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
算起来，从1958年那个飞扬着寒雪的隆冬，我第一次驾驶军车去西藏执勤时，经过长江源头并在江源兵站投宿一夜，至今我走长江源头的次数没有上百次，也不会少于七八十次了。这个数字一定会让不少人惊讶，又不是游山玩水的地方，干吗呀，上百次？了得！可它对我却是平平常常的感觉。打个比方，你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别人问你，去过天安门吗？你回答：何止去过，上百次只多不少。别人会怀疑吗？道理是一样的。我在青藏高原军营当了七年汽车兵，每年开车奔赴拉萨不会少于10次，去拉萨长江源头是必经之地。后来调到京城，我又数十次重返高原。到过长江源头上百次没什么奇怪的。
我之所以抖这个底，只是想告诉大家，我对长江源头那块地方曾经有过较频繁的接触，仅仅是接触。但是说到了解，恐怕我不见得有多深刻、多全面了。这是实在话。所以，我写长江源头，只能是我眼中的长江源头，一个作家对长江源的亲临感受。我体味到的那里河水的冷暖，抚摸到两岸军民与源头相处的苦乐，特别是水文工作者奔波劳心的艰辛。还有，野生动物与江源相依为命的生存状态。当然，也会涉及到那里的一些民情风俗。总之，可以说长江源头数十年的变化，我是见证人之一。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长河。“长江”一词，是因源远流长而名之。它的干流全长6300多公里，流域面积180多万平方公里。
长江正源沱沱河出于青海省西隅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姜根迪如冰川，与南源当曲汇合后称通天河，继而与北源楚玛尔河相汇，东南流至玉树县接纳巴塘河后称金沙江，在四川省宜宾附近的岷江汇入后才开始称长江。各拉丹冬是一片起伏连绵的雪山群，主峰海拔6621米，为巨大深厚的冰川覆盖，雪线海拔5820米，冰川末端海拔5400米。源头以冰雪融水补给为主。主流由南向北两侧先后汇入30多条融水，形成源头段纳钦曲。纳钦曲经过冰川槽谷，出峡11公里与源于各拉丹冬雪山北麓的切苏美曲汇流后称沱沱河。这便是长江的正源。还有南源当曲和北源楚玛尔河，它们组成了江源区。
我在上面提到的数十年间，我上百次到过长江源头，主要就是指沱沱河、当曲和楚玛尔河。这三条源头河呈扇形分布在唐古拉山下。我的双脚踏踩过或听说过的它们的主要支流有解普勒节曲、北麓河、英曲、牙哥曲、科欠曲等。“曲”在藏语里即河的意思。有人告诉我，江源区的支流再加上融水不少于四五十条。这个数目只会保守不会夸张。仅楚玛尔河的主要支流就有色吾曲、宁恰曲、登艾龙曲、德曲、益曲、巴塘河等。江源区的地形总貌为高平原丘陵区。
江源区内干流、支流的水能理论蕴藏量434.9万千瓦，其中干流311万千瓦，可能开发167.4万千瓦。但目前尚未开发，仅在几条支流上建有小水电站，装机容量总计不足1万千瓦。
水，空空流淌着的水，长江源头的水！它等待着人们去利用。何年何月！
从荒原到戈壁，从乡野到城镇，中华大地上还有多少等水求水盼水的声音！敞开胸怀的山峦干渴得抽搐！毒阳暴晒下的土地枯瘦得在冒烟，深山老林里的农人举着烛灯呼唤光明！还有，不少人的咽喉焦渴得快要脱水！
我曾经到过一个缺水的西部城市，大面积的水泥地面把大地压得难以喘息，近乎窒息。井水快挤干了，雨水留不住。盛夏的日子，家家户户的盆盆罐罐都成了储水的容器。我意外地发现在水泥与水泥板地接交的微小的缝隙之间，挤出了一棵小草，它是那样惊恐、羞涩、脆弱！又想大声说话，可是口干舌燥一个字也喊不出来！
然而，丰盈的江源区的水却空空地在世界屋脊上流淌着。
一次，我走近沱沱河，站在它一条支流的岸上，放眼四顾，周围是一片低洼地，惟我脚下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高坡，孤零零的高坡。原来我已经不知不觉跟着河流攀上了一块丘陵的坡上，那河水竟然也顺势流了上来，水怎么会从低处流到高处呢？后来，一位水文工作者告诉我，江源区是丘陵地貌，高高低低，参差不平。河流两岸一般平缓开阔，向有低矮山岗。水淌到低处后原先的平缓处也就显得高了。高出的水面有时可达300米。噢，原来是这样！我在高处，望着盘绕在脚下的弯弯曲曲的沱沱河以及它的支流河，它们都在这丘陵地形上不由自主地拐着一个又一个弯儿，有8字形的弯，也有近乎直角形的弯儿，还有月牙形的弯儿。正是在那些拐弯的地方，我仿佛听见溅响一片露水般湿润润的阳光。那些浮漂在水面上的阳光，很像无数的玻璃片闪着耀眼的光亮。美的旷野，美的长江源！沱沱河此时此刻在我的眼里变得像一个花盘！那一片片阳光活着，阳光下的那一片或深或浅的水也活着！
啊，亲爱的沱沱河，长江源头美丽的河！昔日的故事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显出。我和这条河数十年的交往、认识的历史，也是见证高原变化的历史，更是高原军民与沱沱河的搏斗中和谐相处的历史。
我初识沱沱河，是从一位开国将军的故事中得到，那是一次人与河几乎势均力敌的降河大战……
这个将军叫慕生忠，人们称他“青藏公路之父”。
1954年初秋。
修筑青藏公路的数百人的队伍来到沱沱河。一年一度的洪水发狂季节还没有过去，原来两千米宽的河面几乎加宽了一倍。浪卷波飞，一川浊流。原来离河心二三百米远的荒草坡，这时变成了河心岛。修路队几次派人下河探水，均告失败。河底净是虚软的泥沙，人一下去水就没了大腿。那浪花泥沙都很锋利，人一挨上它就要受伤。没法过河，就不能修路，人马只得在河边安营扎寨，等待。一等就是10天。
这时慕生忠将军从昆仑山赶到了沱沱河。只见他让人拿出一壶烧酒，仰头就灌了半肚子。他冲人群吼了一声：“拿绳子来！”之后，他找上另一个修路队的领导张震寰，让大家三绑两缠地扎在他俩腰间，岸上的人牵着绳子的另一头，扑进了河里。他们力图走出一条浅水区，好修路。绳子牵着两个人，向河心慢慢走去。扑面而来的河浪像软墙一样迎面拥着，他们根本挪不动步子。水太大浪太急，他们很快就感到腿子扭着劲地在抽筋。探路失败！
慕生忠又挑选了三个壮实小伙组成了探水队，骑着三匹马向河心走去。走到河水的主流处了，水一下就漫上了马肚子。马发毛，嘶叫着，乱扑腾起来，一个人从马背上撂下来掉到河里。多亏岸上的人喊着让他挣扎着起来抓住了马鬃，要不连命也保不住了！
怎么办？慕生忠想到了骆驼，这家伙敦实，稳当，有耐力。准行！还是那三个壮小伙，他们骑着骆驼总算过了河。可是根本找不到浅水区，几乎所有地方的水深都超过了一米。
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绝招：导水分流。
就是在河的上游，顺着水流的方向筑起一段一段的堤堰，把河水的一条主流分成好多条支流，使河幅尽量加宽，水势减缓。这样分而治之，就容易驯服沱沱河了。
慕生忠修路不忘打仗，他说：这在军事上就叫分段包剿敌人，各个击破。
后来修路队在山里采来大量石头，装进麻袋，一袋一袋的石头，噼里扑通撂进河里，沉入河底，一层一层地铺开，成了水底路面。他们把这叫做“装袋沉石筑路法”。确实是够土了，但是这土法毕竟征服了沱沱河，让青藏公路从这条咆哮的江源河上伸展过去。不要以为这土办法就那么省力，绝不。修路队在河水里泡了45天，才修起了这条水下桥。一个半月时间，水里冰里雪里紧忙乎，几乎每个人的腿都冻得肿胀肿胀，跟发面饼似的，都轻重不同地留下了这样那样的“伤痕”。
30年后，1983年，修筑青藏公路的慕生忠将军回到了青藏高原。那年老人已经83岁了，走路腿脚也不大方便，但他跑遍了他当年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包括他用绳子绑捆自己下水探路的沱沱河。据陪同老将军的青藏兵站部副政委李年喜回忆，老将军每到一个他流过汗水付出过苦力的地方，都要默默地站立好久好久，总会止不住要流下热泪。在沱沱河，他站在刻着“长江第一桥”的桥柱前，摸着那5个苍劲的大字，反复说着一句话：“天变了！地变了！河也变了！”
后来，我在格尔木看到了老将军那次重返高原时的一篇谈话记录稿，他特地提到了当年奋战沱沱河的那场水下的战斗：……那时候多难呀，不要说什么掘土机，我下河探水前想找根绳子捆在腰里都难，你们想象不出那是一根什么样的绳子吧？是几段马缰绳接起来的绳子呀！我总算走过来了，把青藏公路修上了世界屋脊，通到了拉萨！所以我总在想，今天我们再困难，也没有那个年代困难嘛！
国家还要富强，我看我们当年绑捆在腰间的那根绳子还是不能解的！这是一种精神力量！
慕生忠将军那次回到青藏线，还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让他感慨万千。那个地方就是楚玛尔河。
楚玛尔河是长江源头另一条主要干流，为长江北源。
“楚玛尔”系藏语音译，意为“红水河”，又称曲玛莱河、曲玛河、曲麻曲，均此意。旧称“那木其沱乌兰木伦”，系蒙古语音译，意为“像树叶一样的红色长河”。楚玛尔河全长515公里，它的源头有两支：北支发源于可可西里湖东南约12公里处，源头海拔4920米，全长46公里，河宽5米，水深0.3米；西支发源于可可西里湖南侧的黑脊山南麓，峰顶海拔5432米，全长45公里，河宽4米，水深0.2米。两支流汇合后，东流94公里注入叶鲁苏湖。干流穿湖20公里流出，曲曲折折流经青藏公路桥，进入了通天河。
打住。我要讲的故事是楚玛尔河上的公路桥。
楚玛尔河上的公路桥有四代，我能作证。
50年代末的一天深夜，我们汽车连队运载着一批支援西藏平叛的战备物资，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楚玛尔河。前线告急，我们原计划连夜走路奔赴拉萨。没想到天黑桥险，难以过河，只好车停人宿在河边的帐篷兵站，等天亮后再起程。
架在楚玛尔河上是一座什么样的桥呢？
今天我在描写它的时候，一直想到有一样东西最能形象、准确地把那座桥显现出来，那就是：木头笼子。横七竖八的木柱、木板、木条组成了一座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桥。桥的十几根立柱是木柱，桥中间那两根最吃劲的立柱是由多根木柱围起来的圆筒状，中间填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桥面是木板和原木互相参差铺就；立柱与立柱之间或木板与木板之间，都用或直或斜的木条牵连着，起到固定作用；当然也有铁铆钉，但不多，所有铆钉都是“ㄇ”形，总是出现在最重要的结合部。奇怪的是，桥面上的那些原木和木板都没有固定，是活动的。汽车在通过时，桥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发出很不情愿的吱吱嘎嘎的叫声。
就是这样的桥，汽车黑灯瞎火地通过不栽进河里才怪呢！桥两头的地点各插着一块木板，上写：楚玛尔河。至今，这两块木板的形状仍旧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那肯定是两块没有经过任何锯磨刨光的随意捡来的木板，很不规则，大小不一。写在上面那4个字显然不是出自很有笔力人的手，软塌塌的像散了架一般，很不受看。
一句话，那座桥是我这一生第一回见到的如此简陋的桥，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桥了。50年代，国家毕竟很穷，修青藏公路是上上下下都下了很大决心才东凑西拼起一些经费修起来的，楚玛尔河上能有这么一座桥让汽车通过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还必须说明，这已经是楚玛尔河上第二代桥了。第一代桥之简陋就可想而知了。那桥叫“漏水桥”。它是怎么修建起来的呢？
说穿了“漏水桥”就是在水下修一座桥，实际上还是水下路，只是与沱沱河那条水下路略有不同罢了。首先需要探清河水主流道和次流道的位置，然后兵分两路开始修“桥”。在次流的地方用石头鳞次栉比地铺上几层石头就成了水下路。主流处水深，有的地方深到1米，铺水路就很费周折了。需要羊皮筏子帮忙，这是远古至今甘肃黄河上游水上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宋史·王延德传》说：“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其实，在现实的皮筏制作原料上，除了羊皮外，还有牛皮。但是习惯上人们还是统称羊皮筏。幸亏慕生忠从兰州出发时就预想到江源区水系多浪头大，特地购买了十多只羊皮筏子。他是准备载人的，现在要运载着石头沉河修桥，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
开始修“漏水桥”了。羊皮筏子载着用红柳条编成的“马槽筐子”，筐里装着石头，岸上有人用四根绳子牵着将筏子放到河里一定的地方。一个筐子下水很容易被水冲得到处移动，很难停放在既定的位置上。他们就用绳子将三个或五个筐子串在一起再投放，河水就冲不动了。筐子停落在一起并不是目的，只有把落水的筐子铺成水下公路，才算完成任务。这样就必须有人钻入河里进行水下作业。水下作业异常艰苦且危险，几十个人轮流下水工作。沉筐，放石，铺路。一拨又一拨人，一层又一层石块，水变浅，路成形。“水下桥”就这样修起来了！
这就是楚玛尔河上的第一代桥，它诞生于慕生忠修青藏公路的那个艰苦年代。严格地说，它还不能算桥，只是用石块在河水里垒起的一道立体的石墙而已。但它很坚固，车碾马踏，承载着人类征服大自然改造江河的最初智慧。
据说，青藏公路通车后的第二年，也许是第三年吧，国家就拨款整修公路，包括在楚玛尔河上修建了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座木桥。用今天人们的眼光看，那木桥依然是很简陋，但是隐藏于水下的较之这“漏水桥”，它已经大大地改进了一步。毕竟这是人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桥了。
大约是“文革”中期，我在楚玛尔河上看到的就是一座钢筋水泥桥了。桥移了位，紧挨着第一代桥，但是第一代桥和第二代桥都不复存在了。新建桥的桥柱是水泥浇灌，合抱粗，上面残留着大水漫过的印迹。桥面为碎石子铺设、桥不很宽，蛮结实。过桥的汽车不必一辆一辆地过了，但车速还是很慢。我依稀记得桥头的限速标志上写着40公里。
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就这样无声地消失了。长江照旧流，它源头的大河小溪也照旧流。长江和它的子孙们似乎永远保持着一种秘密。但是它分明张着嘴巴，要对人们诉说什么。是的，两岸的变化留在它走过的每个季节里，它能不激动能不诉说吗？
后来我看到了楚玛尔河上的第四代桥。我一直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
那是90年代初，那一年夏天，我和卢江林将军组织的“七月走高原”文学创作笔会的20余名作家，跨上了世界屋脊。我站在楚玛尔河桥头，给我的同行们说了这条河上桥的变迁史。我这个从历史隧道的烟尘里走过来的见证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家关注。20多名作家几乎每个人都站在刻着“楚玛尔河桥”的桥头与我合影留念。楚玛尔河的波浪淹没了多少旧故事，然而它的河波上又生长出了多少新的故事！这就是历史，人类之所以永远那么自信，那么朝气蓬勃地向着未来，就是因为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我没有调查过第四代桥建于何年何月，这好像并不十分重要，但是从它那雄伟坚实的混凝土外表，我确信无疑地看出这是一座体现着现代科技水平的大型公路桥。尤其是那两溜排列壮观的粗壮立柱，威风不减地顶着宽广而厚重的桥面，给人感觉它就是顶天立地的巨人了。一辆辆过桥时根本不用怎么减速的汽车，一天中能用飞旋的轮子碾出一百个春天，去喂养一个西藏。
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在修这座混凝土大桥时，原先那座水泥桥依然保留着。它已经残缺了，很疲惫地站在原处，显然因为卸下了长久的沉默与孤独，它倒有些轻松的样子。现在，每当人们走在楚玛尔河大桥上时，向上游约千米左右的地方望去，就能清楚地看见那座桥影。它也在很有兴趣地含情不露地看着望它的人。
第三代桥，还有第一代桥，第二代侨，它们静静地躺在长江源头沉默着。不是不说话，而是无话可说。其实沉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奔腾！
2009年8月，为了到长江源头实际感受、创作这篇“治水”报告文学，我特地上了一次青藏高原。在楚玛尔河的公路大桥上，我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全身的，半身的，侧影，坐相，都留下了纪念。之后，我站在桥头四下眺望，温暖的太阳把长江源头照得那么灿烂、安详、阔远。无边无际的草原平展地延伸到远处的雪山下，雪山闪射着耀眼的银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野花缀满草滩，牛羊成群，犹如朵朵白云在游动。楚玛尔河、沱沱河、当曲、布曲、北麓河……网状般布撒在长江源上，洁净、宽舒、明丽。当我移动脚步，转过身的一瞬间，看见身左侧的阳坡有一面鲜红的旗子，在微风中有节奏地摆动着。
同行的朋友告诉我，那就是沱沱河水文站！
沱沱河水文站坐落在沱沱河畔的一个阳坡上。来到长江源头的人总是最先听到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随之就看见了一间白亮亮的很惹人注目的小房子，这就是水文站惟一的一间平房，工作、吃饭、睡觉全在这个长方形的空间里。不知是哪位热爱生活的诗人【说不定还是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在这小房的外墙壁上写下了这样四句诗：
窗含西岭银雪
门泊进藏车流
前窗观雨后窗望雪
夜枕涛声进入梦乡
字写得虽然歪歪斜斜，音律也好像欠了点。但是很有味道，谁读了都会联想万种。作者是谁，问遍了水文站几个同志，他们都摇头，只说那天早晨起床后他们几个人几乎同时发现了这首诗。据说头天午后来了一个什么团十多个人参观水文站，不留神就写下了这首诗。当然站上的人也怀疑是他们的小张写下的，这家伙有点文化水，平时总是会哼吟几句酸溜溜的打油诗。小张死不承认，他说你们瞧我这歪瓜裂枣的模样，肚子里能盛这么文雅的诗句吗？不去管它了，就算这首诗是在水文站的墙上野生野长起来的吧！我是1997年到水文站采访时看到这首诗的，当时这首诗诞生已经有十来年了，那就是说大约在1987年人们就看到了。大家怀疑可能写诗的那个小张已经内调到甘肃一个什么地方上班了，要不我会好好采访他的。不知为什么，我总觉那首诗出自这位小张的手。太可惜了，错过了一个采访对象，少得到了好些很宝贵的写作素材。
我为什么要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地提这首无名诗呢？因为水文站的同志都对它很不以为然，他们讽刺地说，真是个酸诗人，我们的生活有那么浪漫吗？我们有那份闲心去浪漫吗？不说别的，我们吃的沱沱河的水也是咸的，涩的，还得到别处去拉水做饭。一年四季守着一个季节，冬天，手和脚都快冻成冰块了，还能悠闲地观雨望雪，去他个娘的吧！
我们撇开那首诗不谈，还是走到沱沱河的现实生活中来吧。那里实实在在是异常艰苦的地方。水文站所在地海拔4500米，属严重高山缺氧地区。气候严寒，昼夜刮风，夏天也落大雪。人一年四季都得穿棉衣，最冷的季节棉衣早就抵挡不住酷寒了，需要用“四皮”全副武装全身：皮大衣、皮棉帽、毛皮鞋、皮手套。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笑话，在青藏线上流传至今：一年夏天，水文站的一位同志去京城办事，动身前长江源头正飞飘着大雪，他披挂着“四皮”出发。往内地一路走去天气就越变得暖和起来，他也就不断地减少着身上的衣服。到西宁后就脱掉了皮大衣，到了西安倒车时他又甩掉了毛皮鞋和皮手套。到北京那天，一下火车他便看到满世界的人都摇着扇子。空气热烘烘的，一会儿他的额头就渗出了汗粒。可是他的头上仍然扣着油不拉叽的大皮帽子。许是在冰天雪地呆得久了，习惯了头上终年捂帽子，天气再热他也可以让帽子压在头上才觉着舒服。这位戴着大皮帽的“沱沱河人”，就这样旁若无人地走在盛夏首都的大街上。人们都向他投来了惊异的目光，他也没有发现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异于众人的特殊穿戴。
沱沱河的奇寒酷冷把好端端的人都折磨得麻木了，傻了！
这一天，我在青海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格尔木分局办公室，采访了老水文工作者王伟同志。王伟在1966年3岁那年，就跟着父母来到青海。他毕业于湖北水利学校陆地水文专业。20多年来他的双脚几乎踏遍了青海大地上的江河湖海。好像天生的吃苦咽苦的筋骨，他爱在最困难的地方摔打自己。他在唐古拉山下的雁石坪水文站和沱沱河水文站就不挪脚地工作了八年。这两个水文站都位于长江源头，所以王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江源水利人。直到今天，他还和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生活。妻子在西宁上班，儿子在广州上学。长江源头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王伟吃尽了苦头，也营养了他的筋骨。王伟百感交集地给我回忆了那八年中他和同事们所经受的一切。如今已经是水文水资源勘测分局领导的王伟，在回忆起昔日的事情时，显然是把今天的自己打碎，重新拼合成在沱沱河水文站工作的那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对那个地方的那段经历太有感情了，这使我对他充满了敬意。我觉得他这大半辈子永远是长江源头一个普普通通的含辛茹苦的野外水文工作战士。难得的本色！
他的回忆是悠远的，有时甚至难免有几分沉重。这，我能理解，能给予他深深的同情。
我先给王伟提了一个很幼稚的也是带常识性的问题：水文站的任务是什么？
他说：观测水位，试测流量，记录水的蒸发情况。一句话，就是发现和掌握水的变化规律，为开发利用水资源积累资料。
他们具体的工作程序分巡测、住测两种。观测的时间有四段和八段两种，四段是：早晨8时、下午14时、晚上20时和凌晨2时；八段的观测时几乎贯串在一天24小时的始末：2时、5时、8时、11时、14时、17时、20时、23时。
水文站的同志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超负荷地运行，奔忙。这就告诉人们，坐落在源头的那间小屋只是他们吃饭睡觉的歇脚地，他们真正活动的舞台是在四野茫茫、风骤雪狂的世界屋脊上。王伟的回忆显得沉重、悠长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我特地找到了2006年的一份旧材料，从记录在上面的那些让我们外行人似懂非懂的文字上，可以猜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文工作者为观测长江源的水文资料付出了多么艰辛的汗水和心血——
沱沱河站，1958年9月设立，在格尔木市唐古拉山沱沱河乡政府所在地，是长江流域金沙江上段沱沱河的干流控制站。该站高寒缺氧，东经92°27′，北纬34°13′，海拔4500多米。控制河长350公里，集水面积为15942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约9.4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流量25.2m3。历年最大流量为750m3，发生在1966年8月24日。历年最小流量为0m3，发生在1976年2月6日。多年平均输沙量111万吨，多年平均降水量288mm。历年最大年降水量8mm，发生在2005年。多年平均蒸发量为1702mm。该站观测项目有：水位、含沙量、降水量、蒸发量、水温、岸上气湿、地下水位、地下水温、冰情。
确实都是一些技术性术语，枯燥，外行人很难看得懂。但是，这是沱沱河水文站的同志们用汗水和智慧换来的丰硕成果。他们的工作有多繁琐、多单调，从这段文字上就可以感受得到。不是一月两月，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年年如此。王伟一干就是8年，有的比王伟干的时间还要长，还有的一直干到退休。没有一种甘于奉献的精神，行吗？
很有意思的是，水文站守着长江源头，却缺水，缺淡水。沱沱河的水质差，咸水。水文站的饮用水要到几十公里外挑淡水，夏天还好说，季节一走进秋天，水就结冰了，储存的水不够吃，他们只能砸冰块化水做饭。砸冰，实在是一件舍力又劳心的活路，每次砸冰取水时，手震得裂开一道道血口，溅起的冰碴水滴浸入血口，疼得钻心。那也得坚持砸冰。寒风吹着，身上不断有水滴落下，很快就披上了一身冰铠甲。如果再加上高原反应，头疼，恶心，四肢乏力，那就更惨了。一次，一个同志去砸冰，不当心脚下一滑，摔进冰窟，他挣扎老半天衣服上的冰坨越结越厚、越重，怎么也爬不上来。站上的同志久等也不见他回来，赶去一看，他仍然在冰窟窿里扑腾着，完全成了一个冰人。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救了上来。这位落水的同志还是弄得感冒了，发高烧，赶忙送到格尔木医院抢救，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文站的条件、设备总是在不断地改善着。后来上级给站里配备了一辆旧汽车，柴油车。这样他们巡测时就可以坐上汽车了。省了点事，也带来一些麻烦。那是1985年冬天，长江源头遇到了罕见的大雪灾，整个沱沱河、楚玛尔河以及源头的所有江河都被积雪覆盖得严丝合缝。水文站的同志照样还得巡测。那天，他们乘坐汽车走了没有多远，车就抛锚了，油箱里进了水，结了冰。车熄火了。司机别无他法，只好用喷灯烤油箱。来油了，开上车跑一段路。油箱又结冰了，再烤，再开上车跑一段路……耽误时间倒在其次，最让人担心的是烤油箱时弄不好柴油一燃着就可能爆炸。这样，他们就要小心翼翼地躺在冰雪地上捧着喷灯烘烤。冰化了，地上的雪也消了，弄得浑身上下全是泥，放下喷灯，很快又结了冰。那天，他们本该在傍晚结束三个时段的勘测任务，由于路上三步一停两步一走，回到水文站已经是次日的凌晨两点钟了。
王伟怀着痛惜的心情给我讲了一对夫妻水文工作者在长江源携手拼搏的故事。丈夫小黄，妻子小段，他俩都是从江南水乡自愿奔赴边疆支援青藏高原建设，在同一个水文站工作。日出上班，日落归来，全力工作，恩爱生活。一天，他俩测流完毕后，由于风浪干扰推迟了下班时间，天色将晚，才乘坐小船赶回水文站。没想到归途中忽起暴风，河面上掀起层层浪头。他俩加速划船赶路。那暴风非但不减小，反而越来越猛。就在他们的小船顺着一个河弯转方向时，船随着风势翻倒在河里。妻子小段被扣在船下的河水里，她穿着笨重的胶裤，很不便当，怎么挣脱就是出不来。小黄急得心里像起了火，他赶紧慌手慌脚地去救妻子。殊不知他的双眼高度近视，就在他下水摸寻妻子时，眼镜掉进了河里。这一来他什么也看不见了，跟瞎子一样。他哭叫着妻子的小名，继续在河里摸寻着。妻子被水冲到了哪里，他不知道也看不见，怎么能寻得到呢？于是他声嘶力竭地呼喊着让人来救助，可是荒天野地的。哪里有人！小黄不甘心妻子就这样流失在长江源头，他还是一面在河里摸寻着一面高声呼叫来人救助。后来，声音嘶哑了，嗓子流血了，他还在呼喊着……他在冰凉的河水里整整泡了近三个小时，最后也晕倒在水里。亲爱的小段不知被大浪冲卷到了何方！后来，水文站的同志赶来把小黄从河里救上来。大家抱成一团，哭天嚎地地痛哭了许久，许久！
长江源头，出现了一座衣冠冢。水文站工作者怀着沉痛的敬意和深爱之情，把一个年轻的同事当成老酒，掩埋在冻土地下。若干年后，后来人挖出这坛酒，品咂出的是雄黄、茅台的醇重！
长江照旧流，小段不死！
水文站的生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是在来了两个女同志以后。她们是王清芬、罗静。因为父母都是老水文站工作者，她俩高中毕业后就被内招到了水利行业上班。当时就业比较难，她们算是享受到了优惠政策的照顾。男人的世界里突然有了亮丽的女性，生活肯定会变得色彩纷飞，有滋有味。淘米做饭的事她们承担，饭香菜美，这不用说了。就连站上每个人洗洗涮涮的活儿也被她们抢着做了一大半。最使水文站感到自豪的事还有呢！这就是这两位女同志常常被与水文站为邻的沱沱河兵站“借”去帮忙。原来兵站总会有一些尊贵的客人前来就餐，过去都是那些兵们当招待员，端盘递碗，粗手笨脚的难免有不周之处。兵站也是清一色的男子汉世界呀，如果有细心的女招待员该多好！现在水文站来了两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兵站也就有了新的设想。遇到一些重要的接待任务，忙不过来，他们就向水文站伸去求援的手，把他们的两个女同志“借”来当招待员。两个女孩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兵站站长把她们送回水文站时，他总要这样对水文站的同志说：咱们虽然住在两个院落，却是一家人，军民一家亲嘛！你们需要我们干的事尽管张口，我们会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干好！水文站吃水有困难，兵站每次用拉水车运回来的淡水总会有水文站一份。兵站每次到格尔木买菜时，也不会忘记要给水文站捎回足够他们吃一周的菜。两家人为了打破长江源头死沉沉的寂寞，逢年过节少不了要举行军民联欢晚会。因为有了女同志的清唱和舞姿，晚会的气氛也变得活泼可亲了！
长江源头一军一民两家人，过的是平平凡凡的生活，是默默无闻奉献的生活，也是流动着美好旋律的生活。
现今的中国，有一种动物被人们谈及的几率很高，而且越来越高。它就是作为奥运会吉祥物的藏羚羊。提起藏羚羊人们马上又会想到一个地名：可可西里。那里是藏羚羊的乐园。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可可西里也可以说就是长江源头。更确切地说，长江源头的数十条支流绝大部分分布在可可西里地面上。所以我要说，长江源头也是藏羚羊的乐园。这么说绝不夸张。
我常常对别人说，楚玛尔河两岸的藏羚羊最多也最可爱。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很灵性的动物就是在楚玛尔河畔。不过那时我们都把藏羚羊误以为是黄羊。那是50年代末，我是一名高原汽车兵，经常驾驶着汽车奔驰在世界屋脊上。一天中午我们的车队在楚玛尔河边小憩，不知是哪位战友惊喜地高嗓门喊了一声：“快看，黄羊！”于是我们就看见了在离我们大约不足两百米的草坡上，密密集集地挤满了一大群动物，往少处说也有三四百只。那真是太壮观了，一片活脱脱的肉海！黄羊们悠闲地移动着，有的低头啃草，有的仰脖望着我们，还有的互相追逐着嬉闹，没有一点惧怕人的意思。雄羊的尾骨部有一块折绒毛，点缀在羊群里，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更加惹眼，这里一闪，那里一亮，十分耐看！那天带车队的秦副连长特地允许我们在楚玛尔多待了一会儿，让我们饱尝眼福多看看这些可爱的生灵！可惜的是那个年代我们谁也没有照相机，无法把那一片足足有三四百只藏羚羊的宏大场面留下来。
当然，我们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无知，那不是黄羊，而是藏羚羊。黄羊的个头大，头上也没有长角。同时我们也逐渐了解到了一些关于藏羚羊的知识，包括江源地区为什么会成为藏羚羊的乐园。
长江源头遥远的地理位置和残酷的自然条件，阻挡着人类走近它的同时，却为野生动物筑起了一道安全生活的屏障。千百年间，野生动物在这块广袤的无人区后来变成近乎无人区的世外桃源，肆无忌惮地纵横驰骋、随意嬉戏、繁衍生息，甚至互相残杀。生物资源极为丰富的青藏高原大约有230多种野生动物，在长江源头和可可西里就可以看到近乎一半。野牦牛、藏羚羊、盘羊、岩羊、野驴、雪豹、棕熊、猞猁、鹿、麝、喜马拉雅土拨鼠、长毛野兔等，它们在这里平平安安送走了每一个白天和夜晚。数百种野生动物中，以藏羚羊为最多。长江源头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藏羚羊生息的最主要地域之一。今天当全世界的人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三江源头时，中国人的自豪感更多的不是闪射在脸上，而是应该脚踏实地做着保护这块土地上每一种生灵的行之有效的工作。
然而，我们曾经背叛过阳光，愚昧一度像瘟疫一样制约了中国人的理智。先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饥肠辘辘的高原军民像华夏大地上所有吃不饱腹的国人一样，在饿极了的时候，逮住什么都往肚里填。谁也无法统计，昆仑山到唐古拉山之间这片野生动物的欢乐世界里，驻扎着多少个狩猎队。枪声不间断地回响在长江源头，倒地的野生动物包括藏羚羊在内被汽车运往各地，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我亲眼见过这样的场面：在沱沱兵站的院子里，被猎杀的野生动物垒成一座又一座小山样的大垛，军车排成队等候着运载；在楚玛尔河畔的二道沟兵站，巧手炊事员做出了两道名菜：野葱爆兔肉，红烧羚羊排。过路的客人吃了赞不绝口，声称是走遍神州大地也吃不出这样爽口清香的野味。结果一传十，十传百，进藏出藏的人为了吃上这两道野味，特地赶到二道沟兵站就餐。一时间，这个兵站的食堂吃客爆满，每天排长队等候。我曾经写过一篇通讯《可可西里草原上的新村》，就记录了这个兵站打猎改善伙食的事，通讯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伊站长每天带领两名战士，步行几十里到深山打猎。打这以后，二道沟兵站的炒野兔肉，就名扬千里了。过往的部队写诗赞扬道：‘二道沟，二道沟，餐餐菜里有兔肉，味美菜香真可口，愿意来，不愿走。’”这篇通讯刊登在1963年10月10日《人民军队》报上，有据可查。
如果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用野生动物肉充饥是生活所迫，出于无奈的话，那么从90年代初开始，一批一批盗猎者疯狂残杀藏羚羊就是无法容忍的犯罪行径了。
那个年代藏羚羊遭受到了灭顶之灾。我们不得不从长江源头腹地的那些湖泊谈起，那里是藏羚羊产仔的福地。每年的6、7月，分布在广袤荒原上的藏羚羊自发地组成声势浩大的群体，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它们从不同地方拥向那些湖畔，度过产假。雌羊的跋涉异常艰苦，它们大都带着上年的小羊，一边走一边吃草，月下赶路居多。沿途对孩子的悉心照料最使妈妈操心。遇到狼、鹰的袭击是常有的事。这时妈妈就得千方百计地保护孩子的安全。即使这样也很难保证身边孩子不受伤或者死亡，最让妈妈痛心难忍的是肚子里的宝宝因为惊吓而早产。迁徙路上洒满雌羊的担惊和悲痛。自出行离开栖息地时，会有一些雄羊一同伴随，精心照料爱妻，还要顾及即将出生的孩子。但是往往走到半途，大部分雄羊便悄然失踪，有的原地栖息，有的自由游荡，寻找其他雄羊结群生活。
迁徙地到了，一片浩瀚的湖泊就是雌羊们的“产房”。这个季节正是这些湖泊地区的干燥期，无雨，热风劲吹，湖周围的那些大小不规则的湖泊，很快就亮起了肚皮。细腻的胶泥，明晃晃的，一望无际，风吹日晒，这些胶泥便微微卷起，呈瓦片状，凹成碟盘。雌羊们太喜欢这些碟盘了，因为它们的乳房在这个即将产仔的日子，奶水逐渐增多，膨胀，随之发痛，发痒。大自然为雌羊早就准备好了挤奶器，它就是这些“瓦块”，碟盘。雌羊卧在其上，硬硬的又略带些绵柔的“瓦块”，会将一些过剩的奶水挤出来，流入碟盘内。渐积累，胶泥瓦块上就存下了不少奶液。这些遗奶恰恰又是那些在湖畔生活的鸟们理想的食品。美餐。鸟们吃得贪婪，吃得解馋！它们边吃边拉，在湖畔积存下了一层粪便。无人打扫，越积越多。这些鸟粪又成了藏羚羊和出生不久的小羊仔的绝佳食品。因为鸟粪中含着母羊产后需要急于补充的丰富的氮、磷、钙营养物质。
长江源头的这些湖畔有这样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何乐而不为？对藏羚羊和鸟们均如此！
然而，藏羚羊的乐园也正是盗猎者实施罪恶残杀的最理想的屠场！他们瞅准了藏羚羊迁徙的路线，瞅准了藏羚羊产仔的湖畔。每年6、7月这个时候，这些盗猎者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埋伏在藏羚羊必经必到的关口中，袭击成群结队的藏羚羊。防不胜防，多少可爱的生灵惨死在罪恶的枪口下！在青海省森林公安局的展览室里，工作人员给我描述了这样几个血淋淋的场面：——
大约上百只迁徙的藏羚羊，没有任何提防地走进了盗猎团伙早就布好的埋伏圈。盗贼从几个方向同时开枪。羊们无法辨清子弹来自何方，便围着头羊不知所向地团团转。很快，一只接一只的藏羚羊倒地。血，满地是血。有的羊死了，有的受伤后还活着，挣扎，哀叫。撕肝裂脾地叫。刽子手得意忘形，一脸狞笑，他们甚至暂时丢下枪奔上去，趁着藏羚羊身上还有余热时挥刀剥皮。还没有死去的藏羚羊发出疼痛的嘶叫声。
一只雌藏羚羊卧倒在血泊中，不法分子早已剥走它的皮，只留下一团鲜红的肉在微微颤动。一只新出生不久的小羊还偎在母亲的怀中，吮吸着乳汁。这时，大群的秃鹰、乌鸦从四面八方赶来，吞吃着血淋淋的藏羚羊的尸骸。偎依在母亲尸体上的小羊的眼珠被鹰啄去，小羊咩咩惨叫，四条小腿拼命地乱蹬着，它并没有完全死去，鹰就撕吃着它的肉。——
昆仑山下的高原新城格尔木，是青藏公路的咽喉要道，又是不法分子交易藏羚羊皮张的集散地。这些刽子手把猎杀来剥下的皮张运到格尔木附近后，埋在戈壁荒滩中，然后由买主交钱运走。埋入干沙中的皮不会腐烂。好长一段时间，格尔木四周的沙滩成了不法分子藏匿赃物的“天然仓库”……
野蛮杀生！肆无忌惮，贪财掠夺，暴殄天物。流血的长江源！
人们会有一个疑问，盗猎为什么要把藏羚羊视为宝物，贪得无厌地去猎杀？
完全是为了那个“沙图什”。
藏羚羊终生的生存领地是海拔3700米至5000米的高寒荒漠地带，气温极低，大都是雪线以上，终年积雪不化。有的地方被雪覆盖期超过半年，没有无霜期。为适应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藏羚羊在长期的进化与适应中，身上生长出了保暖性极好的绒毛。它的绒精细，轻软，弹性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好的绒。在中国境外，1公斤藏羚羊绒价为1000到2000美元，其绒被称为“绒中黄金”、“羊绒之王”。用藏羊绒加工而成的披肩叫“沙图什”【译音，在克什米尔，藏羚羊被称为shantoosh，现已成为国际通称】。克什米尔印度控制区是全球最大的加工“沙图什”的地区，其产品主要运往欧洲销售，也有将原料运往欧洲加工的。英国是出售藏羚羊制品的主要市场。“沙图什”披肩长1至3米不等，宽1.5米左右，重100克，轻柔如絮，可以从一只戒指中穿过，因此说它又有一个美名“戒指披肩”。传说把鸽子蛋放进柔而暖的藏羚羊绒披肩里，就可以孵出小鸽子来。一条“沙图什”需要用300—400克羊绒，而一只藏羚羊仅产绒100克左右，就是说编织一条披肩要杀3到4只藏羚羊。一条“沙图什”披肩价格在3万美元到4万美元之间。因此，“沙图什”披肩在欧美、印度等国家成了身份与财富的象征。18世纪这种披肩传到欧洲，据说拿破仑就曾经将一条“沙图什”披肩送给自己的情妇约瑟芬。约瑟芬爱之深切，一下就定购了许多条。
藏羚羊绒成为“沙图什”的惟一原料给藏羚羊带来灭顶之灾。这种披肩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攀升，青藏高原藏羚羊就必然减少。据资料记载，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最多的时候到了近20万只，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锐减到不足3万只。
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护长江源头的自然资源，势在必行！
在长江源头罪恶的枪声时而激昂时而停息的断断续续的回荡声中，保护藏羚羊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保护藏羚羊白皮书》。1999年6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科协、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共同举办了“保护藏羚羊行动报告会”，呼吁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我国藏羚羊保护事业。接着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发出了《保护藏羚羊行动呼吁书》。1999年5月26日，青海省农业厅、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发表了《青海省藏羚羊保护倡议书》。
长江源头猎杀藏羚羊的枪声还在响着，不过稀疏了，远了。那枪声细细的，游丝一般，分明随时都会断掉。
下面的一组数字，也是我从青海省森林公安局得到的：——
1992年，破获猎杀、贩运、走私藏羚羊及皮的特大案件5起，收缴藏羚羊皮4043张，查扣违法狩猎枪支5支，车辆6部，抓获犯罪嫌疑人19人。——
1994年，破获特大案件8起，收缴藏羚羊皮2332张，查扣枪支29支，车辆4部。1月18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书记索南达杰在长江源太阳湖地区，一次就查获藏羚羊皮1300余张。令人震惊的是，在与盗猎分子的激烈搏斗中，索南达杰竟然被罪恶残暴的盗猎分子枪杀。
1995年到1997年3月，查获重、特大盗猎案件10起，收缴藏羚羊皮159张，查扣枪支9支、子弹1670发、车辆11部，抓获犯罪嫌疑人60人。
有人估计，自1992年到1998年，差不多每天有15只藏羚羊被杀害。这几年共有3万多只藏羚羊，从长江源头地域永远地消失了！
这些年，我多次到过长江源头，看到的已经是另一种景象了，沱沱河、楚玛尔河、北麓河、解普勒节曲等源头支流，平静而赏心悦目地流淌。西岸的草滩上时有牧民赶着牛羊安详地放牧，最有意思的是，那些藏羚羊也许在凑热闹，它们中竟然有那么几只不甘寂寞，大摇大摆地走进牧人的羊群里，与家羊们多情地嬉闹一阵子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去。牧人丝毫不阻挠，只是静静地观望着，任其来去逍遥。
长江源头，天高云淡，太阳很红。那河那湖，在阳光下闪金耀银，平静、安详而又丰满地向东流去。很远很远的东边，很近很近的源头！
我就是在这时候，又一次来到长江源头。时间2009年8月。我站在楚玛尔河桥上，瞭望茫茫无边的江源土地，难以按捺心头的澎湃。原来是源头的细浪冲击着我的胸膛。我朝上游望去，那里是连绵不断的雪山、冰川，长江最终极的源头，也许只是一条或几条涓涓小溪，孕育了这条滔滔大江！我朝下游望去，那里是一览无余的莽原，数十条也许是数百条支流，欢快地奔腾着走向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大海。在长江流向大海的数千公里沿途上，有她孕育的千年富饶文明。也有她制造的贫穷灾难。人们顺应着她，利用着她，也要不时地与她的狂暴不轨搏斗。
我站在长江源头，突然觉得自己很高大，又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高大时我愿做长江的一朵纯净的浪花，渺小时我愿做雪山之巅的一棵小草。
我骄傲，我站在长江源头的楚玛尔河畔！
【王宗仁：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