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正在狠抓枪杆子的时候，北方的张作霖也在磨刀霍霍。
第一次直奉大战惨败后，张作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折腾了许久，他才终于整明白：问题主要出在义气上。
只有义气而无组织纪律，可以说是黑社会都存在的问题。而奉系军权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不少土匪农民一类的人物，这些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凭借哥们儿义气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战争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些跟不上形势。
相比之下，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像救了自己性命的儿子张学良和郭松龄，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自己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
出于这种考虑，张作霖决定对将领进行大换血。
他也玩起了杯酒释兵权，给予老兄弟们好吃好喝，就是不给兵权。这之后，张作霖开始重用名牌军校毕业生、裁军、整顿纪律，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练成普通意义上的精兵约二十万。
被他重用的拥有正经军校学历的人之中，有三个人值得一说。
第一个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
此人不仅搞经济和军队建设有一套，还在军工技术管理方面有专长。他负责建设沈阳兵工厂时，重金聘请外国专家，自行生产步枪和轻重机枪，大大提升了奉军的武器装备水平。
第二个人是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
自从上次挨过吴佩孚的飞机轰炸后，记忆犹新的张作霖便放权给儿子张学良，指示对方与时俱进地建立了一支拥有约三百架飞机的空军，实力远超直系的空军。
有了空军，就不用窝在东北了。不过那时的飞机战斗力远不如今天美军F系列的战斗机，既飞不太远，火力也不够强悍，只能锦上添花，不能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决定性的武力还是陆军。
因此，张作霖还要研发陆军王牌部队。王牌部队的领导人选他早就想好了：宝贝儿子张学良和毕业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郭松龄。
这个郭松龄是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后人，而且他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结识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是战术教官，张学良是学生。两人脾气对路，一见如故，遂结为异姓兄弟。
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更加放心地将兵权交给郭松龄。
此后，张作霖从人才、武器、军费三方面重点扶持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这两人也不负厚望，他们麾下的部队完全称得上是奉军的王牌。
除了这三个人，张作霖的老部下姜登选、韩麟春的表现也不错，堪称大将之选。
张作霖在东北秣马厉兵的时候，中原的吴大帅也在大搞军队建设。
吴佩孚在洛阳屯兵数十万，日日操练，雄心勃勃。都50岁的人了，仍每天六点前起床，八点到操场阅操，风雨无阻。
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两手都过硬，在抓“军事文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抓“精神文明”。拥有秀才学历的他，酷爱吟诗作词，吟到动情处还会落泪，是一名功力深厚的军旅艺术家。
在他众多的军旅诗词作品之中，最著名的要数下面这首《登蓬莱阁歌》——采用他的偶像岳飞的《满江红》曲调，歌词雄浑有力，情感丰富，吼起来非常悲壮。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吴佩孚的歌词表面上骂的是倭寇，实际上骂的是与日本相勾结的张作霖先生。通过这首作品，他要让士兵们时刻牢记“一战恢复旧山河”的神圣历史使命，打得张作霖连东北风都喝不上！
吴佩孚在洛阳的动静太大，以至于惊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一通采访之后，吴将军创了一个历史纪录——首位亮相《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
就连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的“逃亡帝”康有为，在逃经洛阳时也写了一副马屁对联凑热闹，傍一傍这个实力人物，为自己找个护身符，对联是这样的：
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
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先看“牧野鹰扬”，本是周武王的事迹，被他用来称颂吴佩孚的武功，老吴看了，会不高兴？再看“百岁功名才半纪”这一句，老吴刚满50岁，才半个世纪就搞定了半个中国，难道康有为的潜台词是吴佩孚若活到100岁就能统一全中国？
下联“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既肯定了吴将军英雄风头正劲的客观形势，也表达了康有为对吴将军吞并八方的美好祝愿。
高，实在是高！极品马屁！拍得有气势、有文采、有历史感！
不知道风头正劲的吴大帅跟卧薪尝胆的张作霖干上一仗，谁会赢？
一场江浙战争，原本平淡无奇，可就是因为它，直接引爆了第二次直奉大战。
前面说过，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跟陈炯明打了一仗。当时孙中山的部队借道福建打回广东，这让直系对福建的状态极其不满意。
因此，直系想把福建从皖系手中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曹锟和吴佩孚商量过后，决定派遣得力手下孙传芳去夺取福建。
说起孙传芳，还得多交代一下这块蒋介石日后上位的垫脚石。
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出生，山东人。
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去过日本留学，镇压过辛亥革命，追剿过土匪白狼，参加过直皖大战，也曾在护法战争中击败南方联军。总之，这名北洋派的少壮军官是一名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悍将。
孙传芳当然也是直系门下，目前的职位是长江上游总司令。
1922年年底，孙传芳携同学周荫人兵发福建。他没有让领导失望，很快就打败了福建的皖系势力，将福建囊括于直系麾下，孙传芳凭借此功成为福建省军区司令。
溃败的皖系势力只好投奔浙江省军区司令卢永祥，毕竟大家都是皖系门下。
卢永祥十分高兴地接纳了福建的残兵败将，当即将自己的部队扩编至四个师一个混成旅，六万人左右的兵力。
一个省养六万人的军队，实在是有点过于膨胀。在没有实力当红花的时候，最好还是当绿叶，否则招人嫉妒。
果然，隔壁邻居——江苏省军区司令齐燮元不爽地跳了出来：兄弟，你搞军备竞赛，对我省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坚决抗议！如果你不放弃扩军，不从思想上深刻检讨自己这种背历史潮流而行的行为，我决不会放弃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权利！
其实这个家伙纯粹是妒忌，不安好心，他是直系的人马，而卢永祥是皖系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势力之一。齐燮元早就想把没有强大靠山的卢永祥吃掉，以把其治下的浙江、上海两地的丰厚商业税收给合法继承过来。
正愁没有好借口的时候，卢永祥自己送上门了。
齐燮元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领导曹锟和吴佩孚。
越是强大，越是拥有力量，就越是追求权力和财富，这是一条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路。
因此，分别拿财富和权力当快乐源泉的曹锟和吴佩孚迅速拍板决定：打吧！还给你安排一个好帮手——孙传芳。
江苏、福建一南一北刚好夹击浙江，天作之合，浙江顾头便不能顾尾，腹背受敌！
卢永祥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找帮手。于是便有了著名的“三公子会议”，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牵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配合，三个人代表三方势力，就反对直系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定下孙、张、卢三家一起反直的“三角协议”。
张作霖从东北发兵，牵制直系吴佩孚主力。
卢永祥以浙江一省对抗直系门下江苏、福建两省之兵。
孙中山从广东出发，发兵直系的另一块根据地江西，拿下江西之后从安徽借道进入江苏，直逼南京，包抄齐燮元的后路。
如果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不出问题的话，确实很有希望扳倒直系这个强大的敌人。
然而齐燮元、孙传芳并没有给“三角联盟”足够的准备时间。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打响。
对于卢永祥来说，孙传芳、齐燮元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卢永祥在拼死抵抗了一个月之后，非但自己被揍得满地找牙，也没有等来孙中山的援兵。孤立无援的卢永祥只能宣布下野，随后逃亡日本。
“三角协议”的效果貌似不大好，看来诚信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其实孙中山也不是故意失信，当时广东局势非常微妙，所以他不能按约出兵相助，下文会具体解释。
这一次孙传芳成了大赢家，一下当上了浙江、福建两省的军区司令，这为他后来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大吉利的是，孙传芳刚进杭州，著名景观雷峰塔就倒了，此事后来成为鲁迅笔下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的重要素材。
至于挑起战事的齐燮元先生，却只捞到了淞沪护军使（大概可以理解为上海市城防司令）的职位。虽然没能同时拿下浙江和上海实现双丰收，但也还算过得去。
广东方面食言，但东北的张作霖还是说话算话的，谁叫他报仇心切？
9月15日，张作霖只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老巢，带着参谋长杨宇霆、儿子张学良以及“五虎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率近二十万人马向关内进发，几乎倾巢而出！
“精虫总统”曹三爷和吴佩孚大惊，虽说他们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但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
没有办法，迎战吧！
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
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动员会议。
领导吴佩孚首先发言，阐述打倒张作霖的伟大意义，接着一帮手下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发对张作霖的唾弃之情，发誓坚决地忠实执行领导决定什么的。
有史料记载，轮到冯玉祥同志对着吴佩孚表决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虽然老吴同志心里直嘀咕：妈的！这小子会不会成二五仔？但他不是普通人，心里虽有想法，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让冯玉祥回到座位。
之后，吴佩孚对属下们的忠心和热情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总结陈词，认为此次动员会议是伟大的会议，是胜利的会议！
最后，吴佩孚宣布了军事安排。
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近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阻击张作霖。
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线出发。
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
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
三路大军以钳形包围之势夹击山海关，钳死张作霖！
看来，老吴果然不大放心冯玉祥，别看冯玉祥的第三军也是三路主力之一，实际上在老吴的计划里冯玉祥只是后备军而已。
从双方的出击路线来看，这一仗的主战场必定是在山海关。
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宽十五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不出所料，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
奉军主攻，直军主防。
没有前奏，也没有试探，战斗从开始的第一分钟便激烈异常。
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奉军主将先后带着精锐部队轮番冲阵，不计成本地投入敢死队、骑兵队、重炮团和空军，交叉使用人肉沙包、轻武器、重炮和飞机轰炸……总之，奉军豁出去了，不拿下山海关就不罢休。
直军士兵久经战阵，在悍将彭寿莘的指挥下，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筑碉堡，打黑炮，埋地雷，甚至还抓住机会打反击，忙了个半死。打到后来，直军实在忙不过来了，吴佩孚只好亲临前线指挥，带着直军的王牌第三师，充分发扬搏命精神，哪里的奉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打。
炮声，弹雨，爆炸，火光，烟雾，奉军的尸体不断增加，但冲击的浪潮持续不断，前面的士兵只要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便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部队冲锋。
直军也不好过，子弹嗖嗖地飞过，战壕里不断有士兵倒下，身边的士兵却根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天空中还不时地传来飞机的轰鸣，然后是成串的炸弹落下和飞机的低飞扫射，直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奉军的空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好在直军拥有进口的重型武器——高射炮可以还击，不至于让对方太过放肆。
眼见空中不占优势，吴佩孚便在海军上开动脑筋，打算让渤海舰队载陆军前往奉军后方，断掉奉军后路。想法很不错，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直军军舰无法起锚。
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双方在山海关主战场拼尽全力，死伤惨重，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
……
这场正在进行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算是彻底告别了之前军阀内战的“过家家”模式。唯一可惜的是，先进武器都是进口来的，用坏就没了。
就在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封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
留在北京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守老巢的直军参谋长张方严突然接到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
张方严想起了驻扎在古北口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的冯玉祥，于是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说：我方形势不妙，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恐怕就要完蛋（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希望你赶紧出兵，力挽狂澜！
冯玉祥本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张方严的电报来了，冯玉祥根据电报里的语气，判定吴佩孚一定不行了。于是，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给吴佩孚来了个釜底抽薪。
这一天是10月23日，此事件史称“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作霖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光投降的士兵就超过了三万人。
经此大败，吴佩孚倒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不慌不忙地率领残部边战边退，逃跑的效率很不错。只可惜冯玉祥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杀，甚至连一向胆小怕事的阎锡山都开始落井下石，派兵阻击吴佩孚的援军。
绵延不绝的群殴，逼得吴佩孚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往天津，逃到海上，才保住了老命。
就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成功复仇告终。
张方严先生的愚蠢，就像北美洲的那只蝴蝶，只扇动了一下翅膀，就断送了吴佩孚的大业。事后，那些残兵败将痛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先生扔到海里去喂王八。
吴佩孚虽然觉得张方严的情商很有问题，但还是拿出了领导干部的担当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摆摆手说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
吴佩孚在水上漂了半年多，在他最孤独、最落魄、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三个老关系户——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或许是有感于老上级的人品和过去的恩情，或许是希望吴佩孚这张抵挡奉军的优良挡箭牌能多撑两年，于是齐齐变身暖男，联名发了一封温情脉脉的电报给吴佩孚：大帅，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一如既往地跟随你身后……
这封暖心的电报让本就自信的吴佩孚对未来又多出了几分信心：我虽已不再英姿勃发，但我拥有不曾老去的雄心壮志和天才的军事才能，一次失利有何足惧，一切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
在三个老部下的支持下，劫后余生的吴佩孚来到湖北武汉，稳住颓势，开始了东山再起之路。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北京政变。
面对一直在战场上不倒的吴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难获胜，但他的对手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胜利，例如迂回战术。
这一次，执行此战术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是冯玉祥同志。作为直系后备军的冯玉祥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种主流说法。
其一，冯玉祥同志爱国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败统治不顺眼，于是出面力挽狂澜。
其二，孙中山派遣人士游说冯玉祥，请他为国为民，顾全大局。于是冯玉祥反戈一击。
其三，冯玉祥被张作霖收买了，为利出卖故主。
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为报当年直皖之战的一箭之仇在背后搞鬼。
仔细推敲史料后发现，这四种说法都不全对，但若是把它们合起来，那就贴近事情的真相了！
冯玉祥临阵倒戈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冯玉祥当年在直皖之战后实力突飞猛涨，引起了吴佩孚的警惕，自此，吴佩孚在军队编制和军费诸多方面全力打压冯玉祥，给冯玉祥穿起了各种款式的小鞋，让冯玉祥的日子比较难过。
冯玉祥因此对吴佩孚非常不满，这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根源。
因此等到直奉之战打响后，冯玉祥身为第三军总司令，工作态度却十分消极，完全没有跟张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然后他再赶上去踩一脚。
就在他观望之际，一些有想法的势力纷纷打起了他的主意。
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一个叫黄郛的人。
黄郛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现任的教育总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跟冯玉祥关系比较熟。
黄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段祺瑞派来的，代表他邀请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担心阎锡山、张作霖等人抄你后路什么的。段祺瑞已经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
冯玉祥动心了。
就在此刻，张作霖的代表也来了。
奉军作为进攻的一方，部队伤亡肯定大于防守的直军，张作霖焉能不急？当他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迟迟不动后，就知道这是个机会，于是派出代表过来讲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百万银元（张学良回忆说是五十万）的好处费。
与奉系的此番接触更是坚定了冯玉祥“倒直”的决心，既能赚取人情，也有钱拿，还可以报直系欺负自己的仇，那就干吧。
在动手之前，他需要想办法降低进军北京的风险。
于是，冯玉祥找来了两个帮手合伙经营这个“背后捅刀子”项目。
一个人叫胡景翼，另一个人叫孙岳。
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冯玉祥的老战友，兼冯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驻扎在北京附近。
孙岳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是冯玉祥的老战友。遥想当年“滦州兵谏”时，两个人还是下级军官。岁月如歌，时光似箭，冯玉祥发了不说，孙岳也坐上了北京警备副司令的位置，负责北京的城防，是冯玉祥能否顺利攻破北京的关键人物。
胡景翼、孙岳二人在得知冯玉祥的具体想法后，没有踟蹰犹豫，很是豪爽地拍板决定：好哥们儿必须讲义气，坚决力挺！
接下来，三个人确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计划和关键细节。
23日，北京政变发生。
回过头来看，这次政变有些扑朔迷离。
段祺瑞、张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参与，至于孙中山是否参与实在难说。虽然黄郛、胡景翼、孙岳都是曾经的同盟会会员，但当时都不是国民党员，很难说孙中山能号令他们，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
当然，冯玉祥此人确实跟一般的军阀大老粗不太一样，他生活作风正派、简朴，思想相对进步，有着稍显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滦州兵谏”的积极分子，还欣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从他在“北京政变”之后给自己的部队取的新名字“中华民国国民军”就可见一斑。
不管怎样，“北京政变”能够成功，冯玉祥功不可没。
成功把直系推向悬崖的冯玉祥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从“滦州兵谏”那会儿就想做却一直到今天还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
想干就干，待北京局势渐稳，冯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钟麟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杀气腾腾地来到紫禁城，要求溥仪必须在两小时内从紫禁城消失！
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错，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
溥仪先生果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钟麟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迁入了生父载沣居住的醇王府，过起了“平民”生活。
冯玉祥是解气了，可他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九·一八事变”后，高度“同情”和异常关注溥仪的日本军部把溥仪请到了东北，让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成为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工具，当然这是后话。
等冯玉祥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完成战场清扫工作的张作霖先生也来到了北京。
现在该如何收拾残局？尤其是对于由谁来执政的问题，张作霖和冯玉祥都很伤脑筋。
这就是合伙做生意的烦恼，远没有单干来得痛快。
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论资望都不够格做国家元首。好在这两人都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就没好意思毛遂自荐。
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两人决定请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
此人就是北洋大佬段祺瑞。毕竟段祺瑞在打败吴佩孚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而且全国各省的军区司令大都属于北洋系统，选一个北洋的老大哥出来可以服众。
在天津老家吃斋念佛的段祺瑞，收到请他出山的消息后，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老段同志的心境并没有修炼到位，远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
老段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也就没有来虚的，很愉快地接受了邀约。
但老段在出山前，还是提了两个要求。
一是停战。
段祺瑞不能让奉系消灭掉直系，因为这样不利于他搞平衡。出现太过强大的势力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
二是重新建设共和国。
这一点有些不太好理解，这里稍作解释。段祺瑞说这些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说明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总统、内阁、国会”的架构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觉得应该舍弃内阁和国会。
这两个要求对张作霖、冯玉祥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二人也就答应了他。
1924年11月，已经两鬓斑白的段祺瑞正式就任“临时执政”。
临时执政就是“重新建设共和国”方案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算是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这个名词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方讨论出来的结果，也算是对过去十三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终结。
段祺瑞在上任之后，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思考，决心烧两把猛火给众人瞧瞧，以此证明他段祺瑞是能干实事的人。
第一把火，废督裁兵。
这一次，纸面上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
既然张作霖表了态，其他各省军区司令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
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何区别？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门面功夫。
第二把火，“善后会议”。
段执政广邀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开会，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最好能把宪法搞出来。
那会儿不像现在，异地开会大都变成了旅游购物。当时与会的很多人还是诚心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就像孙中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