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烂人刘骏同时期的北魏皇帝拓跋濬，虽然知名度不高，在北魏历史上却是位相当重要的皇帝。在我看来，南北朝北强南弱的局面的最终形成，正是在拓跋濬时期。有趣的是，他在位期间对外用兵的次数非常之少，对南朝宋国勉强算有三次小规模的边境接触战，对柔然用过一次兵，其他都是些小打小闹的平叛活动。军事力量的对比，最终体现的是综合实力的对比，拓跋濬一朝所起的作用，就是积累实力。
拓跋濬即位时摆在他面前的北魏帝国，形势很窘迫。拓跋焘末期连年用兵，国库亏空严重，地方上各族之间的矛盾也很大。拓跋濬是先皇嫡孙，皇位本不该有什么争议，但由于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稳固。年轻的拓跋濬刚一上台，拥立有功的骠骑大将军拓跋寿乐与尚书令长孙渴侯就因为争权，把朝中搞得乌烟瘴气。拓跋濬果断地将这两人赐死，稳住了朝政。不久，他又暗中诛杀了两个叔叔拓跋谭和拓跋建。关于这一点，《魏书》里语焉不详，只说这两位王爷薨于同日。不过有线索表明这两人可能也参与了废立活动，为了防患于未然，拓跋濬先下了手，行迹还算机密，没有波及其他人员。（宫廷政变每每引发大规模的杀戮，最坏情况是像刘宋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打出手，北魏的这次在拓跋濬的处理之下勉强挺过了危机。）
北魏境内的零星叛乱依然不断。第二年，长安的征西大将军、永昌王拓跋仁等人又造反，失败后自杀。拓跋濬势单力薄，当务之急是提拔一批他能够充分信赖的官员，支持他的源贺、陆丽等人自不必说，都被晋爵为王。这还不够，毕竟这些鲜卑人打仗厉害，搞政治决策，统治华北地区还欠缺能力，他选用了许多汉人儒生补充他的决策层。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耿直忠诚的高允。
高允一直为拓跋濬的父亲拓跋晃出谋划策，是几代下来的老臣了，拥立拓跋濬他也有功劳。但是拓跋濬不知为何并没有给他升官，高允也缄口不言，还做他的著作郎。前文说过，拓跋焘大杀以崔浩为首的史官，唯独高允侥幸未死。魏国的著史机构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拓跋濬让高允牵头，在和平元年（公元460年）重新恢复了史官。
有好事之徒劝拓跋濬大修宫室，高允进谏说：“臣听说太祖皇帝（即拓跋珪）平定天下，才在都城修建了宫殿。当时的营造工作，无不是在农闲时节进行的。如今我们建国已久，宫室齐备，永安前殿（即正殿）足以会见天下众臣，西堂温室（即内宫）足以安置圣驾，高台楼阁也足以观望远近。若是要修建更壮丽的宫殿，应该放慢速度，不可仓促而行。采集材料搬运土石的杂役就要两万人，加之老小供饷，这么着也得四万人，半年建完。古人说得好：‘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且发动几万人，损失可谓巨大。希望陛下仔细思量。”拓跋濬很敬重这位老臣，听从了他的意见，不再大兴土木。
高允说话直，有时并不考虑听者的立场和心情，乃至拓跋濬也经常受不了他。拓跋濬并不责罚他，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让左右把他给扶出去。高允锲而不舍，又跑回来要求再见拓跋濬。拓跋濬拗不过，也知道他是好意，就屏退左右，与他单独面谈，对他推心置腹。
有一次，拓跋濬感慨地对群臣说：“君主与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了错误，做儿子的怎能不当面指出呢？你们啊，应该学学高允，他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了错误，他常能正面直言，即使是朕不爱听的话，他也敢侃侃而谈，绝不避就。你们这些人在朕左右多年，从来听不到一句正经话，只顺着朕的意思吹捧，乘着朕高兴的时候求官乞职。说得不好听点，你们每天的工作不过是在朕身边站站而已，如此都能做到王公，而高允呢，他用写史的笔匡扶国家，才不过是个著作郎，你们难道不觉得自愧吗？”于是他下令把高允提升为中书令。
这时司徒陆丽进言道：“高允虽然深蒙陛下宠待，但他家境贫寒，妻子儿女都无以为生。”
拓跋濬生气地说：“你怎么不早说，今天看朕提拔他了才说是吧！”当时就带领群臣一同前往高允家中探视。
高允毫无准备，当然是“原样奉呈”在皇帝面前。拓跋濬几乎不相信眼前的景象，这位朝廷大员的住宅居然只是茅草盖顶、几间平房，再无其他漂亮的建筑了。走进屋中，只见炕上堆的是麻布被子、粗陋棉袄，厨房里也只剩一些咸菜。拓跋濬对众人叹道：“自古以来清贫之人，恐也莫过于此啊！”便赐他丝帛五百匹、粮食一千斛，并任命他的长子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即刻上任。高允多次上表推让，拓跋濬根本不理他，并且更加重视高允，对他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令公”。皇帝起了头，其他人有样学样，从此“令公”美名，远播四海。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高允的时代，北魏还是实行百官无禄制的，一般官吏有家产的还好办，否则就必须另找谋生手段，才能养家糊口，这也是北魏初期官吏多贪的原因之一（其实即使是高俸禄，高待遇，又何尝不是贪者居多呢）。高允家里穷，所以一直让自己的儿子们上山砍柴，用以自给。这样一位清到根子上的官员，没有人会不肃然起敬吧。
高允在南北朝时期是寿命极长的一位，他从拓跋焘时起就受召为官，一直活到拓跋濬的孙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文帝元宏在位时期，屡次告老还乡而不得，享寿九十八岁而终。所谓“无欲者长存”，高允的一生正是最好的注脚。
对于各地官员，拓跋濬的措施是对治理的成果进行考核，强调赏罚分明；对于平民百姓，他也很愿意搞“形象工程”，每年都要下到地方上去观察了解风土人情，多次下诏减轻免除不必要的赋税和徭役。就这些举动而言，他几乎不像是出生于戎马大漠的鲜卑部族，倒更像一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汉人皇帝。
太安元年（公元455年），他派遣尚书穆伏真等人巡行各地州郡，下诏明确指出巡查的目的：
“农不垦殖，田亩多荒，则徭役不时，废于力也；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匮于财也；闾里空虚，民多流散，则绥导无方，疏于恩也；盗贼公行，劫夺不息，则威禁不设，失于刑也；众谤并兴，大小嗟怨，善人隐伏，佞邪当途，则为法混淆，昏于政也。”
不管是地方上出现哪种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当地官员的渎职与疏忽，需要惩罚、罢黜，甚至处死；各方面都符合标准的，执政优异，予以褒奖。同时地方上有冤屈的，有罪行的，可以向巡查申诉；如果巡查收受贿赂，断察不平，则可以上诉到皇帝这里来，严厉杜绝官官相护的现象。巡查的效果不错，扫除了不少地方上的积弊。
北魏在拓跋濬的治理下从起初的一片萧条渐渐转向兴旺。最明显的一点变化，是头几年各地零星的叛乱活动，到其统治后期几乎绝迹了。为了进一步缓和矛盾，安抚广大人民群众，拓跋濬恢复了被拓跋焘取缔的佛教，信佛的人当然是开心得不得了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历的破坏算是最多的，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每次倒下之后的重建，反而比以前更加兴旺发达，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复佛后的第二年，拓跋濬骑马出巡，忽然一头撞上一名和尚。和尚害怕，连呼“罪过”。拓跋濬喝退上去抓人的左右侍从，对他笑道：“此乃吾马识善人，哈哈！”他认定这是上天要他结识的牛和尚，便把和尚迎入宫中，奉以师礼。
这名和尚的确是个高僧，他法名昙曜，因为听说皇帝开禁，所以就恢复身份，从中山赶往京城。拓跋濬喜欢听讲佛法，常召昙曜入宫详谈，说到激动处，自然动了心。在昙曜的鼓动下，他仿效敦煌的莫高窟，在平城西面的武州塞（今山西左云至大同西）凿山开窟，一共五窟，分别镌建一尊佛像，这便是今日大同云岗石窟的前身——昙曜五窟。自此以后北朝佛教日益兴盛，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国家。
拓跋濬在位十四年，是北魏一朝正中间的十四年。北魏没有中宗，若把这个庙号授予给拓跋濬也不过分（他本人的庙号是高宗）。在他去世的时候，北魏制度完善和全面汉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他的皇后冯氏与长孙元宏日后的作为，实际上正是完成了他生前所未竟之事。这些后话，我们留待第三部《明主昏君》中，再细细展开。