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棣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江淮熟，天下足。”
这古老的歌谣不知流传了多少个年代。
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的主峰太白顶的淮河，起初不过是轻浅如线的一股细流，涓涓湲湲于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危岭野谷，它不停息地集聚着，流淌着，来到浩瀚的大平原时，便以博大的胸怀汇流纳川，先后将泉河、颍河、涡河、奎河、沂河、沭河等数百条河流，拥入自己的怀抱。于是，它迅速地变得洪洪泱泱，终于成了匍匐在祖国心腹地带的一条大河。
在中国的版图上，没有任何一条河流像它那样密如蛛网般地纵横交错了。一级支流一百二十多条，二级支流四百六十多条，全流域主要跨省河流就有一百余条，养育着两岸一亿五千多万人口，其人口密度雄踞全国各大流域之首！
淮河流域地跨河南大部、安徽和江苏北部、山东南部以及湖北少部。拥有名播海内外的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阜阳、蚌埠、淮南、淮北、徐州、扬州、淮阴、盐城、临沂、济宁、枣庄、连云港等三十六个地市；亳州、宿州、兖州、滕州、项城、淮安、兰考、曲阜、盱眙等一百八十二个县以上城镇，星罗棋布。
淮河古称淮水。它和我们这个民族一样地古老。
相传，伏羲氏和女娲的氏族部落就活动在这流域上游的颍河岸边和今天的河南省淮阳一带。三王之首的夏禹不仅娶了淮河岸边的涂山氏为妻，而且，为疏导淮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使这一片土地变得风调雨顺，人丁兴旺。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就建都于此。而夏、商王朝的兴起，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东方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列强常以淮河相毗邻；其后，但凡历史上出现南北分治，也多以淮水为界，仅南北朝，南方的宋、齐、梁、陈，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诸国对峙一百七十多年之久，就是划淮而治的。到了统一时期，淮河又常是州、郡、府、道的边界。因此，大河两岸，战事纷纭，曾多少次刀光剑影，鼓角齐鸣，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淝水之战、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刘邦项羽的楚汉之争、曹操吕布的彭城交兵……漫卷战火狼烟的风云。
淮河自古多豪杰。许多人的名字，至今仍像耀眼的星辰，闪烁在我们的上空：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孟子、庄子、老子；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刘邦、曹操、诸葛亮、朱元璋；民族英雄关天培，巾帼英雄梁红玉，神医华佗，书圣王羲之和颜真卿，史学家司马光，文学家施耐庵和吴承恩；更有少林名僧，梁山好汉，扬州八怪……文才武略，风靡云蒸，真是人杰地灵。
然而，淮河又是一条极不幸的河流。它的遭遇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据载，裹挟着大量泥沙的黄河，从汉武帝时代就开始侵入淮河。最严重的一次，是公元一一九四年，黄河在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决口，占据那里的金统治者，希望以水代兵，借黄河的洪水侵扰南宋，致使暴虐的黄河在无遮无挡的淮北大平原，一泻千里，抢去淮河入海的水道。自此，黄河开始了长达七百多年的夺淮历史。
挟带一万多亿吨泥沙的黄水，使鲁南的沂、沭、泗河不能入淮；苏北淮阴以下入海河道被夷为平地，逼淮从洪泽湖南决入江；无数支流和湖泊被淤浅或被荒废。整个淮河水系遭到彻底破坏。
黄河使淮河环境的变迁，成了世界河道史上罕见的变化最激烈的河道之一。
昔日那美丽的歌谣，被强悍的黄河击碎了；历史上的丰饶富足，也恍惚成了遥远的童话。淮河两岸民不聊生：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有雨无雨都成灾。
淮河成为举世闻名的害河。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淮河又一次发了大水。受灾的百姓衣食无着。毛泽东看着淮河灾情的电报，特别是读到“人民群众在汪洋大水中挣扎，遭毒蛇噬咬而毙命”时，嘴里不住念道：“解放了，老百姓还受这么大罪？”遂喊来秘书田家英，顿足道：“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而帝国主义又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值此内忧外患之际，毛泽东却毅然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把治理淮河和抗美援朝看得同样重要，调百万之众，在数千里的治淮工地上摆开了“人定胜天”的战场。
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进行的第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这工程一干就是四十多年。四十多年里总投资四百多亿元。先后建成各类水库五千三百多座，大中小型水闸四千三百六十四座，加高加固支流堤防一万五千多公里。尤其是苏北灌溉总渠的竣工，打通了一条新的入海河道；而且，基本理顺了豫、皖、苏、鲁四省的水系，将整个流域置于有效的控制之内。
淮河终于由水害走向了水利，那古老的歌谣也正一天天变成了现实。
然而，有谁会想到，在治理淮河走过了四十多年艰辛历程的今天，水患既隐，污患又出。一九九三年国家环保局发表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淮河流域水污染较重。枯水期水质污染严重，超标河段占百分之八十二。”淮河成为中国水污染最严重的一条河流。这种危害，比黄河带给它的更为深重。它直接危害到了两岸人民的生存环境，祸及子孙。
五十年代淘米洗菜，
六十年代洗衣灌溉，
七十年代水质变坏，
八十年代鱼虾绝代，
九十年代身心受害。
一首新的歌谣，唱出了淮河儿女心中的隐痛。
1
盱眙，是江苏省中部洪泽湖边的一个小县。千里长淮奔涌而来，横穿盱眙，注入洪泽。当然，洪泽湖，这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也并非淮河的最终归宿。经过洪泽调蓄的淮河，兵分两路，大部分向东南，由扬州市的三江营进入长江；少部分朝正东，沿着人工挖出的苏北灌溉总渠在扁担港流入黄海。
盱眙人至今不堪回首一九九四年七月那噩梦般的日子，黑色的日子。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被连天干旱和高温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盱眙人，一觉醒来，吓呆了：平日黄绿色的淮河，突然变成了酱油色；浑浊不堪的水面像涂抹了一层又厚又怪诞的油漆，浮荡着白花花的泡沫，奇腥恶臭；随处可见的死鱼无不翻瞪着恐怖的眼睛，像在怒问苍天。
这可是盱眙人民维系生命的唯一饮用水源啊！
尽管在这前一天，县政府发布了一个关于淮河遭受严重污染的通告，通知居民抓紧储水，县自来水公司供应的水将不能饮用，但大家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淮河水污染的事故就时有发生，十年间已相继出现过十几起。每次咬咬牙就过去了。但是，这一次，连发布通告的县政府官员们也大出意外：想不到“严重污染”竟“严重”到了这种程度！
这次下泄的两亿立方米污水，在淮河下游形成了一个上自安徽五河、下至洪泽湖口的一百多公里长的污染团带。这是我国有史以来，在一条河流上出现的最长的一次污染团带。由于淮河上下游的落差不大，沿淮又久旱无雨，铺天盖地的污染团带闯进处于低水位的盱眙，便几乎呈静止不动状态，久滞不去，使这个本来就是江苏省十三个财政倒挂县之一的盱眙县，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夏秋两季农业绝收。靠打鱼为生的一万一千多渔民，由于网箱养殖全军覆没，债台高筑，场面凄惨。
大家都忙着一件事：找水。
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水。
一夜之间，繁华喧嚣的商业中心、娱乐场所，变得冷冷清清，死寂一般；一街两巷，不时传来的，是那手艺人赶制铁桶的丁当声。
盱眙县城建在一个被称作“第一山”的山坡上。此山，属玄武岩地质，一般不会有地下水。县供电局曾花了几十万元希望打出两口井来，且都打到了一百五十米以下，结果，钱白扔，劲白使，汗珠子洒了不少，却连水影子也没见到。
地下水源的贫乏，难以忍受的干渴，最后将群众逼向了一个个已废弃多年的土井。那些井水大都干涸，不少要下到井底去舀，尽管如此，最多时一口井也会呼啦啦围上近千人。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抢水场面，时有发生。
新闻媒体对这起突然发生的特大污染事故，表现得不光滞后，而且相当谨慎。已经到了第十二天，江苏省的一张重要报纸，报道的仍是《干旱下的洪泽湖》，回避了“污染”二字。为文章配发的“万众一心抵御旱灾”的口号，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披露的仅是旱情。
这期间，南京军区某部防化团一百多名官兵，开来二十台运水车，从县城十多里外的龙王山水库运送饮用水；后来驻安徽嘉山某部六十多名官兵，分乘三十部军车，奉命星夜出发，带着输水器材，赶往盱眙；突击铺设十五公里的输水管道，将水库水引入县城，以缓解盱眙人民用水紧张的状况。
八月十三日，出乎人们的意料，《人民日报》图文并茂地报道了盱眙的污染事实，而且旗帜鲜明，用了这样的标题：《污水大于天灾》！
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披露淮河的特大污染事件。中国共产党人的目光和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在同一瞬间，注视着这个洪泽湖畔的小山城。
2
盱眙曾想到过法制。
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在通过十年试行的基础上，已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颁布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盱眙人依据这部法律的有关规定，走进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他们要求追究造成这起水污染事件的单位法律责任，赔偿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省高院没有受理。因为这事你根本就不可能搞清谁会是被告。上游地区有成千上万家工厂，国有大中型企业不说，单是这几年勃兴的乡镇企业中排污的小造纸、小皮革、小化工、小印染、小酿造就多如牛毛。整个流域每天排放污水总量就达七百万吨以上，而建成或在建的污水集中处理厂只有三家；平日，这些污水全被上千座闸坝拦蓄着，一旦倾泻而下，谁分得清都是哪些单位的责任呢？况且，还牵扯到省与省的关系。
后来，我在盱眙读到了这方面的《情况汇报》，他们把这起事故表述为：“淮河上游蚌埠闸下泄的近两亿立方米污水，给盱眙沿淮二十万人民和工业生产带来深重灾难。”直接原因好像来自安徽境内的蚌埠闸，这显然是不够准确的。
事实是：这事出在地跨豫皖两省的一条支流上。这是淮河流域最大的一条支流。安徽这头称颍河；河南那边添了一个字，叫沙颍河。十多年来，这条河沿线的人口剧增，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每天，成倍增长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城镇垃圾、厂矿的废渣、医院的脏物以及农田里的农药和化肥，统统随着地沟天雨，泄入河道。仅接纳河南省上自郑州、下至项城的三十多座城市的废污水，一天就是一百六十六点二万吨；安徽省阜阳地区五个县市又日排十三点八万吨。因此，这条支流在没有进入淮河主干道之前，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许多河段的溶解氧几近为零，丧失了河流的使用价值；再加上这些日子沿途久旱无雨，河水大量蒸发和流失，被一道又一道闸坝拦蓄着的，实际上已全是浓度很高、毒性极大的废污水。
河南沈丘县槐店闸附近，是沙颍河被污染最严重的河段之一。十几米深，一百多米宽的水面因长期蓄积成为死水，翻着白沫，冒着气泡，散发出刺鼻的怪臭味。
最令人揪心的事情，发生在七月中旬。由于河南突然连降暴雨，其境内的各河道水量陡增。七月十三日，沈丘县槐店闸为确保闸坝本身的安全，开始泄洪，以每天九百多万吨、一千一百亿个流量向安徽境内排放。沈丘大闸公园就在大闸旁边，公园的负责人朱洗玉说，放水的那天，两岸臭气冲天，公园里的猴子眼睛被熏瞎，沿河的树木尽数枯死。
七月十四日，污水压向安徽境内的颍上闸。颍上闸出于同样的原因，开闸泄洪。
七月十五日夜，安徽凤台县河面泛起大量死鱼，船民只好用平时接下的雨水做饭。
七月十六日晨，污水流进安徽淮南市李嘴子水厂。市民如同往常一样拧开水龙头，打算刷牙洗脸，才发现流出的竟是黑水。
当日夜间，污水闯进淮南市田家庵三水厂，因厂里已有准备，为使出水达标，他们拼命加大净水剂的投放量，想方设法改变工艺，结果，每吨水的成本由原来的四角钱增加到三块钱，提高了七倍多，但制出的水仍呈黄褐色，有明显的腥臭味。很多人饮用后头昏、腹泻、恶心、乏力，有的人甚至出现肾脏损害症状，一时医院爆满。
七月十九日，已经形成长达七十公里的强大污染带，抵达蚌埠闸。这时，淮南至蚌埠近百里河段成了一条可怕的黑河。
可以想见，蚌埠闸吃紧。一九五八年建闸时，设计水位就只有十七点八米，现在拦截的污水水位已超过十八米，必须按规定打开闸门。
蚌埠和淮南一样，吃水靠的是淮河。听说污染团带已经袭来，五十万蚌埠市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门眼，透不过气来。
蚌埠三家自来水厂使出浑身解数，甚至派上了活性炭，却无奈此刻的自来水厂已成污水处理厂，职工个个“谈水色变”。
有资料表明：污水下泄之后，水质已经有了好转的情况下，蚌埠市自来水公司曾取了三千公升淮河水送到上海去化验，结果是美国环境保护机构公布的“首要控制污染物”一百二十九种中，蚌埠三水厂和一水厂的源水分别查出九十种和九十五种，其中，致癌物高达六十七种！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污水前锋终于到达了盱眙县境；二十八日凌晨，袭击了这座山城。接着污水便进入洪泽湖，洪泽湖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污染。
江苏省政府因为事前采取了一定的紧急措施，启动国内最大的江都翻水站把长江水翻进洪泽湖，加大了洪泽湖的蓄水量和稀释能力，还及时地关闭了三河闸，将这次污水控制在洪泽湖与淮河的干流之间，避免污染向下游大面积扩散。否则，淮阴、盐城、连云港和扬州市的两千万人民、三千万亩耕地，都将陷入一场巨大的灾难！
3
淮河下游发生的特大水污染事故，立即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李鹏、邹家华、宋健、陈俊生等高层领导都对淮阴市人民政府的紧急报告作出批示。
《人民日报》及时地将淮河发生特大污染事故的消息公之于世，表明中国政府决心向污染开战。回避，不利于对问题的解决；正视污染，就是正视我们的未来，这是有信心的表现。
八月十九日，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和国家水利部副部长严克强，受国务院委托，率领工作组飞抵江苏省省会南京。二十日到达淮阴。这时，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分管环保工作的副省长也都陆续到达。二十一日，大家分乘两辆“大中巴”赶往盱眙。
工作组转达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受害群众的慰问，并传达了李鹏总理的指示精神。
李鹏指出：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必须加快，要早让淮河水变清；到一九九七年底，所有企业都要达标排放，治理不好的企业要依法关停并转，包括大企业。要完善环保法制，逐步加强环保执法力度。修订有关环保法规，要增加有关处罚条款，要抓大案要案。对于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要公开惩处。
我在徐州见到了参加盱眙会议采访的高杰。高杰是徐州市环保局宣教中心负责人，兼任《中国环境报》驻江苏省记者。那次他随中央工作组乘坐汽艇，登上了洪泽湖的老子山。解振华局长刚走上岸，一个七十多岁戴了顶破草帽的渔民，不知打哪儿突然迎面走了过来，认定解振华是个大官儿，没有开口便先跪下了。
当时盱眙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接水的队伍，消防车用来运水，军车用来送水。高杰随大家一道看了地面水厂，看了水质数据，看了农民的鱼塘，他们还到淮河大桥察看了水情。污水已经退下去了，但桥墩上依然留有许多污染痕迹。中午回县招待所休息，洗手用的全是矿泉水。
下午，大家乘坐汽艇沿河向北，登上了洪泽湖的老子山。解振华局长刚走上岸，一个七十多岁戴了顶破草帽的渔民，不知打哪儿突然迎面走了过来，认定解振华是个大官儿，没有开口便先跪下了。
老汉的脸被太阳晒得很黑，满脸憔悴，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写着悲愤。他说，他们全家贷款两万多元，十六只网箱，两万四千多斤鱼全都死尽，血本无归，倾家荡产。
解振华慌忙上前扶起老人，说：“我们就是来看望灾民，了解情况的，回去向国务院汇报。”
老人颤巍巍地起了身，伤心地问：“今后咱们还能养鱼吗？真的不能了，政府得找个工作，给大伙一口饭吃啊！”说着，涌出两行泪水，要再次下跪。
解振华搀着老人认真地点了点头。
因为这事来得太意外，连在场的记者也都在发呆。但高杰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好镜头，他发现临湖的一边没有被人挡住，角度也不错，水面也不是太深，当机立断地跳下去，抢下了一张照片。后来这张照片荣获了“全国妇女·家庭·地球摄影大赛”铜奖，他却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他仅仅只是在湖水里停了分把钟，两只脚却被污水感染得奇痒难忍，直到回徐州请部队医院治了几天，半月之后才慢慢痊愈。
他说，作为一个环保工作者，有这样一回经历就够终身受用；他从一个更深的层次看清了自己的责任。
使人终身难忘的，又岂止一个高杰呢。水利部副部长严克强目睹了龟山村渔民的困境，会上的一席话，使与会者如闻惊雷。他说得很动感情：“渔业绝收，负债累累，生活无着，有的被迫背井离乡。我作为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政府官员，深感痛心！假如长此以往，很难维持社会的稳定，对此非常担心。其实这污水之害何止龟山一处？安徽省沿淮城乡也是这样，河南沙颍河两岸的居民更是这样。一些老干部说，我们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之下，却可能死于污水之害！污染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已经动摇了我们生存的基础！”
我走近盱眙时，已是一九九五年五月的下旬，离特大污染已有十个月的时间，本以为这事早已该解决了。那天，我正同县政府办公室综合科的两位科长说着话，孙亚兴副科长忽然站起身，抱歉地说道：“你们继续谈，我排到了。”
我不免蹊跷：“……什么排到了？”
“接水。”
他不好意思地推开我面前的窗户。
窗外的画面强烈而又一目了然，我的心禁不住一沉：
窗外对面靠墙的地方，安装了一台取水泵，水的流速极小，旁边却排着一长串塑料水桶。数一数，至少有了二十几只，井然有序。我一下意识到，吃水至今仍是盱眙人最大的难题。
这是在政府机关，我想，老百姓又会是什么情况呢？尤其是那些连取水泵也买不起的山村农民，和惨遭劫难依然被污水包围着的渔民呢“县里供应的自来水到今天还只能洗衣服，”丁步彬科长说，“要是洗菜，还得用井水清上一遍才行。”
他脸上的表情是一种已经麻木了的无奈。
使我大为意外的，还是另一条消息就在我去盱眙之前，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一天，淮河上游再次开闸排污，将总量高达二点二亿立方米“远超过V类水质标准的污水下泄”——上次惊动了中央的“特大污染”总量仅是将近两亿立方米——一次更大的污染团带又袭击了沿淮下游，给盱眙的伤口上撮了把盐！
一个黑色的七月。
又一个黑色的三月。
告别盱眙时，我的脑袋里全被可怕的污染所填满。一回身，我看到车站附近的场地上，站着一个一手拎了一只比自己矮不了多少的水桶的儿童。他在等水。那种忧虑的眼神与年龄极不相称。他站在那，并且，永远地站在了我的记忆中，像一尊青铜雕像般的沉重。
4
淮河流域历史上第一次特大污染，发生在70年代末的蚌埠市。因当时的消息没有见诸报端，这事至今鲜为人知。
蚌埠，原是淮河岸边一个小渔村，它曾是“古采珠之地”，故得其名。随着淮河大铁桥和津浦铁路的出现，它成了南北大动脉和东西走向的淮河唯一的结合点，建国初期那场调动千军万马治理淮河的指挥部，就设在蚌埠。蚌埠因水而兴，因水而活，今天又因水而祸。
一九七八年十月，因遇大旱，淮河的水位很低，为确保华东电网正常运转，使淮南电厂按时发电，蚌埠闸连续关闭了二百四十七天，蚌埠船闸也停止过船，往来船只运送的货物只能先卸到岸上，然后再从闸上运过去。
封闭蚌埠闸，就意味着淮河断流。
蚌埠日排污水二十三万吨，大半年下来，几千万吨各种废污水就全集中在市区四十二公里的河槽内，浓度越来越大，红虫孳生，蚊蝇成团，鱼虾绝迹。自来水厂被迫关门，靠吃淮河水的五十万市民，只能饮用废井水和肮脏的防空洞水。其惨状，非前文的盱眙特大污染所可比拟。
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是刚卸去铁道部长职务的万里。他专程赶往蚌埠，布置驻蚌三二三地质队调查蚌埠的地下水，调查的结果令人绝望：市民集中居住的淮河南岸，三十米以下便是坚硬的岩层，基本无水可采。
为解几十万人民的干渴之急，安徽省水利厅成立了翻水指挥部，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将滞留在蚌埠沿线的污水翻到蚌埠闸上游去，只要把这一带的污水统统抽光，下游洪泽湖和长江的水接着就会跟过来。于是紧急抽调了二十多部推土机，首先疏通大闸南侧的钢粮河。“钢粮河”，顾名思义，那还是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大办粮食时挖下的，已遗弃了多年的一条废河。把废河疏通之后，架上四十部大型抽水机，每一部的进水口都比水桶还粗，逼水倒流，翻过蚌埠大闸。
原想不出几天，就可把积聚在蚌埠周围的污水抽个精光，洪泽湖和长江的清水跟着便过来了，谁知弄巧成拙，囤积的污水才被抽到上边去，干净的江湖水没见面呢，河南省一场暴雨倾盆而下，沿途的闸坝跟着泄洪，蚌埠闸抵挡不住，就把上游下泄的、下游上扬的全部污水，统统又都汇流而来。于是更大量的污水留在蚌埠附近，久滞不去。结果是变本加厉，雪上加霜！声势浩大的翻水工程就此告吹。
当时的市委书记黄驭，离开蚌埠闸驱车回城，一路无话。他清癯的面孔上浮现出深深的痛楚和内疚。
临下车时，他指示秘书：“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给人民！”
话未出口，声音哽咽，两眼泪光，竟至说不下去。
蚌埠是津浦线上的重镇，每天都有八十八对列车通过，那些日子，不得不对过往的一切列车停止供水，为津浦铁路通车八十多年来所罕见。
曾以“食品城”著称于世的蚌埠，因水质严重污染，工业生产几乎陷入瘫痪；人民生活度日如年。
据专家提供的资料看，淮河流域自一九七四年发生首次污染事故，到第二次事故的发生，相隔四年；到发生第三次，只相隔三年。一九八二年五月至一九八九年二月，不到七年时间，淮河就相继发生了三次大的污染，平均只隔上两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这种水污染事故便年年发生，而且，每年均在两次以上；仅一九九四年就发生了四次。现在已经发展到两次特大污染之间仅隔几个月时间！
淮河流域的水污染已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了！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就在盱眙发生七月特大污染的一个多月之前，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在蚌埠主持召开了淮河流域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现场会。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财政部、国家水利部、国家农业部、国家化工部、国家开发银行、全国轻工总会和淮河水利委员会的头头脑脑，云集珠城，研究淮河流域水污染的防治问题。
大家已经认识到淮河污染的严重性和治理工作的紧迫性。一致表示：必须像打击贩毒、走私那样，毫不手软地打击违法排污行为；对于干扰执法，包庇纵容违法排污者，要坚决追究法律责任。
会议认为：《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必须抓紧起草，并请国务院法制局提前参加起草工作，力争年内提交审议。
会上还把国务院许多有关部门增补为“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以便今后共同协调上下游的各种关系，组织起全流域污染的联防。
经过十部委与沿淮四省讨论后决定：年内，豫、皖、苏、鲁，关、停、并、转一百九十六家企业，以减轻淮河的污染重负。
就在这次会上，宋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一定要让淮河水在本世纪末变清！”
他严肃地指出：立法时要加刑事条款。为此，他提到了马来西亚，说在那里贩卖一两海洛因就被处以绞刑。一两海洛因不过毒害十几个人，并不就会致死，却仍要判处极刑。我们呢，倒好，一条河毒害成千上万人，却没人治罪，这怎么行？有罪不诛则有恶不惧。必须要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淮河流域的环境。
会前，他曾率领到会的国家各有关部委的大员们，从河南省郑州出发，一路风尘，查看淮河上游的污染点源与河段，所见所闻，他在会上痛切地概括为四个字：
“触目惊心！”
在颍上闸视察那天，天气阴沉，闷热，宋健走上大闸，望上游浊流滚滚而来，看下游黑流滔滔而去，臭气熏天，狼藉一片。不禁痛心疾首，连声嗟叹：
“触目惊心！触目惊心！”
百般感慨之余竟然只有这“触目惊心”四个字可以尽叙。
在视察了淮河污染的情况以后，宋健专门约见中央新闻单位记者，指出：“淮河污染责任不在群众，而在领导。治好淮河污染，责任也在各级领导。”
他沉重地说，“如果再不重视治理，什么星火计划，丰收计划，菜篮子工程，都将化为泡影。宋代诗人苏东坡曾说‘惟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现在淮河流域的人民连这样一点点大自然给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连河上的清风和不受污染的清水都享受不了！”
他大声疾呼：“再不下决心治理，就愧对淮河流域一亿五千万人民，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无法向历史交待……”
一年后的今天，我站在宋健站过的大闸上，还想到了另一个人发表的感想。此人就是曾为淮河呕心沥血，将水害变为水利的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面对滚滚的浊流，逼人的腥臭，她一时竟搞不清是淮河还是“黄”河、“黑”河？
她伤心地含着泪，摇头惊叹：“三年不治，这河就完了！”
她说这话已有三年的时间。
5
我是喝着淮河水长大的，对母亲河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七日，我曾抱病奔走在母亲河养育过的儿女们中间。西起河南桐柏山，东抵江苏黄海之滨，南自安徽大别山腹地，北到山东蒙山沂水，历时一百零八天，行程一万余里，我在苦苦探寻：淮河的事何以让众多人牵肠挂肚？淮河究竟被污染到了何种程度？二十七万平方公里的淮河流域能否再现碧水千帆的图景？……
提起豫、皖、苏、鲁，无须数字的佐证，人们都会意识到这四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京沪、京广铁路贯穿南北，“大京九”新线居中而过，陇海铁路横亘东西；除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外，千里淮河的主干道和纵横交错的大小支流，简直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把四省联在一起。然而，我们面对的居然是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全流域一百九十一条较大的支流中，百分之八十的河水已经变黑变臭；三分之二的河段完全丧失了使用价值。流淌在祖国肌体的大动脉中的，竟是已经变质的“血液”！尽管我们早已制定出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发展的方针，颁布了大量的有关法律法规，可是，发生在淮河流域的事情却依然事与愿违。我们并没有接受西方国家惨痛的教训，而是在重蹈他们“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地区工业的布局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完全不顾地理环境的特点，不顾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健康，在水源的上游，在城市的上风口，在居民区、文教区乃至风景名胜区，到处布有污染危害的工业项目。过去，这种现象只是突出地表现在城市，随着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特别是大量的乡镇企业采用原始的、极其落后的工艺进行生产，这就把乡镇的环境污染与城市的环境污染联成了一片，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也是西方国家历史上很少出现的。
共振产生的摧毁力是惊人的，密集工业对环境产生的共振则常常是毁灭性的。
据有关部门统计：山东省临沂市一九九三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一百八十五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为全省榜首，撑起的岂止“半壁江山”？安徽省阜阳地区一九八三年时乡镇企业还是寥寥无几，一九八三、一九八四两年大抓了一下乡镇企业，并且，还抓出了除“温州模式”、“苏南模式”、“耿东模式”之外的“阜阳模式”：个人办、户办、联户办、村办、乡办、合资办，“六个轮子一齐转”。于是，一九九三年这样的企业猛增到二十五万五千多家，企业总产值达一百七十九亿元；在安徽省的十强县市中，阜阳地区便占了三分之一，阜阳市和亳州市还分别夺得前两名。不必细说，江苏省沿淮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在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人的生存环境是无法避免重大牺牲的。
淮河源自桐柏山，处于源头的桐柏县应该说水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了，其实不然。桐柏造纸厂每天都要向淮河排放大量废水，每获得万元产值，就要排放七千四百吨造纸黑液。除了这家造纸厂，县里还有吴城碱厂、毛集铁矿等一批污染企业。
一九九三年桐柏县的工业产值仅有一亿六千五百万元，却排放了二百三十多万吨工业废水；而治理投资却只花了七千元！它在全流域一百八十二座县级以上的城镇中，不仅单位工业产值与工业废水量的比值被排在第一，其单位污染量也遥居榜首。
这是淮河的不幸。母亲河在她刚刚走出高山大峒，尚没有从容地迈开步伐，就变得满目污秽。
一路之上，她更是遍体鳞伤。
就是在她同自己养育的儿女们作离前告别时，情景又将如何呢？依然没逃脱最后的杀戮：濒临长江的扬州市，每年都要把占流域总量第七位的工业废水朝她泼去，而单位工业产值的治理投资才仅仅是全流域的第一百二十八位！这是淮河入江口的景况。
入海处的滨海县虽只是个不大的县城，工业废水排放量却排在全流域的第二十九位！
淮河何以洁身？
豫皖苏鲁四省每年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就是二十三亿五千二百万吨！
一个吓人的“天文数字”！
如此庞大的废污水，淮河的躯体何以承受？
江苏省处在流域的最下游，深受河南、安徽和山东三省下泄污水之害；可是，从全流宏观上分析，排放工业废水最多者，恰恰又正是江苏省，每年高达五亿七千三百万吨。其次，便是河南省。但是，在排放生活的污水上，最多又是河南省，其次才是江苏省。
当然，污水排放的绝对量，从城市来看，居于前三名者，分别是河南省的郑州市、安徽省的淮南市和蚌埠市；而这三座城市在治理投资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上，又分别只排在一百八十二座城市的第九十位、第七十七位和第九十八位！
据估计，一九九三年淮河流域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为两千一百亿元，较“七五”期间平均水平增加百分之四十五；而用于污染治理的资金仅是两亿两千一百万元，比照“七五”平均水平只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这些数字表明，环境保护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改变了环境，而是加重了环境的污染，这就说明，我们发展经济的政策上有了重大失误。这种失误突出表现在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上，忽视包括环境在内的增长的质量；我们的一些市长、县长、镇长和企业的厂长们，在经济发展的综合决策中，很少甚至根本不去兼顾环境保护的要求。
不该发生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6
淮河上游有一条不大的小洪河，它流经河南省的舞钢市和舞阳县，这两处有五家造纸厂，据了解到的情况推算，五家一年的利润加起来不过一千多万元，但它们排放的污水给下游的西平县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每年农业收入至少减少一个亿！
一九九一年七、八月间，中国华东水灾曾震惊世界。淮河流域灾情最重，处于淮河干道中段的安徽省，为减轻江、浙、沪一带的压力，炸坝行洪，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当时的经济损失不亚于一次唐山大地震。但是，当中央拨巨款治理淮河时，豫皖交界的安徽人虽深受洪水之苦，却拒绝疏通河道。理由又似乎可以放到桌面上去的：因为上游老下污水！
我们对母亲河的不孝和伤害，其恶果已等不到子孙后代来“品尝”。我们需要付出比发展经济更大代价的日子已经临头了。
黑河，原来并不黑，它是淮河上游数百条中一条极其普通的二级支流。但由于污染严重，它已经成为一条害河。河南医科大学教授刘华莲曾带领学生，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二年期间，对黑河上蔡段进行了为时一年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一带人群死亡率比一般水平高出三分之一；每三个成年人就有两个脾肿大；十个孩子有九个肝不正常；百分之六的新生儿患有先天畸形；沿河许多村庄连续数年没有一个人符合参军入伍的条件。
因为水污染，什么事都是可以发生的。你听说过水可以燃烧，而且可以爆炸的吗？
河南省开封市，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九年，短短五年时间，由于树脂厂和日用化工厂把含苯及石油的废水直接排入惠济河，引起九次河面起火，火焰蹿出十多米高，河边柳树、电杆、高压线都被烧坏，着火的电线还殃及沿路的建筑；坚硬的石板也被烧裂，先后造成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
一九七六年八月，山东省枣庄市十里泉秦柚河湾，由于化肥厂、发电厂等单位排放含油的废水，因小孩点火玩耍，引起水面着火，火焰高达五米，烧死岸边柳树十一棵；同年秋，再度起火，因抢救及时，仍烧死大树三棵。
被污染的地面水还严重地影响到了地下水。
江苏淮阴市近年来对部分水井进行过水质监测，吃惊地发现：浅层乃至中深层地下水均严重污染；山东菏泽地区十个县的城关区，半数地下水查出了剧毒砷【As】；河南开封市周围一百平方公里的地下水，砷、氰、酚及三氮均有检出，百分之五十七的浅层地下水和百分之十三的中深层地下水都不能饮用。
安徽省阜阳市坐落在颍河与泉河的交汇之处，本来在用水上是得天独厚的，却因为河水严重的污染，不得不大量开采地下水。地下水的水质好坏且不去说它，由于长期恶性的超采，已导致地面下沉，十年居然下沉了一点一米，就是说，整座城市，十年“矮”了一米一！
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
更可怕的是，地下水长期得不到休养生息的机会，阜阳的地下水已经形成一个一千平方公里范围的“锅底状”，其后果不堪设想。
更令人困惑的是，污染问题如此严峻的一个地区，繁重的环境保护工作竟只是由城建局里面的一个科室来管理，全科仅有四个人，其中一人还是从下面监测站借来的，担任副科长的一个同志竟兼任监察室副主任，实际就只有两个半人。这与担负的三市七县的环保任务极不适应。而且，局里长期没有一个分管环保的局长，这项业务全由一位土建工程师兼管了五六年，环保科的管理工作差不多是停留在走走形式这个层面上，环保机构几近虚设。
我在阜阳采访期间，正值省里在阜阳召开现场办公会，邀来了一大批厅局长和各地市的要员，戮力共商振兴阜阳的大计。因为“大京九”铁路的修建，为这座城市和这个地区提供了可以“跳跃式”、“超常规”大发展的机会。也许出乎组织者的意料，许多同志考察后不无忧虑地指出，水成了阜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严重的缺水，可能会使许多美好的计划化为泡影。
谁能够想到，近年来，同样因为地下水的急剧下降，梁山周围的农民已经把庄稼种到了山坡上，水泊梁山没有了水。今天的孩子还能去想象一百单八将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水浒”的地方吗？
在阜阳城一个极难摸到的地方，我找到了行署水产管理站。毕业于四川水产学校的渔政科长丁图强，谈起颍河和涡河的污染，像憋了一肚子话要往外掏。他旁边没放材料，大脑都比电脑还管用。“水产部门是第一受害者！”他说着，一边有力地竖起右手的食指。
他说，虾，螃蟹，河蚌，这些甲壳类的水生动物对水的污染最为敏感，最容易死亡，因此，被称作环境保护的“指标生物”。一九八〇年渔业调查时，这个地区还有约十五科五十四属六十九种水生物，二级保护动物吻虾【左鱼右虎】和背瘤丽蚌，到处都是。而现在，泉河无鱼可捕，河水已不能灌溉，颍河也废了。著名的“四大家鱼”：青、草、鲢、鳙，河道里基本绝种。
他说从前这地方推广网箱养鱼，总面积曾占到全国的百分之一，占了全省一半；涡阳县有“五十里涡河五十里网箱”之说，被国家列入“星火计划”。现在呢，计划跟不上变化，一九八八年一月至一九九二年六月，四年半时间竟发生了大大小小死鱼事故六百多起，渔业损失逾亿元，超过该地区利辛、阜阳、太和、临泉四个县市全年财政的总收入。
世世代代靠涡河为生的亳州渔民，无数次遭受河南省流来的污水的侵扰，这一天，忍无可忍了，终于同河南那边的有关方面对簿公堂。结果掉了一层皮，又破费二十多万元，最后还是把官司打赢了：对方赔偿了五千元。
渔民们为此激动得放了一整夜炮仗。那是高兴啊。有人却不理解。因为，鱼的损失且不去说，又贴进去了二十多万，人家仅是赔出五千元，这官司，划算不划算？
渔民却笑了，不过那笑最后冻结在脸上，仍硬气地说：“讨回一个公道！”
丁图强的话结束了。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
我望着渔政科整整一面墙上挂着的彩色鱼类图，耳边老是响起豫皖边界时下流行的那首新渔歌——
吃水有污染，
洗澡身起癣；
大鱼光，
小鱼完，
青蛙老鳖爬上岸。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从山东济宁去邳县的路上，我亲眼目睹了一条蛇因为受惊吓蹿入洸府河。那蛇刚落水，便像跌进开水锅被烫了似的，身子扭作一团，挣扎了几下子，就被河水摄走了魂魄。
一个多么凄惨的画面。
在由曲阜开往兖州的长途汽车上，曲阜师范学校一年级的学生何树凯给我讲述了他的一次奇遇。那是一九九五年春上，一群要好的同学相邀到泗水边上去游玩，那可是被孔夫子咏叹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一条著名的河啊，经历了数千年的人世兴衰，它在这些学子的心目中不啻是条圣河。但它现在也被严重污染了。偏偏有个叫杜春梅的女同学，不甘心就这样扫兴而归，因为她原就准备去钓鱼，尽管水面又黑又腥又臭，她却一定要试一试。一试，还真的钓出一条草鱼。可那草鱼通体散发着酸臭，扒开腮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诧：鱼腮内有一股强烈的恶臭如子弹射出。
大伙无论如何想不通，在这严重污染了的河水里会有鱼，会有这种污水鱼。
我惊呼淮河流域出现了如此怪物。是呀，它还能叫鱼吗？
转而一想，生活在淮河两岸的亿万父老乡亲，不也正在不知不觉地适应着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吗？
这肯定是最大的不幸。
7
我是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走进蒙山沂水的。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块曾经养育过几十万人民军队的革命老区。去时，那儿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刚刚撤销临沂地区，设立地级临沂市，辖三区九县，成为山东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这标志着具有光荣传统的沂蒙山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八百里沂蒙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其乡镇企业总产值一九九三年已达一百八十五亿元，为山东省第一，一九九四年利税超过千万元的企业就有四十八家，出口商品企业两千余家，完成工业总产值高达五百二十亿元！
凡是了解它过去的历史，又了解中国众多城市发展水准的，都会惊异于这个革命老区展翅腾飞的英姿。难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称它是“齐鲁开放城，老区第一市”。但是今天，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它已成了淮河流域十分典型的重污染区。
当临沂市环境监测站站长了解了我此行的意图，他的心情也变得十分矛盾。站长姓公，名培富，他的名字也似乎具有一种寓意，他在为我提供《临沂市重点工业污染源名单》的同时，赠送我一本他私人珍藏的长篇报告文学：《沂蒙九章》。这部作品写的是沂蒙人民摆脱贫困与落后“伟大的觉醒”，“庄严的涅槃”，“神奇的再生”，并创造出新的辉煌的故事，唯独没写到的，恰恰正是与这辉煌和崛起相伴相随的痛苦的代价，巨大而又沉重的代价。
沂蒙有大小河流两千多条，可采淡水资源堪为山东之最，但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该地区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超常发展，对水资源的恶性开采，地面河流趋于枯竭，地下水位日渐下降，导致全区几千个自然村，一百多万人严重缺水。缺水状况之糟糕，《沂蒙九章》第四章《水的生死轮回》曾作了最惊人的记述：水成了沂蒙山缺水乡村珍贵的礼物，山民走亲探友时带的是水，干部下乡扶贫车屁股上驮的是水，解放军进山支农汽车上拉的是水；沂南县王山村有个老支农模范，耕田时，渴疯了的黄牛狼奔豕突，竟把老人活活拖死；沂水县大崮村刘老汉，筲里的水洒在了地上，他居然扒下棉袄在地上浸了又浸，然后拧出水喂猪；高山子村会计挑一年水走的路，正好能去一趟哈尔滨，全村一百户，一年挑水的路程差不多围着地球转一圈儿……
一方面严重缺水，使多少生命在干燥中呻吟；一方面又严重污染了河流和地下水，给沿岸更给下游的人民带去灾难。
截至一九九三年的资料显示：临沂所辖三区九县，除蒙阴、费县、莒南三县而外，其余各区县每年排放的工业废水总量都在三百万吨以上；一个郯城县就高达一千一百万吨。大量的工业废水通过白马河、浪青河、沂河、沭河、邳苍分洪道、中运河、小蓟河等十多条河道，流入江苏省的邳州市和新沂市，其化学耗氧量【COD】最高值超标七百四十倍，含氧量【DO】常年出现零值现象，致使邳州、新沂两市二十条主要河道成为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害河”。受到污染的地表水已渗透到附近的浅层，二十米深手压井出水已呈褐色，异味难闻，不能饮用；严重的水污染使得癌症的发病率高达百分之四。污染范围已扩大到邳州市二十四个乡镇三百五十四个村庄八十万居民，新沂市十六个乡镇二百四十五个村庄五十五万居民。
沂蒙山区的临沭、莒南等地每年还有三千万吨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经新沭河和石门头河进入江苏最大的人工水库——石梁河水库，使得八万亩水面呈现棕黑色，并有明显臭味。由于石梁河灌区十多座大中小水库依赖石梁河水库的水源补充，因此，石梁河水库一被污染，整个灌区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库污染群。
石梁河水库担负着连云港市区和赣榆、东海两县一百五十万人民生活、工农业生产、港口进口外轮供水的任务，因为水质变坏，每年给连云港市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都高达一亿八千四百多万元，给人体造成的巨大损害就无法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了。
沂蒙山区的工业废水严重影响了苏北受害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正常秩序，江苏省环保局多次向国家环保局报告，江苏省人民政府也曾向国务院陈述实情。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扬祖受宋健和解振华委托，取道徐州，先从西线了解了鲁南工业废水对苏北污染的情况。这事，鲁南方面事先得知，就在王扬祖没到之前，他们从水库放了三百万吨清水，对被污染得目不忍睹的白马河进行稀释。因为库水放得太急，水量太大，以致把江苏邳州市合沟乡段白马河河堤冲毁，并在王扬祖抵达时，组织人下河游泳，以制造河水压根儿就未被污染的假象。
这其实是在掩耳盗铃。
第三天，王扬祖去了连云港。他是在江苏省环保局副局长史振华的陪同下，去考察石梁河水库水质的。
站在苏鲁交界的大兴镇桥头，巡看滔滔不断泄入湖中的污水，王扬祖沉吟良久，悲痛地说道：“竟污染到了这个样子！”
他要沿河而上，亲眼看一看污染最典型的牛腿沟。牛腿沟在山东境内，得知王扬祖要来牛腿沟，山东省环保局一位总工和临沂地区一位专员，早早地就等候在大兴镇。他们接走王扬祖，却把陪同的史振华堵住，不许江苏的同志进入山东境内，且振振有词：“王局长到山东，就由我们山东来安排！”
这意外情况不免令史振华大为惊诧，他怎么也想不到，地方保护主义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当时王扬祖的秘书坐的是史振华的车，史向山东同志说明情况，希望给予放行，可是，任你怎么解释也没用，为了不让江苏环保局的人过去，古秘书也就只能留在江苏境内了。
史振华很生气，他通知司机：“一定要过去！”
车强行冲了过去。
待他们撵上王扬祖乘坐的那辆车，一路上，车就再也没停过，直抵地区的首府临沂市，根本不让王扬祖看到牛腿沟。从临沂返回江苏的连云港时，山东方面甚至避开了严重污染的新沭河，从莒南、赣榆二县绕着过来。
王扬祖副局长当然也很生气。后来，连云港市安排了一条船，让王沿新沭河上溯，虽最后也没看到牛腿沟，但沿河被污染的情况已使他大为震动，痛心疾首。
一九九一年立项，一九九二年启动，花费三年多时间，国家环保局与国家化工部、国家冶金部等七个有关部门投入上百万元巨资，搞了个“工业污染控制研究”。这种大规模的联合研究，在中国环保科技的发展计划中还是头一遭。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国家轻工部环保研究所的一间报告厅里，《轻工业污染源控制研究》通过了专家评议，这样，继化工、钢铁、建材、纺织、有色金属、电子工业等六个方面污染源控制的研究之后，将最后一颗“桃子”也收进了篮子。
这是在从头清算我国工业污染的总账。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占我国轻工系统排污总负荷量百分之八十的，是制浆造纸。
淮河流域排污总负荷量比例最大的，也是制浆造纸。造纸成为淮河流域经济振兴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是葬送淮河的元凶！
造纸，本来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中国的造纸业，当然包括淮河流域的造纸业，绝对具有中国特色。广袤数千里的淮河大平原，是我国著名的小麦产区，用麦秸作为造纸制浆的原料，既方便，又经济；特别是草浆造纸的生产技术并不复杂，而经济效益却炙手可热，一家小型造纸厂只需投资二十多万就能运转，半年收回全部投资，当年便可盈利。所以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造纸厂如洪水决堤，一时席卷中原大地，以至泛滥成灾。
一面是落后的工艺和设备，一面又是较低的消费水平，要想在造纸上获得经济效益，似乎只得走草浆造纸的道路。结果，偌大个淮河流域，竟没有一家像国外造纸业那样去使用木浆，因为利用木材制浆成本高，对工艺和装备的要求也更高，这对中国绝大多数造纸厂来讲，不仅望而生畏，根本谈不上效益。因此，非木浆造纸造成的巨大污染，这是西方的纸品工业所不曾发生过的。
草浆造纸，其废水、废气、废渣和噪音污染无一不具。废水排放量大，是难以治理的原因之一，诚如前面已经写到，河南桐柏县造纸厂每获万元产值就要排放七千多吨废水。大量的废水不仅含有大量的原料悬浮物，还有大量的化学药品和杂质，成分复杂，它含有的汞、砷、苯、酚都对人体的健康危害甚大。
说到淮河流域的造纸业，就不能不提到河南省的漯河市。
位于豫中地区的漯河市，造纸有名，造纸黑液造成的污染更是出了名。市环保局法制科长李长坤给我算过一笔账：漯河市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三个亿，但要落实国务院的决定，即污染企业都必须达标排放工业废水，治理起来就要六个亿。足见漯河市流向境外、最后汇入淮河的造纸黑液数量之大。
漯河市第一造纸厂于一九七一年投产，投产十一年，十年亏损，几乎亏掉了一个同等规模的造纸厂，成为河南省有名的“老大难”。自从形成了“集中制浆”的技改项目，企业的实力大大增强，造纸设备也脱胎换骨，引进了新技术，采用了新工艺，其产量之突飞猛进是可以想见的。昔日的亏损大户一跃而成全省最大的造纸企业，各种荣誉纷至沓来，被轻工部命名为“经济效益显著单位”，被省政府命名为“企业管理优秀单位”。
可是，“集中制浆”的初衷，原是为“集中治理”。直到我去漯河采访时，这个厂的碱回收工程只是搞了点“土建”。结果是：产量的扩大，导致污水排放量进一步增大。保守地说，现在这个厂每天综合排污量就是一万五千吨！
这个企业的负责人韩国忠解释道：“由于我们管理不当，污染了河流，给沿岸人民造成了很大困难，实感内心有愧。”但是，在厂里另一份材料中，韩国忠竟又满怀豪情地表示：碱回收投运后，生产机制纸将由三万一千吨扩大到八万三千吨，翻一番还要多！读罢，我的心怦然一跳。
企业根本不去进行污染的治理，却有着这样庞大的扩产计划，若干年之后，该厂会不会由于治污管理不当，再次用“内心有愧”四个字来掩饰过关呢？
一九九五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的治淮紧急会议之前，宋健就严肃地指出：“淮河流域一亿五千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与各省打招呼，要关闭或整治一批大的污染源。”特地点到了漯河市这家造纸厂，“如果不能在限期内治好，应当让它停产治理！”并指出：“抓几个类似这样的企业，对淮河的治理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我后来听到徐州造纸厂碱回收设施“泡汤”的故事时，我的心情就变得更加沉重。
一九九五年八月中旬，天正热，徐州市由李仁副市长带队，突击抽查了本市几家重点污染企业，发现徐州造纸厂成套的“造纸黑液碱回收”装置在静悄悄地睡大觉。这种情况，在徐州酿造总厂和铜山县植物油厂等企业都明显地存在着。这不免使人感到惊讶和忧心忡忡。
徐州造纸厂一九七二年便开始立项对草浆造纸黑液进行治理。这在国内的同行业中显然是较早的。当时，国家有关部门正在把国外木浆碱回收的技术“移植”到国内的草浆造纸黑液的治理上，曾派生出十五套碱回收样板设备，徐州造纸厂有幸拿到了其中的一套。由于设备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安装调试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碱回收设备上马后，造纸黑液的提取率却一直上不去，有时烧掉三四吨柴油才能回收一吨烧碱，成本之高，令人咋舌。这只是一个方面。污染治理的效果更是事与愿违；碱回收设备最好的年份，造纸黑液也只处理到百分之十五，绝大部分污水依然流进奎河。一九八七年，他们对碱回收中卡“脖子”的蒸发工序进行改造，又砸进去一百九十万元，但扔进水里也听不到声音。以后，两批专家就蹲在碱回收车间，力图让它“起死回生”，希望在解决草浆造纸污染中创造出个奇迹。又折腾了一两年，不得不偃旗息鼓，以失败告终。
回收一吨碱的成本高达上万元，而购买一吨纯碱不过一千五百元，这么昂贵的运转费，企业怎么吃得消？况且，处理的造纸黑液微乎其微，只好让它睡大觉。
这几年，厂里只要听说有治理草浆黑液的灵丹妙药，就马上派人出去取经。前前后后，他们已经跑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和四川等地，也试着去摸索新蒸煮工艺，什么物理化学法，离子膜和黑液生产酚醛以及提取木素等等，摸来摸去，不是人家也正试验，就是跟治理黑液相去甚远。
当我再次路过徐州时，又特地去了解徐州造纸厂最新的动态。得知的情况是：他们找到了新“婆家”，成了中国包装公司的新成员。在改换门庭之际，准备投资一亿五千万元，用商品浆和再生浆为原料，彻底告别陈旧的草浆生产工艺，到徐州市郊外新建一个年产五万吨的白板纸厂，并力争尽快迁出市区。
我默默地祝愿徐州造纸厂心想事成。可是，又不由自主地想：改用商品浆和再生浆就真的那么可靠吗？迁出徐州市区，就等于迁出淮河流域，迁出中国，迁出地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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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萧县杜楼镇的造纸群同样是远近闻名的，宿县地区一直把它捧成“宝贝”，发展乡镇企业的现场会就放在那开，又是动员，又是学习，把杜楼镇的干部忙得不成样子，各县县委书记、县长都到了，号召全地区要像它那样办企业；地区连续两年的县、乡、村三干会，会议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大家到杜楼参观；省委书记卢荣景也去看过，这事给杜楼的老少爷们鼓舞更大。
全镇五十多家造纸厂，大都集中在郝庄，集中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方。各家纸厂排列有序，道路也是认真规划了的。远看，一家连着一家，气势很大，蔚为壮观；近瞅，红砖灰瓦，房齐路平，十分受看。陪我一道去的宿州市环境监理所陈林阁所长感叹道：“宿州可是地委所在地，但十家纸厂竟没一家有这村办纸厂成气候！”
分管工业的余德广镇长介绍说：杜楼这一带早先是很穷的，穷得就像河边的石头，光溜溜的。穷则思变。带头致富在全镇办起第一家造纸厂的，是原大队干部张忠义，他像一只领头雁，呼啦啦带飞了一大片。现在方圆几十里上百里的农村闲散劳动力，找门子托关系来杜楼打工的，起码有六千人；日产各类纸品高达二百余吨。
余德广镇长上任时，财政收入仅是九十万元，第二年就跃到二百三十五万元。“今年实现四百万元不成问题！”余镇长报出这个数字时，语调中充满着自信和自豪。当我问及省里要杜楼造纸群停产治理，镇领导有些什么打算时，余镇长突然变得沉默了，望着窗外毫无云彩的天空，好一会才恢复他原先的神采。
直到我发现镇里的大多数造纸厂已停产几日，开始，还以为这种停产是来自省里的行政干预，因为省环保局办公室程文明主任告诉过我，他曾带着省里的一批新闻记者到杜楼曝过光。
余德广镇长却是实话实说：“不。因为污染原因被停的，一家没有；主要因为麦收，或缺麦草等原材料。否则，不仅干还要大干呢。除非上边下达命令，不停就得法办。”
我问在家的镇党委副书记牛太洲：“有什么退一步的想法吗？”
牛太洲竟也快人快语：“那没往这上想。这不是一家两家，转，往哪转？这都是群众自发的。”
牛太洲接着谈出了心中的困惑。他说：去年全镇的财政收入是二百三十五万元，造纸占了其中大半，农业收入不过七十万元。今年上边下达的财政任务就是四百万元，假如造纸停了，财政收入肯定完不成。他说，镇这一块是财政包干的，完不成，镇干部就没办法发工资；离退休干部就没生活来源；镇属四十八所小学，五所初级中学，公办教师三百六十多人，民办教师二百五十多人，统统跟着发不出工资：现在不是搞“希望工程”么，希望没钱的孩子回校读书，如果教师发不出工资，学校就得关门，这肯定比孩子读不上书更是个问题。再说这两年上马的造纸厂，大都用的国家贷款，厂一停，上百万贷款就要沉淀，没办法往回收；吸收的这些剩余劳动力，无事可做，也将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我掉头问余镇长：“上面叫停，这是大势所趋，你们就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打算？”
他叹了口气。说最现实的，就是今年必须拿下四百万元的财政包干任务，别的不谈。
离开杜楼的一路上，我的脑子里乱极了。我知道，在宿县地区签订《环保目标责任书》的会上，县长、镇长、厂长们都去了，而且，都是表明了态度的。新闻媒体已经把这件事令人振奋地张扬开来，然而，说归说，做归做，这离实际解决问题还有着天大的距离。需要治理的，岂止是淮河的水质污染呢！
在安徽省灵璧县，我还碰到这样一件怪事：沿淮四省大张旗鼓“关停并转”草浆造纸企业时，在灵璧，一个大上快上造纸厂的计划却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原因无非是包装业迅速发展，纸价居高不下，纸厂行情见涨，而各地造纸企业却纷纷受挫，几近关闭，这对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的灵璧县无疑是个极好的机会。就这样，这个县顶风而上了。
这个县原先就已经有了十三家造纸厂，正在积极筹备的还有数十家，县里也准备亲自抓出一家有相当规模的造纸厂。县委和县政府这种明确的态度，如火上浇油，全县遂成蜂拥而上之势。
刚刚就任灵璧县环保局长的汤道仁，甚为不安。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事业使然他不可能听而不闻。于是，他组织人员，下乡，下厂，对这件事进行了一次专门的调查。
他发现：全县近期内要上造纸厂的至少有三十家，每天所排废水就是上万吨；人畜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很快就会出现危机。黄湾就是明显的一例。该镇供销社造纸厂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投产到一九九五年三月，短短时间，周围一里路十来个饮水井因干涸无水可提，百姓怨声载道，给政府出了难题，而该镇却又在筹建两个纸厂。仅从县城周围来看，东部和北部已有虞姬乡两家纸厂；南边有灵城镇和县二轻两家纸厂；西边不仅有灵西乡两家纸厂，还有个麻纺厂造纸厂……不要很久，多则一两年，县城就将被污水包围，几万居民无水可饮。特别是，像灵西财政所办的造纸厂，污水就经过人民小学校园；大路乡造纸厂就与该乡联中一路之隔，严重污染学堂，冲击集镇，后患无穷。灵璧的护城河，八年前还有老翁傍岸垂钓，四年前才投入上千万元加以修整，而今护城河水中已无一生命物存在，再过几年又会如何？
这等于在葬送自己的明天，造孽于后代的子孙！
汤道仁痛苦地失眠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五日，一个介于清明和谷雨之间的周末，大家都正在以各种形式轻松着自己，他却托着一颗沉重的心，起草给县委县政府的送阅材料：《造纸行业的发展与环保对策分析》。开门见山：第一个小标题就是“蜂拥而上的隐患”。
其实，国务院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是早在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就公布了的。那上面明确指出：乡镇、街道企业不准从事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其中就列出“造纸制浆”；并严肃指出：由此造成污染的，“要追究有关部门、单位或个人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可是，为什么偏偏有那么多的“有关部门、单位或个人”对法律法规熟视无睹，甚至不屑一顾？
且不说，我们早已经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仅安徽制定的关于淮河的文件就有三十多个，其他各省也为数不少。《安徽省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被称为淮河流域第一个条例，就在其颁布实施的同时，该省界首市的一个纸板厂居然严重违反条例规定上马了。早在五年之前，由国家环保局和国家水利部会同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人民政府共同颁布的《关于淮河流域防止河道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决定》，可以说它是具有较大权威性的决定了，但是，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它竟那样苍白，从下达之日起就没有对任何方面产生过约束力。
我仔细地研究了该《决定》全文四章十五条，我发现通篇用的全是“不应”、“不得”、“尽量”、“尽力”、“尽可能”、“必要时”以及“结合实际情况”等等这些无法界定又无法操作的模糊概念；它留给执法者的空间太广阔，太灵活，以致给以身试法者留下了太多的机会。
翻阅前几年四省有关环保执法检查的文件，我又发现，“三令五申”与“屡禁不止”这两个词常常同时出现。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蔚然成风，引发出许多负面效应。
可以说，几乎有关淮河的一切法律法规条例决定，都写有“追究法律责任”的话。但是，这无比神圣又本该具有震慑力的一句话，已经被使用得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法律没有阻挡住我们的淮河走向毁灭，这尚不是中国法律最可悲的命运；真正可悲的是我们的法律本身就并不具有高于一切的属性。
在灵璧县环保局，我曾谈到舆论监督。旁边一位同志忽然冒了一句：“舆论也需要监督！”他很快从报堆里翻出一张近日的《拂晓报》，递了过来。《拂晓报》是当年新四军在苏北老区创办的一张战报，社址几度迁移，现在成了安徽省宿县地委的机关报。原来，在《拂晓报》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九日的第二版上，醒目地登了一条《马良凯投资百万元建造纸厂》的消息，鼓吹的是个体户兴办造纸厂。这使我像吞了一只苍蝇。
如此是非不清，乃至背离有关法律规定的舆论导向，只能搞乱人们的思想。
从宿县地区刚回到省城合肥，竟又从安徽省环保局听到一则新闻：阜阳地区一位市委书记，竟然十分隆重地跑去为一家违法开业的造纸厂剪彩。市委书记的光临，无疑是一种鼓舞，更是一次动员，这就具备了闹剧的色彩。这些消息和新闻，常使我陷入深思：我会不会有一天也将变得麻木不仁？
从专家提供的资料看，淮河流域自一九七四年发生首次污染事故，到第二次事故的发生，相隔四年；到发生第三次，只相隔三年。一九八二年五月至一九八九年二月，不到七年时间，淮河就相继发生了三次大的污染，平均只隔上两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这种水污染事故便年年发生，而且，每年均在两次以上；仅一九九四年就发生了四次。现在已经发展到两次特大污染之间仅隔几个月时间！
曾经为淮河的治理呕心沥血，将水害变为水利的前国家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在颍上闸视察那天，天气阴沉，闷热，走上大闸，望上游浊流滚滚而来，看下游黑流滔滔而去，臭气熏天，狼藉一片，一时竟搞不清是淮河还是“黄”河、“黑”河？
钱正英伤心地含着泪，摇头惊叹：“再不治，这河就完了！”
9
淮河流域的水污染已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了！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在蚌埠主持召开了淮河流域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现场会。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财政部、国家水利部、国家农业部、国家化工部、国家开发银行、全国轻工总会和淮河水利委员会的头头脑脑，云集珠城，研究淮河流域水污染的防治问题。
大家已经认识到淮河污染的严重性和治理工作的紧迫性。一致表示：必须像打击贩毒、走私那样，毫不手软地打击违法排污行为；对于干扰执法，包庇纵容违法排污者，要坚决追究法律责任。
会议认为：《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必须抓紧起草，并请国务院法制局提前参加起草工作，还把国务院许多有关部门增补为“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以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力量，协助组织起全流域污染的联防。
就在这次会上，宋健严肃地指出：立法时要加刑事条款。他提到了马来西亚，说在那里贩卖一两海洛因就被处以绞刑，一两海洛因不过毒害十几个人，并不会致死，却仍要判处极刑，我们呢，倒好，一条河毒害成千上万人，却没人治罪，这怎么行？有罪不诛则有恶不惧，必须要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淮河流域的环境。
会前，他曾率领到会的国家各有关部委的大员们，从河南省郑州出发，一路查看淮河上游的污染点源与河段，在视察了淮河污染的情况以后，他专门约见中央新闻单位记者，指出：“淮河污染责任不在群众，而在领导。治好淮河污染，责任也在各级领导。”
他沉重地说：“如果再不重视治理，什么星火计划、丰收计划、菜篮子工程，都将化为泡影。宋代诗人苏东坡曾说：‘惟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现在淮河流域的人民连这样一点点大自然给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连河上的清风和不受污染的清水都享受不了！”
他差不多是在大声疾呼：“再不下决心治理，就愧对淮河流域一亿五千万人民，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无法向历史交代！……”
淮河的污染尽管是个沉重的话题，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一九九四年五月召开的蚌埠会议，只是这部气势恢宏将载入史册的治淮交响乐一个有力的序曲；发生在盱眙的七月特大污染，又意外地使它加快了节奏；到了一九九五年，这走向高潮的乐章便悄然出现了沸腾人心的旋律。
新任安徽省长回良玉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政府办公会议，安排的第一项议题，就是听取环保工作的汇报。这在安徽省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接着，安徽省单独设立了环保局；发布了治理淮河的决定，态度很坚决。
安徽方面的治理任务显然是艰巨而紧迫的。分管这一工作的王秀智副省长，深有感慨地说：“我们地处淮河中游，对于上游来水的水质，我们无法选择，虽多年遭受惨痛损失，励精图治，又不得不隐忍下游的指责，感到十分被动。”
他认为应建立省际责任制，分河段实行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省界设国控水质监测断面，由国家环保局实施监测，地市间设省控水质监测哨，由各省自行安排，所需投资纳入国家和地方基建投资计划；制定总量控制管理办法，对超总量排污实行重罚；对事故性排放造成的损失，要承担经济责任。他请求国务院尽快批准实施安徽省江淮运河工程。该项工程五十年代初就由淮河水利委员会提出方案，历经三十多年的反复论证，条件完全成熟，该项工程由长江抽水入巢湖，穿越江淮分水岭最后进入淮河，全长二百八十三公里，其中利用天然河道、湖泊二百零三公里，人工运河仅有八十公里，工程量不大，且部分抽水工程已经建成，极易配套。这一计划不仅有助于巢湖水量的交换，利于防洪、灌溉、航运，而且可补充淮河枯水期径流不足，特别是改善淮河的水质。
安徽省近些年经济发展势头很好，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毕竟底子太薄，加上淮北地区受灾较重，为解决治理污染资金的短缺，积极参加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国际活动，不仅借鉴和吸收国际环保管理经验，更注意引进资金和技术，改变以往治理资金投入的增加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局面。但是，要真正使环保规划目标最终实现，仅靠自身筹集是远远不够的，安徽省渴望得到国家的支持。
河南省处在淮河上游，对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治理承担着重大责任，形势最为严峻。在北京召开的治淮紧急会议期间，到会的副省长张洪华就坐不住了，会刚散，人没离开京城，他就叫省环保局孔照英局长挂电话回河南，通知周日加班开会研究具体措施。孔照英笑了，婉言道：“还是让大家过个礼拜天吧。”
从北京回到郑州，星期一一上班，张洪华就组织人起草提纲，接着，召开了省政府常务专题会议；紧接着，便召开了郑州会议。接下来，省环保监测站集中全站力量，对省界、市界，对这次排查出来的重点关停并转企业的排污口，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监测；接着，督察的队伍出动了，迅速赶赴各地，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明察暗访。
用河南老话说：这位张副省长个子不高，穿戴朴素，却实在、较真。河南省环保局办公室副主任张迅，是河南大学政治系八五年毕业的年轻人，和我谈起这位副省长，他很动感情。
“下去检查污染企业，有时，当地政府都不知道。”他说，“直接进厂，等厂长知道时，张省长在全厂已转了一圈，该看的全看了。安排他去视察一个地方，他会突然中途要求下车，他要了解真正的下情。”
张洪华原是抓计划生育的，他自己讲：“这两个都是国策，两个难度都很大，但相比较，这个更难。计划生育与千家万户紧密联系，阻力来自群众中的旧传统和旧观念；环保工作难在阻力来于各级领导层和大小企业负责人，来自局部利益和短期行为，影响到一些人的‘政绩’。”为此，他提出要用“五铁”精神治淮。“在对污染问题上，要敢于做铁人、办铁事，要有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他说，“河南作为农业大省，最深受污染之害的，还是农民。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今天走到这个位子上，不能就忘了去维护农民的利益，要切切实实为农民办点实事。”他提醒大家，不能搞愚民政策，要把情况告诉人民，让人民群众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盱眙特大污染后，张洪华组织河南五家污染大户和有的地市环保局的负责人，从项城市出发，沿着污染最严重的沙颍河，直到淮河干流，途经河南沈丘，安徽界首、阜阳、蒙城、怀远、蚌埠，亲临现场，体察民情。遗憾的是，时间不对，污水已经下泄，但听到受害地区触目惊心的介绍，大家还是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河南省根据水环境功能区划和近期编制的省辖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除须关停一大批企业外，还要完成对二百多家污染企业的限期治理，建立二十三个城市【城镇】污水处理厂【设施】，这就约需三十六亿元人民币。可是，河南省淮河流域地区相当多的县财政困难，甚至还未脱贫，张洪华说到要筹措这样一笔巨资，说话的底气显然不足，希望得到资金上的重点支持。“我不是叫苦，不是有畏难情绪，”他说，“希望上面体谅我们的难处，也就是沿淮各省的经济技术支撑能力。”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几分悲壮。
山东省淮河流域的治理工作，主要有两大块。一是南四湖流域：微山湖、独山湖、昭阳湖和南阳湖；二是两河流域：沂河和沭河。
“南四湖”的治理涉及到周围往里排放污水的四省三十二条河流，难度极大，要全面恢复和充分发挥其多种功能，这一流域污染综合治理就需要投资五十多亿元。沂沭河流域面积达一万三千平方公里，所辖三个地市十二个县市，基本上覆盖了沂蒙山区。
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决心是大的。蚌埠会议以后，先后十几次召开会议，省政府还分别召开了有各市、地、县分管市长、专员、县长和政府十多个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现场会。当时，姜春云还在担任省委书记，他提出党委、人大、政府“三个一把手抓环保”的要求，因为这里不仅有个观念认识上的问题，还有资金和治理技术上的问题，三个一把手围绕三大难题一起做工作，难事就容易办。
从一九九五年开始，省里规定：农业、林业、水利、交通等有关部门都要在各自掌握的资金中，每年拿出一块用于这项工作。还改革了现行自来水收费办法，在工业和居民的供水水费中，增收百分之三十的治污费，集中用于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为鼓励造纸、酿酒行业治理污染，设立专用资金，按企业生产一吨草浆一百元、一吨酒精五十元提取污染治理资金，列入成本，作为企业自筹资金和偿还污染治理贷款，如果企业不将这部分资金用于污染治理，财政部门予以收回，直到企业完成污染治理，这项政策才不再执行。
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强调环保部门的“一票否决权”。在评价工作、政绩考核和干部任免工作中，摈弃以产值论英雄、以速度比高低的做法，坚持有效益的速度，可持续的发展；对那些以牺牲为代价换取短时发展、表面繁荣和个人政绩的，不仅不能提拔重用，而且要降职处分，问题严重的还要绳之以法。
淮河流域水污染的防治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江苏省接受历次污染事故的教训，比较清醒地把苏北水环境保护的立足点放在整个淮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的基础上，遵循水量和水质统一的原则，通盘考虑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与抗洪抗旱、航运、水产、灌溉、工农业用水及城乡生活供水等功能的整体效益，尤其注意解决好饮用水，维护社会稳定。
他们从区域整体上考虑修建北、中、南三个污水渠网以及收集苏北大多数城镇污水并输送到黄海海涂，兴建大型海涂生态工程，将污水资源转化为生物产品，改善和塑造海涂环境。
这是一项宏大的跨世纪的生态工程，它已被列入《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首批实施项目的计划。
尽快治理淮河水污染，还其原本清秀的面容，不仅已经成为沿淮四省有关领导们的共识，也正在成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共同愿望，而愿望的实现无疑在于行动的坚决和有效……
10
资金的匮乏和治理技术的落后，这两项常常成为不少企业的借口，但是不可否认，这的确又是制约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难以逾越的两堵高墙。
河南省项城市的丁集，虽然只是豫东平原上的小镇，只有一条像样的街筒子，却拥有八百家制革厂！
我在《中国环境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始则愕然，继而将信将疑，最后是不可思议。到了丁集镇，经镇党委书记徐汝芳亲口证实，居然确实如此。
事也凑巧。徐汝芳原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八百家皮革厂”这个数字，还是他首先向新闻界提供的，当然，那时是作为一件了不得的成绩。
这种小皮革厂用人不多，技术要求很低，见效又快，丁集镇河北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马明伦一带头，这事儿便烧野火，一引一大片，近年来的发展简直到了失控的地步。
现在，他们也动了真格的。
在河北行政村，我找到了老支书马明伦。马明伦说：镇党委镇政府下了一道死命令，各家皮革厂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建成沉淀池，皮革废水中的毛皮肉渣，一定得经过初步沉淀，然后才准许排入统一修建的暗沟，由暗沟集中到污水处理厂。
镇政协参事组长李金玉告诉我：镇里这次下了狠心，谁不搞沉淀池，就不许再生产。不过，他又十分高兴地说：群众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要我治到我要治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像挖暗沟、集资筹建污水处理厂，这些都是村民们挑头自发搞起来的。当然，获得这个进步的代价是惨重的。
代价之惨重，我是亲眼目睹了的。镇机关在小街的南头，一路问过去的时候，我碰到的尽是拉水之人。含有几十种有毒有害物质的皮革污水已使全镇所有的水井全部报废，三千多居民现在就全靠镇机关大院那一眼三百米深的机井来维系，用车拉水成为这个镇一大奇观。
人不治水，水先治人！
镇党委书记徐汝芳的一席话，至今令人难忘。这位书记当过兵，种过地，教过书，蹲过机关，有过多种的人生体验。给人的印象是，不回避矛盾，话也说得很坦率：“这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楼盖得很多，家里搞得很漂亮，要说小康标准，啥标准？家家超过！可是，小康，小康，首先得健康吧，一个镇污染成了这个样子，别去说淮河下游，就这一片的空气污染、水污染，老百姓已经无法生存！”
徐汝芳说当今丁集成了新闻热点，谈“皮”色变。“现在面临的，尽是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陷入四面楚歌，报上点名，屏幕上曝光，几乎无一日安宁。”
我没想到他是那样的坦荡，开门见山地亮出了主题：“你采访丁集，这文章的题目应该是——《红旗还能打多久？》。”
我掂出此话的分量。如若丁集的皮革厂全停了，对丁集那将是灭顶之灾；要想治理，又谈何容易！压在他肩上的担子确实太沉了。
当日下午，徐汝芳带我去见三位客人，见面之后，方知是三位学者。三位学者带来了一项最新技术：“制革铬鞣废液的回收与循环利用”。三位学者分别是郑州大学现代管理学院院长贺永方、副院长刘太恒和这项新技术的主要研究者唐克勇。
贺永方院长说：“河南为制革大省之一，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制革废液流经渗透之处，水不能浇地，更不能饮用，树木枯死，寸草不长。由于这种废液含有太多的有毒有害物质，混在一起治理，神仙也没办法下手。”他说新技术采用的是分段治理，制革鞣皮时必须使用“红矾”，这是剧毒品，我们先把研究的目标放在最重要的铬鞣废水上。
他介绍道：这种新技术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铬鞣废液可以循环，不再排放，除可节省百分之三十的“红矾”，还可节省大量的硫酸、工业糖、蒙囿剂等化工原料，仅此一项，一个年产十万张牛皮的制革厂每年增收三十万元左右；一个年产五百万张羊皮的制革厂每年增收五十万元左右。而且，由新技术生产出来的成品革粒面平整细致，柔软丰满，质量较其他成品将有明显提高。
贺永方是个报喜又报忧的人，他也谈到该技术的缺点，说制革废液成分复杂，这项技术也仅是解决了铬污染的问题，尚不能解决硫污染和全部废液的净化处理，摆在面前的困难还是十分巨大的。
11
枣庄所辖的滕州市，有个生产白酒、酒精和果脯等多种产品的滕州酿造总厂，这个厂每年都把一百一十万吨的工业废水排入微山湖，污染湖面两万余亩。山东省委、省政府为解决包括微山湖在内的“南四湖”水质污染问题，就确定了一个综合整治的目标，滕州酿造总厂便是三十五家需要重点治理的工厂之一。
这家工厂非但不去治理污染，反而把省市有关部门帮助企业解决污染的专用资金私自挪用，去扩建新厂，并强行投产，进一步扩大了污染源。
枣庄市环保局宣教科长戴业成随新闻记者参加环保执法大检查时，他问厂长连峰；“你知道不知道《环保法》？”
连峰很坦率：“知道。”
“那么，什么是‘三同时’？”老戴跟着又问。
连峰依然很坦然：“‘三同时’就是环保设施同生产建设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
老戴有些诧异，在场的记者也都有些吃惊。一位记者严肃地责问：“你既然什么都清楚，为什么明知故犯？”
连峰无言以对。
就是这样一家工厂，尽管在当年企业的考核中，滕州、枣庄两级环保部门都投了否决票，却还是被评为市级先进单位。
这显然是件怪事。可是，细想想，又并不奇怪。经济效益，一俊可以遮百丑。尽管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明文指出：“有关部门应将保护环境作为考核企业升级和评先进文明单位的必备条件之一”，说得明明白白，环保乃“必备条件”，但到了实际工作中，没有多少人把这事当真。
市环保局为慎重起见，依然把反对的报告呈了上去，结果，酿造总厂不仅被评上市级先进，以后又被评上了省级先进企业。
戴业成告诉我，当他给《中国环境报》写“人民来信”的时候，他只想到自己曾是一个军人，人民需要，就必须挺身而出。
署名“星光”的“来信”很快见报了，还被登在头版头条，且配了一个既醒目又工整的大标题：
两级环保部门否决票一再失灵
一家酿造总厂污染重照当先进
同期还配发了一篇严肃的评论：《“枣庄现象”说明了什么？》。
这天的报纸在山东，尤其是在枣庄，引起了强烈震荡。滕州就更热闹了，从市区到农村，一夜之间，出现了许多大小标语：有向“星光”表示敬意的；有强烈要求治理微山湖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不作些联想便难解深意的标语：
看看微山湖，难以展歌喉！
但凡看过《铁道游击队》影片的人，都不会不熟悉那支曾风靡全国的电影插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脍炙人口的歌词被巧妙地借用，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悲愤之情。
当人们知道“星光”就是枣庄市环保局的戴业成科长，老戴也一下成了这座煤城无人不晓的名人。
这事也引起枣庄市委和市政府的反思。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汪纪戎公开表示：对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中的难度、热点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大胆披露，以促成问题的解决。她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提高环境意识，不讲环境效益的企业不宜作表扬性报道，尤其对污染严重的企业，经济效益再好也不予报道。”
女市长这精彩的表态，被新闻媒介披露后，这则消息也被评为当年山东省环保十大新闻之首。
坏事变成了好事。一时间，环保的旋风席卷了枣庄。枣庄成了淮河流域豫皖苏鲁四省第一个真正将“一票否决权”还给了环保部门的城市。
滕州市委和市政府几次召开治理微山湖的专题会议，当众责令滕州酿造总厂摘掉先进企业的牌匾，并对厂里的领导班子作了大的调整。新厂长在企业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首先设法把过去挪用的环保设施资金返还出来，确保专款专用，认认真真为摆脱企业环保工作被动的局面做了几件实事。
薛城啤酒厂同滕州酿造总厂一样，也是严重危害微山湖的污染大户。由于污染的问题没有解决，环保部门一票否决，企业非但没评上先进，厂长劳动模范的荣誉也“不翼而飞”；特别是环保的执法检查常常是冷不防杀个“回马枪”，事先不通知，突然进行复查，查得厂长无处躲藏：欠缴的排污费，必须补齐；限期不能达标排放，企业必须停产治理。没有商量的余地。
环保局一旦作出的决定，市政府马上跟着支持。薛城啤酒厂不得不缴出四十万排污费，并且，坐下来研究治污的措施。
这边缴上去四十万排污费，环保局那边就慷慨地拨下来七十万专款，支持啤酒厂上一套治污设备。这对王道水厂长触动极大：“再不主动，不像话了！”当年年底就上了一套“干式去糟”设备。湿糟变干糟，啤酒厂流出的水由浑变清，污染减少了，却增加了酒糟的回收量，还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尝到了甜头，厂里又投入三百五十万元，建立一个污水处理站，决心彻底解决啤酒糟液的污染。
戴业成说：如今的枣庄市，环保工作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这与市委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建议我见一见市委书记。现任市委书记郭振山，是戴业成发表了那封著名的“来信”之后调入枣庄的。约见的那天，谁也找不到他，后来才知道，他带着秘书，不声不响微服私访一家水泥厂去了。听说那家水泥厂弄虚作假，平日闲置着治污设施不用，赶到上面检查了才启动，他给他们来了个“防不胜防”。
一道去市委书记那儿的环保局长李守义说：环保部门一次两次解决不了的，郭书记有时就自己去处理。郭书记的办法是：“一把”抓，抓“一把”；反复抓，抓反复。爱挂在他嘴上的两句话就是：“不能借子孙的地球发今天的财！”“不能就环保谈环保，全社会要配合！”
见面时，我刚把三天来对枣庄环保工作的印象谈了开头，郭振山就笑道：“不，不，不是市委支持环保局工作，这是环保局支持市委工作！”
他把一个司空见惯的结论颠倒过来了。
他说，“要赋予环保局绝对权威”，“环保不光表明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表明这个地区是否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关心人民的疾苦；也不光是个百年大计，给子孙创造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不单单是这些”。
他的谈话，以一个崭新的视角从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等诸多方面，阐明了一个严肃的课题：我们这一代人应给后代留些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个缺水的星球。乍一看，地球表面虽然百分之七十是水，但是，淡水储量只占全球水资源总储量的百分之二点五三，而这少得可怜的淡水，绝大部分又很难为人类利用，不是两极的冰盖，就是高山的冰川，可使用的江河湖泊以及地下水，只占全球淡水储量的百分之零点三四！
我们又是生活在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世界人均水量是一万零八百立方米，我国不足两千七百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水量的四分之一。与水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只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水资源只有我国的六分之一，但我们的人均水量又只相当于他们的四分之三。
严重的缺水，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污水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排放总量每年高达三百四十亿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密如繁星稠如树叶的乡镇企业。
三百四十亿吨！
望着全国污水排放总量这个数字，不由使黄河最下游的利津水文站的同志一惊：他们测定出的，五年间黄河平均年径流量才是一百八十七亿吨。这就是说，我国每年差不多有两条黄河一样的污水量泄向江河湖海。
随手翻阅上世纪最后几年的报刊杂志和有关书籍，水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不能不叫人心惊胆战——
长江被污染。长江所有的港口，从重庆、武汉直到上海，江面全蒙上尘埃和煤屑，如果毛泽东主席健在，再游长江，相信不可能还有“胜似闲庭信步”这样的诗句。《工人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惊呼：《还我清纯长江水》。
上百位专家云集羊城，强烈呼吁：救救珠江！珠江在广东境内的水网，已污染到难以找到合格水源的地步。
漓江在叹息。
太湖告急。
昆明：红嘴鸥去冬不辞而别。
吉林、黑龙江两省排放的污水有可能使松花江变成死江。
地表水被严重污染的中国城市，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太原、银川、开封、长春、本溪、南京、杭州、合肥、桂林、重庆、南宁、柳州、石家庄、呼和浩特、乌鲁木齐……
我国的环境污染有从城市迅速扩散到五万多个乡镇，从而扩展到整个农村的趋势；“先富起来”，竟然变成了“先脏起来”、“先污起来”。
使我一读到就禁不住心中咯噔一跳的，是《中国环境报》发表的报道：“大海不再是蓝色！”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一日，共和国第四任总理李鹏，曾就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作出重要决定：治理淮河污染应作为一个样板。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也认为，我们治理好一条淮河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只要认真去抓，就能解决问题。
长江在注视着淮河！
黄河在注视着淮河！
珠江、闽江、赣江、钱塘江、海河、大运河、汾河、辽河都在注视着淮河！
中国在注视着淮河！
世界在注视着准河！
大量的资料表明，水体一旦被污染，要恢复到原有的清洁程度，需要花费相当的资金和很长的时间。英国的泰晤士河用去二十五年，花了五亿英镑才使这条死河恢复生机；美国的芝加哥河前后花了八十年时间和六亿美元的治理费用，才使河流水质得到改善，要使河道达到可游览的水平，还要投资二十二亿美元。
其实，无论泰晤士河还是芝加哥河，它都无法与淮河同日而语。淮河是由一百多条跨省河流组成的庞大水系，诚如我们在开篇所述，它密如蛛网般的大小支流纵横交错，地跨四五个省、三十多个地市以及一二百个县级以上城镇，即便只是局部地方、少数污染企业，不该建的建了，不该排的排了，而应该关、应该停的却不关、不停，有恃无恐，损人利己地创造“财富”，就会使得整个流域人们美好的愿望和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再说，我们搞的那一套行政管理办法，喊了这些年，也喊得很凶，却抵挡不住一些地方和一些企业的“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结果是：下达了攻坚战书之后，全流域污染排放的总数竟有增无减。
面对这种严峻的事实，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委会主任宋健拍案而起了！他率团再赴淮河深入调查，最后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召开的淮河第二次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现场会上，他明确要求流城内各级政府的一把手都要关心重视、必要时亲自组织淮河污染防治工作；要确立宁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也要寻找清洁工艺和治理淮河的指导原则，必须树立全局观点。
宋健指出：“我们的法律起初太软、弹性太大、像社论。”会后，他积极促成了两件事：一是《水污染防治法》的全面修改，加大了可操作性；二是修改《刑法》，增加了“惩治环境污染罪”的条款，对有意或无意排放大量污染物或废弃物，造成严重污染或伤害事件的，要判刑。
为彻底治理淮河的水污染，依法治理淮河的水污染，在上世纪最后的日子里，由国务院许多部门组成的“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实施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已查明的一千家污染严重的小造纸、小皮革、小化工、小印染、小酿酒企业，坚决依法关闭；该关停的不关不停，对其企业的负责人格抓勿论！由于各省的高度重视，截至二零零三年年底，在事先公布的黑名单之外，各地又做了自查自纠，最后实际关闭了一千一百一十一家小型化学制浆的造纸厂，和小皮革、小化工在内的三千八百七十六家“十五小企业”。
二零零四年，在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十周年时，国家环保总局对淮河流域进行了定点清查行动。结果表明：淮河的水质已经保持基本的稳定，治淮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在安徽省蚌埠市召开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现场会，会议指出：通过十年努力，淮河水资源的保护已初步建立起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由于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负责、部门协作和环保机构统一监管的工作机制发挥了作用，十年来淮河全流域的经济总量增加了一点三五倍、人口增加了八百万的情况下，淮河的水环境质量却依然有了明显的改善。除汛期及汛前的腾库外，淮河干流的水质已提高一个水质类别，即由治理前的四五类转变为目前的三到四类，基本满足干流沿岸群众的用水需求；有的支流已消除黑臭。在全流域二十五个省界断面中，主要指标达到规划目标的断面比例达百分之六十以上；另一些尚未达标的断面，有的水质尽管仍属劣五类水体，但与治理前相比，水质也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
当然，会上也强调：取得的这些成效是初步的、阶段性的，淮河流域的环境问题仍十分突出，河水变清，任重道远！
就是说，我们依然不可过于乐观；我们确实还有着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
是啊，大禹治水的故事，一直以来就是淮河儿女的骄傲，可是面对今天的淮河，大禹的后裔们却感到了紧迫。因为，无数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我们最大的敌人，原来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得不忍受母亲河无情的报复，咀嚼一个自己种下的苦果。其实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无休无止地去缴“学费”，甚至没有再犯错误的时间。
可以说，治理淮河水污染已进入到一个关键的阶段，更重的任务、更大的高潮和更精彩的故事，肯定还在后头！
【陈桂棣：合肥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