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舟
古谚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之说。
所谓“套”，指的是黄河上游的“河套”段，是一个地理概念，包括宁夏、内蒙古的引黄灌区，总称为“河套灌区”。宁夏灌区称为“西套”或“前套”，内蒙古灌区称为“后套”。河套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玛曲【约古宗列渠】，从巴颜喀拉山脉雅拉达泽山麓和卡日曲，流出各恣雅山麓，在鄂陵附近汇合，然后从青海省流向四川省，再由四川省进入甘肃省，经甘肃省中、东部流入黄土高原。从此，河水带着丰富的泥沙，如同金色的洪流，一路昂首向东，浩浩荡荡，斩山劈谷，穿越荒原、大漠，流经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省【区】，最后由山东省利津市汇入大海【渤海】。黄河在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属于上游，流长3472公里。
从广义上说，黄河在其上游区段的甘肃、宁夏、内蒙古和陕西、山西五省【区】境内形成一个马鞍形的大弯曲，其中从宁夏中卫市沙坡头起，至内蒙古清水河喇嘛湾止，被称为“河套”。因形似游牧民族驯马中使用的套马索，故名。河套灌区的总面积大约3.4万平方公里。由宁夏平原、后套平原【又称“五原—陕坝平原”】、前套平原【又称“土默特平原”】组成。
河套地区在历史上曾称“河南地”，是一大片广阔无垠肥沃的黄河冲积平原，所以在地理上又称作“河套平原”。早在秦汉时代，中原王朝就把大批内地民众迁徙到这里进行屯垦戍边，河套平原在那时就得到大规模开发，农牧业生产与发展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时人曾赞誉“河南地”为“新秦中”。当时陕西渭河灌区的八百里秦川为天下首富的地区，有“得关中【秦中】者得天下”之说，而河套灌区的成功开发，有再造一个关中天府的意思，故被誉为“新秦中”。
从狭义上说，所谓河套，是指黄河从宁夏牛首山与贺兰山之间的青铜峡出口“入套”算起【亦有从银川横城堡入套说】，北流经贺兰山东麓、阴山以南至芦芽山以西，再东折至内蒙古托克托县，又南折至陕西省府谷县黄甫川“出套”为止【亦有山西省偏关出套说】，河水走向所形成的一个“几”字形的大弯曲地区称为“河套”，总称为“河套平原”。也有更狭义的说法，即河套仅指内蒙古境内的黄灌区。1999年9月版《辞海》给河套的解释是：
“指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黄河沿岸地区。因黄河由此流成一个大弯曲，故名。以乌拉山为界，东为前套，西为后套。又称黄河以南、长城以北的地区为前套，和黄河北岸的后套相对称。主要是黄河冲积平原。自古灌溉农业发达，沟渠纵横，素称‘塞上江南’，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黄河流经的宁夏段，地当黄河的上游。自兰州以下，黄河沿黄土高原西部边缘流动，两侧是万壑涌动的山峦。从航拍的照片看，无数个起伏的峰巅拱卫着一道蜿蜒的白练，黄河不时地穿过一道道的峡谷地带，是一幅气势宏大的独特的自然景观图。进入宁夏境内，有两道峡谷，一是黑山峡，一是青铜峡。从黄河流域的地质透视看，黄河出青铜峡后为什么要转折北上，是因为鄂尔多斯台地的阻挡；而由北向南的转折流向，正是沿着鄂尔多斯台地边缘的轮廓而行。黄河的这种走向，形成了宁夏平原与河套平原的南北地理框架。因此说，黄河孕育了黄河文化与黄河农业文明。
“河套”这一地理概念的形成，最初出现于明朝。
据清乾隆七年【1742年】编修的《河套志·李绂序》说：“其地三面距河，明称为河套。”而明朝又于何时形成这个地理概念并叫出这一大区的地名呢？经查考《明实录》，“河套”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理概念名称，首次出现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五月壬戌。当时朝廷在给宁夏总兵张泰所颁敕文中写道：“有延绥来者言，今春鞑贼过河犯宁夏，因冻解有数千人不能还，尚在黄河套里时来抢掠。”天顺八年【1464年】十二月丁亥，又有“镇守宁夏太监王清曾搜河套……遍历河套搜寻所在，并力擒捕，捣其巢穴，绝其种类”的记载。成化二年【1466年】闰三月乙酉又记：“兵部言虏贼毛里孩尚在河套窥伺。”成化七年【1471年】十二月乙未，兵部奏：“虏寇由花马池、定边入寇宁夏……缘此寇潜往河套日久困甚，臣等料其必入寇。”成化八年【1472年】二月乙酉，兵部尚书白圭曾上书言：“必须于明年二月大举搜剿河套，庶收一劳永逸之功。”从《明实录》的记载中分析，“河套”名称大约出现在正统初年【1436—1438年】，到景泰至天顺年间【1450—1464年】才普遍使用。这从《明孝宗实录》记录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于弘治元年【1488年】五月甲子给朝廷的奏章中可以看出。他在奏章中先追述了河套的历史，当述至明朝时，他写道：“【对于河套地区】，我朝立行都司，太宗文皇帝命官镇守。正统初，虏酋朵儿只伯为患，赖靖远伯王骥、定西侯蒋贵克平之。天顺间，孛来、毛里孩为患，诱败宁夏副总兵仇廉，丧师数万，自是虏人河套寇抄不已。”十四年以后，南京刑部员外郎李祚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二月乙丑，在给朝廷关于经营河套的上书中，也是首先回顾了周与汉唐以来，中原王朝经营河套成败得失的历史。在讲到明朝时，他说：“我朝正统己巳之变，虏从大同人……宋西北二害，我朝实兼之……天黄河为华夷大限，今弃之夷狄，失中国险……使虏据之以为巢穴……”前后两位大臣对河套的论述，一致认为河套形势的变化起于“正统初”“正统己巳”【即正统末年和景泰初年之交】。可见河套问题引起明廷的关注，当在正统朝。其河套名称的出现，亦应在此时。从此以后，明史相关书籍和资料中才大量出现河套，不绝于史书。
秦皇汉武移民实边——
以农业文明为特色的古代东方文化，最突出地表现为对水资源、水利的特殊倚重。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看，周代的水利灌溉已有一定的规模，真正大规模地进行农田水利灌溉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开河套农业灌溉之先河的渠道，是河套平原农业文明的象征。黄河流经河套地区，水量充沛，富含有机质。这里山舒水缓，沃野千里，是著名的河套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黄河水灌溉已有2000多年历史。经历代开拓经营，早已成为黄河上游的一个富庶地区，被誉为“塞北江南”。
河套引黄河水灌溉，与移民戍边密切相关。
移民戍边始于秦代，盛于汉代。引黄河水灌溉究竟始于何时，有两种说法，一说始于秦始皇时，一说始于汉武帝时。据《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河套平原在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还是“羌戎所居”的游牧地区，与秦国为邻，彼此间经常发生争城夺地之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北方的匈奴威胁到新生秦朝的安全，“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使将军蒙恬发兵30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河南地，即今宁夏北部、内蒙古河套以南及陕北地区】。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又“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汉书作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其中就有宁夏河东的富平县和神泉、浑怀两个亭障。“徙谪，实之初县”，就是把内地罪人迁到这些初设之县居住。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榆中，即今内蒙古河套和鄂尔多斯东部高原】。当时秦在这一地区既有大军驻守，又有从内地迁徙来的罪犯和民众居住，粮食给养耗费巨大，当地又“地固泽【碱】卤，不生五谷”。没有粮食可供食用，要长途转输，从内地运送，途中耗费特大，所谓“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一钟为6.4石，即起运近192石粮食，经沿途消耗损失，到目的地只有一石了。虽有夸大，但沿途消耗损失巨大却是实情。要及时而有效地解决给养问题，只有就地垦种，生产粮食。说河套引黄灌溉始于秦始皇时者认为：“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早已创建了无坝引水灌溉的都江堰和有坝引水灌溉的郑国渠。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以后，全力经营朔方，移民充实边区，变牧地为耕地，达到自给自足，而利用累积的水利技术经验，引黄河水流，开渠灌溉，发展农业是必然之举。但当时的引黄灌溉不是大规模的，史籍上对一般较小工程是不会记载的，即使有私家记载，经过秦末的战乱也会散失。”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因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或考古依据，只能作为“相传”。史书有记载的是河套引黄灌溉始于汉武帝时。《史记》记载，公元前209年夏天秦始皇死后，“诸侯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秦亡汉兴，汉初国力较弱，采取和亲之策，与匈奴友善，而匈奴仍不断入寇汉边境，掳掠人畜财物。使北部边郡“不得田畜”。到汉武帝时，经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强盛，遂于元朔二年【前127年】使大将军卫青、李息等“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武帝还采纳平津侯主父偃的建议，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万口，从事屯垦，以省转输”。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大水，民多饥乏，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元狩五年【前118年】，又将天下奸猾吏民迁徙到北部边疆。元鼎六年【前111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武帝时连续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从事垦种，并实行军屯，大力经营。“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过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说明今包头以西至兰州附近之间的黄河沿岸冲积平原上，都在开渠引黄河水灌溉。“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十万数。”表明当时开发引黄灌区付出了巨大代价。元封二年，武帝率群臣百姓堵塞黄河瓠子【今河南濮阳以南河堤】决口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这里所说的西河，据唐朝人杜佑考证，是指今宁夏灵武至内蒙古五原这一段黄河，不是指西河郡。从上述记载可知，河套地区引黄河水灌溉始于汉武帝时是可信的。
至今在河套平原各地发现的汉城、汉墓群遗址，也证实了这里在汉代确有过相当规模的开渠屯垦活动，历史上有名的高渠、光禄渠、七级渠、汉渠等古渠可能就开凿于汉武帝时。
以农为本的中国，治水是治国安邦的大计。水利事业的进退，历为朝代兴衰的有力佐证。河套平原的水利，从汉武帝以来，随着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也是盛进衰退，但总在前进着。
东汉前期【25—88年】，河套平原的水利灌溉在西汉开创形成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到安帝时【107—125年】，由于西羌强盛，入侵边郡，战乱频繁，为避战祸，官吏百姓纷纷内迁，边塞空虚，水利废弛。到顺帝时【126—144年】，西羌北徙，边郡又趋安宁，汉永建四年【129年】，尚书仆射虞诩上书请复三郡疏曰：“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帝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书奏帝乃复三郡【即安定、北地、上郡】，“使谒者【即河堤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本县，缮城郭，置侯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以亿计”。河套平原地属北地郡，其水利灌溉遂得恢复，在工程质量上还有提高，已能做“激河”工程。
激河之法，是以船载石在河中落石下沉，形成潜坝，以抬高渠口水位，增大入渠水量。若无一定技术，很难沉到预定位置，所谓“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河套地区无坝引水的主要渠道，都采用此法引水，群众称之为“引水湃”，又名“迎水湃”。
东汉以后，历经三国、两晋，200年间河套平原为羌、匈奴和鲜卑等游牧民族占据，战乱频仍，水利事业衰退。到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才有了—个安定的局面，水利事业又得复兴。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刁雍任薄骨律镇将【镇治在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境内】，史称刁雍明敏多智，才识恢远。四月末，他到任后见“官渠乏水，不得广殖，兵人口累，率皆饥俭”。于是上表请开艾山渠【按：艾山渠全长120里，引水能力30立方米／秒至40立方米／秒，不可能溉田4万余顷，疑记载或传抄错误】，遂在河西古高渠之北8里，沙洲分河之下5里处平地开凿新渠，北行40里还入古高渠，再北行80里，共长120里。为保证新建渠口的进水量，又在西河【黄河支岔】上，由东南向西北斜筑拦河坝一道，将西河断绝，“使西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余顷”。“官课常充，民亦丰赡。”还有薄骨律渠溉田1000余顷，可能也是刁雍主持开修的。刁雍兴修的引黄灌溉工程，极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数年之后，粮食生产和储存大增，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奉朝旨代表高平、安定、统万和薄骨律镇四镇，出车五千辆，向北部沃野镇运送粮食五十万斛。说明薄骨律镇屯田与水利双好，其他诸镇的军粮也仰赖于这里屯田供给。刁雍主持建成的引黄工程，大概因坝体不易维护，应用时间不是很长。因为郦道元注《水经》时距此不过六七十年，却没有此渠的记载。但它在选址、工程布置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对后世影响较大。由于兴办水利，薄骨律镇成为北魏时期一个富庶殷阗地区，所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常被调运支援邻地。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统一强盛的王朝，唐王朝统治者深知治水乃治国安邦的大计，在中央工部尚书下设有水部，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年】改水部为司水，“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同时又设都水监，“掌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楫、河渠二署之官属，凡虞衡之采捕，渠堰陂池之坏决，农田斗门灌溉，皆其政令”【《旧唐书·职官志》】。唐代农田水利得到普遍发展，并在唐前期形成高潮。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全国有灌区250余处，其中灌溉面积千顷以上的大灌区有33处，河套灌区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这里是重要的边镇地区。唐王朝很重视在河套平原屯田【唐时称屯田为“营田”】，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巡幸灵州，令建廨舍【即“屯田办事机构”】，开置屯田。武则天天授年间【690—692年】娄师德督理屯田，“往还灵、夏，检验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因屯田有功，其入迁宰相。武则天召见娄师德说：“王师外镇，必借边境营田。”水利灌溉，支持营田发展。当时不仅全面整修了原有各渠，而且新开了一批渠道。《唐书》记载，肃宗时【756—761年】，郭子仪在黄河西岸开有丰宁军御史渠，溉田2000余顷。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李听任灵州大督都，率部疏浚“废塞岁久的光禄渠，溉塞下地千顷，后世赖其饶”。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七月，又诏开灵州特进渠，置营田600顷。新旧《唐书》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代河套平原上的渠道有汉渠【在河西，唐灵武县南】，溉田500余顷。御史渠【在河西】，溉田2000顷。光禄渠【在河东】，溉田千余顷。特进渠【在河东，唐回乐县境】，溉田600顷。薄骨律渠【在河东，唐回乐县南】，溉田千余顷。还有七级【在河东】、尚书【在河东】、胡与百家【二渠均在河西】等渠，总计灌溉面积在七八十万亩。河套平原在魏晋南北朝300余年间，除北魏100多年相对稳定外，其余战乱不断，水利废弛，农业衰退，到唐代大兴水利，发展屯田，灌溉农业始得复兴并有发展。
唐代在兴修各种水利工程的同时，也加强了水利管理工作，制定有水利管理章程《水部式》。从罗振玉整理的《铭沙石室遗书》第二册《水部式》残卷中得知，唐代的水利灌溉制度有着详细的记载，诸如什么地方安斗门，如何节约用水，怎样组织人力物力维修，以及工作人员的配备，等等，都有具体的规定。比如斗门的安置，规定“泾渭白渠及诸大渠，用水灌溉之处，皆安斗门，并须累石及安木傍壁，仰【俾】使牢固。不得当渠造堰。诸灌溉大渠，有水下地高者不得当渠造堰，听于上流势高之处为斗门引取，其斗门皆须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对节约用水也规定得相当细致。比如各地灌溉什么时间“开放”，分水比例以及雨水汛涨州县相知检校疏决，勿使损田。对各级水官的职责范围，要求“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其州、县每年各差一官检校。长官及都水官司，时加巡察。若用水得所，田畴丰殖，及用水不严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有功过附考”。对渠塘陂堰的维修，也有具体要求，“龙首、泾堰、五门、六门、升原等堰，令随近县官专知检校，仍堰别各于州县，差中男二十人，匠十二人，分番看守，开闭节水，所有损坏，随即修理，如坏多人少，任县申州，差人相助”。对于灌溉用水，规定也颇具体，“凡浇田，皆仰预知须亩，依次配用，水遍即令闭塞，务使均普，不得偏并”，“每次灌田都要计亩交纳水课”，等等。
唐天宝年间【724—756年】，驻灵州的朔方节度使有兵64700名，有马4300匹，兵强马壮，成为劲旅，时谓“天下劲兵在朔方”。粮草给养，数量巨大，由于兴修水利，大搞屯田，使谷稼殷积，却是“不烦禾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旧唐书·列传·娄师》】，受到则天皇帝的墨书嘉奖。此时，河套平原已成为全国主要屯田区之一，诗人韦蟾《送卢藩尚书之灵武》诗曰：“贺兰山下果园成【城】，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明。”可见唐朝以前，河套平原已被称为“塞北江南”。这一称呼的由来，据隋《图经》记载，北周宣政二年【按：宣政无二年，实是大成元年，即579年】，北周大将王轨打败南朝陈将吴明彻，俘获3万余人，迁其人于灵州，“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又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八记述怀远镇，“有水田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也”。可见，河套平原被称为“塞北江南”，不仅指习俗礼仪与江南相似而言，也指灌溉系统造成的自然环境与江南相似而言。随着水利灌溉的发展，密如蛛网般的灌溉系统与江南水乡无异。明弘治《宁夏新志·序》称：“宁夏地方千里，左黄河，右贺兰，山川形胜，鱼盐水利，在在有之，人生其间，豪杰挺出，后先相望者济济，诚今昔胜慨之地，塞北一小江南也。”清乾隆《宁夏府志》记载，巡抚杨应琚在《浚渠条款》中写道：“宁夏一郡，古之朔方，其地乃不毛之区，缘有黄河环于东南，可资其利，昔人相其形势，开渠引流以溉田亩，遂变斥、卤为沃壤，而民以饶裕，此其所以有塞北江南之称也。”因上与北相通，民国以来，又称“塞上江南”，现今灌区内灌排配套，稳产高产，不是江南胜似江南。
西夏是11世纪至13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因其处于宋朝西北，别于十六国时之“夏”，故史称“西夏”。
党项族其先是北魏拓跋氏之后，唐贞观年间【627—649年】，有拓跋赤辞者来归，唐太宗赐姓李，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后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因参加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有功，唐僖宗授其首领拓跋思恭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留后。后又晋封为“夏国公”。从此以后，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五代时期【907—960年】，党项族首领们利用各个封建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继续壮大自己的力量。到宋朝初年，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借助辽邦的势力与宋朝抗衡。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0年】攻破宋朝在黄河西岸的定州【今宁夏平罗县姚伏镇】、怀远【今宁夏银川市】、保静【今宁夏永宁县】、永州【今宁夏银川市东南】。第二年又攻陷宋朝西北重镇灵州，杀死知州裴济，改灵州为“西平府”，建造宫室宗庙，暂定都于此。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一月，继迁卒于灵州，其子德明继位。为得到宋朝的赐予，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其于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九月，向宋表示“归款”，被封为“西平王”，每年赐予“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德明得到宋朝的经济资助，称帝建国的雄心益坚，集中力量向西方开拓，“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继续扩大割据范围。并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改怀远为兴州，大修宫殿、门阙，为正式称帝做准备。宋仁宗天圣十年【1032年】十月，德明病死，其子元昊继位，随后又改兴州为兴庆府。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冬十月，元昊在兴庆府筑坛受册，自称“皇帝”【亦自称“吾祖”，汉语“可汗”之意，也就是“天子”】，正式建国，号为“大夏”，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
元昊时期，西夏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2万余里。但与宋、辽比较，西夏的幅员较小，国力较弱，却能与宋、辽【金】三足鼎立189年，主要依赖河套地区的农田水利。元昊时期，不只整修了汉、唐旧渠，恢复灌田，而且开有新渠。著名的有黄河西岸、贺兰山下的昊王渠，亦称“李王渠”，从青铜峡口引水，向北延伸，直到平罗县以北，全长300余里。从其遗迹判断，渠口引水量在70立方米／秒以上。中卫黄河南岸南山台子下也有条古渠遗迹，群众亦称为“昊王渠”，或曰“金子渠”，由西向东，全长百余里，从其遗迹判断，渠口引水量约40立方米／秒。以上两条昊王渠各灌地多少，持续多久，史志无记载，今也难以确定。
中国二十四史中无西夏史，但从与西夏同时的《宋史》、《金史》以及西夏之后的《元史》中有关西夏的记载得知，西夏时兴州已有唐徕、汉延二渠，史称拓跋氏据夏时赖此二渠，资其富强。加上其他州的正渠10条，共有干渠12条，大小支渠68条，总计灌溉面积在百万亩以上。《宋史·夏国传》称“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兴、灵则有古渠曰唐徕、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有】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金史·夏国传》亦称西夏“自汉、唐以来，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
西夏是全民皆兵，国人“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备弓矢甲胄”。平时务农，战时为伍。分正军与屯田军，正军专事操作战斗，屯田军专事屯种与杂役，以负担正军给养。农业是西夏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以牛耕为主【耕作的方法叫“二牛抬杠”】，其“耕稼之事，略与汉同”。从骨勒茂才编辑的《膳汉合时掌中珠》中得知，西夏种植的粮食品种有小麦、大麦、荞麦、稻、糜粟、豌豆、黑豆、荜豆等。除粮食外，还有水果和蔬菜的栽培。由于得水利灌溉，兴、灵等沿河诸州县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鸣沙县“御仓”，窖藏粮食达百万【石】以上。贺兰山东麓建起的“摊粮城”是西夏国内最大的粮仓之一。西夏中央机构内设有“农田司”，负责管理屯田水利事宜。
西夏统治者很重视水利工程的维护与灌溉管理制度的确立。尤其是西夏的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改旧新定律令》共20卷，其中第十五卷主要讲水利，对唐徕、汉延等干渠的修治、使用和管理以及灌溉制度，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也作出了明确而严格的处罚。如在“春开渠事门”一节中规定：岁修用工，按农户地亩数确定出工天数。“自一亩至十亩开五日【即出五个工日】，自十一亩至四十亩十五日，自四十一亩至七十五亩二十日，七十五亩以上至一百亩三十日，一百亩以上至一顷二十亩三十五日，一顷二十亩以上至一顷五十亩一整幅四十日。先完毕当先遣之。其中期满不遣时，夫事小监、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又规定岁修时间，“勿过四十日”。岁修的干渠要达到规定的宽度与深度，“若不好好开，不为宽深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
又如在“灌溉门”一节中，对于干渠的维修与失职造成损失的处罚，规定沿渠干察水渠头、渠主、渠水巡检、夫事小监等，于所属地界当沿线巡检，检视渠口等，当小心为之。渠口垫板、闸口等有不牢而需修治处，当依次由局分立即修治坚固。若粗心大意而不细察，有不牢而不告于局分，不为修治之事而渠破水断时，所损失官私家主房舍、地苗、粮食、寺庙、场路等及佣草、笨工【即普工】等一并计价。罪依所定判断。“当值渠头并未无论昼夜在所属渠口，放弃职事，不好好监察，渠口破而水断时，损失自一缗至五十缗，徒三个月。五十缗以上至一百五十缗，徒六个月。一百五十缗以上至五百缗，徒一年。五百缗以上至千缗，徒二年。千缗以上至千五百缗，徒三年。千五百缗以上至二千缗，徒四年。二千缗以上至二千五百缗，徒五年。二千五百缗以上至三千缗，徒六年。三千缗以上至三千五百缗，徒八年。三千五百缗以上至四千缗，徒十年。四千缗以上至五千缗，徒十二年。五千缗以上，一律绞杀。夫事小监、巡检、渠主等因指挥检校不善，依渠主为渠头之从犯、巡检为渠主之从犯、夫事小监为巡检之从犯等，依次当承罪”。
为保护水利人员行使职权与维护灌溉秩序，达到普遍受益，又规定“节亲、宰相及有位富贵人等若殴打渠头，令其畏势力而不依次放水，渠断破时，所损失畜物、财产、地亩、佣草之数，量其价，与渠头渎职不好好监察，致渠破水断，依钱数承罪法相同，所损失畜物，财产数当偿二分之一”。“又诸人予渠头贿赂，未轮至而索水，致渠断时，主罪由渠头承之，未轮至而索水者以从犯判断。渠头或睡，或远行不在，然后诸人放水断破者，是日期内则主罪由放水者承之，渠头以从犯判断，若逾日，则主罪当由渠头承之”。
对于新开渠道的审批，规定“诸人有开新地，须于官私合适处开渠，则当告转运司，须区分其于官私熟地有碍无碍。有碍则不可开渠，无碍则开之。若不许，而令于有碍熟地处开渠，不于无碍处开渠，属者等一律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
对于渠道岁修与日常维修用的冬草条椽，规定由租户家主依法按时交纳入库，以备需要时使用。
对于桥道的维护，在“桥道门”一节中明确规定：“沿诸渠干有大小各桥，不许诸人损之。若违律损之时，计价以偷盗法判断。”唐徕、汉延等大渠上有各大道大桥，有所修治时，当告转运司，遣人计量所需笨工多少，依官修治【即由国家负责修治】。若有应修造而不造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诸小渠上的桥道，破损时，当依私修治【即由当地租户家主负责修治】，若不建桥不修治时，有官罚钱五缗，庶人十杖，桥当建而，修治之。在“地水杂罪门”一节中，对于官渠两岸植树以及损坏树木与干渠工程的处罚，也有严格规定。比如“沿唐徕、汉延诸官渠等租户，官私家主地方所至处，当沿所属渠段植柳、柏、杨、榆及其他种树，令其成材，与原先所植树一同监护，除依时节剪枝条及伐而另植以外，不许诸人伐之。若违律不植树木，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树木已植而不护，及无心失误致牲畜人食时，畜主人等庶人笞二十，有官罚五斤铁。其中官树木及私家主树木等为他人所伐时，计价以偷盗法判断”。还规定“渠水巡检，渠主沿所属渠干紧紧指挥租户家主，沿官渠不令植树时，渠主十三杖，渠水巡检十杖，并令植树。见诸人伐树而不告时，同样判断”。再如“沿唐徕、汉延及诸大渠等，不许诸人沿其闸口、垛口、诸垫板等取土、取柴而抽损之。若违律取土抽损，致彼水断破时，抽损者之罪与渠头放弃职守致渠断破罪状同样判断。未断破，则计土、柴以偷盗罪及徙三个月，从其重者判断。他人举时，当依举盗赏法得赏”。
该律令中规定的渠道岁修用工用料，由受水户民承担，岁修时间勿过40日，平时重视水利工程维护，严格灌溉用水以及新开渠道的审批等，其精神原则至今仍在民间绵延不绝。
郭守敬：元代治水的典范
郭守敬，字若思，祖籍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市】，是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和天文学家。
郭守敬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从学于著名学者刘秉忠和张文谦。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三年【1262年】，担任中书左丞的张文谦，见守敬对水利工程的学习和研究“巧思绝人”，遂向忽必烈推荐。世祖召见于上都，守敬面陈华北水利六事。世祖叹曰：“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世祖当即授予他提举诸路河渠的职务。次年，又加授银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1264年】，远赴西夏故地，修复旧渠。
西夏腹地即今河套平原，经过不断的经营，已成为“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的富庶地区。
13世纪初，蒙古族崛起于漠北，其首领成吉思汗于1205—1227年先后六次领兵攻打西夏，迫使西夏主李睨投降，夏亡。其中第三次攻打西夏国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城】时还以水代兵，“引河水【实为渠水】灌之，堤决水外溃，遂撤围还”。由于连年战争，水利设施破坏，田园荒芜，百姓四处逃难。蒙古大军灭亡西夏以后，又于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农历六月至九月，中兴府等处再次遭“浑都海之乱，民间相恐动，窜匿山谷”。蒙古贵族的这次内部斗争，发生地就在河套地区，给引黄灌区广大城乡造成极大的破坏，使久享盛名的“塞北江南”变得疮痍满目。
忽必烈即帝位后，为了巩固北方，继而进攻南宋，需要足够的粮食供应，他的目光自然注意到有河渠之利的前西夏国中兴府等地，即今河套平原。至元元年五月，忽必烈即派遣唆脱颜和郭守敬行视西夏河渠，俾俱图来上。郭守敬来西夏后，沿黄河两岸踏勘地势水情，绘成地图，并提出“因旧谋新”，即在疏浚古渠故道的基础上，增开新渠，更立渠首闸坝的整修方案。方案得到忽必烈审批后即令郭守敬驰赴中兴府修渠。同年，忽必烈派张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西夏中兴等路，又派董文用“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使与河渠副使郭守敬同力襄助张文谦治理西夏，修复水利，发展农业。“西夏濒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兴者，一名唐徕，长四百里；一名汉延，长二百五十里。其余四州又有正渠十，长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计灌田九万余顷，兵乱以来，废坏淤浅，守敬为之因旧谋新更立闸堰，役不逾时而渠皆通流，夏人共为立生祠于渠上。”闸堰，是古代控制水流的工程，其作用类似现在的闸坝。设置木质闸堰以有效控制进渠水量，说明元代在技术上又有新发展。
西夏中兴等沿河诸州水利设施整修后，至元三年【1226年】五月，元世祖诏令西夏中兴府“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七月，又诏令“西夏避乱之民还本籍”。对民之归者，都给田种，并发农具。七年闰十一月，诏谕西夏提刑按察司管民官，禁止僧徒冒据民田。八年三月，恢复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同年授袁裕为西夏中兴等路新民安抚副使，兼本道巡行劝农副使，奉直大夫，佩金符，在中兴府等处大搞屯田。复省当年，由随州和鄂州移民1170户，往中兴居住。十一年编为屯田户，共2400丁。至元十一年招收放良人民904户，编聚屯田，为田44650亩。十九年三月，调迤南新附军1380户，往宁夏等处屯田。二十一年，从蒙古塔塔里千户所迁移958户往中兴屯田，为田149833亩。二十三年，浚治中兴路河渠，十月迁移甘州新附军千人到中兴屯田。二十五年改中兴路为宁夏府路【宁夏之名由此始】，并置宁夏府路总管府【属甘肃行省】，二十六年四月复立营田司于宁夏府，二十七年，蒙古只深所部八曾刺思等饥馑，命宁夏路给米三千石赈济，二十九年，宁夏府屯田成功，升其官朵儿赤，以后始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
郭守敬设计修建的汉延、唐徕等渠首闸坝，由于“工作甚精”一直使用到明朝中叶。明隆庆六年【1572年】佥事汪文辉才将河西汉延、唐徕二渠进水闸易木闸为石闸，随后河东秦、汉等渠闸坝也陆续易木为石。古人有观汉唐两坝诗曰：“闸分天上水，工自古人奇。农亩占春润，渔舟待月迟。汉唐能保障，天地亦何私？惭愧观风客，年年注乙时。”
郭守敬河套治水，贡献极大，名列史志，功垂后世，在河套水利史上享有盛名。后人为他修建生祠，尊称他为“龙神”。
明朝建立初期，为了恢复战后的农业生产，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对农田水利很重视。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就下诏“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后又指示下部，“陂塘湖堰可蓄泄以备旱涝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并遣使分赴各地“督修水利”。
河套平原是明朝北方九边重镇之一，驻有重兵防守，并实行规模庞大的军事屯垦。镇守河套总兵官下设屯田都司，负责浚渠均徭都屯政。明宣德五年设立河渠提举司，官有提举一员、副提举四员；吏目一员，司吏四名，典吏八名，专掌水利，兼收屯粮。《明史·宁正传》记载，洪武三年河州卫指挥使兼领宁夏卫事的宁正率军民“修筑汉唐旧渠，引河水溉田，开屯数万顷，兵食饶足”。洪武六年诏令“屯田宁夏”，派邓愈、汤和等重要将领在陕西【当时宁夏属陕西管辖】等地招集流亡屯田。地方实行军卫制管理，凡驻军十分之七屯种，十分之三守城。冬操夏种，屯卫兼顾。“十月赴操，以司战车；二月归农，从事屯垦。”到明永乐三年军屯“积谷尤多”，成祖“赐敕褒美总兵何福”。明代在河套平原上还开了一些新渠，多数在今卫宁灌区，规模较小，而在今青铜峡灌区的靖虏渠和金积渠规模宏大，都是宁夏巡抚都御史王殉主持所开。王殉还写有一组有关水利的诗，其中一首名为《开渠》：“滚滚河流势显哉，平分一派傍山来。经营本为防胡计，屯守兼因裕国裁。此日劳民非我愿，千年乐土为谁开。老臣喜得金汤固，幕府空闲卫霍才。”
正统四年【1439年】，宁夏巡抚都御史金濂见鸣沙州七星、汉伯、石灰三渠久塞，用夫疏浚，溉芜田13万亩。《明史·河渠志直省水》记载，到明嘉靖年间，河套平原上已有大小正渠18渠。大小正渠总长1479里，共溉田157.34万亩，这是河套平原引黄灌溉史上第一次记载比较全面而确切的数字。汉、唐二渠所灌地亩约占总灌溉面积的80％，此河套恃以为重者，实二渠为然。庆靖王朱枋曾作《汉渠春涨》诗一首，赞曰：“神河浩浩来天际，别络分流号汉渠。万顷腴田凭灌溉，千家禾黍足耕锄。三月雪水桃花泛，二月和风柳眼舒。追忆前人疏凿后，于今利泽福吾居。”
明代在河套兴修水利，经营屯田，成绩显著。据史书记载，到英宗时期，各卫所仓储充裕，形成了“一方之赋，尽出于屯，屯田之恒，借以水利”的富饶景象。明隆庆年间，佥事汪文辉修屯政，蠲浮粮，将汉延、唐徕二渠进水闸易木为石，岁省薪木力役无数。明万历十八年冬，监察御史周弘跃，阅视河套边务时说，“河东有秦、汉二坝，请依河西汉、唐坝筑以石诏可”。在工程维修和灌溉管理方面，明代也有较为明确的规章，如每岁春三月发军丁、军余【指屯田士兵和在役军士的子弟】修治闸坝，挑浚渠道。四月初开工北流，其分灌之法，自下而上，官为封禁。修治少不如法，则田涸而民困矣，公私无所倚。
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战乱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田园是一派榛荒苍凉的景象，“一望极目，田园荒凉；四顾郊原，社灶烟冷”。清兵入关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八旗贵族失去了原来的土地，顺治皇帝不但下令皇亲国戚大量圈地，而且驻防各地的旗人也大肆圈占土地，河套地区人民深受其害，原耕种地农民失去了土地，而被圈占的土地一时难以有效耕种，致使“广连阡陌，多至抛荒”。
清康熙以后，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汉代以来不断开发的河套平原灌区的旧渠道得以大规模地整修，同时还开发了新渠。康熙、雍正年间，先后新建灌溉农田11万亩的大清渠和灌田20余万亩的惠农渠，与唐徕、汉延合称为四大渠。此外，还有昌润等渠，灌田也各有数万亩至十余万亩不等。
康熙年间修建的大清渠，长72里，灌田657顷。惠农渠修建于雍正年间，渠长200里，灌田2717顷。“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繁盛期，河套平原的灌区农业也显现出稀有的局面，在历代积淀的基础上，呈现出“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绿禾青一望同”的繁荣富庶的景象。
河套黄灌区的开发随着历史的延伸一直呈上升趋势，面积不断扩大。元朝初年约100万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截至1982年，扩大为1200万亩。
黄震东先生1942年写成《宁夏省农田水利改进问题之我见》，就宁夏平原的水利灌溉作过详尽的论述。他不是按朝代，而是依自然地理环境划分故渠道及其灌溉状况的：
一是宁卫区，即中卫、中宁二县，为青铜峡以南黄河冲积平原，直接引黄河水灌溉。这里有大小水渠23道之多，灌溉两县良田48.7万余亩，较大的干渠有七星、美利、新生及羚羊等渠。
二是河东区，包括当时的金积、灵武两县，为青铜峡以北黄河东岸之冲积平原，共有干渠3道：秦渠、汉渠和天水渠。秦、汉两渠在青铜峡开口，共灌溉地约32万亩；天水渠则利用汉渠退水及秦汉各支渠的余水，共灌溉黄河新淤滩地2.6万亩。
三是河西区，包括当时宁朔、永宁、贺兰、平罗及惠农五县地，为青铜峡以北黄河西岸之冲积平原。原有大干渠4道：唐徕渠、大清渠、汉延渠、惠农渠，另有小干渠7道，共灌溉良田154万余亩。
按照自然地理划分灌区，便于横向比较。同时，从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出河套黄灌溉区发展到20世纪的基本状况。从三大块区域内渠道的分布，也可以看出自秦代以来的大致走向。作为水利专家，黄先生还提出了整个黄灌区的改进意见：诸如灌溉制度的改进、渠道的整理、改良斗门节制用水、调整水政机构等，有些思路即使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兴修水利，除水害，造福于民，河套引黄灌溉事业有了空前的大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几年，主要采取“裁弯取顺”的办法，对秦、汉、唐徕、汉延、惠农、七星等主要干渠进行扩整，并应用新的材料，改建新建闸、桥、槽、涵等主要建筑物，使各干渠的引水、输水能力普遍增大了一倍以上，安全程度也有明显提高。为增开支干渠、扩大灌溉面积与合并一些分散引水的渠口、合理渠道布局创造了条件。如河东秦渠扩整后，于1951年在郭家桥建闸分水，新开了农场渠，当年建成，渠长31.6公里，引水能力18立方米／秒，主要给新建的国营灵武农场供给灌溉用水，故名“农场渠”。设计灌地【包括原天水渠灌区】17万亩，现已灌溉20万亩。河西唐徕渠扩整后，于1953年在满达桥建闸分水，新开了第二农场渠，渠长83公里，引水能力36立方米／秒，计划垦殖贺兰山东麓的大片荒原西大滩，现已垦种28万亩。由上而下建有西湖、南梁、前进、暖泉、潮湖、简泉等国营农场和农牧场，从前荒无人烟、一望无际的盐碱沙滩，如今已是道路畅通，沟渠纵横，林网密布，条田成档，盛夏麦浪翻滚，金秋稻谷飘香的新灌区。惠农渠扩整后，于1955年将与之平行的昌润渠、滂渠并入，在阮桥建闸，分水给昌、滂二渠。随后又将永惠、永润、西官、东官四条河沟小渠并入滂渠。20世纪60年代，卫宁灌区的中卫县将美利渠扩建成总干渠后，陆续将由黄河开口引水的太平、新北、旧北、复盛等渠并入，使中卫县河北灌区形成一首引水制。中宁县将七星渠裁弯扩建后，亦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陆续将由黄河开口引水的柳青、新南、新北、康滩、通济等渠并入，使中宁县河南灌区形成一首引水制，由于旧渠道的整治与合并，渠道布局趋于合理，又使岁修养护工料大减。
1958年修建的跃进渠，全长85公里，引水能力30立方米／秒，设计灌地20万亩，现已灌地15万亩。跃进渠是中宁县河北灌区的总干渠，先后将灌区内旧有的新生、中济、长永、丰乐四条独立干渠并入，作为支干渠。
旧渠经过裁弯取直，使渠身缩短，水流畅利，渠不再淤，从而免除了一年一次的干渠清淤，岁省劳力约40万工日，柴草200多万公斤。现有干渠15条，全长1158公里，引水能力776立方米／秒，实灌面积685万亩，较新中国成立时增加了两倍多。
在扩整旧渠、创建新渠的同时，疏浚旧沟，开挖新沟，排除湖泊积水，降低地下水位，为扩大耕地和提高产量创造了条件。具体措施为，首先整修了河东的山水沟，将其下段改道由张口堰入黄河，从而解除了山洪对灵武县城西北大片滩地的危害，为宁夏第一个国营农场——灵武农场的创建提供了大片耕地。1951—1960年的十年中，河东灌区扩整了清水沟及灵武东、西排水沟；河西灌区新开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排水沟；卫宁灌区整修了油粮沟及南北河子沟，同时又新开了一批排水沟。到20世纪60年代，灌区的排水骨干工程已基本形成，随着支、斗沟配套工程的完成，灌区内的大小湖泊，除少数留作鱼池、苇塘、滞洪区外，均被涸干，地下水位明显下降，土壤盐分逐渐减轻。共涸出可耕地55万亩，先后建立起一批国营农场和农牧场。如连湖、西湖、潮湖、明水湖、巴浪湖、关马湖等国营农场，就是建立在过去的积水湖上的，故均以湖命名。20世纪60年代开始，又在低洼地方兴建电力排水站。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地势平缓的宁夏和内蒙古连接地带建排水机井。20世纪90年代，又铺设暗管排水，降低地下水位效益明显。现有排水干沟36条，总长936.5公里，还有大量的支、斗、毛排水沟，又有机电排灌站1059处，排水井7227眼，全灌区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排水体系。排水能力608立方米／秒，排水面积708.8万亩，年排水量35亿立方米以上，从根本上改变了宁夏引黄灌区历史上有灌少排、盐碱严重的状况。
河洪山洪的防治。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河套段出现过两次大洪水。第一次是1964年7月10日至8月10日，历时1个月，实测青铜峡最大流量5930立方米／秒，当时动员了10万军民防汛抗洪。第二次是1981年9月7日至10月4日，历时28天，实测青铜峡最大流量6040立方米／秒，动员了近20万军民抗洪抢险。两次大水均由于事先有准备，修筑了顺河长堤，限制住淹没范围，及时搬迁了受洪水威胁的群众。大水期间，加固堤防又积极防守，遇有决口及时抢堵，使损失大为减轻。实践证明，用筑顺河堤的办法防止淹没颇见成效。
山洪对傍山渠道、农田、村庄、道路的威胁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灌区的扩大和高部位渠道农田的出现，威胁越来越突出。根据地形条件，河套灌区多采用修建山洪渡槽或渠底涵洞等工程处理山洪。青铜峡灌区则多利用有蓄滞条件的洼地修建滞洪水库，将分散漫流的洪水导引入滞洪水库内，沉淀泥沙，削减洪峰后，再从泄洪涵洞排入河沟或者就地利用。青铜峡河西、河东两灌区，已建成滞洪区【库】23个，总蓄水量9982.2万立方米，在防止山洪对灌区与沿山公路、铁路危害方面已取得显著效果。
青铜峡枢纽与东西干渠的兴建。青铜峡枢纽是黄河梯级开发项目之一。1954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编制的《黄河流域规划技术报告》，将青铜峡枢纽列为第一批修建工程。水利部审查后暂定抬高水位20米，并确定枢纽任务以灌溉为主，结合发电与防洪、防凌、枢纽工程设计。坝型采用闸墩式，当时为国内唯一坝型。枢纽建筑物由混凝土重力坝、河床式电站、溢流坝、泄洪闸、东端土坝等组成，总长693.75米，坝顶宽8—13米，最大坝高42.7米，库容6.03亿立方米，电站总装机27.2万千瓦，年可发电10亿千瓦时。1958年8月26日，枢纽工程破土动工，1960年2月24日截流，1967年底工程建成，使灌区人民和水利界前辈多少年的愿望得以实现。1968年2月13日第一台机组发电，1978年12月，8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毕。多年来枢纽运行正常，对河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利国富民，惠及子孙，被誉为“塞上明珠”。主要效益有以下几点：
一是灌溉。枢纽建成后，原在峡口引水的河东、河西各大干渠由无坝引水变成有坝引水，引水量得到保证，免除了洪枯水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灌溉面积的发展。还省除了过去每年渠首岁修所用劳力和大量柴草。枢纽抬高水位18米，为在高部位增开新渠创造了条件。
二是发电。从1968年2月第一台机组发电，到1979年8台机组全部发电，年发电10亿千瓦时左右。1993年，又增加唐徕渠电站，装机容量3万千瓦，共30.2万千瓦。枢纽发出的强大电力促进了冶金、煤炭、化肥、纺织等现代工业的发展，同时为灌区外围和干旱山区提水灌溉提供了电力。
三是防洪防凌。青铜峡水库具有滞洪削峰作用，能减少下游灌区的淹没损失。青铜峡水库建成后，使河流封冻期和封冻河段均有缩短，总冰量较前减少，对防凌有利。坝下20多公里冬天不结冰，对黄河两岸的防冲设施尤为有利。
四是旅游。水库淹没耕地6.76万亩，多年蓄水后已淤出大小滩地约8万亩，其中3万亩已成耕地。淤滩上生长着茂密的自然林草，成为鸟类良好的栖息地，水库广阔的水域里有天然鱼类20多种。库区已成为鸟类和植物自然保护区与旅游区，连同库内大坝附近的108座古塔与峡口的牛首山寺庙群等名胜古迹，每年吸引两三万名国内外游客乘船观赏古峡风光。
西干渠与东干渠是在枢纽抬高黄河水位后修建的新渠。西干渠1959年冬创建，1960年春通水，由河西总干渠引水，沿贺兰山东麓洪积扇边缘北行，经青铜峡、永宁、银川、贺兰4市县，尾水于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入第二农场渠。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动员了引黄灌区九市县民不下5万人，苦干一冬春，完成简易渠道113公里，引水能力30立方米／秒，当年灌地5万余亩【后经扩整，现引水能力60立方米／秒，灌地62万亩】。工程声势之大，速度之快，均属空前，并开创了冬季大规模土方施工的先例。
东干渠由青铜峡枢纽坝上东端引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套地区兴建的第一条采用混凝土全断面砌护的大型渠道。流经青铜峡、吴忠，止于灵武县杜木桥乡大泉北的郭家碱滩，全长54.4公里，全断面砌护，引水流量54立方米／秒，加大流量70立方米／秒，设计灌溉面积54.7万亩，其中自流灌溉面积占五分之二，扬水灌溉占五分之三。共开挖衬砌干渠54.13公里，建成渠道建筑物100座，开挖排水沟9条，共长65.88公里，修筑滞洪堤8.91公里，滞洪水库5座，库容317万立方米。1976年放水灌溉并完成尾工。
东干渠建成后灌溉面积逐年增加，渠道沿线，自流灌溉已达22万亩，扬水灌溉5.6万亩。为发展农业生产，缓解河东灌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尤其供给灌区外缘的扬水灌溉水源，起到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沙坡头枢纽是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开工建设的十大工程之一，也是“十五”期间开工建设并建成发挥效益的一项重点水利工程，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其他效益的综合水利工程。枢纽为径流式电站，总库容2600万立方米，控制灌溉面积87.7万亩。电站总装机15.05万千瓦，第一期装机12.16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6.06亿千瓦时。河床主坝为混凝土闸坝，长338.45米，最大坝高37.6米，副坝为土石坝，最大坝高5.1米，主坝、副坝总长867.65米。2000年12月26日在枢纽工地举行奠基典礼，2001年12月25日成功实现黄河截流，2003年12月28日，枢纽主体工程完工通水，2004年2月1日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9月底全部机组发电，枢纽工程完工。
工程建成后，使卫宁灌区由无坝引水变为有坝引水，提高了灌溉保证率。年减少引用黄河水5亿立方米，减少净耗水量1.6亿立方米，为灌溉节水改造和计划用水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沙坡头电站还为宁夏电网提供电力，年平均发电量6亿千瓦时。并对合理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黄河河套平原段平原段河水面一般低于地面1—3米不等，基本属于地下河，但每遇洪水，则有程度不同的淹漫灾害。当洪水流量超过4000立方米／秒时，开始淹漫滩地，顶托排水，危及沿河农田、村庄和渠道的安全。洪水越大，淹漫范围越大，损失越重。遇到冷冬年份还有冰凌灾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次宁夏大洪水与冰凌的防御情况令人记忆犹新。
黄河河套段洪水，主要来自上游吉迈至唐乃亥、循化至兰州两段区间，该两段区间汇集了洮河、大通河、湟水、祖厉河等20多条支流，年水量达264亿立方米，占青铜峡年径流量的80％以上。大洪水多发生在7月和9月。—般来说，出现在7月的洪水，峰型较尖瘦，流量在5000立方米／秒以上，天数少；出现在9月的洪水，峰型较丰沛，流量在5000立方米／秒以上，天数较多。
1959年前，沿河各县在每年汛前，都组织以当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参加的防汛指挥部，配备专人昼夜值班，传递水情，全面负责县境河段的防汛工作。沿河各县均成立有以基干民兵为骨干的抢险队伍，当黄河流量增至3000立方米／秒至4000立方米／秒时，抢险队伍驻堤巡逻，监视水情，抢修险段。
此后，宁夏成立防汛指挥部和防汛办公室后，每年汛前都要视预报洪水情况，组织工作组或派人到沿河各县市检查新修防洪工程质量，鉴定原有防洪工程的抗洪能力，同时检查防汛组织是否落实、抢险物料是否齐备等防汛抢险准备工作。汛期时，注意做好汛情传递，发现险情及时处理，从而有效地减轻了洪水灾害。
1.1964年的黄河大水。
是年春，国家气象局预报黄河汛期有大水，指示地方必须把堤防修建到抗御20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即6000立方米／秒的能力，个别重点地段如青铜峡和石嘴山市区等处，要提高到能抗御50年一遇洪水流量即7000立方米／秒以上的能力。并责成水电局勘测设计堤防工程，又批示沿河各县【市】组织劳力包干完成本县【市】境内的防洪堤。4月下旬，即在长达200多公里的沿河两岸地段先后开工，到7月中旬全部完工，共整修加固和新修堤防280公里，修筑土石280多万立方米，使用民工58万工日。自治区防汛指挥部在接到兰州预报洪水将超过6000立方米／秒的电报后，连夜召开电话会议做了紧急动员，3天时间内，就从沿河各县【市】及当地驻军中组织起10万人的抗洪大军，进入防汛抗洪第一线。7月29日，青铜峡洪峰流量最高达5930立方米／秒，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段首次发生的大洪水。在大水期间，抗洪大军日夜奋战，不仅加固了薄弱堤段，而且加筑了许多补充性防御工程，在青铜峡和石嘴山打了两个硬仗，堵住了决口，制止了洪水危害。
大水期间，指挥部将正在施工的青铜峡枢纽炸开上下围堰过洪，估计流量超过7000立方米／秒，导致黄河左岸决口，水入原唐徕渠，严重威胁到河西各大干渠的安全。指挥部商定，闸堵原唐徕渠施工的便桥，抢堵决口。工程局用钢梁横在两墩之间，形同底槛。老水手用闸木塞柴，阻挡大水进渠，用枢纽施工现场的大吊车接转堵口物料。经过两昼夜的奋战，堵住了决口，遂使局势转危为安。
石嘴山市园艺场一段堤防单薄，大水一来就冲开决口，被当即堵住。为保住市区安全，决定按地形另建第二道防洪堤，并将市区街南的居民、物资搬迁到街北高处。7月23日开始修筑第二道防洪堤，长4公里，高3米，顶宽4米。在基本完成时，一线老林业站又有两处于31日夜溃堤，几十人被困在断堤上。在决堤当天上午，指挥部检查该段堤防时看到有决堤危险，随即将渡口船只调来抢险，当晚接渡了被围困的几十人和其他物资，幸好筑起的第二道防线起了作用，洪水过后未遭损失。
2.1981年黄河大水。
该年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黄河流域防汛工作要抓早抓好，黄河中下游近年来连续干旱，去冬以来气温偏低，雨量稀少，气候异常是发生大洪水的征兆。”科学家认为，近期是太阳黑子活动的高峰期，对一些江河发生洪水将有较大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宁夏先后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沿河各县【市】抓紧做好防御黄河可能出现大洪水的准备工作，并下拨92万元用于重点河防工作。7月，又批转了水利局制订的“大战30天，按防御1964年5930立方米／秒洪水设防修复防洪堤”的度汛计划。9月初，沿河各县【市】已修复加固旧堤防257公里，又新建堤防167公里，从而恢复了堤防防洪的整体效用。
9月初，黄河上游降大雨。10日，刘家峡水库蓄水水位超过限制水位2.64米，出库日平均流量为4950立方米／秒。17日，青铜峡出现洪峰6040立方米／秒，超过1964年的那一场洪水。
在大水到来前，宁夏自治区政府于9月9日召开了抗洪紧急电话会议，部署防洪抢险工作。11日，政府发布了防洪抢险第一号命令，各级党、政、军负责人立即奔赴抗洪抢险第一线，组织广大军民，奋起抗洪。沿河县、市分片划段专人负责，一面检查堤防，摸清险清，清除隐患；一面抽调车辆，运送抗洪物资，架设通讯线路，及时传递汛情。12日，上游水位持续上涨，政府再发布了抗洪抢险第二号命令，要求必须按照6000立方米／秒洪水设防，7000立方米／秒洪水准备，军民齐动员，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斗争。
在16日最大洪峰进入宁夏前，已将多数堤防加高1米左右，青铜峡以下各市县还增加了第二、第三道防线。九个重点险要河段都派出军队，实行军民联防。对防线外危险区的人员，事先已有秩序地安全转移，对可能被淹没的庄稼及时抢收抢运。16日大洪峰来临后，军民同心协力，顽强固守，一处出险，各方支援，立即抢护。
其间，中卫刘庄河堤决口20多米，洪水涌进跃进渠，危及与渠平行的包兰铁路。指挥部立即制订出抢险方案，当即在胜金关扒开跃进渠右堤，使大水回注黄河，并组织起抗洪抢险队伍，奋战七昼夜，堵住了决口，保证了包兰铁路的安全通行。中宁县田滩堤防决口300米，淹没康滩渠，直奔奋战湃，导致下段决口，洪水经莫家嘴入河，严重威胁县城安全。指挥部当即组织近4000人，于两天内修成了第二道防线，并协助险情地区居民转移，才免遭重大损失。吴忠市柳条滩和扬滩堤防决口，抢堵不及，淹没中滩泰民渠以东秋作物10115亩，淹毁农田1300亩，淹倒房屋1389间，冲坏码头14座，毁坏防洪堤13公里。永宁县望洪堤出险，某炮团指战员一起跳进齐腰深的水中，筑成人墙，奋力抢堵，遂化险为夷。石嘴山洪峰流量5660立方米／秒时，洪水水位高出市区地面0.8米，高出铁路支线0.4米，第三排水沟倒灌15公里，沟内水位比农田高出1米多，情况危急。指挥部立即组织了2000多名战士、农民和职工，驻守在6公里长的堤防上，每10米设一岗，岗哨附近均备有装土草袋，并在砖瓦厂险堤外坡增筑了两道台阶，在堤内坡增置了防风浪设施，同时消除了埋藏在堤防内的碎砖、炉渣，另换新土夯实。
第一道防洪堤大部被河水冲垮，洪水漫过堤顶，直向第二道防洪堤扑来，威胁整个石嘴山市区安全。防汛指挥部立即动员人力，加固第二道防洪堤，保卫了煤城安全。第三排水沟低洼地带燕窝池、高庙湖等处填方段外坡脚出现滑坡，十分危急，当地驻军闻讯赶来，用草袋培砌，方转危为安。
在20多天的防汛抢险中，有近20万人上堤，万众一心，迎战洪峰。幸好宁夏境内行洪期间天晴无雨，加之汛情传递准确及时，区水文总站每天把水情公报递送有关单位，并在《宁夏日报》和当地广播电台发布，为防洪抢险部署提供重要依据。沿河堤防发现险情及时抢护，发生决口立即抢堵，堤防加人防，大大减轻了灾害损失，夺得了抗洪斗争史上的又一大胜利。
为总结这次抗洪抢险斗争的经验教训，认真完成善后工作及加强堤防管理，自治区政府召开了全区抗洪胜利表彰大会，总结了以往“修堤不管堤，三年堤变地”的经验教训。1982年，在大修沿河防洪堤之后，沿河各县、市均成立黄河管理所，归县【市】水利局【科】领导。沿堤县界设分界牌，分县编号设立公里桩，以明确责任，空旷地段设河堤管理点。分段定人承包巡护，保证了堤防的基本完整和稳定。
黄河河道段河道段的中宁县枣园以上137公里的区域内，因坡陡流急，为不常封河段。以下260多公里，河宽流缓，为常封河段。封河一般在“大雪”以后开始，自下而上日进数里至十数里不等。封河的速度与位置，随气温的高低、流凌的稀稠而别。冷冬封河最上可达下河沿，暖冬则不过枣园。新中国成立以来，1954年和1966年两个冷冬，封河年曾至下河沿；1967年和1968年青铜峡、刘家峡两座水库蓄水运用后，黄河水温、流量、流速都发生了变化，不常封河段由中宁县枣园下延20多公里到新田，青铜峡坝址下游附近从1966年冬季也开始不再封冻，以下不常封河段延至永宁县望洪乡一带。
据历史资料表明，石嘴山水文站处始凌日期一般在11月26日至12月27日封河，次年3月7日开河，多年变幅在40天左右，冰厚0.5米左右。青铜峡和刘家峡两水库蓄水前，始凌期石嘴山比青铜峡早5—20天，比下河沿早10—30天；封河期石嘴山也比青铜峡早5—10天，比下河沿早20多天。青、刘两库蓄水运用后，始凌期石嘴山比青铜峡早5—15天，比下河沿早10—70天。封河、开河日期，沿河顺序变化。封河自下而上游，开河相反，为自上而下游。区内这种顺序上下相差天数为：封河5—30天，开河5—40天。在顺序递变中，封河时的永宁县望洪乡和石嘴山两处，有时偏迟10多天，中宁枣园乡有时偏早几天；开河时的贺兰潘昶乡上下，有时分别早或迟5—10天。区内黄河这种封河、开河顺序，对凌汛涨水过程起着加大作用。凌汛期遇冷空气活动频繁的年份，或遇强寒潮袭击，弯窄河段常易堵冰结坝，冰坝和冰塞都将造成壅水淹没灾害。宁夏河段一般凌汛年份灾害不大，冷冬年份灾害较重。水库蓄水运用后，冰情有所减轻。
冰坝大都在开河期出现，1967年3月开河时，青铜峡至石嘴山河段内有蔡家河口、通贵、石嘴山水文站至钢厂段三处，都曾出现过冰坝，是历年冰塞分布河段较长、次数最多的一年。由于防凌抢险措施得力，幸未造成重大灾害。1974年3月开河时，平罗县的通状乡由于冰塞，水位抬高，历年未曾淹过的滩地，皆被水漫。3月14日，石嘴山水文站处开河，下游阿左旗巴音牧仁公社杨寺滩处，水鼓冰并，结成冰坝，垮后下游复结，坝长5—7公里，坝高约3米，壅水5—6米高，河心滩受淹，危及滩上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此时，宁夏军区及驻宁部队出动车队，由兰州、北京两军区派来6架直升机临场营救。至17日下午，被冰凌围困的431名群众得以安全脱险。这次凌汛，共淹地4000余亩，倒房260间，损失粮食1万余公斤。另外，历史上该区域还有两次重大防凌抢险工作值得记录，简述如下：
1.1955年青铜峡防凌抢险。
是年2月19日，自治区水利局银川分局向沿河各县市发出紧急通知，指出去冬天冷，最冷时达-32℃，黄河结冰又厚又宽，有的地方结冰比往年厚一倍以上。入春以来气候变化较大，弯窄河段已有集结冰坝征象，要求抓紧时间做好防凌工作。26日，在银川召开防凌紧急会议，组成了防凌指挥部，制订出统一的防凌计划。3月2日，防凌指挥部进驻第一线【宁朔县】领导防凌工作。一面在大坝、小坝、陈俊堡等地发动群众，组织防凌队，日夜在沿河地区巡护；一面积极备运防凌物料和工具。
为加强防凌的情报工作，以小坝为中心，在西河口、峡口、方家巷、清渠亭等险要地带都架设了专用电话，并安装了发电机和照明灯，以利抢险。10日，气候突变，开河冰凌堵塞唐徕渠、汉延渠正闸以上，危及大干渠的安全。防凌指挥部立即动员驻军、农民与干部千余人，昼夜打冰炸冰。防凌队员不畏艰险，日夜不停地打冰、埋炸药、投手榴弹爆破，紧急时用山炮、迫击炮轰击，使冰坝随结随破，解除了险情。3月13日，细腰子坍附近一带，黄河河道形成一道冰坝，冰块聚积到西河口，又进到惠农、汉延两渠口，情势危急。驻余家桥某炮兵连发弹50多发，才将冰坝打通。
经过整整6天的日夜奋战，终于夺得了防凌斗争的胜利。青铜峡灌区各干渠被毁损的闸底渠槽，亦于当年春天修复。
2.1967年至1968年中宁防凌抢险。
是年12月6日，黄河上游刘家峡水库截流闸门失灵，下泄水量逐日增大，正值黄河封冻期，河水逐日上涨。中宁县境内青铜峡水库回水末端上游河段发生冰塞，冰层之上流水复结成冰，层层加厚，由左岸余家营子起，跨河到右岸长滩，横河结冰成坝，越壅越高，阻水横溢，淹没范围急剧扩大。兰州军区派飞机轰炸冰坝，随炸随结，未起作用。随后又调工兵，用炸药爆破，仍未见效。于是紧急加筑堤埂和迁移傍河人家，才限制住淹没范围，缩小了灾害损失。
这次凌汛，持续到次年的2月3日，长达50天，为数十年来所罕见。受灾面积影响到5个公社的10个大队，64个生产队，1566户，9840人，淹没土地17155亩，淹房364间，淹没林场6个，防洪工程损坏多处，损失巨大。
向来有“凌汛难防”和“凌汛决口，河官无罪”之说——防凌如同防洪，改革开放后，这项工作得到了大力加强。防凌期间，除加固旧堤增设新堤外，还使用炸药、大炮、飞机等现代化技术手段，炸开冰坝，疏通河道，消除壅水现象。由于措施得力，灾害损失大减。为加强凌汛监测，提高测报精度，当地政府在黄河宁夏段沿岸设有11处冰情测报站，控制全河段冰情项目。后来又投资建成了黄河水位自动遥测站4处，以适时监测黄河水位变化。在防凌工作上，进一步改进观测设备，改善观测手段，组织巡测组，沿河加强观测，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为防汛决策提供依据，保证防凌安全。
兴建扬黄工程：宁南山区的福音
宁南山区占宁夏一半左右的农业人口和大约75％的耕地面积，除六盘山附近—些阴湿地区雨量较丰外，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只有200—300毫米，且时空分布不均，与农作物生长期极不同步，几乎每年都要发生程度不同的旱灾，农业生产靠天，雨多丰收，雨少歉收，部分地区人畜饮水都有困难。要发展农、林、牧业，治穷致富，就必须设法改变干旱面貌，而改变干旱面貌，水是关键。除了打深井、截潜流利用地下水，挖涝池，筑水窖收集雨水，修水库拦蓄河沟径流和洪水，充分利用平地有限的水资源之外，还需引进外来水。天下黄河富宁夏，高扬远送黄河水到山区就势在必行。
20世纪70年代开始修建的扬黄工程，已建成的大中型扬黄工程有同心扬水、南山台子扬水、固海扬水、盐环定扬水等。正在建设的有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等——这些工程设施在发展水浇地、解决人畜饮水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
同心扬水工程是以解决同心县城及其周围的人畜饮水为主，结合灌溉沿途农、林地10万亩，总投资2700万元，1975年6月开工，1978年5月竣工。从七星渠羚羊寺提水5立方米／秒，经过田营、唐家圈、黑水沟，到达龙湾，分两支通往同心县城和海原县李堡。分6级扬水，设泵站7座，装机36台，总容量达14220千瓦，总扬程253米，净扬程205.6米，渠道长93.75公里，全断面混凝土砌护，有各种建筑物204座。渠道穿越沙漠26公里，用麦草扎防沙障，植树种草，防风固沙很见成效。工程建成后设同心扬水管理处专管。开灌以后，灌区发生巨大变化，农林牧业正在稳步上升，供给人畜饮水的数量范围远远超过原计划数。1982年已达7万人【原计划4万人】，大小牲畜7万头【原计划3万头】。同心扬水效益显著，并为以后的扬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管理提供了经验和数据。
南山台子扬水工程是为解决中卫县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修建的。灌区位于中卫县香山洪积扇台地上，总面积约20万亩，由中卫县主办。1976年8月开工，1978年8月主体工程竣工，9月1日正式通水。从南山台子下面的羚羊寺渠提水6.65立方米／秒，分3级扬水，设泵站4座，总装机29台，容量达18110千瓦，总扬程136.4米，干渠总长29.6公里，全断面混凝土砌护，有建筑物36座。渠道穿越较大山洪沟的涵洞、渡槽5座，扬水泵站、供电线路及输水渠道总造价1378万元，工程完成后即成立南山台子扬水灌溉管理站。到2006年，历经20多年，灌区开发成龙配套，外借联合国粮农组织援助，内靠全县人民支援，已开发建成10.5万亩的新灌区，造林5000亩，使千年荒塬变成良田。小麦亩产400公斤，硒砂瓜亩产四五千公斤。
中卫县在南山台子设东台、西台两个乡政府，辖14个行政村，原有与迁入人口已达18200人。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630元。有诗赞曰：“自从黄河水上台，绿洲乐园人间来，艰辛经营二十年，家给人足乐陶然。植树千万蔽风沙，阡陌深处有人家，创业守成两不易，发展进取更向前。”
固海扬水工程是为开发黄河一级支流清水河固原县七营以下两岸川台地，变旱地为水地，使聚居在这里的回族人民脱贫致富而修建的大型扬黄工程，从中宁县泉眼山北麓黄河南岸提水20立方米／秒，分11级扬水，经中宁、同心、海原到固原县七营乡，干渠全长153公里，总扬程382.47米，净扬程342.74米。总装机93台，容量达73275千瓦，计划灌地40万亩，并解决沿途人畜饮水问题。1978年6月开工，1986年底竣工。
固海扬水灌区与同心扬水灌区相互交叉，1982年1月合并统一管理，设固海扬水管理处。1988—1992年，固海工程又行扩建，现在固海扬水工程共有泵站25座，总装机163台【套】，总容量99890千瓦，运行容量85680千瓦，变电所17座，有大小变压器65台，总容量87995千伏安，主、支干渠25条，总长287公里，各种建筑物678座。2000年已灌农地、林地60多万亩，超过计划面积。工程效益巨大，其显著特点如下：
1.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改变。昔日旱地变水地，荒漠变良田。过去旱地一般年景亩产四五十公斤，大旱之年颗粒无收。如今扬黄河水浇灌，几年后亩产即达三四百公斤，农业稳产高产，还促进了多种经营。
2.彻底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过去人畜饮水靠水窖贮蓄雨水和雪水，大旱之年无水可蓄，要到十几里外拉水，有时国家用汽车从百里外拉水供应。如今饮用黄河水水源可靠，已解决灌区及周围20多万人和60多万头牲畜的饮用水问题，大大超过计划数字。
3.改善了生态环境。过去少有林草，土地沙化、大风沙暴危害严重。扬水灌溉后，地面植被增加，如今经济林连片，防护林成带，房前屋后郁郁葱葱，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4.政治意义重大。灌区是回族聚居地区，由于干旱贫困，国家经常救济，而今扬水灌溉，灌区农民几年就能脱贫致富，迁入农民也是“一年建家园，二年得温饱，五年走上富裕路”。人们评价固海扬水工程是“经济效益高，政治影响好”。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视察固海扬水同心河西灌区后，激情赋诗曰：“有水赛江南，无水泪亦干；扬黄造绿洲，万民俱开颜。”
盐环定扬黄工程是为解决陕西定边、甘肃环县与宁夏盐池、同心四县部分地区人畜饮水问题，改善当地农林牧业生产条件，防治氟病危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工程之一，由陕甘宁三省区联合建设，分共用工程和专用工程两部分。
共用工程于1988年7月开工，1996年8月完成。在青铜峡河东灌区东干渠建站提水11立方米／秒，分配给盐池县5立方米／秒，同心、环县、定边三县各2立方米／秒，分8级扬水，设梯级泵站11座，总装机容量6.13万千瓦，运行容量5.18万千瓦。累计总扬程【含专用工程】分别为盐池灌区452米、同心灌区331.3米、定边灌区526.4米、环县灌区651米。输水干渠11条，总长101公里。各类渠道建筑物131座，总投资核定为30343万元。
工程建成后，已具备36.2万人和127.13万头【只】牲畜的饮水，32.13万亩农田灌溉的条件，对改善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生活和健康水平，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巨大作用。
实践证明，扶贫扬黄工程的建设，对于西海固贫困地区解决“三农”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且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日渐显著。
1.经济效益。
到2006年，红寺堡灌区国内生产总值3.65亿元，粮油播种面积36万亩，粮油总产1.1534亿公斤，最高亩产1000公斤。移民人均有粮725公斤，人均纯收入1983元，分别比迁出地增长了5倍和3倍。固海扩灌区亩均增产225公斤，受益群众人均纯收入增加320元，基本实现了三年解决温饱的目标。
2.生态效益。
目前，红寺堡灌区及周边地区累计植树造林6.6万亩，成活率在85％以上，已开发区域内林木覆盖率达到32％，基本上实现了农田道路林网化的目标。种植牧草6.1万亩，围栏封育49万亩，使灌区自然生态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灌区开发历年来的气象资料显示，当地相对湿度由50.8％提高为54.3％，蒸发量由2050毫米降为2015.8毫米。扶贫扬黄工程建设，对改变宁夏中部旱荒漠地区的基本生产条件，改善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示范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
3.社会效益。
工程使宁夏南部山区数十万贫困群众彻底摆脱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不仅使黄河两岸闲置土地和南部山区富余劳动力得到有效利用，而且减轻了南部山区的人口压力，有效地缓解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矛盾，使国家退耕还林草及封山禁牧两大举措得以顺利实施。
引来天际水，截断世间尘。
河套平原的治水以及引黄灌溉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自秦汉移民开发以来，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同时，由于中国历代地理大势所决定，除元代、清代等朝代外，历代防御重点多在北方。河套平原又处在北方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既要防边，还要屯垦发展灌区农业，是在战阵、农耕与畜牧的交替过程中走过来的。河套平原的屯田为驻守北方的历代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后勤储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特殊时期即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而有过中断外，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国家的粮仓——“天下黄河富宁夏”的评说，“塞上江南”的美誉，就是这种历史过程的写照，也是黄河文化在河套地区最为突出的表现特征之一。河套黄河灌区的历史经历，从另一个侧面，同样展示了河套黄河文化的历史演进。
祝福广袤的河套。
【叶舟：《兰州晨报》社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