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
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
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
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
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
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
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
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
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
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
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
没弄错！
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
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
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
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
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
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
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
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
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
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
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
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
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
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
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
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
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
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
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
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
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
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
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
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
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
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
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
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
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
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
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
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
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
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
7岁那年，祖父病逝。
第二年，父亲逝世。
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
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
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
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
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
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
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
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
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
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
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
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
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
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
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
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
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
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
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
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
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
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
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
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
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
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
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
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他们陈家几十载。
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
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
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
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
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
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
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
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
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
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
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
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
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
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
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
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
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
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
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
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
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
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
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
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
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
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
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
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
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
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
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
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
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
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
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
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
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
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
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
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
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
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
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
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
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
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
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
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
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
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
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
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
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
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
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
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
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
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
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
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
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
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
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
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
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
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
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
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
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
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
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
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
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
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
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
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
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