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黄淮大平原上，麦子绿了黄、黄了绿，高粱绿了红、红了绿，年复一年，耕读传家的乡村生活，不但是历朝历代稳定的财富基石，更是华夏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根系。
然而，在13世纪，当只知战争掠夺是财富积累唯一途径的蒙古人征服了中原王朝后，自古至今少有变化的中国农耕文明遭遇到一场生死劫：他们携草原文明对农耕文明的颠覆方式，把养人的耕地变为养马的草原，然后用更多的战马发动更多的战争，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女人。
祥和而稳定的农耕文化被颠覆着，中华文明的生死存续经历着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
在这危急时刻，草原雄鹰——胸怀大志之帝王忽必烈，大胆用汉人、施汉法，以汉法治国，才使得中华文明延续，使蒙古帝国得以统治中原近百年。
忽必烈从小就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受到汉人的影响。“思大有为于天下！”他喜欢结交儒士和释道名流，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犹赞赏唐太宗李世民得天下治国家的业绩，因此在他的成长及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始终都有着汉文化的的影子。
在这方面，对他影响最大是汉人刘秉忠。
刘秉忠，名侃，字仲晦，曾任金国小吏，后弃职出家，与云海禅师一起入漠北讲道，被忽必烈留在身边，商议军国大事。刘秉忠博学多能，善于出谋划策，深受忽必烈重视。
忽必烈因刘秉忠的关系对汉族文化产生兴趣，之后招来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到王府。西京怀仁赵璧与刘秉忠同年入幕。忽必烈称他“秀才”，让自己的妻子亲自为他做衣服以示宠爱。忽必烈还让他学习蒙古语，翻译《大学衍义》（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作品，发挥《大学》思想，告诉封建皇帝如何治理国家），好为忽必烈讲说，马上帐中，常年不辍。赵璧又推荐了金朝状元王鹗。如此这般，忽必烈通过召见或者他人推荐，将许多儒生招致麾下。连隐居山林的大儒姚枢也被招来为忽必烈讲帝王之道，忽必烈的儿子真金甚至作为学生从姚枢授教。
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即大汗位，让忽必烈负责“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这给忽必烈一个检验汉儒学说的机会。
“子聪，你不是说‘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吗？这儿就有一个现成的，看看你们如何治理吧！”他叫来了这些汉儒们，把难题抛给了他们。
原来，漠南邢州地带是巴歹、乞失里黑两功臣的封地，1236年由窝阔台汗赐予，金时有居民八万余户，两功臣初受封时有百姓一万五千户，如今已经只剩五六百户了。他们束手无策，请忽必烈帮忙。
“纸上谈兵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你们说的办法好，真的有效果吗？那就试试吧。”他期待着这些汉儒们。
刘秉忠看出了他的疑虑。他从南到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今见家乡竟如此凋敝，不觉心内惨然。此处如此，天下之大，蒙古军铁蹄所到之处，不皆如此吗？如果再不实行汉法，那只能给老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蒙古帝国也必然会遭到更猛烈的反抗。如果邢州治理有成效，至少在这个胸有大志的王子身上，会找到推行汉法的希望。
机会就在这儿，忽必烈寻求治理邢州之策，这正是一个推行汉法，让汉人的法理在他思想中扎根的良机。于是，他对忽必烈说：“王爷，邢州原是贫僧的家乡，见到此情此景，贫僧异常难过。佛家说，普度众生，回头是岸。如此现状，要解决也不难。”
“不难？”忽必烈疑惑地问道，“子聪，快快说来听听！”
刘秉忠说道：“佛家说，万事皆有因果。要治理好这个地方，必须先弄明白这个地方凋敝的原因是什么。出家人不打狂语，恕贫僧直言，此处凋敝皆有蒙古军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掳人口尽为私奴；再加上巴歹、乞失里黑两位功臣在此，跑马圈地把大片良田毁做牧场，致使农户无地可种，执妻携子，四散逃亡，造成土地荒芜，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忽必烈喃喃地说：“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是蒙古人吗？”
刘秉忠答道：“是的，王爷，这是事实。俗话说，‘十里不同天，五里不同俗’。贫僧斗胆，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动辄屠城焚屋、纵兵劫掠，还美其名曰‘传统、权力’，那样的传统和权力也许在草原上可以行得通，可这里是中原！谁要想成为中原之主，就要按照中原的规矩行事！”
忽必烈点着头，忽然，他剑眉一挑，问道：“蒙古人和汉人不能和睦相处吗？”
“不！”刘秉忠打断他的话，说：“有和睦相处的，而且处得很好！”
忽必烈顿时来了兴趣，急切地问：“噢？你快说说，都是谁？”
刘秉忠说：“北魏是鲜卑人拓拔圭建立的，魏孝文帝为了与中原汉人和睦相处，不顾太子和守旧老臣反对，不但把国都从老家平城迁到内地洛阳，而且穿汉衣、说汉话、写汉字，甚至连姓也由拓拔改成了汉姓元。所以，后世又称他为魏孝文帝元宏。他的举动，博得了中原汉人的信任和拥戴，奠定了北魏一百五十年的基业呀！”
“喔！”忽必烈显得很激动，他很想马上就学魏孝文帝的样子，立即取得邢州，不，整个中华大地汉人的欢迎和拥戴呀！可是，他心里很清楚，现在不行，自己的权利和实力也就是仅仅有这块刚得来的封地，如果完全照搬拓跋珪这套，蒙哥汗不会答应，诸王不会答应。想到这里，他沮丧地说：“魏孝文帝的做法确实很好，很开明。可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如今我们的这个难题该如何办呢？”
刘秉忠洞悉忽必烈的难处，说：“现在当然不能那样办。眼下，我认为可以办两件事。”
忽必烈问：“哪两件？”
刘秉忠说：“一件是选贤任能。我们应广开幕府，招揽天下英才，随时能为王爷您量才使用。现在邢州之地，贫僧认为，非张耕、刘肃二人不可为之。王爷当责其克期见效，以作为四方效法的榜样，以使天下均受到恩赐。”
“好，这个不难，我即刻向蒙哥大汗奏报，选派张耕、刘肃前往。那，第二件是什么？”
刘秉忠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本固则国兴，历朝历代莫过于此。汉地以农耕为主，农耕是本中之本。所以，当务之急是轻徭役，减赋税，奖励农耕。不利于农桑耕织的事，比如毁良田做牧场啊……，绝不能再做了。治理汉地，应当用汉法，不能用治理蒙古部族的老办法，这样汉人容易接受，才不会出现惶恐不安的混乱局面。”
这次忽必烈没有说话。他低头沉思良久，然后担心地说：“采用汉法自然是好的，可是，蒙古王公贵戚、豪门元勋都来自漠北，习惯了多年沿用的老办法，让他们丢掉祖宗成法而用汉法，他们一定不会同意，肯定会竭力反对的。”
这时，姚枢插嘴对忽必烈说：“王爷，这事您不用担心，我们在下面已经议论过了，采用汉法是长远的目标，但不能操之过急，需一步一步慢慢来。眼下可以这样做，一方面继续实行祖宗旧法，一方面参照唐宋旧制，逐步变更，慢慢推行，使不合时宜的旧法越来越少，适合适宜的汉法新制越来越多。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蒙古人会渐渐习惯的。”
忽必烈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既不会激怒蒙哥大汗和亲王元勋，又能消除汉人对蒙古人的隔阂、仇恨，心中极为高兴，于是就说道：“好！就依你们说的办。”
姚枢却说：“王爷，此事还得请示蒙哥大汗恩准方能实行。这样一方面我们有大汗的支持，不怕这地方的蒙古贵族的扰乱；另一方面也堵上了一些在蒙哥大汗身边进谗言的人的嘴巴。”
“好！这个由郝经去办！”忽必烈吩咐道。
于是，郝经赶忙起草奏折，上报蒙古大汗。获得恩准后，他选派内侍脱兀脱、牧守张耕、尚书刘肃等人为政府安抚使前往邢州，“三人至邢，协心为治，洗涤蠹弊，革除贪暴。”结果去了不到一个月，当地户口就增加了十倍。这让忽必烈非常高兴，从此对儒生们和他们推行的汉法更加信任了。第二年，他又派杨惟中、赵璧、史天泽等，前往饱经战乱的河南各地去整治。过了一年，又派杨惟中、商挺等去治理关中。汉儒们的整治在河南和关中也获得了成功。
当然，忽必烈重用汉人、在汉地推行汉法的成功，使他在汉地中的声望迅速提高，也引起了蒙古贵族和朝中大臣等守旧势力的不满，蒙哥便以忽必烈患有脚病需要回家休息为由，解除了他的兵权。在汉儒们的策划下，他不但躲过了这场考验，反而有了指挥东路灭宋的指挥权。
1259年，蒙哥大汗逝世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在汉人的帮助下，1260年先发制人，在开平称汗，并且凭借着近十年经营漠南汉地所积聚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一举打败了另一个汗主——他的弟弟阿里不哥，确立了君临天下的绝对地位。
忽必烈成为唯一的蒙古大汗。忽必烈明白，如何建立一个既能保持蒙古之成法，又能适应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一整套国家机器是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完全采用汉化，做中国的皇帝，那势必要牺牲蒙古贵族和早先征服的部落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中原仅仅是大蒙元帝国的一小部分，他们又是最后被纳入版图的，而要让征服者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与文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被征服的汉人（北方人）、南人（南方汉人）的文化已远远超过了他们这些游牧民族。
但是忽必烈又明白，就是这一小部分，却代表着先进的文化，是蒙古帝国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自己要想在中原立住脚跟，要想创造出比成吉思汗还要宏伟的事业来，最终他还是要依靠这一小部分。因此，他便毫不犹豫地在建国之初就利用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
他又找到了那些推他到汗位上的汉儒们。
刘秉忠是第一个，忽必烈委托他：“凡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卿其议拟以奏。”
刘秉忠们立即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他们上采祖宗旧典，参以古代制度，结合现实需要，详细列出了条文上奏忽必烈。
首先采取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就是建立年号。蒙古人原以十二生肖纪年。成吉思汗建国后，历代大汗也没有用过年号，忽必烈采用了刘秉忠的建议，按照中原汉王朝的传统，称帝建年号。建立年号一事，是忽必烈意图按照中原王朝原有模式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构所迈出的第一步，既表示蒙古国继承中原王朝前代之定制，也表示蒙古统治者统一全国，实现“天下一家”的意志。1264年，他又下诏改燕京为中都，升开平为上都，并改元“至元”。至元八年，废蒙古国号，取《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之意，新建国号为“大元”，进一步表示要“统一天下”，实现“天下一家”的愿望。
第二点就是为建立稳固的政治地位，逐步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体例。许衡奏道：“自古立国，皆有规模。循而行之，则治功可期。……而堂堂天下，可无一定之说而妄为之哉？”他们借鉴宋、金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在地方上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形成沿用至今的行省制度。行省之下分路、府、州、县等各级政府机构。各级官吏“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改变了过去蒙古人无俸禄，依靠掠夺自给的传统。
第三点就是劝课农桑，发展经济。1261年，忽必烈建立劝农司，劝农司挑选农艺学上有造诣的人去帮助农民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土地。各地严禁蒙古贵族圈地毁田，相反，政府还鼓励垦荒，实行屯田、招抚流民、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轻徭减负、建立学校等，这些措施的施行，有力地促进了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到十年，就使中原部分地区得到初步治理，为忽必烈开动军事机器准备了充足的物质保障。
当然，作为一个蒙古人，忽必烈也知道，中原文化的汉正统思想，是不会轻易让一个外族统治的。李璮叛变、王文统的被诛，使忽必烈对汉儒们大为希望和警惕，也结束了他与汉儒的蜜月期，至死也没有大的恢复。
应该说，忽必烈用汉人施汉法汉化治国，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也保护了中原汉民族的文化没有被人为割断，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一些政策和措施譬如行省制度等，至今仍被沿用，这不能不说忽必烈的政治眼光的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