐怖景象！
污染！
极度的污染！
太湖流域数以万计的工厂废水日夜不息地在朝太湖排放！
还有大量的生活废水、养殖废水和不断流失的农药和化肥！
数据是触目惊心的：
据1998年统计，太湖总蓄水量是四十四亿立方米，而排入太湖的废水却达到四十五亿立方米！
水质总体降至劣五类，水体中度富营养化，全湖平均总氨、总磷等主要污染指标比八十年代增加一倍以上。
太湖换水周期很长，湖水平均三百天才能更换一次。
这就是说，这一期间的太湖水有一半以上是各种污染废水！
因了太湖水污染而引发的事故、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嘉兴有将近七万亩外荡水面受污染，影响鱼类养殖；
湖州、嘉兴等沿湖城市，发现市场出售的鱼鲜肉质带有柴油味，无法食用；
距离太湖最近的无锡多次因为蓝藻暴发而影响正常供水；
武进1996年上半年频发水污染导致的信访案件一百九十六起，光加泽镇捞村的养殖业受污染事件就死鱼二十多万公斤；
……
如果太湖有知，这个被自己养育的生民不计后果的功利所污秽了的母亲湖不知会作何想。她的叹息，她的悲苦，她的哭泣，那些自诩为太湖儿女的人们不知是否真正听到，真正感知！
有忧患意识的科学家们早就提醒：某些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所谓GDP增长，从长远和宏观的角度看，其实是大大的负增长。
这似乎有些偏激却绝非危言耸听。人类的一切追求，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而幸福安康生活的首要和必须的条件就是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如果自然环境污染了，破坏了，人类都无法生存了，那些所谓的GDP，所谓的经济高增长还有什么意义？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这首抒情曲刚刚被拥有太湖佳绝处的无锡定为市歌，岂知，仅仅过了一年，无锡就因大面积暴发蓝藻而为世人侧目。尴尬和不堪还是次要的，真正的忧患和值得痛思的是：对已经遭到极度破坏的母亲湖，太湖的子民该如何应对，如何来治理和保护好这个攸关子孙后代生息繁衍的最基本的自然赐予。
其实，从中央到太湖流域的各级地方政府，对太湖的水污染问题并非没有警觉，采取的决策和措施也并非没有力度。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太湖污染的治理一直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常规性工作，花费的经费也有数百亿元之巨。
1998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太湖水污染防治“九五”计划及2010年规划》，规划明确规定太湖治污由江浙沪两省一市分三个阶段共同完成：第一阶段，确保1998年底前全流域工业企业、集约化畜禽场、沿湖宾馆排放废水达到国家标准；第二阶段，到2000年，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和出入湖的主要河流水质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实现太湖水体变清；第三阶段，到2010年基本解决太湖富营养化问题，湖区生态系统转向良性循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98零点行动”。
这是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对环太湖地区污染企业展开的一个特别的整治行动，目标是1999年元旦“零点”前实施污水完全达标排放。
经过“零点行动”，到1999年元旦零点为止，重点排污单位中97.3％实现了达标排放，非重点排污单位的治污设施也已经完成70％。成果可谓辉煌。
然而，“零点行动”过后，污染的回潮显而易见，否则也就不会出现2007年震惊世人的蓝藻大暴发了。
人类是聪敏的，人类也是愚蠢的，尤其在面对一己之私时。
2007年的蓝藻大暴发很可能是太湖水污染整治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这事件的意义就在于，经过大自然如此严厉的惩罚，太湖流域的子民终于开始痛定思痛，以由衷的实际行动投入了治理水污染的艰巨而漫长的奋斗。
2007年5月无锡的供水危机后，按照国务院要求，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紧急启动了《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的编制和实施工作。
“总体方案”十分完备，对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都提出了非常严格的标准和要求。
近期目标是：到2012年，使太湖富营养化趋势得到遏制，湖体水质由劣五类提高到五类，东部沿岸区域水质由五类提高到四类，主要饮用水水源地及其输水骨干河道水质基本达到三类，河网水环境功能区水质有所改善。
远期目标是：到2020年，太湖富营养化程度有所改善，减为轻度至中度富营养，湖体水质基本达到四类，部分水域达到三类。“方案”同时对各项污染物排放设置了具体的控制目标。
坦率说，仅就这些诉诸文字的目标要真正达到已经实属不易，要回归太湖水原先那般的清澈明净碧波荡漾的容貌，更得需要怎样艰巨的努力。
广受关注的无锡理所应当地显示了治理太湖水环境的最大决心。
《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颁布后，无锡痛下决断，不到两年便彻底关闭被称作“五小”和“三高两低”的排污企业一千四百多家。加大投资建成污水管网三千四百多公里，对既有的六十八家污水处理厂进行了提标改造，全市乡镇以上都建成污水处理厂。同时，环太湖二百米生态防护林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中的一万五千亩植树面积已经完成三分之一以上。这些建设和投资都超过了历史上太湖水污染治理规模的总和！
苏州、常州、湖州、嘉兴等环太湖城市也都采取了类似措施。
就在此文即将完稿之际，笔者专门去太湖佳绝处的鼋头渚游览了半天。值得欣慰的是，此时的太湖水与2007年蓝藻大暴发时期相比已经清爽多了，尤其是湖边大片森林般气势不凡的绿化更是让人赏心悦目，最教人欣喜的是，湖边竟然有了不少钓鱼的人。从鱼桶里的收获看，成绩不是很佳，但他们脸上那份悠然的自得和自信却让我印象至深，也觉得十分美妙。
太湖仍然像一面有些残缺的圆镜那样默然静谧，她是在鉴天、鉴人还是鉴事都不得而知。
她有理由这样默然静谧，因为她经历了太多的岁月，而且还将经历更多的岁月如果你不想打破这面镜子，如果你还想作为人类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陆永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无锡市作家协会主席】
【管毓鹏：无锡市作家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