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赜在位期间，除了永明五年至六年（公元487年～488年）桓天生在南阳旧城起兵交结北魏，边境上闹过冲突外，一直维持“北方无战事”的状况。到了统治的最后一年，即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萧赜忽然下令在石头城修造三千辆战车，准备攻打丢失多年的淮北重镇彭城。
消息传到平城，宋国宗室刘昶几次面见孝文帝，向他哭诉，要求出兵南征，以雪前耻。孝文帝便在经武殿大会公卿，议论讨伐南齐的大计，并于淮、泗一带招兵买马，广积粮草。萧赜这边则以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随时准备抵御魏军入侵。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冲突却引发了北魏自上而下的“大革命”——迁都洛阳。
其实在迁都前一年的太和十六年，有一项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就很值得玩味：孝文帝召集群臣，讨论北魏政权的德运行次问题。
德运行次，或称五德终始说，是发端于战国阴阳家的学说，到了汉代以后成了封建帝王控制统治合法性的得力工具。简而言之，这套学说是指，每个朝代都有它所对应的德运，用五行之一来表示。改朝换代，说到底就是德运之间的相生相克。比如说两汉就是火德，魏、晋分别是土德和金德，对应的正是五行中火生土、土生金的原理，后来南朝接承东晋，以正统自居，当然也就自觉继承，宋是水德，齐是木德，等等。
问题出在北朝，西晋灭亡后，北方大乱，十六国中勉强像样点的政权，大概也就前后赵、前后燕、前后秦这几个。而这几个朝代的君主为了维护统治，也早给自己的德运对号入了座。石勒的后赵认为自己继承的是西晋政权，所以德运就是水德，慕容氏的燕国认为自己灭了后赵而称霸北方，所以遵从木德，苻坚灭前燕统一北方后，也把德运承接了过来，为火德。北魏前期的君主们认为拓跋氏起家靠的是前秦的大分裂，以前秦的当然继承者自居，德运应该算土德。中书监高闾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帝王都是以中原为正统，统治的善恶、长短是不计较的。所以就算桀、纣无道，周厉王、晋惠帝昏庸，也不能改变夏、商、周、晋等朝的正统地位。占据中原的皇朝自晋以后，就是赵、燕、秦这几朝，我们魏国继承秦国的火德，当然就是土德了。而且我们的国姓拓跋出于黄帝轩辕，黄帝也是土德，微臣以为我朝德运应为土德。”说的正是北魏建国以来的传统观点。
秘书丞李彪和著作郎崔光并不同意，他们说：“我们的始祖神元皇帝和晋武帝就有往来，桓帝、穆帝等又辅佐晋室，所以我朝的运祚其实承继的是司马氏的晋朝，赵、燕、秦那些朝代，局促一隅，哪有资格谈德运，咱们魏国怎么可以舍晋而为土德呢？”这席话的意思，就是利用曾被西晋封为代王的拓跋猗卢等人与晋朝的关系，将中间经历的小王朝全部视为谮伪（这也就是后来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的理论根本），以水德直接继承晋朝的金德。
辩论异常激烈，但李彪等人的观点调子高，逐渐赢得不少大臣的支持。孝文帝最后拍板，就这么办，魏国的德运改为水德。
德运这玩意虽说是些宣扬天命变换的鬼把戏，其中的内涵却能反映北魏不同时期的自我定位。遵奉土德，那就是以中原政权自居，继承的是西晋分崩离析后的大分裂局面，充其量也就是个割据王朝；遵奉水德就不同了，继承的是晋朝，而晋朝是沿袭汉、魏（曹魏）传下来的，是中华政权，比中原政权要高一个档次。孝文帝的决定说明，这个时候的北魏已自视为高举中华文化火炬的正统王朝，包括东晋在内的南朝政权的合法性都被否定。既然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系列彻底的汉化措施也就势在必行了。
首要任务是迁都。北方汉人认庙不认神，你把国都放在僻处北疆的平城，顶多就是个坐大了的胡人国家，只有定鼎河、洛，追随汉、晋那样的大一统王朝，才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然而迁都是大事儿，哪能说迁就迁，孝文帝深知鲜卑贵族们顽固守旧的特点，如若草率宣布迁都，肯定会招致强烈的反对，甚至会造成朝中的分裂，到头来还是不了了之。要做成大事，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萧赜北伐的传闻给了他契机，一条计谋在他心中酝酿成熟。这一天，他宴请群臣，忽然装作心血来潮，请身边的太常卿卜卦，一把算下来，碰上了易经六十四卦中的“革”卦。孝文帝激动地说：“这是好兆头，我们应该像‘汤、武革命’那样顺应天意，讨灭不臣！”
大臣们不知皇上今天发了什么神经想“干革命”，都不敢说话。孝文帝的堂叔、尚书任城王拓跋澄可看不下去了，他以为皇帝年轻气盛，考虑问题不周，劝道：“‘革’的意思是要变天，我大魏奄有中土，要征讨不臣，却碰上‘革’这么个卦象，恐怕不吉利吧。”
孝文帝脸色一沉：“社稷是朕的社稷，任城王你想动摇军心么？”
拓跋澄争辩道：“社稷诚然是陛下的社稷，但臣也是社稷之臣，岂可知危而不劝阻呢！”
孝文帝怒气未消，半天不说话，过了好久，才缓缓说了一句：“彼此各言其志，朕不计较了！”
群臣目睹这一幕，谁还敢开口发言？宴席结束，大家就无声无息地散去。孝文帝单单留下了拓跋澄，来到后室，轻声对他说：“刚才的事，叔父万勿计较！我的态度之所以那么严厉，就是吓唬一下而已，不想让文武百官来阻挠我的想法。实话实说，举兵南征是假，迁徙国都是真。现在的国都平城面对北方大敌（指柔然），是用武之地，而非文治之城。叔父你接受的也是儒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想要推行汉风汉俗，在平城这个地方是没前途的，只有把都城迁到中原去，才可以有所作为。叔父以为如何呢？”
拓跋澄恍然大悟，愁脸顿时成了笑脸，说：“陛下迁都中原，此乃周、汉兴盛的根本啊，我拓跋澄举双手赞成！”
孝文帝又说：“可是北方人的脾性你也知道，到时候闹起来，也不好收拾，你看怎么办？”
拓跋澄信心十足地答道：“迁都是非常之事，自非常人所能虑及。只要陛下打定主意，那些没远见的人能有什么作为！”
孝文帝大喜，夸赞道：“任城王真是朕的张子房啊！”
就这样，太和十七年的六月，孝文帝下诏亲征，并在黄河之上铺设浮桥，为大军渡河做好准备。看这架势，很多人都联想起曹操的赤壁之战和苻坚的淝水之战，生怕孝文帝再蹈覆辙，秘书监卢渊特意上表请求不要亲征。孝文帝不听，率领步骑三十万，从平城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方进发。
说起来也是天意，大军从平城渡过黄河抵达洛阳，一路上尽是小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北魏的将士一个个疲惫不堪，全无战心。在洛阳停留几天后，孝文帝又下令前军出发。大家根本就不愿意再走，纷纷懈怠起来。
孝文帝也不说话，自个儿穿上戎装，手执马鞭，跳上战马，就要出城去。抱怨不已的大臣们见此情景可傻了眼了，莫非皇上真的疯了么？他们赶紧追上前去，围在孝文帝的马头，呼啦啦跪倒一大片。
孝文帝故作惊讶状，问道：“大军将进，你们这算是什么意思？”
尚书李冲等人说：“今日南征之举，天下人所不愿，唯独陛下一意孤行；陛下孤身出行，到底想去哪里？臣等知道劝不住陛下，现在只好以死相争！”
孝文帝大怒，说：“朕正要一统天下，你们几个儒生，怎么这么不懂事，真是坏朕大事。再要说话，休怪朕的刀剑不客气了！”说着一挥鞭，冲出重围，就要继续往前走。
安定王拓跋休等老一辈宗室吓坏了，抱住孝文帝的马匹就放声大哭。泣声惨烈，孝文帝的戏也不忍心再演下去了，他叹了口气，对眼前的众人说：“哎，这次兴师动众，如果就这么半途而废，一无所成，如何向后人交待呢？要么这样吧，朕世居北方，既然不南征了，那就把国都迁到这里，你们看如何啊？”
一群人还在犹豫，孝文帝装起不耐烦的样子，说：“啰里啰唆，成何体统，同意迁都的站在朕左手边，不同意的站在右手边。”
话音刚落，拓跋澄就领着不少大臣跑到了孝文帝的左手边，但拓跋休等几个人还是老大不愿意地挪到了右边。
南安王拓跋桢乘机进言：“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陛下只要停止南下，迁都洛阳，就是臣等之愿，苍生之幸！”
孝文帝哈哈大笑，群臣高呼“万岁”，几个守旧人士明白胳膊拗不过大腿，又怕孝文帝南征，只好听从孝文帝的命令，一起商议迁都的事宜。
李冲建议孝文帝先回平城，等下面的人准备停当，再搬到洛阳来。孝文帝笑道：“无妨。朕将巡行各州各郡，在邺城等地驻留一段时间，这个节骨眼上不宜马上回平城。”
他命拓跋澄打头阵，先返回平城，对留守的官员们做思想工作，组织他们迁都。临行时勉励他说：“今日之事，才正应了那个‘革’卦，王爷努力为之！”
孝文帝在邺城呆了半年，才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回平城，说服为数不多的老古董们。
燕州刺史穆罴说：“如今四方未定，不宜迁都，而且到了河南那边，可就没马了，怎么打胜仗啊？”
孝文帝说：“我们去了洛阳，又不是放弃燕、代了，把这里改成专用的马场，不是更好吗？何愁没有马呢。而且平城这个地方在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啊。”言语间自己俨然中原帝王的样子。
尚书于果又说：“臣明白平城没洛阳那边好，可是先帝创业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安居乐业，一旦南迁，大家一定不会开心呢。”
孝文帝说：“称霸天下者，以四海为家。咱们的远祖，僻处漠北，当年昭成帝（拓跋什翼犍）迁都盛乐，道武帝（拓跋珪）又迁都平城，这迁都的事情也不止做过一次。朕为何就不能迁呢？”
大臣们实在争不出什么道理了，只好嘀咕道：“迁都大事，应当卜个卦算算吉凶。”
孝文帝不以为然：“卜卦是要圣人来做的，我们今天没有圣人。更何况卜卦用来决疑，迁都之事，无疑可言，不必再卜了。”
话说到这份儿上，异议也没市场了，孝文帝终于凭借智慧与舌辩，完成了迁都洛阳城的这项壮举。中华文明兴盛的新一轮曙光，在洛阳宫殿的檐角之间，隐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