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
有这样一条河，自从有人类文字的历史起，它便与当地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从匈奴时的狐奴河，到西晋时期的“南山谷水”，再到今天的石羊河，它孕育了一段灿烂的文明，它承载了中华河流文化的全息。
有这样一条河，虽地处僻壤，却总在牵动着中央政府的神经，从大汉皇帝刘彻，到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历代职官，更是将大量心血用于此水的治理。
有这样一种河，长不过千里，域不过数万平方公里，却总能成为当地历史的定盘星，得此水者得其地，其水安者民亦安，大匈奴帝国靠此水的汹涌而振兴，沙尘暴也借此水的枯萎而肆虐。几线散布于绿洲间的银线，却总能牵动大国的神经。
它，便是石羊河。一条用动物命名的河，充满动感，充满活力，更充满历史的沧桑。
这是一条政治之河，依托此河，西部出现了好几个割据政权，南凉、西凉、北凉、前凉、后凉，历史上总称为五凉。
没有石羊河，便没有凉州。没有了凉州，中国文化中，便会少了许多辉煌。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中对凉州文化给予极高评价，他说：“其文化上续汉魏两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一日本汉学家称：“欲了解敦煌学，不了解凉州不成；欲了解丝绸之路，不了解凉州不成；欲了解中国，不了解凉州不成。”
石羊河，流淌的文化之河。它孕育出了辉煌的凉州文化，从而成为敦煌学的重要来源。鸠摩罗什背负着大乘佛教的使命，旅居凉州十多年，是石羊河的水，滋润了他清凉的喉咙。那清凉渐渐荡向西安，进而荡向中国，滋润着中华大地。
石羊河承载着文明，承载着苦难，承载着血泪，承载着希望。它历经了千年的沧桑，沐浴着历史的烟雨，从遥远的亘古，一直流到今天。在经历了当代文明的洗礼之后，它将流向未来，流出新的辉煌。
石羊河养育的凉州，不仅仅是今天的甘肃凉州区。自汉朝建郡以来，“凉州”的名字换了多次，有时叫“武威”，有时叫“姑臧”，有时叫“西凉”，有时叫“前凉”……其疆域，也时大时小。最大时，把大半个甘肃都占了，还扩延到周围几省，史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不过，凉州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以其地盘的大小来衡量。要研究中国文化，你不可能绕过凉州。比如：佛教传入中原时，凉州是最关键的一站，佛光西来，自此扩散，才有后来的格局；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就在凉州住过十多年，他对中国汉文化的了解，就是在凉州完成的。至今，他那个著名的焚不烂的舌头还埋在凉州，接受着历代过客的朝拜；要是你研究中国的建筑，那就更绕不开凉州了，北京、西安等旧都城的模式，最初的源头，就是凉州。……总之，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其发祥地就在凉州。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里，有许多相应的证据。
凉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东接兰州，西通新疆，山脉前隔，沙漠后绕，“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它南依绵延千里的天然冰库祁连雪山，北靠黄沙茫茫的腾格里大漠，中有一长溜的绿野平川，宛若绿龙，东扭西扭，蹿向新疆。
对于凉州，史书不乏溢美之词，如赞其牧场：“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赞其重要：“兵食恒足，战守多利”；赞其繁荣：“市廛人语殊方杂”、“人烟扑地桑柘稠”……
从石羊河上游之地的古浪峡，可以看出石羊河流域在战略上的险要。此峡被称为中国西部的“金关银锁”，最窄处宽仅数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于是，就留下了许多故事，比如：宋代的杨门女将，征西夏时，到古浪峡，走投无路，跳崖自尽，留下了“十二寡妇滴泪崖”的传说。西路军也在古浪峡跟马家军打过一战，死伤惨重。这儿，只要架挺机枪，就很难过去。的确，那是条狭长的走廊，峭壁千仞，势若蜂腰，中有小道，蜿蜒西蹿。整个凉州，西边是祁连山，东边是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中间便是地理书上的“河西走廊”。扼住了凉州，就等于扼住了丝绸之路的咽喉。
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凉州便成为丝路重镇和经济交流的都会，同时也决定了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凉州自古多安定。古谣云：“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凉州百姓爱好和平，从不排外，能忍辱负重，讲究“吃亏是福”，商贾往来，从不欺凌，渐成经济文化重镇，在唐代，就有“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之说。
凉州历史悠久，据考证，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人类就在石羊河流域活动。4000多年前，这儿就开始使用铜器。春秋时，为西戎属地。当周幽王宠幸褒姒，烽火戏诸侯后，攻入酆镐之地的西戎兵中，就有凉州人的祖先。战国后，凉州为月氏住地，后为匈奴休屠王所占。汉时，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袭击匈奴，取得胜利，河西走廊哭声动天：“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无繁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此后，汉武帝设河西四郡，凉州始名为“武威”，归属中央版图。
相对于战乱频繁的中国历史，凉州实在是个安定的角落。因为有了石羊河水的滋润，凉州大地总是水草丰润，民丰物博，富甲陇右。只要天年祥瑞，降下雨雪，石羊河水便总能绽出欢快的歌，即便是在元初，成吉思汗的铁骑如热汤泼雪一样，把世界上许多名城夷为平地、生灵们的血泪黄河般流淌时，凉州仍是个安定的港湾。同属河西走廊的酒泉，就被蒙古兵屠城，血如河海，头似滚沙，据说死了40万人。那个叫西夏的王朝，更是被蒙古人的大笔，从历史上涂抹得一干二净，连文书也成了稀罕物品。可是，当时作为西夏陪都的凉州却神奇地活了下来，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盟——由蒙古王子阔端和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参加的“凉州会盟”。此前，西藏是“浪迹天涯的游子”，此后，它正式归属中国版图。萨迦班智达圆寂后，就埋在凉州的白塔寺里。那灵塔，遂成西藏归属中国的重要物证了。
在石羊河温暖的港湾里打着酣美呼噜的凉州成了中原士人的避难所。每遇战乱，他们便来凉州避难，像胡三省在《通鉴》注称：“永嘉之乱，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张氏【轨】礼而用之，子孙相继，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荟萃于凉州的士人们，留下了一笔可观的文化财富。
这笔文化财富的归宿有二：一是显文化，除成为敦煌学主要来源的那部分外，还有许多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下来的古籍，其完整，其原始，其价值，不在敦煌出土的之下，有的完整程度，似乎超过了出土古籍。出土古籍中有的，这儿大多有相应抄本，而许多东西，却是凉州独有，如贤孝、宝卷等；二是隐文化，如民俗风情、民众心态、人们的群体性格等。时下，最应该研究的，正是后者。
熟悉凉州的外籍人都说凉州很“怪”，是难以捉摸的“怪”——当然，本地人是见怪不怪的，千年了，也没人诧异过这“怪”。倒是觉出了“怪”味的外地人不久便被这“怪”腌透了，进而也情不自禁地繁衍出“怪”味，染上地道的凉州气了。
汉唐以来，许多外来民族就这样被同化了。他们可以异常强悍地挥动金戈，驱驰铁马，纵横中原大地；但一入凉州，便无声无息地消融于石羊河流域的文化大池塘里，连个水珠儿也没有溅起。
他们都成为地道的凉州人。
也许，他们也曾觉出过凉州的“怪”，但甚至来不及叹息，自身便成为“怪”味的来源。
相对的安定，导致了人文荟萃，而汇集的佛道文化，又成为安定的一个文化基因。久之，石羊河流域遂形成一个文化怪圈。这个怪圈文化既有封闭性，又有包容性。其封闭性使其地域文化完全异于别处，即使佛道两教也打上了鲜明的凉州烙印；其包容性又促使了民族的大融合。秦汉以来，这块土地上先后有戎、翟、大胝、乌孙、羌、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满、回等民族，但久而久之，连一些本来独立性很强的民族也被同化了。
在这个文化圈中，既能孕育天才的唐钟汉简铜奔马，亦不乏巫婆神汉师公子，高雅的西凉乐舞，通俗的贤孝宝卷，阳刚的攻鼓子，阴柔的民间小调，皆能各得其位，各具其妙。
由于石羊河流域文化之丰富且封闭，不少学者对凉州知之甚少，即使对西域十分熟悉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在写到凉州时也只能一笔带过。他可以写敦煌，写楼兰，写长安，但他写不了石羊河流域。因为进不了石羊河流域的文化圈子，即使是天才的构想，也显得十分虚假。
千百年来，主流文化的车轮可以在中原大地甚至边陲异域巨雷般滚动，但凉州文化怪圈却一次次将它拒于门外。面对外来文化的一浪浪冲击，怪圈坦然笑道：“你不可改变我。”有时，这个怪圈也会慷慨地敞开大门，但其目的不在于吸收，而在于同化。它可以开门揖“盗”，诱敌深入，而后同化。
吸收与同化的区别在于前者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同化则是“腌”，像凉州人腌菜一样，把白菜、萝卜、芹菜等混在一起，撒上调料，直腌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一团和气。其时，优点与劣势并存，糟粕和精华共在，诸味相串，叫你很难用好坏来衡量。
在这个怪圈中，一切都被异化了，连“以戒为师”的佛教，也难幸免。你见过汉地有饮酒茹荤、娶妻生子却被命之为“和尚”的吗？凉州有。在凉州洪祥乡，就有这种祖传的行业，可娶妻生子，可茹荤饮酒，平时是俗人，发丧成和尚，诵佛经，行佛事，并没人觉得大逆不道，老百姓只要认你，你就有生存的价值，就能以“和尚”命之。这虽是个别现象，其象征意义却很重大。
在石羊河流域，你几乎找不到纯粹“拿来主义”的圈外理论。这儿绝不可能如南方诸地忽而这个主义流行，忽而那个主义吃香，张口闭口，多夹生的外来名词。
翻开历史，每次时代浪潮在中国大地拍响时，带给石羊河流域的，也许仅仅是涟漪。怪圈外山洪暴发，怪圈内死水微澜。时代的呼唤总很遥远，唤不醒沉睡的凉州人。偶有清醒者，也想振聋发聩地吼几声，但也许连个回音也听不到的。不久，他定然也会在连天哈欠的感染下昏昏欲睡了。我的长篇小说《大漠祭》写的就是这种生存状态。石羊河流域是块奇异的文化活化石，很有了解和研究的必要。
可以说，明清之后，石羊河流域的人的群体性格便成为历史进程的凝滞点。这一点，可以用流传数百年之久的贤孝、宝卷、民间小调来证明。他们可能是铰去辫子的清朝人，甚至可在任何朝代发现他们的影子，唯独不能安在他们头上的，是“现代人”这个词。
这一特点，同样反映在石羊河的命运上，这是一条绵延了千年的西部命运之河，对它的治理，千年间大同小异，屡经周折，经历了无数的沧桑，走过了诸多漩涡，一直陷入了历史的泥沼之中，没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直到进入共和国时代，它才看到了新的契机。
我们去看看那个养育了大凉州的石羊河。
出了兰州，西行不久，有大山横亘，地势险要。坐在车上，你虽看不到山的陡势，但耳膜会倏然发胀。这山，海拔3562米，是河西走廊东端的门户，叫“乌鞘岭”。过了这门户，才算进了“走廊”。那一座座山，像冬眠的獾猪一样，首尾相咬，缠绵蜿蜒，扭来窜去，不知所终。这，便是著名的祁连山脉。那“祁连”二字，据说是匈奴话“天”的意思，所以，祁连山也叫天山。
古凉州水草丰美，汉代时就是著名牧场。班固《汉书》云：“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一过乌鞘岭，你马上就会发现那大片的草原。“野阔牛羊小，天空鹰隼高”。绿毯随地势跌宕，牛羊在草里嬉戏，玉笛牧歌，银溪淙淙，景色如画，美不胜收。最惹眼的，是天祝白牦牛，它“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是地道的当地特产。它的肉质鲜嫩，纤维细腻，奶中的蛋白，也明显高于别的牛类；尾巴和缨毛曾为朝廷贡品，很是珍贵，旧时演戏，就用它做胡须、蝇拂、假白发等。再西行，穿过狭长的峡和光秃秃的山，便融入一片广大的沃土。那近的麦浪，远的雪山，一望无际的田野，还有那蓝得能掬来洗脸的天空，会令你身心俱爽呢！
在凉州，名胜极多：如天梯山石窟，它开凿于北凉时期，距今1500多年，早于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是我国早期石窟的代表。石窟开凿之后，西域高僧昙无谶就远道而来，学习汉语，讲经传法，并翻译了《大集经》、《慧华经》等十多部佛经，共百余卷，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如海藏寺，建于宋元之间，元朝国师八思巴曾在此住锡；如磨嘴子汉墓群，因出土汉简等大批文物而闻名于世；还有许多，不再枚举。
凉州的出土文物中，最有名的，是铜奔马，也叫“马踏飞燕”、“马超龙雀”或“天马”。它的出土地，叫雷台，在凉州城北郊。雷台是古代祈雨的地方，黄土夯筑而成，高数丈，方圆百十米，上有雷祖殿，故名。
因为凉州一向干旱少雨，早年，便诞生了一个特殊的行业：祈雨。祈雨者多为道士，坐过静，有所谓祖传法术。每遇旱灾，县知事便会在万民的撺赶之下去和道士们谈判：限下时日，求下雨来，酬粮几百石；若求不下雨，就烧死祈雨者。祈雨之地，多在雷台上。
凉州人对雷神的态度，很有意思。平素里，也给雷神上供焚香，恭敬有加，但若是天不下雨，祈雨者就会生出一系列的法儿来整治雷神，比如，用判了符的雷碗来轰击雷柱，逼雷神下雨。据说许多时候，雷神很是听话，道士们也能在时限内祈下雨来。
雷台多供奉道教神灵，除雷祖殿外，还有三星殿、北斗七星殿、南斗六星殿等等，遂成凉州道教圣地。每到初一、十五，雷台湖里便人山人海，许愿者、还愿者、赶集者、经商者，各满所愿，热闹非凡。数以百计的神婆也蜂拥而至，或唱歌，或跳神，或学艺，熙熙攘攘，成为凉州独有的景致。
铜奔马发现于1969年。当地农民在雷台上挖战备地道时，发现了一个大型汉砖墓。墓中出土，十分丰富，珍贵文物，数以百计。最醒目的，便是那铜奔马，它三足腾空，昂首嘶鸣，一足踏着飞鸟，神势若飞，既显示了天马一跃千里的速度，又利用鸟的躯体扩大了着地面积，保证了马的平衡。这马，融入了古代凉州人的高度智慧，有精巧的艺术构思和超人的想象，先后在十多个国家展出，屡屡引起轰动。后来，被国家旅游局定为国家旅游标志。
因为凉州土地肥沃，平坦如砥，千年的石羊河总是慷慨地向人们奉献它清凉的乳汁，凉州是西部著名的商品粮基地之一，被誉为“凉州不凉米粮川”。其农业非灌不殖，非灌不收，水利一直是关乎民生的主要因素。历史上自汉代设郡之后，凉州已经历了数千年的烟雨，正如凉州贤孝中所唱：“山也空来哟水也空，山水相连到处通。朝也空来哟国也空，凉州城换过了多少主人公。”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那主人名字可以换来换去，换不了的，便是对石羊河水的敬畏和治理，水兴则凉州兴，水衰则凉州衰，百姓的安乐与社会的安定，很大程度上维系在石羊河水上。
石羊河流域是甘肃省三大内陆河流域之一，位于河西走廊东段，在乌鞘岭西面，祁连山北麓。东南与甘肃省白银、兰州两市相连，西北毗邻甘肃张掖市，西南紧靠青海省，东北与内蒙古接壤。它是甘肃省河西内陆河流域中人口最多、经济较发达、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最高、用水矛盾最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据有关资料介绍，石羊河古名谷水，分为上、中、下三段。石羊河干流上游，人称杂木河，源于祁连山脉东段冷龙岭北侧的大雪山，东北流入山谷，坡陡峭，流湍急，年均流量为7.90立方米／秒，年均径流量2.49亿立方米。石羊河中游，自塔儿庄出山，入河西走廊东段，流过武威时，接纳沿途冲积扇泉水，再流向东北，名石羊大河。石羊河下游，从红崖山以北开始，现筑成东西两条干渠，继续东北行，最后没入民勤县东镇以北的沙漠中。
石羊河水均源出祁连山东段，河系以雨水补给为主，兼有冰雪融水成分。其出山口多年平均流量为50.5立方米／秒，年径流量15.91亿立方米，6～9月占70％左右。上游祁连山区降水丰富，有64.8平方公里冰川和残留林木，是河流的水源补给地。前山皇城滩是优良牧场，中游流经走廊平地，形成武威和永昌诸绿洲，灌溉农业发达。下游是民勤绿洲。终端湖如白亭海及青土湖等近期均已消失。全流域建成100万立方米以上水库15座，其中以大景峡、黄羊河、南营、西马湖、红崖山及金川峡等水库较大。
在当代的行政区划上，石羊河流域波及4市9县【区】，分别为武威市的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天祝县，金昌市的金川区、永昌县，张掖市的山丹县、肃南县，以及白银市的景泰县等。流域主要行政区分属武威、金昌两市，武威市是以农业发展为主的地区，金昌市是我国著名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流域内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有色金属工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迅速，是河西内陆河流域经济较繁荣的地区。流域总面积4.16万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625万亩，现状流域总人口227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人，约为河西平均人口密度的3.4倍，流域范围包括武威、金昌、张掖、白银四市，其中武威市是石羊河流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重点区域。
石羊河流域水系发源于祁连山东部冷龙岭北坡，雪水自东向西，蜿蜒而来，组成了上游八河，即大靖河、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西大河。八水流至下游，诸溪相合，汇成主流，名为石羊。据专家资料，石羊河流域现状水资源量为17.6亿立方米，其中自产地表水资源量为15.6亿立方米，与地表水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0.99亿立方米，外流域调水1.01亿立方米。其特征为：一是地表径流年内分配不均，年际变化呈周期性，总量呈下降趋势；二是下游民勤盆地来水逐年锐减；三是地下水超采严重，地下水位逐年下降。
据官方公布的资料称，石羊河流域属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地区，按现有人口和耕地计，自产水资源人均755立方米，约为全国的1/3；耕地亩均270立方米，不到全国的1/6。流域现状用水总量28.77亿立方米，耗水总量20.75亿立方米，水资源消耗率109%，地下水年超采4.32亿立方米，现农业总用水量为24.34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85.7%。由于上下游多次重复利用以及地下水的超采，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172%。
由于人口突增和经济发展，来水渐少，用水增多，供需严重脱节，矛盾日趋尖锐，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过去的民勤绿洲，多有水草丰美、碧波荡漾的湖泊，曾是名扬天下的驼场，养育了数以万计的骆驼。在过去的千年里，那茶马古道上往来穿梭的，多是民勤——那时叫镇番的驼队。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为其运输军粮的，便是民勤绿洲养育出的骆驼，它们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现在，那养育了千年驼队的绿洲早就干涸了。上游来水渐少，地下水矿化度剧增，有的地方人畜不能饮用，也不能农田灌溉，当地群众无法生存，多有背井离乡、沦为“生态难民”者。
时时从西部卷向东部，甚至在京城上空肆虐的黄尘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民勤被撂荒的裸露的土地。
最可怕的，却是那风沙。黄沙蠕蠕而来，埋房屋，压庄稼，把人的生存空间挤得越加局促了。
民勤，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有关专家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流域水资源先天不足，冰川资源相对承载能力弱，难以适应当代经济的发展；二是水资源利用不协调，农业灌溉规模偏大；三是水资源管理弱，难以有效控制流域内地区和行业的用水总量；四是水资源利用效益较低；五是部分工程尚未充分发挥效益。
2001年以后，温家宝总理多次作出批示，明确指示：“绝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不仅是个决心，而是一定要实现的目标。”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历史。
历史上石羊河流域的开发多次反复，其主要开发时期是西汉、魏晋、隋唐、明清等，介于其间的五代至宋元、清代中后期再到民国，开发规模小，绿洲多退缩萧条。
凉州是人类较早的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掘，早在4000多年前，凉州的祖先就在石羊河流域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因得地利，凉州的祖先一向强悍善战，他们的图腾，便是苍狼。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的凉州人祖先称为西戎，据说西戎是西羌的一种，后来，唐朝诗人的一首诗让“羌”这个原本生僻的字，名扬天下了，诗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许慎《说文解字》中专门解释过这个“羌”字，“羌，西戎牧羊人也”。此羌人，历史上便以能歌善舞扬名，后来，盛行于唐室宫廷的西凉乐舞便源于“羌”乐。
很有滑稽意味的是，“羌”这些“牧羊人”的图腾竟然是习惯于吃羊的狼。牧人恨狼，但为何羌人竟然将狼视为自己崇拜的图腾？这是个值得史家注意的话题。凉州人祖先一向以病死于床上为耻，以战死于沙场为荣。《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以战死为吉利，病死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唐朝大臣柳浑故说：“戎狄，豺狼也。”
那时，石羊河或其他河流成了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的西戎除狼之外的另一个图腾：水。对水的崇拜一直深入古凉州人的集体无意识，从敦煌出土的一些析梦书中，水的意象总是跟财富或吉祥连在一起。
西周末年，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凉州人的祖先就会同其他夷人史称西戎——骑着用石羊河水草养肥的大马，一窝蜂拥向朝歌都城，把那个叫西周的名字从历史上抹了去。那时节，祁连山雪线是历史上的最低点，丰富的冰川提供了丰美的河水，古凉州四面绿草，河水流溢之处，总能浇出无边的绿色。那时节，凉州人的祖先骑着大马，赶着肥羊，傍水而居，逐草而牧；那时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他们爱好和平，虽有沃野千里，而不喜干戈，除了惩治周幽王的那次行动外，他们懒得去跟所谓的中原人争那天下之名，或是逐那庙堂之利。那时节，雪水终年流着，除了暴雨突降偶现的大水之外，最多的是涓涓细流。那终年不断的雪水，浇出了无边的绿洲，一直沿着河西走廊通向了西域。那石羊河，成为凝聚凉州人祖先的一个重要纽带。正是在这个纽带的维系下，凉州的祖先渐渐变着名字，后来的史书上，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名字——月氏。张骞出使西域时，月氏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那时节，石羊河流域水草丰美的消息渐渐传递开来，一群群牧人来了，一个个部落来了。那时的河水充盈，草原很大；那时的大地很宽，能容下无数匹骏马的驰骋；那时的人们爱好和平，跟自然和谐相处，人类也和谐相处。
不久，两个更大的部落也逐水草而来，一个叫乌孙，一个便是后来壮大起来的大月氏。大月氏占了石羊河的东岸大片原野，乌孙占据了西岸，各种势力相安无事了许多年。
贪心源于利益。那河水带来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也让人们产生了贪心，于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关于水的战争爆发了。公元前180年左右，大月氏发动自己的部落，攻向乌孙的地盘，杀其王，掠其地，奴其民，独霸了石羊河流域。
历史页码的翻动是惊人地快，从那时至今，已经逾2000年了。那祁连雪峰仿佛依旧，只是雪线在逐年上升，那流溢出无穷绿色的雪水，也在人类的约束下，渐渐变了模样，终于稀罕了。
此后，石羊河流域开始频繁地换着主人。那些主人们争夺的焦点说穿了只有一个：水。
在凉州，一向有“水为财”之说。谁要是梦到水，那是很吉祥的事。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当你站在嘉峪关城头西望的时候，那被焦日晒了数千年的黑戈壁会告诉你水的重要。没有水，这儿只是死地。于是，一首歌谣传遍了河西走廊：“出了嘉峪关，两眼泪汪汪。”“往前了来是戈壁滩，往后了来是嘉峪关，两边看是两架山，抬起头来是一绺天。”可见其生存环境的狭窄。
当你站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时候，望着那黄沙如涛渐荡渐高不知所终时，你更是会明白水的珍贵。沙漠东面是蒙古，为了防止那些更强悍的汉子们来抢这块水草丰美的地方，历代政府都要在这儿陈列军队。后来，一支曾北迁蒙古的牧人就越过沙漠，将生存的范围延伸到河西走廊，成为月氏人的新鲜血液。
那个时候，石羊河叫狐奴河。一个奇怪的名字。
公元前176年，匈奴王冒顿单于崛起于漠北，他策划了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于是，匈奴骑兵辅天盖地地压了过来，伴随着男子的呼喝和女子的恸哭。因为水草滋润的原因，马蹄没有溅起搅天的尘埃，但血光却追逐着月氏人。他们知道，那些匈奴，也需要膘肥体壮的马匹，更需要鲜嫩肥美的水草，他们一直在窥视着这块肥美的土地。当然，他们更远窥着那个叫秦的帝国。后来，他们又将目光瞄准了大汉。那可是一块很大的肥肉啊！那儿有漂亮的美人和华丽得叫人眼花缭乱的宫殿。攻占那块地方，需要大量的马匹。这马匹，月氏有。于是，他们驱驰而来，削去敢向他们说“不”的男人的脑袋。他们占据了祁连山，占据了胭脂山，占据了那流溢着无数溪流的草场。他们开始了他们自以为是的经营。
从那以后，凉州成为匈奴的牧场。在这片大地上，出现了许多匈奴的“王”。我曾在几千年前休屠王的属于今凉州区双城镇任教多年。千年后的那儿，仍是常常出现关于水的纠纷，浇水成为当地农民一年中最大的事件之一。人们常常为了争到一点儿水打得头破血流，更不乏以命相搏者。关于水的话题和纠纷，同样延续了几千年。只是，没人知道他们所居的土地曾有个叫休屠王的。对这些官呀王呀，百姓是记不住的，他们记住的永恒话题便是：水。
是的。水。
石羊河流域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舞台，不同阵营不同民族的人们尽情地表演着，那主人时时更替。人们狼性大发，互相杀戮，因抢水抢地引起的杀伐声响了几千年。我曾在我的小说《猎原》中形象地描绘过这一情形。两群牧人为了争夺水源草场，不惜以丧失人性为代价。于是，我在此书“题记”称：“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
千年的凉州人，千年的猎物。
匈奴占领了石羊河流域之后，得其地利，势力大增，迅速崛起，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大患。休屠王既得佳地，贪心更生。他再也懒得去逐草游牧了，他要建立城廓，要世世代代地统治这个流域，他成为凉州第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贪心使凉州从此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城市。那城市是用黄土夯筑的，有两个，一个是史称休屠王城，正在我曾教学十多年的双城镇辖内，一个便是凉州城。只是，那时的凉州城是另一个名字：姑臧。据说，此城南北长七里、东西长三里。
只是，休屠王不明白他属地上的富庶是由那河水带来的，他将他得到的一切认为是天的恩赐。当然，从天降瑞雪遂成河水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认为休屠王没错。
那个时候，休屠王老是祭天，他用他认为最尊贵的东西来祭天，他特制了祭天用的金人。他的祭祀，成为匈奴史上很独特的一种治水礼仪。此后的数千年里，祭龙王、祭水神、祭水母娘娘等诸多宗教性很强的仪式，成为凉州大地上独特的一种治水措施。在影响当地人对水的珍惜和诸多方面，这种仪式有着独特的效果。凉州人是不会浪费水的，谁要是浪费水，家中会发生不吉祥的事。最不吉祥的事，便是走水。
所以，我一向将关于水的诸多礼仪和习俗当成治水措施的一种，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精神文明建设”。
休屠王当然不知道，那个叫刘彻的汉子早就盯上了他。
而且，上天已经也为他安排了一个克星，那人的名字叫霍去病。
当霍去病抢走了他的祭天金人之后，休屠王的名字便从此成为历史。
失去石羊河流域对匈奴的打击是致命的，那些以战死沙场为荣的汉子们是轻易不流泪的，但这次，他们痛哭着。他们的哭声响彻了千年，直到今天听来，仍有种撕心裂肺的痛楚：
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无繁息；
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失去了石羊河滋养的匈奴汉子们像《静静的顿河》中战败的哥萨克那样唱着属于自己的歌，他们就这样没入了历史的最深处。他们的远去成了一个历史之谜。几千年后的今天，匈牙利的数千名汉子向政府递交了申请，要求承认他们是匈奴族。据说，他们便是唱着悲歌从石羊河流域撤出的匈奴汉子的后裔。一本叫《匈奴史》的书中记载了那些人的足迹，他们像旋风一样卷向了欧洲，以横扫一切的气势，成立了一个帝国。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缴获了休屠王祭天金人之后，狐奴河流域正式归入西汉版图，被命名为“武威”。
历史上对大汉在河西开疆设郡立县的评价极高，这成为汉武帝“武功”之一。但历史总是在忽略那个时候的血腥：匈奴头如滚沙，汉兵也血成汪洋。据说，霍去病仅在夺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时，就有数以万计的匈奴死于非命。历朝争夺凉州这块宝地的代价，总是滔天的血浪。
《资治通鉴·汉记》记载：“浑邪王降汉，汉兵逐匈奴于漠北，西域道可通。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道。元鼎六年【公元111年】乃分武威、酒泉置张掖郡、敦煌郡，徙民实之。”
《史记·平准书》称：“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田之。”
从此之后，对狐奴河流域的治理正式进入中央集权的视野。除了建郡设县之外，西汉政府还徙民实边、戍兵屯田。中原大地先进的屯垦引水灌田等农耕技术随着徙民的风尘脚步进入了凉州。《汉书·沟洫志》称：“民皆引河、渭、山川水灌田。”从那时起，“凉州八景”中“绿野耕牧”的局面就开始形成了。
自大汉朝在凉州开始了引水灌田之后，凉州的地名大多跟水有关，如二坝、三坝、石头沟、黄羊川、西营河等。我的家乡的地名虽变了多次，但全跟水有关，如陈儿沟、夹河、红湖等，附近则是新泉、刘家沟、陈家沟等，因为其地域的划分，大多以沟为界。我任教时的双城镇，亦多以沟命名，如羊儿沟、高头沟等。那个曾经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的休屠王城，早就变得不知所终了。据历史记载，休屠王城只存在了三百多年。但那种夯土成墙的建筑方式，却一直影响着凉州人的民居，时下仍有许多用这种方式打桩盖房者。据说，夯土筑成的桩墙要比一般用土坯砌成的结实。但无论咋个结实，岁月之水也没有叫那休屠王城存在更多的时间。倒是那狐奴河，从匈奴诞生的年代，一直流到了今天。它的名字可以一次次变，但它的作用跟那水的分子结构一样稳定，一直从上古流到了现在。
汉武帝建立了河西四郡之后，又在今武威市境内置四县，即姑臧县【城址在当今武威市城区一带】、张掖县【城址在今武威市张义堡一带】、休屠县【城址在今武威市四坝乡三岔堡一带】、鸾鸟县【城址在今武威市城西北一带】，四县统属武威郡。
随着河西四郡的建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了一次大手笔的动作：移民。这也许是历史上最早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了。匈奴汉子的退出，留下了大片大片无人的丰美草原。这儿到处是一块块连向天际的银白色的湖泊，清凉的雪水蜿蜒而来，浇出一大片绿洲。大片荒芜的土地需要人耕种。新拓展的边疆需要人守护。汉武帝大笔一挥，一大群汉子就从那时的中原匆匆而来了。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
他们不仅仅是移民，也是严格意义上的拓荒者，他们改变了石羊河流域的格局，完成它从游牧向农耕文明的过渡。
那时的凉州，地广人稀，谷苞在《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一文中说：“匈奴休屠王和浑邪王在河西地区游牧时，其所部只有五万多人。大汉虽然占据了河西，但因属民极少，边疆并不稳定，更不能断匈奴之右臂。所以，开发河西地区，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任务。其主要措施，便是实民充边。”
那些徙民大多是当时难民，其构成较为复杂。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他们“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悖逆亡道，家属徙焉”。就是说，那批大移民的人中，大多是政治犯和刑事犯，更有因为贫穷无助而被强制性迁移的。
从公元前111年开始，大汉朝开始了西部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移民。那些风尘仆仆的汉子们从关东、中原等地走向了一个他们十分陌生的世界。那时的大凉州满目翠绿，水洼遍地，百鸟啾鸣，风光无限。但那些汉子却看不到他们的命运轨迹，他们或茫然，或惊喜，因为其中不乏因“谋反”面临杀头危险而终于逃脱了大难者。他们浩浩荡荡，一路溅起的尘埃掩蔽了历史的天空。他们丢下了对故土的留恋，却丢不下他们的农具和诸多的农业知识。在农业文明的洗礼下，他们远比那些善骑的匈奴们更懂得如何驾驭水。他们成为那个叫狐奴河的最早的真正的治理者。
他们带着他们的家和希望，离开了那个著名的国都长安，沿着未来的丝绸之路，过天水，越兰州，穿过古浪峡，进入了霍去病的长剑打下的那块地方。
据《汉书·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02年，汉武帝“益发戍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狐奴河张开了宽阔的胸怀拥抱了这批来自远方的客人，客人们也以自己丰富的水利知识回报了河水。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狐奴河流域的景况，称：“自武威以西……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汉朝的开发，已不仅仅是定居于水草丰美之处养殖畜牧了，而是开始了对荒漠化地区的利用，除了迁徙大量的人口之外，朝廷还派遣了大量的士兵进行屯田。他们化剑为犁，将征杀的战马当成了耕畜，用杀人的双手握住了锄把。他们的额头沁出了汗水，但这汗水，已不再是为屠杀同类所流了。他们的敌人是那沉睡了千年的荒漠。他们之前，那河水随性而流，随意漫延，人们只是被动地跟了那四处流溢的绿色，仿佛逐臭的蚊蚋。他们的到来，使这块土地上的人类开始真正成为主人。那流水，变成了人类手中的彩笔，可以率性地涂抹出心中的诗意了。那绿色开始渗向无边的荒漠，狐奴河流域开始洋溢出无量的生机。据《史记·河渠书》记载：“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灌田。”《汉书·沟洫志》也记载：“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灌田。”
更为规范的是，那时的水利建设已有了明确的分工，有专门的河渠卒，从事治渠引水等事宜。其人员也为数不少，据汉简记载：“……谨案属丞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梓马田官写泾渠乃正月酉淮阳郡。”瞧，仅仅是为疏通河道的“写泾渠”，就有1500人之多，在地广人稀的那时，其场面不可谓不大。
让我们想象一下那种壮观的场面吧。那时虽然原野辽阔，人烟稀少，但一条充溢着无数生机的沟渠还是从遥远的狐奴河扭向茫无边际的戈壁和荒漠，一条条汉子在挥舞着锹，疏通着河道，他们挥汗如雨，斗志冲天。此刻，霍去病的杀伐余音方息，匈奴远去的蹄声遥遥可闻，成群的野兽们呼啸着来去，它们睁圆了惊诧的眼睛望着大地上那巨大的龙，它们显然还不习惯这群陌生的客人。过去，这种喧嚣的场面只是在战争中出现，一群挥汗如雨的汉子舞刀杀向另一群同样挥汗如雨的汉子，吼声震天，血流遍地。但此刻，那闪烁的银亮不是刀戈而是锄锹了。我很喜欢这种场面。我想，人类中最壮观的应该是这种场面，而不是那种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是凉州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开发，而且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开发。汉武帝采取了六条重大措施：修长城，筑寨垣，设亭障，移民实边，戍兵屯田，大兴水利。可耕之地迅速得以垦辟，农业区域迅速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发展。那时的开发很是规范，由国家设置专门的田官，用来管理农业生产。政府采取了谁开发谁得益的政策，先由国家供应相关的生活用品和农具，渐渐达到了自给。除了兴修水利、凿渠灌溉之外，移民们还将农业发达地区的诸多技术应用于开发。从那时起，凉州有了真正的农业，而且其风格千年相若，如将动物粪便用以肥田，如二牛抬杆似的耕耘，如深翻用过的土地疏松土壤……这种种田方式甚至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称：“千百年来，凉州人的生产方式变化不大，二牛或二驴抬杆，便构成所谓‘绿野耕牧’了。许多原该牲畜干的活，多由人干了。在干活这一点上，凉州农民把自己降到了动物层次。他们无疑是勤劳的，但相应也是愚拙的。自汉朝建郡以来，这块土地上甚至没有产生过一项哪怕多少可节省自己体力的发明。若有不甘劳苦异想天开者，便会被命之为‘二杆子’。这称谓，跟‘二流子’相似，已带谴责味了。”
汉代那种绿野耕牧的场面，无疑是先进的。此后的凉州，耕畜并重，富甲于陇右。据《汉书·地理志》载：“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炎应，贤于内郡。”
在河西屯田之前，西汉在此驻有大量的障塞戍卒，以防匈奴，所有边防的军粮皆从内地调来，路途遥远，费力甚多，常常是花费十石的代价，才可能运来一石粮食。《汉书·食货志》记载：“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自从在河西开渠重耕而来，戍卒们的军粮不再从内地调来，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多年之后，屯田的成果显著，《史记·匈奴传》称：“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有趣的是，过去边防的军粮靠内地运送，现在，当内地有了饥荒时，反而要从边地调粮了。据《汉书·元帝记》载，公元前42年，内郡“连年不收，四方咸困”，朝廷就从边郡调积谷去救济灾民。
除了移民实边、戍兵屯田、大兴水利，朝廷还开始兴修长城。凉州境内的长城便是汉长城，作家张弛曾写过一个中篇小说《汉长城》，便叙说了跟它有关的故事。
石羊河流域的汉长城起于现古浪县的圆墩子，沿着今天的长城乡一路北行，经九墩滩到达民勤。汉长城的特点是依水而据，其走向便是河水的走向，更筑诸多寨垣亭障以驻兵。至今保存相对完整的，是今凉州区长城镇的高沟堡。因风沙掩埋千年后始现于世，据说便是汉唐时的兵营，其格局十分清晰，可看出士兵的营寨、宿舍和运兵道等。
汉武帝建长城的目的是为了边防，为了防那些时时纵兵袭来的匈奴们。那些虎狼汉子在沙漠对面的蒙古高原虎视眈眈着。历朝在这儿都驻过兵，那些兵将们每天都在城墙上耀武扬威，他们的吆喝声早渗入了茫茫黄沙不知所终了，但那长城却客观上在日后的千年里成了最好的防沙屏障。
两千年的岁月早已将那曾经不可一世的汉长城削剥得所剩无几了，许多地方只剩下了一线浅痕。它们或毁于风沙，或毁于人力，或毁于战火。笔者曾到长城一带考察，发现许多农民竟然在刨那些长城上的土来垫圈肥田。在他们眼中，那些曾经是战争衍生物的“边墙”，是最好的肥田材料。虽然这客观上破坏了汉长城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但却跟“铸剑为犁”有着几乎相同的象征意义。
此后的凉州，成了东西文化的重要纽带，它东连兰州，可抵长安，西达新疆的西域诸国，两种文明由凉州开始了融合，并相得益彰了。冶铁、穿井等技术在西域得到了推广，丝绸开始西行并铺就了绿洲丝绸之路。西域的胡葱、胡萝卜、胡瓜、胡桃、胡椒等许多贴了“胡”字标签的特产开始流向东部。从那时起，无数的驼队驮着丝绸和各种文明，织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伟大奇观。
随着岁月之河的流淌，时代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新的一页”当然包括对石羊河流域的开发。只是，我们不知道，那种开发，究竟算不算一种掠夺？经济确实在一天天繁荣着，但隐患往往伴随着繁荣。
东汉末年，王莽篡汉，无下大乱，窦融于公元23年携家来河西，就任张掖属国都尉。他广交豪杰，百姓归心。王莽败死之后，河西诸豪推窦融为大将军，管理河西五郡的事务。此时的匈奴，又开始强大起来，屡屡强兵压境。窦融除“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外，还大力发展河西的农牧业生产。他在张掖、酒泉置有“农都尉”，于公元32年又将郡级更名为“典农都尉”，专门负责河西地区的农牧业。
这段历史时期的治理和开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军屯，由军事长官直接负责军队的农业开发；一种是民屯，允许农民个体经营。据《居延新简释粹》中载：“秦胡、卢水土民……田民不遣。”说明此时的石羊河流域已有了定居下来专事耕作的农民。其农作物也有了麦、谷、米三大类，总计有二十多种。
东汉时，牛耕已普遍了，马除了用于军事之外，也有用于农事者。光武帝曾下诏保护耕牛，不得滥杀。《居延新简释粹》中也记载了窦氏大将军公元30年颁布的文告：“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牧……不遣。”窦融于建武十二年奏事时，“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辆，马牛羊被野”，可见农牧业之盛况。光武帝也于公元28年，下诏于河西，严令吏民“毋得砍伐树木”，这对于防止石羊河流域的水土流失起到了积极作用。
公元36年，任延任武威太守，任职时间，置水官专理水利。据《后汉书·任延传》载：“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
经过政府多年的关注和开发，经过那些拥有着相对先进技术的迁民的梳理，石羊河流域变得十分富有。山头森林茂密，大地绿草成茵，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其富足之声，随着渐渐稠密的驼铃和马蹄声传向四方，多有心动而迁来者。不过，此时的迁，已不是汉武帝时刀兵的相逼了，而大多是欣然自愿来凉州的。此时的祁连山上的冰川和雪线仍很低，大靖河、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西大河等诸多河流将大山的清凉送入那肥沃的绿洲，现名腾格里的那个沙漠也是绿苇摇曳，遍地绿色，湖泊四布，水鸟成群。即使在两汉间天下大乱时，凉州仍是在和平的港湾里打着香甜的呼噜。《后汉书》称：“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诸地遭遇饥荒年时，更不乏携妇将子来凉州逃命的百姓和士人，“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饥者，归之不绝”。这些人汇入凉州，不仅仅增添了劳动力，更带来了他们承载的文化。所以，两汉之后，凉州便开始出现人文荟萃的局面，逐渐成为西部的文化重镇。现在中国旅游标志的铜奔马，便是东汉时铸造的，即使把它放在当时世界的坐标系上，它仍然代表了顶尖级的水平。
正如成长的大树其阴影也会颀长一样，那开发带来的隐患已开始暗生。
大自然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灾难的魔影遥遥而来。
《资治通鉴·汉记》载，公元109年，凉州遭受了水灾和雹灾，许多地方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又载：“十二月，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公元107年，又发生了旱蝗饥荒，大量的农民外出逃荒。
据《通鉴》记载：公元143年9至11月，凉州“地百八十次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民压死者甚众”。
由于天灾频发，人祸遂生，百姓多成为流民，官兵亦混迹其中，史称“兵夷杂处，时有兵难”，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地主豪强开始形成，《三国志·魏书》称：“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曹魏控制河西之后，开始平定动乱、整顿吏治、抑制豪强、移风易俗、招怀流民，恢复个体小农的生产。
三国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徐邈任凉州刺史，在位期间，他治水有功。他禁厚葬，断淫祀，风化大行。据《三国志·魏书·徐邈传》记载：“明帝以邈为凉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毂，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税赋，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
西晋时期，石羊河流域各河流随石羊河名统称“谷水”、“南山谷水”等。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张轨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据《甘肃名人传记》载，他是安定乌氏【今平凉西北】人，是五凉政权之一的前凉的实际建立者。他励精图治，改进技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因此，前凉吸引了濒于战乱的各族百姓前来避乱，河西成为当时北中国安定繁荣的福地。
据《前凉录》记载：“永宁初出为持节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课农桑，拔贤才，置崇文祭酒，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以教之，春秋行分饮之礼。”
东汉魏晋时期，河西的农业技术与中原诸地已相差无几。那种落后的蓄水浇灌法已被废除，代之以相对进步的引水漫溉技术；又出现了比二牛抬杆更为方便的一牛犁地的方式，耕播、犁地、耙、耱地等动作方式一应俱全，农业文明的气象俨然矣。
但我们还是从大自然的细微变化中发现了不和谐，那便是频发的天灾告诉我们一丝不祥的讯息。我甚至认为，千年后的沙尘暴便是这个时期种下的恶因。千年后的某一天，一位伟人视察甘肃时，号召人们“种草种树”，而魏晋时的凉州，则是草泛绿波，翠树成荫。那时的风，也溢着绿意，人们根本看不到沙尘。人们目力所及的，是满山遍野的草树和牛羊，草不种而自生，树不栽而自活，自然环境相对和谐，景色十分美丽。但随着迁移和繁衍人口的增加，对这块土地的所谓征服也日渐加剧，流向下游的谷水开始变瘦，沙漠中的绿洲也越来越少了。
我曾前往腾格里沙漠中的那个著名的马场——邓马营湖。据说，这曾是西晋大将邓艾养军马的所在，故名邓马营。此湖在沙漠腹地，有很大的一片沃野，相传千年前的谷水也最终流入此湖，故此湖水草丰美，为魏国和西晋养育了无数膘肥体壮的军马。它们的铁蹄叩击着中原的大地，溅出无数的火星，令对手魂飞胆散。那时节，凉州的兵将如狼似虎。像董卓，虽臭名昭著，但无疑也是一代枭雄，他左右了东汉末年的朝政数年，要不是王司徒设下了连环计，谁也不知道后来的中国会有怎样的格局；像马超，率领着凉州人马，把曹操追杀得丢盔卸甲，靠换袍割须，才得以保命；邓艾更是英雄无敌，成为改变了那时的政治格局的功勋人物。
那时的凉州，真是雄风无限，故史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初邓马营湖的景色，成群结队的军马风一样呼啸着来去，水草繁茂，映绿天空。沙鸡子、长脖雁、野鸡、野鸭等各种鸟类点缀其间，鸣啾出壮美的大自然交响乐。沙米、梭梭、沙蒿、锁阳、苁蓉等诸多沙生植物像地毯一样铺在沃野之上。那时，上游来的河水带来了大量的泥土，把这块沙漠洼地沉淀得丰美无比。我进入邓马营湖的时候，这儿已经不像沙漠，而被人们称为湖区。这儿有无数来拓荒的人们，其中有许多占地者。他们只是圈下了大片大片的土地，通过一些必要的手续，将它们划入自己的名下，而不去耕种。除了一些庄稼，我已经看不到自然的绿色了。稍一践踏，那些裸露的土便像面粉一样细腻。它们都成为沙尘暴的重要原料。在京城肆虐的黄尘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邓马营湖。
牧人们、猎人们、农民们，既是湖泊的受益者、开发者，又是它的掘墓人。
可以说，石羊河——谷水——流域后来出现的恶化，从魏晋前后的人类开发它的时候，就开始了。
无论人们怎样号召“种草种树”，它已经很难再回到当初了。除非人类的贪婪之心渐息，开始真正爱护大自然，而不是搞所谓的征服。
三国时曹魏统一北方后，在凉州“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使“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但此后，武威成为浪迹天涯的游子，先后为几个割据政权所控制。汉、氐、鲜卑、匈奴等四个民族先后建立政权，并以其文明程度的高下，对水利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其生产力水平高下不一，兴废不定，其发展轨迹虽忽高忽下，但总的趋势，在治水史上呈低降态势。
随着谷水新的流淌，大凉州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叫“五凉”的时期。五凉者，雄踞于凉州的五个割据政权也。其分别为：前凉，张轨建立；后凉，氐人吕光建立；西凉，汉人李暠建立；南凉，鲜卑秃发氏建立；北凉，沮渠氏建立。
五凉时候，石羊河流域成了一个大舞台，各种演员都粉墨登场，将这块大好河山点缀得热闹非凡。
这几乎是凉州历史上最热闹的时期，红脸黑脸，各呈其妙；刀光剑影，无时不有；杀声震天，血光四溢；诸类旗帜，此降彼升。相对安静的，只有石羊河的水流声，仍是那么从容淡定。它将所有登上那舞台的演员都当成了自家的儿子，无论他们是善是恶，是俊是丑，它都向他们奉献出自己甘甜的乳汁。
前凉张轨是前凉的实际奠基人，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臣属东晋的司马氏。到东晋345年，张骏始称“假凉王”。五凉统治者敦崇儒学，振兴学校，重视人才，优礼士人，宽松学术环境，提倡民间讲学和私家著述。五凉文化因此名重一时，影响深远。无论在经学、儒学，还是史学均有一时之秀。佛学上更出现了鸠摩罗什、昙无忏这样的大师。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便始于前凉。《西凉乐》也是五凉音乐的代表，后来传入唐室宫廷，盛极一时。
石羊河水滋润了辉煌的五凉文化，这是凉州文化的黄金时期。张轨一门祖孙，经营凉州40多年，励精图治，那时谷水流域富甲西北，安乐无比。其时，四方周边地区往往战乱频发，血流盈池，民不聊生。公元317年，长安遭兵灾之苦，当地死于非命者极多。百姓和士人将凉州视为避难之所，时人谣曰：“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成群结队，拥向安乐窝中的凉州。因人数众多，旧城无法安居，张轨便在姑臧城西北新设武兴郡，安置难民。之后，张轨之子张茂，建筑了“内苑城”和“灵钧台”；再之后，张轨之孙张骏，在姑臧城东、南、西、北四面建筑了“四箱城”：“又增各城厢，各千步。东城植果园，命曰讲武场，北城植果园，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凉州遂成为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北魏文学家温子升作《凉州乐歌》：“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后人岑参也诗曰：“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这种和平盛世，也招来许多文人，为凉州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五凉文化中，保留了许多已在中原战火中绝迹的文化，它们后来成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凉之中，除前凉张轨外，西凉李暠也对治水作出过贡献，他除了组织大量的军屯之外，还鼓励百姓进行农耕，发展生产。《晋书·李玄盛》中说：“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遂“刻石颂德”，一派繁荣景象。近代出土的反映西凉的诸多壁画中，农林牧桑，皆兴旺发达，其中便有屯垦放牧的场面。史书遂称李暠“慎刑重农，勤恤民隐”、“故年谷颇熟，百姓乐业”。
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北魏，它对凉州制定的发展政策最符合历史潮流。北魏在凉州地区非常重视畜牧业，并在凉州建立了官营牧场。《通鉴·宋记》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北魏欲征河西，河西首脑沮渠牧犍便贿赂北魏大臣李顺，想借此阻挡北魏的铁蹄。李顺常到凉州，熟悉凉州情况，但他却编造谎言说：“自温圉水至姑臧，地皆枯石，绝无水草。”要是出兵，会人马遭遇干渴之险。另一个大臣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畜何以蕃？又，汉人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建郡县也。”魏太武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便亲率大军，进入河西。果然，随处可见流水青山，牧草丰茂，牛羊遍野。那姑臧城外，更是沟渠四布，泉水流溢。魏太武帝大喜，斥责了李顺等人，并改变战略，以发展畜牧业为主。《魏书·食货志》称：“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魏将所有被俘虏被征服者编为牧户、牧子，课其畜牧，建立官府牧场，命他们常年养马200多万匹，养骆驼一万多峰，牛羊等杂畜则多得无法计算。
北魏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凉州。凉州大马，使其拥有了当时无敌的骑兵。公元429年，魏军穿越腾格里大沙漠进入河西时，就俘获了战马100多万匹，牛羊不计其数，从而保证了它其他征战的胜利。北魏开辟了河西牧场之后，因其顺应自然，“退耕还牧”，石羊河流域的畜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中原之地的战马供给地，牛羊皮毛也供给甚多。
北魏官办牧场很是成功，影响深远。后来，隋朝在制定有关政策时，也认为在河西与其屯垦，不如发展牧业生产，“以畜牧为事”，则对国家有更大的益处。可见，这些统治者还是有眼力的。
西魏和北周时期，河西出现了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个事件：实行均田制。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规定，凡男子十五成丁之后，政府授以不栽树的露田40亩，女子20亩。因为要休耕，两年轮休的【二圃制】加两倍，即男子80亩，女子40亩；三年轮休的【三圃制】按规定的三倍授予，即男子120亩，女子60亩。同时规定，男子要授予桑田20亩，要求在其中种植桑树50棵，枣树5棵，榆树3棵。
因五凉和北魏时期重视水利，石羊河流域的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口增长很快。据史料统计：西晋时人口为15万左右；公元318年前后，达到了50万人；公元350年，人口上了百万；公元400年，人口达到120万；到公元439年，人口达到150万。北魏灭北凉时，仅姑臧城内人口，就达到20多万。魏太武帝在给太子晃的诏书中称：“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漠中，其间乃无燥地。”
综观石羊河流域的开发历史，凡是顺应自然者，多获大益；而破坏生态环境者，必有灾难。连北魏的统治者都知道退耕还林的重要，而我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竟然还大开所谓荒地，破坏草场，砍伐树木，将诸多的草场，辟成了撂荒之地，除了为沙尘暴增加一点“营养”之外，我们又得到了哪些利益？
时光的页码又翻到了隋唐。
隋政府在石羊河流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大修水利，开掘新渠，修复旧渠，保证屯垦耕地的用水。隋代的屯垦亦兵亦农，以军队士兵为主体，地方居民也多“立堡营田”【《隋书》卷24《食货志》】。此外，相当数量的内地罪犯，也被强制充军屯垦，从事犯屯。这是汉代的传统，隋承了汉制。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就曾改“徙及流并为配防”【《册府元龟》卷611《刑法部·定律令三》】，将流刑及徒刑罪犯改为充军，主要从事屯田。隋代的河西屯垦也有不少失误，一是屯田规模过大，影响了本地区均田制的推行，不利于发展小农经济。二是一味强调屯垦，不兼顾畜牧业。后来的雨量减少，沙漠化严重，牧地与森林覆盖面积锐减，跟这有一定关系。三是其屯垦与军事行动的联系过于密切，用兵则大兴屯垦，和平则废屯抛荒。
大唐却以其独有的胸襟显示了超越历史的眼光。
关于唐朝，历史上留下了如下的记载：
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大亮任凉州都督，任职期间，积极推行开荒种田以实边的政策。据《唐书》记载，在凉期间，他曾上书唐太宗：“河西亟困夷狄，州县萧条，加因随乱，残耗已基。臣愚愿停招慰，省劳役，使边人得就农亩，此中国利也。”
唐长安元年【公元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在位五年，重视兴修水利，农业连年丰收。据《唐书》记载：“初，州境轮广才四百里，虏来必薄城下，元振始于南峡口置和戎城，北碛置白亭军，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无虏忧，又遣甘肃刺史李汉通辟屯田，尽水陆之利，稻收丰稍衍，旧凉州粟斛售数千，至是岁数登至匹缣易数十斛，支庙十年，牛羊被野。”
大唐在凉州拓疆土，置屯田，兴水利，移民戍边，既加强了国防力量，又解决了其军粮运输等诸多问题。唐朝移民多次，用鼓励垦荒，将大片荒地垦为良田。进而兴修水利，引水灌田。据记载，旱田改为水浇地后，产量提高约3倍；双铧犁的推广，提高了耕作效率，一直沿用至今。今天的河西农民仍用双铧犁耕作。
唐代屯田分为两种：军屯和民屯。军屯的土地属国家，官方配发耕牛、农具、种子等，供给口粮，收获全部交公；民屯则是政府把均田制以外的土地，交给屯丁即征夫和流民耕种，他们是均田制之外的国家佃农。《唐六典》载河西“赤水三十六屯”，又按《通鉴》卷215胡注：“赤水军在凉州城内，兵三万三千人。”由此可见，河西军屯每屯约千人左右。
唐代的均田制规定，每个18岁以上的成丁男子受田100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80亩为口分田。永业田可作为私产传给子孙，口分田则死后交还政府，改授他人。
大唐在凉州的屯田，成效显著，粮食成山，可支用几十年的军粮。因连年丰收，粮食十分便宜，一匹绢可以换取几十斛麦子，经济繁荣，人口增长，百姓富庶，甲于天下，史称：“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
唐朝的河西诸地，浇水灌田是头等要政，州刺史和县官必须亲自过问。此外，还设了专门用以治水的各级官吏，州上的治水官叫都渠泊使，县里的治水官叫平水和前官，乡里的治水官叫渠头和渠长及斗门长等。这些人是唐朝政府制定的《开元水部式》的监督实施者，其内容包括管理机构的设置、灌溉方法和时间，斗门节水量及开闭时间、渠道维修责任和办法等等。
唐代的每乡专设若干渠头、渠长、斗门长等职，负责水利。《水部式》称：“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水部式》对各级管水吏员的职责有具体规定，记载考核其是否称职，并赏功罚过，“若用水得所，田畴丰殖，及用水不平，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为功过附考”。
唐代规定要对用水者平等对待，《水部式》载：“凡浇田，皆仰预知顷亩，依次取用，水遍即令闭塞，务使均普，不得偏并。”
《水部式》有许多斗门的规定，“斗门皆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每斗门置长一人，有水漕处置二人，恒令巡行，若渠堰破坏，即用随近人修理”。
《水部式》明令禁止妨碍灌溉的现象，“设置碾硙，不许妨碍灌溉”，“诸灌溉大渠有水下地高者，不得当渠造堰，听于上流势高之处，为斗门所引。……其旁支渠有地高水下，须临时暂堰灌溉者，听之”。《水部式》还规定，造渠堰时，不得给百姓过重的负担，不给公廨田及职田以优待，修造渠堰的人工劳务根据受益者田地的多少来分担。它说：“河西诸州用水灌田，其州县府镇官人公廨田及职田，计营顷亩，共百姓均出人工，同修渠堰。若田多水少，亦准百姓量减少营。”
为了实现所谓“强兵足食”的目的，唐太宗下令对石羊河流域的生荒沃土进行开垦，并实行三项政策：屯田、屯牧、和籴。
屯田，延续以前历朝历代的传统，以军屯为主，民屯次之；屯牧便是建马场，目的是给骑兵供给军马；和籴就是百姓开荒所产的所有粮食，都由国家收购，即“官出钱，人出谷，两相商量，然后交易也”。
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凉州百姓开发了大量的荒地，其农业耕地面积扩大了许多。当时陇右有23州，武威最大，也最繁荣，唐玄奘称：“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屯修于甘，四郡半给；屯修于甘凉，四郡粗给，屯修于四郡，则内地称苏矣。”丝绸之路上的驼队往来不绝，商旅比肩接踵，奇珍充盈，异宝斑烂。时人赞曰“填不满的凉州”，意思是无论有多少货物，都可在凉州迅速消化掉。当时的凉州，是那些胡商最青睐的宝地。胡商们从遥远的突厥、回纥、大食、波斯等国，经过漫长的旅途颠簸和风沙洗礼，来到凉州。他们运来了异域的珠宝，运走了大唐的丝绸瓷器等。其国籍之多、人数之众，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历史事件来说明这一点：公元757年，武威九姓胡商不堪重赋，犯上作乱，竟占领了武威七城中的五城。这仅仅是一个历史小插曲，丝毫影响不了当时凉州的繁荣，但我们可以看出那些胡商确实有着可与官兵抗衡的势力和人数。
许多唐朝著名诗人，也用其才华讴歌了凉州当时的盛况。张籍诗赞：“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王建在《凉州行》中说：“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着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元稹在《西凉伎》中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还有诸多诗人，皆有千古绝唱。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石羊河流域便成为全国的著名产粮基地。据《通典》记载，天宝八载，全国屯田总收成为1913960石，其中河陇地区总收成790990石，占全国粮食总数的37%。
但我们也从大唐的开发中，发现了历史的隐患。对荒地的大量开垦，客观上破坏了自然环境的和谐，诸多草场消失了，代之以耕地。而唐朝更因为征高丽、征吐蕃等战事，连年用兵，需要大量的战马。那数以十万计的战马就是由凉州的绿洲提供的。那时，只在我前边提到的邓马营湖中，就有72座唐营。至今，凉州的长城镇等地尚有“沙压七十二座唐营”之说，那儿的村子仍有以“前营”、“后营”为名者。据史载，大唐曾在武威置河西节度使，管理邓马营湖的72座唐营，其承载量竟达牧马30万匹。
此湖本是河水进入沙漠后的汇水之所，其东西宽14.5公里，南北长15公里，面积217.5平方公里。历史上曾为湖泊，其蓄水高峰期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后来，沙漠前行，河水渐少，湖泊干涸，遂成湿地，再成沃土。因历朝历代的超载放牧，让邓马营不堪重负，绿地渐少，终于成为荒漠化的盆地了。
几年前，长城镇的高沟堡发现了一个被沙埋的唐营。从它的被埋情况可以看出，在唐朝的时候，那些唐营便受到风沙的侵害了。那“出土”的唐营保存得相对完好。按一位老人说，那沙是一夜间降临的。关于它，当地有许多故事。由于风沙的侵害，那72座唐营现在已看不到任何迹象，只留下了那些带“营”字的地名。人类跟大自然斗争的结果，便是将那巨大的唐营分割开来，依次分为八十里大沙漠、二十里大沙、四十里大沙等，它们被地理书称为“腾格里大沙漠”。我在长篇小说《大漠祭》中描写的，便是腾格里大沙漠周边的农民生活。只有在沙漠里一些被称为“麻岗”的所在，才依稀可以看出当初的风采，此外只有黄沙戈壁，那沼泽、湿地、森林都成了历史的记忆。据专家考证，王维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著名诗句，描写的就是他在腾格里沙漠看到的景象。那长河，指的就是今天的洪水河。
石羊河流域的土地数米以下多为鹅卵石，是冰川时代的产物。鹅卵石上面是土层，由河湖黏土和亚黏土夹层的沙质糅合而成。若是植被完整，水土不流失，则地貌便相对稳定，成为绿洲。若是无节制地垦伐，破坏植被，大风便会卷走浮土，土地便会荒芜，向沙漠化恶化，沙尘暴就会肆虐开来。而恶化的沙漠，是再也不可能逆化复原为千里沃野的。
一些学者甚至将大唐的开发，当成是石羊河流域环境恶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那些纵横天下的战马带走了太多的精气，使这块土地元气大伤，千年间一直不能复原。从那时起，雪线上升，气候渐趋干旱，流沙侵向人类的地盘，荒漠像麻风那样四面舔去。只有在人类遭受巨大的兵灾之后，无力再干预自然，或是无法再掠夺自然的时候，石羊河流域才稍稍得以缓和，那承载过重的土地，才会泛出一点自然本有的绿色。
石羊河，我们的母亲之河，它曾经是那样丰满美丽，现在却因为乳汁被榨去得太多，变成了干瘪的老太婆。
我们不要忘记，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大唐盛世，是饮着我们石羊河母亲的乳汁，才有了纵横天下的豪情。是石羊河那数以百万计的凉州大马，才驮起了那些扬鞭飞马横行天下的大唐勇士。
但战乱之灾总是伴随着石羊河流域的治水史。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凉州为吐蕃占领。此后，凉州成为历代王朝和各种势力的“拉锯”之地。此后600多年中，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族相继占据凉州大地，水利失修或遭破坏，大片良田被迫弃耕荒芜。其间，也有有识的统治者采取治水措施，但多限于头痛医头之举，并无统筹和发展。史学家马端临故称：“自唐中叶以后，一沧‘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日之殷富繁华矣。”
黄羊川上无黄羊，石羊河中无石羊。河水孤独地流过了宋元明清。其时的治水，大多沿袭过去各朝的经验，萧规曹随，多有效验。石羊河虽然发出了沉重的叹息声，但还是养育了一方水土一方人。千年间，同样孕育出了辉煌的文化，如凉州贤孝、河西宝卷，均在这一时期显出了炫目的光亮。其地方官吏教民治水的记载，也散见于各代的史册之间。
西夏时，在河西驻兵十余万人。西夏全民皆兵，“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这时，士兵成了西夏发展生产的主要劳力资源；宋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辽征西夏，“至西凉府，获羊百万，橐驼二十万，牛五百”。西夏文《天盛年改定新法》明确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可以永远占用，并有权买卖。西夏用法律的形式鼓励垦荒拓田，促进了河西走廊的土地开垦。
元代重视农业，鼓励垦荒，大量移民到河西开垦荒地，并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元朝政府设置甘肃总管府，始治水田，并派专人负责办理河西水利，“始开唐徕、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遣蒲昌赤贫民垦甘肃闲田，官给牛、种、农具”。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皇帝下诏：“中兴、西凉无得沮坏河渠。”
明代时，河西环境开始恶化，“地土瘠薄，天气寒冷”，“霜早春迟，雪多雨少”，“耕种无时，【甘肃镇】附近力勤者种一歇二，方一收获；地远力薄者，三四年方种一次”，“丰歉难期”，使“军伍每以缺食为病”。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宋国公冯胜平定残元势力，河西正式划入明朝版图。明王朝派遣大批军队驻防屯田，实行军屯，以充实边防；洪武九年，置凉州卫，此后从内地大批移民，开展屯田，发展农业，设陕西布政司西宁道分守官，兼管屯田水利。
据说，明朝的移民是从山西大槐树下出发的，至今，人问及河西人及许多西部人的祖籍，都会答：“我是从山西大槐树下来的。”可见，这次移民规模巨大，影响深远。据《丁西重刊凉镇志·勒陕西布政司西宁道分守官》文中记载：“西宁、甘肃地方广阔，粮草浩繁，难以一人管理，今特命尔在于凉州驻扎，不妨分守职务，监督庄、凉、永、镇、古浪各卫所仓粮，务在催征以时，收贮如法，兼管各该地方屯田水利，严督该管官司，每岁趁时整理。”其间，明廷遣使臣分巡各地，督修水利，石羊河流域也在兴修之列。宣德年间，明廷又派遣御史巡察河西水利。
此外，当地官员还采取各种措施招募外地贫民开展屯田，使武威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欲兴屯田，必开水利，欲为斯民筹干旱之虞，亦必开水利。”屯田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水利发展，武威当时以黄羊、杂木、金塔、西营4条河流为主，已形成了32条灌溉渠道。其中，黄羊川山口涧7条坝、杂木山口涧7条坝、金塔寺山口涧12条坝、土弥干山口涧【即西营河】6条坝，“春首农兴，雪消冰释，渠坝分流，灌溉田亩”，明代的灌溉网络已遍满整个绿洲，农田水利灌溉系统已初具规模，“武邑六渠，有利无患”，各渠“全仗南山积雪，分渠引导灌田转磨，处处获利”，一度被称为“塞北江南”。石羊河流域的灌溉系统，已初步形成了规模。
明朝对河西的水利兴修，史迹多有详述。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河西十五卫，东起庄浪【今永登】，西抵肃州，绵亘近两千里，所资水利，多夺于势豪，宜设官专理，治屯田佥事兼之。”说明各地豪强，把持水利，明朝夺回水权，设立专门机构，纳入屯田，统一管理。
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十二月，镇守甘肃总兵官都督费【王献】奏准，将凉州原备御士卒耕种的田地给本处官军之家有丁力者耕种。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水利多被官豪势要侵占，巡按御史许进上言：“河西十五卫，东起庄浪，西抵肃州，绵亘凡二千里，所资水利多夺于势豪，宜设官专理。”明宪宗下诏，由屯田佥事兼管之。
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北沙河下流的三岔、蔡旗等堡告准，每年五月初一起，由上游的高头、乌牛、徐信、小沙、梅杞等五坝，给下游放水七昼夜。这是武威至今发现有关用水关系文字记载中最早的一起由官府调解的用水事件。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巡抚都御史杨博写了《查处屯田计安地方疏》，提出：“河西事体重且大者，莫过于屯田一事，即按守巡兵备各将境内荒芜田地通行查出，上下水利不通应该挑浚，人力牛种不足应该处给，从来抛荒未种应该开垦，藏富于民，实自古经略之长策，万一虏骑围斥仓竭，河西亦不至于坐困。”
经过明廷不遗余力的整修，在河西大地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渠、坝等水利设施。但那些河西的大小豪强，千方百计侵占膏腴之田，并长期占据水道。他们“既占肥饶之地，复专灌溉之利”，使河西屯田之“膏腴在官，而瘠薄归军；官厚其利，军任其赋”，“军民莫敢与争，多误耕种”。
为了纠弊，在宣德年间，明廷设立了河渠提举司，负责管理水利，并派遣监察御史巡视督察。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巡抚都御史寥逢节严饬河西各级官吏要各负其责，并申饬：“渠坝之修浚以时，水利之均给以序”，“凡有病于农者亟须除之，凡有利于耕者多方聚之”。
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因北沙河上游乌牛等坝，不容下游三岔、蔡旗泄水，从而引起上下游水利纠纷，官府判定“仍照正德二年规定执行”，但此后纠纷时有发生。这成为后来的凉州跟民勤水利纠纷的一个缩影，一直纠纷不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3年，才告彻底解决。
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三岔守备带领百姓，开挖修筑九墩沟。该沟从白塔河干流下游下双寨开始，一直到王宦寨，长达20余里。该沟渠一直输送着河水灌溉，至今仍在使用。
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北沙河上游五坝与下游三坝因泄水不公，发生纠纷。后经官府判定，发给下游三岔、蔡旗等坝用水执照，照内重申了下游三岔、蔡旗等坝七昼夜的用水权，该照原件现仍保存。
由上面史料可以看出，从明朝开始，石羊河中上游的凉州和下游的民勤，就有了水利纠纷。这类纠纷，一直持续到了清代、民国乃至当代。在长达数百年的时空中，因为水的争端，同饮石羊河水的大凉州人，时不时就反目成仇，上演了无数闻不忍闻的悲剧。
是水之祸，还是人之祸？
清朝对石羊河流域的治理，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今天的诸多水系，无不得益于明清两代。其水渠、水规，皆成为后来者继承的宝贵遗产。
清朝前期，凉州百姓充分利用祁连山的雪水，大搞水利建设。据《五凉全志》记载，武威、古浪、永昌、民勤等州县都修了不少干渠，干渠套支渠，支渠再套毛渠，一个发达的灌溉系统随之形成。
清代河西地区的各级行政长官，都兼管水利，在石羊河流域，还有“州同”、“县丞”等，以“专司水利”；下面再设有农官、渠正、管水乡老、水利把总等，负责具体事务。此外，乡村的基层头目如乡约、总甲、牌头等，各司当地水利。他们主要负责水渠的巡查维修，并负责灌溉时间、数量、先后次序、纠纷处理、宣传水规、上报情况等诸多事宜的处理。
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水利纠纷再起，凉州卫的高头坝与永昌卫的乌牛坝，因水源发生纠纷，虽经官府判案，纠纷却连年不断，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得以解决。清代多次处理这类纠纷，留下了许多判案牌照，至今还有保存者。但纠纷虽息，百姓却仍在暗暗较劲，我在《大漠祭》中写了一个真实发生在生活中的情节：永昌人认为凉州城广场上的那个铜马大张着口，吃永昌的草，喝永昌的水，粪尿却屙在武威，说是把永昌吃穷了，把武威屙富了，就想了个法儿，塑个金牛，头朝武威，想把马抵回去。
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武廷适任凉庄道，他依据历史上已形成的用水惯例，并根据当地实际，下发执照，以明水权，更立红牌，以正水规，又选任水利老人，进行分渠管理，沿用于武威已形成的六渠灌溉系统之中，做到了“渠口有丈尺，闸压有分寸，轮浇有次第，期限有时刻，总以旧案红牌为断”。凉州历史上称之为“康熙定案”。乾隆《武威县志》称：武廷适“判断水利，永成铁案”。
清朝雍正年间，甘肃巡抚陈宏谟传文各县，要求大修渠道，以广水利。文云：“河西凉、甘、肃等处夏常少雨，全仗积雪融流，分渠导引灌田、转磨，处处获利。渠水所到，树木荫翳，烟村胪列，否则一望砂碛，四无人烟。此乃天造美利，较之他省浚泉开井，利溥法便？”文中还指出渠道失修、管理不严等弊病，要求整修渠道，严格水规，由专人负责，严格管理。
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刊行，此书由凉庄道张之浚等鉴定，由武威人张昭美总修。在此书第一卷《智集·武威县志》的《地理志》中，详细记载了武威县的水源，并绘制水利图，撰写水利图说，对井、泉也作了相应记载。其水利图说，记录了武威已形成的武邑六渠灌溉渠坝，介绍了分水方法和用水制度，是研究石羊河流域的珍贵文献。
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前后，武威黄渠总甲杨明经根据发现的黄渠用水上的诸多弊病，他扬正扫弊，完善水规，健全水规，强化了该渠的用水管理。
清代前期的水管制度，特点如下：一是水法严明。各县分水渠口，大都立有“宪示碑文”，“按地载粮，按粮均水”，立石刻文，载明各坝额粮额水、分水渠口长阔、水管人员职责等内容。“片言可折，事息人宁”，防止了许多水利纠纷。二是水规具体。以照粮使水为券，遵县红牌，轮流倒坝，自下而上，先哪家，放多少昼夜水，均有具体规定。三是按粮出夫，不得优免。如古浪县水利碑文明确规定建立使水花名册，载明地亩粮额，“各坝修浚渠道，绅衿士庶，俱按粮派夫。如有管水乡老派夫不均，致有偏枯受累之家”，就要“禀县拿究”。
但水规虽具，纠纷难平，屡起争端，连年不息，或截坝填河，或聚众毒打，等等。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九墩沟百姓在白塔河入石羊河汇流口处，引水浇灌东岗官荒地，与镇番——今民勤百姓发生水利纠纷。清咸丰四年【公元1832年】，为争乌牛坝下泉水，武威今双城镇的徐信坝与永昌小沙坝农民发生纠纷，甘凉兵备道委员重新丈明地界，尺丈绘图，发给水利执照。清光绪初年【公元1878年—1881年】甘凉兵备道道台铁珊，廉洁爱民，关心水利。其政绩除了兴修水利之外，更以处理民间的水事纠纷著称于世，至今还留下了许多案例，成为此后百年间，凉州诸多水事纠纷的处理依凭，其名曰：“武威属陈春堡民与永昌属杜家寨民争水酿命案”、“武威九墩沟民与镇番农民控争石羊河水利案”、“武威与镇番互控洪水河水源案”，等等，既决了当时的水事纠纷，又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至今，一提铁道台断水案，凉州百姓还会津津乐道。
嘉庆年间，著名学者、武威人张澍考察甘肃水利，以为“甘肃之急莫于兴修水利”，驳斥“甘肃泉源甚少，河渠无多，无水利可兴修”的谬论。他列举了全省可兴修的水利，详细介绍了石羊河流域的源流：“其泉源由天梯山南把截口出者为金塔渠，由杂木寺山口而出者为杂木渠、大七渠，由水峡口而出者为黄羊渠，由白岭山口出者为永昌渠、怀安渠。”
除了从事农业外，清代的石羊河流域的百姓多饲养马、牛、羊等牲畜。据有关史料载：凉州府武威县的张义堡及其附近的熏茨沟口、棚子沟口、青山崾岘、新打班、宽沟口、水磨沟口、上古城堡、炭山堡、高沟堡、蔡旗堡、红沙堡、新城堡、高古城堡、水泉堡、绥远堡、安远堡、大靖堡等地都有牧马场。
左宗棠治理甘肃时，也大修水利。他说：“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疏棉，专赖渠水，渠水之来源，唯恃积雪所化泉流而已。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绌则地价贱。盖自凉、甘、安、肃以达新疆，大致相若。治西北宜先水利，兴水利先沟洫，不易之理。”“修沟洫宜分次第，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在左宗棠的倡导下，甘肃各地修复了已损坏的干渠，新开了许多支渠。
若遇大旱之年，左宗棠便发动群众凿井抗旱，并实行“以工代赈”之法，即“于赈粮之外，议加给银钱。每井一眼，给银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验其深浅大小以增减之。俾精壮之农得沾实惠，而目前之救奇荒，异时之永水利，均在于此。计开数万井，所费不过数万金”。“劝有力之家，一律捐资开井，计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两得其益。”从现有的史料发现，凿井大兴于左宗棠治内，此举虽解了当时之旱，也留下了百年之患。史书上虽大书左宗棠凿井之举，但百年后的今天，科学家发现，那凿井技术，已成为环境恶化的元凶之一。
左宗棠还发动群众植树造林，他要求在路旁“植树一行两行，及至四五行”。其目的：“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的荫蔽。”至今，凉州等地尚有左公柳。左公此举，功在清代，益在千秋。
为了防止大旱导致的大饥荒，河西各地还设立“社仓”，它以乡或村为单位，丰年筹集粮食储存，公推仓正、仓副管理，“积谷防荒，储粮救灾”。据宣统二年【1910年】统计，武威县“义社储粮仅存一千四百八十八京斗”。1907年至1909年，甘肃全省大旱，“旱魃为虐”，连续995天不见滴雨，百姓“不独无粮，且更无水”，“牛马自仆，人自相食”。此时，义仓、社仓已无粮可储，杯水车薪，难以救灾。清人修撰的《五凉全志》称：石羊河流域和镇番县【今民勤县】“移丘开荒者，沿河棋布，致使河水日细，泽梁亦涸，土沃泽饶，变成了往事”。由此可见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
因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地方豪强多霸占水利，兼并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几无立锥之地”，那所谓“水规”，已成为豪绅强霸的争利工具，豪强霸水，水老卖水，水利已甚衰败。我的家乡现甘肃武威洪祥镇的夹河更成为抢水的战场。数百年间纠纷不断，死伤无数。为了抢一处水源，百姓动辄啸吁而来，乱棍飞舞，石如鸟飞，头破血流者，倒地惨叫者，伤残送命者，比比皆是，其阵势，跟一场大战相若。
石羊河流域的恶化状况惊人地迅速，在明朝洪武年间，石羊河下游民勤县【原名镇番】境内还有湖泊，耕者有其绿地，渔者有其水泊，还有白亭海、昌宁湖、青土湖等湖泊。清朝前期，民勤沙漠中绿地尚多，有可见大量骆驼的骆场，湿地遍布，处处沼泽。到清朝末年，因上流用水过盛，下泄水量减少，武威诸县之间的水事纠纷就多了起来。从明崇祯年间开始，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的用水纠纷就开始上演，历经清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同治、民国历朝，300多年间，争水“战事”频仍，和平之光从不曾降临。其间，不乏跟我的家乡相若的血肉横飞的场景。
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当地百姓只好采用旱田压沙保墒法。至今，我的家乡在种辣子等农作物时仍用此法。据《甘宁青史略》记载：甘肃旱地铺压沙田以保墒抗旱，始于清咸丰年间。先在当时的古浪、景泰县一些旱滩地铺压，砂卤之地竟然变为膏腴。据说，旱田所用之沙，最好的是石子沙，其次是石片沙，再次是细绵沙。所压之沙能维持30年左右的效力。每隔30年，用新沙替去旧沙。压沙可以接承雨水，能保持水分湿度，其防旱效果，十分明显。此举开创了利用雨水保农的先河。直到现在，铺压沙田仍是干旱地区所特有的利用雨水保墒措施。此外，衬渠防渗、植树固沙也很是有效。百姓在渠道两旁，砌以草皮，栽以柳树，固沙防渗，风回沙落，树长根行，盘绕交固，便能将那滚滚的流沙之地，变成肥沃的良田。
民国初年，内战繁多，灾害频繁，水利设施严重失修，人民生计，濒临绝境。民不聊生，饥荒遍处。
据地方志记载：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4月23日，武威发生了7.75级大地震，对灌溉渠道及水利建筑物破坏严重，黄渠、杂渠、大渠的多半河口被坠石或山区涌下的土石壅塞，水流失控。更为严重的是杂木河山区段被一侧滑坡的山体堵塞，形成了一道自然拦水坝，水泄不下，潴为天然水库，随时都有破坝而下的危险，当地居民要求政府改挖水道泄水，政府借口工程浩大，不予理睬，至6月17日夜间，积水破坝堤而下。据目击者回忆：“水出山口高达数丈，所过之处，人畜皆为鱼鳖，沿河两岸村庄田地顷刻化为乌有，绳索、衣物等多挂树梢之上。”杂、大两渠渠道遭到彻底破坏。是年，武威县组织成立了水利委员会，各渠废总甲和水老，设渠长以管理水利。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武威遭遇空前大旱，诸条河渠，相继断流，春旱不解，难以下种，夏秋两季，颗粒无收。次年持续干旱，饥民载道，饿殍遍野。时任武威县长的邹光禄在黄渠大龙王宫内，设临时赈济院，以工代赈，修复了被地震损坏的天桥沟，并更名为永济沟。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纠纷再起，北沙河上游五坝与下游三坝再因泄水，发生纠纷，其场面浩大，群情激愤，难以止息，愈演愈烈，武威、永昌、民勤3县县长会同武威驻军前往弹压，过程中发生人命重案。乌牛坝率众阻挡泄水头人冉平章被逮捕法办，于次年被处决于武威。四年之后【公元1938年】，为解决以上纠纷，甘肃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解决北沙河上游五坝与下游三坝水利纠纷问题的第1132号《甘肃省政府训令》，由县政府抄发三岔等地，以为处理凭据。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武威县政府派遣专人，视察浇灌永昌县东大河山水的武威县沿山一带的渠道，查明之后，发动农民500余人，在大坝闸湾沙沟整修干砌卵石泄水陡坡一座，以利输水。同年，武威驻军马步青部，为了大兴土木，砍伐杂木河和西营河上游的森林，植被破坏十分严重。更将西营河的水强行逼集于怀二坝、三坝河槽，用以顺河漂运所伐木料，水浮巨木，横冲直撞，沿途河道，多被破坏，沿岸农田，亦遭淹没，致使沟壑纵横，河床裸露，水流四溢，一片残败。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武威成立工赈委员会，以工代赈，先后整修了双城、永昌、黄羊河天桥沟引渡槽、西营平交道、杂木校尉营平交道工程等设施。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地处大后方，以武威资源丰富，发展水利，增产粮食，支援抗日，便成为当务之急。1941年，民国政府组建成立了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主办农田水利，兼管森林畜牧，宋子文为董事长，沈怡为总经理，汇集一批人才。1943年秋，蒋介石巡视西北，驻节兰州，召见水利官员，认可其开发水利的设想，将其提案交行政院核议，提出以整修旧渠为主，全力开辟新渠，并制定《甘肃开发河西水利十年实施计划纲要》，但因后来内战，所有设想，皆成空谈，水利仍呈破败之象，灌溉失时，饥荒四布，大好的凉州疮痍四布，民不聊生。据1949年统计，当时的武威，计有效水浇地194万亩，约占当时总耕地面积的38%，其中，能保证灌溉面积仅有72万多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占有效水地面积的37%。水地的粮食单产很低，极其不稳，平均亩产仅70.8公斤，总产也只有1.1亿公斤，连同旱地粮食总产仅有1.7亿公斤。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数千年里，其治水史有如下特点：一是因凉州山川地理所限，历代治水工程，都用力甚剧，浸透了历代百姓的血汗。二是治水之路漫长而曲折，安宁则水治，动乱则水废。每次社会矛盾的激化，最先受害者，多是水利。许多时候，水利也会成为矛盾之焦点和导火索。三是历代治水，皆无大手笔动作，多区域性的修补和小沟小渠的构建，各自为政，互相制约，水道紊乱，缺乏统一规划，少政府行为，无投资机制，多由百姓率性而为，随意而做，自发组织，零敲碎打，少整体规划，多随意引流，缺乏科学性和统一性。只有到了新中国以后，石羊河流域的治水，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有关学者称，300年前上溯至两千年间，人类活动对石羊河流域土地覆盖变化的影响所占的比重较小，约为28％。近300年间，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影响所占的比重，已达到89％。由于流域内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了清代乃至现代绿洲的扩展。早在清代中期，这儿的人口密度就突破了干旱地区人口压力的临界线。水资源利用率更是超过了40％，这成为土地沙漠化的主要原因。
历史的页码，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石羊河流域的治理，开始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手笔。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统筹下，石羊河流域大兴水利，先后兴建了黄羊、西营、南营等10多个水库，到20世纪90年代初，武威已建成干、支、斗渠道2766条，长6004公里，其中已衬砌843条，长2547公里，渠系建筑物1100座，渠系配套面积达99万亩，干支渠水利用率达80%至85%，全区水利用率达55%以上。
武威治理石羊河流域的方略为：南护水源，北治风沙，中保绿洲。几十年间，石羊河流域以治水、改土、抗旱、增产为中心，蓄、引、提并举，井、渠、田、林、路综合治理并重，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建闸库，开渠筑坝，筑堤防洪，打井提灌，田间配套等，形成了“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水利化、田园化农业灌溉体系。
但因地理环境所限，降水稀少，蒸发强烈，“三年两头旱，十年一大旱”。水利兴则农业兴，社会繁荣；水利衰则农业废，社会萧条。农业全赖灌溉，而灌溉之水皆源于祁连雪山。虽有南部雪山的滋润，但北部风沙则如猛兽，时时欲扑。有水荒漠成绿洲，无水沃野变砂碛。然而，由于人口猛增，生态恶化，雪线上升，河源减少，平原区泉源干涸，地下水位在下降，石羊河流域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由于时代的安定，人口猛增，石羊河的负担也日益加重。
石羊河流域深居大陆腹地，属大陆性温带干旱气候。太阳辐射强，日照充足，夏季短而炎热，冬季长而寒冷，温差大，空气干燥。其积水面积大于300km2的河流有八条，即大靖河、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西大河等，其特点是河源近，流程短，坡度陡，河川径流沿程增加。诸河流接受山区降水、高山冰雪融水和地下水基流补给，在其出山口后，除杂木河外基本全部被蓄引灌溉，在强透水的洪积扇带，地表水通过河道、渠系及田间大量渗漏转化为地下水，在扇缘地带又以泉水的形式溢出地表，在武威盆地北缘的寨子沟附近，汇合成石羊大河，最终进入民勤盆地，成为下游的灌溉水源。
当代石羊河流域的水资源短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当代石羊河流域水资源量约17亿立方米，灌溉面积约29万公顷，人口约223万人。目前，现状流域水资源的用水量与水资源量比达到154％，耗水量与水资源量比超过95％，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标准。由于中游对水资源的过度使用，进入民勤盆地的地表水量大大减少，已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的发展需求。民勤为了维持正常发展，不得不过量掘井取水，使超采地下水的状况愈演愈烈，目前年超采地下水大约3.5亿立方米，造成地下水位每年以大约0.5—1.0米的速度普遍而又持续地下降。
更由于一些人为的因素，加剧了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
先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石羊河流域的上游。
《山海经》云：“姑臧南山多金玉，亦有青雄黄，英水出焉。”
书中的“姑臧南山”，便是凉州境内的祁连山。我们不知道，数千年前的《山海经》作者，是如何知道那山中“金玉”的。老祖宗也许不知道，人们对那些“金玉”的疯狂攫取，会成为这片绿洲的灾难性的事件之一。
当代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源头和尾闾。源头区的超载放牧和乱砍滥伐，导致草场退化，森林被严重破坏。祁连山中，灌木林下线比50年前上移了40米，三分之一的灌木林区出现草原化和荒漠化。人们不断毁林毁草，开荒种地，导致水土流失，河流洪枯流量变化剧烈，水源涵养功能急剧下降。
那“姑臧南山”的“英水”冲下融雪，流了千年，除了滋养那片绿洲之外，还沉淀了无数的珍宝，有砂金，有异兽，有名贵药材。笔者在长篇小说中写的那神鹿，便是诞生在今天的天祝县毛藏一带。人们先是采药，后见砂金。民国时，驻守武威的国民党驻军便在双龙沟淘过金。此后，人们蜂拥而来，沙娃、商人、金掌柜、金贩子、土匪等，皆粉墨登场。最初的开采，以掘井为主，先在地上打洞，扎木笼，沙娃用人背的形式往外运沙。因为技术所限，早年的淘金，没有对生态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到了1980年前后，双龙沟的淘金热又开始升温。据说国家勘测过，说是此处虽有金子，但贮藏量不很大，不值得国家投资建矿。于是，四方人流涌向双龙沟。那个狭小的山谷顿时人山人海。先是人力开采，后是机器开采。
后来，一些老板一改过去的打井开采法，开始机采，即用那推土机，在地上开出一个个深槽。这等于将那块地翻了个儿。整个双龙沟便面目全非了。
双龙沟位于南山，由凉州乘车南行，先到张义堡，再到天祝县哈溪镇，继续西行，便到双龙沟了。这是一个狭长的大峡谷。没有淘金之前，这儿多灌木丛，植被极好，草如绿毯，云杉如黛，皑皑白雪，洁似哈达。河间雪水，从山顶流下，清澈至极。山花烂漫于山坡之上，有种世外桃源的风韵。淘金之后，当然就面目全非了。那峡谷和河道，已千疮百孔，到处是从地下挖出的泥沙，到处是生活垃圾，到处是机采后留下的深槽。那槽深达几十米，长数百米。草场和森林疮痍满目，遭到严重破坏。其下游的黄羊河更遭受了严重污染，其流域的生态环境惨遭破坏。据黄羊河水库测定：采金前的1961年至1981年中，年均淤积量为14万立方米，而采金后的1983年至1986年间，年均淤积量为50万立方米，增加了近3倍。有识者称，那淘金潮，“翻遍了一条沟，破坏了两架山，污染了一条河”。
因超深采挖，双龙沟内的大部分河床降低了数十米，更由于乱堆乱放砂石而导致了河床大范围的改道，改变了地表水系和地下水径流。地表水的下降，导致了地下水位的下降，山坡的植被进一步退化，为水土流失创造了条件。
2005年，天祝县聘请甘肃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院，对双龙沟进行勘查，编制了《天祝县双龙沟矿区地质环境综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报上级部门批准立项。计划工程分三期实施，一期工程由省国土资源厅、省财政厅下达国家专项补偿资金400万元，天祝县财政局根据要求按1:1配套资金400万元，进行全面恢复治理。2006年9月底，一期工程全部完工，其中开挖土方量118.84万立方米，采坑、采槽回填106.92万立方米，弃土弃渣平夯实390万平方米，疏导河道、稳定河床工程15公里，道路改扩建50公里，植被恢复181.4万立方米。不过，一期工程只治理了局部，许多地段仍百孔千疮，等待着进一步的治理。
双龙沟的个案，代表了石羊河上游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问题。
那些裸露的河川和荒漠的浮土随风腾空，铺天盖地，威胁着石羊河流域人民的生活，并将那摆脱不了的梦魇强加于西北、华北的诸多地区，连首都北京也深受沙尘暴之害。
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间，对石羊河流域的治理，主要采用修水库、建防渗渠、发展地面灌溉模式。对此，有关专家提出异议，认为这种“三部曲”式的治理模式，并不适合石羊河流域的治理，因为它打破了几千年自然形成的生态格局，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灾难。那种在湿润地区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在河西走廊，却事与愿违，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石羊河流域，雪山、冰川是水的源头，积雪融化，经自然河道，输送下去，补充中下游的地下水和地面水。水到处，成湖泊、森林、草地；水不到处，遂成沙漠戈壁。人类修水库之后，把本该下输的雪水存于上游，使下游来水量大幅度减少；输水时的防渗渠道，又阻断了对沿程地下水和地面水的补给，致使下游湖泊干枯，草原退化、森林死亡、农田沙化，形成严重的生态灾难。下游为了生存，只能打井，抽地下水，致使失掉补给的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加速了生态恶化，成为恶性循环。
我的家乡洪祥镇陈儿村原名红湖或夹河，因村边有一大河通过。小时候，湖中流水不息，柳墩丛生，野兽很多，一条绿龙随下流的河水直扭下去，延伸到无限远处。仅仅30年左右，这儿已很少看到绿色，那河也罢，湖也罢，皆成了记忆。一棵棵白杨树因缺水而死，一块块良田因缺水而沙化，那原本流着浓绿的河道，早已成为戈壁滩，河中已看不见一棵生机盎然的树。
由祁连山融雪汇成的石羊河水一直是民勤的生命之源。那纯净的雪水，灌溉了千年的绿洲。上世纪50年代，每年流入民勤的石羊河水，有5.43亿立方米，60年代减为4.4亿立方米，70年代变为3.22亿立方米，到了80年代成了2.28亿立方米，90年代不足1.5亿立方米，再到后来的8000万立方米。由此可见民勤为什么缺水。
民勤人于是说：“水库把我们逼上了绝路！”
一位有见识的专家将人类在石羊河流域的开发称为“绿洲搬家”。他认为，相对恒定的雪水，只能养活相同面积的绿洲。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类活动，都仅仅是绿洲搬家而已。起初，那绿洲的搬家开发仅限于下游地势平坦、水草丰美的尾闾湖区，随着人口增加，原有绿洲不能承载时，人类的开发就向河流上游延伸，这便是地理学上的“溯源开发”。溯源开发的直接后果便是将那下游的绿洲“搬”至中上游，随着上中游人口增加，耕地增多，用水增多，人们就堵截原本应该给下游的河水，下游的绿洲随之消失。
人为的“绿洲搬家”引发了历史上无数的“水案”。自明清以来，石羊河上游的武威和下游的民勤一直争讼不断。
光绪七年，甘凉兵备道台曾对洪水河水案进行了判决：原定洪水河五坝以下由民勤引水，五坝以上归武威引水，武威建在五坝下游的引水口应该铲除。但因年代已久，原五坝坝址已无痕迹可查，那铲除下游引水口的判决也没执行。至1957年，武威又新建了一座引水坝。1962年大旱，武威在上游修库围坝，不给民勤放水，时任县长李玉新带人在武威七条沟埋放炸药欲炸坝，后为政府干预未果。
1963年甘肃省委、武威专员公署召集当时的武威县【现凉州区】、永昌、民勤三县有关人员协商，颁布了石羊河三县用水分配方案，规定：自武威县的石羊河、西营河，永昌县的东大河每年向民勤调水。丰水年调1200万立方米，枯水年调600万立方米。方案同时规定：“武威不得堵坝，民勤不得挖泉。”矛盾似乎得到了解决。但随着“镍都”金昌的诞生，原本归武威管辖的永昌县也划归了金昌市。随着金昌的发展，自永昌东大河调入民勤的水越来越少，“三县分水”已很难执行。
面对上游的诸多水库和下游焦渴的土地，我们该如何取舍？
民勤本是西部历史上有名的绿洲，位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2800年前，民勤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著名的“沙井”文化。历史上的民勤水源充沛，森林茂密，湖泊荡漾，土地肥沃，可耕可渔，十分富庶。自从上世纪60年代起，因为石羊河上游修建10座水库，中游县市开始大面积实行大水漫灌开荒造田，石羊河从此成了一条干河。短短的几十年间，民勤绿洲便成了黄沙中的一块褐斑：天然林大面积枯死，众多的天然湖泊干涸，95%以上的土地荒漠化。许多本来相对富裕的农民背井离乡沦为生态难民。
让我们来看一个湖泊的命运。它有着一个古老的名字：潴野泽。据《史记·夏本纪·禹贡》记载：“原隰底绩，至于都野。”战国时的“都野”，便是今天的“潴野”，汉时亦叫“休屠泽”。《汉书·地理志》称：“武威有休屠泽，古文以为潴野，东北流入白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有载，宋王应麟在《玉海》卷18《地理·唐十道》也曾介绍过，它的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它是石羊河流域水系的最终归宿，其所有水流，在滋润了大凉州绿洲之后，一路向东北而流，归入潴野泽。新中国成立之后，它还养育了民勤湖区数以万计的百姓。那绿色汪洋于黄沙之中，招来无数的清凉。但现在，那儿只见满目黄沙，早已看不到一点儿湖的色彩了。
大湖泊命运如是，小湖泊亦不例外。平湖曾占地300亩，元明时候，此湖碧水垂柳，烟霞绿草，诗人王慎机赞曰：“丽水滔滔逝不休，渔人生计在江头。杨花雨暧投香饵，芦叶霜清撒钓钩。唱曲喜闻儿共咏，问沽忻与妇同谋。烟波托命随时过，何用声甸到九州。”但于今，此诗中景象，已成为历史的慨叹。
民勤湖区有五个乡镇：西渠镇、中渠乡、东湖镇、收成乡、红沙梁乡，它们靠近两大沙漠。为了打井，他们不惜身负重债，但那一口口深井，却又成了沙生植物枯死的原因之一。湖区近70%以上的土地沙漠化、盐碱化，流沙如猛兽，从东、西、北三面扑了来，气势汹汹，势不可挡。那些沙山每年平均推进速度近10米，单个沙丘年移动速度达20米以上。正如我在《白虎关》中所写的那样：“风就吼，沙子就咆哮。一座座沙山也蠕蠕而来，压房屋，埋庄稼，把人烟填个一干二净。”
自打那些花费了无数金钱打开的井中的水反成了庄稼的杀手之后，人们便绝望了，开始一家家外流。从上世纪80年代起，湖区的农民因为缺水返贫，生活困难，开始自发地向内蒙古、新疆等地迁移，有亲靠亲，有友靠友，沦落成了生态难民。我们以中渠乡为例，10年前，该乡还有近两万人，现在只剩下3000多人，一些村社整体弃耕，大片耕地已被风沙吞噬。2005年乡镇机构改革时，中渠乡从此成为一个历史符号，从行政区划名单中永远消失了。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的近百年时间里，流沙就埋压了600多个村庄、26万亩农田，明长城、青松堡、连古城、三角城遗址都被淹没在浩瀚的沙漠之中，成为远古的回忆。当代的一些乡镇，也将面临着从行政版图上消失的危险。村里的许多年轻人都到外地去了，有些考了学，有些去打工，有些搬了家，他们再也不愿回到家乡。10年间，一些村庄没娶新媳妇，没有新生儿。也许，要不了多久，眼前的一切关于人的信息便会被黄沙掩埋，那黄沙会埋去所有关于人类的讯息。
随着石羊河流域人水矛盾的不断加剧，水资源开发利用严重过度，民勤县的生态环境愈加恶化，形成恶性循环，主要表现为：一是石羊河流入民勤的地表水量剧减，地下水超采严重；二是植被大量枯死，荒漠化日趋严重；三是地表水污染严重，地下水水质恶化。目前，民勤县生态恶化形势已十分严峻，若持续下去，民勤将有可能变成第二个“罗布泊”。
有关专家称，石羊河流域的水资源及生态环境问题，是长期积累、日益加重的。由于上中游超限度用水，进入民勤的地表水量由20世纪50年代的5.9亿立方米减少到2005年的不足1.0亿立方米，同时由于自身需水规模的不断扩大，民勤盆地地下水开采量已达5.2亿立方米，超采近3亿立方米。过度的打井使民勤地下水位逐年下降，上世纪60年代地下水位为1至2米，到了90年代已达100米以下。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在沙漠植被中死去的沙枣为13.2万亩，胡杨为3000亩，红柳、白茨35万亩，草场退化500万亩。目前，人畜饮水发生困难的范围，已涉及到17个乡镇、166个村、14万人、18万头牲畜。
造成民勤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也有人类活动的影响，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归结起来：一是流域水资源短缺，承载能力有限；二是水土资源开发不协调，农业灌溉规模偏大；三是水资源管理相对薄弱，难以有效控制流域内部分地区和行业的用水总量；四是水资源利用效益较低；五是现有调水工程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有关专家呼吁，民勤必须尽快补水，必须从全流域整体利益出发，兼顾上、中、下游的用水要求，组建有权威的水资源统管机构，统筹调配有限的水资源，以解民勤之危，防止其在不可预见的突然性打击【诸如黑风暴、大沙暴】之下崩溃；为外流域调水争取时间，并尽可能保存一个完整的灌区和尚可收拾残局的绿洲。可见，任何坐视民勤绿洲毁灭及在资源利用上的短期行为，都是一种犯罪。
民勤的历史，是一部与风沙抗争的历史。如果没有他们的几十年艰苦奋斗，与风沙殊死抗争，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可能早已合龙，千里河西走廊也许早已被黄沙拦腰切断。
我们要感谢民勤，我们更要拯救民勤！
据史载，新疆曾经有过一个叫罗布泊的湖，楼兰人依湖而居，创造了楼兰古城，其文化灿烂无比。到了20世纪初期，罗布泊缩小严重，面积已不足盛时的十分之一，但其势仍很壮阔，烟波浩渺，水丰鱼肥。仅仅过了半个世纪，由于中上游盲目发展农业、扩大绿洲面积，拦截和引走塔里木河和孔雀河水，罗布泊演变成各类贝壳堆积的荒原和沙漠。
民勤面临着罗布泊的命运。
2007年的国庆节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放弃休假，来到民勤，进行考察。在民勤县青土湖旧址上，温总理说：“绝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绝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一定要实现的目标。这也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涉及民族生存的重大问题。我们面前是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个沙漠，是民勤的绿洲把它们隔开了。我们一定要打赢这场‘民族保卫战’，绝不能让两大沙漠合龙，绝不能让民勤从地图上消失。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打好三套‘组合拳’。一是石羊河上中下游的治理。上游要涵养水源，保护祁连山冰川；中游要加强管理调度，科学合理用水；下游要关井调水，恢复生态。二是通过实施工程、生物、灌溉等措施，兼顾生态、生产、生活，节约用水。三是植树造林，因地制宜，多种沙生植物。”温总理还说：“胡杨树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只要发扬这种不屈不挠的胡杨精神，一代一代地干下去，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
此前，温总理先后作过十多次批示和指示，要求尽快治理石羊河，拯救民勤。
让我们用最原始、最质朴的文字，记下共和国总理对石羊河流域的关爱，为这片干旱的土地历史留下一点永恒的清凉吧——
2001年7月30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在新华通讯社国内动态清样【第1162期】《河西走廊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上批示：“请照肃、陆浩同志阅。石羊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应提上议程。当务之急是建立流域统一管理机构，大力实施节水工程，有效地控制土地沙化和草场退化。绝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此件同时送恕诚同志阅，请水利部对石羊河水资源的统一规划、调度和管理问题给予关心和指导。”
2001年11月19日，温家宝副总理在甘肃省省长陆浩同志《关于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调查报告》上批示：“陆浩同志在调研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石羊河综合治理的建议值得重视。请国家计委、水利部、农业部、环保总局、林业局研究。”
2002年4月26日，温家宝副总理在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互联网信息摘要》【特刊151期】《民勤绿洲生态，危在旦夕！》上批示：“请陆浩同志参阅。”
2002年8月17日，《国内动态清样》第2249期《甘肃抓紧论证民勤绿洲生态环保问题》上刊登：新华社讯，2002年7月5日《国内动态清样》第1783期刊登《水枯沙起处百姓愁苦多》一稿后，温家宝副总理作了批示。甘肃省政府领导十分重视，立即要求有关部门会同武威地区和民勤县，抓紧进行民勤县沙化治理和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问题的研究论证，尽快拿出总体方案。
2002年8月20日，温家宝副总理在国家计委刘江主任《关于甘肃石羊河流域生态建设有关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请照肃、陆浩同志阅。”
2002年8月31日，温家宝副总理在甘肃考察工作时指出：“水利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是关系甘肃发展的重要因素，要突出两条河的治理、两个引水工程的建设和两个荒漠化地区的治理，两条河就是黑河和石羊河的治理。”他说：“甘肃需要治理的荒漠化地区很多，首先是民勤。”
2004年8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近期社会动态专报》【第866期】《甘肃民勤县红崖山水库首次干涸可能成为第二个“罗布泊”》一文上作出批示：“如何使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请水利部会同甘肃省政府认真研究并提出治理方案。”
2005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甘肃代表团的人大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问道：“现在，民勤县沙漠治理得如何？”省委书记苏荣拿出一张民勤及周边地区沙化的卫星影像图，向温总理一一介绍。温总理一边认真察看，一边详细询问，当听到陆浩省长说现在沙漠还以每年20多米的速度向前推进时，他严肃地说：“石羊河流域要坚决治理好，绝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2005年6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水利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上报给国务院《关于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有关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各项工作都要抓紧落实。”
2005年7月16日，温总理在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筹备委员会呈送的信件上批示：“马凯同志：此件请你抽暇翻阅一下。绝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不仅是个决心，而是一定要实现的目标。这也不仅是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关系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长远大计。盼发改委会同甘肃省将这件事情列入议事日程，统筹规划，落实措施，科学治理，务求实效。”
2006年4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甘肃武威市委书记张绪胜关于向总理汇报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情况并表示感谢的信》上批示：“科学规划，综合治理，坚持不懈，长期奋斗，一定能够实现石羊河流域生态建设的目标，保住和建好民勤这块绿洲。”
从以上散见于各类报刊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共和国总理对石羊河流域的高度关注和关爱。国家总理如此关注一个小小的县，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十分罕见的。
它是对一条水系变迁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石羊河流域和民勤生态现状的深刻剖析，更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
有关专家认为，要想真正完善对石羊河流域的治理，应采取以下措施：一要强化祁连山区水源涵养区的封禁力度，把水源涵养区变成无人区。二要制定各河流调度运行方案，维持流域内各河流最基本的生态流量。三要发展设施农业，鼓励特色种植。四要以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为契机，开展生态移民工作。五要对河流水资源实行统一调度管理。六要控制污染源入河，依法保护水资源。七要停止沙漠地下水的开发，保护沙漠区湿地生态。
2005年，甘肃省将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列为全省水利建设的“一号工程”。6月，水利部、甘肃省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有关情况的报告》。8月，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工作情况座谈会。10月，甘肃省石羊河流域管理委员会成立，负责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节约的宏观指导和监督协调。
2006年，全省水利建设的“一号工程”——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获得国家正式批准。石羊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实施项目总投资43亿元，其中武威属区近26亿元，包括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程、水工程、水资源保护工程、生态移民安置工程、水文测站建设、水资源监测和调度管理信息系统、基础研究及前期工作7大项15小项工程。
甘肃省人民政府已经批转了《石羊河流域地表水调度管理办法》、《加强石羊河流域地下水资源管理的通知》、《石羊河流域地表水量调度和地下水削减开采量实施地方行政首长责任制的规定》、《石羊河流域水事协调规约》等文件。
省政府办公厅也发出有关通知，明确把地下水取水许可审批权全部上收至省水利厅石羊河流域管理局，严格保护石羊河流域有限的水资源。凡属旧井和报废机井需重新改造启用的，以及变更取水井位的，由流域内市县水利部门逐级审核后，报石羊河流域管理局审批；对流域内的机井进行全面普查后由石羊河流域管理局统一登记造册，建档管理；划定石羊河流域地下水限采区和禁采区，限采区内严格控制取水，禁采区不得新打机井。石羊河流域管理局对流域内凿井单位进行重新登记，凡未登记的，不得在流域内从事打井作业；从2006年起，开征流域内农业灌溉地下水水资源费，使用地下水的农业灌溉取水单位和个人，应按批准的取水量取水，超标取水的实行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
同时，石羊河流域地表水量调度实行年度总量控制，关键调度期逐月调控并全年监督；水量调度和地下水削减开采量实行地方行政首长责任制。各级政府行政首长必须对辖区内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的贯彻实施情况负责，年度地表水分配、地下水开采量削减等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考核内容，实行行政首长目标责任制。
石羊河历史上的治理走了许多弯路，古代是多用水、多种地；近代是修水库、建防渗渠、发展地面灌溉模式；但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面对祁连山雪水的贮量状况，只有节约用水，才能真正促进生态与环境逐步改善。为了遏制地下水超采，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改善生态与环境，武威市根据《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要求，积极推进以水权水价改革为核心的节水型社会建设。
2006年后的3年间，武威市关闭了1933眼农业灌溉机井，压减了配水面积33万亩，并着手对石羊河流域内的1.2万多眼机井安装智能化计量控制设备，强化了节约用水和取用水管理，产生了显著的节水效应：农民节水观念大大增强，按照水资源配置方案调整种植结构，压缩高耗水作物面积，根据分配的水权刷卡取水，无序采水的状况得到彻底改变。2008年，全市水权配置总量19.868亿立方米，比实施水权制度改革以前的2006年实际用水量减少了3.396亿立方米；石羊河流域武威属区农业灌溉用水量为16.5亿立方米，较2007年减少2.3亿立方米，减少约12%；削减地下水开采量2.1亿立方米，民勤县地下水水位下降幅度呈减缓趋势。
如今，走进武威市，随处可见如下内容的标语：“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节水”，“滴水贵如油，用水要节约”……为了让民勤绿洲永葆生机，武威人把节约用水、保护环境的理念，一步步刻入心中。长期以来，由于灌区渠系年久失修，导致跑、冒、漏水现象较多，用水浪费严重。许多农民为了能够浇上地，不顾一切地偷水、抢水，水事纠纷不断。在寻找“体制创新”与“自我约束”的联结点上，水权制度改革成为破题一招。
2007年4月，武威市大刀阔斧地实行水权制度改革，制订出台了水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将初始水权明晰到了用水户。
水权配置到户后，节水与增收发生了紧密联系，促进了种植结构的调整和耕作制度的改变。除了日光温室、规模养殖业、林果业等增收项目逐渐升温外，耕作模式的创新也层出不穷。各灌区广泛采用了免耕免灌、膜上灌、膜下滴灌和覆膜旱作栽培等节水模式，小麦带种玉米面积大幅度下降；除大田小麦外，基本实现了地膜化。全市节水灌溉总面积达到213万亩，其中高效节水面积占10.5%，达到22.37万亩。
从2003年开始，用5年时间关闭机井1000眼，减少地下水提取量4000万立方米，以此来加快建设节水型民勤。
石羊河流域常见的防治风沙的方式，除了种树，便是压沙了。每到春秋两季，在民勤、古浪、凉州的长城镇等靠近沙漠的乡镇，都会组织人马去压沙。这种看起来十分原始的笨办法，却有效地阻住了风沙的肆虐。人们拉着麦草，挥着铁锹，走向那一座座扑向村子、扑向土地的沙丘。为此，民勤人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据有关方面统计，2005年秋天，只民勤县就有9万多名群众出来治沙，投入麦草3万多吨，动用机械2.5万台次，义务压沙3万亩，工程造价达1200万元。为了参加压沙，有些农民要走100多公里路。在毒日头的炽烤下，英俊的小伙变黑了，俏女儿成了灰姑娘，无论娃儿，还是老人，只要能挪动脚步的，都会投身到这一热火朝天的行列里。他们默默地坚持着心中的信念，他们说：“一人栽下一棵树，来日绿洲一片绿。一人压住一寸沙，保我民勤保我家。”
正是这种原始的、最费劳动力的行为，遏制了两大沙漠的最终合龙。
经过几年努力，石羊河流域的林业建设和荒漠化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森林资源稳步增长，一个山、川、沙结合的防护林体系已初具规模，下面的一些数字，可以反映出石羊河流域治理的讯息。
6年来，只武威市就累计完成人工造林45.8万亩，固沙压沙9.5万亩，扩大封育80.5万亩。武威市林业用地1002.7万亩，森林面积达到757.96万亩，四旁植树5495.2万株，退耕还林24.6万亩，封山【沙】育林草174.2万亩，未成林造林地近20万亩，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7.6%增长到现在的12.06%。武威市还采取通道绿化、林网骨架、经济林果园、庭院植树等相结合的方法，建成了绿洲灌区农田防护林网53.97万亩，四旁植树5495.2万株，条件较好的灌区初步形成了林网骨架，改善了农田小气候，林网保护下的农田年际干热风出现的次数和大风日数明显减少。在北部风沙沿线，已营造防风固沙林288.51万亩，封沙育林草174.21万亩，在654公里长的风沙线上建成以沙枣、梭梭、柠条、花棒为主要树种的防风固沙林带380多公里，治理重点危害的风沙口240多个，控制流动沙丘200多亩，直接保护农田140多万亩。民勤县西沙窝、凉州区东沙窝和古浪县沙草湾至土门一线的10多处重点流沙地段和大部分入侵绿洲的零星沙丘得到控制，探索和创造出了划定封禁区域、设置柴草沙障工程固沙、选用适应沙生灌木树种生物固沙、人工模拟飞播造林等成功的实用技术及治理模式并取得效果，“三北”四期工程完成造林14.51万亩，封山沙育林草15.94万亩，退耕还林工程已退耕还林64.9万亩，受益农户2.9万户、12.5万人。以政府配套、林业部门自筹、群众投工投资等方式，通道绿化工程绿化里程2743公里，建成了国、省道绿化示范带，栽植国槐、金丝垂柳、刺柏、榆叶梅等各类树木146万株。在南部祁连山林区和北部荒漠区国家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处，下设保护站10多个，管护总面积近千万亩。天然林保护工程保护面积307万亩、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建设面积329.5万亩、林木种苗工程、水源涵养林流域经营与示范科技支撑项目等重点项目的实施，为全市林草植被恢复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项目正式实施以来，有力地促进了流域内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已实现了“三个历史性突破”。
第一个突破是水权配置初步实现了在市域内的全面推开；第二个突破是实现了地下水智能化计量控制设施安装在市域范围内井灌区的全范围普及；第三个突破是初步实现了在出台水权水价改革政策措施的过程中，农民群众由刚开始的抱怨、抵触到后来的逐步接受，节水惜水意识明显提高。
通过落实各项措施，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的成效逐步显现。民勤盆地地下水位1998至2006年年均下降幅度为0.637米，2006至2008年年均下降幅度为0.434米，近3年年均下降幅度比治理前的年均下降幅度减缓了约0.203米。总体上地下水下降速度明显减缓，局部地方有所回升。红水河至蔡旗一带回升幅度0.1至0.45米，民勤县西渠镇扶拱村回升幅度达1.41米，凉州区永昌水管所监测点回升幅度达1.38米。
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虽然前方的路还很漫长，但我们很有信心。
我们的石羊河有救了。
石羊河，大凉州的母亲之河，它流过了秦汉，流过了隋唐，流入了共和国的博大怀抱。它流淌了几千年的乳汁，浇灌了绿洲，更滋养出了辉煌的文化。为了它膝下的嗷嗷待哺的子女，它容颜更色，满目疮痍，从水光潋滟，变得鹤发鸡皮。今天，它已经无力承载更多的索取，需要我们回报真正的爱意。
历史的积淀与现实的思考，都在叩击这片古老的土地。历史并不等待抱残守缺的灵魂。无论他们愿意与否，大自然的一切都会顺应其规律，冲毁一切违背自然的程序。
从长期习惯了的生产生活模式到开始顺应时代和自然，社会心理不能不失去平衡，而破除旧的观念，则必须经受一场新旧观念的胶着、摩擦和碰撞的阵痛。
有胆有识，才能高瞻远瞩，才能在阵痛之中把握局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争取成功。
机会只钟情有准备的人。
黄土掩埋了千百个不甘贫困而又无可奈何的灵魂。但因为一直走不出历史文化的阴影，自然看不到真正的太阳。
石羊河流域的人民，更需要以睿智的目光，推开尘封网结的窗口，去延揽八面来风。
要走出历史的阴影，敞开自己的胸怀，去迎接时代的潮汐，去孕育生命的躁动，去完成历史的跨越。
我们相信，在共和国的支持下，在石羊河流域人民的辛勤努力下，石羊河这个伟大的母亲之河，一定会返老还童，重现青春。
【雪漠：国家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